洪惠風／從英國歷史談國民醫療權

「國家到底是什麼？哪些基本人權，是國家應該提供的？」

醫療權是國家該負責的嗎？居住權呢？國家該提供人民最基本的住宿空間嗎？這些問題，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立國理念，而有不同做法。

英國人在二戰期間，開始了醫療改革，決定國民的「醫療權」是國家應負擔的責任，他們在倫敦奧運中炫耀了這項成就，卻引起爭議。

2012年的奧運開幕式中，英國人吹噓了他們在各個領域上光榮的歷史，其中一部分，是醫療。

表演呈現了英國人在醫療上的成就，其中有南丁格爾領導的護理制度、有在發明心電圖的貢獻（心電圖機最後還是靠荷蘭的愛恩合分Willem Einthoven的臨門一腳），最後由接受了小飛俠彼得潘的全部版權、歐洲最大的兒童醫院GOSH（倫敦大奧蒙德街醫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作為轉接，帶出了下一段主題──兒童文學。而兒童文學的一開始，也是從小飛俠彼得潘故事中，孩子們躲在被窩用手電筒看書的梗帶出來。

在這個全球矚目的奧運舞台，表演爭議最大的部分，就是國家健康服務體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它的功能褒貶互見，最諷刺的是，在奧運後沒幾年，英國就發生了全球矚目的醫師大罷工。當NHS被搬上2012年奧運的舞台時，美國的媒體大加撻伐，英國自己的媒體《Daily Mail》也有意見，它說「把那麼多病床搬到開幕式，時間還那麼長，明明就不是在歌頌勤勞辛苦的護士們，而是在表達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左派宣傳』」。導過「貧民百萬富翁」的奧運開幕式導演博伊爾，好像在跟楊志良前署長的「醫療還是左一點好」的言論相互唱和。

二戰前，英國的醫療體系基本上有三塊：私人系統、市立系統、慈善系統。在戰後的1948年，英國創立了國家健康服務體系，它主要的理念，是把醫療看成跟「消防隊、警察局、學校」一樣，當成由國家來支付費用的系統，這種觀念在當年是非常激進的想法。

二戰期間，共產主義思潮衝擊全球，也影響了英國政治人物。英國勞工黨副主席葛林伍得（Arthur Greenwood）規畫了戰後英國的重建，他成功說服內閣接受畢佛瑞吉報告（Beverage report），把醫療改革當做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照顧計畫中的一部分。

受命的衛生部部長貝凡Aneurin Bevin，戰後成功達成了這項艱難的任務，把原來的三大體系轉成了國家體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成功建立了家庭醫師制度，這個制度把所有英國人民，都指派給某一特定的家庭醫師，這個家庭醫師是病人進入醫療系統的窗口。簡單來講，就是每一位英國公民，經過家庭醫師的把關，才能享有基本的免費醫療權利。

在推動這個新制度之初，遭到醫師們的強大反彈，貝凡使用了許多手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成立顧問醫師（Consultant）制度，當家庭醫師需要時，可以轉診給顧問醫師。貝凡化解阻力後得意的說「我把他們（指的是醫師們）的嘴都塞滿了黃金」（I stuffed their mouths with gold.），並且也在1948年曼徹斯特的公園醫院演講中表示「我們現在是全世界道德的領袖」。（We now have the moral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今天，台灣的醫療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想轉往家庭醫師制度的話，這些歷史，這些手段，都不能不知，不是說我們要照著做，而是要了解其中複雜的人性與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