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9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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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不只是勞雇關係，「社會參與照顧」應被重視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外籍看護」。一位社工學者在安寧病房看到病人過世時，照顧病人多年的外籍看護真情流露的落淚，使她忍不住寫出這篇「家庭看護工的悲傷情緒何處投遞」；接著醫病平台的共同發起人寫出他們夫婦對外籍看護的感激與懷念；也很榮幸邀請到對這議題關心多年的學者就其專業與我們分享國內（台北市）與國外（以色列）對「國際移工」的研究與政策。我們也在此呼籲國人尊重善待這些遠道來幫忙照顧我們家人的無名英雄。依據聯合國的調查，自1990年至2017年間，國際移工從一億五千三百萬人成長至二億五千八百萬人，這現象不僅與已開發國家的勞動力遷移政策鬆綁高度相關，亦牽動勞動力輸入國的勞雇關係(Wright & Clibborn, 2019)。許多研究指出，移工的增加與老人人口的照顧需求之間的連動關係，特別是強調在地老化取向的國家；換言之，當衰弱或失能的老人無法自我照顧，做簡單的家務整理時，或是因嚴重認知功能障礙、生理或心理限制，致使其高度需要持續的保護性看視，而家庭因規模縮小或地理限制等因素，成員無法或無力提供協助時，對於居家照顧服務的需求因而提高(Ayalon, 2010b; Ayalon, Levey, & Rotstein, 2014; Houser, Gibson, & Redfoor, 2010)。但相對低薪、缺乏福利保障、長工時以及低職業聲望的工作型態難以吸引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投入，許多已開發國家轉而運用移工來滿足此一照顧人力落差；且當失能老人繼續居住在家中時，居住在家內的照顧移工（live-in migrant caregivers）的聘僱就成為家庭主要選項，例如以色列、加拿大與義大利等國(Chiatti et al., 2013; Cohen-Mansfield, 2017, 2019; Cohen-Mansfield, Garms-Homolove, & Bentwich, 2013)。臺灣亦是如此(Chen, 2016; 陳正芬, 2011a, 2011b)。然而，當移工進入家戶，家庭照顧移工不僅被期待提供日常生活照顧（ADLS 與IADLs）與部分家務協助，亦包括其他項目，例如與照顧接受者之間的建立感情，保持友善關係，陪同散步、一起看電視、郊遊，或與其他照顧接受者進行娛樂活動等。以色列是一運用大量家庭外籍看護工滿足失能老人照顧需求的國家，依據政府推估，將近68% 符合失能等級評估的老人當中，高達68%已聘僱照顧移工。該國多位學者積極探討家庭看護移工在照顧服務面向的關鍵議題。以色列籍學者Ayalon (2009)以類家人互動（family-like interactions）形容，Cohen-Mansfield (2019)則以社會參與照顧（social engagement care, SEC）稱之，該類照顧包括虛弱或失能老人的情感、社會與活動需求的服務提供，包括情感支持、社會接觸、身體與休閒活動，與僅是工具性或日常生活照顧有所區隔Cohen-mansfield and Golander (2021)最新的研究是結果是運用結構式問卷，於2013年至2014年間調查116位家庭看護工的工作滿意度與負荷狀況。廻歸分析發現移工的工作特質，即照顧接受者的失能等級，以及其與移工的關係兩個因素，確認「移工與照顧接受者之間的關係」（註）非常重要，建議未來研究可立基於照顧移工與照顧接受者雙方觀點進行工作滿意度與負荷之相關研究。再者，照顧接受者的失能程度亦影響照顧移工的負荷，失能涵蓋身體與心理面向，而這研究與Ayalon (2010a)發現患有失智症者的照顧移工離職傾向較高的發現一致，建議應對提供重度或失智症患者的照顧移工提供身體與心理面向的協助。該研究亦提醒，雖然照顧接受者的失能程度無法改變，但照顧移工的就業狀況，以及其與老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改變；若透過語言課程，充分的文化與個人背景資訊的提供，應有助於照顧移工溝通能力的提升，改善雙方的關係；此外，亦應著重於提升對家庭成員與照顧移工的諮詢與支持服務的可及性。值得臺灣借鏡的是，有鑑於移工來自不同國家，宗教、文化與口語溝通能力各異，以色列在1988年開始發展由社會工作人員協助照顧移工整合進入老人服務的方案，社會工作人員被賦予三項主要任務：(1)以個人或家庭照顧有困難的老人為對象；(2)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質；(3)發展老人人口所需的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包括將家庭照顧移工與上述系統的整合。Ayalon (2011)立基於此創新方案，探討社工人員對於聘僱移工提供老人照顧的家庭服務成效，發現移工與照顧接受者雙方因上述各面向差異而存有內生性緊張關係，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提供家戶在聘僱移工之前更多的準備協助。再者，該研究發現老年照顧接受者與家庭成員對移工是否為家庭成員的觀點不一致，Ayalon認為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相較於家庭成員，老人照顧接受者與移工相處時間相對較長，傾向將移工視為家人；而當其家庭成員允許移工進入家戶後，其原有地位與角色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變，致使對移工的觀點較為保留。且相較過去研究排除認知功能障礙者的觀點，本研究納入認知功能障礙老人對此照顧安排的滿意度，發現認知功能障礙程度較高老人對其照顧成員表達較高的滿意度，此與之前的質性研究發現一致，家庭成員經常無視移工在照顧認知功能障礙老人過程中的抱怨，但身為照顧服務直接提供者的移工卻是需要直接處理此一議題，而此協助是有被照顧接受者接納與感受。以色列與臺灣一樣，都有專為移工設立的服務專線，但專線功能同樣侷限於移工的工作條件，特別是涉及法律相關部分。如何在適當的時間，引進正式服務與資源，從照顧需求面來協助家庭照顧移工與照顧接受者，讓同屬易受傷害群族的移工與照顧接受者皆獲得適當的協助，乃是當務之急。臺北市之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居全國之冠，臺北市勞動力重建處貴處為協助聘僱移工之市民家庭調適照顧重擔，2019年全國首創「聘僱移工家庭安心支持計畫」，以臺北市中山區、大同區為試辦區域，透過專業團隊偕同通譯組成工作團隊進行家庭訪視，由受託單位的社工替代原外籍勞工訪查員，在移工進入家戶二個月之內，由社工與通譯約訪移工、雇主與照顧接受者三方，進行關懷訪視，輔導家庭盤點及運用現有資源，另透過通譯緩和彼此文化、生活習慣等落差造成之問題。與過往勞動部僅要求地方政府依據「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現場訪察了解移工工作、居住現況等生活照顧管理事項進行查核的單面向有極大差異。綜言之，家庭外籍看護工與工廠移工在工作對象與場域上有極大差異，並非僅是單純勞雇關係。理解與肯定家庭外籍看護提供的社會參與照顧，並提供其在照顧工作過程所需的支持服務，乃是臺灣社會此階段的重要課題。註：移工與老人之間的關係測量題目出自Lyonette and Yardley (2013)設計的老人照顧關係量表，共14題，以李克特Likert五等級測量，題目如：「我總是需要陪伴在老人身邊」與「老人可能非常頑固」等。參考文獻：Ayalon, Liat. (2009). Family and family-like interactions in households with round-the-clock paid foreign carers in Israel. Aging & Society, 29, 671-686. Ayalon, Liat. (2010a). Intention to Leave the Job Among Live-In Foreign Home Care Workers in Israel. Home Health Care Services Quarterlt, 29(1), 22-36. Ayalon, Liat. (2010b). The perspectives of older recipient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round -the-clock foreign home care workers regarding elder mistreatment. Aging & Mental Health, 14(4), 411-415. Ayalon, Liat. (2011). Examining satisfaction with live-in foreign home care in Isra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re recipient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foreign home care workers. Aging & Mental Health, 15(3), 376-384. Ayalon, Liat, Levey, S., & Rotstein, Arie. (2014). Who Will Take Care of Me?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Future Long-Term Care Need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Israelis. Seniors Housing & Care Journal, 22, 43-58. Chen, C. C. (2016). Insiders and outsiders: Policy and care workers in Taiwan’s long-term care system. Ageing & Society, 36(10), 2090-2116. Chiatti, Carlos, Rosa, Mirko Di, Melchiorre, Gabriella, Manzoli, Lamberto, Rimland, Joseph M., & Lamura, Giovanni. (2013). Migrant care workers as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caregiver burden: results from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EUROFAMCARE study in Italy. Aging & Mental Health, 17(5), 609-614. Cohen-Mansfield, Jiska. (2017). Recmmended Vs. reported conditions & current satififaction levels among migrant caregivers in Israel. Journal of Popualation Aging, 10, 363-383. Cohen-Mansfield, Jiska. (2019). Social engagement care for frail older persons: Desire for It and provision by live-in caregiver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74(6), 1062-1071. Cohen-Mansfield, Jiska, Garms-Homolove, V., & Bentwich, M. (2013). Migrant Home Attendants: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in 7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 e30-e39. Cohen-mansfield, Jiska, & Golander, Hava. (2021). Predictors of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burden/burnout and job satification when careing for frail older persons in Israel. Journal of Gerontolog: Social Sciences, 1-10. Houser, A., Gibson, M. J., & Redfoor, D. L. (2010). Trends in family caregiving and paid home care for olde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ong-Term Care Survey.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aarp.org/rgcenter/ppi/ltc/2010-09-caregiving.pdfLyonette, C., & Yardley, L. (2013). The influence on carer wellbeing of motivations to care for older peo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re recipient. Ageing and society, 23(4), 487-506. Wright, Chris F., & Clibborn, Stephen. (2019). Migrant labour and low-quality work: A persist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Relations, 6(2), 157-175. 陳正芬. (2011a). 管理或剝削？家庭外籍看護工雇主的生存之道.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89-155. 陳正芬. (2011b). 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體系：照顧服務員國際與品質的抉擇岔路.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38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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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長照、移工、治療室裡的笑顏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外籍看護」。一位社工學者在安寧病房看到病人過世時，照顧病人多年的外籍看護真情流露的落淚，使她忍不住寫出這篇「家庭看護工的悲傷情緒何處投遞」；接著醫病平台的共同發起人寫出他們夫婦對外籍看護的感激與懷念；也很榮幸邀請到對這議題關心多年的學者就其專業與我們分享國內（台北市）與國外（以色列）對「國際移工」的研究與政策。我們也在此呼籲國人尊重善待這些遠道來幫忙照顧我們家人的無名英雄。2016年的夏天，我們發起建構一個醫病之間和諧的平台時，筆者曾提到長照，與來自東南亞的移工，給予我們的幫助：「即使我們的長照制度實施了，但若抽離了這些辛勞、甚至犧牲青春的赤道天使，醫病雙方和社會都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一些病家也可能就會崩解」。然而，等到我們在第二位印尼看護妮蘭要回國，新的越南移工未到之前的這段近兩個月空窗期，我才真正領受到：抽離了這些南洋小天使，我們是何等的失恃與無助，或許也是我平時太過依賴她們了。內人因多囊性器官感染須定時注射抗生素，醫師為她裝設人工血管(Port-A)，以免除每次打針的痛苦，而居家的醫療照顧，就都交給了這些靈巧的南洋女孩。我後悔當初在醫院，護理師嚴格訓練她們如何打針時，自己沒仔細旁聽學習，以致沒有了她們就手足無措。在我一時找不到短期護理時，最後只能親自「下海」，請妮蘭在回國之前，每天教我打針，內人也同時從旁督導。妮蘭難得當起小老師，教我比當初教她的護理師還嚴格得多。妮蘭回國之後，我獨當一面，這才知道當家庭護理比我指揮歌劇難得多，我只要一棒在手，整個管絃樂團、演唱家、合唱團和舞者，以及舞台藝術人員都會跟著動起來，現在要做到「無菌注射」，得謹慎消毒、觀看針管是否暢通回血，還有控制點滴的速度……整個程序馬虎不得。但內人一直安慰我不用太緊張。妮蘭走後第一個週三，我們在醫院的內科治療室，為我內人換Port A 的角針。護理師為了消毒皮膚，要我幫忙把內人的右邊胸衣拉低一點，我很快地照做了。但這位機警的護理師突然略有所思的抬頭問我：「您是她的什麼人嗎？」我說：「26歲時我是她的朋友，28歲後我是她的先生，80歲之後我是她的先生，也是朋友！」內人和治療室的一些人都笑開來，護理師就瞬間把角針蚻入Port A的入口，內人竟忘了刺痛！這些前後遠道來幫助我們的移工，年紀都很輕。六年前，第一次跨進我們家的印尼女孩，叫做溫達，她小小的個子，相對於我內人較大的身材，有點不太搭配，她看出我的顧慮，就說：「我會做事，我有力量。」溫達的機謹和自信，讓我們印象深刻。早先在白色恐怖晚期，兒女與我們分住台美日三地。三年前，內人提議一起到東京作個家庭聚會。我們把內人的注射劑和針筒隨身帶，航空的櫃臺小姐細問沙林食鹽水和藥劑，我也詳加說明，這時溫達二話不說，就把臺大開的病歷證明書亮出來，很快就過關。在東京次日，我們一起去鎌倉看大佛，氣溫乍降，天正飄著細雨，溫達下車就馬上到記念品店，買了一件透明雨衣給內人穿上，但沒買到手套，她回過頭想了想，就去買了一雙中型的襪子，給內人充當手套保暖。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用英文和那日本店員溝通的，而我雖知道德文的手套叫做手鞋（Handschuhe），卻沒能想到溫達這麼能變通！這麼聰明的女孩，在來我們家之前，她去過三個地方當幫傭，新店一家沒讓她吃飽，移到板橋環境也很糟糕，到了九份還差點被老雇主嗑藥的兒子破門性侵。有一天，她在彰化當漁工的叔叔遇海難身亡了。她和妹妹去太平間看了叔叔被冰凍的身體，回來後仍覺得自己很冷和恐懼。那晚，內人就叫溫達睡在她身邊直到到天亮。這一切，才讓我深深體認到：一個國家的政府若無法確保自己國民的福祉與安危時，是多麼的嚴重。溫達九年來辛苦工作，積蓄下了一些錢，足以讓她資助大弟弟讀書，去進修英文，最後考上一艘義大利郵輪的服務生，收入很好。弟弟上船工作時，她從台灣買了一雙新皮鞋給他風光上任。然後，她又在她父母附近買了一塊地，準備和愛人結婚。她有空就自己用筆紙規畫著房子隔間的佈局，我們看到一個女孩，正一針一線地在編織著自己未來的幸福。 溫達離台前，我和內人陪她到前敦南的誠品，買了一些裁縫的工具書籍和東西方服裝歷史圖像，作為餞別禮物。她說她愛好編織，但沒錢上服裝設計學校，這些工具書她說看就可以自學，受益很大。溫達回印尼之後，結了婚，也在她自己的住家成立了一個服飾設計工作室，她自創品牌作網購行銷。幾個月後，她寄來給內人一個手提袋成品，色調造形都十分精美。第二次她傳來了一個更是令人驚喜的影像，一個大眼睛的可愛女嬰 ! 但我端詳之餘，卻有種淡淡的愁感，想到印尼政府如果不能提升國民的生活水準，那麼二十幾年後，這女嬰是否又得像她母親一樣，離家背井到國外去做移工當幫傭……我們的第二位移工妮蘭也是來自印尼，她沒溫達那般靈巧，但後來居家護理照顧也做得很好，她的先生也在南方澳當漁工，新婚六個月就分別來台工作，每當她先生漁船回港或進基隆港避颱風，我們就讓她去會她先生，經常是過一個晚上才回來。妮蘭未作滿三年，就決定和她先生一起回印尼。如前所述：臨行前兩週，她每天盯著我，教會了我如何為內人的人工血管作無菌注射。現在來幫我們的，是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孩，她的越南名字不好念，我們就叫她做蘇姍。醫院問我們須不須要教她學作居家護理工作，結果她一看我操作就會了，因為她曾在老人院工作三年，天天都在協助護理師作打針的工作。但蘇姍個性沉靜，經常壓低著聲音在看手機，有鄰居叫我們須限定她用手機的時間，但我們不覺得她會因此影響到正務工作。後來我們知道蘇姍大都是用手機在和家裡的兩個女兒通話，大的八歲，小的才五歲，越南是她的丈夫和婆婆在帶孩子。我內人對蘇姍的處境特別「有感」，這並非僅是同為女性和母親。因早年二二八的事故，父母赴日不能回台，她十幾歲就得在基隆照顧幼小的弟妹；嫁給我之後，又因我被白色恐怖掃到颱風尾，只好把小孩又送到日本我岳父母家。內人對一個母親遠離自己幼小的子女，有著切身的感受。於是內人就直接和蘇姍一起在手機上，看她女兒的起居，一起欣賞那五歲老么的唱歌。蘇姍減輕了用手機的心理壓力，也開朗了好多。但當那小女孩一直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時，確實令人聽了心酸。內人只好安慰蘇姍說：「現在的人有手機視訊可以對話好多了，四十幾年前，我們連通個電話，不但又貴又困難。」台灣的少子與人口老化的現象，形成長照，醫療與移工的社會問題，它不僅存在著聘僱之間的現實條件，其間還存在著文化與人性的沖擊，那不是僅賴法律、制度與經濟條件就得以解決。最後，我們可能須以更大的諒解、體恤與互愛，才能共渡這跨國互助的嚴肅考驗，才能共建此世紀人間的和諧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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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家庭看護工的悲傷情緒何處投遞：帶著隱形悲傷的阿蒂們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外籍看護」。一位社工學者在安寧病房看到病人過世時，照顧病人多年的外籍看護真情流露的落淚，使她忍不住寫出這篇「家庭看護工的悲傷情緒何處投遞」；接著醫病平台的共同發起人寫出他們夫婦對外籍看護的感激與懷念；也很榮幸邀請到對這議題關心多年的學者就其專業與我們分享國內（台北市）與國外（以色列）對「國際移工」的研究與政策。我們也在此呼籲國人尊重善待這些遠道來幫忙照顧我們家人的無名英雄。幾年前的十二月某日的晚上九點多，得知林媽媽回天家的時間近了，我與教會的師母和姊妹前往醫院的安寧病房探訪。當我們走進10A18病房，入耳的是平靜詳和的聖樂聲，映入眼簾的是林媽媽至親家人感傷不捨的神情。病房中沒有複雜的醫療維生設備運轉的聲音和占據空間的壓迫感，提供給家人親友和林媽媽寧靜的告別空間。等候在病房的是林爸爸、二女兒和外孫女，還有林媽媽的貼身照顧者阿蒂。阿蒂是來自印尼的外籍看護工，是林媽媽的第二任看護，照顧中風臥床五年多的方媽媽約兩年多，她身材嬌小，約150公分，濃眉大眼的五官，一副娃娃臉的長相，看不出已是三十歲的年紀，且有多年看護資歷的照顧者。在等候住在北部的兒孫回來之前，林媽媽的二女兒珍惜著最後向母親告別的時間，俯身貼近媽媽的耳邊不斷地、不斷地輕聲說著感謝與愛媽媽的話語，外孫女則坐在病房內的陪客椅上，清楚地聽著自己的媽媽向阿嬤訴說道別之語，更是忍不住的淚流滿面。林爸爸因難以面對結縭半世紀的老伴即將離世的事實，一個人就這麼安靜的坐病房外約五公尺的角落處。二女兒看到師母來到，連忙起身招呼，壓抑著傷心情緒，向師母說明著先生去接補習下課的兒子，大哥的家庭和小妹的家庭正從台北趕回來的路上，她懇求上帝給媽媽時間等著兒孫都來到…，道盡家人目前面對臨終母親的心情。阿蒂，林媽媽日常生活中的貼身照顧者，則安靜地站在床尾，默默地流淚，當護理人員定時的為林媽媽做身體的護理時，阿蒂立刻用雙手擦乾眼淚，跟上前協助護理師，一觸碰林媽媽的身體，阿蒂淚水如湧泉般，很快又佈滿了臉龐，模糊了視線，阿蒂的雙手卻只能邊忙碌地操持手邊的工作，邊又快速地拭去佈滿臉龐的淚水。這是阿蒂的心情。不一會兒，住北部的兒孫陸續趕到病房，每個人腳步匆忙，帶著憂傷焦急失措的神情走進病房，箭步地靠近病床，淚眼中哽咽地喊出：「媽」，每一個人對母親聲聲的呼喚，都讓氣氛更加傷感，眾人也跟著鼻酸哽咽。林媽媽此時對每個家人而言，各有一種對應的角色關係：「愛妻」、「媽媽」、「阿嬤」。每個人都可以透過一個特定的稱謂，向母親、阿嬤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捨與感傷。當家屬們哭成一片時，阿蒂的眼淚更是決堤，在不需要為林媽媽做任何護理時，她總是退到病房的角落，默默地流淚。在病房中每個人站立的位置，象徵著與林媽媽的關係，家人緊鄰著病床，阿蒂則是退在病房的角落，隔著家屬，注視著病床上的林媽媽。空間雖區隔出阿蒂與其他家人和林媽媽之間差異的社會關係，然而，阿蒂止不住的淚水，無法壓抑的情緒，訴說著阿蒂與這家人的關係不單是勞雇契約上規範的勞雇關係，而是存在著類家人的情感。林媽媽的大媳婦，身高高過阿蒂一個頭，轉身看見淚流不止的阿蒂，連忙雙手抱住個子比她嬌小的阿蒂，直拍著她的背，安撫地不斷說著：「阿蒂，謝謝妳，謝謝妳……」溫暖的安慰與真心的感謝，讓阿蒂壓抑的悲傷，俯身在大媳婦的懷中傾瀉而出。這一幕，她們安慰彼此的情感跨越勞雇關係，倒像一家人。阿蒂情緒平靜下來後，眼中噙著淚默默地走出病房，安靜地坐在安寧病房的交誼廳等候著，用她自己的方式和照顧多年林媽媽告別。看著阿蒂瘦小蜷縮的身影，獨坐一隅更顯孤單。病人在臨終的時刻，陪伴在旁的主要是有血緣關係的直系親屬，阿蒂與病人的關係雖不同於在場的親人，但她流露的情緒卻是與家人如此同調，難過不捨心情是如此一致，若不是當下她所做的工作做為一種身分上的辨識，在10A18病房中真的不容易發覺她是與病患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人。在朝夕相處的照顧日子裡，她曾陪著林媽媽多次經歷緊急就醫經驗，通常是從急診入院，最後都能因病情穩定而順利出院回家；然而，這一次林媽媽沒能照著過往的路徑回到地上的家，同時也是阿蒂工作的地方。這一次，林媽媽的生命轉了個彎，回到阿蒂暫時無法跟隨前往的天家。當林媽媽的後事處理完後，阿蒂也將結束與林家的勞雇關係，轉換雇主，發展另一段新的主雇關係。林媽媽家人的悲傷情緒容易受到專業人員和親友們的關注，但「阿蒂們」的悲傷呢，在與新雇主開啟新的勞雇關係之前，她們又是如何處理這份與上任雇主之間生離死別的情緒？又有誰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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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Remote OSCE——疫情時代下的醫學教育再思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應用高科技於醫療教學的努力」。我們非常高興慈濟醫院首先寄來他們在武漢肺炎的疫情下，如何以虛擬實境的科技進行人文主題的教學努力；接著我們邀請到台北醫學院分享不需要實際接觸到病人的「虛擬實境」之各種教學應用，並詳細說明其優缺點；以及台大醫學院介紹對醫學系五年級，小組試辦利用這種科技進行遠距教學性質的評核。我們很高興能有這三篇文章讓大家了解在疫情嚴峻情況下，台灣的醫學教育團隊用心良苦地利用科技化工具加強醫學生的臨床能力，也希望社會大眾能體會醫學教育團隊如此努力加強醫學生臨床能力的用心，讓病人與家屬可以放心讓醫學生參與病人的照護，這樣我們才能有源源不絕的有經驗的好醫師加入行列。2020年全球在COVID-19疫情下，所有社會日常運轉皆受疾病肆虐影響，遠距教學成為趨勢，醫學院的課程也首當其衝。世界各國的醫學教育家在防疫政策下，替醫學系學生設計了各式各樣的遠距課程，大致可歸類為以下三部分：聽講、標準化病人互動、與臨床診療團隊小組會議。考量到COVID-19防疫，為確保社交安全距離、參與者的安全與節省時間成本，在2020年疫情嚴峻情況下，我們對醫學系五年級小組討論的同學試辦了遠距OSCE（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進行教學性質的評核。我們的遠距OSCE，以「告知壞消習」的連鎖站情境，搭配視訊軟體進行，標準化病人是有實際到場的，但我們嘗試建立不碰面的進行方式，在不同的診間，以視訊軟體通訊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與評核的目標則是核心臨床素養，包括病史詢問、身體檢查、解決問題、決策、諮詢、溝通技巧、專業態度等，如同傳統OSCE，仍保留在遠距評量標準內。我們的遠距OSCE有四個連鎖站：病史詢問、身體檢查、醫病溝通與衛教、臨床處置。測驗過程中，透過標準化檢核清單設計、配合適當的口頭提示，使線上醫病面談流程更為順暢。學生根據指示並判斷情境，將自認合適的身體檢查步驟及策略口語化。學生的表現評分標準也與傳統OSCE無異，但包含直接與病人互動的部分則加入權重計算，以因應考試虛擬化造成的限制。試後所有參與者也再透過視訊會議方式，進行回饋、經驗分享與討論，與會者普遍認為，遠距OSCE有許多優點則有「平台操作簡單」、「事前反覆演練平台操作」、「醫病間有效率的溝通」、「線上評估受試者表現對標準化病人而言較方便」、「線上對話演出對標準化病人而言較不會緊張、有助標準化演出」」等，使大部分的參與者樂觀認為：遠距OSCE測驗成效是可與面對面OSCE相比擬。遠距OSCE也有些限制，如「被SP特別標註的受試者，監考者無法即時觀察其表現」，應該可以透過視訊軟體的功能提升，一位監考者只看一組醫病對話，並能同時看到雙方視訊畫面來解決。俗語說：「見面三分情」，視訊問診讓參與者間少了實質面對面對談的機會，會不會在無形中也減少了人與人間互動的溫度呢？這部分有待我們思考與討論。而身體檢查的部分以視訊方式來將檢查策略口語化，老師與學生們則認為與實際面對面的進行方式，落差仍舊很大，這部分我們也期望在未來運用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技術，結合現實影像與虛擬影像，創造一個新的3D影像視野，透過物理實體與數位物件的即時互動，以提升數位物件的擬真感，相較於虛擬實境技術（Virtual Reality, VR ）以及在虛擬影像中加入實體互動功能的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 AR），MR 技術結合了VR與AR，更注重虛擬、真實世界與使用者的真實互動，相信可以為未來的Virtual OSCE帶來突破與創新。同理心與互相關懷一直是醫學教育的一大重點，這也是標準化病人訓練中，我們最渴望、最迫切想傳遞給學生的應用力，而我們如何利用科技化工具協助再度呈現溫暖與關懷，正是疫情下醫學教育最艱難的考驗。在疫情時代下，醫學教育大量運用虛擬科技的同時，期盼我們也能同步思考台灣的醫療與醫病照護能不能再多些科技化、線上化的運用與執行，期待大家共創一個更美好、更完善、更有溫度的網路醫療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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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VR醫學教育的應用與開發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應用高科技於醫療教學的努力」。我們非常高興慈濟醫院首先寄來他們在武漢肺炎的疫情下，如何以虛擬實境的科技進行人文主題的教學努力；接著我們邀請到台北醫學院分享不需要實際接觸到病人的「虛擬實境」之各種教學應用，並詳細說明其優缺點；以及台大醫學院介紹對醫學系五年級，小組試辦利用這種科技進行遠距教學性質的評核。我們很高興能有這三篇文章讓大家了解在疫情嚴峻情況下，台灣的醫學教育團隊用心良苦地利用科技化工具加強醫學生的臨床能力，也希望社會大眾能體會醫學教育團隊如此努力加強醫學生臨床能力的用心，讓病人與家屬可以放心讓醫學生參與病人的照護，這樣我們才能有源源不絕的有經驗的好醫師加入行列。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在科技的快速發展中成為新的潮流，起初VR的商業應用聚焦在遊戲設計以及電影產業，後來在醫學教育上也有很好的導入。然而，在醫學教育推廣方面聲量大於實際運用，最大的因素是大多的教師對於這新世代的科技相對陌生。我將以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模擬教育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in Medical Simulation CEMS）的經驗跟大家分享VR之教學應用。所謂虛擬實境是藉由軟體與影像的呈現人造環境，讓使用者相信且接受他正處於一個真實的環境中。簡單來說，VR是運用眼罩及兩個屏幕來成像，運用兩眼的視角造成立體的效果以及搭配耳機營造的音效，讓使用者在使用科技眼罩時與外界隔離，彷彿置身於另外一個世界中，進而產生所謂的沉浸感。VR環境實為一種模擬工具，如同所有的模擬教具能夠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而VR的優勢是能夠杜絕外部的干擾，讓學生能夠全心投入學習，並且教案的執行可以依據學員的程度調整學習進度，可視為個人化的學習工具。以虛擬實境的討論主題時，第一個常見的困惑是VR與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的差異，VR的特色是與外界完全隔離，使用者所看到的影像都由眼罩內的螢幕成像;AR則是運用虛擬出來的影像加成在實物上進行互動。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網路上的笑話來比喻兩者，VR是「觀落陰」，AR是「陰陽眼」，這能讓我們比較快速地理解其差異。目前CEMS主要聚焦在VR的教學應用開發討論VR的醫學教育應用，我們必須先認同一件事為，VR的教育理論基礎出於模擬教學概念，在模擬教學中有許多模擬工具。VR的特色是提供學習者沉浸感讓人身歷其境，其運用於技能學習時，其目標著是著重在臨床的思維訓練，例如步驟順序或動作決策，因為即便再栩栩如生的影像，影像中依然無法訓練手感。目前VR在醫學教育的運用，大多是以三種形式呈現。第一種Static Model(靜態模式）：運用3D構圖為基礎呈現主體，讓學生能夠以更立體的視角甚至是穿越的視角進行檢視學習，最經典的醫學應用就是大體解剖的VR軟體，其運用3D構圖將人體的結構完整呈現，並且可以透過VR的操作執行旋轉檢視和身體結構的分層解剖，讓學生能多角度的學習人體結構。更先進軟體可將人體進行縱向橫向的剖面切割，這可以讓學生用立體相對位置的視角學習各器官結構，其中，橫向的切割剖面，因能有助於學生學習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以及超音波的影像，在臨床應用具有其價值及特色。臺北醫學大學就有一門結合VR解剖軟體跟超音波操作的課程，據我們的研究發現，運用VR解剖軟體讓學生學習超音波，比傳統的教學上更有效率。第二種Procedure Trainer（任務訓練模式）：這類軟體利用3D建模畫出虛擬環境，進行情境式任務教學。例如CEMS跟HTC有合作開發胸腔穿刺的VR訓練教材，建構一個虛擬病房以及病人，讓學生學習如何用超音波定位、執行消毒、完成穿刺技術及收集檢體。學生可在虛擬環境下完成自行學習，從觀看示範演示到最後的自我操作評核，都在系統上完成。第三種360度影片：運用360度攝影機，在臨床的場域進行錄影，讓學生能在情境中用第一人視角進行互動。依據情境學習理論，環境的沈浸有助於專業素養的建立，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也是一種臨床見習的解決方案。以我們CEMS為例，有拍攝一套急診急救情境VR影片，然後編輯到一個軟體平台上，當學生使用頭盔跟搖桿來進行急救流程互動時，教師可以從外接螢幕觀察學生眼中關注的重點，學生也能在影片中回答教師預設問題，增加其參與度。這是目前最容易入手的VR教案設計，因為坊間有許多的編輯軟體，可讓教師們快速在360度影片中剪接編輯，設定按鈕連結或是編輯提問等互動，讓學生除了觀看360度影像的學習外，還能依學習目標進行互動。VR的學習理論跟一般的模擬教學一樣都架構在經驗學習理論之上，VR提供虛擬環境讓學習者體驗情境教案以及嘗試去完成任務，在探索過程中可能會有許多的錯誤或失敗，但藉由錯誤的紀錄進行反思或是藉由教師的回饋引導建構學習的心得總結，若未來遇到一樣的情境，就可以運用這次所學的經驗。運用VR設計技能的教學教材，在CEMS是依據Peyton’s 4 steps (Demonstration, Deconstruction,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原則完成。首先，用VR播放完整技能的步驟，不論是360度影片或是3D構圖，都能做到很好的示範。然後，再進行一步一步的拆解演示並且可運用跳出標示視窗進行提醒，讓學生知道每一個步驟的操作細節以及注意事項，甚至可提供更專精的的相關訊息。接著讓學生運用搖桿獨立進行操作互動，除了能評估學生能否依照順序將拆解的步驟順利完成和能否正確選擇所需器材外，同時也能評估學生的決策能力。VR系統將記錄學生所有動作，依據評核機制進行評價給予學生回饋。VR必然有其缺點，使用者可能會產生類似暈車的不適感，主要是因為VR產生的視覺效果，當眼睛認為我們在移動，但我們的身體卻是靜止時，會造成類似暈車的感覺，輕則噁心重則嘔吐頭痛，尤其使用解析度或者是運算力較差的眼罩，更容易引發症狀。另外是目前VR硬體、VR頭盔與系統開發的高成本，若要普及應用或是進行常規性的大規模教學必然有挑戰性。此外，VR的輸入方式和機器的溝通介面是相對陌生的新科技，因此也造成教學應用的一大障礙。因此，在CEMS目前都是以小班式教學運用VR進行試驗性的課程。有關VR的教案開發，以我們CEMS開發胸腔穿刺技術VR軟體為例，開發團隊包含硬體工程師、3D建模工程師、系統工程師、教育方法學專家與臨床醫師，在這樣的團隊架構下，開發的教案不只能完成影像與平台系統上的串接，還能顧及互動教案中每一個步驟都有其學習目標，以及最重要的評核系統規劃。這次開發的資源投入逾300萬台幣，但因3D建模已經完成將降低下一個技能的教案開發成本，開發同時我們也預期運用手機進行VR教學將是未來趨勢，若學校想將VR導入用於教學開發教案系統，必須有財務預算的支持或是與產業界共同開發的規劃才能成功。VR是一個新興科技，在教育領域須讓教師跟學生都克服對這個載體的不熟悉，學校領導層則必須了解這將會是長期的投入，並且需給予相當的支持。我們期待VR硬體價格能夠更親民，加上若手機版本的VR軟體開發能更純熟，如此一來新興教學才能更為普及。我鼓勵老師們勇於嘗試，並且開發適合自己教學使用的教案，讓學生運用科技的優勢增加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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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後疫情時代的虛擬實境全人醫療教學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應用高科技於醫療教學的努力」。我們非常高興慈濟醫院首先寄來他們在武漢肺炎的疫情下，如何以虛擬實境的科技進行人文主題的教學努力；接著我們邀請到台北醫學院分享不需要實際接觸到病人的「虛擬實境」之各種教學應用，並詳細說明其優缺點；以及台大醫學院介紹對醫學系五年級，小組試辦利用這種科技進行遠距教學性質的評核。我們很高興能有這三篇文章讓大家了解在疫情嚴峻情況下，台灣的醫學教育團隊用心良苦地利用科技化工具加強醫學生的臨床能力，也希望社會大眾能體會醫學教育團隊如此努力加強醫學生臨床能力的用心，讓病人與家屬可以放心讓醫學生參與病人的照護，這樣我們才能有源源不絕的有經驗的好醫師加入行列。近十年來，隨著頭戴式顯示器的規格持續提升與相關應用商品化，有越來越多的人得以高解析度、高沈浸感的方式來體驗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被廣泛應用在遊戲、商務、醫療跟教育，醫學教育也受到這類科技轉化。在解剖學、影像判讀、外科手術或各類臨床技術上，都能看到虛擬實境的開發應用。虛擬實境可搭配視覺、聽覺及震動回饋等，讓學員有不同以往的學習經驗，對能以360度呈現的解剖構造及技術操作有更快速的認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全世界，在諸多國家一線臨床人力吃緊，很多教學活動不能如常舉行，且有防疫維持社交距離的考量。虛擬實境教學能讓學員可以彷彿身歷其境、重複地體驗學習，且不增加染疫風險，在醫學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更為提升。在台灣疫情狀況未明、仍有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的時候，台北慈濟醫院（以下稱本院）便與外部廠商合作，在國內率先引進讓學員模擬穿脫防護衣、為疑似新冠肺炎病人採檢的虛擬實境教學，學員可以先熟悉流程、有比較高的自信心來執行相關技術，便是一個虛擬實境應用於臨床教學很好的範例。不過，隨著虛擬實境教學在各大醫學院校逐漸普遍，無論是台灣或國際的臨床教師，都對虛擬實境這樣的科技應用在醫學教育時，過度偏重臨床技術的訓練卻缺少醫學人文的內涵，而有所反省。如果我們預期未來虛擬實境教學的比例會越來越高，甚至在疫情爆發時會取代更多臨床教學活動，在教案開發的方向上就需要有所調整，讓學員能夠從中學習到身為醫者該有的人文關懷與專業素養。早期我們就注意到虛擬實境教學有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因此在教案題材的選取上便回歸到「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精神。這一年來，在本院教學部及院內合作單位的支持下，我們以全人醫療為主題，陸續製作了三個虛擬實境教案。這三個教案主題分別是：強化病人自主權利法（簡稱病主法）認識的「預立醫療決定」、注重醫病溝通技巧養成的「溝通不要踩地雷」、展現全人關懷膚慰病家的「陪你走一段：遺體護理怎麼做」。以下我將逐一介紹這些教案內容有何特別之處。「預立醫療決定」是國內首個訓練醫護人員病主法核心識能的虛擬實境教案。病主法上路才剛要滿兩年，簽訂預立醫療決定的病人逐漸增加，也陸續有病人進到執行拒絕醫療的階段。然而，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對病主法普遍認識不深，在重要的臨床決策點上恐有未能依照法律及病人意願執行之虞。學員反應傳統上講解法條的課程與臨床實務有一段距離，因此我們設計了近乎真實的情境。在教案劇情的安排上，納入常見的急診跟病房場景，以及疾病末期、不可逆昏迷等特定臨床條件，讓學員能夠從中體驗緊急或重大狀況下，綜合醫學專業、法律倫理、病家期待等考量，練習做出最適切的判斷。學員若做出不適切的選擇，也會跳轉出錯誤劇情或解釋說明，加深學員對該學習要點的印象。第二部教案「溝通不要踩地雷」是以大家熟悉的臨床情境，也就是病患看完診領藥，來訓練藥師對民眾進行具同理心的溝通，並於面對衝突時能處置得宜。學員若未能辨識病人需求，善用溝通技巧，則可能引起更大的衝突。教案納入醫事人員不一定有機會遇到、逼真而有情緒張力的情境，如病人對櫃檯咆哮或投擲物品，讓學員學習到各項實用的溝通與應對原則。第三部教案「陪你走一段：遺體護理怎麼做」則是細膩呈現護理師與團隊成員在病人往生後，安撫哀傷的家屬，並為病人撤管、擦澡、更衣直到鞠躬送行。教案中提點學員一些照護上的貼心細節，包括言語關懷或肢體膚慰，讓病人在生命的最後一段能被有溫度的對待，對未曾有過遺體護理經驗的新進人員尤其有助益。這些教案都有考量到該教學主題學習機會的稀缺性、實作發生錯誤的高風險跟營造臨場感的必要性，讓虛擬實境成為格外合適且具成本考量的教學方法。比起單純操作醫療技術，要做虛擬實境的人文主題教學相對困難，因此我們納入各種教學理論來做設計，來確保學員在逼真的體驗中產生學習成效。這些教案執行後，初步評估的結果令人滿意。這三個教案，從以病人為中心做出臨床決策，對患者展現同理心及妥善溝通，到對往生者身體力行愛與關懷，在各面向上補足學員對人文與專業素養認識的不足，構成本院虛擬實境全人醫療教學的三部曲。期待這類教案的開發成功能對台灣醫學教育有拋磚引玉之效：各大院校投入資源開發虛擬實境教案時，能同時充實技術與人文的學習主題，讓未來的醫師、醫事人員能對實踐全人醫療有更明確而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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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生死自在——談預立醫療決定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一位非醫學背景的教授寫出他在「病人自主權利法」通過之後，與家人討論他對生老病死的看法，決定簽署這重要文件的心路歷程 ；而在醫院負責「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兩位專業人員，一位社工師及一位身心科醫師，除了幫忙他走完簽署這文件的全程，並在我們的邀請下，分別寫出他們的想法以及在這諮商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我在醫院負責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很高興賴先生以意願人的角度，分享親身的經驗與心得。賴先生文章中提到的「生得健康」、「老得快樂」、「病得短暫」、「死得乾脆」，我想是面對人生不可避免生老病死過程，理想的目標吧！近代醫療的進步，使得我們的疾病控制得好，生命也得以延長。但是這些急救的技術與延長生命的措施有時也造成不幸。我們都看過有些植物人，藉著人工營養可以維持生命徵象超過十年以上，可是早已無法說話表達自己的意願，必須臥床而完全依賴別人的照顧，有時因吸入性肺炎或是褥瘡感染而必須進出醫院。常會聽到家屬，特別是主要照顧者說，實在是不忍心看到病人這樣長期受苦，如果病人早點走了，不僅病人不用再活受罪，而且對家人都是比較好的結果。我想賴先生看到好友生病到去世的歷程，一定有很深的感觸。我想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在生命的末期，是經過漫長的痛苦才結束生命。但是很可惜，當我們病重時，常常是意識昏沉，以至於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何況如果是昏迷、植物人、極重度失智症，更是如此。因此現行的臨床情境，是由家人代為決定。可是除非病人本人在事前就有清楚明確的交代家人他的意願，否則家人會陷入兩難。理智上知道這些維生醫療以及人工營養，只是維持了病人的呼吸、血壓、心跳，但是不可能讓病人再好起來了，反而是讓病人三不五時出現感染、肺炎、水腫等等併發症，應該是讓病人順其自然地離開比較好；可是情感上，卻是無法做出這樣的決定，因為如果停掉了維生醫療或是人工營養，就好像是自己殺死了病人一樣。所以在現實上，不少家屬還是選擇繼續維持原有的醫療，可是看著病人受的折磨，內心的矛盾也無法消除。病人自主權利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讓我們在事情還沒發生，意識清楚時，可以預先表達萬一有一天我們陷入無法逆轉的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症，或是疾病走到末期，我們自己無法明確表達對於維生醫療或是人工營養的決定時，提前說明自己的選擇，不必再讓家人陷入抉擇的困難。雖然說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病人對於醫療選擇自主決定的權力，可是以台灣的民情，家人往往對於醫療決策有重大的影響力。所以在進行預立醫療決定的諮商時，原則上希望至少有一位二等親陪同。記得有個媽媽帶著女兒與兒子一同前來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女兒對於媽媽的選擇十分了解與贊同，可是兒子就大為反對。他說如果到時候媽媽真的維生醫療與人工營養都不要，他會覺得自己沒有盡力，也怕親戚朋友會覺得他不孝。這就是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要有親人一起來的重要之處。因為不論當時是否可以達到共識，諮商時是開啟溝通對話的機會，讓意願人與家人都有機會，了解彼此對於萬一陷入長期昏迷或生命晚期照顧的想法，而在平時這個重要議題卻是個禁忌，從來沒有討論過。因此，我們團隊中除了醫師護理師之外，還有社工師與心理師，協助整個家庭彼此對話、傾聽、了解。「生得健康」、「老得快樂」這二項或許可以操之在我；可是「病得短暫」、「死得乾脆」，變數很多，有時不一定能如我們所願，如果沒有預先準備，就不一定能達到我們想要的。所以很佩服賴先生與他的家人，能夠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進而完成預立醫療決定，未來一定可以生死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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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執行「病主法——預立醫療決定」的我見我思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一位非醫學背景的教授寫出他在「病人自主權利法」通過之後，與家人討論他對生老病死的看法，決定簽署這重要文件的心路歷程 ；而在醫院負責「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兩位專業人員，一位社工師及一位身心科醫師，除了幫忙他走完簽署這文件的全程，並在我們的邀請下，分別寫出他們的想法以及在這諮商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大約在2019年初，本院正為了病人自主權利保障法而需要開立的醫療諮商門診，如火如荼的籌備中，社會服務室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單位之一，在我的執業生涯裡，基於對家庭工作的熱愛，主動和主管提出想參與這個新的業務，而有機會得以和許多意願人去討論這樣的人生大事。先說說家庭工作吸引我的地方，我一直認為「家」是彼此關聯、也相互影響的，若有問題，並不是某個單一的家庭成員應該負起某個責任，因此，我喜歡留意一個家庭的溝通，看他們如何彼此說話，怎麼詮釋不同的想法，怎麼理解對方等。所以對於能夠在預立醫療諮商門診裡看到家庭的互動，是我很願意投入的工作。然而，接下這個預立醫療諮商的門診工作後，我才發現其實挑戰不小。社工師在之前必須有一個稱為：「Pre-ACP」的工作，就是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前預做準備。當意願人前來諮詢，想要進入這個預立醫療諮商時，我們就展開了一個生命價值的重大議題討論。為什麼意願人想要預立？他的信念與價值是什麼？意願人對於病人自主權利保障法是熟悉的嗎？有沒有和安寧緩和條例混淆？關於生死，意願人是怎麼想的？家人支持他的想法嗎？如果不支持，意願人是怎麼回應呢？而我，又如何在會談的過程中，能夠一直保持著尊重意願人，同時又要澄清法律的規範，以及了解意願人所面臨的處境，給予其與協助呢？我經常在Pre-ACP的過程中，半輕鬆卻也堅定的對意願人說：「你的家人，有誰最不支持你做這個預立醫囑，有誰最捨不得你的嗎？請把他帶來到這個諮商門診。」唯有讓這可能想法南轅北轍的家人，直接的來到諮商門診，面對與討論這個重要的議題，同時輔以我們醫療團隊的成員在現場，不論是協助法律的澄清，或是不捨情緒的疏理，最終能夠充分的溝通，了解彼此心中對對方真實的關心與想法，才是預立醫療諮商門診中，最重要的工作。儘管我這麼解釋後，我知道迎來的，是將把這個困難，再次拋回給意願人，許多意願人對我說：「就是不支持我的家人很難接受我簽署，我難道不能自己簽簽就行？我不是有對自己生命主張的權利嗎？」是的，台灣在通過了「病人自主權利保障法」後，在生死的大事上，的確已經可以由我們自己來主張，但是，家人的參與，卻是會讓這件生命大事，從預立、到執行的階段，都更臻完備。因此，我更多回應意願人的是：我相信，這也是一個生命教育，透過我們更多的家人參與，不論他們是否能跟的上我們的想法，而是一起探索彼此的信念與價值，關心甚或擔心，吐露與坦誠自己的情感的過程，我都覺得這值得花時間、金錢，好好思索與暢談。我很感謝賴先生為了這個預立醫療諮商門診特別撰文，我尤其欣賞他在面對他的老年生活時，有如此豁達而開朗的心，不只是有父執輩的生活智慧，也亳不遜色於年輕人，仍有著活潑的思維，因為這位長者的參與，也讓我在這個工作中，再次受到很大的激勵，知道自己的角色雖微，知道前方仍有挑戰，但卻是有價值而且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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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由預立醫囑談如何面對「生、老、病、死」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一位非醫學背景的教授寫出他在「病人自主權利法」通過之後，與家人討論他對生老病死的看法，決定簽署這重要文件的心路歷程 ；而在醫院負責「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兩位專業人員，一位社工師及一位身心科醫師，除了幫忙他走完簽署這文件的全程，並在我們的邀請下，分別寫出他們的想法以及在這諮商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我與內人都是年過八十的老人，在這種年紀很難不去想我們的生命最後將會如何結束。我們對「生、老、病、死」有如下的願望，「生得健康、老得快樂、病得短暫、死得乾脆」。願望是一回事，如何努力去實現願望才是正題。我目睹老友在離開人世之前，不由自主地,接受許多相信不是他們願意接受的延長生命的醫療，而這種隱憂使我在政府終於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時，就與我結婚55年的老伴談到，這法案正是我想要的，能讓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如何有尊嚴地結束，而避免在機器的陪伴下，「生不如死」地，無意義地拖延生命。更令人憂慮的是不只自己受折磨，讓老伴及兒女陪自己受盡折磨 情何以堪 ! 我與內人與做醫師的三弟細談我對這方面的想法，而在他的安排下，我已經成功地辦好了「病人自主權利法」所需要的文件，並在健保卡做了晶片記錄。我深知我無法說服內人完全與我同步，但我非常感激她從頭到尾陪我走完每一道手續。「生得健康」：我認為如何保有健康，並不是靠醫師可以做到的，健康大道必須「一步一腳印」地自己走。醫師只能助你移除擋路的石頭，你自己不走，惟有坐以待斃 ! 自從退休以來，我每天清晨到市民運動中心游泳。有一次颱風過境，我去游泳回來，內人說：「今早大風大雨你還去游泳？」我說：「我不能口是心非啊！」她一時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我只好給她解釋：「我不是答應你，我不會比你先走嗎？」 「老得快樂」: 內人常說我是快樂的老人。我認為老人要快樂，最重要的是要接受老了的事實，要服老。逞強是不快樂的主因。老人的體能時好時壞是正常的，我深信勉為其難的過勞是老人最大的禁忌。就我每天晨泳而言，我從不限制自己一天一定要游多久的時間或多長的距離，一切順其自然，但我非常注重游泳之前的熱身準備以免會有老人常有的抽筋傷害筋骨。身心豁達來面對體能的自然變化。在陽光普照晴空萬里的天氣，還拿雨傘來掩飾按照醫師的囑咐所拿的拐杖，只能為自己製造莫須有的悲嘆。不要在意別人看你的眼光。心胸開朗來做好自已才是「老得快樂」的要訣。。「病得短暫」：自己將來會因為什麼病，或發生什麼事而結束生命是無法預料，但我們多年來都按時看我們的內科醫師，做定期檢查。政府每年舉辦的老人體檢我們也都非常嚴肅地參與。我們之所以如此認真地去做檢查，是因為既然遲早都會生病，我們只能希望來的是大病，以期能夠病得短暫！我們很努力地去避免小病促成的百病纏身、要死不活的，在毫無生命價值的情況下，成為健保福利下浪費社會資源的罪人。「死得乾脆」：我靜悄悄地來到這個世間，走時我也希望靜悄悄地離去。我對子女慎重地交代我死後切勿為我設靈堂、做七等的告別儀式。難捨之情難免，但面對無奈的必然，我希望按照我的意願，不要讓繁文縟節來徒增困擾。我不是什麼英雄好漢，我怕死，但我更怕死不了的折磨，更怕給我所愛的人看到我要死不活的痛苦，而受到比我更大的折磨。我的醫師三弟有一次問我：「看到『生不如死』的病人，是否應該忍心『見死不救』？」 我說：「我不知道，我只能慶幸我不是醫生。」如何面對自己的「生老病死」本來就是非常主觀的問題。有人完全被動地交給別人，有人頑固地堅持己見，孰是孰非不是一言兩語所能論斷。在這最重要的人生抉擇，我選擇了「自主」，也因此我非常感激在台灣，我們能在「病人自主權利法」的保障下，預先表明我所選擇的安排。同時，也要在此向安寧照護團隊的莊永毓醫師以及劉心慈社工師給我的幫忙表示由衷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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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消失中的「家庭醫師」及「一般內科醫師」改變了醫病關係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談醫病關係與醫療大環境」。一位醫師談自己在習醫成長的過程中對病人死亡的不同體驗；另一位醫師從插鼻胃管的高齡病人，描述病人、家屬與醫師發人深省的對話；最後一位資深醫師則指出目前醫療迷失於「專家」、「先進科技」、「大醫院」，忽略了醫師本身的專業精神，並表達對醫療企業化與媒體介入的隱憂。一般民眾就醫，以往是單純去醫師的診所「求醫」或「就診」，這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希望能緩和身體的病痛及得到身心的支持。因為醫學及延伸出來的醫療作業改變了，一般民眾對醫療服務的認知也跟著改變，因此追求更新的「技術」與快速的「康復」。醫療體系也更細的分類及分級，病人可以去不同層級及分級的「大」又「先進」的診所或「醫院」求診治。專科醫師的培訓，因醫療作業專科化與精密儀器的應用，而進一步「次專科」化。病人也因此可以直接依自己的認知，至次專科的門診「掛號」就醫來解決自己判斷的「病」。有一位朋友要求我介紹一位「惡性肝癌」專家幫他看病，這位朋友有一位親友因酗酒而曾經被告知得過「肝炎」。因為他有朋友也被診斷出「肝癌」而往生，所以這位「病人」想找一位「肝癌」專科醫生來確認自己有沒有肝癌。這位先生沒有任何就醫記錄，因此我安排他去掛一般內科，讓醫師先了解他的狀況。但這位醫師沒有「肝病」專科的頭銜，讓這位先生認為我「不夠朋友」，沒有介紹「名醫」去處理他的問題，因而退掛號。另外有位「名人」來門診要求做「完整的健康檢查」 ，辧理病歷登記時隨口問門診的護理師，醫院的放診科斷層掃描是用「幾切」的機器。這位護理小姐回答不出來，他因而取消登記，抱怨醫院儀器可能不像其它號稱最新的「健康檢查」中心所使用的「最高『階』多『切』」的機器，無法查出全身各部位可能的「病兆」，而諷刺該醫院診斷癌症不夠高標準。最近的新聞，報導有些尚在實驗過程，還沒有被公認的新科技的診斷及疾病篩檢的科技新知，這樣的報告的確可以給某些癌症或疾病風險的人早期發現及治療的機會，但有些民眾因沒有充分了解新聞的資訊，而被這些新聞誤導，到醫院要求做這類的特殊診治，因此造成醫病之間的誤會，相信也會延伸出糾紛。加上很多新閒報導只引述一個特別案例的診治故事，有些醫療新聞也會以個案病人的治療結果做「奇蹟式」的報導。相信這種報導會吸引病人慕名求診，但也會產生很多誤解。最近人工智慧在醫療診斷上的應用變得很熱門，人跟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醫病的互動是否也會更疏遠？醫病雙方都有責任誠實地溝通來減少誤會。很多醫師或醫療機構往往以個案的經驗，報告在醫療技術上的成績或技術的進步，在沒有公開及相關機構的確認就向外界介紹，可算是誤導一般就醫的民眾。另一方面對提供非公認的醫療資訊的相關人員醫師、護理師及所有的工作同仁，更需要定期接受倫理教育及訓練，熟悉各方面的作業細節及相關副作用，以及可能發生的風險，各方面都需要充分的溝通，讓求診的人能了解。相信這樣會增加醫病的互信及相互尊重。媒體也有責任報導要有依據的新聞。很多醫療機構工作的人員，尤其是醫師的薪資及收入往往與醫院的財務相結合。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的人員，會以整體機構的財務收入來推銷，例如使用貴重的檢查、治療或藥物，來間接的增加「比例」上較好的財務補償，因而「違背」了基本的醫病互相尊重的專業關係。台灣醫療執業環境在過去幾年中有許多改變，一般民眾對醫療的要求更開放，希望可以直接選擇醫師而接受更好的診治，因而直接要求就診於專科。「一般內科」或是「家醫科」因為給付較低及沒有「專科」的頭銜，而不被尊重。有些人甚至在用藥上推銷一些另類療法。另一方面是一般民眾有追求「專家」的迷失，以為專家診治可以減少誤診及錯誤的治療。轉診制度因此沒辦法完美的實施。當今台灣醫病關係的變化是什麼因素導致的呢？醫療執業人員、社會誤傳的迷思、就醫的權益變動、民眾對療效的看法及態度改變等等或許都有影響，希望大家有機會沉澱下來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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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一定要插鼻胃管嗎？高齡病人和家屬與醫師間的三方對話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談醫病關係與醫療大環境」。一位醫師談自己在習醫成長的過程中對病人死亡的不同體驗；另一位醫師從插鼻胃管的高齡病人，描述病人、家屬與醫師發人深省的對話；最後一位資深醫師則指出目前醫療迷失於「專家」、「先進科技」、「大醫院」，忽略了醫師本身的專業精神，並表達對醫療企業化與媒體介入的隱憂。 高齡94歲的張爺爺是我的老病人，他入住安養中心，長期以來都在女兒張小姐的陪伴下定期來門診追蹤，前幾天張小姐一踏入診間就要我看張爺爺的臉：「陳醫師，我爸爸插上鼻胃管了。」我邊仔細查看張爺爺的神情，邊與張小姐對話：「怎麼突然插上鼻胃管了？是近來因為肺炎導致住院後插上的嗎？」我直覺性的猜測導致長輩裝上鼻胃管的最常見因素，但心中又疑惑張爺爺的病歷上沒有任何近期住院的紀錄。張小姐搖搖頭：「我爸沒有感染肺炎、也沒有住院，只是安養中心擔心他由口進食、總有一天會嗆到，所以大家說還是插上鼻胃管好了。」我回想起幾年前張爺爺曾來住院，這期間我與這個家庭有頻繁的互動，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張爺爺最愛吃的早餐是白稀飯配上豆腐乳，這樣的吃法曾讓張小姐不開心，三番兩次想勸年紀大又胃腸消化不好的老父親吃點別的，直到我這樣勸說：「豆腐乳是發酵的食物，對你爸爸的消化系統沒有太大害處，再說，這是他老年臥床生活中少有的小確幸了，所以即使偶爾會腹脹和便祕，我們也不要剝奪他的生活習慣和樂趣，好嗎？」住院中的張爺爺老想著要回家，每當我去看他，老人家就會認真的問：「陳醫師啊，妳不是告訴我明天可以出院？怎麼一天拖過一天，明天到底是哪天？」我只能苦笑以對。實情是張小姐希望讓父親再多住幾天，直到老人家恢復到完美的狀態再出院，我耐心地開解她：「妳爸爸九十幾歲高齡了，再怎麼住院也不能讓身體回復到完美的狀態啊，更何況他出院後不是回家、而是回到安養中心，那裏都有專業的照顧人手，不需要妳每分每秒都跟在身旁。所以還是讓老人家出院吧，出院後若還有問題，隨時都可以再回來住院，我們不會拒絕的。」張小姐這才同意幫老爸爸辦理出院、回到安養中心，之後就是定期回診，飲食和排便狀況都算穩定。正是因為張爺爺的狀況看來都穩定，所以突然間看到他插上鼻胃管了，我也愣了一下，只好先開口問：「爺爺，您最近好嗎？」張爺爺沒回答，臉上也沒有過往常見的靦腆笑容，他木然地看我一眼後就低下頭。我輕聲細語地說：「爺爺，我叫妳女兒等等買豆腐乳和稀飯給你吃，好嗎？」張爺爺終於抬起頭來看我，輕微地點點頭。張小姐在一旁嘆氣：「這陣子爸爸都是這副意志消沉的樣子，不笑，也不理我。」她無奈的解釋她並不是不知道父親對裝上鼻胃管這件事很介意，可是安養中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她：插上鼻胃管後就可以透過管子灌食牛奶，好處是用餐速度變快、有營養、不會嗆食。張小姐最終還是同意了。張小姐遲疑地問我：「我爸爸插上鼻胃管了，但還是可以讓他透過嘴巴、自己吃嗎？」我點點頭：「當然可以！只要不是有中風或是吞嚥退化等比較複雜的問題，經過妥善的評估後，即使是插著鼻胃管的人都還是可以從嘴巴進食喔！我就有個病人插著鼻胃管來管灌藥物和牛奶，但他還是能大口吃飯和蛋糕呢！」接著我轉頭看看張爺爺：「我們把鼻胃管拿掉，好嗎？」張爺爺馬上點頭。我說：「拿掉後我們再來吃豆腐乳！」張爺爺對我露出今天的第一個微笑。這時張小姐緊張了：「陳醫師，鼻胃管不能移除啊！我可以試著在我到安養中心的時候自己餵點東西給爸爸吃，可是我總有不在的時候，要是安養中心沒有人力能像我這樣陪著他慢慢吃，怎麼辦？」我忍不住問：「能回家住嗎？」張小姐說：「安養中心每個月要四萬多，我們也是付得起的。至於要回家住……」她嘆口氣：「我心裡也很難過，但我會努力天天去安養中心看爸爸的。」之後草草說了聲謝謝就帶著父親離開診間。看著他們背影的我也情緒低落了，深沉的無力感，因為不知道自己還能為老人家做些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提議了卻又做不到，會不會讓老人家再次失望。張爺爺安靜地沒對我說任何一句重話，我卻忍不住想起他曾在住院期間問我的「明天到底是哪天」，他經歷一次次地期待落空後的失落或許還是小事，我更怕的是這回他對明天的生活再沒有任何期待了。但這樣複雜的心情，我又能如何能說給家屬聽呢？或者說，家屬即使聽了後、又如何能做到呢？最後我按捺下騷動的情緒，繼續為接下來的病人看診，但我知道張爺爺的神情一直在我腦海中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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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視病猶「友」，當病人離世的悵然心情浮上心頭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談醫病關係與醫療大環境」。一位醫師談自己在習醫成長的過程中對病人死亡的不同體驗；另一位醫師從插鼻胃管的高齡病人，描述病人、家屬與醫師發人深省的對話；最後一位資深醫師則指出目前醫療迷失於「專家」、「先進科技」、「大醫院」，忽略了醫師本身的專業精神，並表達對醫療企業化與媒體介入的隱憂。 在行醫路上，難免會遇到病人去世的時刻，這些事件在成為見、實習醫學生後，就時常經歷。然而，在照顧病患時，每日到床側噓寒問暖、詢問病史及做身體檢查時，有些會有種朋友甚至家人的情感油然而生，當病人離世，就有種悵然的心情浮上心頭。本文就提幾位從醫學生時期到主治醫師時的深刻案例來分享。在醫學生時期，第一位照顧的病患為一位長期抽煙而導致慢性肺阻塞疾病的老人家，每次發作就呼吸困難及缺氧，因而時常反覆住院。雖然主要的治療計畫是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在擬定，我只是每天去關心他的症狀有否改善及做些基本的身體檢查，再向團隊中的住院醫師報告及討論，很感謝他及家人當時不嫌棄讓我關心他的病痛症狀，而有種親切感，不致讓我對問病史有種想趕快問完就想逃離現場的感覺。當他的症狀逐漸得到改善時，我心裡總有種成就感，或許是我的病史詢問間接幫到他了。而在他準備出院時，我已輪替至其他專科學習了。那年的冬天，他又因肺炎造成慢性肺阻塞疾病的急性發作，雖然在其他科，我看到胸腔科病房住院名單有這位老人家的姓名時，便抽空去探望他，可是這次真的病重了，戴著非侵襲性呼吸面罩，連話都說不太出口，看到這樣的情況，真的不知道如何表達我的感受，只能跟他說聲「加油！要好好保重」，便離開病房。過了幾天，發現住院名單沒了這位病人的姓名，去詢問了照顧團隊的成員，才得知老人家不敵病魔已經離世了，當下覺得很失落，也曾動念想去家裡上香跟他道別。到了住院醫師時期，照顧過一位罕見的惡性後腹腔肉瘤末期的病人，常常因大量腹水造成腹脹及呼吸窘迫而需要抽腹水來減輕他的不適，也因此建立了信任感。在我離開腫瘤科之後，他的家人也常常來問我一些有關病人遇到的問題。雖然我只能提供粗淺的解答，請他們還是要再與照顧病人的醫療團隊討論。有次看會診的時候被這位病患的醫療團隊會診，發現大腸被腫瘤給侵犯而破裂造成嚴重的腹膜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最後造成藥石罔效而離世。記得那個時間接近農曆過年，我依照家屬給我的名片，按著上面的地址，從彰化市騎摩托車到芬園去病人家上香慰問家屬，就因曾經照顧過病人這個緣分及友誼前往致意。隔了二年後，我因公費下鄉離開了原本服務的醫院，病人太太有天晚上突然致電給我，詢問C型肝炎治療的知識，我也以我所知的情況，介紹給以前服務醫院的前輩治療。 在主治醫師時期，對病人的照顧更是覺得如履薄冰，責任及壓力更重大且直接的!去年初，有位不到60歲的中壯年男性，因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及右上腹不適就診，腹部超音波一看就發現右肝有一顆超過10公分的肝癌且有肝門靜脈的侵犯，根據標準治療，只能吃口服標靶藥物。治療期間，看到腫瘤縮小也曾替病人感到高興。但是，好景不常，腫瘤後來發生淋巴結轉移，經過放射腫瘤科醫師的幫忙，針對局部做放射線治療，也陪伴病人走過治療的痛苦階段，情況改善後，他到門診都說他精神好多了，也時常去釣魚，那時候內心真的替他高興，也幫他申請第二線口服標靶藥物來治療肝癌，但藥物的毒性造成病人身體上很大的不舒服，說他很疲倦、無力、沒有食慾，而無法去釣魚了。再追蹤腹部影像，發現腫瘤復發並有腹膜轉移且產生腹水，病況很不理想。病人也看得很開，知道這天遲早會來到，跟我說，他單身，與兄長同住，家中還有一位嚴重失智的老母，這一生也沒什麼好牽掛的。去年底，他就在某個晚上於醫院離世了!手機接到簡訊，內心覺得很悵然。畢竟，一起努力將近一年像朋友的病人離開了，覺得相當失落。常常聽人說要視病猶「親」，在我經歷這些照顧病人的經歷及心境，我覺得視病猶「友」對我而言或許比較真切。把跟每位病人的相遇，都當成是種緣分，盡力幫他們解決病痛、找出疾病的源頭，病況好轉出院的話就會覺得很開心，病情無法獲得控制或是逐漸惡化，心情便會很沉重。面對每位求治的病人，以求盡力解決他們的問題，以及用真誠的態度來溝通，還有檢視是否有照顧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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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分享三個乳癌病人，三種故事 (下)
【編者按】這是醫病平台從來沒有過的嘗試，我們把一位醫師作家欲罷不能寫出超過5000字的長文，在作者的同意下拆成三篇，在同一星期登出。相信讀者也會同意，這樣的安排可以使讀者分期讀完這三位乳癌病人所呈現的不同問題，才體會得到一位真正的好醫師是幫忙生病的「人」，與只是診治病人的「病」的醫師，在「量身定做」的用心可以有這麼的不一樣。同時，我也希望作者用心良苦與我們分享的行醫心得可以感動社會大眾，讓大家了解也唯有在社會大眾不隨便就醫、濫用資源，好醫師才有充裕的時間，對真正需要用心照顧的病人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雪如新英格蘭區的冬天日照很短，五點半離開辦公室時，太陽早已下山。我驅車前往醫院去看另一個與艾咪及伊凡年齡相彷的乳癌病人。雪如曾經是急救醫技師（EMT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救護車工作人員），後來換了職業在花店工作。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久，雪如就失業了，同時也喪失了她的醫療保險。大約在六、七月左右，她的左側乳房開始腫脹疼痛 。兩個月之後，她拿到州政府的低收入戶醫療保險，開始積極就醫。因為她的症狀像是感染發炎，她的醫師給她開了抗生素。她的左乳紅腫熱脹持續地惡化。超音波檢查顯示這是很大的腫瘤，因為長得很快，腫瘤的血管無法支持營養需求而有許多壞死的區域。她的肺有許多棉花球般腫瘤，但是她最嚴重的症狀是乳房腫瘤劇痛讓她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沒有片刻的平安。這個腫瘤的病理型態很不尋常，會診了教學醫院的權威病理醫師也無法做成結論。我在十月中開始照顧雪如。我的首要任務是要減輕她嚴重的腫瘤疼痛。因為她的癌症不是尋常的乳癌，我估計一般的化療不會有太多的療效。我安排讓她接受腫瘤動脈化療栓塞。當栓塞治療一切都安排就緒時，雪如的左乳腫瘤已經破出皮膚。栓塞所幸是成功的，除了前幾天疲倦噁心之外，左乳的皮膚原本如野火燎原般的紅，慢慢轉成暗褐色，疼痛也減輕了很多。因為腫瘤壞死的組織不停地淌血及發出惡臭的壞死組織體液，我見義勇為的外科醫師同事安排在開刀房將壞死組織盡量清除，然後在傷口處裝置創傷真空引流（Wound Vac），所以雪如不再需要每一兩個小時就要換傷口的紗布，生活品質改善了不少。雪如第一次看診時，我坦誠地告訴她，她的癌症是無法治癒的，而且因為腫瘤病理型態很不尋常，界在惡性上皮癌及肉瘤之間，一般化療可能只帶來副作用而沒有實際的幫助。雪如的臉色蒼白，聲音颤抖虛弱，轉頭向她的先生及媽媽強做堅強地説，「我不做化療，因為我的時間所剩不多了。」我們決定除了腫瘤動脈化療栓塞來減輕疼痛之外，希望從腫瘤基因分析找到比較有把握成效的治療藥物。因為她的腫瘤切片有太多壞死組織，切片基因檢測不成功。後來用了「液體切片」（liquid biopsy，檢測流入血液中的腫瘤基因）才完成了這個任務。在這期間，雪如的癌症是毫不留情地快速成長漫延；我告訴她基因檢查結果顯示她可能有機會使用免疫治療，雪如因為胸椎轉移，後背疼痛，下肢無力，但是她情緒激動地向她媽媽説：「這是宛如在海灘望眼無盡的細沙中，出現了一顆小亮片。」因為擔心她胸椎腫瘤造成下肢癱瘓，雪如住院治療觀查。我在開車前往醫院探視雪如途中，心情沉重憂慮，我問自己，即使免疫治療有效，雪如的狀況是否已經大勢已去，一切徒然了呢？走進病房，雪如看起來比前一天舒服多了，疼痛因為使用PCA（病人自主控制的止痛藥滴注）大幅改善，她也經常在床上移動她的腿做運動。我跟雪如説明一些我們持續在克服的治療瓶頸，包括在新冠病毒疫情加劇的期間，非新冠病毒感染的一般醫療作業停滯的困境，她的醫療保險拒絕免疫治療的申請；但是我的辦公室秘書、護理同事都在盡全力的協助我克服這些困難。雪如告訴我，她很感激我給了她一線希望，她知道我繼續在為她奮鬥，「答應我，當你再也無能為力的時候一定會告訴我。」(Promise me that you will let me know when you’ve exhausted everything you can do.)照顧了雪如幾個月了，第一次看到她似乎放下了她肩頭的重擔，臉上漾開安心的笑容。我的喉嚨哽咽，只能點頭回應她。在安靜清冷的暗夜中開車回家，我回顧這一天當中看的三個年齡相近、命運卻截然不同的乳癌病人。伊凡有充足的醫療資訊，穩定的工作，好的醫療保險，甚至人際網絡讓她很快地安排在Dana Farber 看到國際聞名的乳癌專家；伊凡是very priviledged（優勢權）的。我祝福她得到她期望的好治療與好成果。艾咪不僅是有優勢權，也是驕縱的（spoiled）。她不僅有好的醫療保險，也有好經濟資源讓她持續追逐她心目中認為是最適合她的治療。艾咪可能也永遠都不需要或不接納我的專業協助。有著最棘手癌症，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任何優勢的雪如，卻是最令我謙卑、感動滿滿，看見自己的行業最美的價值。醫療是基本人權而不是特權（a right not a privilege）。即使在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台灣，每個行醫夠久的醫生都知道這句話是遠離現實的；有些病人有非常的優權勢，很多病人則需要醫護人員為他們發聲。最終，行醫至高的報酬是為雪如這樣的病人尋求希望，贏得她信任、安心的微笑。「我們會竭盡所能地為病人尋求最大的益處！」（Exhaust everything we can do for the patient’s best benef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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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分享三個乳癌病人，三種故事 (中)
【編者按】這是醫病平台從來沒有過的嘗試，我們把一位醫師作家欲罷不能寫出超過5000字的長文，在作者的同意下拆成三篇，在同一星期登出。相信讀者也會同意，這樣的安排可以使讀者分期讀完這三位乳癌病人所呈現的不同問題，才體會得到一位真正的好醫師是幫忙生病的「人」，與只是診治病人的「病」的醫師，在「量身定做」的用心可以有這麼的不一樣。同時，我也希望作者用心良苦與我們分享的行醫心得可以感動社會大眾，讓大家了解也唯有在社會大眾不隨便就醫、濫用資源，好醫師才有充裕的時間，對真正需要用心照顧的病人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艾咪五個月前，艾咪第一次來看我時，她的三陽性（ER/PR/HER2都是陽性）的乳癌治療已經在另外一個癌症診所完成了第一個段落，但是她對她的治療效果不滿意，所以另尋去處。她的腫瘤是1.7公分大，磁振造影顯示腋下淋巴結可能已經有癌症侵犯。這樣的狀況通常會先做化療合併HER2雙標靶藥（Herceptin and Perjeta）再做手術。艾咪也許是出於極度的恐慌，討價還價地接受了打折扣的術前治療。通常標準治療包括兩個化療藥及兩個標靶藥，她只同意打一個化療藥及雙標靶藥。之後，磁振造影顯示腫瘤已經消失，艾咪很高興地做了乳房局部切除及前哨淋巴結摘除。手術病理報告結論卻仍存在1.5公分的腫瘤，五個摘除的淋巴結當中，一個淋巴結有少數癌細胞。當她的外科醫師給她病理報告時，艾咪痛哭、咒罵，覺得她受騙了。她覺得化療所受的苦及磁振造影報告都「背叛」（betray）她；即使治療她的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照顧她，也沒有犯任何過失，她決定她在情緒上沒有辦法繼續給她原來的醫護團隊治療。當癌症治療的效果不如預期時，病人心理上彷彿重複了初聆癌症診斷，震驚、憤怒、難以置信、憂鬱。多數病人慢慢地就接受了事實；艾咪卻是一個大概永遠都不能接受這個實情的病人。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讓她傾倒她滿腔的怨氣，並且在她連珠炮的哭訴當中，試著解釋為什麼她的癌症治療效果不如滿意，在化療及雙標靶藥治療後，腫瘤從1.7公分只有減少到1.5公分。屢次，我的一句話都還沒有講完，就被她打斷，又回到她無止境抱怨身體如何深受化療的傷害，卻沒有任何的好處。最後，我忍不住提高我的音量：「先讓我說完！」(Let me finish my sentence!）她很有耐心的先生也替我發聲。HER2陽性的乳癌因為標靶藥合併化療的使用，術前治療得到腫瘤完全緩解（complete pathological response）的機會高達50-60%。但是腫瘤是否是HER2陽性有兩種判斷標準：免疫化學染色呈3價陽性，當染色是0或1價陽性時，HER2就認定是陰性；當染色是2價陽性時，進一步檢查（FISH）看HER2基因表現度（amplification）可能最後結論HER2陽性或陰性。艾咪的HER2染色是2價，FISH剛好達到陽性的標準。根據我的經驗，這樣的病人比起HER2染色3價陽性的病人對治療的反應比較差一點。另外，三陽性的乳癌對化療合併標靶治療的反應略低於ER/PR陰性HER2陽性的病人；原因可能是癌細胞不只依賴HER2的途徑繁衍，荷爾蒙受體（ER/PR）途徑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我的分析説明，艾咪大概在她的忿怒中一點都沒聽進去，倒是她的先生頻頻點頭，同意我的解析。艾咪在來看我之前，已經下定決心不接受放射線治療或荷爾蒙治療，她只接受繼續打一年的 Herceptin。她從癌症診斷開始就一直在看「整合治療」（integrative medicine）醫師，服用許多補充品。因為令她失望的治療成效，讓她找了另一個整合治療醫師。當艾咪説起整合治療時，只有讚揚與信任，相信這些補充品是沒有任何副作用的；她要求我同意與她的整合治療醫師合作照顧她。我告訴艾咪，主流醫學並不完美，有待改進的空間還很大；但是主流醫學是架構在科學證據上的，是誠實告知治療副作用的，是受食物藥物管理局FDA嚴格管制用藥原則的。我坦承對整合治療一無所知，但是我知道所謂的補充品沒有像藥品一般有嚴格的FDA管制。我告訴艾咪：「沒有人能強迫妳做妳拒絕接受的治療。我的責任是幫助妳了解妳的病，協助妳選擇對妳最有益處的治療。」艾咪在打了一次Herceptin 後，決定停止治療，她的整合治療師建議她做放射線治療及荷爾蒙治療。我支持她停掉Herceptin的決定，並且給她開了荷爾蒙藥。既然她不再接受每三週一次的Herceptin注射，我説她只要每三個月回診就可以了。艾咪居然對於我不會常常看她表示失望。因為她的難纏的個性，我的護士們則慶幸不再需要常常看到艾咪。艾咪在我看來是一個活在她自己架構的象牙塔裡的人。她是一個身材高挑，五官清秀，皮膚如牛奶般雪白，有著豐盛自然卷紅頭髮的麗人。她在化療期間，使用「冷帽」（cold cap）預防掉髮（以乾冰冰桶保持冷帽有足夠的低溫來冷卻頭皮的溫度，以減少化療藥在頭髮毛囊的藥量，而能減少化療常見的掉髮。冷帽及乾冰桶是保險不給付，病人一個月付300到500美元的租用費使用冷帽。病人從化療滴注至少半個小時前就要緊緊地以冷帽包覆著頭皮；因為頭皮的體溫會慢慢提升冷帽的溫度，病人需要有個「戴帽人」（capper）幫忙換上從乾冰桶拿出來的冷帽）。雖然艾咪的頭髮是保住了，她的眉毛及眼睫毛卻掉光了；這是艾咪第一次看我時的無數抱怨之一。雖然她一直在接受（想必所費不貲的）整合治療，她似乎心理有數「主流醫學」（main stream medicine）才能真正給她一個治癒癌症的機會。儘管她對醫生建議的治療討價還價，儘管她哭哭鬧鬧地控訴化療及手術對她的傷害，她沒有拿她的生命開玩笑，最終還是接受了主流醫學的治療。看伊凡的同一天，艾咪來回診。她的情緒好多了，也比較能夠保持安靜聽我講話。她在十月中完成放射線治療，卻還沒有決定要不要服用荷爾蒙藥。她答應我，等她身體恢復了，心理準備好了，也許她會同意開始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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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分享三個乳癌病人，三種故事 (上)
【編者按】這是醫病平台從來沒有過的嘗試，我們把一位醫師作家欲罷不能寫出超過5000字的長文，在作者的同意下拆成三篇，在同一星期登出。相信讀者也會同意，這樣的安排可以使讀者分期讀完這三位乳癌病人所呈現的不同問題，才體會得到一位真正的好醫師是幫忙生病的「人」，與只是診治病人的「病」的醫師，在「量身定做」的用心可以有這麼的不一樣。同時，我也希望作者用心良苦與我們分享的行醫心得可以感動社會大眾，讓大家了解也唯有在社會大眾不隨便就醫、濫用資源，好醫師才有充裕的時間，對真正需要用心照顧的病人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伊凡伊凡是一個46歲的捷克裔美國人，剛剛診斷三陰型（Triple negative，ER/PR/HER2標誌陰型）乳癌，帶著她一天前做的乳房磁振造影光碟片，在她先生的陪伴下來看初診。伊凡長得高頭大馬，患有多囊性卵巢綜合症（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伴隨的不孕症，十多年前接受荷爾蒙治療，成功地生育兩個兒子。她知道不孕症的治療可能增加乳癌的風險，伊凡從39歲開始就每年準時地做乳癌篩檢攝影。12月中，伊凡的年度乳房攝影出現右側乳房一個2.5公分的腫瘤。她在兩個禮拜內看了乳房外科醫師，做了超音波腫瘤穿刺證實是分化不良的三陰型乳癌。走進診間，先自我介紹。伊凡友善地説她認得出我，因為她已經在網路上看了我的資歷及照片。雖然我行醫已經三十多年，要給一個素昧平生的病人高度惡性癌症診斷的壞消息，心情總還是跟病人一樣的忐忑不安。病人知道事態的嚴重度嗎？她對癌症的壞消息有什麼樣程度的心理準備呢？在這個寶貴的初診一小時內，哪些資訊是幫助她做治療選擇最迫切需要的討論重點？哪些則是可以點到為止，才不會讓她承受不了過盛的資訊。網路資訊泛盛的時代，許多病人在看診前已經從網路上做了功課。伊凡知道三陰型乳癌惡性程度高，但是對於治療的詳情並不清楚。我解釋了她的癌症期別，治療的內容——包括手術、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先化療再手術的優點及可能的風險。因為她比較年輕就得到乳癌，又有東歐的血統，雖然她沒有乳癌或卵巢癌的家族史，伊凡帶有先天性（germ line）BRCA基因突變的可能性比一般病人高。在手術前得到這個基因檢測資訊，能協助病人選擇乳癌的開刀的方式；多數帶有BRCA基因突變的病人可能迴避乳房局部切除術，而選擇乳房全切，甚至也切除另一側乳房，以絕後患。多數選擇乳房全切的病人在術後不需要做放射線治癌，除非腫瘤太大，或腫瘤侵犯了皮膚組織，或侵犯多數腋下淋巴結。如果病人希望選擇乳房重建術，可以轉介給乳房整型外科醫師，討論乳房重建術的選項及重建術的最佳時期點。講到這裡，我一路留心伊凡的表情及肢體語言，確定她承受得住這麼沉重的資訊。事實上，伊凡的乳癌在短短的一年內出現（一年前的乳房攝影是完全正常的），病理上是惡性度很高的腫瘤，而且病理醫師也描述幾個小血管內存在有癌細胞（lymphovascular invasion），表示癌症有可能已經轉移到遠端。我小心地選擇我的措辭解釋這個重點，説明我們需要做全身正子掃描檢查，確定癌症只侷限在乳房。雖然我憂慮伊凡的乳癌惡性程度，我安慰她和她先生，我認為她的乳癌已經轉移遠端的機會是很低的。一方面，我的職責是要提供伊凡完整的訊息，另一方面，我不希望過度驚嚇她，造成她恐慌焦慮而失去鬥志；有些事情也許不大做文章，點到為止比較好。這是醫師的工作類似老師教學之處，「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同樣的病情，不同的病人，我對病情説明方式可能都不一樣，但是基本原則是一致的－提供完整資訊，並且給病人最佳治療的希望。伊凡看來很強悍，完全沒有因為多項壞消息顯得憂鬱張慌。她一直都保持鎮定及專住，問了很多好問題，伊凡的先生則用他的筆記型電腦做記錄，也偶爾提他的問題。醫療重頭話題告了一個段落時，我們討論她在化療期間繼續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她應該如何告訴兩個稚齡的兒子她的癌症診斷。也許是話題牽涉到她的孩子讓她的情緒堤防開始崩陷，這個很有女強人氣勢的病人眼眶開始盈淚。她説她的家人及朋友給她很多壓力，要她到波士頓的 Dana Farber Cancer Center 做治療；這時候，她告訴我她事實上需要趕著去 Dana Farber 看一位乳癌名醫。為了不耽誤她跟 Dr. Eric Winer的會診，我甚至沒有來得及給她做身體檢查就結束了這個90分鐘的初診。我知道伊凡跟我就此分道揚鑣了，她會留在 Dana Farber 做治療，我則趕緊去看下一個已經等了30分鐘的病人。不少同事遇到類似的狀況——花了心血時間準備及傾全力詳盡地看診，病人卻在最後一刻告訴你，她要到著名的醫院看著名的醫師。早知道，就不會花那麼多唇舌與精力看她。我猜網路資訊可能教導病人看病種種絕竅，包括守到最後一刻才告知原本就想好的要去名醫院所治療的決定。反倒是我不知是在安慰病人或安慰自己，我告訴伊凡，在Dana Farber 治病與在我們的癌症診所治病的差別是，我只是一個一般腫瘤醫師，我不只治療乳癌，也治療各式各樣的癌症；Dr. Winer 則專門治療乳癌，也許他會提供參與臨床實驗的機會；除此之外，我相信Dr. Winer 會同意我的治療建議。我告訴伊凡不需要覺得過意不去，病人尋求第二意見是常有的事，也是對病人很有幫忙的舉措，讓專家中的專家確認我的治療計畫是完備的。我也鼓勵伊凡有機會的話，要參與臨床實驗。我跟她保證臨床實驗有嚴格的醫學倫理規範，病人的最高權益是受保障的，也絕不會有一些人想像參與實驗是會淪為小白鼠的情況。我的一個沒説出口的意見是，我以做為一個一般腫瘤醫師為豪。我看的病人有著各式各樣的病，每個病人的病情我都能如數家珍，每個病人對我都是珍貴特殊的。我無法想像如果我從日出到日落只看乳癌病人，她們的病情病歷會不會都模糊在一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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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床邊教學讓醫學生體會「語言」與「態度」的重要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 今天到某大學醫院做定期的神經內科床邊教學。五年級醫學生報告的病案是一位九十一歲來自外縣的老阿嬤，十天前突然發生中風，左側身體癱瘓，即時送到地方醫院，在病發一小時內開始給予靜脈注射tPA。但後來發現心律不整，並再度發生中風，而轉到大學醫院。學生討論了許多醫療團隊所做的努力，也提到因為這位老太太平常只講台語，構成他們檢查上有困難，因此主動提出，到底病人是因為中風引起「失語症」，還是她聽不懂醫學生所說的國語。學生告訴我，這病人慣用右手，照道理應該是左邊大腦主司她的語言，根據神經學的知識，我們兩側大腦半球是掌管對側的運動與感覺，換句話說，左側偏癱應該是來自右邊大腦的中風，所以這病人不應該會有語言的困難。學生希望我能讓他們有機會看我如何做神經學檢查，以確定這病人的問題。學生也說，家屬非常保護病人，希望她能多多休息，所以學生都不太容易有機會好好檢查她。討論完病人的問題之後，我要學生們養成習慣，需要先弄清楚病史以及病歷上其他醫師做的身體診察紀錄，再利用合理的推論，想出最可能的診斷，以及這病人可能會有哪些身體診察的關鍵徵候，這樣進去看病人時，因為對病情的清楚了解，才能有條有理地、在有限的時間內釐清病史並且做好身體診察，而得到正確的診斷。由於同學們提及家屬很不願意醫學生進去打擾病人的休息，所以我先與照顧這病人的醫學生進去與家屬和病人說明這床邊教學的意義，並徵求他們同意我帶醫學生一起去看她。我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並表示我們想利用她的病來教醫學生中風病人的診斷與治療。我對病人說，我們需要好好教醫學生，將來你我的子女生病時才會有好醫師可以照顧他們。家屬欣然同意，而病人本身從頭到尾也都微笑以對，贊成讓學生來學習我怎麼檢查她。接著我就帶著學生們到病房，首先我先問病人與家屬他們最常使用哪一種語言，他們回答母親普通都說台語，但國語勉強可以聽得懂一些，接著我就全程使用台語。我在學生面前與病人和家屬看似閒談，卻釐清了一些混淆不清的病史，而後我做了一些重要的神經學檢查，包括詳細的語言檢查，確定她的了解與表達能力都正常，絲毫沒有失語症的現象，這也解決了學生們對左側偏癱卻發生失語症狀的困擾，很顯然的是學生所觀察到的語言問題是來自病人對國語的困難。接著在確證了她對語言的瞭解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我請她做了簡單的計算、記憶以及左右辨識，以病人小學畢業的程度而言，她的認知能力十分正常，並無失智的現象。在病人已恢復得非常令人滿意的情形下，因為這中風是在右側大腦頂葉（parietal lobe）部分，所以我也在學生面前做了一個特別的感覺測試。我請病人眼睛閉起來，我摸她的左手，她馬上回答「左手」，我摸她的右手，她馬上回答「右手」，但當我同時摸她兩手時，她卻只回答「右手」，而這種「忽略症候群」（neglect syndrome）正是病人在「非主宰語言側」的大腦頂葉發生病變時，會發生的罕見神經學症狀。這時，學生也告訴我，他們在這病人急診處病歷上發現，住院醫師也發現了病人當時有這種罕見的「忽略症候群」。看完了病人，我與這群學生都向病人與家屬謝謝他們給我們這機會，從她的身上學到許多神經學的知識與技術。回到討論室以後，我要求每位學生與大家分享他們今天在這場床邊教學學到些什麼。學生們踴躍發言，他們看到老師徵求病人與家屬同意參與床邊教學的努力，這種尊重病人與家屬的「態度」給他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時也見證了許多神經學認知方面的檢查可以透過看似談天一樣地執行，譬如老師說：「你要不要算一下，今天一共有多少學生來與你學神經學？」看著她從一數到十三，並且眼睛動、頭動、手動，最後和氣地告訴我：「居然有十三位學生來看我，真不好意思。」我們不用正式地按本操課地問些失語症狀的問題，就很明顯地看得出她絲毫沒有語言的了解或表達的困難。但我發覺沒有一位學生提及我從頭到尾使用台語看病的重要性。我終於忍不住問他們，如果今天我用國語的話，我們會對這位小學畢業的九十幾歲耳聰目明的高齡老人，做出多少離譜的「誤判」。我語重心長地告訴學生，我二十三年前初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院時，最初幾年我發覺有時很難讓病人或同事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而有時我也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英文，這期間我才首次深深感受到「語言」的重要。回台又已是另一個二十三年，我經歷過好幾次這樣的經驗：雖然病人與家屬都告訴我，他們使用國語沒有困難，但當他們談到激動的話題時，都很自然地改用更能表達他們內心感受的台語，而使我警覺到當初沒先問清楚他們的母語是什麼，尤其對來自偏鄉或老年的病人或家屬，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對學生有感而發，我們不應該讓病人在自己的家園，還要擔心他們會聽不懂醫師說的話，或醫師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我說，我希望同學們還有一年多才畢業，除了多念書以外，一定要好好學會台語，畢竟使用台語的人口是不容忽視的。但我也主動提及，我自己還有「客家話」、「原住民話」待學，所以我們都要努力，讓我們的病人不會在自己的家園還要擔心 「語言的隔閡」。我的結論是理想的好醫師除了要擁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術」，還要有親切的「態度」，並能夠使用病人熟悉的「語言」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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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關係中的「語言」和「態度」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 有一位知名的詩人，本業是臨床專科醫師，他非常具有台灣主體意識，但是他寫的詩卻遭到某些人質疑：「他為什麼不寫台語詩？」詩人有他自己的觀點，他說七十多年來，他的思考是華文的語言模式，雖然他的母語是台語，他的台語也講得很道地，但他為了掌握自己所熟悉的語韻，書寫時，他以華文寫詩。這位醫師在為醫學生上課時，常諄諄告誡他們「把台語學好」。他說：「畢竟說台語的台灣人佔很大多數，問診的時候你會說台語，無形中增加患者對你的信賴感，主訴他的病症時就會比較精確，這也有助於你下診斷。」我深深佩服這位仁醫。他看的是「生病的人」而不只是看「病」。但在實際的醫病門診對話上面，醫師是否因為有能力使用病患的母語，而能建立比較良好的醫病關係？恐怕不是絕對的。因為醫生和病人之間，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互動的態度問題。如果醫師在說明時使用較簡白的說詞(配合願意傾聽的態度)；相對的，患者訴說自己的病情時要明確地讓醫生聽懂，這樣醫病關係就會有基本的平衡。最怕的是雙方的期待有落差，就會難以溝通，譬如：醫師使用艱深難懂的醫學術語，讓病人誤認為醫師高傲冷漠；而病人絮絮叨叨不知所云，醫師就很難進入狀況。因此而造成誤解，就比較冤枉了。我本人三年間罹患兩種癌症，醫師說明療程時我並不完全懂，哪種藥物療效和可能的副作用等等，聽來很複雜，但我看醫生這麼用心，他有他的專業思考和評估，那麼我就是全然信賴、盡量配合，做一個合作的乖病人。果然我安全度過難關。在化療期間，常有機會在不同科別的診間候診，聽到病患和醫師的對話。我的感覺是，可能台灣教育普及的關係，即使高齡的患者，醫生混雜著國語台語，說一些諸如藥要怎麼吃、吞服時如何給水等等，有些由子女陪伴或外勞帶來的長者，醫師有時還得加用英語說明呢！這些都不至於因語言不通造成不愉快。真正有問題的並不是語言的溝通，我曾經聽過有病人說：「我Google了，醫生你開的那個XXX藥，副作用好像會XXX，這樣吃好嗎？」令人瞠目結舌！可想而知醫師的心情會如何了。這，已經是觀念和態度的問題，而不單單是語言的問題了。醫病關係需要「關懷」與「信賴」並重，醫生是人不是神，世間也沒有「藥到病除」這種仙丹，醫療過程總是要經過病人主訴、醫師問診、看病理檢驗報告，然後醫生診斷、決定治療方針，還要評估預後。一切都有賴於語言溝通。走筆至此，回想起小時候先父在窮鄉僻壤行醫，漁港小鎮的60年代，居民南腔北調、多數是勞動人口，不只台語有好幾種腔調，連山東話、上海話、福州話都有，病患中曾經有一位「寧波人」更是一絕，完全雞同鴨講，互相都一個字也聽不懂，而醫生和病人，竟然能如水乳交融！不只醫病，甚至成為莫逆，令人讚嘆又莞爾。語言是溝通的工具，醫病之間的交流是否順暢？是否有意義？幾乎可以決定一大半的醫療效果。善用雙方都能體會的「語言」，加上傾聽和信賴的「態度」，用比較功利的看法，就是「醫病雙贏」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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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阿公送的兩塊太陽餅，對我的影響！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年休時回台中省親，穿得稍微正式，在市區順道尋訪幾個日本時代留存的「辰野式」古蹟。途經太陽餅博物館走進去逛逛，20元買了一張台中市役所的明信片正要出來，店員(約莫50多歲的阿姨)親切地跟我說：「你台灣話講甲誠好，這馬(tsit-má)少年人真少講得遮爾(tsiah-nī)標準，你佗位來？敢是咧教冊？」「我請你兩塊太陽餅，咱台中人嘛真有人情味(lîn-tsîng-bī)！」我連說：「按呢歹謝啦~」推辭了幾秒收下就推玻璃門離開了。推門出去後想想：「我ê台語是阿公教ê，這領殕色(phú-sik) ê西裝外套是兩年前我共(kā)伊ê衫改來穿ê，講起來這兩塊太陽餅是阿公送我ê！」想起來很高興，雖然他不能再帶我去餐廳吃好料、或是講台灣的歷史給我聽，卻透過陌生人的手，在異鄉異地送給我兩塊太陽餅，彷彿再次提醒我人生最寶貴的東西：語言、歷史與文化不能忘記。我，又怎麼能忘記？每次在醫院西址看診結束，走在百年歷史的中央走廊上，在川流的人群中無意識地頻頻張望，彷彿還可以看到他老邁的身影等我跟他一起去看病。這兩年來，他曾經跟我提過的名字，有一天下班後忍不住從泛黃的電話簿一通通打過去，空號居多，卻仍然接到幾個蒼老親切的聲音；從台北、新竹快車一路南下，回到破敗傾圮的三合院、回到終戰前屏東竹田的野戰醫院舊址，沿著鄉間小道，試著找尋當年的蛛絲馬跡，來來回回捨不得離去。最近在醫院的佈告欄又看到醫學院開辦醫用台語的課，猶豫了一下報了名。白天在病房一陣忙亂後，下班隨便吃個飯就趕緊走到隔壁醫學院的教室裡坐下來跟著一群醫學生學羅馬拼音。看著台上的老先生精神抖擻的講古相當陶醉，搖頭晃腦地帶著大家一起讀台語，發出一陣吵雜又親切的聲音。恍惚之間，我彷彿跌進時光隧道，回到家裡那張總是滿座的實木大圓桌，他談笑風生主導所有的話題，所有的人都必須用流利(liàn-tńg)或不流利(bē liàn-tńg)的台灣話回應，伴隨添飯的聲音、喝湯的聲音、筷子碰到碗的聲音、移動椅子的聲音，與許許多多的聲音在空氣中熱鬧的流動著……只要想到家裡那張桌子，我就可以聞到餐桌上那鍋菜頭湯，燒燙燙的氣味。回到家，夜晚從口袋裡拿出有點扁掉的太陽餅放在空蕩蕩的餐桌上準備打開來吃。阿公生病沒有體力說話後，餐桌上的語言不知不覺被另外一種語言佔據，不久，圓桌再也湊不齊所有的人了。台語ê時代過去了。但是我，又怎麼能忘記呢？在醫院中央走廊川流的人群中回頭不見他的人影，來來去去的，還是他的聲音。後記最近發現醫院裡面住院醫師的英文愈來愈好，令我自嘆不如。新聞說我們台灣政府最近積極推動雙語政策，目標要在2030年跟國際接軌成為雙語國家，大家也樂觀其成。然而語言尤其母語，承載著歷史、文化與濃厚的感情。努力跟國際接軌，卻忽略了自己的語言，還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其實「愈本土、愈國際」，立足本土，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特色，才能立足國際，也才能吸引別人來此工作、生活與學習，成為台灣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為了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不要忘了我是誰？也為了介紹這個古老典雅的語言給更多人聽，我在醫院一邊看病人也努力練台灣話。台灣話不是平常凊彩講(tshìn-tshái kóng)，還要有理論基礎。感謝醫院在十二年前由朱子宏、張之嚴學長與各科醫師前輩通力合作，主編的一本「醫用台語教學」書籍給我很大的幫助。李恆德老師開辦的醫用台語班課程也延續至今，看到滿座醫學院學生上課中琅琅上口其實滿高興的，也激勵自己平時跟住院醫師們說話盡量穿插台語，盡一己之力把這個語言努力傳下去。也希望自己會的語言愈多愈好，第二個要學的是客家話，希望可以聽懂更多新竹故鄉的客家阿婆講的話。願咱台灣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大家一起說(學)母語，互相接納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將祖先流傳的話，持續傳唱在太平洋西南海邊，翠青的美麗島「福爾摩沙」。*感謝李英芬台語教師修正台語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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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的最小與最大
【編者按】繼上星期的主題「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這星期我們邀請了三位較年輕世代的醫師，分享他們對醫學這條路的看法與憧憬。一位中生代的醫學院副教授誠懇地分享自己如何在行醫與研究中，探索出自己得到成就感的一條路；一位醫學院畢業快兩年，目前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師分享自己如何步入習醫之路，並分享他如何找到行醫的「火花」；一位再一年就要畢業的醫學院雙主修博士生，從最小(細胞與分子)到最大(病人與社會)的探索，領悟到「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坦然接受，是對病人負責的最佳表現」。希望這兩星期來自醫界不同世代的分享，可以幫忙社會大眾了解醫師，更拉近醫病之間的距離。經過四年的基礎醫學訓練，及兩年的臨床醫學訓練，再過不久就要成為一位領有執照的正式醫師，緊接著的住院醫師申請，就要決定要走一輩子的專科。在這樣生涯的轉捩中，我時常自問，究竟何謂醫療的本質？我們到底需要具備怎麼樣的視野與能力？在這一輩子的追尋之中，我們要如何做到問心無愧？我不敢說我得到了好的答案，但「看見醫療的最小與最大，和之外」是我暫時的結論。最小，小至細胞與分子。隨著科學的進展，我們已經能從分子的層次去了解一個疾病的生成，也許是一個基因密碼的錯置，也許是蛋白質的錯誤折疊，抑或激素的失衡，一個細小的改變都可能造成嚴重的疾病。現代醫學發展至今已朝向個人化、精準化的方向前進，每個人基因體的不同會影響疾病的表現和對治療的反應，看似雷同的症狀背後的分子機轉可能大相徑庭，這些領域都是過去的醫學無法處理的。作為未來的醫師，我們必須有能力看見疾病分子層次的機轉，看見每個人的差異，並對症下藥。至此，我們的醫療僅止於cure的層次，必須拓展到care和comfort，看見疾病背後的人，看見生理之外的心理與社會層次。在制定治療計畫時，我們不只要考慮生物醫學上的適切，更必須體認病人所處的境遇(context)，試圖了解這個疾病及我們所做的處置，會對這個「人」產生怎麼的影響，他的感受，他與人際往來，他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都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我們治療的效果和病醫關係。醫療的最大，是看見疾病的社會性，與醫療的公共性。疾病的成因絕非僅只於分子的異常，更時常肇因於社會的發展。疾病與社會的互動的是複雜而廣泛的，現在盛行全球的COVID-19疫情，根本地改變了人類的行為，而這樣的驟變又會回頭影響群體健康的樣態。疾病不識國土疆界，不識貧富貴賤，但其表現與反應又會隨著這些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所影響，就像學習症狀的鑑別診斷一樣，我們也需要了解非生物學的因子是如何參與疾病的形成。而正是因為疾病是如此的全面地影響人類，醫療的本質應是公共的，應是面對所有人群的。每個人的健康權理應平等，不應受到社經階級的影響，掌握最多醫療資源的我們，應該要了解Rawls的正義論中所論述的：擁有最多資源者應該去服務最缺乏資源的一群。最後，我們要看到醫療之外，從社會層次了解健康的醫療化(Medicalization)，了解醫師作為「專家」，是如何定義何謂健康的人？何謂生病的人？是如何區分正常與異常？醫療產業是如何獲得甚至壟斷照護生病的人的權力？擁有西方醫學專業的我們要如何面對其他的照護方式？在不斷將自己專業化的同時，我們要時常跳出西方醫療的狹窄框架，從更恢宏的視野去思考醫生和醫療行為是如何被型塑。在讀醫療社會學時令我印象深刻的Mckeown Thesis就說到，十九世紀西方國家人口大幅成長很多人可能會以為是因為現代醫學以及疫苗的進步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真正讓死亡率大幅下降的是國家經濟、衛生、還有文化的發展，如果一個社會能健全的發展，很多醫療問題將不復存在，如果我們只著眼於如何「矯正」或「復原」人類健康的變異，而不去思考甚至嘗試改變那些病變的源頭，我們的辛苦很有可能徒勞。醫療之外，也要看到白袍之下，看到白袍之下的自己。我們是人，我們會感到脆弱，我們會受到人類本能性地認知偏誤影響，我們會對未明的事情感到恐懼，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坦然接受，是對病人負責的最佳表現。現代醫學之父William Osler曾說，醫療是一種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我慢慢能理解這句話，醫學不只是個專業或職業，更是一種生活上非常廣袤的實踐，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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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火花是活著的熱情，不是活著的目的！ 作為醫者我的「火花」是什麼？
【編者按】繼上星期的主題「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這星期我們邀請了三位較年輕世代的醫師，分享他們對醫學這條路的看法與憧憬。一位中生代的醫學院副教授誠懇地分享自己如何在行醫與研究中，探索出自己得到成就感的一條路；一位醫學院畢業快兩年，目前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師分享自己如何步入習醫之路，並分享他如何找到行醫的「火花」；一位再一年就要畢業的醫學院雙主修博士生，從最小(細胞與分子)到最大(病人與社會)的探索，領悟到「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坦然接受，是對病人負責的最佳表現」。希望這兩星期來自醫界不同世代的分享，可以幫忙社會大眾了解醫師，更拉近醫病之間的距離。一月份在急診輪訓，趁著平日放假避開人潮，久違地到電影院看《靈魂急轉彎》。約莫過了整部電影的三分之二，淚水逐漸模糊視線，直到片尾名單播完，我仍陷在絨布椅中無法自己。隨著劇情推展，情感上的衝擊、對自身的投影和反省使我思緒奔騰；其中，有句話如暮鼓晨鐘，盤據我的腦海──「『火花』是活著的熱情，不是活著的目的」。我開始思考，作為醫者，我的「火花」是什麼呢？從小就興趣廣泛又善變，時不時就有新的人生志向，和家人分享時，他們總是笑笑地鼓勵我朝著目標前進；有趣的是，我卻從來沒有當醫生的想法，高三那年，我的第一志願是外文系（當時全心全意的想成為多國口譯）。直到放榜，在同學的勸說之下，幾經思索，覺得可以嘗試醫學，便在填志願時選擇綜合大學，除了能選修我喜愛的文學課程，也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大學前四年，不喜歡讀書的我，花了大把時光在醫學之外；沒有實際應用、單純吸收知識對我而言實在痛苦，捱過一場又一場考試，僅是為了在「正常時程」完成階段訓練；作為醫學生，自然能接觸許多前輩，雖然隱隱約約對「當醫師」這回事有了具體概念，卻依舊沒有太多想像。對行醫有新的感受，是大五進入臨床之後──我的火花出現了。介於學生與醫者之間，既享受學習的快樂，同時也從病人身上獲得許多正向回饋，藉由這些互動，加上與同儕、師長討論，使我對人生有更多哲學性思考。我特別喜歡觀察前輩們和病人以及其家屬的應對，透過模仿，再加入自己的觀點和特質作調整，讓我在畢業之際，已經能夠自在地快速與大部分病人建立良好關係，至於專業上的疑惑，往往都有充滿熱忱的老師學長姊指點，綜觀醫學生時期的後三年，雖然生活緊湊且忙碌，我仍時時感到能夠作醫生，是一輩子的福氣。順利畢業、通過國考、正式取得醫師執照，又開啟了另一段里程。有了大七實習的經驗，不分科住院醫師的訓練起步相對踏實，擁有更多決策和實行的能力與機會，讓我相當興奮，每天都精神抖擻，即使病人問題棘手，在老師、學長姐的幫助及後援下，都能夠學習到妥善的處理方式；不過，逐漸脫離學生身分、擔起更多責任，工作量越來越大，直到住院醫師階段，在日復一日近乎喘不過氣的生活常規裡，我開始變得負向、沒耐心、常抱怨、睡不安穩、情緒控管變差，甚至一度生無可戀，覺得自己做的事毫無意義；在排山倒海而來的病人堆裡，我感到無助──永遠有更多的人需要醫治，而自己能力不足，卻不再熱衷學習，只想好好吃飯、好好睡覺、遠離醫院。直到某個深秋的夜晚，站在醫院大廳，手裡拿著我相當敬愛的老師帶來探班的珍珠奶綠時，我倏然發現，那些使我眼睛發亮的火花，已不知不覺消失了。意識到這件事令我更加驚慌，我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出現如此疲乏的狀態；所幸，與幾位對我而言相當重要的前輩深談後，開始學著把發條轉鬆，在不影響病人治療、照護的前提下，多花點時間和家人、朋友相處，也重拾醫學以外的興趣。這些，在無數個非常想尋短的時刻拉了我一把，陪我跨過低潮，在新年之始迎接能夠稍微喘息的科別；在急診依舊面臨不斷湧入的病人們，不過，有了規律的上下班時間與偶有的休假，讓我能夠調整好自己的身體與精神狀態，緩下腳步喘口氣，找尋火花。幸運地，火花還存在，只不過，歷經了一連串心境上的變化，我對「身為醫者」有了新的想法。對病人而言，我不覺得自己有多麼無可取代，世界上有許多好醫生能夠治癒他們、減輕痛苦、給予安慰；或許是經驗不足、能力尚未齊全，將行醫的火花建立於對他人的貢獻，於此刻的我而言太過犯險；然而，作醫生使我在賺得溫飽、衣食無虞、若有閒暇就能發展其他興趣的同時，能幫助到他人；最重要的是，從和病人互動、參與他們部分生命歷程（甚至是相當私人的部分）之中反思我的人生，是從醫學生時代起，始終如一讓我想繼續走在醫學這條路上的理由，也是在一片灰燼中僅存的零星火花，雖然微弱，卻依舊熠熠，等待下一次燎原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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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如何做一個好醫生？醫師分享他的醫學生涯規畫二十年
【編者按】繼上星期的主題「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這星期我們邀請了三位較年輕世代的醫師，分享他們對醫學這條路的看法與憧憬。一位中生代的醫學院副教授誠懇地分享自己如何在行醫與研究中，探索出自己得到成就感的一條路；一位醫學院畢業快兩年，目前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師分享自己如何步入習醫之路，並分享他如何找到行醫的「火花」；一位再一年就要畢業的醫學院雙主修博士生，從最小(細胞與分子)到最大(病人與社會)的探索，領悟到「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坦然接受，是對病人負責的最佳表現」。希望這兩星期來自醫界不同世代的分享，可以幫忙社會大眾了解醫師，更拉近醫病之間的距離。「醫學生涯規劃」一直是初入醫學院的學生很想好好處理的「人生大事」，看到不同醫界前輩的身影，難免會去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走上他那條路，像他一樣，有為者亦若是！」畢業至今二十年，當年眼前的典範人物，一一完成了他們在醫界的使命，而我很確定，我沒有複製出任何一個人的成功，卻也走出了頗能知足與自得的路。 在尚未接觸到病人的學生階段，我對於臨床醫學一無所知，唯一跟醫生接觸的經驗，來自於小朋友時看感冒和中學生時看青春痘的開業醫，而很明顯地，那並不符合我心目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形象。大學時代，受到台灣學者李鎮源、吳成文、陳定信院士的影響，加上校內幾位沒有當醫生卻專注在生理學研究的教授耳濡目染之下，我也起而效法進入實驗室，自以為可以複製他們那一代的理想主義：放棄醫業，投入學術，所謂「醫學研究一旦有所突破，便可以救治更多的人」。我也一度以為我的人格特質過於批判、分析與憤世，沒有傾聽病人的耐心，也不會用台語與人溝通，應該非常不適合做第一線的臨床醫師，所以做科學家的選項一直是擺在做醫師之前。不過實驗室殺老鼠的生活，沒有帶來甚麼令人興奮的成果，直到五年級時，一位美國大學內科的訪問教授來做臨床教學，他從病歷寫作、身體檢查、診斷思考、到日常的回診報告，無一不嚴格要求，完全改變了我對臨床醫學的刻板印象，我才真正體會到臨床醫學更需要全方位的思考，除了演繹(deduction)、歸納(induction)之外，還要綜合式的假設推論(abduction)。我開始喜歡上了臨床醫學，尤其是那種難以捉摸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在醫生與病患的對話之中展開，那種人文與科學兼具的理性與感性，深深吸引著我。 實驗室失敗的經驗，反而讓我在臨床學習更加用心。自實習開始，我把自己的路定調成以臨床為主的醫師。其中一個很個人的因緣，讓我對這個決定深信不疑。實習之前，醫學生有個授袍典禮的儀式，立下誓約要做一個醫師，而我當天在典禮結束後，就在火車上，遇到了緊急救援事件，車掌廣播後只有我一個人到現場，我小心翼翼的搬出急診室學到的評估步驟，最後留下我的病歷紀錄，交給前來接手的醫護人員。許多醫生也都經歷過緊急事件，但這樣的經歷卻是在我宣誓當醫生的第一天發生！即使沒有宗教信仰，我還是很難擺脫一種命定的想法：「也許我註定要好好當個醫生吧！」 服兵役的兩年期間，是我從學生進入社會的第一課。除了讓我有機會接觸到社會不同角落的人，也讓我對當時同儕多數技巧性地逃避兵役，心生極大的不平與厭惡。這段期間的意志磨練，看似浪費時間，但是很深刻地增進我對「人」的理解。跟醫學生談起習醫的意向與動機，每個人都可以大談史懷哲式的故事，但遇到切身利益的關係出現時，真正的挑戰才開始。就像是我們不能在太平盛世，跟軍人談論戰爭時他會多麼勇敢一樣。這一課，我上的很認真，因此在履歷表上，我總是不忘這兩年的磨練對我醫學生涯的影響。 退伍後我回到熟悉的母校完成住院醫師訓練。訓練過程中，有亦師亦友的前輩，見賢思齊，激勵我思考、查書、回到病人身上驗證，歷經確診也歷經誤診，讓我紮實地成長；也有對病患照顧非常隨便馬虎，只重視個人論文及升等的主治醫師，見不賢而內自省，我也把握住自由發揮的機會，很快地學習獨立。四年的訓練，磨出我臨床實務的信心與能力，我也即將進入新的階段，需要選一個次領域做專研。臨床醫學吸引我之處，就在於多樣性，所以單一技術或疾病的次專科訓練顯然不適合我。我反倒是將臨床暫停下來，思考如何將研究應用在病人照顧上的可能性，因此我選擇了臨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臨床研究的核心就是流行病學，當年流行病學是個冷門的領域，我很幸運的取得研究員獎助的機會，赴美進修。重回課堂的心情是興奮的，當時流行病學系主任曾經師從Olli Miettinen，他帶的「因果推論」，幾乎是當一門哲學課在上，開啟了我在這門學問上的興趣，我花了很多時間做理論的學習，並且順利發表論文，取得學位。這時我的定位，似乎又從臨床走進學術。 國外研究的磨練歷經四年，學成回國後，臨床工作的挑戰才剛剛開始。相對於住院醫師來說，主治醫師必須對病人負起完全的責任，而門診的病患服務也需要重新學習。當時科內的人力吃緊，即使是主治醫師每個月也必須值夜班高達八個班。前一分鐘還在複習疾病發生率(incidence density rate)的概念，下一分鐘就要評估住院病患是否需要插管進住加護病房。主治醫師穿的白袍似乎更重了些，我深感過去住院醫師時期對於臨床能力的自信是種錯覺，因為每一年的經驗，都有每一年的累積，好好地多看一個病人，就又多增加了一分鑑別與應變的能力。一方面在當前全民健保體制下，我調整出合理的工作速度，兼顧看診的效率與品質；另一方面開始建立團隊與規劃特別門診，累積疾病的診療經驗。博士畢業匆匆數年過去，我又從學術回到臨床。 另一個四年過去，也又過了第二個四年，不知不覺中進入四十歲的年齡。如果學生時代有所謂的生涯規劃，那麼即使現在還不用算總成績，也至少該交期中報告了。也許寫了幾篇論文，多了個名校學位，也許看了些病人，滿足了經濟上的需要，很多的幸運讓我的醫學生涯即使稱不上功成名就，卻也是一帆風順。然而，附加在個人身上的名與利，卻令我心生不安，因為那些集中在醫生個人的功名，其實是相當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現象。現代疾病的治療與照護，包含了很多護理、醫技、藥學、公衛、資訊人員的心血與付出，而病患回饋與醫療收益卻順理成章地集中在臨床醫生個人上。從取之於社會的角度來說，我享受到非常豐富的教育資源，尤其讓我以醫學之名，窺探了病人隱私的生命故事；從用之於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只安於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而沒有好好思考如何將所學發揮到最大的貢獻。因緣際會下，我認識了天主教的偏鄉醫院，也看到了服務人群的價值，因此固定每兩個星期撥出一天的時間到偏鄉醫院義務支援，就這麼一個起心動念，至今也進入第四年了。表面上我是無償付出，但事實上我的看診非常從容自在，也學習到更多不同族群的疾病經驗，尤其能實踐年輕時相當嚮往的那種俠骨柔情，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很多醫師前輩，也能道出「如何做一個好醫師」，甚至辦講座、辦營隊、辦義診。然而在這一點上，我不會忘記一位棄醫從文的作家對我說，關於偏鄉服務，之所以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每年都讓義診的年輕醫師感動，是因為學長姐最後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來。這段深刻的諷刺提醒我，不要只有蜻蜓點水，一年半載只來一次的服務，那不是真的服務，而是矯情。 如何做醫學生涯的規畫？如何做一個好醫生？其實是我二十多年來，每天都在問自己的問題。我現在終於明白，那個答案就在「每天都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歷程，因為每個階段有不同的挑戰，需要去適應去調整，沒有人能在起點就知道未來怎麼走，只能一步步把不適合自己的路線刪除，掌握住地利與天時，那麼隱隱約約地，屬於自己的路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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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賀台大醫學院神經科及台大醫院神經部40周年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一位剛屆齡退休的放射科醫師分享他第一年的退休生活，促成了我們邀請兩位年過八十的前輩醫師回顧他們的精彩人生，一位精神科教授退休後，改而投身宗教與社會服務方面，與我們分享他豐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一位神經科教授將最近慶祝台大神經科四十週年的紀念會上，回顧自己如何在台大醫院神經科由教學與服務為主的臨床科成功地轉型為今日服務、教學與研究並重的大學醫院重鎮。我們接著會邀請年輕醫師發表他們行醫的心路歷程，希望這些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了解醫師，而有助於醫病之間的溝通。 台大醫院神經部於2020年12月26日舉辦慶祝創部40 周年活動，並出版。緬懷洪祖培教授辛苦創建神經科(部)的歷史：1947年林宗義醫師自日本東京大學回台，創建台大醫學院及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大部分科內醫師主要教學及臨床業務偏重精神科。根據此專刊的記載：1951年洪祖培醫師到職，1952年蕭成美醫師到職，1956年杜潤碧醫師到職，1957年陳光明醫師到職，1961年高村井醫師到職，1963年孫睿亮醫師到職，1965年陳榮基醫師到職。這幾位都是比較傾向神經醫學，可惜中間幾位都先後離開。1960年洪祖培醫師承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弼院長(David Landsborough, IV)推薦，前往英國倫敦Queen Square Hospital進修一年，專攻神經醫學。1971年洪祖培升任神經精神科教授。我於1971年承洪祖培教授推薦前往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神經科進修兩年，1973年回來。 經過多年的奮鬥，1980年神經神經科終於分成精神科與神經科，洪祖培教授擔任神經科首任主任。1986年陳榮基接任神經科第二任主任；1992年卸下主任職，接台大醫院教學副院長。1995年台大醫院神經科改稱神經部，醫學院仍稱神經科。 在我當任副院長時，有一天已退休的前醫學院楊照雄院長來醫院院長室與戴東原院長及幾位副院長懇談，楊院長說：「醫學院的基礎醫學教員中，醫師(MD)只剩下一位，而且即將退休了。他覺得醫學院開始時的教員，主要都是MD。將來如果都沒有MD當教員，對醫學院的發展，非常不好。希望醫院能設法幫忙。」大家都了解是因為醫學院的待遇太低。經過研商後，戴院長決定由醫院提供9個主治醫師名額，給醫學院每一科各一名；如果基礎科能夠找到MD來當教員，他可以占用這個主治醫師缺，由基礎與臨床兩科雙聘，他就可支領醫院主治醫師的津貼。這個制度，大大提高醫學院基礎科聘請MD的力道。我很高興看到，在我擔任主任時，神經科居然獲得三位優秀人才，聘到在生理學科任教的郭鐘金醫師(留學哈佛Harvard大學歸來)，在解剖學科任教的謝松蒼醫師(留學哈佛大學及約翰霍普斯金Johns Hopkins大學)及在藥理學科任教的劉宏輝醫師。很高興，今天看到他們這三位基礎與臨床雙聘的教授，領先發表二十多年來耀眼國際級的研究與臨床的成就。讓我深感對得起洪祖培教授，對得起神經科，也對得起醫學院！ 在慶祝會的報告中，兩位年輕主治醫師在緬懷洪教授的投影片中，秀出一張洪教授今年住院中，還在病房「回診」教學的照片。我接下去請問他們，為何稱呼病房教學叫「回診」？他們說：英文叫「ROUND」，我提醒他們，要翻譯為「迴診」。然後再請問為什麽叫「round」？現場沒有人能夠回答。我告訴大家多年前，我去參訪約翰霍普斯金大學醫院時，因為我的學生謝松蒼在哪裡的優秀表現，他們對我相當禮遇。特別帶我去看，開啟美國現代醫學教育的該校校長William Osler 教授做病房教學的舊醫院。這個建築沒有電梯，樓梯是鋼鐵製成的圓形梯，Osler教授就是繞著圓形梯上下樓層，帶著學生到每個病房做床邊教學。因此美國人就稱床邊教學為「ROUND」，我們就翻譯為「迴診」。我也有幸在那個樓梯迴旋(round)上下，追循先賢的腳步。那位他們很稱讚的Dr. Hsieh，就是今天在週圍神經病變的診療與研究領先全球的台大神經科與解剖科雙聘的謝松蒼教授。 我在1997年從台大退休，應聘到台北縣三峽鎮(今新北市三峽區)開辦恩主公醫院。在離開台大前，曾與解剖科合作，想要設立「腦庫」，沒有成功，一直引以為憾；今天在謝松蒼教授的報告中，欣聞他正努力籌辦「台灣腦庫」。期待他順利成功，完滿我要奉獻台大的最後一個心願，讓台灣神經醫學的發展在台大神經部的領導下，更上層樓！ 我也勉勵同仁，在診治病人時，善用介紹人可以增加病人的信任度及治療的效果。我舉了自己的兩個經驗：我曾介紹一位病人給他居住鄉鎮的開業醫師，這位醫師在看完病人後，打電話給我：「報告老師，您介紹的某某病人，我已經看好了，他的那些問題，我已處理好了。請老師放心。」在場的病人不但信心大增，而且還介紹親朋好友，都到這位醫師的診所。另外一次是我的90高齡的中學老師，車禍導致顏面嚴重多處骨折及下巴脫位。牙科醫師打算分兩階段處理，先在未麻醉的狀態下矯正下巴脫臼，然後全身麻醉處理骨折。但是第一階段的處置需要病人的合作，如果病人不合作，只好在全身麻醉下，先後處理這兩個問題。但就要增長麻醉時間，增加危險。主治醫師很親切的告訴病人：「老師(指介紹人)有交代，我會好好治療您的問題，請您放心。」結果病人居然很合作的在清醒狀態下，讓醫師處理好脫臼，然後才在全麻下修補好骨折，恢復完整的功能。 如果你覺得這位老人太嘮叨了，碎碎念，請原諒超過「七老八十」的老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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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退休精神科教授的「退而不休」生活 2019超前部署充實人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一位剛屆齡退休的放射科醫師分享他第一年的退休生活，促成了我們邀請兩位年過八十的前輩醫師回顧他們的精彩人生，一位精神科教授退休後，改而投身宗教與社會服務方面，與我們分享他豐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一位神經科教授將最近慶祝台大神經科四十週年的紀念會上，回顧自己如何在台大醫院神經科由教學與服務為主的臨床科成功地轉型為今日服務、教學與研究並重的大學醫院重鎮。我們接著會邀請年輕醫師發表他們行醫的心路歷程，希望這些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了解醫師，而有助於醫病之間的溝通。2019年我像似無意中做了超前部署，安排了多次國內外旅遊。3月中旬參加台大醫學院我們班畢業五十週年的台灣環島旅行。我們包了二部遊覽車從台北出發。行程中台南至台東，以及花蓮至台北的兩段路程還安排改搭台鐵環島之星觀光列車。大家都非常珍惜這次的重逢，藉此機會大家暢談從大一開始，將近六十年來的往事。緊接著，4月初跟一些朋友組團去歐洲，行程特別安排去看舉世聞名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庫肯霍夫（Keukenhof）花園。 7月初，在我的兒女及孫子們的安排策畫下，包括兒子、女兒三家共10人，我們走了一趟加拿大洛磯山脈自助旅行。之前我去過幾次加拿大洛磯山脈，但都是跟團。這次是家人為我做八十祝壽的旅遊。在路易斯湖邊的（Lake Louis）路易斯酒店（Chateau Lake Louis）咖啡廳，我向兒孫們講述我的生涯故事，別有一番風味。行程的最後，我們去溫哥華拜訪親友。由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張理滄和她先生潘立中安排，得以和我們的親人楊正昭醫師見面。他們在溫哥華非常用心的為當地社區奉獻。潘立中夫婦在2019年捐了百萬加幣改善溫哥華的癌症醫療設施。楊正昭醫師在許多年前，聯合當地的台灣人醫療人員捐贈第一台葉克膜給當地的兒童醫院。楊醫師是我的大前輩，算是台大畢業最早定居在溫哥華的婦產科醫師。不少台灣後輩醫師去溫哥華進修時，都曾獲得他的照顧。楊醫師最讓我敬佩的是，雖然患了非典型肌萎縮側索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既所謂漸凍人）及數種癌症，仍然積極正面看待人生。加拿大之旅後，11月又跟著教會的年長者去日本走了一趟賞楓之旅。 2020年全世界籠罩在武漢肺炎的陰影下，國外旅遊可說幾忽是停擺。可是這一年我在神學院開的課，比往年增加了。在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為一所超教派獨立神學院），在2月和7月分別開了三個寒暑假密集班外，2至6月學期中也分別於台北和台南開課。密集班的課有「精神診斷與DSM-5」及「物質成癮與處遇」，學期中開的課是「精神藥物學」。另外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神學院的推廣教育班，我也於9月開始的學期，在台中開了一門課「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這些課程需要整合精神醫學與基督教信仰。我之所以會在教會系統開這些課，想起來也算是另類無意中的超前部署。我在醫學院大一時讀了一本瑞士精神科醫師Paul Tournier的書，提到他搭配教會的牧師幫助人處理心靈需求的故事。當時心裡有一個感動，這就是我想走的路，也因此決定畢業後選擇走精神科。為了此志向，1990年代我開始利用晚上的時間，修讀台灣神學院的信徒神學系課程，1998年修完神學士課程。2001年利用台灣大學教授休假一年的機會報考台灣神學院，進入台灣神學院修讀文學碩士課程。先當一年全時間學生，然後分段研修，於2005年完成此課程，圓了我修讀神學的夢。2004年我在台大精神科部為我辦的歡送會上說，我沒有退休，只是換了跑道。除了保留參與住院醫師的精神藥物治療學的討論會，我不再維持臨床工作。一直到現在，我持續在神學院及教會開課，講授基督信仰與精神醫學相關的題材，這多少實現了我大一時的夢。在台大醫學院及台大醫院任職期間，我自知自己資質平平，我能做的最好服務是選擇未來有需要，但當時還待發展的領域。這就是早年我踏入精神藥物學、司法精神醫學和老人精神醫學的原委。至於後期投入精神醫學與神學領域，乃是出於個人的信仰。 2020年我的另一件重要記事是我的右眼第五度接受手術。1989年底我的右眼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不幸手術後發生併發症，因而又連續二次進手術室。2016年第四度進手術室。以前治療視網膜剝離放置在鞏膜上的扣環(buckle)因日積月累材質變化變成許許多多的碎片脫落，在右眼中到處亂闖，只好進手術室清除碎片。可是之後仍然斷斷續續會跑出碎片。到了2020年的9月情況變得嚴重，右眼頻繁出血。經請教眼科教授，認為以前是在局部麻醉下清除碎片，所以無法徹底清理。於是10月19日在全身麻醉下將右眼裏面的碎片及其他放置的異物全數清除。感謝上帝，到現在已術後三個月，一切情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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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邁入老年的醫師在想什麼 放射科醫師回顧他2020的退休生活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一位剛屆齡退休的放射科醫師分享他第一年的退休生活，促成了我們邀請兩位年過八十的前輩醫師回顧他們的精彩人生，一位精神科教授退休後，改而投身宗教與社會服務方面，與我們分享他豐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一位神經科教授將最近慶祝台大神經科四十週年的紀念會上，回顧自己如何在台大醫院神經科由教學與服務為主的臨床科成功地轉型為今日服務、教學與研究並重的大學醫院重鎮。我們接著會邀請年輕醫師發表他們行醫的心路歷程，希望這些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了解醫師，而有助於醫病之間的溝通。2020年，被COVID-19給佔去了十一個月。也很難得地讓我們有機會好好看一下世界、想一想未來。有將近五個月、每天下午兩點，我們都守著電視看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看五位大將與記者們的應對、陳部長的淡定始終讓我們佩服不已；6月7日以後，除非有特殊事件、否則每週只有一次例行記者會，剛開始還有點不習慣！今年，為了維護專科醫師的資格，很認真地參加學術研討會，覺得放射診斷越來越有趣、也看到不少後起之秀表現得可圈可點、值得期待。回想起來、當年失眠一夜後所做的抉擇、相當正確。未來放射線診斷的發展將會朝跨業整合、跨院合作的方向邁進，相當有意義、也很合適年輕醫師加入。今年四月有機會到日月潭、順道去九族文化村走走，充分感受到疫情對旅遊的影響，遊客屈指可數，相當冷清。8月時，辦了一次家聚，明顯感受到景氣復甦；這個月，到南部參加醫學會議，四處都是人山人海，讓人格外珍惜身為台灣人的幸福。託退休之福，得以四處和朋友同學見面、聯絡感情，多年不見的舊識，互道彼此在分別之後的生活點滴，多數人都能堅持初心，特別覺得幸運。有一次在會議中場休息時、一位同業過來打招呼，主動提起二十多年前被我教過、一些當年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如今他在醫學中心服務，是學有專精、人人敬重的醫師，卻依舊熱情滿滿、真是令人高興。今年七月應朋友之邀到一家醫院擔任顧問、主要工作是為放診檢查及報告做品管，同時也帶資深護理師就住院病人閱片教學；兩者皆與品質提升相關，也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來年，可能到醫學院從事人文教育的工作，沒想到退休後還能轉換跑道，展開另一種人生；當然，悠遊自在的過日子、還是最重要的首選。我曾認為或許還可以為原先服務的地方做一些事情，最後還是決定放下一切，畢竟三十年努力後、這樣是一個完美的句點。上個月底，莫名其妙地左側膝蓋扭傷、竟然腫了起來，勞駕復健科王醫師及放診科許多同仁診治，得以迅速復原。過去是我帶著大家照顧病人，這次是自己成了病人，充分感受到同仁們的熱情與支持；也只有站在籬笆的另一邊，才能真正體會醫務人員的重要與偉大！過去一年半，我和內人完成環球之旅。還藉著上岸之便，拜訪大學同學，算是另類的同學會。回國之後也繼續進行類似活動，藉開會之便拜訪朋友。我們都很喜歡這種新的生活與體驗，悠遊卡與高鐵提供了許多便利，讓我們得以更深入地認識台灣的許多角落。得以習醫是福氣，退出第一線是必然的事，何時、如何抉擇，則需要思量。這一年半的變化與發展，有些並非個人原本的規劃，但似乎還不錯。COVID-19之疫，台灣醫界的表現，讓我覺得與有榮焉，期待明年疫情得以控制，大家的生活能儘早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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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家有身心障礙子女的父母該如何面對 教養院的教養之路與您同行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身心障礙者的照顧」，分別由病人的母親寫出自己最初無法接受自己的女兒身心障礙的現實，後來透過兒童精神科醫師的耐心開導而改變態度，與我們分享她與家人如何「正向解決問題，往前邁進忘記煎熬」的心路歷程。接著當年開導她的這位兒童精神科醫師詳細地介紹自己的工作，並發自內心地對這位真誠努力的母親表示讚佩，而說出他期待所有養育和教育孩子的人，都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幫助孩子在正向的環境中成長。最後我們邀請一位任職教養院院長多年的專業人員寫出她如何體悟到在全日型的照顧服務上，除了要把障礙者照顧好，還要學習如何支持家屬，陪伴他們一起面對照顧上的難題與分享照顧上的喜悅。家中有身心障礙家人，對於家庭來說是衝擊與挑戰，首先身心障礙者的父母面對障礙的子女，必然會經歷自我內心衝突調適的過程，恐懼、排斥、憤怒、沮喪到接受等身心煎熬的壓力，接踵而來的是要去面對如何照顧的問題，現實生活經濟面的問題，又當父母花太多心思於身心障礙子女身上，往往容易忽略其他子女的關心與照顧，產生另一個親子間關係的問題，手足間的情感矛盾等，因照顧產生的種種問題，造成家庭成員間極大的身心壓力，或父母年歲已高無法有多餘的體力再照顧身心障礙者子女，最終無奈的選擇讓身心障礙子女離開家，住進機構。身心障礙機構的設立，其初衷是為幫助需要照顧的身心障礙者，同時也期待能減輕家庭的負擔，讓身心障礙者在完善的專業服務下能獲得妥善的照顧，並有所成長與進步，使家庭成員有喘息與身心放鬆的機會，儲備能量接續長期的照顧責任。自己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已20餘年，接觸許多家長將智能障礙的家人送到機構的過程，對家長來說那是一種矛盾且無奈的選擇，擔心送到機構會被欺負，擔心智能障礙的子女會吃不飽、穿不暖，然而又面對自己無力照顧的困境，或家庭經濟的重擔，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每次看到父母初次將障礙者子女送到機構要離去時，那依依不捨，兩行眼淚早已在臉龐滑下的情景，令人難過與心疼，因此總是輕輕的告訴家長，請他放心，我們會盡心的照顧。記得20多年前，一位自閉症的父親來到教養院，表示自閉症孩子的種種情緒行為，長期照顧下的壓力，母親已經患憂鬱症了，只好申請讓自閉症孩子到教養院接受教養，因爲自閉症的身心特質，對於環境、人的敏感度與固著性，以及高挑戰的情緒行為問題，父親非常擔心教養院無法接納，為了幫助孩子能適應環境的轉換，父親初期每天開車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來到教養院，陪著自閉症孩子在院區內走一走，雖然每次僅能停留15分鐘，但就這樣一天一天的增加停留的時間，到最後讓自閉症的孩子順利的住進教養院內，孩子住到教養院內，每天父親都會撥打電話詢問孩子的適應狀況，到星期五中午一定來接孩子回家，父親的愛與陪伴深深地感動著我，更加深我體悟到在全日型的照顧服務上，除了要把障礙者照顧好，還要學習如何支持家屬，陪伴他們一起面對照顧上的難題與分享照顧上的喜悅。自閉症孩子的父親曾對我說，他非常感謝我們，感謝教養院分擔他們照顧上的壓力，他和太太終於可以好好吃一頓飯，而太太的憂鬱症也改善了。智能障礙者離開家庭，不得已的被迫住進教養院，在不熟悉的環境中生活，相信在初期階段本身一定也是身心衝擊，雖然他們無法口語表達，但照顧者能從情緒、行為等察覺到智能障礙者的感受，可以感受到他們期待看見家人，期待回家，那是切不斷的親情。教養院的照顧者也因此常在智能障礙者的親情需求與家人照顧困境間來回擺盪，滿足家人照顧的困境，等於減少滿足智能障礙者的親情需求，而滿足智能障礙者親情的需求，卻出了難題給家屬，如何平衡確實讓教養院的工作人員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並研擬出多種策略，如設立Line的照護群組，便於照顧者能定期分享障礙者在教養院的生活點滴，另外藉由視訊的方式，增加障礙者與家人間的互動，讓彼此都能放心。成立家庭關懷機制，透過家庭訪視或電話聯繫，瞭解家庭狀況，視需求給予協助，如福利補助申請、心理支持等，當然也鼓勵家屬們定期帶障礙者的家人返家團聚，或來院內陪伴障礙者的家人。教養院的工作人員曾經分享有一位單親父親，因為照顧與經濟問題，原來一年僅會帶障礙孩子回家一晚，甚至無法帶他回家，經過溝通、陪伴與支持與父親個人的努力下終於克服困難，父親開始利用休假時間增加帶他的孩子回家的次數，雖然時間不多，但每次孩子返回院內，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在院內焦慮的情形也降低了，我們將孩子的成長與改變分享給他的父親，父親說著：謝謝您們在困難的階段陪伴著我，並承諾只要有時間會多陪孩子。身心障礙者的照顧是家長一輩子的負擔與責任，而教養院在這漫長的教養照顧之路，與家長們同行。我常與家長們說，我們早已是家人了，現在教養院內所照顧的智能障礙者，有將近一半以上都住超過20年，原本青春有活力的智能障礙者，隨著年齡增長也已邁入中高齡，正步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老年期，近幾年，工作人員從與家長的互動中聽聞許多家長們的憂慮，擔憂自己逐年老邁致無力照顧的智能障礙老孩子，該如何是好啊？更憂愁當自己離世後，不懂事的老孩子又誰能照顧呢？智能障礙者與其父母雙老現象早已開始，老父母的焦慮不安之心，老孩子逐年老化健康的照顧議題，都考驗著教養院的工作人員，而教養院能做的就是把教養服務做好，穩定家長們的心，陪伴是心靈的良藥，告訴家長們，我們是家人，照顧路上您不孤單，成為他們另一個心靈上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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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兒童精神科的診療工作 幫助孩子在正向環境中成長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身心障礙者的照顧」，分別由病人的母親寫出自己最初無法接受自己的女兒身心障礙的現實，後來透過兒童精神科醫師的耐心開導而改變態度，與我們分享她與家人如何「正向解決問題，往前邁進忘記煎熬」的心路歷程。接著當年開導她的這位兒童精神科醫師詳細地介紹自己的工作，並發自內心地對這位真誠努力的母親表示讚佩，而說出他期待所有養育和教育孩子的人，都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幫助孩子在正向的環境中成長。最後我們邀請一位任職教養院院長多年的專業人員寫出她如何體悟到在全日型的照顧服務上，除了要把障礙者照顧好，還要學習如何支持家屬，陪伴他們一起面對照顧上的難題與分享照顧上的喜悅。暄媽回想二十多年前看我的門診的經過寫到：「一天只開放二個初診名額，前一天晚上八點就和先生站在大樓鐵門外，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開門，搶頭香掛1號。」看到這一段敘述，心裡覺得暄媽長期照顧小暄已經夠辛苦了，為了醫療還要承受這個掛號的折磨，我感到非常抱歉。想在這裡對兒童精神科(心智科)的診療工作做個說明，以減輕我的罪惡感。四十多年的臨床工作中，智障、自閉症、過動症等神經發展障礙是每次門診都會碰到的，譬如一個十個月的孩子叫他沒反應，是自閉症嗎？一位父親帶著五歲還沒有語言的孩子，希望孩子能講話和一般孩子一樣上小學。一位母親帶小四的孩子來門診，孩子沒有發任何有意義聲音，只會拉媽媽的手去拿自己想要的東西，媽媽希望孩子能講話，將來能工作養活自己。一位母親被導師逼著帶小五的孩子來門診，雖然其他老師都不認為孩子有問題，但導師堅持要我鑑定是不是注意力不足症或學習障礙。不上學、害怕離家、焦慮不安、憂鬱不快樂、暴躁易怒等情緒問題，以及厭食、暴食等飲食和尿床遺糞等排泄問題，還有打架、偷竊、物質濫用等行為問題，都是兒童精神科常見的服務內容。這些臨床問題，一直到現在，大部分都不能像身體疾病，用驗血、驗尿、照X光、超音波、腦波、電腦斷層、磁振造影等檢驗、檢查來診斷，而要靠觀察、實地診察兒童，詢問照顧者和相關的人，收集完整的資訊，醫生將這些資訊和腦袋裏的教科書和文獻記載的知識，結合臨床經驗，作成臨床診斷，然後分析「問題」是怎樣形成的，參酌家庭/學校可以動用的資源，和醫療團隊具備的十八般武藝，作成對這個家庭處理「問題」的建議，並將這些結果逐一和父母及(可以瞭解的)兒童討論，作成治療的暫行辦法，執行一段時間後，在複診時檢討執行情形和問題變化情形，必要的話給予修正。上述初診診療的過程至少要40至50分鐘，有沒有可能縮短呢？由於健保診療費給付不合理，兒童精神科成為醫院不受歡迎能不設就不設的次專科，大部分兒童精神科醫師要兼作成人精神科業務來達到醫院要求的業績。上述兒童精神科的初診診療費在醫院只有一千出頭點，在診所還不能申報，因此造成一些變通的辦法，譬如資料收集不是由醫師執行，而是在等待診療時請家長填一些問卷，交給診間助理計算問卷分數，醫師在診察時看一下問卷結果，只要幾分鐘就告訴家長診斷和開藥或其他治療建議。另有一些醫師，則將資料收集和問題處理分成好幾次執行，一次只做一部分，將診療的次數變多，或是將部分工作轉請心理師和社工師處理。最近幾年，人工智慧(AI)在醫療快速發展，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線上心理輔導(尤其認知治療)去年在歐美進展很快，兒童精神科的診療也受到影響，有可能未來五到十年，由照顧者和教師線上提供相關資料，和兒童的影片資料，這些資料可以由AI直接分析，結合AI超強處理文獻資訊的能力，協助醫師迅速給予診斷和治療的建議，AI甚至扮演執行治療的角色，這樣，需要醫師診療的時間會縮短。前述40至50分鐘初診診療模式，家長的反應是怎樣的？最常聽到的反應是「服務量太少、掛不到號、預約的時間太久等」，而出現像暄媽排一整個晚上掛號的辛苦現象。對於詳細診療，大部分家長都滿意有詳細的診斷與治療的說明和討論，有些家長很高興一次完整的診療解決他的問題。但也有「問那麼多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做什麼！」 「別的醫師幾分鐘就能診斷開藥，你討論這麼多，還要我們自己做來解決問題，真是差勁的醫生。」我還碰過一個家長，診療結束後，到掛號處要求退掛號費，理由是「只有談話沒有開藥」。顯示我這種診療模式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應該有改良的空間。也許未來有些病人需要的是AI為主的快速診療模式，而需要「人和人之間的醫病關係者」，才由醫師扮演主要診療角色。暄媽顯然對二十多年前我們的診療過程持正面的態度，對診療的建議事項，暄媽和暄爸都努力執行。看到暄媽的文章中舉了許多幫助小暄暄正向地學習和快樂生活的情形，我非常佩服這種「正向解決問題、往前邁進，忘記煎熬」養育有智能和情緒障礙的孩子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只使父母忘記煎熬，更能使孩子情緒穏定，將能力發揮出來，有良好的親子互動，過快樂的日子。我期待所有養育和教育孩子的人，都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幫助孩子在正向的環境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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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正向解決問題，會幫助我們往前邁進忘記煎熬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身心障礙者的照顧」，分別由病人的母親寫出自己最初無法接受自己的女兒身心障礙的現實，後來透過兒童精神科醫師的耐心開導而改變態度，與我們分享她與家人如何「正向解決問題，往前邁進忘記煎熬」的心路歷程。接著當年開導她的這位兒童精神科醫師詳細地介紹自己的工作，並發自內心地對這位真誠努力的母親表示讚佩，而說出他期待所有養育和教育孩子的人，都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幫助孩子在正向的環境中成長。最後我們邀請一位任職教養院院長多年的專業人員寫出她如何體悟到在全日型的照顧服務上，除了要把障礙者照顧好，還要學習如何支持家屬，陪伴他們一起面對照顧上的難題與分享照顧上的喜悅。我的女兒小時候因為感染EB病毒重症病危，救治後後遺嚴重的癲癇、極重度智能障礙、情緒障礙、語言障礙。近日看到一些長期照顧者因為扛不住壓力而做下憾事的新聞報導，我才突然意識到，對喔！我也是一名長期照顧者。曾經有人對我說：「很辛苦對吧！」是的，真的非常煎熬，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知道。EB病毒把我原來的女兒變不見了，生病後的女兒變得不一樣，不斷的癲癇發作昏睡、躁動、整天哭泣、無法表達、不願學習、抗拒父母的照顧最後甚至厭食插鼻胃管。但這樣的煎熬與崩潰並沒有淹沒我們，一開始我們不知道該怎麼照顧，我們想方設法尋求外部的協助，我們在困難痛苦中像過五關斬六將一樣，漫長歲月中，要感謝的貴人太多了，現在我和女兒享受在每一個當下的成長，正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如何的想方設法，舉其中一例，我曾經因為擔憂女兒智能障礙，每天很認真地教導生活習慣與識字數數，女兒有時願意學習，有時反抗，我會因為挫折責罵女兒而產生親子衝突，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不斷循環的挫折與困擾，因此向主治醫師尋求幫助，主治醫師把我轉介給當時在台大醫院的宋維村教授，由於宋教授的門診一天只開放兩個初診名額，我為了能確保掛到初診名額，我和先生前一天晚上八點就站在掛號大樓鐵門外，通宵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開門搶頭香掛1號，我進診間，宋教授問我是甚麼問題，我開始一連串的描述，宋教授很耐心的靜靜聽我說，我很挫折的問：「女兒明明可以為何不學習？」此時宋教授說話了：「你怎麼知道女兒可以？」當場一棒把我打醒。接著宋教授請爸爸進來聽爸爸說，最後宋教授告訴我暫時先把女兒交給爸爸教，此時我明白了我錯在甚麼地方，我心急，我沒有從女兒的能力上看事情，而是用自己的想法上看事情，我的教育方式是不當的，返家後我改變了我的教育方式，也改變了自己的心態，我不再執著女兒學習是否落後其他孩子，而是依照女兒的能力安排，從有趣的家庭活動上安排，女兒不配合時，也不會武斷認為是女兒不學習而是同理她的學習心理狀態。例如每週假日外出用餐，讓女兒學習在外用餐禮儀及與人接觸而不感到害怕；女兒因為走路肢體僵硬且不懂得閃人閃車，安排每週假日爬山健走，藉由運動活化腦部及訓練與人保持距離；安排女兒去教養機構，與不同的同儕及老師學習團體生活與工作技能；陪伴女兒參加兒童禪修才藝班，學習靜坐聽經聞法，與正常孩子一同融合學習才藝表演。我不刻意教孩子什麼，而是融合在生活上自然學習，並讚美鼓勵孩子讓孩子保持學習動力，女兒因此變得喜歡學習，情緒、語言與智能也因為這樣的安排不知不覺中增長，我深刻感受專業的指導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問題，改變問題。當我們正向解決問題時，會幫助我們忘記煎熬，幫助我們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有健康的心理狀態去享受另一種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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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發燒感冒腹瀉，到底何時會好？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介紹「急診處」的功能與實況。一位急診專科醫師介紹急診處如何分辨病情的緩急輕重，以幫忙一般大眾了解「什麼情況到急診處尋求醫療是合宜的」；一位對急診處頗有經驗的社會人士由病人的立場，分享他對急診處運作的了解，說明怎樣決定自己或家人是否需要緊急送到「急診處」才能得到即時的醫療照顧；最後由另一位急診專科醫師說明一些讓病人自以為「急症」的可能原因以及處理辦法，以避免到了急診處，非但得不到自己以為應該得到的緊急治療，反而在急診處空等、焦慮、受氣。我們期待不久可以收到更多社會大眾分享急診處的經驗，促成醫病之間更理想的互相了解。「醫生，我發燒合併全身痠痛…… 」 「我覺得頭重腳輕，全身沒有力氣。」 「我喉嚨痛，鼻塞流鼻水……很不舒服。」這些症狀主訴，是一般診所或急診室常見的情景之一，在醫生診視過後，通常會診斷為感冒、流感、若是合併腸胃道症狀，如輕微腹瀉，腸胃型感冒也是常用的俗稱之一。要知道，傷風感冒其實是各種病毒所導致的症狀組合之一，而不同種類的病毒會導致不同的症狀組合。舉例來說，感冒最常見的鼻病毒，會導致喉嚨痛、咳嗽、鼻塞、流鼻水等，而每年均有疫苗的流感病毒，則是以高燒，乾咳及全身肌肉痠痛為表現。除此之外，上吐下瀉、合併輕微發燒可能是諾羅病毒或輪狀病毒導致的病毒性腸胃炎，若是就診時只有發燒，沒有任何附屬症狀，即便在詳細的診治之下，也很難斷定造成發燒的病毒是哪一隻。不過，這些常見的病毒感染所導致的病症，在醫學上多屬於自癒性，也就是隨著自然病程發展，大多數人都能順利痊癒。因此常常會有民眾感冒發燒換了三四家診所，最後到大醫院的急診室掛號才痊癒，其實，並不是因為大醫院的醫術比較高明，而是因為在往返奔波的期間，感冒病毒已經走完自然的病程，正好在第五天的時候痊癒。換句話說，對抗病毒真正的武器，是靠前端的預防，以及自身的免疫力。若不幸中標，醫療上的藥物多是以症狀控制，減少不適感為主。當然，有通則就會有例外，病毒感染也有較嚴重的時候，例如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在初期的發燒症狀以後，可能會進入肺部廣泛發炎及呼吸衰竭，而即便是流感病毒，少數的病人也會合併重症，產生心肌炎或肺炎，甚至有插管入住加護病房的需要。除此之外，病毒感染後也有一定的機會導致續發性的細菌感染，因此症狀持續加重時，還是需要特別留意並主動就醫。那究竟對一般民眾而言，感冒需不需要看醫生？在日常生活可以維持，食衣住行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感冒症狀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就醫，不需立刻到急診室。反之，如果吃不下飯、下不了床、沒力氣上廁所，代表疾病已達一定的嚴重程度，就算是小感冒也可能產生大問題，還是需要到醫療院所就診評估才行。總而言之，傷風感冒泛稱各種病毒造成的發燒及上呼吸道症狀，最好的對策是透過戴口罩勤洗手來預防。行有餘力之餘，則可以閱讀各種保健知識及常見疾病的衛教須知，妥善做好健康管理及自我保養，也能有效地減少罹患感冒或輕症感染的機會。而若不幸染病，也記得要做好個人衛生，避免散播病毒，並且依自身症狀決定是否在家觀察或及早就醫，以保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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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以病人角度來看急診檢傷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介紹「急診處」的功能與實況。一位急診專科醫師介紹急診處如何分辨病情的緩急輕重，以幫忙一般大眾了解「什麼情況到急診處尋求醫療是合宜的」；一位對急診處頗有經驗的社會人士由病人的立場，分享他對急診處運作的了解，說明怎樣決定自己或家人是否需要緊急送到「急診處」才能得到即時的醫療照顧；最後由另一位急診專科醫師說明一些讓病人自以為「急症」的可能原因以及處理辦法，以避免到了急診處，非但得不到自己以為應該得到的緊急治療，反而在急診處空等、焦慮、受氣。我們期待不久可以收到更多社會大眾分享急診處的經驗，促成醫病之間更理想的互相了解。急診就診順序與門診或診所相去甚遠，前者是以病患嚴重程度為大原則，後者則是以先來後到的規矩進行，再加上到急診就醫的病患及其家屬，多半是生理有相當程度不舒服或特殊需求無法在門診被解決，情緒上難免會希望檢傷後能盡快看診，在醫療前線，仍會看到許多與檢傷起爭執或是產生醫療暴力的情況發生。急診的檢傷分類主要是根據病患主訴與生命徵象分級，不過，坊間早已流傳一份病人版的檢傷分類，從病人自覺很急，拳頭很硬到讓你覺得我很急等，甚至攀關係的背景等等，雖然是一則網路笑話，但卻也凸顯出台灣檢傷遇到的亂象及黑色幽默。急診病人近幾年來對檢傷系統的熟悉度已經大幅提升，也多半能尊重檢傷人員的尊業度，根據級數來進行等待，畢竟今天掛三級，需要等待半小時不等，未來某一天也可能會成為重症，希望醫師能儘速診斷治療，而不是延遲診斷或先把危及生命的自己晾在一旁。身為有文化的急診病人，我想會來急診的大家都有身體或心靈的需求未被滿足，但仍應該將檢傷分級奉為圭臬，而不是排隊領號碼牌的思維來候診。過年期間，最容易在檢傷區產生爭執，急診人滿為患且大家都希望能有效率的看病，此時此刻，如果後面的伯伯看起來明明走著進來，卻有病床可以躺還直入診間，而我卻要再候診區等上數十分鐘，難免心中會不平衡，尊重專業的想法就很容易被負面情緒給遮蔽，進而產生更多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但身為病人真的難以理解背後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他的主訴讓急診檢傷覺得有可能是急症，也或許是伯伯強作鎮靜，但生命徵象可能早有嚴重的異常，基於病人隱私，醫護人員也不可能拿著廣播器告知後方等候的病患為什麼他們會被插隊，這其中有諸多資訊上的不對等，也才容易在檢傷時產生不開心的情緒。我想身為一位急診病人，應該是要等待，醫生一定會來看診，他也不會故意讓我們等候，等待時間越長表示身邊需要緊急救治的病患是更多，此時此刻更要告訴自己，還好我不是那些人中的其中一個，每個人都有來掛急診的權利，但或許我目前還不是那個最需要馬上被救治的病人，但權力不會消失，還是會輪到我，等待著醫生忙碌完叫我姓名的那一刻。急診在某些病人心中或許是快速門診，當重症病人不多時，的確有這種可能，但是身為急診病人更應該珍惜急診資源，不濫用不自私，這樣資源才能永續。身為急診病人了解掛號的規則也是必要的，或許醫院能在急診大門或等候大廳貼上檢傷分類海報及可能等候時間，或是一些疾病衛教海報，讓病人等候時間有個底，衛教知識也能提升。當然，如果能在門診或是診所解決的病痛，就不要去急診，或許小病在診所還能得到更好的服務與更細緻的醫療照護，這是身為病人應該要有的認知。總而言之，提供一個安全的執業工作環境給醫護人員，他們也才能提供更專業的治療與處置，相對的，病人的健康才有更多的安全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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