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摘自商周出版《醫學簡史》，作者若伊．波特】
醫學是人文技藝，還是科學技藝？進入二十世紀後，這個關於醫學本質的辯論，使醫界產生了緊張情勢，同時，醫界發生了一個變化，影響廣泛，那就是，這個行業的重心從全科醫師轉移到了專科醫師身上。在這一方面，英國與美國發展截然不同。在英國，基層醫療網仍然掌握在全科（家庭）醫師手上。這是因為英國在武昌起義那年實行國家健保，讓全科醫師在公醫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一九四八年，英國成立健保局，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設計。基層全科醫師不得在醫院看診，因此不得施行手術，不講究科學，不接觸因手術、科學日新月異而出現的新奇診療技術。簡言之，他們在醫界的地位缺乏手術與科學的加持。可是，全科醫師仍然掌握家庭醫療，負責為醫院與專科醫師介紹轉診病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九三九年），英國的專職專科醫師只有兩千八百人，全科醫師的數量卻是這個數字的七倍。到了公元兩千年，英國有十萬名醫師，只有三分之一是全科醫師。
美國則不同，那兒專業化的趨勢銳不可擋，全科醫師很難生存。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有先進科學設備加持的小兒科醫師、心臟科醫師、腫瘤科醫師才有生路。一九四二年，美國醫師中全科醫師的比例不到一半。到了一九九九年，全國八十萬名醫師中（這個數字嚇人罷？），擔任家庭醫師的不到十分之一；全科醫師已步上傳統醫師的後塵，日暮途窮。
醫師的角色，大眾對他們的期待，在二十世紀變了。傳統急性傳染病病例不斷減少，而且一九三○年代問世的磺胺藥、一九四○年代問世的抗生素足以應付。然而，慢性病與異常疾病取而代之，成為現代人的健康大敵，大眾的感受反而比過去還壞──我們平均壽命增加了，要負一部份責任。
從一九三○年到一九八○年，認為自己生病的人增加到原先的一點五倍。一九三○年，每個美國人平均一年看醫師二點九次；到了公元兩千年，這個數字翻了一倍。為什麼？整體而言，我們比過去更健康，但是每個人對病徵更敏感，祖父母認為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毛病，或認為治不了的病，我們往往如臨大敵，找醫師協助。我們從小受的教育也教我們這麼做。同時，我們也鼓勵病人以高標準期望與要求醫師。「日子越過越好，感受越來越差」症候群應運而生，對醫師一向尊敬的大眾逐漸覺醒了。
抗生素與其他「魔彈」問世後，醫師的醫療技能突飛猛進，我們不妨說，醫師因而放棄了討好病人的藝術。醫師掌握了更為有效的武器後，往往忘記了病人期待的親密、信任的醫病關係，在心理上彌足珍貴。醫師與病人短暫交談後，就寫下處方，現在已是常態。這個動作的功能，一九八○年代一位英國健保醫師不加修飾地解釋過：「這是把病人趕走的好辦法；你鬼畫符一番，撕下處方箋。撕下的那個動作，意思就是『滾罷』。」現在，醫師的治病本領堪稱空前，大眾卻可能未必在乎。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大眾對健康的期盼比過去更高，部份原因是，媒體不斷灌輸有關健康的憂患意識。但是，大眾對醫業的信心已經動搖，特別是英國全科醫師席普曼（Harold Shipman, 1946-2004）謀殺過兩百多個病人這類醜聞爆發之後。（譯按：英國警方在一九九八年春開始調查這個案子，結果席普曼因為謀殺十五個人而受審，被判終身監禁，二○○○年一月起服刑；二○○四年一月即將過五十八歲生日前，以床單上吊自殺。一個調查委員會認為席普曼至少謀殺過兩百一十五個病人，甚至可能多達兩百六十人。）醫學世界現在越來越階層化，進展越來越受技術驅動，希波克拉底斯傳統的人本理念似乎有失傳的危險。
難怪「非正規醫學」會在一九六○年代恢復活力。我們不妨說，十八世紀是「江湖郎中」的黃金時代，但是「江湖郎中」這個詞會讓人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以為非正規醫生個個存心不良、毫無本事。事實不然，他們不是玩世不恭的騙子，其中許多人對自己的技術與秘方有狂熱的信心。以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人葛藍（James Graham）來說，他以長生與恢復生殖力招徠顧客，只要到他在倫敦精華區開的「健康殿」接受「泥浴」，並在特別設計的「天床」上睡一晚，就可治癒不孕或不舉。（天床的床頭板上通了電，據說可以刺激神經。）一七八○年代起，市面上有一種藥，的確可以減輕痛風之苦（因為含有秋水仙素），可是醫生不當一回事，因為這藥由法國軍官胡森（Nicolas Husson）製造販售，而他又不肯透露配方。
江湖郎中精於投機、冒險，特別會搞宣傳。例如販售「羅絲香脂靈」的人宣稱它能治性病，藥到病除，三、四劑就見效。遊方郎中歷經磨練，成為市集上的表演專家：他們在臨時搭起的台子上，出場時衣飾華麗，還有扮演丑角的助手助陣；一開場，先吸引群眾，然後，也許當眾為人拔幾顆牙，免費分發幾瓶糖水或果汁，在賣出幾打，最後一走了之。大多數騙子都是小角色，但是有些人搞得風生水起。例如華德（Joshua Ward, 1685-1761）賣藥丸、藥水，不僅發財，還贏得皇家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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