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22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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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不平等和疾病的過去與未來
【編者按】這星期以「醫療的不平等」為主題，由三位小兒科資深主治醫師由不同角度闡述台灣目前兒童醫療整體資源流失和區域不平衡的危機，呼籲政府在全民健保給付改革的過程中，重視保護兒童保健預防與醫療的優先順位。這波武漢肺炎在美國的流行，突顯出的醫療不平等。統計結果顯示出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的病患得病後的死亡率比其他族裔顯著較高。近日警察暴力又在美國激發了新的種族緊張，醫療人權的不平等其實是背後的重要原因之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台灣其實經歷三波傳染，死傷慘重。丁崑健教授根據當時(日治大正時代)的總督府統計年報人口統計，新聞報導和台灣醫學會雜誌的會議報告等資料拼湊推估，1918-1920期間，全台366萬人口約1/4感染患病，死亡人數4萬4千多人，約佔病患人數的1.22%。那次H1N1流感可能是日本軍人將病毒帶到台灣，從城市傳播到全台各行政區。雖然日本人是最早得病的一群人，但本島人和原住民死亡率卻是日本人殖民者的3倍。各行政區病患死亡率最高的則是後山的花蓮。這個百年前瘟疫的慘痛經驗也顯現出醫療不平等對區域族群健康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一百年前如此，現在也一樣。疾病的蔓延不分人的膚色種族信仰，因醫療不平等而受害的是整個社會。從各國防疫的經驗來看，醫療資源越不平等，疾病就越難控制。針對兒科醫療的區域分派現況，我們統計了首都圈與高雄二大都會及其他四個直轄市的數目與台灣其他地區的兒科醫師照顧兒童數比較，發現這個區域不均的現象很明顯，而且越是急重難罕的專科越嚴重。比較所有兒科醫師的照顧兒童數我們發現台北市每一位兒科醫師照顧862名兒童，而台南市則為每一個兒科醫師照顧1,216名兒童，相差約50%。在屏東縣和台東縣每一個兒科醫師須照顧約2,000名兒童，相距不可謂不大。但這個分布差距在比較以專科醫師照顧人口數為代表的重症照顧資源分布後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以照顧癌症病童的兒癌醫師為例，在台北市每17,788名兒童就有一位兒癌醫師照顧，在台南市每77,224名兒童才有一個兒癌醫師照顧。差距達4倍以上。在屏東和台東兩縣則連一位兒癌專科醫師都沒有。同樣的趨勢在兒童免疫、新生兒、兒童消化專科醫療的分布上也有相同的趨勢。這個醫療資源的巨大差異顯示出來的是：後疫情時代各國所必須誠實面對的醫療不平等問題在台灣並沒有比較容易處理。而且除了區域不平等之外台灣還有對兒童醫療輕忽所造成的世代不平。忽視這個明顯的健康著力點將替未來的台灣帶來許多本來可以預防的疾病。親身在第一線感受到這個危機壓力的兒科醫療和研究同仁，在凝聚共識後，進入提出了以下的呼籲來解決這個後疫情時代迫在眉睫的問題。1.呼籲召開以保障全國所有兒童健康權利為目標的兒童醫療前瞻會議，制定周延進步的兒童健康政策，優先改善兒童醫療整體資源流失和區域不平衡的危機。2.在全民健保給付改革的過程中，應重視保護兒童保健預防與醫療的優先順位。超前部署避免醫療資源重分配剝奪急重難罕急病嬰幼兒及兒童的健康生存權。3.主張政府立法行政部門注重預防醫學。速修法保障疫苗注射，改正健保法將預防接種排除在健保以外而造成疊床架屋的不合理規定。4.鑒於少子化的持續惡化是嚴重的國安問題，我們呼籲儘速規劃學齡前兒童醫療和托育的人口政策，由國家編列公務預算負擔。台灣的醫療是每個國民引以為傲的亮點。今天的嬰幼兒和青少年就是未來的主流世代，他們將判斷台灣醫界是只打了半場好球，還是善用了主場優勢將醫療資源做最有前瞻性的配置。怎樣努力化解世代不平等和區域不平衡的危機，將是台灣社會未來幾年最有意義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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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跨性別是跨越了什麼？從各學界觀點來看性別多元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多元性別教育」。這幾年同志友善的實務議題在台灣社會受到更多的重視，同時也看到政府立法方面也有更開放的空間。在偶然的機會聽到徐志雲醫師對醫護人員繼續教育的演講，才發覺這議題迄今未曾在這專欄介紹過。非常高興有機會邀請徐醫師的團隊寫了這三篇文章，讓我們有機會循序漸進地更了解這重要的議題。本文由原作者改寫自泛科學〈關於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認同和性傾向，你搞清楚了嗎？——從《阿莉芙》談性別多元與跨性別〉近年來，諸多不同面向的性別議題與性少數主體，於台灣社會的視野中浮現；從亞洲第一的同性婚姻平權立法、到我們的跨性別閣員，都讓台灣成為世界的焦點。而與其相關的學界，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大抵上又是怎麼看待性別多元的呢？本文將對此做基本的介紹。性別是什麼？ 要談性別多元，就不能不先了解什麼是性別。在英文裡，「性別」至少包括以下兩種不同意涵：●性（sex）：指的是跟生理／身體相關的性別，或稱生理性別。●性別（gender）：指的是我們在社會上表現出的性別身份，或稱社會性別。從日常生活經驗裡，我們或許遇過一些女生，她們不但一點都沒有「女人的樣子」，甚至可能「man」得要命；這裡所謂「女人的樣子」、「man」，就是社會性別──因為那是社會文化下的性別角色，跟生理性別沒有絕對的關係。只不過，在傳統的性別框架裡，「生理面向的性別」與「社會面向的性別」是掛勾在一起的：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樣子」、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樣子」，但女人和男人哪可能只有一種樣子呢？生理性別只有男女？說到生理性別，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男性與女性兩種分野；然而，現在生物學界認知到，事情遠比原先想像的複雜許多，如《科學人》雜誌英文版2017年9月號（以及台灣中文版2017年10月號）的文章〈別只看XX或XY〉，就探討了生理性別的多樣性光譜――很多時候，生理性別並非只有男女這麼簡單：可能擁有各種樣態、或者無法簡單分類。社會性別的跨越歷史與文化至於社會性別，歷史上也有很多跨越男女分界的紀錄。例如，歷史學家羅提凡．保羅（Lotte Van de Pol）和魯道夫．戴克（Rudolf Dekker）在1989年的研究中，發現光十七、十八世紀的荷蘭，就有一百多起女性偽裝成男性的案例記錄。同時，社會性別的跨越不但早就有之，人類學家也發現，在許多文化裡，男女也不是唯二的性別選項。在印度，閹人（Hijras）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屬於男女之外的第三性，以往被認為擁有特殊的祝福或詛咒能力；北美原住民中，存在雙靈（Two-Spirit）的概念──同時擁有兩種性別靈魂的人，被視為具有特殊的藝術和精神特質，能夠成為兩性間的調停者。不僅如此，在台灣原住民中，也存在非男女二元的性別體系。跨性別是什麼？在談論跨性別的時候，有兩個名詞常被提及：變性者（TransSexual）：其認同的性別和出生時的生理性別不一致，並可能透過醫療等外力去改變身體，以符合自身的性別認同。變裝者（CrossDresser）：穿著被社會歸類為異性服飾的人。跨性別一詞於早期被發明出來的時候，乃作為變性者的對照，指的是不想改變生理性別，但以另一個社會性別角色身份生活的人。然而，隨著時間演變，跨性別一詞涵蓋範圍逐漸擴大；到了1990年代，變性者和變裝者也被納入跨性別的定義裡。時至今日，跨性別已成為語彙的大傘，底下包括許多不同次族群。若參照美國心理學會對跨性別的定義，我們大致可以說：不論是內在的性別認同，或者外在的性別表現（像是社會性別、性別裝扮等等），只要跟男女二分的主流社會期望不同，均可被涵蓋在跨性別底下。習慣上，跨性別（Transgender）也常和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與雙性戀（Bisexual）合稱LGBT。同性戀與跨性別在以往，性傾向和性別認同議題常常被混為一談，跨性別也容易被誤認為同性戀者；但事實上，跨性別者並不總是喜歡生理上的同性──社會性別、性別認同和性傾向並無絕對關係。不過，需要強調的是，跨性別和同性戀的分界，並非總是清楚的：在個人層次，很多時候可能是曖昧模糊的，端看當事人的自我認定。例如，有些由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年輕時會認為自己是陽剛女同性戀，後來經過摸索，才發現自己更適合當個跨性別者。就台灣的用語慣例，「同志」一詞原常用來指稱同性戀者；然而近年來，隨著同性戀之外的性少數主體現身，「同志」也會作為性少數族群、或LGBT社群的統稱，依文字或語境脈絡而定。例如，每年在台北舉辦的「台灣同志遊行」，英文名稱便為TAIWAN LGBT Pride。性別知識的演進隨著科學日益發達，我們對性別的知識也越來越豐富。舉例來說，十八世紀的科學家，當發現男性的大腦平均較女性的大腦更重時，認為這是男性比女性聰明的證據──但現在我們已不這麼想。又如，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1935年針對部落的研究發現，生理性別和性別氣質、社會性別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即使生理結構都是男性/女性，在不同的地方與文化下，表現出來的性別角色可以非常不同──社會文化參與了性別角色的塑造。以往，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等掛勾在一起，組成性別刻板印象套餐；一旦生理性別決定了，你的其他性別特質就必須照刻板印象走，否則會受到社會的異樣眼光或打壓。現在，我們愈來愈認知到，每個人的性別特徵都有所不同，性別差異是光譜式的，而非傳統二元式的；社會性別的跨越也是跨時代、跨文化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跨性別其實也是人類社會中正常的性別體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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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你是他的誰？」——同志就醫時會遇到什麼問題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多元性別教育」。這幾年同志友善的實務議題在台灣社會受到更多的重視，同時也看到政府立法方面也有更開放的空間。在偶然的機會聽到徐志雲醫師對醫護人員繼續教育的演講，才發覺這議題迄今未曾在這專欄介紹過。非常高興有機會邀請徐醫師的團隊寫了這三篇文章，讓我們有機會循序漸進地更了解這重要的議題。在台灣的醫療場域中，當一位男同志就醫時，會面臨哪些出櫃與不出櫃的處境呢？同志的另一半在就醫環境中又會是什麼角色？我曾因為嚴重的腸胃炎送急診住院，這篇文章是我寫下2015年當年住院的十五天裡，體驗到自己的同志身分與醫護人員、醫療環境的互動。伴侶該如何出櫃在醫病關係中，醫護人員握有同志病人不了解的醫療處遇知識與權力，也因此，同志病人難免會擔心向醫護人員出櫃後，會在醫療處遇上得到差別對待。我是被抬上救護車送進急診室的，記得從救護車來接我開始，一路陪著我的伴侶就被詢問「你是他的誰？」一直到急診室把我安頓好，大概就被詢問了五、六次。我伴侶的回答起初一直都是：「我是他朋友。」直到他到急診室的檢傷分類櫃台幫我處理掛號，他才回答：「我是他男朋友。」（事後聽他說對方聽到這個答案時面露驚訝）而後來急診室的幾位醫師來問診時，他則又改為回答：「我是他朋友。」我其實不知道他當時是如何決定哪次詢問要出櫃、哪次不要出櫃的，但當時躺在擔架上哀號的我聽到這些詢問，內心其實會對於出櫃後醫護人員如何對待我這位同志病人有著擔心。雖然理智上我知道醫護人員應當一視同仁面對眼前的病人，但我仍不免想，醫療人員是否都跟上時代的腳步，能夠理解同志族群，並且予以友善對待呢？伴侶與原生家庭在醫療中的接觸同性婚姻在台灣雖然已經在2019年合法化，但要如何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落實權利保障，其實還是會碰觸到同志伴侶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在碰觸的過程中要如何協商，或是會經歷什麼樣的過程與磨合，就不是法律所能完全處理的。在急診室時，我的伴侶問我是否該打電話給我媽，請她趕來醫院。我當然說「好」，因為當年（2015年）的我們還無法結婚，我知道如果接下來要動手術，他是沒辦法在手術同意書上的家屬欄位簽名的。但我內心也想著：好險他和我媽很熟悉且關係很好，否則我可以想像他接下來要體驗到的，就是在我媽面前隱瞞身分，或是我媽知情但雙方關係仍不好的尷尬與難受的互動。同志生活圈在醫院中也面臨出櫃對同志病人來說，同志社群很有可能是相當重要的支持者與照顧者來源，而醫護人員是否能看見或意識到這點？看見或意識到之後，又該如何與之互動？我住院的十五天裡，照顧我的除了我媽和我的伴侶之外，就是我的三位同志朋友。我的伴侶還在我的工作地點（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裡，幫我找了好幾位願意晚上來排班照顧我的義工朋友們。每當醫護人員或隔壁床的病人與家屬說起：「你的這幾位朋友人真好，來照顧你」，我都只能給予微笑，沒辦法回應什麼。只有一次是剛入住隔壁床的病人問起：「你和這些朋友是怎麼認識的？」我和那位朋友在被追問的過程中，答出：「是在同志諮詢熱線當義工認識的。」好像是當天晚一些或隔天，我就聽到護理師跟我說那位病人要求換病房，我內心想：該不會就是我在腦中腦補的那些歧視我和我朋友的爛理由吧？同志醫療人員的現身而剛剛這位護理師其實是一位女同志，我會知道是因為她在胸前別著一個彩虹徽章，第一次看見時心裡十分激動，還特地跟我的伴、老媽、來照顧我的朋友們說。激動的原因是我這位病人的同志身分，總算在這間醫院裡找到共鳴與同伴。但實際上並非是這間醫院能敏感到「病人之中有同志」且表達友善，其實只是一位同志醫護人員自己主動在個人層次上於職場現身。而且這位女同志護理師說，我們還是她在這間醫院別上彩虹徽章這麼久，極少數主動問她有何涵義的人。嚴格說起來，這間醫院沒有在醫病關係、勞雇關係與員工的人際互動中，看見我（病人）與這位護理師（員工）的同志身分。唯一展現出性別敏感度的地方，只有看見這間醫院在硬體上設有性別友善廁所。男同志住院時最常被詢問的問題是……除了這位女同志護理師有和我們聊起彼此的同志身分之外，首次主動想要詢問我是不是同志的醫護人員，就是在我住院多天後，因為發燒反覆不退而前來會診的感染科醫師。當我知道感染科醫師要來會診時，內心就有底可能要出櫃，果不其然在問完我的出國旅遊史後，就問我：「有沒有女朋友？」當時我媽就在我身旁，但我也就直接回答：「我是男同志，我知道自己的HIV狀況是陰性，但如果你還是想檢查，我OK沒問題，你可以抽血檢查。」當感染科醫師問診結束離開病房後，我媽就開始十分擔心，還打電話給我的伴侶想多做確認。而我內心在想這段問診過程，是否有可能更細緻一些？今天我剛好是一位已經對媽媽出櫃的同志，所以我據實以告。如果換做其他同志病人，不知情的家人在旁邊，面對醫師詢問跟性有關的病史時，真的能誠實自在地提供病情資訊嗎？後續是否馬上引起巨大的家庭風暴？醫護人員是否可以理解，男同志病人在面對被詢問是否可能感染HIV時，會有著很複雜且差異甚大的反應？可能是不想在家人面前討論、可能是自己也十分害怕感染、可能是在聽到愛滋二字後就完全停頓不知如何反應、可能是像我一樣地被勾起汙名的憤怒、可能是更多更多的可能......。落實同志友善的醫療環境以上就是這段住院過程中的簡要紀錄與我的思考，我和男友平常都處於滿公開的出櫃狀態，都在同志機構工作，身邊也有許多同志朋友，但即使如此，面對陌生的醫療環境以及還不確定是否友善的醫護人員，我們當下的直覺反應都是先隱藏自己的同志身分，等確認安全之後再慢慢出櫃。在這幾年台灣風起雲湧的同性婚姻立法過程之下，台灣民眾（當然也包括醫療人員）可能更常聽過同志了，但是否真的能對同志有正確的認識，而不是被侷限在刻板印象甚至是污名中，依然有賴醫療體系裡提供多元的教育訓練，並且從醫療機構的制度中就開始落實同志友善政策，在醫療環境中多展現一點對同志友善的訊息，我想這樣對於同志病人來說，也能夠在就醫的過程中更加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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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同性戀都可以結婚了，我還是對同志一無所知？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多元性別教育」。這幾年同志友善的實務議題在台灣社會受到更多的重視，同時也看到政府立法方面也有更開放的空間。在偶然的機會聽到徐志雲醫師對醫護人員繼續教育的演講，才發覺這議題迄今未曾在這專欄介紹過。非常高興有機會邀請徐醫師的團隊寫了這三篇文章，讓我們有機會循序漸進地更了解這重要的議題。同志是什麼？這幾年，台灣民眾很常聽到「同志」、「同性戀」、「同性婚姻」這些名詞，但大部分的人仍對同志一知半解，甚至受到網路謠言的誤導，而將同志視為毒蛇猛獸、破壞家庭倫常的異類。我是一位精神科醫師，也在台大醫院開設了同志諮詢門診，專門諮詢同志因為社會壓力、污名而導致的情緒困擾。我常到各個醫療院所、醫學年會演講，主題經常是多元性別以及性別友善醫療，因此也發現仍有許多醫療人員對於同志存在著誤解。現代醫學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同志不是疾病、不是異常，而是人類多樣性的正常展現。但究竟同志包含了哪些族群呢？在傳統觀念當中，對於人往往僅限於男女兩種性別的刻板想像，但性與性別的豐富與多樣絕不僅於此。很多人以為同志就只有同性戀，但事實上，同志的定義隨著社會演進也逐漸變化當中，在華語地區，當代「同志」的範圍已逐漸擴充至泛指LGBTI（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Intersex），意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陰陽人（或翻譯為間性人），進一步包括非異性戀、非二元性別的所有性/別少數者。原來不同性傾向的人有這麼多同志族群中，大眾最常聽到依然是男、女同性戀，同性戀是一種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性傾向是指一個人在身體、浪漫情懷或情感方面被其他人所吸引。男女同性戀者喜歡與自己相同性別的人、異性戀者喜歡相異性別的人、雙性戀者則可能喜歡相同或不同性別的人。除此之外，性傾向還有泛性戀、無性戀等其他各種可能性。那麼，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人是同性戀、雙性戀呢？2012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是我國第一個有系統地蒐集國人性傾向資料的大型學術調查，研究結果顯示，94%的受訪者自陳為異性戀，1.7%自陳為雙性戀，而僅有0.2%自陳為同性戀，不確定、不知道與拒答者共占4%（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2013）。由於性少數的受訪者可能對於調查過程中「出櫃」的風險感到顧慮，不見得願意回答真實的性傾向，且此數據中同性戀比例遠低於歐美國家的大型研究結果，因此普遍認為該調查可能低估了性少數者的比例。楊文山與李怡芳（2016）則利用了2011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北部24至29歲年輕人口中，有2.85%的男性自我認定是同性戀、女性則有5.21%自我認定是同性戀，且有8.86%的男性和27.65%的女性自我認定「不是異性戀」。不論在性慾望、性行為或性傾向認同等層面，女性同性戀傾向的人口百分比皆較男性多，此與西方研究結果相似。當代醫學對於同性戀的看法目前已知的、可信的科學證據，都顯示性傾向不是一種任意選擇、也不是外力可以改變的。世界精神醫學會（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在2016年發布之〈性別認同與同性性傾向、性吸引與性行為之立場聲明〉強調：「性傾向是與生俱來，並由生物、心理、發展與社會因素等所決定。」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2013年10月於巴西召開之第64屆世界醫師會大會也通過〈人類多元性傾向聲明〉，強調「世界醫師會譴責所謂的『轉化』或『修復』性傾向的療法。這些作法構成對人權的侵害，更是不合情理的行為，應被譴責並接受制裁與處罰。醫師參與此類行為的任何步驟都將違反醫學倫理」。也就是說，不論你是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性傾向都不需要改變、不需要治療。台灣精神醫學會也在2016年12月26日公開發表〈支持多元性別/性傾向族群權益平等和同性婚姻平權之立場聲明〉，文中強調：「台灣精神醫學會支持政府應提供多元性別/性傾向者在法律與社會上的平等保障，包括醫療照護、反霸凌、反歧視、合法而完整的婚姻等權益，並給予多元性別家庭在生養、領養、撫育小孩上有完整的法律義務及權利，這將對同志家庭中的孩子提供重要的保護。」世界頂尖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曾在2014年和2015年兩度刊出文章支持同性婚姻，文中明確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降低社會汙名的直接做法，能有效改善同志族群的身心健康。」台灣也在2019年5月24日實施《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使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醫療人員對於同志該有什麼樣的態度與觀念身為醫療人員，我們有社會責任經由倡議與衛教來改善社會的不平等，其中包括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相關的不平等。因此，醫療人員應該理解多元性別，當為性少數個案（例如同雙性戀、跨性別者）進行醫療及心理照護時，應以肯定式態度做為基本立場，避免對於性少數個體存有誤解、歧視，或落於性別刻板印象。在行政、立法或司法單位，決策過程中也應考量人民健康促進之面向，納入醫療實證，重視弱勢族群（包括婦女、性少數、兒少、經濟弱勢、以及被體制排拒於外之族群）的基本醫療權益，以符合憲法中平等權之核心價值。至於在醫療院所當中，也必然會有多元性別的員工，也應該照顧到同志員工的權益，讓不同性別、性傾向的員工，都能在醫療體系中自在地貢獻所學，這也是社會不斷進步的過程當中，醫療領域應該與時俱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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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是一個需要經常自我反省的行業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醫師是個奇特的行業，照顧病人辛苦忙碌，做好是理所當然，如果出了狀況，除了自我反省，還必須接受同儕檢討，不僅為了提升醫療品質、也是醫學教育重要的一環。個中滋味，只有身歷其境的當下才能體會。畢業將近四十年，最感到驕傲的事，是許多自己無師自通，透過經驗、研究出來的醫療業務執行方法，因為醫療業務的確有此必要。舉例來說，以影像（電腦斷層）引導施行切片。二十多年前，有些胸腔科病人因為內視鏡檢查無法確認診斷，又不合適接受手術切片，處於進退失據的為難；因為癌症醫學的原則是，必須有正式病理診斷，才能開始治療。正好醫學雜誌發表可以用電腦斷層引導切片來實施，於是我們就開始嘗試，憑藉的是過去以超音波及螢光攝影實施切片的經驗為基礎，還有病理檢驗科的同仁的支持，才得以順利推展。幾年下來，逐步由胸腔拓展到腹部、骨盆腔、四肢及骨骼……最後也開始實施眼眶部位病灶的切片檢查。這部份的工作，為了讓受檢者沒有任何壓力，需要替病人麻醉、則需要麻醉科同事的協助。不到十年，我們也累積了將近十例的經驗，都順利完成，旁人都以為是藝高膽大，不過面對因檢查需承擔的麻醉風險，我卻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最戒慎敬謹的心情處置。有一次，一位已接受治療多年的頭頸癌病人，發現視力衰退，磁共振造影發現右眼眶有異常病灶，懷疑復發，但必須排除感染發炎的可能性。臨床同仁十分猶疑，病人態度堅定，決定不管任何代價，要求切片檢查。即使到了諮詢室裡，我告知病人：曾經接受過放射線治療的病灶，因為治療可能改變解剖構造、血管分佈；我們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病人的態度依舊堅決，請我務必找到答案，解除痛苦。切片處置當天是週五，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讓病人住院觀察，同時每天訪視，想不到週一做視力檢查時，竟發現視力退化、幾近於零。我的心情跌到谷底，進入天人交戰的境地。經過難熬的一晚，我決定主動提報M&M conference（Mortalty or Morbidity conference 發病率與死亡率討論會）檢討。這種討論會是針對臨床上病人死亡或發生併發症時，醫師們一起檢討醫療方面是否有犯錯的會議，目前台灣各大醫院都有這種自我改進的制度，防止錯誤再犯，以確保醫療品質的提升。事後檢討認為，病人視力退化，可能是局部水腫、讓原本脆弱的視神經血液循環失去平衡，而切片檢查可能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我個人認為身為資深醫師及老師，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錯誤、檢討原因，這是平日教育後進的，如今必須實踐；另外，我也認為「不傷害病人」是我們踏入醫界時，宣誓過的首要責任，自己有必要接受同儕的檢視，為何不能做到？會議在不到兩週內舉行，這是這輩子以來最長的一個小時，報告事件的過程必須要誠實交待，回答同事們的質疑與問題必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秉持的態度就是「求真求實」，我深信：如果這個時候無法面對這些，將會成為永遠的疤痕，永遠無法復原撫平！這當然也是要感謝幾位前輩師長的協助，讓我確信這麽做是最好的方式。會議接近尾聲時，我的結語是：我仍然會為病人的福祇做最好的努力，謙虛的接受檢討，最重要的是「必須堅守紀律--不傷害病人的紀律原則（Discipline-Do no harm）」。這時，才有機會掃視全場，我發現許多同事都在現場，顯然大家都關心也好奇，我是如何經過難關。大約一年左右，又有病人需要幫助，我接受了。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許多影像數次湧上腦海，必須聚精會神來度過這些場景，當完成任務的當下，我知道，我已經過關了，上次的夢魘沒有將我擊退！我又找回勇氣，能面對自己的來時路。其後，我又執行幾次類似的切片工作，一下子又好幾年了。在行醫的路上，書本、老師是老師，病人也是老師，有時，自己也必須要求自己，教導自己；這樣子，才能繼續面對病人、學生。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才有辦法繼續支持下去。我珍惜、也感謝學醫給予我的種種試鍊與學習。M&M，讓我懂得謙虛，一次就夠了。（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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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隱藏在醫者內心底層不能說的秘密！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急診室打電話來請我去幫忙插管，這時候會請我去插管，一定是懷疑病人是武漢肺炎的患者我開始著裝，戴上護目鏡、N95口罩，穿上防護衣，等我全部穿好之後，大概已經過了五分鐘……我到達急診室之後，看到的那一幕景象，簡直淒涼到令人不忍卒睹。我到急診室時已經太晚，病人已經開始急救，但是他所接受的心肺復甦術，跟我平常所認知的急救方式不太一樣，只見到病人的胸口架著一台心肺復甦機，自動壓胸的機器不斷起伏地壓在病人的胸口，所有的醫療人員距離病人大概都保持兩公尺以上的距離，他們也只給他一般的氧氣面罩，沒有人給予正壓呼吸，這其實是比較沒有效率的復甦方式，就好像是一般的民眾看到路倒失去意識的病人，給予基礎的心肺復甦，就只要壓胸即可，因為壓胸所產生的胸內壓力差，會把外界少量的空氣帶入病人的肺部，而失去心跳呼吸的病人，因為耗氧量減少，所需要的氧氣也會比正常活動的人少，所以一般民眾只要做基礎的壓胸，就有可能幫病人保持最基礎的血液循環及氧氣供應，為病人保留一絲生機。但是這對我們醫療人員來說，平常所做的高級心肺復甦，積極的給予病人換氣、插管、給藥、電擊差異實在太大，一時之間突然覺得難以接受，但是這就是目前建議對懷疑冠狀肺炎患者心肺復甦的方式。我之前從來沒有真正見過這樣的急救方式，只在網路上讀過一些目前建議對肺炎病人急救的標準作業流程，不給予正壓呼吸是怕氣流的壓力把肺部的病毒帶出來，壓胸所產生的胸廓壓力差，也有可能把肺部的病毒壓出來，導致周遭的醫療人員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下，所以在建立氣管內管之前，只能用機器壓胸，所有的醫療人員都站得遠遠的。這是一個為了避免醫療人員感染，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方式，因為這個病毒的致死率，跟有沒有辦法保存醫療資源有關，一旦醫療人員感染被隔離，能夠上班照顧病人的人員就會越少，醫療負荷就會越來越重，當醫療負荷超過醫院所能承受的範圍，病人無法得到適當的照顧，就會到處散播病毒，導致更多的病人感染，最後這些感染的病人病情加重，導致病人死亡，如此一直惡性循環。而為了要保存正常的醫療儲備能力，我們不得不採取比較保守，對自己比較保護的做法，但是這個保守自己的方式卻可能對病人有害，我穿隔離衣所花的時間就超過五分鐘了，表示病人也已經缺氧五分鐘了，在病人到達醫院之前可能缺氧的更久，加上採用比較沒效率的急救方式，他可能早就已經腦傷了，就算救回來可能也是植物人，或許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缺氧，根本就救不回來……而在我們用這種方式救不回來的病人之中，十個裡面或許會有一個或兩個，假如我們可以像以前一樣奮力地壓胸、插管，總該有一些病人是不會死的……但是這就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戰場上當醫療資源有限無法處理所有病人的時候，重傷跟輕傷的病人都不用救，輕傷的病人不會死，所以不用救，重傷的病人救不活也不用救，只有那些積極救治可以改變病程的病人，值得在第一時間全心投入，就好像在媒體上所看到的，歐洲某些國家，呼吸器不夠用的時候，他們拔除了老人的呼吸器，給存活率較高的年輕病人使用，生命要能夠延續，是因為我們放棄了某些生命，這就是隱藏在醫者內心底層不能說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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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讀後心得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身為一位男性的婦產科醫師，與病人溝通的細膩度和複雜性要較其他科別大。溝通技巧的學習更是不能到進入臨床時才開始。曾自認在診間總能耐心傾聽病人的主訴，正確的診斷與治療，建立互信的病醫關係。而在醫學系畢業的第27年，因由這個案例讓我深刻反省，也悟出「 病醫溝通」真是一門永無止盡的學問。這是一位40歲個性開朗未婚女性，在美國完成大學至博士學位，未曾有性行為。回台灣後，和家人都是本院門診固定諮詢及健檢的病人。她在2018年8月因為不規則的月經週期及健檢婦癌腫瘤指數CA125偏高而求診，當時經期間隔為2至4個月，且通常超過10天才結束，但經血總量不多。CA125值升高到500多，正常值要低於35。安排骨盆腔超音波檢查，發現子宮內膜厚度稍微増加至12毫米，而建議病人在麻醉下經陰道行子宮內膜搔刮切片手術。執行此手術的目的是要確立子宮內膜是否病變，必須經過處女膜才能取得內膜組織。她也了解處女膜只存在於少數人舊觀念的象徵意義，而同意接受此一手術。不過隔天由母親陪同再回診間討論，希望先嘗試中藥調經，然後密集超音波及腫瘤指數追蹤。神奇的服用中藥後，一個月後超音波檢查及CA125指數是正常值28。於是她持續服用中藥且規律的間隔3至6個月回診，討論月經週期及症狀，也以超音波和CA125檢查追蹤。一直到2019年11月健檢，另外有二項腫瘤指數（CEA及CA199)也升高，進而安排胃鏡、大腸鏡及全身電腦斷層，懷疑子宮內膜及右側卵巢囊腫。此時再與病人和母親討論內膜切片的必要性，她們仍堅持先將中藥停止服用後再追蹤。當然疾病的徵兆並未再次改善，在2020年5月終於行診斷性子宮內膜切片手術，確診為子宮內膜癌。接著執行完整分期手術摘除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骨盆腔及主動脈淋巴腺清除術。目前術後化學治療中。假如在一開始看診能說服病人及母親接受切片診斷，就能及早開始治療得到最佳的結果。回顧這近兩年診治病人過程中，病醫溝通和互信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讀起最近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與天下文化合作出版，由丹妮爾·歐芙莉醫師著作的「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一書，重新思考如何讓診間出現有意義又清楚易懂的病醫對話。歐芙莉醫師為紐約大學醫學院教授級臨床教師，行醫已二十多年。當她著手寫書時，曾徵求到許多病醫之間的故事，但她很快發覺這樣只是敍事，應從文獻研究尋找。紐西蘭學者莫根的研究是先錄下門診影像，之後立即對醫師及病人做個別訪談，並分別錄下訪談過程。審視三份影片後，最令人吃驚的結果是：醫師和病人不就是面對面坐著講話，怎麼一直以來，兩個人都不在同一空間？也就是說每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各是一片背幕，彼此交談時，都是織進自己那一片背幕，透過這片背幕過濾訊息。在整本書的十六個章節中，作者用活潑動人的筆觸，清楚說明乍看之下平凡又微不足道的「溝通」，才是行醫之道應有的核心。她在第五章「出於滿腔善意」，描述醫師常使出渾身解數，一心一意要讓病人配合醫囑。有些醫師會説之以理，動之以情，「推銷」配合服藥的好處；有些醫師對病人念念叨叨，曉以大義；有些會恐嚇，搬出一表串可怕的病症，要他們等著瞧；更極端的是，醫生告訴病人如果不聽話，就去找別的醫師算了。但正如大家所知（當過父母的人也都知道！），重複碎念一樣的事情，很少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不過眾醫師似乎還是講了一次又一次，無視沒什麼好結果的事實。在第十二章「醫學術語何其多」，提到醫療場域中有太多行話，醫師必須彈性使用語言，並思索自己話語的效果，太多焦慮可能會令人難以招架。但適度的焦慮，得以協助病人更有效面對嚴重的疾病。英國心理學家奧頓説道：大家用詞習慣並不一致，童年、文化、家庭背景、所處情境各不相同。醫師了解的專業知識與用語，病人可能如鴨子聽雷；至於病人的症狀，醫師未曾經歷且每個人對於病痛的反應不一。另一方面，目前愈來愈多醫護人員傾向使病人感到滿意，部分原因是注重病醫關係中的人性層面，這是好事，但部分原因也是醫療業愈來愈關注商業層面，致力讓病人滿意，在候診區設置高檔咖啡店成了一線要務，這樣是否會帶來負面後果？醫師必須找到最佳撃球點，協助病人釐清事態的嚴重性，但不把他們硬逼到絕路。書中對於醫學生教育的部分，我也很有感觸。在醫學院裡，通常不會學到溝通、同理心、建立關係這類技巧。它通常被視為附加課程，被病理學、生物化學、外科、心臟科、產科及小兒科等主角，擠壓到邊邊角角，精確直接的科學才是醫師必須熟習鞏固的領域，而這些比較軟性的技巧嘛，就很理所當然被忽略。但是在醫學領域裡，傾耳聆聽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陪伴病人經歷這些艱苦萬分的時期，正是醫學最真實的原貌。作者歐芙莉醫師最後要強調的是儘管現代醫學著迷於尖端科技，唯一有力的診斷利器，仍是病醫之間的對話，透過對話，醫師才能知曉疾病大概的面貌。然而病人説的話與醫師聽到的話，通常是迥異的兩回事。病人總是很焦急的描述症狀，亟欲告訴醫師自己到底怎麼了；另一方面，醫師在時間壓力下，必須展現效率，在病人說話時，得同時處理不少事，通常就因此錯失關鍵。有統計提到醫師通常會在12秒內打斷病人說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她在這本「病人說了什麼，醫師聽到什麼？」書中，深入探討這個高風險的領域，並佐以最新的研究，訪問了學者、醫師、病人，藉此闡明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對話上，將有助於提升健康照護品質。不論你是醫護的菜鳥或是資深如我，這本書內容都值得細細咀嚼，推薦給所有的醫師、未來的醫師、以及想了解行醫之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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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生就像是鎖匠 解開病人深鎖的心防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的臨床學習心得」，由三位剛走入醫院接觸病人與家屬不到半年的醫學生，由不同角度寫出他們的學習心得：一位關心病人而竭盡所能勸服病人與家屬接受進一步的檢查找出病因，但卻因為發現是無法治癒的病而引起了自己內心的不安；一位因為病人抱怨別的醫師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之後學到的應對之道；一位分享他如何透過自己的觀察，而找到與病人溝通的「鑰匙」，打開與病人溝通之門。希望這些赤子之心的描述，可以感動社會大眾願意讓學生參與照護，使他們早日成為良醫。「他又來了喔，好麻煩！」護理師們聽到張先生又來住院低聲抱怨著，二十三歲的張先生有著先天性的腎臟疾病，腎臟的缺損導致身體蛋白質不斷的流失，每一兩個月就會因為下肢水腫進來住院打白蛋白。血氣方剛的他很不喜歡與醫護人員合作，常常造成病房不少困擾，一聽到剛來的我跟學姐要去接這個病人，護理師們紛紛搖頭要我們多注意。到了床邊，只見張先生穿著黑衣黑褲，手腳佈滿刺青，一邊抖腳一邊玩著手機，頭也不抬，聽到我們的自我介紹何解釋來由後，就冷冷了落下一句「我常來啦你們不要管我」，我們問了什麼問題張先生都故意講得顛三倒四，甚至對學姐講出近乎不恰當的語句。沒辦法詳細的詢問病史，他也不願意掀開衣服讓我們作身體檢查，喪氣的學姐悄悄的嘆了口氣，向我使了個眼神，暗示著就這樣吧我們也作不了什麼。無數次的住院裡，他的病歷幾乎沒什麼改變，一方面可能反映著他的症狀沒有改善，一方面也透出醫護人員在與他建立關係時的挫折。每個人的身心外圍都上著一把鎖，裡面藏著不明就理的疼痛、藏著不願傾訴的哀愁，做為醫生的我們就像是鎖匠一般，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認識這把鎖，並且制定精準的策略，解開疾病的枷鎖，探查身體最深處的異常 ; 更重要的是解開病人深鎖的心防，試圖溫暖他們負傷的靈魂。這世間的每把鎖都截然不同，做為鎖匠的我們需要熟稔與人相關的所有知識，從生物、心理到社會，由內而外地、透徹地了解何以為人，才有可能推敲出一把精良的鑰匙。「所以你是刺半胛嗎？」看著他手臂的刺青，我靈機一動，冷不防地丟出這句話。從他的衣著與刺青，不難推測出他應該在社會上有些經驗，而許多這樣背景的人是很喜歡談論自己的刺青的，雖然對於刺青文化只有基於好奇非常粗淺的認識，我心想這可能是個切入點，半胛是亞洲一帶較為特殊的紋身方式，通常是從手肘以上刺到前胸，也許可以藉由討論他的刺青讓他至少把衣服掀起來。只見他第一次放下手機抬起頭來打量了我們，剽悍的臉上透出不願被人發現的得意。「當然是半胛啊！」他酷酷地應道，我笑著說哇這麼帥，那胸前的借我看一下，他才有點難為情的掀開來，原來胸前的刺青還在畫線的階段，可能是因為愛面子才不太願意讓我們看。一邊迅速的做身體檢查，我一邊繼續跟他聊著，才知道原來張先生之前在酒店當幹部，因為腎臟疾病實在無法負荷這樣的生活方式最近丟了工作，他自己也不知道還能怎樣生活下去，張先生難得透出了淡淡的憂傷與無奈。「啊隨便啦，我要下去抽煙，欸醫生抽煙嗎要不要一起？」我笑了笑，說抽煙對身體很不好，少抽一點，隱約間聽到了鎖頭漸漸鬆開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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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溝通！化解病人負面情緒的教戰守則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的臨床學習心得」，由三位剛走入醫院接觸病人與家屬不到半年的醫學生，由不同角度寫出他們的學習心得：一位關心病人而竭盡所能勸服病人與家屬接受進一步的檢查找出病因，但卻因為發現是無法治癒的病而引起了自己內心的不安；一位因為病人抱怨別的醫師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之後學到的應對之道；一位分享他如何透過自己的觀察，而找到與病人溝通的「鑰匙」，打開與病人溝通之門。希望這些赤子之心的描述，可以感動社會大眾願意讓學生參與照護，使他們早日成為良醫。病人A：「唉，開完大腸直腸刀，體重一直掉，我這樣要怎麼辦，開刀前好好的，現在變成沒生活品質，甲醫師怎麼都不處理，什麼也沒說，哪有醫師這樣的」 病人A患有大腸直腸癌，上個月剛做完低前位切除手術、經肛門全直腸繫膜切除和小腸造口，術後發生電解質不平衡和體重下降，目前在腎臟科追蹤和到院打點滴一周。醫學生是醫院裡最沒有架式、是醫護人員中最底層的生物，也因為如此常常病人把他們不敢跟主治醫師說的抱怨一股腦都丟到我們身上來，面對這些抱怨我們該如何應對？本文是最近在醫學生個案討論會提出與主治醫師討論後整理出來的學習心得。病人A可歸類為對當下主治醫師的抱怨，面對這樣的對話，當下可能會不知道說什麼，是要否定說「主治醫師沒有錯，開完刀本來就會這樣，是正常的」，還是要附和說「我們也覺得主治醫師沒有解釋清楚」，我想這兩個答案都不對。常常病人有了病痛，只是想要找到一個稻草人讓他發洩情緒，即使是正常的預後情形，病人也會牽拖到醫療照護上，這沒有不對。當一個病人生病五次，你問他說哪一次生病最痛苦，他會說這次，當下的情緒會遮掩住過去的事實。最好的答案應該是在讓病人發洩後能夠回憶起過去的事實，以下將介紹兩個答覆SOP。第一個口訣是EVE，是衍生自身心科和心理學，給較喜歡像內科醫師那般循循善誘的醫學生採用，EVE分別代表Empathy/Validation/Elaboration和Exploration，以答覆病人A為例：1.Empathy病人說體重一直掉，就先附和說「這樣一定很辛苦齁」，讓病人覺得你有put yourself in his shoes，有被了解的感覺。接著是使出乾坤挪移之術，反問說「那你在家都是怎麼吃的」，把主觀的情感(甲醫師怎麼都不處理，什麼也沒說)，轉化為客觀的事實(出院後的飲食情況)，如此帶領病人走出他的情緒枷鎖，走向一起思考解決辦法的道路上。2.Validation接著，稱讚的說道「這麼辛苦，但是你還是願意跑過來打點滴」，讓病人肯定自己，讓他知道自己跟醫護人員有一起在幫忙解決他的痛苦，沒有人放棄他，他自己沒有，醫護人員更沒有。現在需要的就只是等待與耐心，等待時間讓身體自行修復。3.Elaboration和Exploration「除了體重下降，還有什麼其他的困難嗎？」確認病人所擔心的真的是體重下降嗎，還是另有隱情，如果我們搞錯方向，就沒有解決到病人問題了，所以一定要確認。確認完畢後，最後引導病人think aloud，不是不說出來，更不是光說不練，而是藉由反覆的說出來，來與我們一起想出改善的方法。在進行以上三個步驟時，要注意適時的抽離。事情對人的影響是與距離成反比的，離得越近，病人就越能支配我們的心情，減輕和擺脫其影響的辦法就是尋找一個立足點。單純的陪病人一起笑一起哭只能做到陪伴，唯有適時的抽離才能做到帶領病人走出單行道。如果比較外科個性，或是不避諱的認為醫師安慰病人說到底就是話術的醫學生，這邊建議第二個教戰守則，SOP是「先聽→回顧→轉移話題→讓病人自己說服自己」。其中的關鍵是「邏輯」，讓病人自己發現自己的矛盾，進而化解病人對醫護人員的抱怨。1.先聽先讓病人講，一方面確認病人最在意的點，另一方面也是真正關心病人、跟病人站在同一陣線上，就如同以上EVE中的Empathy。2.回顧回顧當初醫師所講的，醫師在術前病解一定會說到手術的風險、後遺症、術後會面臨的狀況等，以大腸直腸手術來說，後遺症包含接口滲漏或是營養吸收不良，前者嚴重者需要重新開刀縫合和引流，後者會導致體重下降和電解質不平衡，所以說術後現在病人A所面臨的問題，在術前甲醫師都有跟病人A說，只是他忘記或是當時不在意，這時候就要反問病人：「當時候醫師是不是有跟你說手術的風險和後遺症？有哪些？那你現在遇到的是不是那時候有說的？」當病人發覺這些都是正常手術後會發生的情況時，就會自覺抱怨是無解的，錯更不是醫師的錯。3.轉移話題當你與病人陷入回顧後的尷尬時，就可以開始轉去較輕鬆、不要再談醫病間緊張關係的話題，一樣將主觀的情感，轉化為客觀的事實。4.讓病人自己說服自己當做到以上三個步驟時，就可以讓病人自己發現自己的矛盾，醫師當初有講過但是我沒注意聽，如此就進入最後一個步驟，讓病人自己說服自己。最後，可以以鼓勵和祝福病人作結。除了以上教授的兩種方式，如果是長期照顧的住院病人，「找到一個會讓你愛上那個病人的理由」可以讓你對病人的態度改觀，舉個例來說，有個病人都不講話，住院後不管是醫師或是護理人員詢問都只是簡答，有天有個醫學生下定決心要改變這一切，坐到這位病人的床沿，一個個問題問下去「你喜歡電玩嗎」、「你喜歡大自然嗎」、「你喜歡吃美食嗎」……最後問到「你喜歡跑步嗎」，他終於說「是」，再問下去才發現他是世運的田徑國手，這位醫學生便跑去跟整個護理站說，之後大家就都來朝聖，這位病人發現大家怎麼都變得這麼熱切，怎麼都跟他聊他所愛的跑步，這位病人就從此變得多話了。最後，要注意的是面對病人時，有兩個要忌諱的點。一是「絕對不要認為自己只是個醫學生，不能做到什麼事，而逃避病人」，當病人開始抱怨，學生該轉化自己的心情為「太好了，機會來了，該好好練習溝通技巧!」，有太多太多，這些在醫學生時期的訓練將讓你比同儕在未來與病人想處的更好、醫療糾紛也更少。二是「絕對不要盲目地為醫界辯護，這只會讓病人產生醫醫相護的觀感」，面對他人在損害同行的名譽時會不以為然、甚至義憤填膺的為同行辯解，這很自然，但這只是更加深醫病之間的鴻溝。溝通就是要放下原生立場，試圖了解對方為何會有這般強烈的情緒，而透過傾聽了解，才有可能化解病人的負面情緒，如此才能維護良好的醫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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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實習醫師細心的陪伴並說服阿嬤治療 感動病人家屬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的臨床學習心得」，由三位剛走入醫院接觸病人與家屬不到半年的醫學生，由不同角度寫出他們的學習心得：一位關心病人而竭盡所能勸服病人與家屬接受進一步的檢查找出病因，但卻因為發現是無法治癒的病而引起了自己內心的不安；一位因為病人抱怨別的醫師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之後學到的應對之道；一位分享他如何透過自己的觀察，而找到與病人溝通的「鑰匙」，打開與病人溝通之門。希望這些赤子之心的描述，可以感動社會大眾願意讓學生參與照護，使他們早日成為良醫。阿嬤今年八十出頭，是我在一般內科照顧的病人，她雖然只念到小學、不太識字，卻辛苦拉拔三個子女長大，兒女們不僅事業有成，其中一位還在海外深造；她辛苦一生，腰板總是直挺挺，不管去何處都要擦上指甲油，把自己打理得整整齊齊。堅毅的她十分倔強，不太願意聽從別人的指示而改變自己生活的方式，幾年前心肌梗塞合併肺水腫，心臟科醫師好說歹說才把她請進導管室，在冠狀動脈裝上支架；這幾年雖然慢性腎臟病已經到了第三期，老伴早已不在身邊，還是不願勞煩事業成功的子女，堅持自己打理生活，每天上市場買菜、做飯給自己吃。長久以來，阿嬤還有黑便和貧血的問題，她的心臟科主治醫師建議她接受進一步的腸胃道內視鏡檢查，她說，年紀一大把了，不用檢查那麼多啦！她總是固執地說，只不過是大便比較黑而已，一定是因為比較愛吃菠菜，不用擔心，而她的子女心疼阿嬤，從來沒有強迫她接受侵入性的檢查。兩週前，阿嬤因為一個月以來腳越來越腫、走路就會喘來醫院調整利尿劑。阿嬤住院的那天晚上，剛好是我值班，在我問完詳細的病史，正準備離開病房寫住院病歷時，阿嬤的大女兒叫住了我：「阿嬤可以不要給實習醫師看嗎？」她略顯尷尬地對我這麼說：「不是嫌棄你們的意思，以前阿嬤也給實習醫師照顧過，只是現在她年紀大了，怕實習醫師進來都要做很多次身體檢查，問很多問題，阿嬤身體吃不消，她需要更多休息。」在主治醫師解釋了教學內科的種種好處之後，大女兒才勉強接受院方的安排。後來，我們稍微調升了利尿劑的劑量，三天後症狀緩解便順利的出院。沒想到才過了一個禮拜，阿嬤腿又開始越來腫，連在家裡從客廳走到廚房都會喘不過氣，體重更以每天半公斤的速度往上升，這些跡象在在暗示阿嬤的心臟功能逐漸下滑，導致過多的體液積留在身體各處無法回流，漸漸累積而成上述的症狀。住院以後，在靜脈注射利尿劑之下，阿嬤的腿逐漸恢復原來的樣貌，走起路來也輕鬆許多。「終於要好了嗎？蹛院好煩。」阿嬤這麼說，醫療團隊囑咐再觀察一個週末，若無異狀便能快快出院。沒想到就在星期六，阿嬤突然多次的低血壓，排便不僅如髮色般黑，還帶有鮮血；到了禮拜一，不但面色蒼白、虛弱無力、體重再度回升，原本已恢復正常的雙腳，又變成兩根白白胖胖的大蘿蔔，血紅素從原本的8.4掉到7.6。很顯然，嚴重的消化道出血，讓原本已功能減損的心臟承擔了更大的負荷；而早已衰弱不堪的腎臟，因為血液灌流的不足，腎功能更是逐漸下滑，打進去的利尿劑再也沒辦法逼迫腎臟排出更多的水分，最後，阿嬤只會越來越腫、越來越喘，緊急的輸血也只能暫時改善症狀。主治醫師建議做胃鏡，把消化道出血的原因查清楚，好一勞永逸地解決阿嬤的問題。阿嬤一聽到胃鏡、吞管子，平常冷靜、堅毅的臉龐馬上皺成一團：「我毋愛做胃鏡，我會驚。」主治醫師正要開口，阿嬤就握住了主治的手：「你毋愛逼我，我真之會驚。」阿嬤的小女兒、我、還有整個醫療團隊面面相覷，主治無奈的拋下了一句：「好吧！我們明天再看看。」便離開了病房。那天以後，我每天都花半小時以上與阿嬤聊天，台語不輪轉的我，努力地用我屈指可數的台語詞彙跟阿嬤解釋要做胃鏡的來龍去脈，從腸胃道出血對整個身體的影響、不解決的話徒增的住院次數與天數以及頻繁的輸血、胃鏡的必要性，到無痛胃鏡的舒適性。當我流暢自信、滔滔不絕地講解腎臟與心臟為何因為失血會逐漸衰竭時，我忽然發現小女兒的眼眶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浸滿了淚水，我一時語塞，心想，我剛剛是否在為我對醫學知識的掌握而感到驕傲，我是不是在期待病人稱讚我學識淵博、病解明晰，是一位成熟的醫師？我居然沒有想到，我所謂邏輯嚴密的clinical reasoning，描繪的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荊棘坎坷的末期之路，建構的不是漂亮的醫學論文，而是衰老、即將逝去的一家之主。那天，我只好草草結束查房，落下一句：「阿嬤，我明仔載閣來看你。」便落荒而逃。之後幾天阿嬤總是堅定的拒絕胃鏡，但學商的小女兒居然「久伴成良醫」，完全理解了複雜的醫學概念，開始用漂亮的台語加入說客的陣仗，做我的完美翻譯，我們一起坐在阿嬤的床邊，我用國語講一句，小女兒就用台語講一句。「阿嬤！你做完胃鏡，把出血的問題解決，就不用一直因為腫跟喘來住院喔！你要勇敢，我們都會陪你！」我信心滿滿的對阿嬤這麼說，阿嬤終於從毫無意願，軟化成一絲絲的搖擺不定，偶爾會說「好啦好啦」，小女兒對我使了個眼色，表示她會利用陪病的時間，盡量讓阿嬤做好心理準備。隔天，我向主治醫師報告，阿嬤態度轉變，或許有機會接受侵入性檢查，當我們來到病房，主治醫師跟阿嬤提起即將要安排的胃鏡，阿嬤卻依然一臉懼怕，她又緊緊握住主治的手說著：「我會驚……我會驚……」主治醫師快刀斬落麻，說別怕！就安排明天吧！第二天早上，當我要去阿嬤的病房，給阿嬤最後的加油打氣，正好碰見阿嬤躺在病床上，正要被傳送人員推去診療室。只見阿嬤哭喪著臉，嘴角低垂著好像把整張臉垮到了地板上，好幾天沒有輸血之後，又是一臉的蒼白。我湊近阿嬤對她說：「阿嬤，加油！你還好嗎？」阿嬤看都不看我，兩眼直勾勾的盯著天花板，說：「我攏予恁刣阿！」我正要開口，傳送就已推著床把阿嬤送入電梯，她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那時我才知道，什麼叫做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我心想，我應該是三者兼備了吧。等阿嬤做完檢查，發現潰瘍，吃個氫離子幫浦阻斷劑，她就會感受到relief & comfort了，我這樣說服自己。胃鏡報告出來得很快，相片裡在胃與食道之間有一坨腫塊，是癌症，通常要開胸把腫瘤切掉，以阿嬤的年紀與身體狀況而言是不可能的，她只能定期回來追蹤血紅素、輸血，最後可能會吞嚥困難，加上前述所有的症狀。下午我去查房的時候，是之前的大女兒陪著她，她在門邊聽主治醫師宣布壞消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硬著頭皮先進去病房與阿嬤打招呼，她的心情居然輕鬆了許多，笑咪咪地問我檢查結果怎麼樣。我想，她好不容易跨過了心理障礙做了我跟她說會非常有用的檢查，想必是如釋重負，然而我給了她relief和comfort，卻不能cure。我大概是騙了阿嬤吧！我騙了阿嬤，也騙了幫我翻譯的小女兒。我一廂情願的認為一定是一個可以簡單解決的上消化道出血的小問題，在廣大的鑑別診斷裡面，我把彩券簽在九成的診斷上，心裡隱隱約約的聲響，震動著、浮動著，會不會是癌症呢？不會是吧，未免也太倒楣了。阿嬤的髮型、穿著、表情，與我八十出頭的阿嬤出乎意料的相似，要是我治好了她的小問題，我的外婆一定會很驕傲，我也會很驕傲。我該不該跟阿嬤還有家屬道歉呢？我的導師曾對我說，成為一位名醫的路上，總是飄盪著許多冤魂，我們從來不會忘記那些成長的路上，作為我們老師的每一個病人。專科護理師告訴我，家屬不會想再回顧當初要不要讓阿嬤接受胃鏡的掙扎與痛苦，他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消化這個壞消息，還有如何告訴阿嬤這個壞消息；我去向家屬道歉，或許只是減輕自己的罪惡感，而不是紓解他們的煩憂。月底團隊輪換之際，我去向阿嬤道別，依然是大女兒隨侍在側，阿嬤依然不知道身體裡有一個腫瘤。阿嬤聽到我下個月會轉移到其他病房不再照顧她，一臉疼惜的用台語說著「可惜呢……」，阿嬤為我祝福，祝我以後一切順利能當個好醫師，還說我跟她的孫子年紀差不多，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大女兒問是不是我說服阿嬤去做胃鏡，我心頭一緊，說是阿，就是我。「我就知道是你！妹妹跟我說阿嬤要做胃鏡的時候，我就問是不是陳醫師說服阿嬤講的，你總是很有耐心、很溫柔，每天都來關心阿嬤……」我有點不好意思。「我覺得有點對不起你，」大女兒接著說，「之前還說你們實習醫生會打擾阿嬤，我覺得你真的對阿嬤很好……」起身離開之際，我彷彿看到大女兒眼眶泛著淚，然而，說不定那只是視線模糊的我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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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以西醫的角度來探討「氣功的迷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長者的智慧」是起源於一位「退而不休的醫學院教授」，在畢生從事基礎醫學的研究與教學之餘，寫出她對環境保護的關懷與諄諄叮嚀，而有如「連鎖反應」般地誘使兩位比她年輕幾歲的資深醫師寫出他們對身心保健的個人心得。重要的是這三位長者在這幾篇文章所分享的並不是他們過去在其專業所發表或教導的「知識」，而是他們在追求學問的漫漫長路中所領悟的「智慧」。拜讀陳榮基教授的 BMW 一文，深受感動，尤其是看到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深層意涵，更是發人深省。原來這「一刻」是指15分鐘，每天15分鐘的活動運動量(每星期90 分鐘)，持之以恆，不但降低了14%的死亡率，還降低了10%的癌症發生率，而且壽命延長三年。所以雖然每天不是很多的活動量，就足以延年益壽，所謂「要活就要動』誠不虛也。筆者於2010年發行單行本「溫醫師MBC」養生功法，以氣功之名切入，作為養生的主軸，每天花10-15分鐘的時間，達到平衡，伸展，肌力強化，及心肺功能增強的目的。當時的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能打破中醫界對「氣」之神秘性的執著，我用生理學的角度及西醫基礎醫學的知識來詮釋所謂的「氣感」，如今推展此功法已經十年了，或多或少對醫界或社會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曾見到一些針灸師對於氣血以西醫生理學/解剖學的方式來詮釋，也能欣然接受，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對號稱「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醫的十二經絡、任督二脈等的氣血概念，卻仍是牢不可破，想要撼動，確實不易。氣是什麼？在1980年代末期，面對逐漸普遍的另類療法，美國國家健康中心採開放的態度，把氣功、瑜珈、打坐、針灸等列入為研究的對象，每年挹注數十億元的經費，試圖在研究中找出另類療法的真正價值。經過約十年的研究，於1997年發表了一份Consensus statement，文中說明「---像『氣』的概念，很難用現代生物醫學知識去理解，可是它在針灸治療方面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今又過了23個年頭，對於「氣」這件事，我們有進一步的理解，這可分兩方面來談，一則是針灸治療的真正療效與機轉，一則是氣功的功效與進展。針灸治療疼痛過去20年有幾個很有意義的研究報告出爐，帶來創新的想法，也因此我們對針灸的真正治療機轉，產生新的看法，穴道的概念開始受到挑戰。第一個是德國的研究2，把 1162 位的慢性背痛患者，分成三組來作不同的治療，半年、一年後追蹤其治療結果。三組的治療法分別為：正規的以穴道為基準下針療法，不按章法下針療法，復健加上藥物治療；結果顯示前兩者的療效比復健加藥物治療更為有效，然而用針灸治療的兩種方法，其療效差不多。這個研究結果帶給醫界相當的震撼，也因此有了新的思維：下針時，準確的取穴，真的那麼重要嗎？第二個研究3來自美國西岸，把641位慢性疼痛病患，分成四組治療：專屬個人的下針療法、正規的取穴下針療法、模擬下針療法、復健加藥物治療，研究結果與德國的結論相差不遠：有用針的，比沒用針的效果好，然而三種下針法的療效差不多。不禁要問：學習穴道的位置，真的那麼重要嗎？由這兩個相當嚴謹的研究顯示：老老實實的按圖取穴下針，竟然和隨便插針，治療結果相似，顯然穴道的取位不是那麼重要。既然疼痛的減輕與穴位無關，或許其機轉和氣血不暢(針灸使氣血順暢)沒有關連，因此，有可能要重新思考針灸減痛的機轉，而更大的挑戰是穴道真的存在嗎？如果不存在，那為了強記二十六 條經絡（兩組各十二，就是左右各一加上任督二脈）的穴位名稱與取穴方法，不是白費功夫了嗎？穴位名稱有記載的：內經一百六十個，到晉朝變成三百四十九個，宋元三百五十四個，明朝三百五十九個，清朝三百六十一個（榮總陳方佩主任1 )/以後，還有必要去記誦這些穴道？更有甚者，治療某單一疾病要下針的幾個穴位，不是變無稽之談了嗎？氣功的發展氣功，顧名思義，和「氣」相關的功夫，其方法五花八門，但基本的精髓：呼吸吐納配合動作則大同小異。一般來說，西醫對「氣功」持相當保留的態度，用氣功來治病，總覺匪夷所思；至於對運氣幫人治病的荒謬作法，更是難以接受，幸好或許因為健保的普及，這種作法已經很少耳聞，顯然社會民智在進步。因為西醫師態度的保留，即使是以西醫的角度來研究氣功，仍是不喜用「Qigong」一詞，典型的例子如台大蔡敦仁教授於1995發表的論文5，以很嚴謹的西醫研究方法，試圖解開氣功的迷思，這是筆者看過氣功研究做得最徹底的，他用：「breathing coordinated exercise」為題，若由「pubmed」去查文獻資料，找不到此文，因爲沒有「Chi kung or Qigong」等關鍵字。近幾年以氣功當作輔助治療工具的研究越來越多，舉凡老年人認知功能的增進，術後平衡功能的強化，免疫系統的促進，甚至用於癌症患者接受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時的另類療法。以太極氣功為例，對腦的認知功能及「brain plasticity」的增進，用核磁共振（MRI）來分析，發現要比有氧運動更是顯著4。又如最近發表，來自波士頓 Tuft medical center 的研究6發現太極氣功對慢性疼痛身心症(fibromyalgia)的療效遠超過有氧運動，這研究最特殊之處來自於「由三位太極師傅共同制訂一套太極氣功」的功法，內容包含了楊氏太極的十個式子外加打坐的訓練。在此特別引用Tuft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是因為他們面對太極氣功的態度與筆者十年前推廣MBC養生功法時的理念(太極養生招式求精不求多)，不謀而合。氣功的「氣感」只是呼吸變緩以後的生理現象，它是大腦察覺到的來自周邊組織送來的訊息，這氣感有四：酸麻、腫脹、脈動或溫熱，這些都是局部血液循環被強化後的反應。根據筆者個人的經驗，若呼吸次數降低到一分鐘六次(一次吸呼十秒以上)以下，氣感自然出現，若是將呼吸次數降到一分鐘二到三次，氣感更強。若想把氣功做好，ㄧ定要把相關的生理學與解剖學知識學好。資料來源：1. 針灸穴道的源起探討與MPS的關係 - 中華針灸醫學會http://www.cmaa.org.tw/paper/1999acup04.htm2. Haake M, Müller HH, Schade-Brittinger C, et al. German Acupuncture Trials (GERAC) for chronic low back pain: randomized, multicenter, blinded, parallel-group trial with 3 groups. Arch Intern Med. 2007; 167(17):1892–1898.3. Cherkin DC, Sherman KJ, Avins AL,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acupuncture, simulated acupuncture, and usual care for chronic low back pain. Arch Intern Med. ;169(9):858–866.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9-53731-z5. Am. Soc. Nephrol. 1995; #{24133}:92-1400) 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86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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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以BMW促進健康減碳救地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長者的智慧」是起源於一位「退而不休的醫學院教授」，在畢生從事基礎醫學的研究與教學之餘，寫出她對環境保護的關懷與諄諄叮嚀，而有如「連鎖反應」般地誘使兩位比她年輕幾歲的資深醫師寫出他們對身心保健的個人心得。重要的是這三位長者在這幾篇文章所分享的並不是他們過去在其專業所發表或教導的「知識」，而是他們在追求學問的漫漫長路中所領悟的「智慧」。拜讀醫病平台清子教授一文，受益良多，感佩之餘，也來笑顰，談談我推銷多年的BMW運動。BMW是指Bus/Bike(巴士公車/腳踏車)、Metro(MRT)(捷運/火車/高鐵)、Walk(步行/走路)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減少或放棄出門開車或搭私家車/計程車的習慣，多騎單車(Bike)，多搭公車(Bus)，搭捷運(Metro)、火車或高鐵，從家裡出門到車站，要走路；在捷運車站或高鐵站內也要走路，下車後也須走路到辦公室或學校等，每天大概都會走15分鐘以上。雖然很多國內外的健身指南都告訴我們，運動要動到全身出汗，心跳加快到130。每天要運動30分鐘以上或快走一萬步以上。國衛院溫啟邦教授等根據美兆健康管理資料庫中1996至2008年，共計416,175名（男性199,265名，女性216,910名）個案，平均追蹤約8年所統計分析。研究團隊根據會員所填健康問卷資料，將個案運動量分為不運動、低運動量、中運動量、高運動量及非常高運動量五類，並將各分類組與不運動組做危險性比較，計算出各組的平均壽命。研究發現，只要每天運動15分鐘（每週約90分鐘的運動量）與不運動的人相比，可減少14%總死亡與10%癌症死亡、延長三年壽命。之後，每增加15分鐘的運動，又可減4%的死亡與1%癌症死亡。這個每天運動，低運動量就可以，包括走路15分鐘也有效，重點在天天有恆的動！最近在與溫教授開會後聊天，我感謝他的這個研究給我推動BMW健身，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科學根據。他笑著說：「春宵一刻值千金，這第一個一刻，非常珍貴。」是維持身體健康的最重要的一刻(15分鐘)啊。退休以後，放棄了四輪轎車，開始嘗試BMW的生活方式：公車(BUS)站或捷運(Metro)站不可能都在家門口，每天以之代步，多少要走一段，捷運站內，也得上上下下走一段，到了目的地，還要走一段。整天加起來，一定超過走路15分鐘的低運動量。就可符合上述每天超過15分鐘走路運動的要求了。每天出門，坐大車，有熟人或生人作陪，有專業的司機駕車，不也是另類的享受嗎？而且敬老悠遊卡每個月還有市政府自動劃撥進來的480元可用。等於是免費乘車啊！不論搭捷運或公車，還有博愛座(Priority seat)可享受，常常也承蒙年輕乘客讓座，令人感受溫馨的呵護，也默禱那位好心讓座的朋友，心神快樂，學業或工作順利；多站一程，增加身體健康。偶爾年輕人閉目養神或低頭划手機，沒有讓座，就輪到我享受站一段、鍛鍊身體了。有一次剛上公車，車子開動，身子晃了一下，有人馬上親切地起身讓座，卻發現讓座的紳士頭髮比我還白，再一看，居然是我的小學老師。兩人相對一笑，留下師生間另一件美麗的回憶。提倡BMW，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個人可以健身延年益壽以外，更可減少能源浪費，減少機車或小汽車的排炭汙染環境，對保護地球永續經營，應該也有貢獻喔！而且如果能夠保持到老了，還能自己健康活動，減緩需要他人服侍的時間，減少家人的負擔。每次看到捷運站電梯前的提醒排對禮讓的廣告，捷運或火車車廂內或公車內博愛座的溫馨說詞，或聽到捷運車內「請讓座給需要的人士(Please yield your seat to those in need.)」的廣播，都會有會心的感動。常常看到各種交通工具很有創意的文宣：諸如「禮讓助人有好運」、「愛心讓座助她好孕」，都會令人莞爾。也期待這些隨機教育，可以不斷提醒國民永遠保持一顆善良助人的心，敬老尊賢。每每看到捷運內空的博愛座，旁邊卻站了不少年輕人，都會有生活在文明國度的欣慰感。感恩啊！老人的骨頭比較多骨質疏鬆，偏偏老人肌力減退，步履不穩，加上可能視力衰退，容易跌倒。而老骨頭經不起跌，一跌就可能骨折，嚴重的髖關節骨折，就容易失能，甚至從此得靠輪椅，乃至臥床不起 ! 所以我常勸老人病友使用拐杖，畢竟三隻腳比兩隻腳穩當。我自己也開始身體力行，帶起拐杖。有一次在機場出關時，隨身行李需要經過X光檢驗，當我把手提包、外套及枴杖放進小箱內送進X光透視機時，旁邊的工作人員，迅速遞給我一把枴杖！讓我深深驚喜與感動。待人要用：「愛心，笑臉，傾聽。」愛心的力量無遠弗屆。以利益眾生為人生優先的價值，實踐助人行善。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之所欲必施於人。」是幫助他人最好的指南。童子軍要「日行一善」，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帶給對方也帶給自己快樂。不必期待對方道謝或報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只是時間未到。如果接受你的幫助的人，再去幫助更多的人，這就是善的循環。這也是你的功德與福報。希望大家經常攜帶一把愛心拐杖在心中，看到需要幫助的人，隨時遞出。助人助己，可能有一天，這把枴杖會回傳給你。期待大家以BMW促進健康，改善環保，以心中的愛心拐杖，讓世界更和諧更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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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簡樸生活保證健康，減碳救地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長者的智慧」是起源於一位「退而不休的醫學院教授」，在畢生從事基礎醫學的研究與教學之餘，寫出她對環境保護的關懷與諄諄叮嚀，而有如「連鎖反應」般地誘使兩位比她年輕幾歲的資深醫師寫出他們對身心保健的個人心得。重要的是這三位長者在這幾篇文章所分享的並不是他們過去在其專業所發表或教導的「知識」，而是他們在追求學問的漫漫長路中所領悟的「智慧」。根據統計，台灣河川地下水之汙染源，約50%來自家庭排放的汙水，這是非常可怕的數字，因此，珍重呼籲環保減碳愛地球，必須從全民及家庭開始實施簡樸的健康生活，保證不但可降低空氣及水污染，減碳救地球，而且人人得以改善健康。實施方法很簡單，舉例說明如下：一、節約用水1. 蔬果農藥殘留量：請環保署、農委會或委託社區團體設法把關蔬果農藥殘留量。現今大部分家庭主婦為了安心，均以大量水多次沖洗蔬果，不但浪費寶貴的自來水，而且喪失量多的營養素。2. 水龍頭開關：最好能有大中小三階段的開關，避免人人打開水龍頭，無限制的大量沖洗，浪費水的動作，令人痛心。3. 洗衣服、洗澡用水：目前家家戶戶也都無意間大量用水洗澡及洗衣，很少有人會想適量用水，懇請節制使用，功德無量。4. 建立飲用水與其他洗刷用水分開輸送：目前家家戶戶都自行使用過濾器及其他淨水器，淨化自來水作為飲用水，這是浪費的行為，因為自來水在自來水廠未輸出前，大部分都已達飲用水標準，可惜經過輸送水管，尤其是鉛水管，被汙染後，再送達每家已變成遭受汙染的用水。因此，若能請政府單位設法以宅急便方式輸送飲用水，一定能節約許多經費，而且使全民安心飲用，不亦樂乎。二、避免衛生清潔消毒劑之濫用1. 沐浴乳、洗碗精、洗衣粉等應減量使用 一般小朋友、上班族等等民眾，身體不會太骯髒，每天洗澡，可考慮不使用太多沐浴乳或肥皂，或許只使用毛巾或軟毛刷擦洗，就乾淨了。若有需要，抹些適當的潤膚乳即可。請記住，我們自身皮膚就會分泌保護皮膚的油脂，大部分清潔劑均含界面活性劑(去污原理)，若天天使用，尤其是嬰兒，會傷害皮膚。當然有些產品，經研發添加皮膚保護劑，號稱安全，但記住，正常皮膚不要天天接觸不必要的清潔劑，或外加皮膚保養劑，尤其嬰兒，盡量少用，才是健康之道。同樣的道理，洗碗精少用為妙，自家餐具，以乾淨的菜瓜布刷幾下，水沖洗乾淨即可，菜瓜布不但可去除油脂，而且菜瓜布再用洗碗精沖洗乾淨，又可重複使用。大家都知道碗盤使用洗碗精，會有看不到摸不到的殘留，反而不乾淨。洗衣服時，先分開比較骯髒的，先浸泡適當洗潔劑。有些家庭因洗衣粉用量太多，加上通風差的房屋，尤其是開空調的密閉房屋，空氣中都有一股刺鼻的洗衣粉味道，長久處於這種環境，尤其小孩，會引起呼吸道過敏。有些大賣場，放置清潔劑的地方，也都有股強烈味道，盡量避免帶小孩暴露那些清潔劑放置的地方。 據調查，市售五成的洗碗精、洗衣精、浴廁劑等均含有一種非離子界面活性劑(壬基酚，4-nonylphenol, NP)，由於壬基酚是屬於不易分解化合物，且是一種持久污染的環境荷爾蒙，可令男性雌性化，降低精蟲數。目前已有研究報告指出，台灣19條河川已受嚴重汙染，99%水樣均可測到壬基酚(>0.33 μg/L)，而且有98%生鮮食物含壬基酚，其含量高達399μg/kg。這些可怕的數據，說明我們濫用洗潔劑的嚴重狀況，懇請大家慎重反省，能盡量減少用清潔劑，一定能搶救全省河川的潔淨。2. 殺蟲劑傷害腦神經 請記住，關閉窗戶，並開冷氣機後，若再噴灑殺蚊蟲劑，則長久居住於該屋的居民，尤其是嬰兒及小孩，腦神經會遭受殺蟲劑的傷害，造成小孩念書成績不良，大人得健忘症，其主要原因是殺蚊蟲劑如類除蟲菊，會促使人類的腦神經所含有的神經鈉通道持續打開，結果會阻礙神經訊息傳導的功能，結果變笨或情緒不良。解決方法之一(可再議)，噴殺殺蟲劑的房間，可以在數小時後，當蚊子昏倒，掉落地上，趕快清掃，把昏倒的蚊子到入馬桶沖掉或燒掉，接著打開窗戶，再使用電風扇，把殺蟲劑吹走，如此徹底清除殺蟲劑後，才可再關門窗、開空調，再讓小孩進屋做功課。3. 節用強酸強鹼的消毒劑或水管疏通劑：應訂定管制辦法或輔導民眾使用，現今無限制地任意使用，汙染環境及地下水的狀況，非常嚴重。三、節省使用紙張及塑膠製品 製紙程序嚴重汙染環境，如紙及紙漿，是使用氯氣漂白劑處裡的，這過程會造成戴奧辛(世紀之毒)的產生，因此，絕不可以任意浪費紙張，如再生紙之利用。另外，應盡量少用彩色廣告紙等等，須知有些色彩，是使用高量的鉛鹽(Pb鹽)，造成神經毒，降低智商。 請盡量減少使用一次即丟棄的塑膠製品，盡量考慮多次使用的可能性。我們務必覺醒：使用一次即丟棄的塑膠品，是造成環境汙染的最大罪魁，因塑膠品當垃圾燃燒後，會產生大量世紀劇毒的戴奧辛，尤其是不易崩解的塑膠製品堆積於環境中，危害生態，許多魚類、鳥類等等動物之內臟，常發現累積的塑膠品。另外，水溝、田間及低窪地區也都堆積不分解的塑膠品，嚴重的話，造成水溝不通，排水不良，引起水災。塑膠製品的危害，數不清的壞處，敬請徹底反省，設法制定法規改良。 談到塑膠品之危害，不禁令我們想起塑化劑，餐具、保鮮膜、玩具、奶瓶、電線、洗碗精、香水化妝品等，因製造過程中，必須添加塑化劑(鄰苯二甲脂，DEHP)，增加塑膠製品的延展性及韌性，因此塑化劑使用範圍很廣，大量塑膠垃圾掩埋場經日曬雨淋，均造成大量塑化劑釋出，汙染空氣、食物及河川，根據調查，顯示100%台灣河川底泥及41%台灣居民的血液，均遭受塑化劑汙染。塑化劑乃是一種環境賀爾蒙，對人體最大的危害是使男胎兒雌性化，陰莖小，隱睪症，精子活動力降低，嚴重影響傳宗接代，因此極力呼籲大家盡量少用塑膠製品，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世紀之毒戴奧辛，乃是一群含有多氯聯苯結構式的化合物，脂溶性特高，且不易分解，自食物鏈汙染食物，進入人體，可長久存留於人體脂肪組織內，半衰期可長達7年，因此，終身殘留人體內，並影響生殖細胞、致畸胎、早產或流產。戴奧辛意識致癌物，造成皮膚癌、淋巴癌、皮膚長粉刺(痤瘡)。三十多年前，台灣曾因精緻米糠油，使用多氯聯苯當作絕緣體，不幸洩漏，汙染米糠油，造成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受害孕婦及出生嬰兒有130位左右，其中受害的嬰兒至今已30多歲，其身體狀況遭受多氯聯苯之害，產生相關疾病，至今仍繼續追蹤研究中。另外，台南二仁溪橋下曾因燃燒電纜，釋放大量戴奧辛，汙染土壤及二仁溪泥底，至今仍有戴奧辛殘留。除此之外，製紙漂白、合成農藥之副產物，尤其是焚化含氯塑膠製品，皆可釋放大量戴奧辛，嚴重汙染環境。我們必定痛定思痛，大家一定都要嚴格約束自己所有會促使戴奧辛產生的行為，消滅沉默的殺手戴奧辛，人人有責。四、適當使用保健品及藥物 請記住，不論保健品或治病之藥物，長期過量使用都有副作用，都有危害身體健康之虞。適當攝取的觀念很重要，而且每個人的適當劑量大不同，因此，要自己或醫師去調整劑量，如補鈣劑，有些人使用標籤建議劑量1/3，即可預防抽筋或缺鈣症狀，就不必全劑量的長期使用。 治慢性病的藥物如長期服用降血糖或降血壓藥物的病人，若自己買保健品，經常使用，再加上飲食習慣之改善，如此綜和結果，恐怕會導致原先使用的降血壓或降血糖之藥物劑量變成過量，造成血糖太低昏迷的現象。曾經有位同事發生過不知原因的血糖太低現象，趕緊去醫院急救，才重拾健康。 目前，我們台灣寶島由於健保制度不健全，每個人每天都可無限制去不同醫院就診，每次均領一堆相同藥物回家，家中都堆積各種沒用的珍貴藥物，廢棄不用，這種浪費全民的納稅錢非常嚴重，令人非常痛心。而且這是一種沒道德心的行為，大家應該知道焚燒珍貴的藥物，產生毒害氣體汙染空氣，這種嚴重的空氣及水源的污染源，懇請大家了解，一起努力合作，杜絕這種不良行為。或許健保局針對此一問題，可設法建立完整記錄就醫的檔案，以便了解不當就醫的實況，並趕緊設法改進，或許應採取藥費不完全免費，若能部分負擔藥費，民眾或許會斟酌愛惜珍貴的藥物。五、首重生活教育，培養節儉及環保的觀念 我衷心呼籲全民實施節儉勤勞的美德，改變日常生活的壞習性，培養及注重環保的觀念，若能全民同心協力肯定我們台灣寶島全民不但增益健康，而且減碳救地球，效果一定很大，這種節儉勤勞的觀念及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務必從家庭教育、幼稚園及小學開始培育養成，在家中，父母以身作則，在生活中，培養小孩節儉環保的觀念及習慣，保證終身健康快樂。 其實令我很感動的，許多愛家鄉的環保團體，已都很熱心地在推動以上所舉例的相關策略，因此，這些淺見，只是抱著一股熱誠，呼籲全民同心協力，下定決心，一起群策群力實施環保的行動，所有浪費行為及不環保的舉動，都被列為不齒的行為，懇求大家都能覺醒，我們預期美麗的寶島及健康快樂的島民，一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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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人工關節術後金屬過敏
【編者按】醫病平台的願景是創造一個可以讓醫療團隊、病人、家屬在平起平坐的環境，雙方透過討論、了解、包容，而達到互相尊重與信任。非常感謝這位病人願與大家分享其「疾病」與「病痛」，我們也難得能夠邀請到風濕免疫科專科醫師、骨科專科醫師在百忙之中與大家分享他們專業的看法。希望病人能透過這兩位醫師的說明，增加對自己病情的了解。雖然「醫病平台」無法扮演誰事誰非的公斷，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醫學上罕見的問題一旦發生在病人身上，卻是真實的苦痛，因此醫病雙方都需要各退一步，病人透過專科醫師客觀的論述，可以同理「醫療的不確定性」，醫師也能避免過度反應，而讓病人雪上加霜。81歲的王奶奶，過去沒有任何藥物或是食物過敏的病史，因為雙側膝關節嚴重退化性關節炎，先後在同一家醫院接受左右兩側的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術後疼痛改善很多，門診追蹤關節的功能及X光片的檢查，也都恢復得很好。然而就在術後六個月左右，慢慢的在身上及四肢開始出現奇癢無比的癢疹(如附圖)，起初以為是藥物或食物過敏，因此求助皮膚科及免疫科醫師。然而經過皮膚科醫師及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詳細詢問病史及理學檢查後，初步排除這兩種過敏的可能，推測王奶奶極有可能是對人工關節中的金屬過敏所致。人工關節置換的原理，主要是將磨損的關節面切除適量骨頭後，將金屬的人工關節，像牙齒換牙套一樣的方式，包覆固定在切除的骨頭表面，用以取代磨損切除的關節面，而磨損的軟骨則由高分子聚乙烯塑膠墊片來取代。因此其成分包含金屬及非金屬的部分。以現在的人工膝關節為例，股骨元件的部分主要是鈷鉻鉬合金所組成，脛骨主要是鈦合金的成分，位於兩者之間的脛骨墊片以及髕骨元件則為高分子聚乙烯墊片。至於人工關節材質過敏的情況，臨床上確實不常見。造成的原因主要是關節金屬成份中的鈷(cobalt)、鉻(chromium)或是鎳離子(nickel)釋出，誘發身體的免疫反應，造成全身皮膚起類似蕁麻疹的疹塊。病患臨床上的表現，通常會有局部搔癢的情況，國外甚至也有文獻報告，病患接受人工膝關節術兩年後狂掉頭髮的案例報告，至於關節本身也可能會有疼痛或是腫脹僵硬的情況。因為這種過敏反應是屬於所謂延遲性免疫反應，跟我們認知的藥物或食物過敏不一樣，通常不會在手術後就馬上發生，而常常在術後半年到兩年左右開始出現症狀。因為發生的機會很低，文獻上大多是零星的病例報告，因此對於真正發生的機會有多少不得而知；對於其診斷的方法，則必須仰賴臨床醫師的警覺性及詳細的評估才能確診。如果要證實是否有金屬過敏的情形，可以安排病患至臨床毒物科，透過抽血、驗尿或是採集關節液中的金屬離子成分，看看是否高於標準值。一旦確認是金屬過敏，其治療方式，症狀較輕者，可以採取症狀治療，例如使用含類固醇的外用藥膏塗抹患部，同時搭配口服抗組織胺類的止癢藥物；而較嚴重者，可以在醫師的處方下給予適當的免疫抑制劑，不過必須要小心的是，當免疫被抑制後，則有可能造成感染的危險。如果人工關節的部分，因為過敏反應而有鬆脫或是局部嚴重腫脹疼痛，上述方式無法改善症狀，在與骨科醫師充分討論下，關節可能需要做清創手術，或是原來的人工關節必須先移除，等免疫反應過去後，再重新置換新的關節，才能解決問題。當然，不能再重新置換的時候，就不能再置入相同金屬成份的人工關節，而必須考慮另外使用較為特別的材質，例如在人工關節金屬表面塗層黑晶瓷(Oxinium)，不會讓這些金屬離子直接接觸人體或是逸出，即可避免發生金屬過敏的情況。雖然說預防重於治療，然而，臨床上人工關節術後發生金屬過敏的機會其實很低很低。一般而言，民眾在接受關節手術前，倒是不需要常規做金屬敏感性測試。但是如果曾經有過金屬過敏病史，特別是對鎳、鉻等金屬製品過敏的病人，術前應該主動告知骨科醫師，透過共享決策(Share-Decision Making,SDM)的方式，先會診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做完整的評估，也可以安排做金屬皮膚貼片測試（Skin-Patch test）或是抽血做淋巴球遷移抑制測試(Lymphokine migration inhibition test)等檢查；如果結果高度懷疑有金屬過敏的現象，才考慮去使用這類特殊材質的人工關節。不過這類特別塗層處理的人工關節，價格不菲，目前健保也不給付。 除了人工關節外，其實很多金屬的植入物，例如用來固定骨折的鋼釘鋼板，都有可能會發生所謂金屬過敏的現象。文獻報告這類金屬過敏的情況，發生在固定物鬆動或是功能不佳、磨損嚴重的病人身上的比例，較一般人來的高，其主要的原因跟血液中金屬離子濃度有關。發生的機會不高，因此診斷必須依靠臨床警覺性，重要的是必須與感染來做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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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自體免疫疾病與過敏體質
【編者按】醫病平台的願景是創造一個可以讓醫療團隊、病人、家屬在平起平坐的環境，雙方透過討論、了解、包容，而達到互相尊重與信任。非常感謝這位病人願與大家分享其「疾病」與「病痛」，我們也難得能夠邀請到風濕免疫科專科醫師、骨科專科醫師在百忙之中與大家分享他們專業的看法。希望病人能透過這兩位醫師的說明，增加對自己病情的了解。雖然「醫病平台」無法扮演誰事誰非的公斷，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醫學上罕見的問題一旦發生在病人身上，卻是真實的苦痛，因此醫病雙方都需要各退一步，病人透過專科醫師客觀的論述，可以同理「醫療的不確定性」，醫師也能避免過度反應，而讓病人雪上加霜。皮膚過敏症狀在現今社會，特別是台北盆地，幾乎很難問到一個人完全沒有這方面困擾的。在診間，很多人曾經對我反映，他過去沒有皮膚過敏症狀，自從某個時間點開始出現症狀，多半是夜間睡覺時特別明顯，但是這些皮膚起一粒粒或一片片紅疹的症狀，常常在白天比較不明顯。為什麼以前沒有皮膚過敏，現在卻突然出現這個問題，其實根本原因在於免疫系統的改變。四、五十年前的台灣社會，和現在的社會環境，有了很大的轉變，雖然台灣南、北、中產業發展各不相同，但整體而言，環境的確變乾淨許多，寄生蟲感染的病人幾乎快要看不到，但是過敏症狀的病人，尤其是皮膚過敏，越來越多，並且一旦發生過，其發作頻率似乎就會越來越頻繁、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發作。免疫系統是很奇妙的，它永遠都在運作，細胞彼此間的反應會自己尋找出路，簡單說，過敏反應是免疫系統沒事找事，既然寄生蟲變少了，它就對塵蟎、濕度、冷熱、震動……做出反應，而且還容易受到情緒、壓力、睡眠情況等因素影響。在風濕科，經常看見自體免疫疾病患者同時合併有皮膚過敏表現。原因是有些自體免疫疾病，在研究中發現，跟過敏反應的免疫方向一致，例如甲狀腺亢進、紅斑性狼瘡、乾燥症、乾癬……患有這類疾病的人常常也容易有長期過敏問題，甚至過敏性氣喘。有時候長期使用特定藥物也會造成過敏反應不容易用藥物控制症狀，例如期用抗組織胺或類固醇的人，皮膚症狀對治療效果就會比較不明顯，因為身體已經習慣藥物作用了。所以，除非不得已，不然類固醇長期使用，若出現過敏症狀時，確實會降低後續治療反應，導致病人對治療結果不滿意，可以嘗試用其他免疫抑制劑取代類固醇，皮膚症狀用局部藥膏治療，或許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之一。飲食方面，很多人遇到過敏問題反覆發生，會開始尋找資料，網路文章、報章雜誌、電視節目，然後幾乎是令人敬佩的、嚴格的限制自己的飲食，最常聽到的做法是完全不碰蛋類和海鮮，例如螃蟹、蝦子、魚，有些人連香菇、金針菇也不敢吃，這樣下去，不僅過敏症狀不會改善，恐怕連營養都無法達到均衡。站在免疫科醫師的專業立場，我會確認病人過去有沒有對哪一類食物有很明顯的過敏反應，因為食物引發的過敏反應，幾乎發生在十分鐘到四個鐘頭內，速度快、反應明顯，經常伴隨眼皮或嘴唇腫脹，有些人孩提時食物過敏，甚至會引發呼吸道緊縮、喘不過氣要送醫急救。在我的門診，不會經常幫病人做過敏原篩檢，因為研究指出絕大數的皮膚過敏反應，檢驗出過敏原，對病人的治療和預後沒有太大的益處，更何況還有很多環境因素、身體心理狀況是無法抽血檢驗的，所以，回歸到病人皮膚症狀的治療，保持生活作息正常，飲食均衡，有正常的社交互動，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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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不愉快的就診經驗 期許醫病關係互相尊重！
【編者按】醫病平台的願景是創造一個可以讓醫療團隊、病人、家屬在平起平坐的環境，雙方透過討論、了解、包容，而達到互相尊重與信任。非常感謝這位病人願與大家分享其「疾病」與「病痛」，我們也難得能夠邀請到風濕免疫科專科醫師、骨科專科醫師在百忙之中與大家分享他們專業的看法。希望病人能透過這兩位醫師的說明，增加對自己病情的了解。雖然「醫病平台」無法扮演誰事誰非的公斷，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醫學上罕見的問題一旦發生在病人身上，卻是真實的苦痛，因此醫病雙方都需要各退一步，病人透過專科醫師客觀的論述，可以同理「醫療的不確定性」，醫師也能避免過度反應，而讓病人雪上加霜。首先謝謝這個平台為改善醫病衝突所做的努力。我想分享我不愉快的就醫過程，希望對改善醫病關係有幫助。近年來時常看到有關醫病衝突的議題，如醫療暴力、醫療過程中錄音錄影、病人因為沒有開藥而要求退掛號等等議題。但大部分還是站在醫師的角度來討論，我想以病人的角度表達病人的想法。我長年服用類固醇控制病情，因此被診斷股骨壞死，接受了人工髖關節手術。術後身體產生了些不良反應，經皮膚科醫師治療沒有明顯改善，這讓我很焦慮。所以我回到關節重建科門診，想諮詢醫師人工關節有沒有可能造成我排斥或過敏的現象。在告知護理師我的來意之後，護理師同意幫我加掛。等候快三個小時終於輪到我的號碼，進入診間我順手把門帶上，就醫過程如下：醫師詢問我的來意。「請問人工關節會不會引起過敏？」我說。醫生換了坐姿，背靠向椅背，翹起了腳，雙手抱胸，一陣呵呵呵後，臉沉了下來。「陳～小～姐～我可以給你保證。」板起臉說。此時，我已感覺到一股不友善的氣氛，讓我很緊張。「請問人工關節是什麼材質?」我問。醫生瞪著我不回答。診間沒有聲音，我把頭低了下來不敢跟他對上眼。「請問是金屬的嗎？」我問。「不～～～是。」醫生不耐煩的回答。「請問有方法可以檢驗嗎？」我問。醫生瞪著我不回答。「你應該去看皮膚科。」醫生說。「皮膚科醫師說是有東西誘發的。」我說。一陣靜默。「我看你走得好好的。」醫師說。「我走路的時候這邊會酸酸的。」我說。突然我聽到一陣哀嚎：「吼喔～」我抬起頭，看到醫生，手抓著頭，露出痛苦的表情，手指頭揮了揮。我意識到這是要我離開。因為害怕，我的身體，很本能的站起來，往門外走。走到了門口，我停了下來，我心想我什麼都沒問到，於是轉頭想問清楚再出去。當我正要開口問，看到醫師走到診間另外一個門，當著護理師和一名不知道身份著白短袍的女子面，轉身對著我大聲咆哮。「你要退掛是嗎？好，給他退掛。」 咆哮聲量很大，大到我的身體往後顫了一下。整個診間都是他的咆哮聲。整個診間只有他的咆哮聲。醫師手插腰對我怒目而視。當下我感到錯愕恐懼、丟臉、憤怒。接過護理師遞給我的健保卡轉身要步出診間時，門打不開。門被上鎖了，自我進診間他們就去鎖門。事後，我沒上網爆料、沒找媒體，選擇正常管道投訴。但他們告訴我，我沒有證據，我們是各說各話。「不是給你退掛了嗎？」「又沒給你收錢。」我在這家醫院看了近十年的病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感到很難過。我認為：1.就診過程中，我問的都是有關於我身上安裝的人工關節相關的問題，醫生可以高興講就講，不高興就不講嗎？2.就診過程中，我並沒有冒犯任何一位醫護人員也沒和醫生起爭執，我更沒有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尊重醫護人員，但我沒有得到對等的尊重。3.我和其他人一樣乖乖在外面候診，等了快三個小時，但我沒有得到和其他人一樣平等的就醫待遇。4.事後我求助一些單位，他們卻告訴我，我沒有證據，所以沒辦法幫我。我當然沒有證據。我以為我只是去看病，問幾個問題就出來了。我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狀況。當然基於信任，我也沒有想到要錄音錄影。所以我當然不會有證據。5.我沒有主動要求要退掛。因為這樣被醫師吼，我真的覺得很冤枉。6.醫生和病人的資訊不對等。我甚至不清楚醫生在生什麼氣？所有的資訊都在醫生這裡，病人不清楚才來門診求助。醫師怪異的行為，這是在欺負我不懂還是欺負我沒有家屬陪同？7.事後我去請教別家醫院的醫生，他建議我回去問幫我開刀的醫生。讓我覺得幫我開刀的醫生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近年來很多網紅醫師在電視、網路上呼籲病人家屬要尊重專業。同樣的，我也希望醫生跟病人可以互相尊重。畢竟沒有人想要生病，在台灣遇到這種事只能算我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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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疫情中的你和我，「救人的醫師」同時也是「令人懼怕的潛在感染者」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第四度以「新冠肺炎」為主題。長年耕耘於社區醫療的陳錦煌醫師認為台灣疫情控制的成功主要在於境外管制與全民加強衛生習慣，但相對的我們絕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都沒有免疫力，而提出他對解封的憂心與建議；成大公共衛生陳美霞教授針對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會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建議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於教育民眾，建立全台社區防疫網；由台赴美短期進修的急診醫師分享他所觀察到的不同文化背景對疫情加劇的各種反應，以及回國後親身體驗十四天居家檢疫，身為「救人的醫師」同時又是「令人懼怕的潛在感染者」，寫出發人深省的「疫情中的你和我」。二月初，是中國武漢疫情升溫，日韓確診人數漸增而台灣開始人心惶惶之時。筆者按照既定計畫，攜家帶眷赴美進修。前往美國的班機上，可以發現不少乘客戴上口罩，外加護目鏡及手套者不在少數。然而抵達美國以後，除了海關詢問武漢旅遊史外，機場沒有發燒篩檢或其他檢疫措施。新聞上反覆播報的是川普認為新冠肺炎只是小感冒，氣候暖和以後會自然消失。筆者此次進修機構位於賓州匹茲堡，在華盛頓以西車程約四小時，那時走在路上沒有任何當地人配戴口罩，不管是在教室、圖書館、百貨公司或超市，戴口罩只會引人側目。筆者的太太曾帶小孩至圖書館時戴上口罩，卻引來一位女士的詢問及奚落(戴口罩沒有用，保持健康就不會被感染)。事實上，在西方人文化裡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當時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的建議也是有呼吸道症狀者才需配戴口罩，殊不知戴口罩的污名化間接導致了防疫的困難。回想起一月底，筆者在醫院急診部值重症急救區兼防疫特別診，當時防疫動線已經規劃完整，有旅遊史以及發燒或上呼吸道症狀的病患會由特別診醫師進行採檢。尤記得筆者當時全副武裝幫好幾位新冠肺炎疑似病患挖取鼻腔檢體，採檢時隔著面罩，我心中忐忑不安，擔心防護是否周全，面對著我則是一雙雙不同的眼神，也許是害怕及恐懼，也有的是焦躁不安，最多的則是困惑，困惑自己為何發燒，從哪裡被傳染？而篩檢結果又會是什麼？還記得那時下班以後，也不知該怎麼回家，隔天發現篩檢的病患確診為武漢肺炎，更是不知何去何從。在醫院，我們義無反顧，但是下班以後我們也是一般人，除了害怕將病毒帶回給家人，有些同事更遭遇社區鄰居的各種歧視，要求他們不要回家，要求他們的小孩不要一起上學。三月份，匹茲堡的雪停了，全美疫情卻也開始肆虐，政府一聲令下讓非必要商店全部關門，餐廳僅接受外帶。筆者受訓中心亦改為線上授課，連圖書館也不能去，只能待在家中，想辦法維持進修的步調。然而西方人崇尚自由，即便是居家令也不具強制力，出門運動或是上超市購買生活物資都被允許，唯筆者出門時，不得不注意到西方人對黃種人的目光，有時帶上幾分嫌惡或畏懼。新聞上播報的是川普針對武漢肺炎的起源，與中國隔空喊話辯論的難分難解。其實在全球性的疫情當中，人人都是受害者。四月中，筆者結束進修計畫，從匹茲堡回舊金山，等待長榮回台灣的班機。當時機票很不好買，幾乎所有非本國籍航空都面臨被調動或取消的命運，就連美國國內線機票也經常延後，想要回家只能分段買好，並且預留足夠的時間轉機。當時美籍空服員仍舊沒戴口罩，僅僅是多了手套。乘客倒是均一色的各有法寶。當筆者抵達舊金山機場，在長榮轉機櫃臺聽到親切的鄉音，那份感動尤在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當眾多航空以裁員及減少服務來面對新冠肺炎，長榮航空在乘客極少的情況下，依然維持一定的編制，在登機口以及上機後，甚至能注意到地勤、空服員比旅客還多的情況。機上的空服員除了口罩、手套，亦配上了防護服及護目鏡，防疫十足謹慎。但是在十幾個小時的航程中，不難注意到在對方的眼裡，我們才是一個個可能攜帶病毒的隱形炸彈。抵台後居家檢疫的十四天，里幹事每天打來關心，連出家門都不行的日子，筆者靠著防疫物資跟網路訂餐度日，終於期滿結束。唯解隔後，因應血荒到捐血站想要捐血，被告知能捐血的安全期間是返國一個月後，那時筆者亦感受到一種出國即染病的隱喻，對比網路上每當指揮中心宣布有海歸者確診便罵聲一片的情景，似乎疫情期間出入境便背負罪名，殊不知海歸者其實各有任務在身，不能一概以出國玩樂視之。在這場疫情中，筆者經歷過不同的角色，既是穿戴層層防護裝備的醫師，也當過令人害怕畏懼的潛在感染者。有時看著網路新聞對於確診者們的諸多撻伐，其實又有誰真的願意？筆者以為，在這場看不到終點的瘟疫中，不管你我站在何種角色，唯有堅守崗位，正值誠信，才是團結互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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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後防疫時代的公衛體系：挑戰才開始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第四度以「新冠肺炎」為主題。長年耕耘於社區醫療的陳錦煌醫師認為台灣疫情控制的成功主要在於境外管制與全民加強衛生習慣，但相對的我們絕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都沒有免疫力，而提出他對解封的憂心與建議；成大公共衛生陳美霞教授針對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會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建議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於教育民眾，建立全台社區防疫網；由台赴美短期進修的急診醫師分享他所觀察到的不同文化背景對疫情加劇的各種反應，以及回國後親身體驗十四天居家檢疫，身為「救人的醫師」同時又是「令人懼怕的潛在感染者」，寫出發人深省的「疫情中的你和我」。台灣在新冠病毒病（covid-19）流行的過程中，因為境外阻絕超前部署有效，再加上確診病人接觸者的調查、嚴密的隔離檢疫政策、民眾洗手與戴口罩的普及性，使得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都相對低，台灣民眾因此幸運的逃過新冠病毒在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造成慘烈傷害的一劫。然而，台灣過去數個月防治covid-19的過程，防疫焦點都集中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身上，由指揮中心從上到下的發出指令，基層衛生局、衛生所都是被動配合防疫中心的指示。基層民眾也被動配合指揮中心之令，而勤洗手，而戴口罩。在這樣由上而下、防疫一條鞭的政策下，公衛體系中與民眾密切結合的社區防疫網的潛力也沒有被發動起來。因此，數個月過去了，台灣的公衛體系基本上並沒有因為covid-19的流行遭遇大幅度的挑戰，當然更沒有機會因covid-19接受過紮實的鍛煉。因為連續多日零確診病例，台灣即將開始「解封」。那麼，「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社會面臨什麼樣的公共衛生問題？一方面，台灣每年因傳染病或慢性病而受苦、而死亡的人成千上萬，covid-19的流行只不過是眾多公共衛生問題的一小部分。2018年，全台灣有17萬2千多人因各種疾病或健康問題—例如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害等等—而死亡。此外，台灣還有許多其他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如食品安全、生態環境嚴重污染、疾病污名化、健康不平等越來越惡化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必須擔負處理這些公共衛生問題的重責大任的公衛體系，卻在過去數十年之中經歷公衛體系嚴重弱化的過程。因此，雖然台灣逃過covid-19流行一劫，在「後防疫時代」，無時無刻必須面對上述殘酷的現實的台灣公衛體系，挑戰才真正開始。在分析「後防疫時代」公衛體系的挑戰之前，我們先對公衛體系做個簡單說明。公共衛生是一門經由社會集體的、有組織的力量，預防疾病、促進健康、延長壽命的科學與藝術。它有兩大特點︰一、預防為主，治療為輔；二、以社會集體的、公共的力量，以促進全人口（而不是個人）的健康為目標。公衛體系包括預防及醫療兩大部門，前者是在健康問題還沒有發生之前做的預防性工作（例如傳染病及慢性病還沒有發生之前的預防、婦幼保健、衛生教育），後者則是在健康問題或疾病已經發生了，才加以治療的工作（例如新冠病毒已經感染人，而且在人體內造成嚴重肺炎以後，必須在醫院治療）。依照公共衛生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原則，理想的公衛體系應該投入大量資源在預防部門，方能有效預防民眾生病，實在無法預防的疾病發生了，才由醫療部門來處理，而且這兩個部門必須密切合作。以上述公共衛生的兩大特點，來檢視台灣光復以後公衛體系的歷史發展，我們很遺憾的發現：公衛體系的發展是與這兩個特點背道而馳的。也就是說，它是從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發展成治療為主、預防為輔的；另外，它是以比較集體的力量、轉向以個人的力量來維護全民健康的。1950到70年代中期，台灣公共衛生的政策主要是預防重於治療，主力是把基層衛生建設好，而且投入很多資源到公立醫院的建設；這個時期，政府以國家的、公共的、集體的力量來推動公衛體系的發展及壯大。但是，在1980至9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後，台灣公衛體系的醫療部門就越來越商品化、市場化、私有化、擴大化、財團化，預防部門相對的侏儒化，因此整個公衛體系弱化了。台灣2018年的總醫療保健支出是新臺幣1兆1千332億元，其中，投入到預防部門工作的經費就區區480多億，占4%！反之，醫療卻占了96%！後者基本上就是私人資本主導。也就是說，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政府在全民健康促進與維護這個集體事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微弱，醫療部門丟給私人資本或市場，預防部門則只給予微不足道的支持，政府基本上已經退出促進及維護全民健康與生命的應有責任，並且把健康的責任個人化，要求每個人為自己健康負責——它對人民說：「生病了，就去醫療部門尋求治療吧！」基本上社區集體的作用是微弱的。上述的歷史分析呈現，如今台灣的公衛體系已經在過去數十年之間逐漸被弱化了。那麼，在「後防疫時代」，當台灣社會必須面臨種種嚴重而且亟待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的處境下，公衛體系能否面對、迎接、承受、處理、解決這些挑戰？實不容樂觀。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給台灣民眾在解封之後的建議卻是十分個人化，與改造、鍛煉公衛體系毫無相關的「防疫新生活」。作為一介公共衛生學者，筆者誠心建議：1）當台灣民眾因為covid-19流行的衝擊，對自己的健康問題、對公共衛生的問題、對公衛體系發展的問題更關切的這個難能可貴的時刻，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到教育民眾的工作，讓他們理解公共衛生預防勝於治療、公共的、集體的原則，同時發動他們關注他們身邊的基層公共衛生機構，包括衛生局、衛生所，甚至以志工方式投入基層衛生機構的公共衛生工作，集體投入全民健康促進及維護的事業。2）將全台社區防疫網建立起來，讓社區民眾以集體的智慧來投入這個防疫網的建構及推動。3）任何公共衛生工作的推行，一定要以「由上而下、從下到上」雙向的、互為辯證的方式推動；「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而草根民眾的智慧自然也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當我們面向台灣草根社會，我們將會深刻感受草根社會擁有著充沛的能量與豐富的智慧，那麼我們與他們共同建立一個更健全的、更能接受種種挑戰的公衛體系，將會是充滿著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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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一位「社區醫師」對台灣開始解封的憂心及建議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第四度以「新冠肺炎」為主題。長年耕耘於社區醫療的陳錦煌醫師認為台灣疫情控制的成功主要在於境外管制與全民加強衛生習慣，但相對的我們絕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都沒有免疫力，而提出他對解封的憂心與建議；成大公共衛生陳美霞教授針對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會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建議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於教育民眾，建立全台社區防疫網；由台赴美短期進修的急診醫師分享他所觀察到的不同文化背景對疫情加劇的各種反應，以及回國後親身體驗十四天居家檢疫，身為「救人的醫師」同時又是「令人懼怕的潛在感染者」，寫出發人深省的「疫情中的你和我」。對新冠肺炎疫情台灣連續多日「加零」，指揮官陳時中部長決定逐步解封，開始「防疫新生活」，我心中有不少憂慮。憂慮的是，對於這新興傳染病全世界未找到疫苗及真正有效療法，歐美疫情仍然沸騰，流行病學模型顯示另波感染虎視眈眈時，我們可以一下子放鬆自己，肆無忌彈地擠滿餐廳及風景遊樂區嗎？特別從大陸禁止觀光客來台，台灣因禍得福；到武漢封城証實人傳人，台灣立即入境管制，到擋住一波又一波境外移入，以及人民恪守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命令：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台灣可以說是全球新冠肺炎防疫的淨土，二千三百萬人口只有區區不到五百人確診，然而，其真正意涵卻是，絕大部份人沒有免疫力。到目前為止，社區僅有零星感染個案，指揮中心集合全國疫調及照護能力，阻止進一步社區感染的發生，因此，台灣基層醫療體系真正的考驗尚未開始。檢討這體系，從1995年開辦全民健保後，俗擱大碗，雖是世界各國稱羡的對象，但論量計酬的給付制度、薄弱的醫病關係、允許患者看病如逛夜市、醫療體系發展頭重腳輕、賺錢及業績導向而忽視公衞預防……而且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既已經繳了健保費，大可享受醫療照護的權益，忽視自己健康維護的責任，在這種醫療大環境下，如果防疫出現破口，很可能讓基層社區成為這隻漂浮不定、難以捉摸的病毒的溫床；2003年靠量體溫讓SARS病毒現身，順利阻擋不再在社區漫延，這次可能不那麼容易。中央開始解封，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各縣市政府也紛紛跟進，基層社區如何解封？何時？何處？何人？由於各地情況不同，難有中央由上而下一致的規範。我想提出一些概念，那是在2003年SARS之後，台大醫學院謝博生院長提出醫學教育改革，重視醫師養成過程「全人、全家、全社區」的學習；新港社區到現在一直是畢業後第一年住院醫師（PGY）的實習場所；多年來，我帶著PGY 醫師到廟口測量鞭炮燃放的噪音，追查PM2.5的濃度等對健康的可能傷害；也帶他們家訪，觀察鄕親生病時的就醫行為；調查學童上學前有否吃早餐、騎車有否戴安全帽等等各種生活習慣和疾病發生的關係，以及及早介入的方法，希望陪養醫師具備社區預防醫學的基本觀念，而不僅僅在診所等候病患上門。我們也共同討論「健康社區」的定義及其評估方法，藉以找到社區面臨的健康議題及介入方式，這概念或許可供基層社區在考慮新冠肺炎如何解封時的參考。所謂「健康社區」，我的定義是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營造健康生活共同體」的意願、能力及具體作法，健康程度的多少，在於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健康社區生活共同體，我設定了四項目標：1）可以透過各類自主性終身學習組織，持續發現危害社區健康的因素，提出解決方法，並且落實執行。2）對外結合公私及專家資源，對內溝通協調整合，增強社區整體能力，以促進健康。3）營造健康安全的公共空間，減少環境危害，形塑健康及永續的生活習慣。4）經由弱勢照顧，滿足居民的健康基本需求，建立自尊與社區認同。至於如何應用「健康社區」的理念評估何人？何處？何時及如何解封，有如下建議：1）何人？評估人的社區生活滿意度、民主素養(權利義務、法治觀念、及溝通協調能力)、終身學習態度、參與公共事務意願、健康意識、健康生活習慣、有否社區發展願景等等；另外，更進一步評估所參加的社區團體，如社區發展協會、長照2.0的據點、基金會、愛心團體、宗教團體等等的種類、數量，及其活動力、組織力、學習力、願景、整合及共識力等。2）何處？評估社區環境的生態、污染程度，以及社區監測、再生利用及永續發展的能力；社區有沒有容易造成群聚感染的熱點？公共空間中使用者導向的健康以及安全度如何？3)何時及如何開放？評估社區人口、職業分佈、家庭組成及經濟狀況，尋找並了解弱勢族群是否具備自我及家庭防疫的資源及能力。社區是否已經建構新冠肺炎醫療照護有關的基層醫療網，其分流、分工、診斷、通報、照護、遠距醫療及後送體系等，及有否確實演練過。面對意外事故或新興傳染病發生時，社區整體風險因素分析，以及相對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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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聽見罕見疾病患者的心聲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我是一位23歲的女性，也是一位罕見疾病的患者，我的疾病叫做「肢端紅痛症」。相信很少人聽過這個疾病，它還沒有列入法定罕見疾病中。這樣的病會讓我的手和腳非常非常的痛，當我還小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是罕見疾病，只知道和爸媽說我的腳好熱，我的父母也不覺得奇怪，只覺得我對熱的忍耐力比較低。大約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發病，一開始只會感覺到熱，後來才漸漸的嚴重起來。大約國二時開始感覺到痛與熱，但是那時是間歇性熱痛，有一段時間是正常的，大約十五天是一個空白的期間不會痛，就像一個循環一樣，但是上了五專之後這個循環不見了，而是一直感覺到熱、一直感覺到痛。這個時候我和家人說，他們才感覺到這樣好像不正常，便帶我去看骨科，骨科的醫生一直以為是足底筋膜炎，所以用了很多物理的療法，好比說電療、腳底的熱敷等，但這些都令我更痛苦，因為我的腳不能碰到熱。即使做了骨科的物理治療之後，熱痛還是常常發作。直到我看了一個日報上面的報導，有一個人和我的症狀一模一樣，我才找到李醫師，經過他的診斷以及基因檢測後確診，這個就是罕見的「肢端紅痛症」。這個病在生活上給我帶來很多困擾，好比說我不能穿整個包覆住腳的鞋子，只能穿涼鞋或拖鞋，我也不能穿襪子，因為腳會發熱讓我感到疼痛，這個痛非常的難受，若是痛的指數有1到10分，1是最低，10是最高，我覺得最痛應該有到8分。在五專就學的期間，因為這個病非常的罕見，體育課時因為穿包鞋會很難受，我拿著醫師的診斷證明，和老師說明我上體育課的不方便，但是老師一直覺得我是在裝病，還是要求我要和其他人一樣上體育課。我現在依然非常討厭那一位老師，因為我是五專二年級的時候給他看過那一份診斷證明，結果他在我五專五年級的時候竟然問我：「你要不要去大一點的醫院看？」這句話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裡，因為我已經到台大總院這個醫學中心去看了，而我的主治醫生也是教授級別的，他還想要我去更大的醫院看，代表這位老師根本沒有好好的看過我的診斷證明。這樣的病也給我的人生帶很多的衝擊，好比說我也想正常的談戀愛，我想和正常人一樣結婚，但是這個病讓我自卑的待在家裡，遇到心儀的人也不敢去追，因為擔心自己配不上他，讓覺得自己無法結婚生子，因為這個病有很大的遺傳機率，有時候看著別人其實心裡很羨慕，難過到會想掉眼淚。這樣的病在生活中給我的困擾還有讓我無法出國。我想要去冷的國家會擔心有暖氣我受不了，但是高溫的地方我的腳也是受不了，我不知道哪裡可以讓我放心的去玩，而且要是在國外發病，我也無法好好的處理，所以我從未出國過。我在前面有提到過，我讀護理，當護理師不會沒有工作，薪水也很好，但是我偏偏生這這樣的病，腳沒有辦法久站，也無法跑來跑去，以至於我無法勝任這項工作。我一直很苦惱，不知道不做這項工作的話我能做什麼，因為從出社會開始我就忍著痛，每天上班都要吃止痛藥，直到後來生病外傷去住院才停止。現在我不想要再吃止痛藥上班，想要轉行，但苦惱不知道能做什麼。因為這樣的病時常發作，常發痛發熱，而且吃了止痛藥大多都沒有效果，要吃到鴉片類的止痛藥，但是那可能會上癮，而且副作用很大，也不敢常常吃。我的主治醫生曾說過，這樣的病大約要等到中年，手腳的小神經比較退化時才不會感到這麼疼痛，但我現在才23歲，我還要等好久，要是這麼長的時間一直都不能工作，我該怎麼辦？因為生這樣的病所以常常有想不開的念頭，真的也有去做過，那個時候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拉了我回來，因為在想不開時，我曾經和他說了一些希望他好好活的話，他覺得我不對勁才去找我、把我送醫院，其實到現在我還是有時候可以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有時候又不能，一直這樣子反覆使我深感痛苦。每當看到別人穿著漂亮時很羨慕，看到有男朋友可以好好地談戀愛時很羨慕，看到可以好好的出國時也很羨慕。我因生這樣的病無法穩定工作，也常擔心父母將來老了要怎麼辦，我要怎麼去撫養他們。我的媽媽因為我這個病常請假在家照顧我，尤其在我住院的期間，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他。因我這樣的病是罕見疾病，所以我也無法買醫療保險，只能自己多存錢。住院期間的費用我媽媽幫我負擔，但是我好擔心他老了要怎麼辦、沒有錢要怎麼辦！我的家庭沒有非常富裕，我這樣子無法工作的情況已有一年多了，還好姐姐偶爾會給我生活費，但是姐姐總有一天會嫁人，對於未來我很不知所措。對於我紅腫熱痛的處理，只有物理方法，好比沖冷水或是泡水才最能有效的止痛，但是這樣會對皮膚造成傷害，而且濕氣也會讓我病情加重，以至於我會和蜂窩性組織炎分不清，這樣很危險。當這個病發作時，吃一般止痛藥沒有太大作用，必須吃鴉片類的止痛藥，例如嗎啡，也讓我覺得自己的藥越吃越多，健康卻越來越走下坡。我知道媽媽一定也很難過生到我這樣的孩子，其實說真的，有時心裡會生氣，會怨她為什麼要生下像我這麼不正常的孩子，讓我這麼痛苦，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也不願意。我很感謝媽媽在我感到生病不舒服的時候都陪著我，也很感謝我的外婆、還有姐姐，在我沒有工作的時候都無條件地支持我。我很感謝我的家人，沒有他們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感謝他們的支持，也感謝他們不嫌棄我。（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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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學教育需要社會大眾的參與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我在2002年曾以「醫學教育需要大家的參與」為題在自由時報發表我的呼籲。當時是有感於回國後常聽人說「不要到大學醫院看病，因為會被學生把你當實驗品」，這種「先在別人身上學夠了經驗，再來看我」的心理，讓我深深感受到長年在美國行醫教學所接觸到熱心參與的病人對照國內病人與家屬的落差，而擔心如果大家都不願參與醫學教育的話，台灣醫學生臨床醫學的訓練水準恐怕會受到影響。當時我引述了＜紐約時報＞正好有一篇以「醫院裡的醫學生：病人需要參與教學」為題的社論。文中指出就社會大眾的立場而言，民眾應該有權知道他們所面對的，是已經完成學業擁有醫師資格的醫師，或者是還在學習的學生。同時就法律的立場而言，病人也應該有權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參加教學。然而就醫學教育來看，如果我們在醫學生的養成教育中，不讓他們有直接接觸到病人的機會，他們將永遠無法學到臨床醫學的精髓。作者引述兩位美國資深的醫學院教授如何說服病人與家屬參與教學的故事：一位教授誠懇地對病人與家屬解釋「由於學生參與這病人的照顧，所以我會更細心，因為我絕對不能讓學生學錯」而使病人家屬放了心，更重要的是，學生聽了這席話，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好好照顧他的病人；另外一位教授說，他常對病人解釋，醫學教育就像是種樹一樣，如果我們病人都只要給經驗老到的醫生看，而拒絕任何醫學生的參與，那就像是我們只要砍伐高大的老樹，卻不願意參與造林一樣。常此以往，總有一天，老樹都砍完了，但整個林場卻再也找不到可以建屋造橋的好木頭。同樣的，如果我們社會大眾都不願意讓醫學生參與他們的照顧，等到這些有經驗的醫生都老謝凋零，我們的兒女生病時，就找不到好醫生了。他認為醫學界應該努力教育社會大眾，讓他們能夠接受「大家都有義務參與醫學生的教育」的觀念。回國這二十幾年來，每當我帶著醫學生做病房教學迴診時，就會對學生們強調，一個合作的病人能夠以他自己的病痛與學生分享，肯讓醫學生做病史探問、身體診察，是學生在課堂上、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最珍貴的教材。而另一方面，我也絕對不忘提醒學生們，病人並沒有一定要參與醫學教育的義務，因此學生們對於病人願意合作參與教學應該心懷感激。每次我到病房迴診時，一定要先徵求病人的同意後才與學生們一起進去病房，透過如此的動作，也讓醫學生感受到我們對病人及家屬應有的尊重，並促成醫學生更多的反思，從而領會醫生應有的謙沖。兩年前我在大學醫院的例行床邊教學，碰到一位讓我十分感動的病人。這位23歲的女病人，罹患一種罕見的「肢端紅痛症」已超過十年。這是我行醫超過半世紀的老醫師連聽都沒聽過的罕見疾病，但這種病在臨床神經學檢查卻無法看出有任何運動、感覺、反射的不正常。突然間，使我想起當我們在看病時，如果例行的神經學檢查都看不出有不正常的「徵兆」時，我們有時會不自覺地懷疑病人是否裝病，但透過用心聆聽病人的描述，才學到問診的重要，而眼前這病人正是這種最好的機會。同時我也想到，醫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年輕人，往往無法對這種長年為病痛所苦的病人感同身受。如果今天這位病人願意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她的感受，而激發「憐憫」與「同理心」，應當可以喚醒今日醫學教育偏重科技而忽略的人文關懷。於是我帶著兩位照顧這病人的學生，一起去邀請她來與醫學生們談談她的「病痛」。我到病房先自我介紹，並告訴她我們的來意，沒想到這位病人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她談話間不時調整她用以紓解腿部紅腫灼痛的強力電風扇的方向，而且不只一次地問我：「這冷風會讓你不舒服嗎？」這種來自病人對醫師的同理心，更是我行醫這麼多年所未曾享受過的「福氣」。到了教室以後，她大方地自我介紹，接著侃侃而談自己的病情，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回答學生的發問。她也不諱言自己因為這種怪病使她無法享受其他同齡朋友的正常生活。說到傷心處，她忍不住流下淚來，有一位醫學生即時從背包裡掏出衛生紙給她，讓我看了非常感動。在送走病人後，我由同學們的感受，看得出這病人的參與教學，使醫學生對病人的「受苦」有更深的體會。有位女同學說，這位病人的年齡與她非常相近，而不覺自問，如果換為自己，將會如何反應，而深深佩服病人的堅忍。其他同學們也都紛紛提出看法，讓我看到他們透過聆聽病人的機會，更能體會他人的痛苦。這次的經驗使我看到，病人的參與教學成功地激發了醫學生的同理心。最後同學們都同意：「我們不可能治癒所有的疾病，但我們永遠可以關心病人。」他們也將不會忘記在學生時代，曾有這麼一位病人現身說法，給他們上了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行醫之道：「唯有跨過醫病之間的籓籬，將心比心地瞭解病人，醫生才能領會病人的苦痛與需要。」離開醫院前，我對她表達我們師生的謝意，並邀請她將她的感受寫出，以便登載於我們這幾年來為了改善醫病雙方的互相了解而開創的「醫病平台」，讓更多的醫療人員可以更瞭解「籬笆另一邊」的感受。這專欄的下一篇文章就是她幾天後寫出的文章。我誠懇的希望，台灣大眾都能體會＜紐約時報＞採訪的那位醫師「伐木與造林」的比喻，而積極參與醫學教育，而醫學生對病人的參與，心存感激與尊重，這樣我們才能培養出更理想的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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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感謝所有患者對醫學教育的奉獻 我們今天才能救更多人！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1996年6月，我在台大醫院血液腫瘤病房開始了我的實習醫師生涯，當時的我抽血技術並沒有很好，每次的抽血也都戰戰兢兢，因為大家都期許自己是個醫術高明的好醫生，但是血腫病房的患者歷經多次化療，抽血打針難度都高。有一次，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是位淋巴癌患者，因發高燒不退，必須趕緊抽三個不同部位的血液做細菌培養，我很順利的抽了前兩個部位，第三個部位卻卡關了。第一針下針，沒有回血，我心想糟了，瞄了患者和家屬一眼，患者正受著病菌肆虐折磨，又發燒又冒冷汗，表情痛苦，家屬則是表情焦慮又沉重的盯著我，又好像不敢說什麼。我趕緊定定神，找好部位下了第三個部位的第二針，結果，完了！沒有回血……我真是緊張得頓時冒出整個額頭的汗，眼看著家屬似乎快要生氣不耐地說話時，這位女士卻在這時用她孱弱的氣息說話了：「蔡醫師，沒關係，你再試一次，如果還是沒有再去找住院醫師學長來……」聽到這話，我感激得差點哭出來。隔日清晨我又前往給他打抗生素時，很高興女士的氣色紅潤了些，他看到是我來了，招手示意跟我說話：「蔡醫師，其實我常夢到你們實習醫師抽不到血打不上針，嚇醒！可是沒關係，你要加油，把技術練好，以後一定會是好醫師，把患者病醫好，患者就會做好夢了。」我不知要接什麼話，只是靦腆的趕緊打完藥，然後一直對她說謝謝。如今，感覺學弟妹們幸福多了，因為不論哪個醫學院校，現在要進入臨床實習前一兩年，就都有運用模具、模型練習的臨床技能訓練。在遇到真實病人抽血、打針、放鼻胃管、放導尿管之前，都有很多模擬練習的機會；也還有與標準化病人演練的醫病溝通訓練課程，讓學弟妹們練習醫療面談。練習完後，臨床醫師與標準化病人也會對學弟妹們給予回饋，讓學弟妹們知道自己哪裡做得好、哪裡還可以再改進。現在學弟妹們進入臨床實習階段，種種臨床技能的學習與實務執行，都被教學行政單位列為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學習項目，各醫學院與合作的教學醫院不只安排有專人教、也都常常在考核這些未來醫師的臨床技能，也因此現在的實習醫學生仍必須、也都要學抽血、打針等這些醫師必備的能力。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多了輔助配套制度，國內現在的主要教學醫院都有專長於打針、抽血之資深護理人員組成的支援團隊，臨床技術與經驗都很豐富，除了協助分擔一班住院病人之抽血、打針工作外，對於實習醫學生未能順利完成處置之病人，亦會即時提供協助。一方面減少了病人的身心壓力，一方面也可針對技術還不純熟的實習醫學生們，提供支援與指導。換言之，現在和邱女士所描寫的當年情境已大不相同，現在的就醫環境與醫療品質都已經有大幅的提升，實習醫學生的學習環境改善了，配套的教學訓練完整了，指導與支援系統更完備了。誠如我在學生時代的經驗，對病人、對實習醫師都充滿折磨，對醫病雙方不是好事。台灣醫學教育界在當年也聽到了這樣的聲音、感受到了這樣的苦痛，又加以2003年SARS對台灣醫學教育的衝擊，台灣醫學教育界的前輩有感於諸多面向的改革孔急，於是在2004年十月成立了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接著便如火如荼在醫學教育各面向展開改革。在硬體上的改革，先是2005年台大醫院臨床技能中心成立以後，全國各醫學校院也陸續成立了自己的臨床技能中心。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醫學生在進入臨床實習之前，都先經過模擬訓練課程，透過各式模具、模型的操作練習，將基本、重要的臨床技能都學會之後，才讓實習醫學生進入臨床訓練。前述硬體提升與進展，累積了十多年，也促成了這期間，國內各醫學校院量變也促成了法規上的改變。自2013年起，醫師法、專技人員考試的作業要點都通過修法，新的規定是：要考台灣醫師國考第二階段考試前，要先通過各校院聯合辦理的「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考試內容便包含了打針、抽血、換藥、傷口縫合、放鼻胃管、放導尿管等技術項目，也包含了與標準化病人進行問診、身體檢查、衛教與臨床處置等等。在教學制度的改革上，過去十多年來，醫學院評鑑與教學醫院評鑑都針對了臨床技能訓練、醫病溝通訓練給予很高比例的評分權重，讓整個校園教學環境、醫院教學環境都必須納入這些學習項目，也都要求、鼓勵更多資深的醫師投入臨床的教學，對學弟妹們提供監督與指導，目的都在希望幫我們的學生準備好，把我們的患者保護好。換句話說，教、考、學合一都希望我們的實習醫學生到年輕醫生都能夠學會甚至熟練臨床技能，才能在面對真實病人時，也能夠真正緩解病人的苦痛。前幾天，過去一起實習的同學們聚會，也有同感。同學們之中很多人都是各醫院、各臨床領域的重要台柱，也有幾位已經擔任主任、教授之職，大家都有同感的是，如今眾人在臨床技術表現上能夠充滿自信、獨當一面，回首當年何嘗不是從技術、能力均不成熟中逐步學習，幸而有許多能夠包容、奉獻的患者，給我們支持與累積經驗，我們今天也才能救更多患者。現在的學弟妹們有模型、模具的模擬訓練，比我們幸福，但再多的模擬練習終究仍須實戰經驗的淬煉與成長，想想自己能有今天的獨當一面，我要感謝所有我照顧過的患者，特別是我行醫生涯之初的那位貴人，那位女士的溫暖，在我最挫折的那一刻，包容鼓勵了我，我至今仍感謝她。（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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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學妹，不要跟病人說謝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記得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第一位照顧的病人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少婦。剛結婚，短期內流產過兩次，因為婦產科抽血ANA等數值有異常，被轉介到醫學中心，診斷為全身性紅斑狼瘡，因合併急性腎炎及懷疑中樞神經紅斑狼瘡，住院接受洗腎及神經精神檢查。我跟另外兩位實習醫師，都是第一週被分到內科組的風濕免疫科，我們都十分戰戰兢兢。也因為是我臨床第一位照顧的病人，加上年紀相仿，床側的先生及家人也很注意她疾病的變化，我非常用心也很細心地為她做神經學檢查，詳問病史及每天疾病的進展。因為疾病的複雜性加上初診斷的個案，這位病人被選為當週床邊教學示範的對象。教學總醫師那天一大早，在例行病房巡診之前約略一小時，很唐突地、可以說是很不經意地，跟病人及她先生說明:「今天有床邊教學，請你們等一下當示範病人。」語畢，就離開了。我跟病人及她先生面面相覷，我看得出來他們對於教學總醫師的「醫囑」抑或是「指令」顯得有點不自在，但還是勉強接受了。教學總醫師臨時授意由我來報告她的整個病史。報告過程很順利，我流暢地做完神經學檢查，學生們、住院醫師和病房巡診的教授簡短地討論一下她的病情，一夥人就離開病房。我跟病人和她的先生，點了頭、眼神交會、說了聲謝謝，拉上床簾，也跟著大家快步離開。巡房結束，教學總醫師把我叫到護理站旁的走廊上，用不小的聲量告訴我：「學妹，不要跟病人說謝謝！ 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們是不是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才要這麼客氣！」這段話對我的衝擊，在我心裡，濺起陣陣水花……如今，我也當了總醫師，雖然事過境遷，當帶學弟妹時，碰到一樣的場景，還是會吹起陣陣漣漪。我很感謝那位總醫師是離開了病房才跟我說，至少我不會在病人面前面紅耳赤。事後，病人跟我說，她知道在醫學中心，病人有義務要成為教學對象，但為什麼診療團隊裡的醫師，有些總是一副高高在上地問診檢查，她說了一句讓我難以忘懷的話：「我生病了，難道是我的錯嗎？是我做錯了什麼嗎？難道是我願意讓自己變得那麼慘嗎？我知道要醫師同理病人不是簡單的事，但也不希望醫師把病人的問題當作簡單的事，也不要以為每一個病人都是願意赤裸裸地站在別人(即使是醫師們)的檢視之下，被重複問一樣的問題、被反覆地做理學檢查。我只是希望有醫師願意花時間把我複雜的病情說給我聽，讓我聽懂，不然這麼多(見習、實習、住院、主治等)醫師的問診及理學、神經學檢查，只讓我覺得是種打擾！」經濟學家Colin Camerer在1989年提出一個概念稱為「知識的詛咒」（The curse of knowledge），也可以叫做「專家盲點」、「認知偏差」。意思是說，已經學會一件事的人(比如醫師)，無法想像不會的人(比如病人)是什麼感受。因此很容易用一些對方聽不懂的方式來解釋，溝通不良的時候又會下意識地去怪罪別人怎麼都聽不懂、怎麼都沒在聽！人與人的互動，要習慣換位思考，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不曾經歷過的經驗(比如生病)，就難以想像。閱讀醫學書籍與學習臨床經驗雖然可以縮短這段差距，但是仍然有限。我自己也很常犯這樣的錯誤，所以每次解釋病情的時候，我會刻意緩慢步調，儘量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疾病期別、治療選項及伴隨的合併症。隨時意識到「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到什麼程度」這件事雖然真的不容易，但值得刻意訓練、時時警惕。身為總醫師因為需要帶學弟妹看病人，我總是會先請示病人，是否介意實習醫學生的問診及檢查？是否願意讓多一點人來關心您？最後我會跟病人說：「我很欣賞你對疾病的態度，也很謝謝你讓我們有機會更了解你的處境、你的疾病、你的選擇。我們希望我們能有機會知道你對你目前疾病的認知和期望，讓我們醫護團隊陪伴您及您的家人一起走過對抗疾病的過程。」醫師的培訓計畫中，專業上要求醫師「必須以理性凌駕感性」。因為唯有這樣近乎絕對理性訓練出的一致性，在面對緊急狀況的時候，才能讓自己可以即刻反應、精準判斷、立下適切的醫囑，挽救病人的生命，以及與同儕之間的交接。但我的個性易感，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醫師的養成不只是深厚醫學知識的累積，職稱、年資和臨床經驗會與日漸長，但醫者的心態卻常常掉入一個不輕易覺察到的陷阱：做得越久、愈資深就愈權威。病情解釋容易習慣性單向地以上對下教條式的說明，尊重病人的初衷會被身分地位的虛榮取代。我要求自己看病之前，先看病人，了解他的身家背景、教育程度，再看過去病史，再來評估目前的病況。問診的時候，我會問病人什麼事情、症狀是最困擾的，以及病人對疾病的了解。如果是生命末期的病人，我會組織一個家庭會議，探究病人和家人對生命的期望。花時間去思考，這個人的本體與疾病的關係，試著去同理眼前的病人，釐清病人真正需要什麼樣子的醫療。我期許自己心量更大，醫病關係的經營可以是溫情的流動。每一個決定，更是道德操守的考驗。我習慣在日暮之後、工作之餘，捫心自問：「有沒有什麼事可以做的更有效率？有沒有什麼事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有沒有什麼事是羞於讓別人知道的？」在往後行醫的日子裡，我希冀自己當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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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們能對病人說謊嗎？習醫過程的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醫生，你們可不可以把止痛藥的劑量直接調高，然後不要跟我太太說？」查完房後，陳先生隨著我們走出病室，有點難為情的說出了這句話。眼睛佈滿血絲的他，已經好幾天沒有睡好了，緩緩吐出這句話的他語氣充滿著躊躇，可以想見這對陳先生來說是個充滿掙扎的請求。56歲的陳小姐患有進展迅速的乳癌，已經轉移到骨頭和肝臟，這次住院是為了疼痛控制與治療腎臟的急性損傷。陳小姐是一位非常有活力且幽默風趣的女士，對健康及調養很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再加上身體對藥物非常敏感，因此對於門診或住院的治療計畫都會積極的與醫療團隊討論。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先生總是隨伴在側，很細心的照顧陳小姐，半夜陳小姐因疼痛痛醒時他總會替她按摩，直到能夠再次入睡，但幾個禮拜下來對體力也是不小的耗損。醫療團隊協助緩解陳小姐的疼痛的策略起初是以嗎啡為主，我們從較低的劑量開始，每天觀察她的副作用及疼痛減輕的程度，再進一步的調整。對藥物敏感的陳小姐剛開始使用嗎啡時有很大的副作用，再加上對於嗎啡的一些擔憂（成癮性、副作用等等）有一些反彈，不過仍然很配合醫療團隊的決策。我們曾與陳小姐提過只要還會痛，就要與護理師反應，這樣我們才能確定目前的劑量是否足夠，但可能是基於上述的擔憂，陳小姐總是要等到完全無法忍受的時候才會跟護理師說。連日的疲憊，加上對於太太如此疼痛的心疼，陳先生最後才對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希望我們自行調高止痛藥的劑量，並且不要特別跟陳小姐說明。這句請求對我造成蠻大的衝擊，每天的觀察下來陳小姐的疼痛不只造成她自己的不適，其實也造成先生的負擔，但在討論的過程中「照顧者」往往沒有太多的主控權，我相信陳先生是在了解妻子的個性、身體狀況，再加上自己的身心俱疲之下才提出這樣的請求。那我們可以就真的默默的調整嗎啡的劑量嗎？甚至在陳小姐問起的時候可以不要清楚而完整的說明我們做的處置嗎？經過一段時間醫學倫理訓練的我們可能會反射性地認為這種問題根本連思考的必要都沒有，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現代醫療的價值核心，再加上越來越被重視的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任何醫療決策最理想的情況都應該是醫療人員完整的提供病人及家屬資訊之後，兩方以對等的權力高度做出具有共識的決策。但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總是可以有如此高品質的決策。當醫療人員深知一個醫療決策會對病人（以及照顧者）帶來顯著的好處（例如稍微調整嗎啡劑量），但病人卻沒有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我們要完全順應著病人的決定嗎？還是我們可以經過審慎的考量，確定這樣做可以增進病人與家屬的福祉(well-being)，然後違逆病人的意願，或是用某種較為含糊的說法告知病人後執行醫囑？幾經思考過後，我並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因此在醫院為醫學生教育定期舉辦的「醫學人文討論會」中提出這個疑問。討論會中有醫學生、病人的主治醫師與對於醫學倫理經驗豐富的教授醫師，短短一個半小時的討論中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討論與碰撞。有部分的醫學生認為病人的自主權應該具有最高的優先順序，在我們完整且全面的溝通之後，病人如果仍然這樣決定，那我們應當尊重，因為只有病人知道什麼對他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但是另一部分的醫學生認為醫學說到底仍然是門專業，醫療團隊有其專業的判斷，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信心這樣的醫療處置能達到好的效果，某種程度上是需要介入的。主治醫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認為在充足的溝通及良好的醫病關係的前提下，我們也需要保有我們的專業判斷與處置，有些原則是必須要比較堅定的。兩位教授醫師的意見進一步拓展了思考此問題的縱深，他們認為病人在一個時間切點的決策並不是一個斷面，而是一個長時間個人生命經驗的總合，當我們在溝通的時候必須考量這件事，病人抗拒嗎啡真的是因為她陳述的那些原因嗎？有沒有可能她之前有過什麼不好的經驗？或是其他的事讓她最後得出這個結論？當我們回溯病人的生命經驗，是有可能伴著他們一起梳理出問題的癥結，並且針對那些擔憂作進一步的說明或是調整我們的治療策略的。至於要不要對病人有任何形式的說謊？大家一致的共識都是除非迫不得已，我們應該堅守對病人的誠信與坦承，這樣的互信是良好的醫病關係中最重要的基礎，不應該被輕易的撼動，就算我們說謊是為了病人好，這在道德層面上就是不該被鼓勵的。不過這時就會觸及到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那醫生可以給予安慰劑（placebo）嗎？所謂的安慰劑就是治療效果主要是仰賴病人的信念，而非藥物本身的生理藥理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安慰劑的功用，包括神經痛、憂鬱症、甚至免疫功能都會有影響，安慰劑的作用不只是心理性的，更是生理性的。那在諸多證據及臨床試驗都顯示安慰劑有某種療效，醫生可以提供病人安慰劑嗎（同時說謊是無可避免的）？經過討論後大家仍持保留立場，如果有更好的選擇那安慰劑可能不是首選，但某些特殊的情況時經過審慎考慮可能還是可以嘗試。根據這個問題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臨床指引：一、醫生在給予安慰劑時的立意必須是良善的，而且在作決定時唯一的考量須為病人的福祉，該決定不能被經濟、專業或情緒上的利益左右。二、給予安慰劑須懷著緩和病人受苦的精神，而非單純地平息病人、使病人不再抱怨或藉此不積極的處理病人的痛苦。三、當安慰劑被證明無效時須立即停止，因為這時安慰劑不僅無用，還可能影響病人對於之後治療的期待與反應。四、當醫生認為有另外一種更有效用的藥物存在時，不應該給予安慰劑。只有在病人對於標準治療無用、無法忍受其副作用或是標準治療不存在時可以考慮安慰劑。五、當病人問起安慰劑的性質及預期會有的效應時，醫生應該誠實的回答。六、如果安慰劑能幫助到病人，在沒有更有效用的治療下，停止安慰劑是不道德的。這指引的安慰劑其實可以代換成任何對於病人的資訊保留或是修飾（甚至是不告知全盤真相），也許在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下，這麼做是道德上容許的。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我們越來越了解心理與生理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許多研究都顯示安慰劑、甚至醫師充滿同理的話語等等都會造成顯著的生理影響，其效用甚至不亞於藥物治療，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更應該思考在藥物、手術之外，我們要如何真正的用「心」照顧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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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的眼神使我們感到不安 學習做個有溫度的醫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身為剛進入臨床實習的醫學生，經常會遇到尷尬困窘的情境，病人或家屬的一個眼神或是提問，就讓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努力透過模仿，學習如何擔任一位能夠安撫人心的醫師，但很多時候，因為害怕能力不足而產生的恐懼，使得我們在面對病人時不自主地選擇逃避。然而逃避過後，帶來的是更多的自責與愧疚……上個月跟診時，遇到一位初診的大學生，主治醫師讓我和同學先到隔壁診間練習問診。從病人一踏進診間，我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焦慮。他急躁地說著這次發現腫塊的經過、曾經去過哪些醫院、做過哪些檢查。談話過程中他語速偏快、有點坐立難安，也不時望向電腦螢幕，似乎想看我們究竟打了些甚麼。問完病史後，我們點開外院的電腦斷層影像，病人立刻湊到螢幕前問說：「所以這個看起來怎樣？」影像上明顯的腫塊使我稍稍震驚，但我也不敢對疾病有任何說明，只好指著螢幕告訴他一些基本構造：「這是你的心臟、肺、血管、淋巴結……詳細診斷我們不太會看，等等醫師會和你解釋。」在等主治醫師幫病人看診的空檔，我們看他很緊張，就開始跟他聊天。我們聊到他的學校、興趣、最近上課有沒有受疫情影響，他也好奇地問我們醫學生在醫院都做些甚麼、要實習多久等等。一來一往的問答中，他原本不安的情緒有稍稍平緩，而或許是因為年紀相仿較有話題，感覺和一般病人相比，我們和他之間又更熟悉了些。回到主治醫師的診間，醫師看過電腦斷層後，告訴病人這是腫瘤，需要進一步做切片化驗。當病人聽到「腫瘤」兩個字的時候整個臉都垮了下來、大口吸氣，隔了幾秒後終於吐出一個字：「好……」他不斷搓揉著雙手，我似乎可以感覺到他的手心正快速冒汗。等醫師解釋完正在打病歷時，病人眼睛睜得好大，轉而盯向坐在醫師身後的我們。他明顯正在發出求救訊號，似乎很希望我們說些什麼，但我當下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當時我有個感受，原本在隔壁問診時，我們好像和病人離得很近，但當病人得到「這是腫瘤」的診斷後，我彷彿可以聽到原先建立好的連結應聲斷裂，雙方站在湍流兩岸，病人聲嘶力竭朝對岸吶喊，而我們只是無情地在對岸看著他。我並不想成為無情的人，但我無法克制地迴避病人的眼神，他的求救令我感到不安。等他看診過後，不巧當天我又在走廊上碰見他，他依舊睜大眼睛從遠方就持續望向我，我和他點頭示意後隨即快速低頭離開，原因之一是我為自己在診間的不回應感到羞愧，另一原因是我害怕他問出我無法回答的問題。那次在診間發生的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腦海中不時會閃過那位病人的眼神，我為當時無法給他任何幫助感到非常自責。或許是出於愧疚的心態，當我後續追蹤病歷系統，發現他轉到腫瘤科即將開始進行化療時，很想在他住院期間去病房關心他後來心情還好嗎。但我同時也擔心：「會不會經過上次看診後，他覺得我們很無情，不想再看到我們了?」兩周後的醫學人文討論課堂上，我把這件事提出來和同學及老師們分享。我原本以為這只是我內心的小劇場，很難在同儕間引起共鳴，但沒想到討論過程意外熱絡。很感謝我的同學和老師們給予我不少建議，也鼓勵我在經過告知病人腫瘤科主治醫師後，到病房關心他。病人住院的第一天，我便和當初一起幫他問診的同學，一同到病房去找他。在推開病房門前，我有點忐忑不安，畢竟內心還是懷抱著愧疚的心情，不知道病人會怎麼看待我們。令我訝異的是，他看到我們後的第一個反應竟是開心地說「欸是妳們!我當初在門診遇到的兩位實習醫師!」聽到他這麼一說我鬆了一口氣，我們坐到病床旁的沙發，聽他說起這陣子的就醫經過。我們問他關於主修相關的專業問題，而他依舊對於我們在醫院的實習生活很感興趣。原本我們剛進病房時他依然很緊張，但聊著聊著他也就變得自在放鬆了。最後離開病房時，他對我們來陪他聊天表示感謝，還開心地說我們有空可以多去找他。在習醫的路上我們還有好多要學，學習如何診斷、如何治療，還有學習如何在病人有需要的時候自然地給予溫暖。我們醫學生僅是在醫療體系中最不起眼的一顆小螺絲，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自己能力不足、替自己各方面的表現感到灰心喪氣。很感謝在這些惶恐不安的時刻，有些醫病互動的經驗不時提醒著我們「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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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台灣健保體制下的護理困境診斷與處方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編者也在此對胡醫師1月初就寄來的這篇文章到現在才刊登致歉。胡醫師這文章本來是要回應蔡淑鳳、張黎露、陳靜敏三位護理界資深大老分別在2019年12月23、25、27日所寫有關護理問題的看法，但因當時這議題已有兩星期的討論，之後又沒有護理方面的來稿，因此擱置至今。這次非常高興能在全國紀念護師節時，刊登這篇關心護理制度的資深醫師深具見解的好文章，希望這也能使台灣主掌醫療制度者、醫療團體以及社會大眾更體會護理人力的重要，並能看到政府及時提出改善辦法。「醫病平台」專欄的過去三篇文章以台灣護理現況為主題，指出專業護理在醫療照顧上的重要性，以及台灣護理職場的「絕望感」導致護理人力的流失，特別是專業工作能力在尖峰期的三十至四十歲護理人員揮袖而去，而且一去不返的退出職場。這不僅是反映護理人員對整個醫療體系的失望，也是社會的重大損失；畢竟護理人員的養成不僅是個人與家庭的多年的努力，也是社會經濟及教育資源的投注；眼看著護理人員進入醫療職場後，很快地落入職業倦怠、失望、絕望的深淵，從而選擇完全地退出醫療事業，實在很令人惋惜。當一個體系病了，唯有周延地研討病徵與病源，才能對症下藥。如何營造一個讓護理人員覺得「因為護理，一生精采」的醫療環境，是雙贏的策略，因為敬業快樂的護士，肯定是能提供病人最高水準的專業醫療照顧，也才是病人真正的福氣。明確定義護理職責小時候，印象裡的醫師診所「護士」好像各種雜事無所不包；掃地、擦桌椅、打針、包藥、哄慰哭鬧的病童，樣樣都來。相信幾十年前，法律沒有明確規範，沒有護理學歷或科班訓練的醫師娘、或醫師家裡的女傭，都可能充當診所裡的「護士」。認真想起來，這是台灣人傳統的「護士印象」——既要像媽媽一般溫柔慈愛，又要能任勞任怨地裡裡外外包下一切雜事。陳靜敏立委指出醫院裡病人對護理人員打雜工般的要求，令人哭笑不得，其中不乏台灣人對待護士過分高標要求的傳統心態；從換尿布到修理燈泡、水龍頭、馬桶，餐飲不合口味要求換餐。病人在住院當中出狀況時，當然不可能自己打電話到醫院的工務室或營養室求助，只能大小瑣事都向護理人員報告；可以想見當事情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時，護理人員也首當其衝地成為出氣桶。張黎露護理博士指出美國的社會大眾對護理師的專業很敬重，美國的護理師對工作的熱情即使到六、七十歲也不稍減。今天美國的護理人員有許多不同的身分與職稱。許多傳統上護理人員做的事，例如量血壓、脈搏、體溫，換床單、給病人擦澡、餵食、清理便盆，抽血，都已經轉移給醫療助理（medical assistant）、護理助理（nurse assistant）、抽血技術員（phlebotomist）。這些演變是良性的發展，除去傳統上女傭般的護理職責，讓護理人員能完全地專注在醫療護理上。此外，護理的專業角色也有所擴充，從傳統護理衍生的新醫事人員身分包括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在醫師監督下獨立看診；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協助病人從住院到出院居家照護上的安排；醫療導航員（navigator）：給癌症病人（特別在初發現腫瘤時）指導診斷步驟及就醫的途徑。也許一些讀者會消沉地說，美國是富裕的國家，台灣哪能樣樣拿美國做標準。話說回來，相信所有的病人都會同意，你在生病中需要的是能妥善照顧你的疾病、有專業教育與訓練的醫護人員，而不是專業換尿布的女傭。誠如張博士語重心長地指出，護理人員站在照顧病人的第一線上，要有足夠的知識與經驗，以及有同理心與良好的溝通技巧，才能療癒病人身體的病痛以及安慰病中脆弱的情緒。這才是護理最珍貴的專業資產。其實台灣目前也有專科護理師及個案管理師，但是大概沒有在協助護理師一線照顧病人的醫療助理及護理助理。蔡淑鳳司長的文章裡指出2018年的百大好缺，護理師排名47，而專科護理師則是第11名。這麼巨大的落差，讓我感到心痛而不是驚訝。不驚訝的原因是這兩個很相近的職稱，在台灣的環境裡，薪資待遇與工作職責卻有著很大的差異。專科護理師在台灣是新興行業，沒有傳統包袱，反而能夠有合理的空間定義專科護理師的職責。在我看來，台灣的專科護理師比較像是美國的一般護理師，而台灣的護理師仍然陷在傳統想法裡許多不合理的要求框架裡；蔡司長說護理是美麗又傷感。我說這是傷感，但是一點也不美麗！要改變社會上積習已久的觀感是不容意的，但是期望蔡司長至少在立法上好好地審視這個迫切的問題，讓護理回歸護理，明確規範護理師職責，應該是挽救護理士氣、留住護理人才的第一步。護病比在討論護理職場的總總困境時，護理師與病人的比例是一個一般大眾很容意了解與認同的問題。2018年8月13日，位於新莊的台北醫院凌晨發生火災，導致久人死亡，十多人受傷。火災當時，醫院有三十二個住院病人卻只有一個值班的護士。火災是醫療院所少見的意外，但是因為不良的體制迫使護理師要照顧太多病人時，就免不了容意出錯，造成各種的意外，從該給的藥沒給，給錯藥，到疏忽了病人的病危的徵兆；這些錯誤可能無關緊要，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甚至致命。許多報章雜誌在最近幾年對此議題有熱烈的討論，包括護理界努力推動立法來「診治」台灣這個病入膏肓的護病比、血汗醫院問題。在我看來，護病比是生重病的台灣健保萬病之源——以量計酬的給付方式的產物之一。這也是導致台灣醫療環境畸形發展的主要原因。台灣的醫院要「拼量」才能平衡收支或創造利潤，不肖的醫院於是壓榨員工，高護病比只是巨大冰山浮在海面上的一小角。跟在護理師抗議行列後面，可能還會有醫技人員、藥師等等也要加入抗爭的隊伍。因為健保的以量計酬，台灣的醫生一天可以看診超過百人，與台灣的高護病比狀況相較一點也不遜色。你說這樣的看病方式不會出錯嗎？即使僥倖不出大錯，看病能有品質可言嗎？我有一個夢想，希望有一天健保大幅改革，把醫療的「質」放在「量」之前來酬庸醫院與醫師。唯有把錢用在對的地方，才能鼓勵醫療行為的良性發展。讓護理師成為台灣基層醫療的主角幾年前，我在台灣工作時，同事告訴我台灣婦產科醫生嚴重短缺的問題，醫師的平均年齡超過50歲，因為沒有新血加入這個行業。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部溫馨幽默又感人的英國電視連續劇「呼叫接生婆（Call the Midwife）」。這是根據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貧困的倫敦東區真人真事改編的影集。故事中的「接生婆」其實是一群住在修道院的年輕護士，騎著單車訪視孕婦從產前檢查、接生、到產後媽媽與嬰兒的照顧無微不至。從照顧孕婦，普及到照顧她們的家人、甚至街坊鄰居，這些護士不僅提供是整個社區的大部分醫療照顧，也是社區居民的精神支柱，「Call the midwife」成為他們慌張害怕時的定心丸。這些護士在實質上是提供了家庭醫師的功能；但是當她們遇到超出她們的能力所能處理的問題時，也有醫師及醫院的支援。常常台灣的親友有病痛時，不知道該如何有效地就醫，越洋詢問我的意見。雖然台灣的大街小巷診所林立，家庭醫師的制度卻是缺如的。蔡司長所倡議的護理走入社區，以及「家庭護理師」的想法，是令人振奮的。比起「呼叫接生婆」故事背景年代，現代醫療架構複雜，包括醫院裡精細的分科、各種高科技的檢查診斷工具，真是會讓一般人特別是在有重病時，不知道何去何從才能得到恰當及時的照顧。我想三十至四十歲已經在醫院工作多年的護理人員，是特別合適在社區裡當「家庭護理師」的。她們可以照顧小病痛，推廣預防醫學，指導病人重病時如何就醫，甚至提供孕婦從產前檢查、接生、到產後媽媽與嬰兒的照顧；讓每個人在慌張害怕時，有那顆「呼叫我的家庭護理師」的定心丸。結語時代的進展讓我們必需改變落伍的護士印象。過去將護士當傭人看待的惡習是絕對要棄置的，讓我們從新思考護理人員的專業角色與職責。醫療事業不是工廠的生產線，希望醫療法規制度鼓勵質重於量的行為，才是護病雙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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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的浪漫？病人的福祉？ 三個懷舊醫療行為的現代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從踏入臨床習醫開始，心中總有個「良醫」的典型，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抽絲剝繭地病史詢問、鉅細靡遺地理學檢查、不計名利地走入偏鄉。我的生涯規劃選擇了神經科，理由是浪漫的，據聞神經科是當醫院停電時，還可以繼續看病的專科，因為憑藉病史、觀察、聽診器、叩診錘，十之八九可以達成合理的診斷。從實習以來的二十年行醫也都是在花東，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自己朝向「良醫典型」的追求。二十年來，醫學知識累進的速度驚人，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科技一日千里，無論醫學教育再怎麼強調一般醫學的重要，所有專科其實都更為次專科化，甚至一般醫學的本身，都成了一門專科。猶記當年老一輩的醫生還批評我們這一代的訓練不夠紮實，因為他們以前都自己做抹片染色看血球；到了今日，現代化的檢驗項目何其繁雜，即使是站在第一線看病的醫生，也不可能熟悉所有原理，更何況動手自己做。我不禁對自己曾經憧憬的那種「從頭到尾靠自己」的、個人英雄式的「良醫典型」感到懷疑，以下我想用三個事例來重新思考，究竟我們看重的，是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還是病人的健康福祉？一、一次性的義診：我們經常聽聞，某某醫院團隊又到了某某偏鄉進行義診，醫生護士熱情地為在地的居民看診，醫學生也都親臨現場，一整天下來，大家帶著滿滿的感動，居民也十分感謝醫療團隊的造訪，最後圓滿結束。事實上，這樣的一次性義診到底幫忙解決了多少醫療問題呢？首先，義診醫療成員的背景，多數是長年在大型醫院高度分工的專科醫師，而非熟悉基層文化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有些甚至長年不在第一線檢查病人，其實並不適合處理一般性醫學問題；再者，義診當下遇到的病人主訴，也許不見得要動用貴重的儀器設備，但經常需要一段時間追蹤才能判斷，就算這位義診的醫生經驗非常豐富，病人的治療也需要一段時間追蹤，以確保診斷正確以及治療成功。在醫院的看診系統裡，可以查詢病患過去的檢查與用藥紀錄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觀察，才有一些把握，因此我實在很難想像，要如何在一次性的義診中，就能做出令人放心的診斷；第三，義診的誤診該如何究責呢？正常的醫院體系下，同時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醫檢師、放射師等等層層把關，也都難免發生錯誤，醫療行為總是暗藏不確定性，但是至少在現行體系下，病人方有機會獲得救濟，醫療方也能從中檢討避免再次發生，也就是符合「當責」(accountability)的實踐。但是一次性的義診，並沒有系統性蒐集當中醫療行為的細節，結果無論是好是壞，都難以究責，我們甚至可以說，一次性的義診為病人帶來的是更多醫療風險。二、數十年如一日的老醫生：新聞報導，年過九十的小鎮醫師，仍不忘初衷，在地方上為病患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溫馨故事。情感上，我們會因為老醫生的堅持而感佩，我們也相信，對病患有自小到大的了解、家族特性的了解、以及生活環境的了解，都有助於病情判斷。雖然現代高齡又活躍的老人越來越多，但是過了八十歲、八十五甚至九十的年齡，獨自一人，沒有電腦化的病歷管理，沒有清楚的藥物配給系統，沒有充足醫技護理人員後援，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年輕醫生應該學習的典範嗎？且不論他個人健康是否能夠駕馭，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嗎？這讓我回憶起在教學醫院裡，也有非常年邁資深的醫師，幾乎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即使拄著拐杖，甚至需要助理陪同上下電梯照顧安全，也堅持要看診。這樣的堅持，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以病人福祉為優先的堅持了。體力上與腦力上我們都有極限，從老人的觀點看，一直維持正常的工作習慣的確有益身心，但是從病人的觀點看，我不確定這樣的行醫模式是令人放心的。今年一月的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就有耶魯大學發表的一篇短文，為141位七十歲以上仍在執業的醫師作認知篩檢，發現13%已有明顯的認知障礙，不適合繼續行醫，卻從未發覺。以台灣的民情，我想沒有人敢驚動這樣敏感的神經，因為能夠做出這樣決策的人，通常是醫療體系最高管理者，卻也同樣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對於這樣的老醫生們，我們不忍苛責，但是這種懷舊式的醫療行為，也應該受到醫療同儕的監督，才能保障病人的安全。三、單靠徒手的理學檢查：記得以前聽過一位南部的基層醫師，精熟徒手的理學檢查，他曾自述巧妙地叩診，測度肝臟有幾個指幅長，並且聽音辨位，找到肝膿瘍的位置，一針見膿，有如神技。剛進入臨床時，資深的老師教導，不論病人是甚麼主訴，都要做好完整的理學檢查，也一定要包括肛門指診。我當時抱著DeGowin’s Diagnostic Examination一書，自我期許要好好練就這個基本功。如今我對於照顧神經科疾患，已有相當的年資，也處理過合併有心臟、肝臟或腸胃的問題，但是我到了病床前，若不是腸胃的問題住院，肛門指診實在難以啟齒；而對於叩診肝臟找到肝膿瘍、聽細微的心雜音、用手電筒觀察頸靜脈的起伏波型等，我依然沒有甚麼信心。當然我也不認為磨練徒手檢查就能超越超音波，換句話說，現在超音波的角色，其實就是過去的聽診器罷了，有更好卻不昂貴的工具，我們就應該更快適應新的工具，讓病患在更舒適的狀況下得到正確診斷，而不需要把自己高強的技藝建立在病人誤診的風險上。過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內科教授Philip Tumulty，於1970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What is a clinician and what does he do?」寫道：「去爭論病史詢問比理學檢查重要，或是理學檢查比影像掃描重要，是一件愚蠢的事。有關病情關鍵的資料，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現，真正的好醫生是為求事實，而不放棄任何可能的線索。」過去那些神乎其技，其實是不得已的存在，如果醫生真正在乎病人的福祉，他會在身旁有限的資源裡選擇一個對病人最好的，而不是選可以讓別人覺得他最厲害的。不可諱言，我對於能夠不計功名、數十年如一日、雖千萬人吾往矣、俠骨柔情式的「良醫典型」，依舊心生孺慕與崇敬，但是孺慕與崇敬之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偏見，過去醫生個人的浪漫行醫，其實潛藏許多必然會發生的錯誤，但是受限於我們後人能夠追溯的視角與材料，現在所知道的，都是篩選後的成功事蹟罷了。我們其實不曉得，那次的義診做了多少錯誤的診斷，老醫生開錯了多少次藥，那位妙手神醫又扎錯了幾次肝膿瘍而造成致命的意外。時空背景已經不同，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不該高過對於病人健康福祉的維護，畢竟現代的社會裡，早就沒有什麼是屬於一個人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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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生怎麼想？「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感觸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 今年初有幸收到「醫病平台」一書，細細閱讀，感動於這群有心人長年致力於提升台灣醫學教育品質與改善醫病關係，書中由病患、家屬及其他醫療人員從不同觀點陳述故事，使我得到新的啟發與省思，但整本書最令我驚喜的部分，是它的封面——圖畫裡的女病人托著腮，似有滿腹苦惱不知從何啟齒，而手持筆、頸項上掛聽診器、著白袍而神情專注的醫生，也是位女性。 當我進入醫學系就讀時，班上女生佔了三分之一，因此並不覺得有太大的性別困擾。畢業後選擇家庭醫學科，面試當天三位考官都是女醫師，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期間，科主任也一直是女性；科內醫師約男女各半，各司其職，氣氛融洽。獨當一面看門診時，或許來看診的病患都習慣家醫科有不少女醫師，我除了遇過一次，病患進來後愣了一下說：「看名字我還以為是男醫生呢！」其餘反倒有不少女病人告訴我說，她們喜歡給女醫師看診，因為女醫師通常溫柔有耐心，並且許多女性難以啟齒的隱私問題，或是女性在社會與家庭角色裡與男性的不平等導致的身心症狀，往往令女病人在面對男醫師時隱忍避談。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我以為「女醫師」的形象已普遍植入人心，就像學校裡有男老師、女老師一樣自然，然而在我前幾年投稿報紙副刊的經驗裡，發現無論我的文章有多麼明顯的線索告訴讀者說我是女性，副刊的插畫家幾乎無例外地替我配上男醫師的插圖。 至少可喜的是，我身處的時代，「女醫師」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高中時曾在報上讀過女醫師投書，她在急診室急救病患數十分鐘、忙得滿頭大汗，忽然聽見暴走的家屬怒吼：「醫生怎麼到現在還沒來！」我在小兒科跟診時，聽資深的女醫師說起她們當住院醫師值班時跟男醫師共用值班室，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家醫科在住院醫師的訓練期間，必須安排數個月的內科病房與急診輪班，科內已婚的女醫師們安排年度計劃時都儘量避開與孕產期重疊的可能，主任曾與我們分享她自己挺著大肚子值內科班時，接到病房呼叫卻因子宮收縮疼痛而完全無法起身處理的經驗，因而她能同理且支持晚輩，但內科的女性住院醫師如果想在受訓期間成為母親，便得咬著牙熬過，有些還會受到男同事的言語奚落，我聽過男醫師抱怨他同梯的女同事：「這麼厲害，來三年生兩個，專挑農曆年請產假，真是用盡心機！」去年從一位剛畢業的學妹口中聽說，現在女醫師懷孕期間受到更進一步的保障，值班到晚間十點後便可下班休息，看學妹撫著微凸的腹部，真替這一代的女醫師及他們的孩子感到高興。 欣喜於法規對女醫師愈來愈完善的保障，但事實上，一旦女醫師成為母親，無論是心中所牽掛的，或是實質上對家庭的付出，多半還是更甚於男醫師。這幾個月來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之下，世界的運轉劇變，我們有幸身在台灣，學生們還能正常到校上課，但家有應屆考生的父母，莫不戒慎恐懼。兩位在診所服務的女醫師朋友，不約而同的停診一個月，請其他醫生代診，為的是確保孩子在大考前不會被母親職場上的風險波及。 母親節剛過，在社會營造的氛圍下，許多人在這天都記得謝謝自己的媽媽——或言語感恩，或實質贈禮，或愛在心底。願大家也能推己及人，以更大的包容心尊重女醫師在職場與家庭間尋求平衡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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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精神疾病與暴力：多層次與多部門之防制觀點
【編者按】最近嘉義鐵路殺警案的一審宣判，引起台灣社會的震撼以及各方人士的異議紛紛，也凸顯了司法精神醫學的專業判斷要讓社會大眾了解，仍有很長的艱辛路要走。我們即時登載三位精神科醫師發表他們的看法：一位精神科醫師第一時間來稿，表達他對這事件可能加深社會對精神病人誤解的隱憂，而指出矯正錯誤的觀念、歧視、汙名化是台灣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接著邀請兩位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一位資深精神科醫師介紹早期如何發展台灣精神鑑定工作的拓荒史，並語重心長地呼籲，提升精神醫療的門診、住院及社區醫療的完整性，可以降低此傷害；一位中生代參與司法精神鑑定工作多年的精神科醫師提出其呼籲：要達到社會安全網之理想，需要多層次與多部門之防制觀點，而不是只有精神醫療系統之努力就可以做到。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可以提升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消除因不了解引起的恐懼與偏見，也幫忙台灣社會大眾以及非專長於這方面的醫護人員更了解這錯綜複雜的專業問題。最近媒體關於幾起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犯罪行為與法院裁判結果，引起了社會輿論關注，當中有許多互相矛盾之解讀；或有認為行為人藉由疾病脫罪（跟行為人之精神疾病症狀無關），或者認為這些行為人非常危險（似乎因為病情嚴重無法控制其行為），同時又要求對這些行為人重罰（似乎又認為病情不嚴重應負完全責任）。而可預見的是，不管案件的裁判結果如何，媒體所描劃出可怕的精神疾病病人的暴力行為，將繼續深植人心，對於思覺失調症之病人產生污名化之效果，將使得病人以及潛在之病人以罹患疾病與接受治療為恥，導致不願就醫的問題更加惡化，造成許多病人之症狀難以獲得良好之治療，反而提升病情不穩之風險，實非國家社會精神健康之福。殺人行為有多種風險因子，從個人、家庭、社區至社會層次之因素皆有，且經常同時運作，並非精神疾病單一因素即可促成殺人行為。日本法務省關於無差別殺人之研究發現，殺人者大多為男性，年齡較輕，家庭交友關係較為不佳，工作經濟與住居皆較不穩定。而且，大多數無前科。個性特徵則包括：敏感、自我批判、自卑、容易煩惱、想法偏頗……內心有許多不平、不滿與憤怒。精神病理學的部分，則包括：人格障礙（不一定是反社會）、人際疏離、暴力傾向、酒精或藥物濫用、曾遭罷凌或虐待等等。關於個案之報導與研究也發現，從開始有殺人風險之出現至殺人行為之發生，當中經過了許多階段，包括疾病之發生、治療之可能與過程、家庭之支持、經濟之壓力、遭遇挫折時之社會救助、殺人行為衝突情境時警察系統之資源等等，皆有社會安全網之支持或防護措施介入（預防或改善）之機會。可惜的是，社會輿論通常只關注個人的處罰，而在憤怒情緒宣洩之後，社會其實仍然處於同樣的風險境界，未來經歷類似加害人處境的其他人，在仍然無法獲得足夠良好支持防護之情況下，可能還是會成為另一個加害人。學術研究顯示，有精神病之人殺害陌生人之情況非常稀少，很難累積良好的實證資料，無法以個人條件或特質預測何人於何時可能產生殺人行為；而且，即使我們加強防治，讓有真正風險的人不會做出此種行為時，因為缺乏可供觀察的變化，其實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對於某人有此防治成功的效果；雖然我們無法釐清所有的導致殺人的因素，但是，所有可能的因素我們都要著力，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因此，要達至社會安全網之理想，只有精神醫療系統之努力並不足夠，必須從個人至社會多層次之努力，涉及多部門（衛政、社政、司法、警察、經濟、媒體等等）之合作，真正投入人力、時間與經費資源，持續經營，在個人層次進行治療及關懷輔導，在社區層次以守門人系統察覺需要協助之人，以主動式社區照顧模式，結合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就業輔導人員、教師、警察及消防人員等，更為細緻地照顧到病人的身體心理健康、就學、就業、住居、家庭社會互動等的需求，以降低風險實現的結果。同時，政府也需要經由法律與政策之調整，努力創造出一種社會、經濟與文化架構，使得資源之取得與協助之提供更加便利（對於病人與支持者皆然），減少病人在不利或不平等架構下之污名化感受，讓病人有立身之地與發展之機會，同時結合多種專業、動態性地隨著時間經過進行調整，不以負面預防為首要目標，反而是將正面社會福利政策當作主要的努力方向，希望將來在足夠良好的社會福利政策下，或許已經有潛在的加害人受到協助而改變了人生的方向，同時達到降低這種少見的、但又對於社會穩定感傷害巨大的犯罪類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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