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佳璇／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

曾文欽、謝依涵、鄭捷、龔重安、王景玉，倘若您記得這些名字，以及他們登上媒體頭條的共同理由，即便您不是被／加害者親友，內心除了一陣翻騰，想必有更多不解：為什麼要殺人？

為滿足民眾知的權益（與獵奇心理），近來媒體處理重大治安事件，總會找精神科醫師分析加害者心理。儘管「隔空診斷」不符專業倫理，弔詭的是，遊走於尺度邊緣的評論往往最吸睛，曾參與上百件精神鑑定案的我，常看得冷汗涔涔。

當殺人事件進入司法程序，倘若檢察官或法官對被告的「責任能力」有疑義，真正的精神鑑定才會登場。鑑定團隊並不針對人怎麼被殺（犯行），或為何被殺（犯意）進行評估，鑑定關心的是，犯罪時，被告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辨識而行的能力」。依照當代刑法體系，行為人必須「認知辨識能力」與「行為控制能力」健全，才須負擔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十九條亦明定，無能力者不罰，顯著減低者減輕其刑。

可當湯姆熊割喉案、八里雙屍案、北捷隨機殺人案、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一一定讞（僅鄭捷判死），卻再再激起民眾「司法不公」之怒，甚至加深「精神病脫罪」之成見。如何弭平法律與人民的鴻溝？司改國是會議結論之一便是加強公民法律教育。但教材在哪兒？若有一系列「白話本」精神鑑定報告書，用故事娓娓道出人心幽微曲折，會不會是拉近彼此距離的重要一步？

這是我自二十年前參與精神鑑定就開始做的夢，今夏陸續成真。《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的作者娜拉·塞美，透過平實的敘事手法，剖析九個殺人案，展現這些記者筆下的「禽獸」與「怪物」，實非另一種人類，只在少數幾個層面和你我不同。

您或許一時不能接受，自己（或子女）和殺人犯沒多少不同的論點，卻害怕哪個環節走岔回不了頭。《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被逼入絕境的青少年心理》的作者碓井真史，便試圖回答這個疑問。作者以2008年日本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破題，分析這群「就是想殺人」的孩子，人生怎麼會走到只剩下殺人與自殺這條路，並從中思考個人、家庭以至於社會的對策。

我相信多數人認同塞美醫師主張，「破壞性行為是人類固有可能性……我們都是用同一種木材刻成的，只在細微紋理上有所差別，我們必須辨認出那些犯下醜陋罪行的人也是人，從而在其中也看出我們自己」，也不排斥碓井心理師建議，「不畏懼地、好好地觀察人心的黑暗處」。但我猜想，當您服膺一個人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時，很難不在意犯罪者的精神異常抗辯，會不會鼓勵再犯，產生模仿效應？而犯錯受罰，除了報應，不也威嚇其他潛在犯罪者莫以身試法？

如果我說出您心裡的話，請回想塞美醫師的案例，在德國，犯嫌若因精神障礙無罪或減刑，須至專責司法精神病院，治療到無再犯風險，常有人終身失去自由。更驚人的是，美國法學教授亞當·班福拉多，長期爬梳歷史判例與行為科學研究，發現以正義之名讓犯錯的人受苦，不一定有助於根絕犯罪，也不保證我們更安全。於是，他撰寫《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主張，唯有全面研究人類的認知與心理特質，如何與法律系統漏洞相互加乘，才能減少其中的不公不義，追求真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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