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30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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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台灣的醫療環境能容許我們將來行醫時，用對的方法診察病人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很幸運的在剛進入臨床領域就碰到幾位強調「病史詢問」（History taking）與「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的老師，他們認為這兩項技能是不管任何時代、不管儀器如何進步，作為醫生都需要具備的核心技能。經過了數個月的訓練與老師們的示範與教導，我們漸漸的能了解身體診察跟病史詢問的重要與強大之處，正如一位老教授曾經說過身體診察跟病史詢問做完應該要可以診斷八成的疾病，在用心的花時間跟病人相處、交談跟檢查之後同學們也慢慢的可以形成自己初步的診斷，並擬訂往後的診斷與治療計畫。除了實務上不需耗費多餘資源，而且可以頻繁的運用之外，我對於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一直有著很浪漫的想像——這是一名醫師用心跟身體去理解一個正在受苦的人的過程，機器再精密再準確，唯一無法取代的就是那樣的直接性。我直接地看著你的眼睛，聽著你的故事，然後用我的手，用我的所有感官去直接地探查、去體驗你的苦痛，然後好好記在心上。每次我到床邊看病人時這幾句話都會在腦海迴響，這是一種交付、一種對於病人的承諾。這樣的直接性多少會將醫生暴露在一個比較脆弱的狀態之下，我們大可以不要去聽病人傾訴他多麼痛苦然後承擔那些情緒，只要看看護理紀錄或急診紀錄就能做出鑑別診斷或寫出病歷，我們大可以開立一堆檢查然後對著螢幕治療數字，但是當我決定跨過那些保護傘，直接坦然地到床邊面對這個正在受難的靈魂，對我來說醫生的信任與權威並不是靠我們的專業或多少年的訓練贏得的，而是我們做出了這樣的承諾：我們宣誓將自己的一部分交出，以換得病人最深層的秘密與最隱私的資訊，而親自面對病人做身體診察與病史詢問就是這個承諾最基本的宣示。如果我沒有某種意義上跟著病人一起受苦，或是直接面對他的痛苦，那我憑什麼切割他的身體？憑什麼開立一堆影響他的身體的藥物呢？雖說如此，很遺憾的現今的醫療體制並沒有太多空間讓醫師們好好詢問病史與診察身體，看著很多學長姐或老師因為臨床事務太過繁重，每天只有時間對著螢幕上的不正常數字或檢查做直覺性的反應，而也只有這些數字、儀器的檢查才會得到健保的計算，彷彿只有那些事情是醫療，那我們在病床旁邊聽著病人的生命故事，聽他們的心音肺音就不是嗎？在這龐雜的體制之下即將式微的不只是病史詢問與身體診察，更是以人、以心為本，那種蘊藏著溫暖與療癒能力的醫療，會不會有天我們再也不被鼓勵、再也沒有時間與精力到床邊仔細的跟病人交談詢問，然後很全面的做身體診察呢？即將踏入大醫院變成另外一個小螺絲的我不免感到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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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身體診察」必也正名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賴：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建議將醫學教育非常重要的「physical examination」翻譯成「身體診察」是來自韓良誠醫師。我非常高興今天能得到韓醫師的首肯，兩人一起合作把這中文譯名的始末做一番清楚地交代，並希望能藉著這星期的兩篇由病人以及生病的醫生不約而同寄給「醫病平台」的文章，來談「身體診察」的正名運動。韓：我是在2011 年在成大白袍典禮時，強調醫師的任務是要能好好詢問病史，以及做好對病人的身體檢查。當時我第一次使用了「身體診察」這字眼，這是靠視診、聽診、叩診、觸診來對病人的身體不同部位做詳細檢查，如果發現在身體的特定部位有某些不正常「徵象」，再參考病人的病史所呈現的「症狀」而得到可能的疾病診斷，然後再安排各種實驗室生化檢驗或放射線科等的進一步檢查，來確證病人的診斷，決定有效的內科或外科治療。我以為「理學檢查」這術語並不正確，因為字面上這個詞很少人能夠看出它的意思。我實在查不出當年如何開始使用這中文的術語。我認為如果用「身體檢查」反而能夠讓大家明白，但是今天台灣的社會大眾「檢查」這個字都會聯想到實驗室檢查，如抽血、照X光等，而我記得先父韓石泉醫師在他的診所就有一間「診察室」，在那裡他可以要求病人寬衣解帶，做視診、聽診、叩診、觸診等身體不同部位的詳細檢查，而由此做出「診斷」，先父認為在診間，醫師透過「檢查」得到「診斷」，所以他將診間稱之「診察室」是非常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把physical examination 在中文方面譯為「身體診察」，以別於一般人所說的「身體檢查」或台灣教科書所用的「理學檢查」。記得在美國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小兒科朱真一教授是第一位響應我使用「身體診察」的學者，而後陳定信教授、賴其萬教授以及林其和教授也都表示贊同，開始於他們的寫作或演講中使用這術語。賴：當我第一次聽到學長韓良誠醫師使用「身體診察」這名詞時，我覺得他的說法非常正確，同時我也很想知道當年我們為什麼都使用「理學檢查」，因而就教於當時同在和信治癌中心工作的老師宋瑞樓教授。想不到醫學教育無所不知的宋教授居然笑說，他也不知道，但好像也沒有人問過他這問題。我問他這是不是日文使用「漢字」時，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用「理學檢查」，他說不是。我再請教他，是不是因為我們在看完病人以後，安排他們再去做的實驗室抽血檢驗都是「化學檢查」，而physical是源自於「物理（physics）」，所以相對地，我們就以「理學檢查」稱之，想不到宋教授微笑搖頭，充分展現「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學者風度。我對宋教授說，既然「理學檢察」確知並非來自日本，而且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因為「物理」「化學」的對照，我說其實最有可能的是，英文physical 事實上就是「身體」，如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physical well-being就是「身體健康」，所以physical examination指的就是「身體檢查」。既然「身體檢查」這詞已經廣用於時下一般人接受定期的包括一大堆實驗室檢查的「健康檢察」、而且「檢查」又使人聯想到抽血等實驗室檢查，我們應該不要把physical examination 扯到「檢查」。所以我深深覺得韓良誠醫師所提議的「身體診察」最為恰當，因為我們做physical examination時，事實上，我們一邊檢查，一邊思考如何得到「診斷」，所以「診察」一詞最是恰當，而宋教授也非常同意。從那以後，我除了在自己的演講與寫作都持恆地使用「身體診察」，而不再使用「理學檢查」，同時也在我所主編的「醫病平台」除了韓明榮醫師原文題目就使用「注重詢問病史、身體診察和專業知識」以外，我都在作者的同意下，一律將「理學檢查」改為「身體診察」。最近我因為與韓良誠院長討論到共同撰寫這篇呼籲時，他提及曾當過衛生署副署長的小兒感染科的大老黃富源醫師也是對這議題很有熱誠的人。黃教授早我一屆是與我非常佩服的學長，今早與他聯絡上，他還是「對做對的事總是古道熱腸」的老樣子，我非常欣慰地聽他在電話中興奮地告訴我，他每次參加衛福部的開會時，一有機會就要求他們將「理學檢查」一詞都改為「身體診察」，他相信衛服部應該已經沒有人還使用「理學檢查」的字了。我也告訴他，我們也會與台灣醫學教育的夥伴好好努力做好這「正名」的運動。為慎重起見，我也與幾位熱心醫學教育的朋友分別探究亞洲幾個使用中文或夾雜使用「漢字」的國家，他們對physical examination 的翻譯是什麼，我們所發現的答案如下：中國「體格檢查」（簡稱「體檢」），少數人稱之「物理檢查」；新加坡「身體檢查」，沒有使用「理學檢查」一詞；日本一直就是用漢字「身體診察」（日文旁註為 しんたいしんさつ）。韓國這幾十年來已很少用漢字，過去有使用「理學的檢查」或「理學的診察」，但多數使用「診察」。最後我們想針對本週的兩篇文章，說幾句話。在醫學上，自古以來醫師就是要透過詢問病史，為病人做身體的檢查，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斷。中醫所注重的望、聞、問、切也同樣地標示這方面的重要，但曾幾何時，現在竟有不少醫師已經不再重視這醫師的「基本功」，而淪為篩檢病人需要做哪種昂貴的高科技檢查的守門人，這實在令人感傷。希望政府與醫院也應該反省，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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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對病人做「身體診察」的重要性！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我很慶幸活到八十二歲，只患過敗血症住院一次，但是中年時期就開始患有三高症(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這些毛病照常服藥，也都在掌控之中。四年前有一天去羅東夜市買潤餅，走路回家途中，突然雙腳無力，僅僅二公里路程休息了三次才走回家。抵家門後馬上告訴內人，她要我隔天去看醫生。我隔天去醫院掛號，看復健科的朋友，他摸模我的膝蓋，開了一張醫囑要我去放射科照射膝蓋，報告出來的診斷是退化性關節炎。要我做復健，也替我打二次玻尿酸，六個月過後一點也沒改善。那時剛好內人和我要回美國休假，我請放射科醫師，複製我膝蓋的影像拿回去美國給兒子看，他是放射科醫師。兒子看完我的膝蓋的影像，跟我說我絕對沒有退化性關節炎。隨後，我打電話給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同班同學，他在美東開業內科。我沒時間去看他給他檢查，在電話中他問了我不少問題，他要我用手機照我走路的姿態寄給他看，看完後給我三個鑑別診斷：吃降膽固醇(Statin) 藥引起的肌肉發炎(myositis)、脊椎神經被壓迫、早期的巴金森氏症(Early Parkinson’s disease)。建議我回台後做脊椎核磁共振(MRI)。最簡單而容易的事是把降膽因醇藥停掉，休假完畢回台再去做MRI。回台後我馬上去看神經科醫師。讓我驚訝的是，我告訴他在美國同學的建議，他檢查也省了，就讓我去做MRI。在MRI申請單上的診斷竟然寫「遺傳性痙攣性截癱」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回診時我問他為什麽檢查也沒做，為何下那樣「新奇的診斷」。他說那樣寫才不會被健保删掉。我有點生氣就走出診間。好在我可以去放射科，請放射科醫師朋友告訴我檢查的結果。「好家在」，檢查結果正常。話說回來，降膽固醇藥也停三、四個月了，二腿肌肉的毛病依然存在，我想應該不是吃降膽固醇藥(statin) 引起的，我又去看醫院另外一位神經科醫師，問診時我告訴他我得糖尿病已四十多年了，他也是不做一般的神經檢查，直接做神經傳導速度檢查，不出乎意料，他鐵口直斷我神經傳導速度比正常慢，說我肌肉無力是糖尿病引起的，開了一個月的維他命B12，說長期服用維他命B12，慢慢會有改善。三個月後，二腳無力依舊存在，走路似乎會狼狽摔倒下去，所以走路時就常要拿拐扙。那時聽說醫院新聘一位神經內科醫師，是美國受訓回來的，我就掛號去看他。我告訴他我的問題是雙腳無力，看過兩位醫師，症狀沒改善， 脊柱MRI正常，神經傳導有點慢。他捨不得用放在桌上的錘子做肌腱反射， 就要我做肌電圖(EMG)，結果也是正常。他就下了一個診斷：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變(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y, 簡稱CIDP)，對我來講又是一個奇特的名詞。我上網去尋找CIDP是什麼東東？結果才知道它是自身免疫病的一種( autoimmune disease)。 這種病如果用錘子做反射檢查，膝蓋及腳跟的反射應該都會消失，還要抽血及抽脊椎液作好幾種檢查，才能確定診斷，但這位醫師這些檢查都沒做，就下了這樣的診斷，真是匪夷所思。我自己的醫院，三位神經科醫生有三種不同的診斷，內人就建議我去找舊同事看看，我就掛號去看他。初診時除問些病史外，單做神經方面的檢查大概就花了三十分鐘。譬如：來回走路給他看、用左手畫圓圈，再用右手畫圓圈等等很多項的檢查。做完了檢查，他說我醫院神經科醫師的三種診斷都不像。他要我做小腦的核磁共振，看結果後再討論可能的診斷。做完小腦核磁共振後再去看他，他第一件事告訴我小腦核磁共振檢查結果正常。我問他到底我患了什麼毛病？他的回答很老實，他說他不知道。他又補充說，檢查結果要說是早期巴金森氏症，又不完全符合它的準則(criteria)。他建議做核子醫學(nuclear medicine)的多巴胺掃描（Trodat）以確診，或開始使用抗巴金森藥物治療。我同意後者，他就給我開Carbidop/levodopa(25mg/100mg)，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顆。三個月後回診。他警告我要注意姿勢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的可能副作用。三個月主觀上覺得雙腳沒那麼緊，走路有點進步，沒有副作用發生。回診時他又花了將近三十分鐘，做神經檢查，也叫我來回走路給他看，又不預警推我，測試我的平衡感。檢查結果，他很滿意，確定我是早期巴金森疾病，建議我增加藥量，每天四顆。兩天後每天早上血壓升高至200mmHg/80mmHg，白天也都在170-180mmHg/70-80mmHg之間，兩、三個星期心臟科醫師換藥，調劑量都無效。老實說，我沒告訴他我在服用Carbidopa/levodopa，好在我記得levodopa在人體內分解為dopamine，是治療低血壓的藥。我把Carbidopa/levodopa停止服用，一星期內血壓恢復正常，我才慢慢恢復Carbidopa/levodopa 每日三顆，現在己不影響我的血壓了。記得學生時代，老師上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第一堂課時說，「做詳細的體檢及病史的詢問」，幾乎70%已經知道病人得什麼病了。難道「身體診察」隨科技的進步已被淘汰了嗎？我醫院的神經科醫師似乎不用醫學最基本的身體檢查就可能做出奇特的診斷，眞是天才！我的老朋友每次花三十分鐘，最後做出正確的診斷是食古不化？我知道多花時間做身體診查，就少看病人，不知少賺多少錢？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提醒醫生們身體診察的重要性。另外一點是「醫生當病人的錯誤」，我沒告訴心臟科醫師我服用levodopa，讓我的心臟科醫師不知所措。其實也可怪我的老朋友神經科醫師。我告訴他此事，他也自責有經驗(seasoned)的醫師有時也會忘記提醒病人藥品的交互作用(drug interaction) 。 最後我要向在美國東岸開業的同學致敬，他從我寄給他的錄影帶，看我走路的姿態，就把早期巴金森氏病考慮為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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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的「傾聽」、「身體診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約莫三年前，我患了不知名的頭痛，當時曾經找遍中西醫，從各式儀器的檢查到事後的作息調養，雖沒有完全痊癒，但有得到稍緩的紓解。直至今年初，我又因情緒關係，頭痛再啟，痛到痛不欲生，失眠，焦躁不安……所有負面情緒全湧上來，一向排斥服用藥物的我，雖然痛楚仍堅持這個原則。2020年是打我出生以來，遇到最為棘手的疫病，不僅在台灣，全球已大肆漫延的新冠肺炎，不是急的症，儘量不往醫院，我是乳癌的後續追蹤患者，因為疫情之故，原定的就診也全取消了。只是，這頭痛已讓我懐疑自己腦部是否長了不好的東西，才乖乖地掛號就醫。我找了一位從來沒看過他診的醫生，三月初看診這一天，我抱著希望，可以藉由醫院的精密儀器幫我檢查出我頭痛的真正原因。進入診間，醫生笑瞇瞇又親切地問我為何就診？告知狀況後，醫生要我依他的指示做動作，包括蹲下、站起、金雞獨立、左右腳單腳彈跳……等等，我全一一無礙地做到。結果，醫生給我的評論是：「妳很健康，沒有病。」我問須要安排檢查嗎？答案是：「沒必要。」他像是無厘頭地問我：「妳有宗教信仰嗎？有運動習慣嗎？」我回有。最終的醫囑建議：「回去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功課，每天定期運動，依例每週至少爬山走步道一次，三個月後，再回診。」很奇怪的是，我沒有質疑醫生的看診醫囑，反倒是我的朋友，第一時間生氣的說，哪有這樣的醫生？沒經科學檢測就妄下斷言，沒作相關檢查也罷，竟然連藥都沒開。回來後，我每天進行我的宗教功課，每天健走或瑜珈儘量不中斷，不到一個月，頭痛從劇痛，漸漸緩解到微痛，心情和情緒也漸漸平和和自我脫困。後兩個月，奇蹟似地，頭不痛了，失眠也得到極大的改善。六月初，我原想取消回診的預約，想想，認為自己應該有責任去向這位醫生回報我的況。回到診間，報告我的情況，醫生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我們就像朋友一般對談醫病經驗。我是乳房原位癌的追蹤患者，算是常跑醫院的常客，由於我對動不動就吃藥的排斥，除了家族性高血壓，定期服微量血壓藥之外，如果醫生要開藥常會被我要求不要開，我不吃，開了就是浪費醫療資源。他聽到我這席話，像是遇到知音一般，希望我這樣的觀念可以由我以病人的角色來述說，能推廣給普羅大眾。我東拉西扯了這篇心得，不外乎希望藉由我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就醫的民眾，外顯生理的病痛，不是一定非經由藥物才能得到改善，或許先從自己心理層面的自我療癒就可以獲得改善，也讓自己不必服用過多藥物增加肝臟的負擔，更能節省醫療資源，為我們台灣完善的健保制度永續經營盡一點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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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工程師」 從工程到醫學的結合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工程師」，這是目前教育界、醫學界、企業界非常夯的議題，也是許多年輕人趨之若鶩的生涯。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加深社會對這「跨領域」有更深入的認識。郭博昭教授以深厚的基礎醫學背景，涉足工程開發多年，指出時下的大部分論點都只在科技面與經濟面，很少討論到人文面，而他以「醫師誓詞」的幾個關鍵的「人文層面」，道出他對醫療企業化的「隱憂」。而後「醫病平台」很榮幸邀到身兼醫學士、資工博士的家庭醫學科郭冠良醫師分享他的宏觀：「一個生態系，必定是在循環中得到動能與平衡才能永續，台灣醫療生技生態系要投注的永續動能，理想的平衡方向，需要各領域更多的無私與智慧。」最後是電機系畢業就讀醫學系五年級的何寬耘先生，寫出他在主修電機工程的大學生活中，逐漸由閱讀中感悟到醫師職業裡的那份「人文」是他所嚮往的，而毅然決定追逐另一個夢：「讓我想自工程領域反過來成為一位主動給予的醫師，在未來以照顧病人為主，同時結合築砌四年的工程知識為輔。」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在全球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隨著科技發展到達更高的層次，以往追求的「產品速度更快」、「更輕薄短小」、「系統穩定性提升」等硬體上的突破變得愈來愈困難，競爭者也日益增加。如此的產業光景，使「創意」成為現在研發產品的關鍵，更令跨領域結合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生醫工程能有效促進人們的健康眾所皆知，但由於過去並非研發的重點項目，因此現在仍存在許多發展的空間，使其成為近年來熱門的議題。在台大電機系讀書的日子，有許多老師將研究的觸角延伸到生醫工程領域，他們與醫師合作：醫師代表著需求端，而電機系教授則為供給端。透過雙向溝通，得以將技術應用在醫療照護上。經過愈來愈多相關工程的接觸，我漸漸地喜歡上醫療領域。還記得當時很喜歡到總圖書館看醫師所寫的醫學人文書籍，舉凡實習的新鮮事、住院醫師的甘苦談到開刀房裡的人生百態等主題都深深吸引著我，常常一看就是一個下午，當時甚至還意猶未盡地每週跑到醫學院修醫學人文課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潛移默化，我逐漸感悟到醫師職業裡的那份「人文」是我所嚮往的，醫師能夠第一線照顧病人、與病患溝通，一同經歷生命的病恙患難，給予專業外更深層的心靈支持；這是和工程領域很不一樣的地方。我想，醫學「人文」對生命的溫厚扶持深深吸引著我，再加上對醫學知識的求知若渴，讓我想自工程領域反過來成為一位主動給予的醫師，在未來以照顧病人為主，同時結合築砌四年的工程知識為輔。然而，「選擇」本身就是機會成本的概念，一個人的生涯時間有限，儘管想做的很多，卻往往魚與熊掌未能兼得。何況醫師養成的路途更是漫長，從學生時期藉龐大的考試量打下厚實的醫學知識，到住院醫師訓練大量的工作時數，都需花上許多精力才能夠有良好的成果，因此，如何好好拿捏內心對於「工程」與「醫學」的權衡就至關重要。我常會問自己：「希望在未來的醫療創新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畢竟，在美國由於學士後醫學系的制度，與我一樣先取得工程學位，再進入醫學院的學生可能很常見 ; 但在台灣，這樣的背景卻很少見，我也常因此被問到：「為什麼讀完電機系再來讀醫學系？」或「電機系畢業薪水很好！這樣不會虧很大嗎？」等問題。因此，當聽到陽明大學有醫師工程師組的誕生，我覺得格外興奮，畢竟這與當初自己想要將工程與醫學領域結合的想法不謀而合，況且能建立成一個學系的編制，顯見生醫領域已愈來愈為大家所重視。但不可否認地，同時將工程與醫學課程濃縮在短短幾年裡，對於學生來說絕對是一大挑戰。儘管兩個領域繁忙的型態不同，但電機系和醫學系的課業都十分繁重。電機系忙於分析電路、寫程式、熬夜趕工實驗專題；醫學系則有各種跑考、海量的醫學知識要記以及問題導向學習的報告準備。因此，我想若醫師工程師組的老師能在課堂中適時將工程與醫學知識相結合，而不僅僅是工程類的老師傳授工程的知識，醫學領域的老師教導醫學的知識，避免侷限於形式上的結合，才能夠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在台大電機系時，我們得花上許多時間修習「三電二數」課程，包括電子學、電路學、電磁學、微分方程、線性代數，為將來想要專精的領域打下扎實的基礎。且工程涵蓋的領域十分廣泛，也區分得很細，從積體電路設計、半導體、光電到通訊、電波等都是電機系的範疇，這也造成即便都是電機領域的研究所，不同實驗室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對方研究的技術，研究其實都得專精在某一項技術裡。因此醫師工程師組培育學生的目標至關重要，是希望讓學生在將來實際進行產品研發，或是懂得一些工程領域的概念，方便未來和工程師合作時的溝通，我想兩者的課程設計會大不相同。此外，學生應該像電機系一樣著重在知識的廣度，或是要直接關注在與生醫工程相關的學科與程式就好，這也是值得討論的議題。對於醫療和科技的結合，我很期待，也十分看好，相信這將是未來台灣產業的發展重點，期許自己在將來亦能夠投入這波創新的潮流，為促進人們的健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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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漫談醫學資訊、智慧醫療到生技產業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工程師」，這是目前教育界、醫學界、企業界非常夯的議題，也是許多年輕人趨之若鶩的生涯。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加深社會對這「跨領域」有更深入的認識。郭博昭教授以深厚的基礎醫學背景，涉足工程開發多年，指出時下的大部分論點都只在科技面與經濟面，很少討論到人文面，而他以「醫師誓詞」的幾個關鍵的「人文層面」，道出他對醫療企業化的「隱憂」。而後「醫病平台」很榮幸邀到身兼醫學士、資工博士的家庭醫學科郭冠良醫師分享他的宏觀：「一個生態系，必定是在循環中得到動能與平衡才能永續，台灣醫療生技生態系要投注的永續動能，理想的平衡方向，需要各領域更多的無私與智慧。」最後是電機系畢業就讀醫學系五年級的何寬耘先生，寫出他在主修電機工程的大學生活中，逐漸由閱讀中感悟到醫師職業裡的那份「人文」是他所嚮往的，而毅然決定追逐另一個夢：「讓我想自工程領域反過來成為一位主動給予的醫師，在未來以照顧病人為主，同時結合築砌四年的工程知識為輔。」近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年年將數位科技帶進議題，對於人工智慧、5G、物聯網在健康醫療的應用，突然跨領域專家雲集，台上台下人人朗朗上口，上下一心，儼然就建立台灣未來十年的產業基礎。回顧醫學結合資訊的發展歷程，與人工智慧的發展頗有淵源。1950年代醫學資訊與人工智慧同時起步，運用古典人工智慧開發了不少專家系統應用。之後數十年在硬體還沒跟上的人工智慧發展停滯期，稍微分道揚鑣。到了21世紀人工智慧重新起步快速發展，醫學資訊順勢跟上潮流，冠上智慧醫療之名。說到產業，目的就是要賺錢，要賺很多錢一開始要比的就是規模與速度。生技產業與其他科技產業最大的不同，在於產品必須經過臨床試驗，通過FDA審查與認證。若涉及醫療大數據，資安更是一大問題。所以每有生技產業發展相關會議，要法規鬆綁的呼聲總是沒停過。為了在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現今掌握最多資金的科技業者無不成立生技部門，積極徵才研發，為了推出切合醫療所需產品，不得不從設計、開發、測試、到臨床試驗都與大醫院合作，科技業與白色巨塔跨業合作的障礙，造成許多失敗的故事。有醫療資訊系統的研究結果指出70%的系統可以說是失敗收場 (2006 Richard Heeks)。或許為了解決跨業溝通障礙，跨領域招生或是跨領域科系開始盛行，甚至培育「醫師工程師」變成交通大學與陽明大學積極合併的理由之一。根據2014年HSBC Expat Explorer Survey，台灣以最高可負擔性與最高醫療品質，與其他國家完全脫離，以離群值的姿態落在圖表座標最右上方。這結果代表的含意，對於人民，可能是庶民醫療天堂；對於醫療業，是血汗工廠；對於保險支付者(健保)，是庶民醫療政策成功；對於生技產業，就需要思考討論一下了。生技產業發展的相關者，大概有政府、科技業、醫療界、教育界、與民眾。產品可有內需與外銷市場。內需市場靠醫療界與民眾買單，醫療界被健保總額年預算7000億限制住，在健保一顆藥比一顆糖果便宜、看病比看電影便宜的現況下，投資會相對保守；民眾在低廉方便的健保醫療體系下，對自費接受比率也會有影響，國內許多遠距醫療研究都發現民眾對自費購買服務的意願相當低落。在此情況下，外銷市場變成最大目標，但必須注意的是，醫療與政治、社會、文化、人群關係密切，尤其是以本土醫療數據研發的結果，離開台灣是否適用，將是一大考驗，這點可以由幾乎沒有國外醫療資訊系統引進國內醫療院所得知。外銷市場最好的結果是政府與科技業大獲利，醫療界大費功夫可能得到研究成果，教育界量產跨領域通才為科技業服務，民眾等候新產品降價到健保水準才有機會享用。一個生態系，必定是在循環中得到動能與平衡才能永續，台灣醫療生技生態系要投注的永續動能，理想的平衡方向，需要各領域更多的無私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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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醫師工程師」 是具有醫學能力的工程師，還是醫師工人？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工程師」，這是目前教育界、醫學界、企業界非常夯的議題，也是許多年輕人趨之若鶩的生涯。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加深社會對這「跨領域」有更深入的認識。郭博昭教授以深厚的基礎醫學背景，涉足工程開發多年，指出時下的大部分論點都只在科技面與經濟面，很少討論到人文面，而他以「醫師誓詞」的幾個關鍵的「人文層面」，道出他對醫療企業化的「隱憂」。而後「醫病平台」很榮幸邀到身兼醫學士、資工博士的家庭醫學科郭冠良醫師分享他的宏觀：「一個生態系，必定是在循環中得到動能與平衡才能永續，台灣醫療生技生態系要投注的永續動能，理想的平衡方向，需要各領域更多的無私與智慧。」最後是電機系畢業就讀醫學系五年級的何寬耘先生，寫出他在主修電機工程的大學生活中，逐漸由閱讀中感悟到醫師職業裡的那份「人文」是他所嚮往的，而毅然決定追逐另一個夢：「讓我想自工程領域反過來成為一位主動給予的醫師，在未來以照顧病人為主，同時結合築砌四年的工程知識為輔。」醫師工程師是最近一個非常熱門的議題，不但合併中的陽明大學跟交通大學打著這個大旗，其他的醫學院校也不落人後，紛紛提出類似的概念。簡單而言，隨著科技的進步，5G、物聯網、人工智慧的發展，人們對於醫學的進展有了更大的憧憬。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先進的救助，對於各種急性與慢性疾病，甚至預防醫學都期待會有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面，產業界可以因此開拓新的事業跟產品，得到更大的利潤。同時兼顧救人跟賺錢，何樂而不為？實在是沒有拒絕的理由。我個人的經驗比較特殊一點，27年前醫學系畢業後，曾經短暫當過臨床醫師，之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進行工程開發。我的研究重點就是上面說的醫療器材、物流網跟人工智慧，超過20年的資歷，應該稱得上是醫師工程師。對於這個問題，其實也想了超過20年，一直在問自己在做什麼。還記得讀醫學系的時候，接觸很多人文教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醫師宣言。在這期間一直被教導著如何當一個好醫師，多救一些人。後來在當工程師的時候，接觸到很多工商界的領袖，也很清楚他們很期待他們公司的工程師能多懂一些醫學，為公司多開發一些高價值的產品。也跟很多投資者談過，了解他們快速致富的夢想，也想投資醫學等級的案子。其實困擾我的並不是這些的結合，要以醫師的身份進行工商服務，技術上一點困難都沒有，還可以利人利己。困擾我的反而是這幾個的衝突點。醫師與工程師會衝突嗎？醫師跟工程師本身都是單獨的專業，應該是不會衝突的。然而工程師本身，能獨立創業的不多，大部分必須依附在一個企業下面才能生存，表示他會有一個老闆。這個老闆跟醫師的角色可能就會有衝突了。從醫師宣言第一條開始「我鄭重地保證將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第二條「病人的健康與福祉將為我的首要顧念」。相信任何一個出資的老闆看了都會開始擔心了，薪水明明是我付的，我雇用你是為了替公司賺錢的，你拿了公司的薪水，卻要去奉獻給別人？第三條「我將會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尊嚴」。第四條「我將堅持對人類生命的最高尊重」。尤其是第五條「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殘疾、信念、族群、性別、國籍、政治立場、種族、性傾向、社會地位或其它因素的考量介入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天呀，這個員工的心中到底有沒有公司呀，你把你的能力都拿去做公益了，那我的股東要回收什麼？讀到第十條「我將分享我的醫療知識，以增進病人福利和醫療照護的進展」，這時連公司的法務專家都要說話了：「你的IP屬於公司的，不可以隨便送人！」醫師工程師會面臨抉擇，你是要謹守醫師的本份為全人類服務，還是為了你的公司與老闆服務。前者境界崇高，可是並不是賺錢的有效方法；後者比較有機會賺大錢，但是嚴格說來已經違反醫師宣言，再也不是醫師了，只能說是具有醫學能力的工程師，或是工人。最近醫師工程師炒得沸沸揚揚，甚至成為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的重要理由。大部分的論點只在科技面跟經濟面，較少討論人文層面的問題。事實上人文層面的問題才是根本，如果訓練出來的醫師工程師都是為了工商服務，在有利益衝突的時候，他會選擇大老闆的利益還是一般民眾的利益？如果無法照顧到一般民眾，他的美好科技也只能成為少數人賺錢的工具而已，大眾獲益其實有限：你可能會看到很棒的「醫療產品」，但是對不起，你可能會買不到或是買不起。這不是一個是非題，而是一個選擇題。如果你的親友有機會走這一條路，你會鼓勵他做什麼選擇？已經是學生身份的你，會做什麼選擇？正在合併中的陽明大學會做什麼選擇？交通大學會做什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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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自律神經失調」並非正式診斷！ 精神科醫師談「身心症」對病人的影響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近年來，台灣開始流行起「自律神經失調」的說法。從電視上的健康節目到診所前的紅布條，到處是「自律神經失調」的字樣。自律神經失調並不是個正式診斷，但也不是瞎掰的空泛術語。當這個詞彙在醫師與病人口中反覆出現的時候，到底意味著甚麼意思呢？我曾經對此訪問過不少大醫院小診所的中西醫師，當中有些也是臨床研究者；同時我也蒐集了網路上自稱患有自律神經失調的病人故事，而且親自訪問過幾個因深受自律神經失調所苦而主持網路論壇，希望能夠造福其他患者的人。由醫病兩端的陳述與分析，我逐漸發現這個流行語的複雜之處；而這個複雜之處，對於台灣當下的醫病關係來說，頗有其特殊意義。首先，不少醫師跟我表示，自律神經失調省去他們很多解釋病情的麻煩。這些被稱為自律神經失調患者的臨床症狀，在很多精神科的開業醫師眼中，多半可以歸類於焦慮、憂鬱的身心表現。但是要解釋患者有焦慮症、憂鬱症，對於醫師或者病人都是很大的負擔。一方面，精神疾病還是帶有汙名的負面效益，要醫師告知病患他們的多重身體表現可能是焦慮症、身心症或憂鬱症的症狀之一，有時也難以開口；就算醫師開了口，說明目前的臨床診斷是這些輕型精神疾患，病患也可能否認這些身體症狀與精神狀態的關聯，而傾向於以身體病理的方向去理解自己的不適。另一方面，對於非精神科的臨床醫師來說，要斷言求診病患有精神疾病也不是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但是患者的表現症狀有時候難以單一醫療診斷概括說明，有時候在診療工具仍有侷限的情況下，也難以進一步確認診斷。整體來說，在這種難以診斷、不知診斷或者不能言診斷的情況之下，給患者一個含糊但不撒謊的診斷，似乎也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自律神經失調並不是台灣的特產，而可能是由日本傳入的術語。在當前台灣的自律神經失調論述中，許多自助書籍都是由日本著作翻譯而來；這個概念在日本的心身內科也早已流行許久。自律神經是身體裡面的一套獨特的神經系統，無法全然以意志控制，因而有「自律」之名。它可以區分出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兩個次系統，這兩套次系統分布廣泛，相互拮抗，藉此支配著許多維生相關的重要器官，如心、肺、血管、腸胃等等。自律神經系統因此對生命維持、生理運作、生活品質都相當重要。當自律神經系統的活動因為各種原因出現障礙的時候，身體的功能與運作就會出現困擾。然而這些功能性的障礙不見得伴隨著結構上的病理，臨床表徵也多變，或者難有清楚測量而能確切驗證的檢查，所以在當前以病理生理為基礎的正式診斷系統中，這些症狀就變得難以分類，而只能用支配這些身體器官的神經系統障礙來給一個病名。對於醫師來說，這或許是個姑且與之的暫時病名；對於病人而言，這卻是他們重新定義自身的依據。醫病關係當中有一個重要的時刻，就在於醫師開口告訴病人臨床的診斷。告知診斷也就告知了病人一個新的身分：「你得的是糖尿病」（「你是糖尿病病人」）、「你得了愛滋病」（「你是個愛滋病患」）。當醫師說了前面的句子，病人就聽到了括號後面的句子。對於醫師來說，前面這個句子是個臨床評估後的客觀結果；後面那個隱而不言的句子，卻是病人主體身分轉變的重要宣告。這是為什麼受訪的病人幾乎清一色地認定自己就是個自律神經失調的病人，並且會仔細回想、找出佐證，來說明自己的自律神經系統為何在過去的某個時間忽然棄守正常規律，不能和諧調節的理由。需要注意的是，病人倒也不是這麼被動地被醫生給定診斷之後，就接受某某病人的新身分認定，而是綜合醫療資訊、自身體驗、社會互動之後才產生的自我選擇。但是當病人選擇了一個並不是正式診斷的身分，就對醫病關係造成了一種有趣的斷裂：醫師說一個病人是自律神經失調可能是個為了臨床溝通而不得不然的權宜措辭，但是打在健保系統裡面的診斷並不是這個（因為也沒有這個診斷可以鍵入）；病人自我認定患有自律神經失調，雖然並不否認自己的症狀有情緒、壓力的相關性，但最終病理之所在還是在神經系統上面。這簡直就是「一個神經，各自表述」的臨床互動版本，但是當醫病雙方操用的語言並不是同樣意義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這對於治療行為與後果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在失調的神經背後，臨床上還有機會討論壓力調適、焦慮憂鬱情緒等議題嗎？還是就只能循著神經失調的脈絡開藥或者生活呢？又或者說，也許我們對於這些自律神經失調「就是身心症」這個假設，本身也值得被挑戰呢？這些問題並不在我原先的好奇範圍裡，但是隨著研究推展，我卻開始覺得這些問題越來越有趣了，也許值得寫另一個研究計畫來繼續弄懂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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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先生緣，主人福」麻醉科醫師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台灣有一句俗話說：「先生緣，主人福」，「先生」指的是醫師，「主人」指的是來院看病的民眾。原指久治不癒的病碰上對症下藥的醫生而痊癒，現也泛指某些事情，是得力於機緣的巧合而獲成功。基本上的意思是，看病跟醫師如果有緣份，彼此都能在施醫與被治的過程中順利。行醫多年，對這句話頗有感觸，病人求診，真的只能求緣分與福報嗎？還是藉由媒體報導或是親友推薦？該怎麼去結這個「好緣份」呢？我覺得有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1. 醫師不是萬能的，再厲害的醫師，也是有失手的時候；同樣的，技術再差的醫師，也不是每個案例都一定會失敗。這是機率跟比例的問題。2. 沒有從不犯錯的醫師。甚至往往審視整個醫療過程，完全按照醫療常規，沒有任何瑕疵；但是結果就是不如預期。這也是我所謂的「緣份」。3. 越好的醫病關係，彼此的互信基礎越高；往往醫療的預後與結果會越好。因為您信任了醫療團隊，他們也會更盡心盡力的照顧您。4. 名醫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好醫師。真正的良醫，其實是不需要整天上綜藝節目，談著非親身參與的醫療八卦。您如果迷信於媒體上的名醫，那問題應該是出在您自己，因為您跟「名醫」結了緣份。5. 外科系的醫師，到底誰開的刀比較好，誰開的刀符合醫療常規？建議您問問該醫院的麻醉科醫師。為什麼？因為麻醉科醫師整日在開刀房麻醉病人，哪位醫師出血量特別多，併發症屢見不鮮，問問麻醉科醫師會是比較客觀的。6. 那麻醉科醫師誰麻的比較好？去問問「麻姐」就知道了（這裡的麻姐，指的是麻醉護理師的暱稱，沒有任何的輕視與偏見喔）。哪個醫師根本不會插管？那個醫師打無痛分娩老是失敗？問問麻醉護理師會最清楚。7. 同理，心臟內科，問導管檢查室的技術人員。腸胃內科，問生理檢查室的技術人員。您會發現，結果往往出乎您的預料。8. 對醫師而言，我覺得要學會隨緣；沒有哪個病人是非您不可的。下個病人，說不定會更好；同樣的，對病人而言；也千萬不要糾結於非哪位醫師不可，緣份，真的很重要。9. 身為麻醉醫師中專門研究困難呼吸道處理的我。插了超過10000支的氣管插管，坦白說，每天還是戰戰兢兢，因為做的越多，就會越害怕；失敗的案例也無可避免。除非你不做，不然永遠會遇到失敗的案例。10. 卸了妝之後，才知道原來的自己。「先生緣，主人福」，把有限的時間與經驗，留給值得珍惜的病友。把每一台麻醉做好，是我退休前，給自己最大的期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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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尊重文化，敏銳感知：診間的醫療民族誌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我是家醫科專科醫師，但主要在大學服務，只有在收案時到門診，進行教學與研究，這些年下來有些觀察與感觸。這樣說，門診是建立醫師與病人相遇，建立醫病關係的場合，但在機構性醫療的框架下討論不多，或者著重在概念式理解，在現場不見得能充分發揮。雖然醫病關係是醫學的核心課題，但認真說來，對於沒有第一線經驗的一、二年級學生來說，同理病人不容易，要同理面對不同文化與社會背景病人的醫療人員更加困難。對他們來說醫療首重基礎知識與臨床應用，對病人是否全盤接受、不接受時要如何同理與協調，常被認為是非專業問題。老師找不到切入點，學生也學得不起勁。在我當醫學生的時代，醫師往往是在畢業後，在幫老師代診的狀況下匆促上陣，跌跌撞撞學習門診技巧。即便現在有PGY設計，訓練期間有機會到門診學習，但由於病房工作繁重，大多數年輕醫師還是要等到總醫師或者是研究員階段才有機會固定看門診，甚至要到自己出來開業，扛起經營責任後，才慢慢學習建立穩定的醫病關係。事實上，以家醫科來說，醫生需要的不只是迅速找出臨床問題，也要立刻與病人建立信任關係，掌握他們的社會需求，以規劃後續的處置方案。以初診來說，雖說「視病如親」是我們對醫病關係的期許，但從病人角度看，要馬上對如同陌生人的醫師掏心掏肺，講出擔心的病痛或治療考慮（比方說時常出國不方便拿藥，或者工作太忙不想追蹤）其實很難。以上溝通問題並非醫療所獨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時常有進入田野但不得其門而入，受訪者不願受訪或不坦誠以告的狀況，發展出一些因應方式。但相較這些領域的細火慢燉，門診中醫師要在短短時間消化許多病人，本來就沒有太多時間與誘因應付初診，更遑論建立信賴關係，是目前醫病教育的盲點。對此，我認為醫師固然要重視修養，從前輩的經驗中學習，但也可試著用社會學的方式同理病人。務實地說，病人來就診就代表有需求，醫師如果能以「跨文化」的方式，跳出自身的生活經驗去理解他們，會更有效率地掌握其就醫脈絡，提供建議，建立積極的醫病關係。2006年PLoS Medicine的「21世紀的社會醫學」專輯中，任教哈佛大學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醫師與醫療人類學家Peter Benson發表「診間的人類學：文化能力的問題與解方」專文，對建立跨文化的醫病關係頗有啟發之處。對熟悉精神醫學與醫學人文的讀者凱博文不用介紹。他研究漢人社會，長年關注病痛的跨文化呈現與理解，更積極參與醫學人文教育，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解釋模式」（Explanatory Models Approach），已經成為醫病溝通的經典。這篇文章可說是「解釋模式」的強化版。作者認可醫學院這些年開始重視非西方文化與移民病人，將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納入臨床教育，但卻因為缺乏活用，對改善醫病溝通成效有限。對此，一個關鍵因素是對文化差異的刻板認識。醫師往往將看到的身分特徵（外貌、穿著與腔調）投射到某種族群，並以此解釋病人的行為或與其互動，造成治療判斷的誤差。如其所提醒的，「文化預設可能妨礙診間的實務理解」。對於這個現象，凱博文與Benson教授除了強調文化不是標籤，而是過程，也主張「診間的民族誌」（ethnography），讓醫師同理病人的生活。與之前的文化能力相比，民族誌取向更重視醫病動態，裝備醫師對文化與社會的敏銳度，而不是將這些差異死背起來，助長既有的偏見與汙名。他們繼續提出在診間關照文化的具體步驟，從看到族群差異開始，一步步地推敲病情與病人可能的文化考慮與社會支持，反省介入的必要性與妥適性。除了常問「這個治療是否真對病人有效」，他們希望醫師想想就診過程中是否過度簡化文化，或誇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如其所提醒的，貼近文化，了解病人，不代表醫療問題就此迎刃而解。相反的，這些認知能帶出以病人為中心（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patient），兼顧全人、全家與全社區，更有意義的提問。簡單說，診間民族誌不是讓醫師變成人類學家，曲高和寡地癱瘓繁忙不堪的臨床現場。相反的，作者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有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醫業其實也是，特別是在獨自面對病人，陪伴他面對病痛，理出對策的診間。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誌的方法加上人文的敏銳，或許可以為躊躇於績效壓力，徘徊在職場現實的醫療工作者們，指出一條定位病人與自身，承擔生命的道德課題，兼顧專業與世故，健康的醫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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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不同世代的護病互動與期待
【編者按】「醫病平台」非常榮幸能在專攻醫學史的郭文華醫師（陽明大學教授）的策劃下，邀請到三位醫學史學者由歷史的脈絡探討台灣的醫病關係，而張淑卿教授以其特長介紹台灣護理專業人員與病人的關係，更是難得。希望將來有更多醫學史學者加入作者群，使我們這專欄更多元化。「護理」（nursing）是一門照護與關懷他人病痛的專業。自古以來，人類社會存在生老病死等問題，以及撫育、求助、照護的需求，護理工作因此應運而生。現代護理始於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在克里米亞戰場的救護工作，南丁格爾認為護理是針對個人提出基本需要，提供服務並教導病患及其家屬如何保持及促進健康，因此護理主要功能協助他人免於病痛。也就是說，良好的護理是使健康人不患病，使患病者早日康復，護理的範圍包含滿足病患的基本需求、疾病的預防與健康的促進。無論從清末開港通商時來台的護理宣教士、日治時期的看護婦訓練課程，以及二戰後台灣的護士與護理師教育與臨床實作等，南丁格爾都是一種「典範」，強調以病患為中心的護理模式，長久以來都未曾改變。本文擬從護理人員的自身書寫出發，嘗試探究戰後台灣至今，不同世代的護理人員如何看待護病關係。首先從1950年代中國護理學會（註）的官方期刊——《護士季刊》所刊登的文章來看。1950年代無論是護理人員對自身的期許或一般民眾對護理人員的期待，護士在照護病患時期待呈現以下三種形象：賢妻良母；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聰明與專業。無論是在日治或民國時期，所謂的賢妻良母是指理想中之新女性被期待扮演賢內助的角色，須接受教育獲得現代知識，協助男性的家庭與事業。若將醫院等同家庭視之，醫師被視同為丈夫，病人如同是家中的孩子或老人，而護理人員則被視同為「媽媽」或「太太」的形象。至於犧牲奉獻、愛心與同情心的形象則是從南丁格爾在戰場服務，半夜提燈巡視病房的畫面所影響。在1953年《護士季刊》所刊登的「護士如何保持其同情心」一文提到「同情心」是護士必備的條件之一，護士應該「下工夫研究病人」，要利用護理病人時，與病患交談，了解病患的內心反應，讓護士可以衷心理解病患的痛苦，並加以溫言安慰。除了研究病患心理與社會背景，還要「尊重病人」，容忍他的暴躁，切忌公開反對病患的意思，應以和顏悅色的態度規勸。隨時保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態度，病患自然感受到同情心。1958年《護士季刊》刊登臺大護校學生，筆名「慧」的投稿文章「怎樣預備做一個好護士」一文中，認為一個好護士要有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善良的人，在做人方面要誠實可靠，要有責任感與正義感，堅守崗位，不可越權，態度須和藹謙虛有禮；第二條件是須有良好的護理教育與技術訓練；第三是要有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與捨己為人的精神。賢妻良母、犧牲奉獻、愛心、同情心、聰明與專業等特質，不僅是當時護理界倡導的護士形象，護士們對於「好」護士的認同，同時也是一般民眾對護士的期待。隨著戰後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的轉變、個人主義的興起、醫療科學的發展、健保制度的出現，也改變了護病之間的關係。如同社會學者成令方教授所曾談到台灣民眾的「逛醫師的邏輯」，因就醫方便，部分地區醫療設施的可近性高，以致於在某些情況下，病患變成了顧客，此也影響了護病關係，使得社會對護理人員的期待更高。2003年因SARS事件不願回院照顧病患的新聞不斷被傳播，部分民眾要求護理人員要秉持南丁格爾「犧牲奉獻」的精神，但是護理人員不論是否有照顧SARS病患，在情緒上都有極大的壓力。從一些護理人員所撰寫的有關SARS期間照護病患的相關文字，不難看出護理人員在力求工作表現之餘，他們在裝備不足之下執行任務，心中是充滿害怕與恐懼。爰此，學者如傅大為、林芳玫教授重新探討「南丁格爾精神」，發現不是傳統的犧牲奉獻，而是如何掌握「時勢」，召喚女性的社會參與，以及發揮個人影響力，來提升護理的地位。時至今日，若從《護理不設限》這本由資深護理師們書寫自身護理專業發展歷程的文集，發現不論是哪個專科護理，都是呼應「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政策，希望提供具安全性、可近性、持續性、完整性、適切性與參與性的整體照護。一個完整的照護，不是僅遵從醫囑，相當程度之內，需要依賴護理師對病患的觀察，感同身受，知道病患的需求，才能提供最適切的照護。因此當媒體批露「護理師被毆打」之類的新聞，社會大眾與醫療院所應該要思考如何提供護理人員安全的工作環境。因為讓護理人員在安全且制度合理的醫療環境下工作，才可能出現「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品質。註：台灣護理學會成立於1914年，第一屆全國護士大會在上海召開時訂名為「中華護士會」。1932年向政府正式登記為人民團體時奉命以「中華護士學會」名稱立案。1942年更名為「中國護士學會」重新向政府登記立案人民團體。1960年在台北登記為「中華民國護士學會」，1961年更名為「中華民國護理學會」，並於2002年5月更名為「台灣護理學會」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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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二十世紀初期東亞醫病關係之一隅：《醫師開業術》的源流與內涵
【編者按】「醫病平台」非常榮幸能在專攻醫學史的郭文華醫師（陽明大學教授）的策劃下，邀請到三位醫學史學者由歷史的脈絡探討台灣的醫病關係，而張淑卿教授以其特長介紹台灣護理專業人員與病人的關係，更是難得。希望將來有更多醫學史學者加入作者群，使我們這專欄更多元化。醫病之互動與關係，乃開業醫師在執業過程中天天都會面臨的真實情境，但卻是醫學專業教科書較少著墨的部分。醫病關係牽涉層面廣泛，不少專著從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等角度來切入，本文則從歷史學的視角切入，為讀者介紹一本有趣的專著《醫師開業術》，並梳理其源頭與內容大要給現今讀者參考，俾使讀者對二十世紀初期的醫病關係有所瞭解，也能設身處地反思自身的情況。緣於筆者之前曾以胡安邦於1933年8月出版的《國醫開業術》，來論述當時中醫師開業的困境(註一)。後來在一次查訪中，於上海圖書館印回丁福保譯介之《醫師開業術》。經過對比，發現《國醫開業術》雖以中醫開業為主，但醫師所面臨之醫病關係與開業時的種種問題，其撰寫脈絡卻是跟著丁福保的譯作而設計的。這就引發了筆者的好奇，丁福保譯介的這本書主要內容為何？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號疇隱居士。江蘇無錫人，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醫生、宗教家、古錢幣、古籍收藏家。丁氏從小精通經史，長於算術、詞章、考據。28歲東吳大學肄業後，來到上海江南製造局工藝學堂學習化學，再進入洋務派著名人物盛懷宣(1844-1916)所設之東文學堂修習日文與醫學，並和西醫趙元益(1840-1902)學習醫學。後於1909年取得西醫開業證書，隨後又赴日考察醫學。1911年成立「中西醫學研究會」，發行《中西醫學報》，並在上海行醫，創辦醫學書局，以出版和譯介日本醫學叢書為主，此舉乃透過編譯大量日本醫書，為中國引進日式現代化的西醫知識，而有「近代中日醫學交流的第一人」的稱譽。一般研究丁福保譯書事業的學者，多未注意到這本內容獨特的《醫師開業術》，該書由上海醫學書局於1930年出版，乃透過商務印書館經銷與販賣，同時納入他的「丁氏醫學叢書」中。全書並無丁氏的序言或書介，只有說明是無錫萬鈞譯述，也未說明日本的原作者身分，此為該書大略之出版形式(註二)。該書雖然是以西醫為主，但在當時醫業競爭激烈的上海，應該同時受到中醫界的重視，故才有後來《國醫開業術》的問世。丁福保所譯介的《醫師開業術》，原書作者為日本人立神正夫，該書於1913年(大正2年)由東京吐鳳堂書店出版，經查閱資料庫，發現杜聰明（1893-1986）先生也曾購入此書，他購入的是1917年的第4版。原書作者立神正夫於書中謙虛地指出，他的見解雖然很淺薄，但他發現開業醫要取得成功甚為困難，而且他原本和同伴一起組成一個蒐集病理資料的學會(モルブス)，後來學會成員四散各處開業，有不少成功或失敗的例子，他發現市面上沒有相關的參考著作可供學習，所以想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經驗與見聞，寫成專書，給開業的醫師參考，以協助他們邁向成功，可見該書也部分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日本醫界的真實情況(註三)。該書內容豐富，本文僅就醫病關係之重點，加以梳理，以饗讀者。該書首先就開宗明義給年輕醫師「打預防針」，說明病患其實都是患病後有求於醫者，才會找醫師看病，一般人對醫師並無抱持太多的尊敬，甚至把醫師看成「死人製造者」。而醫師苦心經營醫業，賺取利潤本，為合理之事，但當積累一定財富後，又被社會人士以「醫乃仁術」的大帽子扣上，而被視為貪財之人。其他困境還包括：病患大多會以其一知半解之醫學知識，評論或謾罵醫者的治療，於是醫者整日內心惶惶不安，深怕被告發或被威脅，還要忍受有錢人的頤指氣使，所以作者呼籲年輕醫者要多加留意。此外，該書指出，雖然醫患之間應該有一定的信任存在，但顯然「被換醫」是非常常見的情況，他提出患者親戚的教唆、治療過程太久、醫師態度冷漠、儀容、動作、言語等足以刺激病患等行為，皆會導致「被換醫」。最有意思的是，該書認為具有歇斯底里、神經敏感的婦人，最喜歡不斷更換醫師，還會謾罵或用酸言酸語來譏諷主治醫師，這些人情應對之細微處，開業醫師都應該加以注意，因為醫病關係常常是人的情緒與主觀感受所營造，而非依事實的合理性來發展。除了提醒醫師可以自己控制、努力的事項，包括修養品格、培養雅量、充實學識等等，還提醒醫者：替患者親切而仔細的診察，是開業醫成功的秘訣，一來可避免誤診，還可以增加患者對醫者之信任與口碑。該書提醒，年輕醫者最初的熱情，往往因為執業日久或自以為經驗充足後，而喪失原有的熱情與審慎檢查的態度，這將造成不少誤診或病患之不信任，乃開業醫之大忌，最要注意。在實際診察方面，該書則是提醒作者各種對待病患的小技巧，大多是訴求醫者的仔細與貼心，並指出「熱誠」之態度為開業成功之母。例如原作者就指出，在日本每遇天氣寒冷之時，他的醫師朋友就會親自帶著取暖的懷爐前往病患之家，在與病患身體接觸前，必用懷爐溫暖自己的手部，再對病患進行觸診，作者認為，自己的朋友就是一位體貼病人的好醫師。在看診與病患的互動問題上，富貴患者往往對醫者頤指氣使，看診往往不遵守秩序，喜歡插隊和講特權，甚至視醫師為奴隸，這時醫師所受的精神侮辱是相當嚴重的；反觀較為貧窮之患者，往往尊重醫師，那將誘發醫者的同情心，看診過程反而非常順利與順心。所以作者呼籲醫者，不要看不起貧窮的病患，更不要因為富貴患者的權勢和金錢誘惑，而失去了自己的醫德，也委屈了醫者的權威和良心。對於「誤診」一事，作者也有獨到見解，他認為誤診為醫者所不能避免，因為病症千變萬化，學校所教與實習所學，必定不足，所以診斷一定要慎之又慎，若覺得能力不足或無法確診，一定要尋求其他醫師的「會診」，這是對患者的道德，也是保護自己、分散發生誤診風險之方式。最後在與病患的溝通上，談論疾病之「預後」，相當重要。一方面這是患者想聽到醫師的經驗之談，一方面也是醫者展現其功力、取得病患信任、贏得好口碑的關鍵。作者立神正夫在原書內就指出，漢醫只需要熟讀《傷寒論》，就可以對患者的症狀和豫後進行精準的推測，老練的醫師，往往憑藉經驗，可以精準判斷「豫後」，可取得患者極大的信任；反觀年輕醫者，經驗不足，血氣方剛又喜歡亂下結論，喜歡用教科書的理論，卻不解釋病患想要聽到的人情事理，總之「預後」往往不準，病人也不愛聽，故難以取得病患之信任。最好的方法，就是仔細參酌病患前後的紀錄，小心判斷，解說時要顧及病患之心理與期待，不要過度推論，也不要完全不說，只要合情合理，言語剴切真誠，經驗自然就可以日漸增強，對病患之應對也能得心應手。在開藥方面，原書叫做「開業處方術」，大抵說明病患大多持藥品至上主義，有些疾病若只是囑咐患者注意日常運動、飲食(營養療法)，而不予開藥，患者必起疑心，而且容易興起換醫念頭。該書作者認為，為了開業成功，有時不但要適度開藥，還要能適時變換處方，以免患者對治療過程心煩或起疑。丁福保翻譯的這本《醫師開業術》，除了刪除少數附錄文字，大體譯文頗能忠於原著。二十世紀初的西醫，逐步在東亞國家的醫療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但其醫療權威尚未完全建立，私人開業之風氣盛行，競爭激烈，故醫師的處境較為艱難，這是一個大的時代背景。30年代上海有中西醫界的爭論，不僅在學說上論長短，其實也是在說服他們的病患，在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中能正確「擇醫」。該書道出醫病關係現實的一面，可以說全書是站在醫者的立場來書寫。不過，原作者並非要醫者善用欺騙、偽詐的方法博取醫名，而是應該在合情合理的範圍內，兼顧患者的立場與想法，做出最合適的應對方式。原作者認為，在法律和道德之外，還有很多隱藏在醫病關係中的人情世故，一般醫學校並沒有相關課程，故為該書必須闡明的道理。從丁福保《醫師開業術》與後來《國醫開業術》在中國的出版，與日本原著之問世差了將近20年。其間意義在於，對照中國和日本，西醫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皆逐步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發展與認知，新醫師身處其中，不得不審時度勢，求得醫病關係之正向發展。日本西化的步調比中國更快，西醫面臨社會與人情挑戰之問題，更早於中國，於是先有此書之誕生；而中國上海則於1930年代前後，翻譯、重新出版了該書，胡定安再出版《國醫開業術》來闡明中醫的狀況。可對照、證實，當時中國沿海的大城市，無論西醫還是中醫，同樣面對一個現代化社會內醫病關係的全新挑戰。這本小書之內涵，或許對現代台灣的醫師也有所啟發，醫者必須不斷思索自己為社會醫者，不但肩負高貴的使命，還受到社會風尚、政治、法律與人性、情感等各方面的影響，面對各種醫病關係，必須仔細體會、感知，尋找合宜的應對之道，這對自己、對病患乃至對整個醫界的良性發展，相信都能產生正面的助益。註一：皮國立，〈民國時期上海中醫的開業與營生技術〉，《科技、醫療與社會》30期(2020)，頁113-161。註二：無錫萬鈞譯述，《醫師開業術》(上海：醫學書局，民國19年)，頁1與封底。註三：立神正夫，《醫師開業術》(東京：吐鳳堂書店，大正2年)，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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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從殖民時期台南小鎮醫師吳新榮的故事，探討「不討賬就是最大的仁術」
【編者按】「醫病平台」非常榮幸能在專攻醫學史的郭文華醫師（陽明大學教授）的策劃下，邀請到三位醫學史學者由歷史的脈絡探討台灣的醫病關係，而張淑卿教授以其特長介紹台灣護理專業人員與病人的關係，更是難得。希望將來有更多醫學史學者加入作者群，使我們這專欄更多元化。1935年1月底，一位年輕的南部開業醫在日記裡寫道：「因為舊曆年尾，命令蟬兄（家裡長工）去討賬。」隔天，他又寫道：「今日討賬討無半鮮錢（半毛錢），白白了（浪費）車仔錢而已……」在習於健保的今日，很多人都忘了醫師曾經也跟其它生意的經營者一樣，必須直接面對消費者，也會有患者欠費的問題。收費問題曾是醫病關係的核心，不少論及台灣過往醫師的撰述中，都會強調「不討欠費」的仁醫形象。以知名的醫師文人賴和為例，王詩琅曾道：「懶雲（賴和）執壺以來，對窮人相當的照顧。例如他在每年年底，便將病患者所欠的舊帳焚毀。」 然而，除了彰顯個別醫師的仁心仁術之外，我們還能從欠費看到怎樣的醫病關係？有人可能會說，因為總督府重視西醫並壓制市場上的密醫與中醫，殖民時期台灣醫師普遍收入穩定豐厚，因此較能承受欠費。然而，這個論點又涉及到醫師收入有多高，固定開銷有多少等醫業細節。此外，早期台灣病患欠費的比例有多少？如果欠費比例高，難道不會影響醫師收入，進而影響其家人的生活？殖民時期台南小鎮醫師吳新榮的故事或許能提供我們一深入思考的資源。許多人可能知道吳新榮是台南鹽分地帶的重要文學家，卻不清楚他也是佳里的重要開業醫（就像大家比較熟悉蔣渭水的社會政治面及賴和的文學面，但不大清楚他們是怎樣的醫師一樣）。吳新榮生於1907年，1932年起在佳里開業，一直持續到1967年因病驟逝為止。除了勤於寫作之外，他也積極參與醫師社群，長期擔任臺南縣醫師公會及台灣省醫師公會的幹部。吳新榮留下相當完整的日記及豐富的隨筆，讓我們得以一窺殖民時期開業醫的醫業人生。早期小鎮醫師的醫業如何？一般來說，一天只要超過50名患者，吳新榮就覺得生意不錯，到了60至70名時就會相當忙碌。在2020年的今天，或許我們很難想像一天只看60至70名患者的醫師會有多忙碌，但殖民時期醫師普遍需要到病人家中往診，草地醫師的往診需求尤高且病家四散路途遙遠，看診人數有限。開業初期(註)，吳新榮醫業基礎尚未穩固，曾有「北風狂來，飛沙扇面，征馬不進，收入足無」的日子。平均來說，草創時期平均一天患者數約為20名。開業三至四年後，吳新榮醫業地盤日趨穩定，便曾有一天看診逾百名患者，連五分鐘休息時間都沒有的忙碌日子，讓他感嘆自己「全日的生活都看患者及往診以外都無什麼變化。總言是生活的無色化、單純化，換言是生活無趣味化、非文化化了。」吳新榮1937年6月總收入為1,361圓，與同時期其它行業相較，的確相當可觀，也符合殖民開業醫收入豐厚的印象。如1938年吳新榮於日記中記載，其弟若進入保險業月薪為70圓，便可獨立生活。但1,361圓是總收入，尚未扣除其成本開銷。從整體收支來看，吳新榮醫業最重要的支出是藥品費，約占總收入兩成至四成。以1937年吳醫業高峰期來看，平均月收入為1012圓，扣除藥品費後約為687圓，這便是殖民小鎮醫師的醫業穩定時的好收入。除藥費外，另一值得考量的是僱傭成本，包括固定支薪的藥局生1至2名及長工1名，當中又以藥局生的角色較為吃重。藥局生主要工作為管理醫院藥局並調配藥品，有時也會代為進行部分醫療業務。以1940年為例，其醫療人力開支約為總收入2.4%，人事成本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醫師會就住在病院樓上，醫務與家務間的界線並不明顯，因此女性家族成員也會協助醫院工作。如吳新榮的太太及妹妹都必須在醫務繁忙時，放下自己的工作或學業來支援藥局工作。這些「不支薪」的女性醫療人力付出難以量化，卻也是我們思考早期醫業經營時不可忽略的隱形成本。對吳新榮的醫業有了概要的瞭解後，我們再來看他如何應對欠費問題。自行開業前，吳新榮懷抱社會醫學的理想，認為疾病有其社會及經濟基礎，因此應以預防醫學為主，並廣設「大眾病院」來免費治療無產者。他主張「醫業國營」，認為醫業是非營利事業，應由國家主導分配醫療資源。自行開業後，在缺乏體制支援下，身為家族支柱的吳新榮必須負擔家人的生活開銷及弟妹留學日本的費用，開始為病家欠金所苦。1933年日記中記載：「欠藥錢的患者未免太久，今日已見三分之二，為之實收入不上十圓。」他在同年的一篇隨筆「一個村醫的紀錄」中，紀錄了欠費的兩種類型，一種是有能力卻故意欠費的無良者，另一種則是因貧困而無力負擔者。對前者年輕氣盛的吳新榮不會客氣，開業初期曾有三位日本官僚帶小孩來求診，事後不但沒有付費且在外抱怨其醫術不高明、設備不周全。吳便帶記者找上門去，取回應得的費用。至於後者，吳新榮有時受到家屬心意的感動會不計報酬盡力醫治，最後得到「二籠美柑」的回報。但有時吳也會考量病家的經濟狀況來調整治療方針，因為「最好的治療未必是最善的治療，時常開（台語的花費）到破產也買不得生命……」換言之，如果只因想要治好患者而讓病家傾家蕩產，且最終也不見得能治好，這對患者及病家來說真的是最好的嗎？開業初期飽受欠費所苦的吳新榮曾於1935年1月農曆年前，派長工向病家收取欠費，即本文開頭所引的日記所示。然而，即使派人催討亦無功而返，他自此決心不再追討欠賬：「自舊年至今年總被欠有2千圓，自今以後我們決不用討賬的方法，若有錢的人或是有良心的人自然他都來入賬，不用討賬這已是我們最大的仁術了。」對比前述吳新榮醫業高峰平均月入為687圓，「自舊年至今年總被欠有2千圓」則相當於三個月醫業興旺的收入，對新手醫來說實為不小的壓力。隨著吳新榮醫業逐漸穩定，日記中關於欠金的記載漸少，似乎收入已可承受欠費的壓力。但1939年2月舊曆年前，面對自己即將到期的種種欠款，他仍不免感慨「舊曆年末，習慣上要還清欠款，而累積這麼多病人的醫藥費，要全部回收看來也無望了」，甚至考慮要參加民間標會來渡過自己家庭的經濟難關。然而，或許也正因欠費問題嚴重，早期醫師無論是往診或宅診（在診間看病）時，都得仔細留意病人及病家的言行舉止及生活環境的蛛絲馬跡，設法看見疾病背後的家庭與社會及經濟條件，來綜合評斷什麼是「最善」的治療。這種對病患及病家的整體考量，是吳新榮經營醫業及醫病關係時的重要元素。而早期開業醫也正是透過對經濟無虞患者的穩定收費，來補貼因無力負擔藥費而可能欠費的貧困病家，並努力維持自身家族的正常生活，從而在地方上扮演資源統合分配的重要角色。在健保的支持下，今日台灣醫師們再也無須面對病患隨時可能欠費的壓力，以及後續是否追討（惡意/無心）欠費的（經濟/道德）難題，可以專注思考什麼是（健保支持下）對病人「最好」的治療，這定會讓青年吳新榮欣羨不已。但這是否也意味著現今以醫院為核心的診療方式已有某種「醫病不醫人」的傾向，不再如過往關注患者與病家的處境，間接導致了醫病關係的疏離與互不理解？當醫師的視線只看著螢幕上的處方，不再注視患者與病家的焦急神情時，是否在患者與病家的心中也失去了對醫師辛勞的疼惜與感謝？如何在確保某種「最好」的治療的同時，讓醫師、患者與病家能彼此理解並規劃出「最善」的方針，或許正是懷抱社會醫學的吳新榮所嚮往的理想醫業。註：對早期醫師往診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筆者另一篇短文〈病人絮語：往診與看醫生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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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考量病患當下最需要什麼 不分宗教，用行動把愛傳出去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宗教信仰與生命末期」。一位長期定居國外的安寧病房志工描述一位家人在病人瀕死之際，還試圖改變其宗教信仰的行為，而指出「這些過度熱心者大概不會意料到他們一番好意的初衷，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我們邀請兩位精神科醫師回應，一位是篤信佛教，具有安寧緩和照護專長的背景，他認為醫療相關人員的立場是必須保持中立的，畢竟宗教信仰與靈性價值是每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在溝通協調的過程中，醫療團隊會盡力促進不同立場的家人，能夠去了解對方的善意，一起為正在受苦難的病人與家屬提供心靈的撫慰與照顧。另一位是篤信基督教，具有神學學位的資深精神科醫師，他也舉例說明幾位偉大的神職人員並沒有利用他們助人、行醫的有利時機要受助者受洗信教，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行動把愛傳出去。宗教立場的不同不應當影響尊重病人的心靈需要。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天主教官方中文譯名為「德蘭修女」）奉獻她的一生為赤貧的人服務。她在1950年創立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2年後設立「垂死之家」（Nirmal Hriday）照顧在印度加爾各答街頭貧病者與瀕死無依者。她們不重視受助者的宗教信仰，只把注意焦點放在需求的急迫性上。只有當受助者詢問宗教方面的知識或者信仰方面的問題時，才會提供說明。德雷莎修女在2016年9月4日由現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梵蒂岡主持策封她為「加爾各答的天使（Saint of Calcutta）」。德雷莎修女在未被封聖前曾說過:「若我有一天成為聖人，我定會是『黑暗』的聖人。我將長時間不在天堂，而在地上為活在黑暗中的人亮起他們的光。」天堂與地獄不是由宗教儀式決定，德雷莎修女受洗又被教宗封聖，但是她不想待在所謂的「天堂」。德雷莎修女的行跡值得過度強調受洗進天堂的基督徒借鏡省思。另一位傳奇人物史懷哲醫師、牧師，擁有醫學、神學、哲學及音樂四個博士學位。他的大半生都奉獻給非洲，在加彭的蘭巴倫行醫。他去非洲原本是為傳教，但是因某種原因，他終其一生只用醫療「傳教」。還有一位日本牧師井上伊之助，他的父親來台灣參與製造樟腦工作，而在花蓮山上部落遇害。於是他決心來台灣向原住民部落傳教。從他1911年抵達台灣到1947年二戰結束後被遣送回日本，前後在台灣約36年之久，日本政府禁止他向原住民傳教，只准他行醫。這期間他的長女、次子及次女還病死在台灣。上面所舉三位神職人員雖然沒有用言語傳教，也沒有利用他們助人、行醫的有利時機要受助者受洗信教。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行動把愛傳出去。從人的角度看，他們的處境似乎很不理想，甚至像地獄。可是他們以具體的愛，讓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看見光。他們用愛照亮每一個可以找到的「黑暗洞穴」，使地獄變天堂。2004年我參加一個去日本九州的旅行團。這趟行程主要是參訪長崎附近，在日本幕府時期，基督徒受迫害的事蹟。日本幕府迫害基督徒的電影「沉默」，就是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於1966年出版的同名小說。我們拜訪當年被釘十字架之基督徒的紀念碑雕像，也去看附近當年基督徒隱躲的小離島。其中有一件展示品讓我一直印象深刻。這件展示品從一面看是聖母瑪利亞雕像，但翻轉過來時卻是觀音像。在當年幕府政權逼迫下，有些人為求活命，只好表面唾棄基督信仰，但內裡仍然維持原本的信仰。政府會不定時派人到他們家突擊檢查。這些家庭平時供奉聖母瑪利亞雕像，一遇突擊檢查，立刻將正面改成觀音。這件事情說明宗教信仰要發自內心，不宜使用其他方式去操控。目前台灣有不少醫院提供場所給宗教團體當作祈禱室、佛堂的功能性空間。有些醫院也有宗教關懷師、信仰團體志工協助需要的病患、家屬。這些措施乃是肯定靈性層面對健康照護的正面功能。這些信仰團體人員在探訪時，最優先考量的是病患當下最需要的是什麼，而不是「你信什麼宗教或你需要接受某種儀式」。探訪時需要小心，避免在有意無意中推薦談論探訪者自己或家屬請託的宗教信仰（除非病患主動提出要求）。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出於善意，但從倫理的觀點，這樣做仍有乘人之危之嫌。筆者最近以「物質成癮與處遇」為題講課。課程中曾向學員推薦觀看大愛電視台錄製的影片「把愛傳出去」。影片內容介紹美國鮑得勝牧師夫婦長期在花蓮幫助走投無路成癮者戒毒的「主愛之家」的故事。佛教的傳媒為基督教牧師的救人事業做衛教宣傳影片。雙方把焦點放在如何幫助成癮者，將快要在毒品洪流中滅頂的人拉拔起來，而不是該皈依基督教或佛教。正在為重症病患的宗教信仰操心而心煩意亂的家屬也許應該多看看這幅雙方合作，出於愛與關懷的美麗畫面。真愛是能包容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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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回應「天堂與地獄」——上帝、佛祖也瘋狂？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宗教信仰與生命末期」。一位長期定居國外的安寧病房志工描述一位家人在病人瀕死之際，還試圖改變其宗教信仰的行為，而指出「這些過度熱心者大概不會意料到他們一番好意的初衷，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我們邀請兩位精神科醫師回應，一位是篤信佛教，具有安寧緩和照護專長的背景，他認為醫療相關人員的立場是必須保持中立的，畢竟宗教信仰與靈性價值是每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在溝通協調的過程中，醫療團隊會盡力促進不同立場的家人，能夠去了解對方的善意，一起為正在受苦難的病人與家屬提供心靈的撫慰與照顧。另一位是篤信基督教，具有神學學位的資深精神科醫師，他也舉例說明幾位偉大的神職人員並沒有利用他們助人、行醫的有利時機要受助者受洗信教，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行動把愛傳出去。宗教立場的不同不應當影響尊重病人的心靈需要。看到這篇文章心裡頗有感觸，因為文章中的場景，時不時就在臨床工作的日常中發生。記得曾經被會診去看一位乳癌的病人評估焦慮失眠的問題，因為她的床頭貼著一張小媽祖像，點滴架上也掛著一個護身符，隨口問起她的宗教信仰。她說她自己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不過從小就跟著媽媽拿香到廟裡拜拜，家中有祖先牌位與供奉土地公。媽祖像與護身符香包，就是媽媽幫她去廟裡求來，希望媽祖保佑治療順利的。結婚後，婆婆這邊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當年認識先生時，媽媽曾說那麼結婚後就沒辦法拜祖先了。不過病人的先生相當體貼，並沒有要求病人要去受洗；陪病人回娘家時，先生不拿香拜拜，娘家的媽媽也能體諒，所以一直相安無事，並沒有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造成兩家的摩擦。可是說著說著，病人忽然抬頭看到牆上時鐘，她神色慌張的迅速把媽祖像與護身符收到抽屜，然後從抽屜把一本聖經放上床旁桌。我好奇問她怎麼了，她很不好意思的說，因為婆婆等一下要來看她，自從生病後，婆婆就希望她受洗成為基督徒，要她好好讀聖經，也常找教友來幫她禱告與介紹教義。我探詢她自己的想法，她說她知道媽媽跟婆婆都是好意，可是一個要她求媽祖保佑，一個要她信上帝，她實在很困擾。但是為了不得罪任何任人，所以她只好媽媽來的時候把神像護身符拿出來，而婆婆來的時候趕緊拿出聖經來。而她真正的想法是，目前的抗癌治療已經讓她體力很差，常常需要休息，實在沒有多餘的力氣去了解宗教的內容，更不用說要百分百變成虔誠的宗教徒了。此外，在緩和病房中也會遇到家人之間因為不同的宗教信仰，對於後事禮儀的安排，各自堅持立場而僵持不下。當病人本人意識還清楚的時候，緩和團隊會盡力協助家屬之間的溝通，讓病人有機會把自己的想法與喜歡的方式表達出來，大多數的家人通常會尊重病人本人的意見，而不再堅持己見。但是還是有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所以曾遇過不同意見的家人各自舉辦法事以及追思會的狀況。當然在這過程當中，醫療相關人員的立場是必須保持中立的，畢竟宗教信仰與靈性價值是每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在溝通協調的過程中，醫療團隊會盡力促進不同立場的家人，能夠去了解對方的善意。畢竟大家會這麼堅持，都是基於我們對病人的愛，我們都希望病人可以得到最好的，不管是回到天家、跟媽祖去修行或是往生淨土。大家能夠彼此理解之後，就比較可以放下成見，尊重病人自己的選擇。此外在這溝通協調的過程中，醫療團隊還會小心觀察與評估，特別是越堅持的家屬，是否正在經歷極大的哀傷，由於心理還沒辦法調適親人即將離去的事實，有些哀傷的家屬會急切的想幫病人做點事，而且堅持他的作法才是對的。能夠瞭解這堅持背後的哀痛，並給予這些家人心理支持，協助他們處理哀傷的情緒，是可以幫他們放下緊繃的情緒，而能有更大的彈性。就臨床的觀察，的確不少的病人在罹患癌症等重大疾病時，會尋求宗教上的支持，與解答「為什麼是我」這個醫學上難以回答的難題，但是要能深入宗教與獲得堅定的信仰，卻不是一蹴可及的。特別是末期病人，精神與體力都相當有限，若是強迫病人短時間要接受某種宗教信仰，恐怕適得其反，不僅無法協助病人獲得宗教的助力與祝福，恐怕反而使病人或是其他家人心生反感。或許想要盡一己之力的家屬，想要提供宗教上的建議時，需要有更多的尊重、理解與體諒，才能讓宗教的真正內涵幫助到正在受苦的病人。幸好在台灣，我觀察到各宗教之間普遍是理解與包容。許多由不同宗教組織所成立的醫院，都設有祈禱室與佛堂。各家醫院安寧病房團隊中，也同時看到佛教法師、牧師或是神父修女，一起為正在受苦難的病人與家屬提供心靈的撫慰與照顧。我覺得這個景象真的很美，這也符合醫療一直強調的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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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宗教信仰與生命末期的「天堂與地獄」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宗教信仰與生命末期」。一位長期定居國外的安寧病房志工描述一位家人在病人瀕死之際，還試圖改變其宗教信仰的行為，而指出「這些過度熱心者大概不會意料到他們一番好意的初衷，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我們邀請兩位精神科醫師回應，一位是篤信佛教，具有安寧緩和照護專長的背景，他認為醫療相關人員的立場是必須保持中立的，畢竟宗教信仰與靈性價值是每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在溝通協調的過程中，醫療團隊會盡力促進不同立場的家人，能夠去了解對方的善意，一起為正在受苦難的病人與家屬提供心靈的撫慰與照顧。另一位是篤信基督教，具有神學學位的資深精神科醫師，他也舉例說明幾位偉大的神職人員並沒有利用他們助人、行醫的有利時機要受助者受洗信教，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行動把愛傳出去。宗教立場的不同不應當影響尊重病人的心靈需要。這一天，取得床位分配表之後，我照例請問護理長瑪莉露有沒有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她除了大略告訴我十三位病人的情況之外，特別囑咐我與240病房的85歲病人湯姆談談，問問他是否有領洗成為天主教徒的意願。這話有些不尋常，因為醫療團隊通常是不會去管這類事情的。我心中狐疑，正想發問，瑪莉露馬上為我解了謎：來自香港的湯姆是無神論者，而他夫人瑪格莉特卻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夫君的大腸癌已經四處擴散，最後只得入住安寧病房做疼痛處理時，瑪格莉特一方面不捨他即將離世，更著急的是他靈魂的何去何從。保守的瑪格莉特深信若是不信耶穌、不受洗成為基督徒的人，死後將不得永生。因此，她除了自己勸說之外，也發動教堂裡的神父、教友志工們一起開始「搶救湯姆靈魂」的努力。瑪莉露說湯姆曾經多次陪伴瑪格莉特參加教會活動，與堂區的神父有數面之緣，湯姆對他印象不錯。在湯姆入住病房的一個多星期中，神父來過一次，探訪時，也只關心他的狀況，不曾談到信仰、甚至受洗的問題。不過，那些熱心過頭的教友志工就不同了；他們不只三不五時就來病房，一開始談話，口口聲聲都離不開「不信主下地獄」、「領洗得永生」之類的陳腔濫調，惹得湯姆非常不耐煩，因此，告訴護理師，除了神父之外，他不希望那些教友再來。瑪莉露強調病人受不受洗，是他們的選擇，不過，若是病人受到類似「圍攻」或「逼迫」的干擾，將會影響他們的健康，醫療團隊就有出面干涉的責任了。她說她曾與略諳英語的湯姆詳談，知道「受洗」只是瑪格烈特一廂情願的想法，他本人毫無意願。不過，瑪莉露要我探訪他時，使用湯姆母語的廣東話，以確定她沒有誤會湯姆的本意。看了志工的訪談記事，我想起來上周我去他病房時，這位湯姆正在睡著。我有機會與房中的兩位自稱是湯姆侄子、侄女的中年男女談了不少話。他們說：「我叔叔在香港生意做得很成功。平時待人和氣，熱心公益。移民到溫哥華來之後，也都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慷慨捐助弱勢族群……」兩人說時，對叔叔平時的義行，聲調充滿敬佩，而對他的即將離世，臉上更是表現了滿滿的不捨。那天，我下班前再去240病房時，兩位中年人已經離去，而湯姆還在熟睡。想起他侄子、侄女的話，我不由得站在他床前，默默向他致敬、為他祝福。聽了瑪莉露的話，我匆匆做好訪談前的準備後，就先去看湯姆。240病房房門大開，湯姆正坐在床上吃早點。我先打了招呼、並自我介紹後，告訴他我上周來過兩次，不過他都在睡覺。聽我這麼說，湯姆放下拿著叉著最後一小塊煎蛋的叉子、準備放到嘴裡的手，一臉誠摯地直說：「實在失禮至極！」聽到此話，我除了心裡更敬佩他的禮貌周至外，趕忙連連搖手告訴他不需道歉，因為睡眠充足極其重要，尤其為病人來說，更是如此。同時，我請他先用早點，我稍後再來。不過，他把那小塊煎蛋放到嘴裡後，一邊兩手一攤地笑著說：「這不就吃完了？」一邊請我坐下來。我先把他的餐盤拿到小冰箱上頭，以便等下有工作人員前來收拾之後，就在他床邊坐了下來。不知道如何打開話匣，我先告訴他上星期曾經遇到陪伴在他病房的侄子、侄女。聽到我這麼說，湯姆開心地說：「他們是好孩子；常來看我、陪我，也常常安慰我太太，也幫她跑跑腿、處理些瑣事。」聽到他提到他夫人，我就順勢說我希望有機會認識她。湯姆笑著說：「說曹操，曹操到。看，她不就來了嗎？」我連忙轉身，往門外望去；只見有一位穿戴整齊的老婦人正和護理站的單位文書打招呼，交談著。待我再轉身面向湯姆時，我發現他的神色有些凝重。我還沒開口，他先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我又得接受她的疲勞轟炸了。」他說這句話的末尾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聽見背後的腳步聲，原來湯姆的夫人已經走到病房門口。見她近來，我連忙起身，自我介紹。瑪格莉特雍容華貴，談吐文雅。稍嫌嚴肅的表情中，卻難掩她的焦急。我藉機請他們多聊聊之後，就離開240病房，心裡卻卻沒忘記瑪莉露交代我的「使命」。約莫一個鐘頭之後，當我經過湯姆的病房時，我注意到房門半掩，床簾拉上，裡面傳來瑪格莉特特意壓低、近乎哀求的聲音：「我是為你著想啊！耶穌說過：『除非信我，否則就不得永生……』；都說得這麼清楚了，你不該不信的。」我沒有「偷聽」的本意，但是因為「有任務在身」，我故意走得慢些，想聽聽湯姆如何回答。湯姆的回應，聽來心平氣和，謙虛含蓄，一如其人：「我知道妳為我好，但是我若只是為了討好妳而違背我的本意去信耶穌，即使受了洗，那應該也不算真的信仰；何況，我自問一生待人處事，但求心之所安；努力把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雖然不敢說有大功，卻也沒有大過。耶穌也是這麼教導追隨他的信徒的，不是嗎？」瑪格莉特還想說什麼，卻被湯姆打斷：「我想我已經盡力在生活中實踐了耶穌的教導；信不信他、有沒有受洗，大概不是那麼重要的。」湯姆的意向很清楚了，我沒有再繼續留下「偷聽」的必要。於是帶著更多對湯姆的崇敬，我輕輕地快步離開；也趁機把這情形報告給瑪麗露……培養靈性的成長，以便獲得身、心、靈各方面的整體健康，這是絕對必要的，信仰宗教卻只是增強靈性、陶冶品德的途徑之一，許多無神論者，也可以有非常高深的靈性修為。何況，無可諱言地，所有不同宗教都是人所創設，雖然幾乎毫無例外地，他們都說是受了神的啟示，有的宗教甚至把他們的教祖以神明看待。其實，只要他們的教義教人趨善避惡，讓信者得以利己利他，就是可信的宗教；每個人大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個性、傾向、喜好，而選擇、追隨不同的信仰。雖然我離開追隨了將近三十年的天主教，而改信佛教後，在佛門裡的摸索也經歷了三十多載，我現在的想法卻又有了些許改變：畢竟，萬教歸宗，只要所持是正信、正道的信仰，宗教應該沒有所謂孰真孰偽之爭。重要的，信教貴在實踐、活出信仰：把教義所教，運用在日常生活上，不僅修練自己，也協助他人，愛護萬物，這才是信教的真諦。前些時候趁著回台之便，由一位德高望重、擔任神學教授的神父陪同，去探訪一位以前就熟識的退休神父。那位退休神父問明我已經不再進教堂後，連連苦笑著搖頭嘆息。離開那裏之後，那位教授神父對我說：「其實，我以前的想法也是如此；一直到研究了比較神學之後，才了解天主教並非是擁有真理的唯一宗教。」我聽了不禁對他更加敬重。可惜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甚至神父，都有如此深切的認識！如果軟硬兼施地強要別人加入自己的信仰，美其名曰「傳福音」、「救靈魂」，其實就是一種騷擾的行為；尤其對末期病人來說，更可能導致他們在瀕死之際，否定自己原來的信念、懷疑自己過去的價值。這不僅是種精神虐待，更是罪惡的做法。這些過度熱心者大概不會意料到他們一番好意的初衷，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呢！ 我們能不戒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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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健保癌症用藥給付的合理起跑點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藥研發帶來的希望與經濟負擔」，這是目前的醫療科技尤其是癌症治療所面臨的重大挑戰。醫師的本能就是希望竭盡所能救人救命，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考量病人與家庭的經濟負擔，蔡哲雄教授以「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提出他的看法與問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專家回應：長期參與健保新藥審議作業的健保署藥品專家諮詢會議陳昭姿召集人說明國內健保制度在這方面的做法，以及在美國行醫多年的癌症專家胡涵婷醫師發表她由國外的經驗提出對國內的建言。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幫忙國內醫病雙方更了解健保制度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保護國人的健康，同時也可以給政府應該朝向哪方向更上一層樓的建議。「醫病平台」期盼本週的文章能激發更多的討論，而最後可以為政府找出更好的建議。前言做為一個居住海外的台灣人，對於台灣的社會、政治問題，例如選舉、黨派、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等，我的原則是「不予置評」，一來是我遠不是政治專家，更重要的是因為一個致命性的決定，受苦受罪的是身在海島的台灣同胞，而不是安全無慮卻隔洋搖旗吶喊的海外華僑。但是説到健保體系，特別是癌症用藥的健保給付決策，因為我的經驗與背景，令我不吐不快。我於1983年畢業於陽明醫學院公費醫學系。在完成訓練及下鄉服務後、及全家於1995年移民美國之間，我多數時候就職於台中榮總血液腫瘤科。1995年底離開台灣時，健保實施了大約半年的時間；一直到2014年春天回台灣行醫前，對於健保的優缺點只有遙遠又模糊的印象。2014年至2016年在台灣工作的經驗，讓我對健保的缺點，及癌症病人所面對的難題，有了第一線的了解。有關如何改善癌症治療品質，值得討論的議題太多了。這裡只討論癌症用藥給付問題，希望幫助一般民眾對這個可能很切身的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健保決策高層能聽見我的想法與建議。故事2015年初，在春節長假期間，我的一個彷彿活在鬼門關前的病人，在醫院及病人家屬合作努力之下，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總算開始接受從海外引進免疫藥 Nivolumab（Opdiva）的治療。2014年的深秋，這位病人確診轉移性黑色素瘤；基於他的疾病嚴重性，以及我對黑色素瘤的最新臨床資訊分析，我們的治療計畫是合併兩個作用機制略有差異的免疫藥。當時即使在美國，Nivolumab也尚未上市；鑑於他的病等不得，我們決定先使用已經在台灣銷售的免疫藥 Ipilimumab，日後再加上 Nivolumab。在自費接受Ipilimumab（Yervoy）三劑之後，他的腫瘤繼續惡化，一個肝臟的腫瘤爆裂，造成嚴重的內出血。當他的兒子推著輪椅緊急送他來到醫院時，蒼白虛弱的他真的是一腳已經在鬼門關內了。這樣的狀況既無法開刀，也完全沒有其他可行的治療選項。很幸運的是，他的因內出血嚴重鼓漲的肚子，行成一個「天然」的止血必需的壓力；他的生命跡象在幾天之後慢慢穩定下來，但是他的癌症是毫不留情地繼續惡化；他日夜嚴重地盜汗，完全沒有食慾，連從床上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當我們終於引進 Nivolumab時，深知這是最後一線希望，但是也無法預測他的病是否真的能出現轉機。一個月後，他總算平安出院，並且在四劑 Nivolumab治療之後證實癌症完全緩解。這兩個免疫藥在2016年我返美行醫前，健保並不給付，但是藥價比剛上市時降了不少。這位病人因為在剛上市時買藥，因此，費用不貲。我的記憶是Ipilimumab和 Nivolumab各四劑，他總共花了200＋320萬台幣。他的身體狀況良好，完全恢復正常作息，不需要任何用藥，只是保持追蹤。他的疾病停留在完全緩解狀態大約四年左右。依照陳昭姿召集人文章所提的QALY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他花了130萬/年！Phew!還好，沒超出昭姿召集人文中所提的合理QALY 75 萬-180萬的價碼。去年春天，這位病人的黑色瘤復發了，但所幸只有肺臟裡少數幾個小腫瘤。在手術摘除腫瘤後，他的腫瘤科醫師給他兩個治療選項。選項一是先使用傳統化療，失敗後，就能申請健保給付免疫藥。第二個選項是不經過化療，自費使用免疫藥。這位病人越洋詢問我的意見。撇開健保的沉重財務負擔不言，這個黑色素瘤病人需要在化療失敗後才能使用免疫藥的規定，對癌症醫師而言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第一，免疫藥不需要化療藥先「舖路」才能見效；相反的，黑色素瘤的臨床實驗顯示，化療用於免疫藥前比用在免疫藥失敗後的療效減了一半！第二，轉移性黑色素瘤常常病情進展快速，等到化療折騰之後，還有幾個病人能挨到使用健保免疫藥的機會呢？另外，健保給付的免疫藥使用條件第一項是——病人身體狀況良好，ECOG≦1（註一），也是不合理的。筆者在過去五年左右使用免疫藥的經驗，見證了多名病情沉痾、身體狀況不良（ECOG 肯定遠大於1）的病人，因為免疫藥的治療得到有生活品質、有意義的的「延命」（survival）。我的這位台灣病人如果同樣的嚴重內出血病況發生在健保通過給付免疫藥的今天，如果他的家庭沒有足夠的財力，他免不了是難逃癌症的浩劫，因為根據健保給付辦法與條件，他並不符資格使用能救他性命的免疫藥！台灣健保有如有太多待哺之口的小康家庭——不期待龍蝦大餐，只期待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由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快速通過免疫藥在許多癌症的使用，今天，美國的癌症治療醫療院所施打免疫藥，可説是家常便飯。但是，即便是美國以及許多富裕的國家，也都為了快速高漲的癌症用藥財務負擔而在努力尋求可行的解方。而台灣的病人，有如生在有太多待哺之口的小康家庭——不期待龍蝦大餐，只期待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以上的真實病例並不是在向健保抗議或陳情免疫藥的給付辦法及條件，而是藉此闡述許多健保癌症用藥給付標準的不盡合理之處。2014年，我初回台灣工作時，常常因為健保癌症用藥的給付辦法與條件，感到無盡的挫折，因為在我看來，健保給付有許多不公平之處。我向一位健保署高級官員詢問，健保給付是如何審核定案的呢？為什麼A藥健保給付癌症甲，而患癌症乙、癌症丙的病人卻要自掏腰包使用 A 藥？比方説carboplatin和taxol同樣是多數國家卵巢癌、子宮內膜癌、子宮頸癌的一線用藥，台灣的健保卻只給付卵巢癌，而不給付其他兩個婦科癌症使用這兩個藥物。一般而言，如果你得到的癌症是肺癌或乳癌，你有相當接近富裕國家的健保給付治療選項，但是如果你的癌症是這兩項之外，健保的選項是多有不足的。這樣的差異有如看著一群人吃含開胃菜、飯後甜點的套餐，另一群人卻只有填不飽肚皮的小餐包。對於一個治療各種不同癌症的醫師而言，我不要求健保給所有病人都有套餐的完全選項，但是至少要有透明、合理與公平的決策過程。這位健保署官員對我言之鑿鑿地保證，健保的決策過程絕對是沒有利益輸送或個人偏見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個説辭是荒誕無稽的。我期望的藥物審核委員會醫師代表是學有專精，並且在開會前給予充分的時間仔細研讀所有相關資料，負責為病人發聲，而讓健保是否有能力負擔新藥的財務支出、及議價程序給其他的專業人員做考量。對健保署的建議Dr. Ezekiel Emanuel是美國歐巴馬政府時代推動醫療改革的重要幕僚。他除了是醫療制度的專家之外，也是我的同行——腫瘤科醫師。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哪個國家有全世界上最好的醫療照顧？」（Which Country Has the World’s Best Health Care? ） 得知台灣是他選擇除了美國之外的十個國家之一，我趕緊買來看；最先看的章節除了前言之外，就是立刻跳到台灣篇，看外國人眼中對台灣健保的評價。許多這本書討論的不同國家醫療體系優缺點，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容他日再談。在此，只提出書中簡短討論的台灣政府過度積極的藥品議價過程，雖然為財庫把關，卻也因此可能延遲新藥的引入，耽誤癌症病人用藥的契機；此外有關台灣癌症醫療成果，資料似乎是缺如的，但是台灣衛福部在2014年自評乳癌治療成效給了「A」，子宮頸癌則是「D」；Dr. Emanuel提出台灣癌症治療的困境也許是出於無法及時引進新藥，或是醫師看的病人太多影響照顧品質所致。感謝昭姿召集人對健保新藥審核決議過程，以及財務的艱巨難題，很誠實、客觀的敘述。 對於整體癌症用藥的健保決策，我有以下誠懇的請求與建議：1.不只是新藥或標靶藥需要花時間、人力研究審議，一般化療藥、健保給付的舊法規也要定期檢討是否公平？是否過時了？是否需要修訂？如前所述，參與審核的人員應該是給予充分時間研讀足夠資料的專家，而不是在他們繁忙的醫院業務之外，抽空參加的會議；當做成決議時，我希望有讓人心服口服的參考文獻（references）佐證這些決定。2.昭姿召集人指出新癌藥從藥商遞交申請書到給付生效日，平均730日，如果加上前段食品藥物管理署的新藥審查流程，等候的時間至少約三年以上。我希望健保署不要自拍肩膀，自我感覺良好，而要檢視這個痛苦冗長的過程瓶頸在哪裡，想辦法改善，因為癌症病人沒有幾個月的「美國時間」可以等，更別提是兩、三年。3.一個讓病人能盡快使用新癌藥的途徑，是循恩慈用藥（compassionate use program）的管道。筆者比較美國FDA與台灣衛服部處理恩慈用藥的迫切性及效率，有天壤之別。美國的FDA在三天之內完成審核作業，不到一週的時間藥廠已經把免費的藥寄到病人手上。相反的，台灣的恩慈用藥是在為病人取得自費進口新癌藥的許可，其作業流程卻是超過一個月以上；申請書像是掉入一個黑洞，不知道何時才能見天日，雖然這些案子終究都是通過的，實在是沒有讓病人等那麼久的道理。4.改革藥廠提供病人昂貴自費藥的折扣方案。我在台灣工作期間觀察藥廠名義上像是在幫助病人，其實際動機則是可疑的。我猜想藥廠看準了台灣的社風民情是，不管家裡再怎麼窮，子女親友多數會想盡辦法擠出一些錢來買昂貴的自費藥。不管病人的家境如何，貧富無分，藥廠給的折扣是一樣的；平均説來，一年的用藥負擔在200萬台幣。為什麼是大約200萬？我猜藥廠也知道超過這個額度，很多人只好放棄治療，因為負擔不起，那麼，藥廠就一毛錢也賺不到了。反觀同樣的藥廠在先進國家往往有「輔助病人方案（patient assistance program）」，在審核病人財務狀況後，如果符合輔助標準，藥品是由藥廠完全免費提供的。建議健保署要求這些非常富有的藥廠提供類似歐美國家的「輔助病人方案」免費藥品，為台灣的中低收入戶爭取一點醫療平權。5.在 Dr. Emanuel 書裡討論的包括美國的11個國家醫療保險制度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保險給付涵蓋諸如感冒或消炎止痛藥，所謂over-the-counter （便藥）藥品。一份2016年台灣藥品銷售排行前十名的名單，指出連續兩年的榜首是乳癌標靶藥「賀癌平」，24億2645萬元。根據昭姿召集人的文章，上呼吸道感染（包含感冒）的診斷與治療，居然高達250億元！這真是錢沒有花在刀口上！期望健保署能對此一台灣現象做出有魄力的改革。對台灣病人的建議藥價（price）與藥的價質（value）是不一定成正比的。貴的藥有時候是完全沒有貴的道理。當面臨醫師建議自費購買昂貴新藥時，務必跟醫師討論以下的問題：1.這個藥的療效如何？包括腫瘤有效反應率（response rate）、持續反應期間（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及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2.有無其他可行的治療選項？雖然我用了一個免疫藥的例子來説明我對健保給付辦法的批評與建議，我希望讀者不要誤解以為我在鼓勵免疫藥的使用。每個癌症、每個病人都有其獨特的故事背景；唯有跟你的醫師合作討論，才能做出對你最有價質的治療選項。註一：ECOG 是一個簡單的病人行動能力（performance status）評量辦法。ECOG 0表示完全正常無所限制的行動能力。ECOG 1是除了無法做粗重工作之外，生活行動能力正常的狀況。ECOG 最高分5表示病人已經死亡。2－4則是不同程度的依賴他人照料及臥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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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回應蔡哲雄教授的「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藥研發帶來的希望與經濟負擔」，這是目前的醫療科技尤其是癌症治療所面臨的重大挑戰。醫師的本能就是希望竭盡所能救人救命，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考量病人與家庭的經濟負擔，蔡哲雄教授以「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提出他的看法與問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專家回應：長期參與健保新藥審議作業的健保署藥品專家諮詢會議陳昭姿召集人說明國內健保制度在這方面的做法，以及在美國行醫多年的癌症專家胡涵婷醫師發表她由國外的經驗提出對國內的建言。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幫忙國內醫病雙方更了解健保制度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保護國人的健康，同時也可以給政府應該朝向哪方向更上一層樓的建議。「醫病平台」期盼本週的文章能激發更多的討論，而最後可以為政府找出更好的建議。蔡哲雄教授的文章提到健保抗癌新藥的價格昂貴，提到成本效益的估算，也提到家庭負擔與社會福利的爭議。這些問題其實是大哉問，如果要進一步分析說明，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內容大概就相當於一本健保改革的白皮書了。因為長期參與健保新藥審議作業，對於如何評估一個新藥是否應該納入健保，如何核價或與廠商協議原則，以及基於資源有限應優先照顧哪群病人等等問題相對熟悉，也明白無法一成不變，必須不斷地適應與學習新的情境，包括醫療科技高度大幅進展、新藥目不暇給快速研發上市，同時面對醫療需求高漲而健保財務困窘的現實。以藥品而言，如果食品藥物管理署負責藥品的療效、安全性與產品的品質；健保署負責的就是安全性、相對療效(與已經給付的藥品比較)以及費用。健保署成立的專家諮詢會議，任務就是對各項申請案(廠商、學會、各分局、病人團體等)，經過三個層次的討論後做出建議案，然後交給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做最後決定。對於近年來的抗癌新藥，這些討論過程通常是複雜繁瑣，屢逢瓶頸，極少是一次會議可以談妥的。這三個層次議題包括(1)安全性與相對療效；(2)藥物經濟學，例如成本效益，單次療程及總療程費用，以及ICER/QALY(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等，後者可直接翻譯成「每提高一個經品質校正的存活年，所需要增加的費用」；(3)財務衝擊，也就是新藥收載後，將有多少病人受惠，未來幾年每年共需花多少費用。關於前述ICER/QALY的估算，概念很像蔡教授提到的「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說得更淺白，為了讓一個人多活一年，健保應該花多少錢，值得花多少錢，花得起多少錢？英國的醫療科技評估機構(NICE)，所提出的建議是2-3個GDP；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是1-3個GDP；台灣相關研究調查所得到的數字大約是75萬-180萬之間 (約為1到2.5個GDP)。從2013年二代健保開始，排除長期存在之舊有藥品，因價格因素供貨困難或全球缺貨問題被列入特殊品項外，到2020年5月為止，共計304個新藥、60個新癌藥向健保署提出申請給付，迄今新藥有210個，其中新癌藥43個，已經公告生效，平均通過率約70%。這些新藥從遞交申請書到給付生效日，平均時間462天，中位數319天，新癌藥平均730天，中位數561天。如果加上前段食品藥物管理署的新藥審查流程，亦即藥品許可證審查與發放階段，對於期待新藥治療，尤其新的抗癌藥治療的病人，等候時間至少約三年以上。根據估算，目前約有近三十個癌症新藥正在排隊等候納入健保。這個等候時間的重點，不是程序或效率問題，而是財務衝擊考量確實困擾了審議過程中的兩個會議的專家與代表，也讓健保署與廠商的價量協議面或給付協議臨重大挑戰。這三個關卡，專家會議、共擬會議，與健保署從臨床專業、資源配置、財務管控三個面向分工合作，冀望能在健保永續生存的前提下，在藥物部分，對台灣民眾善盡醫療照顧之責任。癌症已經連續三十多年居台灣人民死亡首因，每年超過十萬人得到癌症，每年約近五萬人因癌症死亡。癌症用藥在全球藥品研發早已成為焦點，大約兩成新藥都是用來治療癌症。全世界對新藥研發過程的規格與標準要求越來越高，但新藥上市成功率偏低，專利期在上市後多僅剩數年，廠商為回應研發投資、風險與獲利等因素，藥品價格高居不下，許多臨床表現優異的新藥也因價格昂貴，讓多數病人望塵莫及。如果台灣健保依然停留在初期開發模式，照顧每一個人，且涵蓋各種大小病症(例如所謂的上呼吸道感染——感冒，每年就約花費250億元)，如果藥品部分負擔上限仍為200元，我們幾乎可以預期，再也沒有多少空間可容納癌症新藥加入，如此，我們將會比其他先進國家落後一些年，必須繼續使用舊有藥品，即便新藥可能帶來更好的安全性與療效，例如讓疾病穩定不進展時間長達二十多個月，讓原本數個月一年內可能死亡的病人，延長存活兩年以上。「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如前所述，某些國家已有數字參考。只是計算過後，下一個問題就是能不能負擔的起？前些時候，衛福部長官談到調整保費，談到藥品部份負擔(例如日本與韓國的病人，自付20%-30%左右)，引發很多爭議。事實上，不少癌症病友團體已寫信陳情健保署，主動要求願意部份負擔，但求抗癌新藥儘快納入健保。因為他們知道，與其遙遙無期的等待，直到生命的終點，不如與政府共同承擔一部份，讓自己或親人的生命，點燃一絲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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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藥研發帶來的希望與經濟負擔」，這是目前的醫療科技尤其是癌症治療所面臨的重大挑戰。醫師的本能就是希望竭盡所能救人救命，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考量病人與家庭的經濟負擔，蔡哲雄教授以「如何計算生命的代價」提出他的看法與問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專家回應：長期參與健保新藥審議作業的健保署藥品專家諮詢會議陳昭姿召集人說明國內健保制度在這方面的做法，以及在美國行醫多年的癌症專家胡涵婷醫師發表她由國外的經驗提出對國內的建言。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幫忙國內醫病雙方更了解健保制度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保護國人的健康，同時也可以給政府應該朝向哪方向更上一層樓的建議。「醫病平台」期盼本週的文章能激發更多的討論，而最後可以為政府找出更好的建議。近年來醫療科技的進步 尤其在分子醫學研究在近幾年有很多的突破及了解。也因此對治療癌症的新藥品尤其是在標靶療法更是突發猛進。但是其産品發展過程的困難所架髙的成本及使用的人數及用量，影響產品的成本。也因此造成使用這類藥物的治療須付出很昂貴的醫療費用。當然療效好的病人在生活品質上有所改善，也可以「延續」一段的生命。在目前的經驗中，也沒有正確的公式可以作預測。同時對能夠恢復多少有「正常（productive life）」也很難在醫病雙方有所共識。這種療程的經濟成本及效益如何評估，因為沒有客觀的資料來作參考，所以很難有共識。目前台灣的健保給付的項目有些規範。目前是依據一些專家學者分析及建議來作決定。日新月異的新藥物尤其在癌症治療上的應用已經夠多，引伸出來新的癌症診治及新的標靶及免疫療法很難能夠在保險下全部支付。如何在費用的支付換算為「正面」生命是永遠不可能估計的課題。面對這樣的病情，也很難在經濟及人的生命找出大家可以共視的平衡點。分子醫藥科技的進步，在過去的幾年中產生很多分子醫學的研究，也帶動了治療癌症及其它疾病的治療上可説是突飛猛進。例如過去沒有良方可治癒的C型肝炎，目前開發的新藥已經可以痊癒，也因此減少了延伸出來的肝臟硬化甚至演變成為肝癌。雖然這種治療的過程所需付出的代價仍然高，但是療效顯著也可以很有效的減少延伸出的慢性疾病如肝硬化及癌症的合併症所花費的醫療費用。因此平衡計算起來，昂貴的治療C型肝炎的藥品仍然值得使用。治療癌症的標靶療程如何評估「減少病痛」同時也能達到預期改善「餘生」的正面經濟效益，在醫病溝通及協調中，就可以更有意義的正面溝通。最近在門診遇到一對退休的公務員，為了心愛的女兒需使用貴的特殊標靶藥物的經濟負擔而操心。此「二代」治療肺癌的新藥，目前使用「優惠」價格 仍需付出每天近萬元。雙親愛女心切，為了期望女兒的健康可以改善，而兼差復職增加收入來幫支付女兒保險給付外的昂貴醫療費用。他們無怨無悔對女兒的癌症治療盡量付出。天下父母心，令人感佩。醫療的費用是個人的、家庭的負擔或是社會的「福利」，一直是在不同的社會爭議的話題。醫療經濟學的爭論因時代的變遷也很難達到共識。政治家、經濟學家、一般家庭因財務狀況不同所引發的爭議要如何能達到共識？不同國家的健保制度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希望醫療能夠在「正面」或「負面」經濟上說服群眾達到共識。最近台灣全民健康保險因為收支不平衡而在媒體上報導保額加價及調整給付的議題，促進健康、不受環境外在的因素影響身體的病痛是公民的責任及權益，但是維護身體健康所需的「成本」是人生中都會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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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你好嗎？那我呢？有關與情緒相伴的新生活提案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癌症病人的心聲」。一位罹癌病人在連續遭逢兩種癌症的打擊之後，深入地描繪她的內心世界，而得到在癌症醫院工作多年的資深精神科醫師的誠懇回應。他引經據典，與癌症病人分享如何照顧自己的健康，並能成為堅強快樂的人生勝利者。最後一位本身也是正在與癌症奮戰的文字工作者，介紹她與一位藝術家、兩位心理師最近在癌症希望基金會策劃下，共同創作一本有關情緒的新書，希望能幫忙癌症病人在憂鬱、焦慮、憤怒、孤單時拿回主動權。你好嗎？我們很習慣問候他人，在忙碌、多方責任襲來，很少問候自己一聲：「我還好嗎？」有時候，我們又容易困在所謂的負面情緒，甚至，並沒有發現某些情緒嚴重影響自己的身心。在癌症希望基金會策劃下，我與另外三位創作者出了本有關情緒的書，《與情緒相伴的新生活提案～11個練習，讓你在憂鬱、焦慮、憤怒、孤單時拿回主動權》。我們四人分別是跨界藝術家、文字工作者與兩位心理諮商師，共同點是或曾是癌友、或是癌友家屬，然而這本書不是只給與身體疾病相關的人，而是一份給所有人的禮物，除非，你沒有情緒。在出版社的提議下，我們各人寫了與癌症相隨情緒的自敘，採訪寫作多年，倒是第一次寫自己的故事，我剛好曾是癌友家屬，現在更是仍在治療中的癌症病人。不過對我來說，不是因為癌才有更多情緒，而是因為癌，我們給自己更多時間、心力，思索情緒這回事。因為創作，閱讀更多心理專業的資料、文章，與心理師們討論、對話，也發現對所有人來說，「情緒，都可能是最親近的陌生人」，在不同時間、地點，被認為負面的情緒，可能會成為無法自拔的困境。即便，每個人身上同時都帶有不同情緒，有時候情緒在反芻、再反芻下擴大成為生命的困境；也可能在不斷咀嚼、反芻及消化下，「突然發現，你比想像中更堅強」！正在討論、書寫「恐懼」篇章時，剛好我對控制腫瘤藥物出現抗藥性，發現轉移的腦部腫瘤散發，也就是得進行下一步治療。腫瘤科診間外看到一位女士無法抑制的嚎啕大哭，我不難同理她所面對的複雜情緒、甚至是感同身受。而在本書完成後，我經歷臨床實驗繁瑣的檢查、失敗，新一代藥物效果不顯著，藥物或腫瘤讓培養已久的體力、肌耐力瞬間消失，一度連行動都艱辛。已經十分挫折下，主治醫師一度提到我想繼續瑜伽老師兼記者的生涯可能得劃下句號，恐懼失能比死亡千百倍的我，好想哭、在醫院掉了幾滴眼淚又哭不出來。幸而，恐懼沒有維持太久，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仰及親朋好友的鼓勵支援下，我仍積極治療，目前的放療、化療階段，雖有許多副作用干擾生活，仍是信心十足，持續保持喜樂，也很順利、開心地參加自己的新書發表會。就是我在書中寫的，我知道恐懼的根源，讓自己想怕就怕，「與害怕共處後，才有機會從根源認識自己，找到可以感到安心、覺得安全的方法」，對我來說，活在當下，而且是開心、期待未來的當下，便是我安全的方法。「有時，也只有在我們願意迎接害怕時，才發現事情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即便是同樣的人時地物，都可能有不同的情緒。《與情緒相伴的新生活提案》，提供練習題，是一種方法，如果找不到解方，也有許多諮商或專業協助，期許受所謂負面情緒困擾的朋友，面對情緒、找出根源，也能認識所有的負面情緒是如此的正常、正向，就在轉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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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如何在重病後照顧自己並且生活快樂？——回應「在疾病中，重新認識自己!」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癌症病人的心聲」。一位罹癌病人在連續遭逢兩種癌症的打擊之後，深入地描繪她的內心世界，而得到在癌症醫院工作多年的資深精神科醫師的誠懇回應。他引經據典，與癌症病人分享如何照顧自己的健康，並能成為堅強快樂的人生勝利者。最後一位本身也是正在與癌症奮戰的文字工作者，介紹她與一位藝術家、兩位心理師最近在癌症希望基金會策劃下，共同創作一本有關情緒的新書，希望能幫忙癌症病人在憂鬱、焦慮、憤怒、孤單時拿回主動權。這位病人把她因為得到兩個不同的癌症所經驗的情緒、以及所領悟要「照顧自己」的心路歷程，用非常細膩的文字描寫得非常的逼真動人。最初他覺得有「一股荒謬不真實感」，後來得到第二個癌症開刀之後，她哭了。接著想到她父母，覺得她體重過重是癌症誘因而自責。最後她認為應該要找到一個新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接受自己現在的樣子，專注以未來該怎麼調整生活，該怎麼與新的自己共處。」其實每一個人遇到巨大的衝擊時，總是會有各種不同情緒出現，而且這些情緒常常是此起彼落，並且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緒同時出現。有時鎮靜，有時慌恐、失眠，有時傷心、自責、憂鬰，有時會覺得荒謬，有時會哭、有時會笑，有時候會發怒，有時會怕再受傷害。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 (Elizabeth Kubler-Ross)(1926-2004) 是一位精神科醫師，也是美國第一位生死學大師。她研究病人面臨死亡時的感受與想法，她發現，這些病人會歷經不同的階段：先是否認(Denial)，接着是忿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憂鬱(Depression)，最後是接受 (Acceptance)。後來的相關研究發現這些不同的階段並不是有一定的順序，而且還會有鐘擺現象重複往返，也可能同時出現兩三個階段的情緒。後來這五個階段岀現的情绪，常被用來敘述各種面臨重大危機或壓力時的心態。這位病人經歷諸多憂慮、反思、領悟：「會……感恩」、「怕……復發」 、 「學著……接納新的自己」、「試圖……探尋世界的另一種樣貌」、「思考……每一天……對『我』有(何)意義」、「盡量……找尋快樂元素」、「只想讓自己成為『自私的』快樂的人，不再顧及別人的看法而束手束腳」。最後她語重心長的說：「最應該照顧的是自己，能夠相伴一生的也只有自己。」但是要如何照顧自己而且一生快樂呢？先看如何照顧自己。要照顧自己，表面上好像是要變成自私，只是去好好照顧自己。這個要照顧的自己，指的是身體還是內心？半世紀來的研究顯示：身體與心理是密切相關聯不分的。你去放鬆身體的肌肉，你的腦(心情) 也會放鬆；反之，你心情緊張，你的身體肌肉也不知不覺緊張起來，心跳加快。所以在面臨重大壓力事時，要運用下列幾個基本原則：1.健康飲食，不可暴飲暴食。2.避免酗酒、抽煙或使用毒品。3.按時睡眠。4.適當運動。5.恢復休閒嗜好活動，但避免浪費。6.與相知的親人好友定時相聚。7.如果情緒重大變化持續兩週以上使人無法恢復家庭生活、上學或工作時，應尋求專業人員，如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身心科醫師之協助。再談如何一生快樂。漢朝古詩十九首有一句：「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在我們繁忙的生活中，我們的腦不停的在急速轉動，不是「思前」、就是「想後」! 我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將這部「機器」設定在自動駕使(automatic pilot) 的操作模式中。在這狀況下我們對自己、他人及周邊環境， 都麻木無感。這樣的日子很少有快樂可言。近二、三十年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研究發現，照顧自己的起點是去注意到自己的強項/天資 (Strengths/talents) 與弱點(Weaknesses)。每天用到自己的強項，就像讓鳥飛、馬奔一般，會很快樂；用這些能力去協助他人會使人更快樂。對於自己的弱點/欠缺，則不要強求，需要時願意接受別人伸出的援手及關懷。這一類的研究也發現，一個人在同一瞬間能顧及的事物不可能超過三、四項，而這時人很快就疲累不堪，而且很不快樂。當一個人能全心全力專注在他當下在做的事，時間消失了他也不知道，這時他是最快樂的！研究這個心理狀態的社會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他的著作「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Flow :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有更深入的探討。一個人每天若能多次進入這種「心流」狀態，活得有如行雲流水那般悠然自得，當然是最快樂的。人生從未靜止，它永遠在變，所謂「無常」。這些變化可能是突然的巨大的變化，也可能是同一條路，但在不停的翻轉、改變。一個人如何在這個過程當中過得有價值、有意義而且快樂？很多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人生中不時會碰到大大小小的壓力，怎麼樣去面對壓力，然後從面對壓力的過程中，恢復過來，能夠有韌性/恢復力(Resilience)， 是很重要的關鍵。 一個人平常就要覺察(感覺並觀察)自己、運用上述照顧自己的基本原則去照顧自己，要有恆、天天去做，持續提昇自己的復原力；真正遇到重大壓力事件時就能及時恢復。如能在重病大難後經由感恩、疼惜撫慰自己，進而去關心協助他人，在社會上付出更多的貢獻。這時，這個人的日子就會過得更快樂而有意義。這位病人從重大病痛的經驗中己經有很多省思、領悟。祝福她能浴火重生，走向健康、平安、快樂而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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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在疾病中，重新認識自己！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癌症病人的心聲」。一位罹癌病人在連續遭逢兩種癌症的打擊之後，深入地描繪她的內心世界，而得到在癌症醫院工作多年的資深精神科醫師的誠懇回應。他引經據典，與癌症病人分享如何照顧自己的健康，並能成為堅強快樂的人生勝利者。最後一位本身也是正在與癌症奮戰的文字工作者，介紹她與一位藝術家、兩位心理師最近在癌症希望基金會策劃下，共同創作一本有關情緒的新書，希望能幫忙癌症病人在憂鬱、焦慮、憤怒、孤單時拿回主動權。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普通人，過著平凡的生活，但當醫生宣布我得了子宮內膜癌的時刻，我腦子裡浮現的是電視劇中的情節，我應該是淚流滿面、手足無措，但是現實裡卻只感到一股荒謬與不真實感。在聽到醫師安慰我說，現在很多三十多歲的女性都得了子宮內膜癌，我還想著：「哇！我是流行的尖端耶！」我告訴自己按著病人應該走的行程，再次找醫師確診，做N個必要的檢查，討論手術行程，考慮手術休養期後向公司遞辭呈，安排好工作交接。一個月內就從懷疑病情到完成手術，然而一直到手術後傷口的疼痛，才終於感受到一絲真實，而切除的子宮，明明應該沒有感覺，但總讓我覺得身體好像有一塊空洞告訴我永遠失去了什麼。我告訴自己我還有卵巢，我很幸運的是分化良好的一期患者，不需要後續治療，只要定期追蹤，我就跟子宮肌瘤的患者一樣，生活沒有受到影響，從頭到尾我沒有掉過一滴淚。在滿一年的電腦斷層檢查時，發現我又得了卵巢癌，感覺冥冥中有股惡意，好像想再次確保我得到了教訓。在癌細胞復發蔓延與化療的威脅下，我終於崩潰得哭了，如果認真積極得接受治療與健康飲食作息，卻無法保證脫離疾病的威脅，終於只能承認我的人生真的失控脫軌了。 我的父母一得知我罹患癌症後，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會得，後來知道體重過重是癌症誘發因子，就責備怪罪我把自己搞到這個處境，他們把我生得健康，我卻自甘墮落，胖到得到癌症，這是我的懲罰。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脫離這個陰影，因為內心深處害怕，他們是對的，我的痛苦都是自找的。後來慢慢經由醫師輔導與外界資訊，逐漸學著釋懷了，對自己承認這確實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接受自己現在的樣子，專注於未來該怎麼調整生活，該怎麼與新的自己共處。 常會覺得自己應該感恩，因為雖然得了兩種癌症，但是都是分化良好的一期，還有一絲好運眷顧著我逃離了化療。常覺得自己應該慶幸，在趨近於無的親友照顧之下，手術後的我，在虛弱、身體控制力下降與些許後遺症的情況下，臉色紅潤的不像病人。癌症好像一個開關，從此從身體到心靈都截然不同，我需要重新適應現在的自己。找工作時，我不敢說我是癌症病人，不敢再有尋找未來伴侶的想法，因為覺得自己不完整，回醫院追蹤時，只敢說去健康檢查。在看似健康的外在下，癌症成為我羞於提及的隱疾，深怕別人會對我另眼相看，就連自己都會催眠自己，那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總有一朵烏雲永遠壟罩著我，每次回診都帶著一股恐懼與不安，深怕聽到復發的壞消息，子宮卵巢那些從身體中切除的器官，會在心靈脆弱時候質疑我身為女性的意義，手術後遺留的後遺症，身體有時出現失去控制力的感覺。我只能強迫自己屏除嫌惡的心情，學著認識與接納新的自己，不論是身體或心理層面。 「生命是短暫的」，從前是書中的一句話，現在是我的處境，雖然現在算是健康的活著，但是癌症就像是人生旅途上的地雷，不知道走到哪裡時，又會再度爆炸。我只想在不定時的軟弱與陰霾之下，在重新適應生活的蹣跚步伐當中，盡可能地讓找到微笑的理由。老朋友說我是面無表情難以接近，生病後認識的新朋友都認為我總是笑得很可愛，而我只是想在目前灰色調的人生中，添上幾筆鮮豔的色彩。讓活著不僅是呼吸與心跳，更是試著珍惜我能感受到與出現在生命裡的一切，既然我的人生已經脫離了原本的軌道，那就試著為新的道路找到新亮點。一位朋友曾經跟我分享一句話「生命總在轉角處」，重新擁抱好奇，認識不同視野中的新世界。癌症確實是人生的轉捩點，期許自己不要沉淪在悲慘處境中，而是與重新認識自己，試圖與新的自己一起探尋世界的另一種樣貌，人生總是有選擇的，不在於實際的作法，而是自己的心態。 疾病強行按下暫停鍵，逼得我不得不將生活中的一切全部停下來，在不知道還有多長的生命旅程中，思考活著的每一天，都應該是對「我」是有意義的。從前總下意識地去看別人的臉色，無意識地把別人的需求擺在自己之上，生病後我才正視身上的壓力與總是難以開懷的心情。現在我會盡量為自己尋找快樂元素，常抬頭看一下天空，充滿陽光的湛藍天空很喜歡，奇形怪狀的雲朵很可愛，偶爾快閃的彩虹是小確信。我只想讓自己成為「自私的」、快樂的人，不再顧及別人的看法而束手束腳，把別人的心情與我的感受切割，不要以為委屈是為了大局著想，最應該照顧的是自己，能夠相伴一生的也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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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陳拱北」戰後台灣的公共衛生導師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醫界典範」，介紹三位傑出的台大醫學院早年畢業的校友：兩位年輕醫學生採訪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教授；資深神經科醫師追思剛過世的「關島史懷哲」陳光明醫師；「永遠的陳拱北」這本書的兩位教授作者介紹這位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讓我們透過這幾篇文章，體會學醫之路可以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希望台灣有更多的有理想、有熱情、有愛心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醫學的領域。陳拱北，是戰後台灣的公共衛生導師，1917年生於台北松山篤信基督之家，祖父陳能是馬偕牧師的早期受洗弟子，父親陳復禮則是日據時期士紳，曾任庄長。1932年，陳拱北中學未畢業即負笈東瀛，先入明治中學校就讀，再考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1942年畢業後任母校附屬病院耳鼻咽喉科有給助手，隔年基於對台灣的愛，毅然返國投入公共衛生研究與教學，直到1978年不幸罹患胰臟癌過世。陳拱北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努力，雖然只有短短35年，卻留下深遠的影響，包括：建立台灣公共衛生教育制度以及運用社會力量解決人民健康問題。建立台灣公共衛生教育制度陳拱北回台後，選擇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衛生學教室任有給副手。1945年11月15日，台北帝國大學改制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陳拱北隨之改聘醫學院衛生學教室助教，後又因為研究表現優異，於1946年及1949年分別升等為講師及副教授，並主持熱帶醫學研究所之環境衛生研究室。熱帶醫學研究所成立於1939年，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1951年熱帶醫學研究所改組，原細菌疫苗部分定為細菌疫苗研究所，由台灣大學與台灣省政府合辦，公共衛生部分併入台灣大學醫學院，名稱訂為公共衛生研究所，首任所長為馬家驥教授，二年後改由郭松根教授接任。陳拱北於1954年升等為教授，並於翌年接下第三任所長，直到1972年才卸下職務。由於陳拱北擔任所長職務長達17年，後來大家習慣稱他陳所長。大體而言，陳拱北在台灣公共衛生教育發展上有三大貢獻。第一，經營公共衛生人員訓練班。戰後台灣省政府衛生處為積極推動公共衛生業務，提出最需要又最大的人才培訓計畫，雖然該計畫在馬所長任內即已開始籌備，郭所長任內正式開辦，但陳拱北卻是任期最長的計畫主持人，總計訓練學員947名，外加代訓138名軍醫。第二，辦理台北市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心。1959年，根據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Harold W. Brown院長的建議，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與台灣省衛生處及台北市衛生局合作，成立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心，提供醫學院醫科及各系學生、全省衛生局、所工作人員之教學及訓練，舉辦示範衛生所之業務暨有關公共衛生之實地研究，直到1979年停辦為止。第三，建立公共衛生專業教育制度。教育部雖然曾於1948年核准熱帶醫學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但僅一屆兩名，直到1961年為符合大學設置研究所之宗旨，公共衛生研究所才下分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學兩組，重新招收碩士班研究生。另一方面，到了1960年代後期，陳拱北有感於醫療專業人員越來越少從事公共衛生服務，為了培育基層公共衛生人力，更於1972年成立公共衛生學系，為國際上公共衛生本科教育之先驅。陳拱北或可堪慰的是，許多公共衛生系所畢業生，後來都成為社會中堅份子，努力建設台灣，例如：林瑞雄、邱清華、張博雅、楊志良、藍忠孚、葉金川、陳建仁、涂醒哲、李應元等，不一一列舉。運用有組織的社會力量解決人民健康問題陳拱北出生於平均壽命只有三、四十歲的年代，當時生病與死亡皆司空見慣，即使是松山首富，陳復禮所生三子一女，也只有陳拱北和姊姊兩人長大。然而，與許多人不同的是，陳拱北對於疫病防治，主張發展公共衛生，運用有組織的社會力量，與人民一起解決健康問題，因為他覺得醫師一個一個救，太慢了！ 事實上，陳拱北曾經告訴學生：公共衛生可以一次保護許多人的健康，拯救許多人的性命，而他在甲狀腺腫防治、烏腳病防治，以及建立全民健保制度上的努力，就是最好的見證。甲狀腺腫俗稱大脖子，曾經是台灣的十大常見疾病之一，病因是飲食中攝取的碘不足。就任所長後不久，陳拱北即前往新竹地區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甲狀腺腫盛行率超過30%，接著是三年的食鹽加碘實驗，盛行率隨之降至5%左右，顯示成效極大。於是陳拱北積極說服政府，自1967年起實施全面性食鹽加碘，杜絕甲狀腺腫盛行之危害。烏腳病是1950年代發生在台灣西南沿海的地方性疾病，因為患者腳部常見乾性壞疽、變黑而有此病名。1958年，陳拱北召集烏腳病研究小組，展開調查後發現：飲用含砷深井水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貧窮、營養不良與醫療照護不佳則為輔助因子。1971年，台灣省政府根據這些研究結果，實施多年期烏腳病防治計畫，特別是在流行地區裝設自來水，五年後便發現新患者少了72%，20年後則不再有30歲以下新患者。建立全民健保制度，則是陳拱北人生後半段的努力目標。到了1960年代，台灣平均壽命早已超過60歲，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加速取代傳染性疾病成為主要健康問題。陳拱北經過多年的自我學習以及對先進國家制度的考察，最後在1970年代初期提出醫療安全構想，內容包括：社區醫學、醫療網及全民健保等三要素。然而，陳拱北是一位講求實證的行動派教授，就像對甲狀腺腫及烏腳病的防治一樣，他也希望經由研究、實驗和全面實施三部曲，實現醫療安全構想。1978年，陳拱北終於射出第一箭，在台北縣貢寮鄉成立澳底保健站，實驗社區醫學，遺憾的是就在這時候，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不可思議的是，後來陳拱北的醫療安全構想並沒有被束之高閣，或是消失不見，而是逐步實現；台灣分別於1985年實施籌建醫療網計畫，以及1995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公共衛生先驅者的精神含著金湯匙出生的陳拱北，不但生活樸實，而且充滿慈悲，一生不斷為追求全民健康而努力。1973年，陳拱北曾以公共衛生先驅者的精神，勉勵成立不久的公共衛生系學生說：｢人生價值……（由）貢獻給國家、社會、人民的幸福、安全與健康多少來決定。｣因此，今日當我們緬懷陳拱北時，是否也要問問自己：有沒有｢為人民和與人民一起合作｣，努力解決人民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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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懷念「關島史懷哲」陳光明教授 從他身上學到許多神經內科的寶貴經驗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醫界典範」，介紹三位傑出的台大醫學院早年畢業的校友：兩位年輕醫學生採訪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教授；資深神經科醫師追思剛過世的「關島史懷哲」陳光明醫師；「永遠的陳拱北」這本書的兩位教授作者介紹這位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讓我們透過這幾篇文章，體會學醫之路可以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希望台灣有更多的有理想、有熱情、有愛心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醫學的領域。在90年代初期，認識了從關島來的陳教授夫婦。陳教授在台大時本來就是我父母和舅舅的舊識，當時林口長庚的朱迺欣主任也曾經邀請他到科內來演講交流，因此1991年剛升上主治醫師的我，才開始和這位前輩有了來往。在這之前，只有從人手一冊的「圖解臨床神經檢查學」書上，得知編著者陳光明教授的名字。後來也知道他把這本書的版稅收入，全數捐給了台灣神經學會。當年鄭紹沂醫師離職後，林口長庚神內的肌電圖室無人負責，而我正好對神經電學有興趣，因此就一腳踏進肌電圖的領域。當初也無人指導，就靠著自己摸索和技術員的幫忙，慢慢累積經驗，另外也在蒐集資訊，看有沒有比較適合的地方，可以讓我可以去進修做更進一步的學習。當陳教授得知我對肌電圖有興趣後，在1993年的某一天，他忽然從關島致電告知我說梅育診所，Mayo Clinic 有一組人要到關島做一週的Guam ALS-Parkinsonism-Dementia Complex的肌電圖追蹤研究，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參加觀摩，機會難得，我當然是欣然前往。陳教授曾經在Mayo Clinic 接受過完整的神經內科Neurology訓練，而且因為在關島照顧ALS-dementia-Parkinsonism 的病患，和美國國家衛生院NIH與Mayo Clinic都一直有合作研究的關係。我到了關島，拜會了Mayo Clinic肌電圖室主任Dr. William J. Litchy領軍團隊，包括醫師和技術員，日本也有一位年輕醫師來一起觀摩，就在陳教授的「帶路」（因為都是他的病人）之下，一行人每天就是搭車跑遍關島，挨家挨戶的去病患家中探訪並做神經傳導和肌電圖的檢查。陳教授還透露一個歷史，說以前最早Dr. Kurland 和Dr. Lambert 來關島研究時，他們是坐牛車去探訪病患、他還有保留照片為證，照片裡面就是他們幾個戴斗笠，抱個肌電圖儀器坐在水牛車上，這真的是醫學史上一筆很奇特的紀錄。關島現在是美國的領地，他們對這些病患的照顧相當不錯，病患在家中或療養院中都非常清爽乾淨，我們還看到一位氣切使用呼吸器的病患，拉了一條繩子，利用僅剩能動的腳趾來操作掛在頭頂上搧風的蒲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關島對美國中北部Minnesota來的醫護人員來說簡直像個熱帶天堂，每個人對這趟遠行的興奮之情都溢於言表，不過他們都非常敬業，每天都7點半準時會合出發，中午也不怎麼休息，整天都在探訪病人並施予肌電圖檢查。只有到了傍晚工作告一段落後，才會去泡泡海水吃個飯喝喝啤酒放鬆一下。他們唯一不太習慣的就是濕度太高，覺得身體怎麼都油膩膩的，這也難怪，在Minnesota Rochester那邊的濕度，一般都只有30%而已，關島日常濕度比台灣還高，幾乎都是90%以上。陳教授知道我在找地方進修，因此鼓勵我和Dr. Litchy多溝通一下，看有沒有機會去學習，因為Mayo Clinic的神經內科不僅是全美排名第一，也是肌電圖的發源地重鎮，如果能夠去進修，對我們的病人會有很大的幫助。一個禮拜的切磋觀摩下來，大家都相處得非常愉快，在討論之中，也是獲益良多。因為關島這邊陳教授出動關島大學和他自己診所的人力物力支援，把一切都安排的好好的，Dr. Litchy他們非常感謝。技術員的leader Lavon還說，太驚訝了，沒有想到這裡居然還有這麼多的支援。行程要結束之時，我就請教Dr. Litchy，問有沒有機會去他那邊進修，他說可以啊，只是外國人如果沒有美國醫師執照，只能在旁邊看，不能動手幫病人做檢查。我告知在當兵服役時候有考試通過兩階段的美國外國醫師考試FMGEMS，他說這樣應該是可以了，我補充說長庚醫院會給我經濟支援，他說這樣更沒有問題。Mayo Clinic的醫師進修可以有幾種方式，一是三個月的visiting clinician （訪問醫師），純粹是觀摩性質，二是一年的clinical fellow（臨床研究員），主要是次專科的訓練，三是research fellow，在實驗室做實驗或資料整理，不用接觸病患，時間可以一年以上。做clinical fellow 因為會接觸病患，外國人必須有ECFMG、FMGEMS，或 USMLE的資格才可以。其他兩種就不用這些考試資格。我的目標就是去當一年的肌電圖clinical fellow。關島之行結束後我就開始做一些出國進修的準備，包括向醫院申請經費。隔年1994年去參加美國神經學年會AAN在華盛頓舉行，除了和Dr. Litchy再度碰面外，陳教授還專程帶我去拜見Mayo的神經內科主任Dr. Jasper Daube，當面遊說他一定要收我這個學生。Dr. Daube 是Dr. Edward Lambert 的學生，Dr. Litchy 的老師，也是前任的肌電圖室主任，肌電圖大師級人物一脈相承。和Dr. Daube初次見面，大家都先講一些客套話，陳教授因為和他本來就是舊識，看起來比我還急，一直催促他一定要收，害我有點不好意思。陳教授和他說了很多，說台灣很需要肌電圖的技術，學成歸國會大大的造福我國的病人等等等。只見Dr. Daube一直在微笑點頭，看著我也沒說好或不好。我當時心裡還在想，這會不會全部是一場空？不過幸好，後來Dr. Litchy就跟我說，十月就可以來了。在補足相關文件時，陳教授還幫我寫了一封推薦信。華盛頓AAN會後，陳教授還帶我去美國衛生研究院NIH去拜訪一些一起做研究的學者老朋友，他們閒聊對高漲的「動物權」非常不滿，一些故事聽起來簡直像是笑話。在愛護動物人士的策動下，美國國會已經立法，做動物實驗如果有虐待動物的情事是會被罰款和坐牢，這種法律對醫學研究人員形成了一個不小的心理壓力。萬分感謝陳教授的大力幫助，讓我1994到1996在Mayo Clinic完成了一年的肌電圖clinical fellow和三個月的自主神經research fellow訓練。亦師亦友，良師益友，真的是感謝再感謝。1998年再度到關島，參加陳教授主辦的Guam ALS-Parkinsonism-Dementia Complex研討會，結論就是這個很顯然和環境有關係的怪病快消失了。當關島被美國統治，原住民查莫洛人的飲食習慣被美國化以後，該病就逐年累月的減少。依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菲律賓人移民關島，也會得此病。查莫洛人移居美國，就不會得到這個病。經美國日本等多方研究，被討論引發的可能因素包括當地的蘇鐵麵包樹，或陳教授傾向主張的鋁製鍋具等等，但還是沒有一定的結論。2005年以後，就沒有新的病例發生了。那次會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有一天大會忽然宣布說柯林頓總統要來關島視察訪問，說有歡迎會，結果陳教授說，只有柯林頓來他不會去了，如果是露文斯基小姐來，他一定去。關島的神經內科醫師很少，確實數字我不記得了，應該是少於五位，因此陳教授除了在自己的診所服務當地病患以外，也在關島醫院兼職，常常on call被會診，也有急診。我去拜訪他的診所的時候，看過他在接電話接受會診，甚至還需要開車到醫院去看病人。病患幾乎都是查莫洛人，年紀比較大的，陳教授都用查莫洛語和他們溝通，原來他也會查莫洛語，我除了只會一句問候語其他的都聽不懂。遇到比較不好溝通（非語言問題）的病患，陳教授也都有耐心和他們說明，非常心平氣和。病患離開後，我問他：「那個是來亂的嗎？」他半開玩笑的說：「他們是我們台灣人說的『南洋番仔』，不要去計較。」所以算一下陳教授會台、英、日、查莫洛、中五種語言，從他身上，我算是也體會到那種書上看到很古老醫生對病人「視病猶親」感覺，有人稱呼陳教授為「關島史懷哲」，絕對不是溢美之詞。2017年蔡英文總統訪問關島時，關島的副總督還特別向她報告說他從小就是陳教授在幫他看病的，十分感謝。陳教授的診所人滿為患，陳太太江榮女女士也都在裡面幫忙，還提供腦波和肌電圖的服務，我有次還碰到一個中國來的女醫師在那裡學做肌電圖，接受陳教授的指導。陳教授最初到關島就是為了研究Guam ALS-Dementia-Parkinsonism這個疾病，後來在關島定居，行醫將近50年，除了繁忙的臨床工作，學術研究也未間斷，一直都和美國日本的研究單位保持合作關係，共發表了79篇相關論文著作。陳教授對關島的服務，是全面性的，有一次連我也幫上忙，他拜託我護送陪伴一位意外頭部受傷腦出血開完刀的台灣漁民回國，搭機時我和那位病患都被西北航空升級坐頭等艙，那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坐頭等艙。陳教授送了我一本「The final days of my Mother」(中文譯本「寸草心」，林信男、賴其萬二位醫師合譯)，他用專科醫師和照護子女的雙重角度，鉅細靡遺的詳細紀錄了他和夫人親手一起照顧年邁失智母親人生最後將近4年的疾病過程和自己的心路歷程，除了提供最真實寶貴的醫學紀錄，字裡行間展現的真誠、孝心和耐心，令人萬分動容。陳教授於2020年6月19日以差7天90歲的高齡於睡夢中在家中嗑然逝世與世長辭。他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他高大的身影和溫暖的笑容，卻還是無時無刻不斷的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一個真正偉大的人，其實都很平凡，自自然然，就如蔡同榮博士所言：「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就要用生命來拼。不計毀譽、無視成敗、盡己之力，陳教授的一生，讓我們看到一個榜樣，面對艱難的人生，來自家庭、事業、社會、甚至國家不斷的挑戰，而能夠以豁達的胸襟，無懼無悔、不卑不亢，有時候還會幽默一下，以不斷的積極努力，克服壓力勇敢面對，終於能夠利己利人、發光發熱，讓自己有限的人生，發揮了無限的最大價值。謹以此文，紀念令人敬佩的了不起關島史懷哲，陳光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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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採訪李明亮教授 求學經歷分享，在從醫的路上從未停止學習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醫界典範」，介紹三位傑出的台大醫學院早年畢業的校友：兩位年輕醫學生採訪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教授；資深神經科醫師追思剛過世的「關島史懷哲」陳光明醫師；「永遠的陳拱北」這本書的兩位教授作者介紹這位台灣公共衛生的先驅。讓我們透過這幾篇文章，體會學醫之路可以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希望台灣有更多的有理想、有熱情、有愛心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醫學的領域。醫界能人強者不勝其數，入寶山習醫三年以來，若說是從川河見識到江海，這次有幸拜訪李明亮教授，才領略到真正的大洋。當年，甫入台大醫科，懵懵懂懂地在台下聽著前院長謝博生教授說道：台大醫學系以「培育良醫、服務社會、領導醫界、貢獻人類」為教育目標，難以想像渺小如我何德何能？然而，前輩中有偉大如李明亮教授，確為有德有能者，其學問、研究、行政、臨床等皆出群拔萃，曾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行政院衛生署署長、國光生技董事長，為台灣尤其醫學、教育領域貢獻良多。李明亮教授生於台南歸仁，與我同為南部囝仔，慣說台語，那熟悉的語腔讓我彷彿還能看到當年逃學去旁聽、逃課去做實驗的好小子，靈魂未老、堅勁未減，求知的熱情在八十四歲的教授身上只有越燒越烈，追逐知識對教授只不過是現在式與未來式的差別，他就是個從未停止學習的人。談起在台大醫學系的求學經歷，教授認為，他們那一代是「Pachinko」時代。台灣的醫學生就像一顆顆小鋼珠，每個人的起點都差不多，有些人落到最容易掉進的洞裡，平平凡凡地過一生，有些人運氣不錯，掉進比較好的洞，有了些成就，李教授便是其中一個。大學時期，教授就已發表四篇論文，並因其中關於DNA的研究，申請到Duke University小兒科實習，隨後因緣際會進入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實驗室，後來更申請成為Johns Hopkins研究員。李教授謙遜地表示，他的人生是由一連串「偶然」造成——大學時偶然猜想DNA是細胞受外力死亡的關鍵，就猜個正著；接待外賓時，和Brian Hartley相談甚歡，意外獲得進入實驗室的機會；二十年前短暫回台擔任客座教授，竟成為二十年後受學生引薦，擔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的契機。李教授的求學過程看似一連串幸運，但絕不是僅憑幸運，而是他能察覺到「偶然中的必然」，緊緊抓住每一個關鍵機會。若非持續學習遺傳學知識，他無從獲得DNA是細胞生存關鍵的靈感；若非立即著手相關實驗，他無從發表影響一生的論文；若非長期對DNA的興趣與研究，他無從和Brian Hartly相談甚歡；若非主動拜見臨床遺傳醫學祖師爺Victor McKusick，他無從進入Johns Hopkins，並遇見這位最重要的mentor。當『必然』出現，你必須要緊緊抓住，想好如何開拓，否則機會就流過了，你根本不會意識到！」李教授堅定地說。那麼我們究竟該抱著什麼樣的態度學習呢？李教授不斷強調：多讀書、多思考，了解得透徹，方能更快速地學習新知。就如同「錢滾錢」，學問也會賺學問，這就是為什麼同一場演講，博學多聞的人會學得比他人更多。教授也建議我們能夠找到一門自己有興趣的基礎科學並精熟之，未來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用這一套思維去剖析。教授認為學習的另一大關鍵是mentor——一位能引領你去思考和學習、願意幫助你、指引你並永遠關心著你的人，中文可譯為良師益友。李教授曾說，年輕時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沒有找到一位好的mentor，導致很多事情都只能靠自己摸索、犯錯、繞遠路。「如果當初有一位好的mentor，現在我的發展會很不一樣。」到美國後，李教授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mentor——Victor McKusick教授，不但在Johns Hopkins時期，給他許多指引，更幫助他爭取到New Jersey的職位，甚至在他離開Johns Hopkins後仍一直關心著他。鑑於mentor之重要性，李教授建議年輕學子，若對某領域感興趣，可以主動多向該領域的老師請教，就可能遇見影響自己一生的貴人。當然，向老師請教不只是拋出問題，對於要和老師討論的內容先有充分認識和準備，才有深入交流的可能。李教授學習生涯夜以繼日鑽研學問，相對近年，大學生活越趨多元，學生們有豐富的課內外事務可參與，教授樂見學生廣泛參與社團、營隊、活動籌辦等，「這些經驗將來都是你的資產，別人搶不走。」課內、課外、感情等時間分配沒有一定準則，端看這些選項對你而言有多重要。課外興趣的發展可以用於調劑忙碌的生活，李教授就有兩個研究頗深的興趣－－古典音樂和郵學。李教授自小學習小提琴及大提琴，大學曾加入台大交響以及杏林弦樂團，出社會後雖沒有繼續學習，從教授提及古典音樂時的自信神情，就可以知道他對古典音樂的鍾愛！另一個興趣則是年輕一輩比較少接觸的郵學，李教授曾分析郵票上的化學物質，撰有《台灣民主國郵票及郵史》一書，在國際郵學界獲獎無數。這一路走來，看似一帆風順、從容飽滿，實則是李教授披荊斬棘、開疆拓土而來。高三那年夏天，保送台大的他也曾因被家人說服而妥協，將最有興趣的哲學系排至醫學系之後；在台大醫學系這幾年，他也曾茫然，翹掉幾門系定必修，溜到外系課程旁聽；實驗室時期，他也曾冒險，在無防護措施、無師長指引下，獨自操作鈷六十；甚至出國研究後，他也曾退縮，看似簡單的幾個實驗步驟屢試屢敗，最終在師長建議下知難而退。妥協、茫然、冒險、退縮，這不也是在我們青春裡錯落的踉蹌嗎？我們不也都曾在不同社會角色間妥協、在模糊不清的未來前茫然、在無知衝動下魯莽、在困難與挑戰前退縮？李教授妥協，但他並不割捨，在挖掘醫學研究樂趣的同時仍持續接觸哲學，驕傲地說自己「眼睛從沒離開過哲學」；李教授茫然，但他並不頹喪，積極尋找符合自身興趣的外系課程，追求心之所向；李教授冒險，但他並不魯莽，他清楚自己為甚麼而冒險、又想冒險到甚麼地方，很幸運地得到了成果且毫髮無傷；李教授退縮，但他並不放棄，當年沒做成的題目他至今仍念念不忘，經常思考著可能的解答。是啊，我們都曾妥協、曾茫然、曾冒險、曾退縮，但你割捨了嗎？頹喪了嗎？魯莽了嗎？放棄了嗎？李教授沒有，他仍樂觀、積極、謹慎、堅定地走在這條路上。如果能回到六十多年前，想對剛進台大醫學系的自己說些什麼？李教授說他會給自己兩個忠告：第一，找到自己的mentor；第二，好好看書，不要亂看，要看出發展趨勢的苗頭所在。他始終相信，如果年輕時能有一位mentor引導他前進，整個人生的路途都會很不一樣。他又提醒，學問必須既廣且深，至今他仍覺得自己書讀得不夠，或者說不夠有效率，每個人的時間都有限，應該選擇效益最高的書好好研讀。訪談間，李教授不斷強調自己走的是一條「異常」的路－－花太多時間在研究上，並非典型、未必會成功，不建議我們完全效仿。然而，在這非典型卻傳奇的一生中，很多道理都通用各處、值得學習。年輕醫學生的好奇和青澀似乎正是教授話匣子命定的鑰匙，裡頭裝滿各樣珍品，每一件都值得賞玩，教授要我們找到人生導師、要我們多問多學、要我們把握機會、要我們花時間了解病人……，重點之多，畫起螢光筆恐怕五光十色，我只知道，在教授一生無盡的偶然與必然間，他已經從一顆小鋼珠，淬煉成璀璨的鑽石，此夜如獲至寶，無價能及。李明亮教授幾年前曾出過一本書《輕舟已過萬重山》，此時雲深不知處的我，好比汪洋中的一條船，雖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在邁向偉大的航道，但我誠摯地感謝大我六十二屆的資深學長李明亮教授，樂意用寶貴的四個小時領我一程，願未來的我能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時，思量教授當晚諄諄教誨，方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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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平台一周年——介紹「醫生」這幅名畫
【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曾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刊載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娓娓道出病人所受到的委屈，想不到因此引起一位關心這議題的學者霍教授幾個月後的回應，因此我們再度以「醫病關係」為主題，除了刊登這篇回應以外，也登載一位醫學生最近在門診實習後分享他對「醫病溝通」的深度反思，同時也轉載醫病平台一周年時，於「民報」所發表的「介紹『醫生』這幅名畫」。希望這星期透過這三篇由不同角度探討醫病關係，可以使大家對這重要的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醫病平台」從去年六月一日開始，除了農曆過年休假一週以外，一直都按時出刊，每星期二刊載醫界人士撰寫有關他們行醫的經驗與想法，而每星期五社會人士抒發他們生病就醫的心得，希望透過這些作者表達醫病各方的感情、意見，雙方能更深入的彼此瞭解，而達到醫病和諧的「美麗新世界」。在這「醫病平台」一週年的日子，我們除了感謝「民報」開闢這園地，使醫病雙方能因為了解、溝通而減少誤會，並期待以互相尊重、信任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我們由衷感激作者們百忙中為我們撰稿，讀者們給我們鼓勵，並希望大家能幫忙這園地有更豐富的稿源與讀者，而繼續蓬勃發展。〈醫生〉名畫的醫病關懷今天我想在這醫病平台「周歲」的特別時刻，介紹一幅名為「醫生」(The Doctor)的名畫，與大家分享醫病之間的感人畫面 。這張圖是英國盧克·菲爾德斯爵士(Sir Luke Fildes)畫於1891年。 這張圖呈現的是一個非常破舊的貧窮人家裡，一位衣冠楚楚的醫生坐在椅子上，焦慮、專注地看著一位躺在兩張椅子拼揍成床的奄奄一息的小孩，而由旁邊的燈光依稀可以看出藥物以及備藥的碗缽，顯示出醫生可能剛做了診斷，讓小孩服了藥，而正殷切地看著小孩，期待他會慢慢醒來。由畫面的燈火可以看出這發生在夜間，但是從窗邊射進來的光顯示出可能是快要黎明，在黑暗的背影中，可以看出小孩的母親已經受不了壓力，而趴倒在桌上，而小孩的父親將左手搭在太太的肩膀，關懷之情不言而喻，但他的臉卻朝向醫生，迫切地希望由醫生的表情看出小孩有所起色。這幅畫生動地勾畫出醫生全神貫注關懷病人以及家屬殷切盼望奇蹟出現的感人鏡頭，而更讓人感受到清晰對比的，是醫生的西裝筆挺與窮苦人家的家徒四壁，刻劃一位高貴醫生深夜造訪貧苦人家，而不知東方之既白。人文醫學大師史丹福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亞伯拉罕‧佛吉思醫師(Dr. Abraham Verghese)曾經在其演講中，點出這畫最不尋常的地方是，在這畫裡，醫生根本沒有與小孩有直接的接觸，而是全神貫注地看著他正在照顧的小孩的「整個身體」，而沒有畫出利用聽診器或任何儀器，檢查病人的某一部分，而這正是我們今日所說的「全人照顧」的最高境界。透過佛吉思教授畫龍點睛的註解，使我對這張圖的瞭解更上一層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畫家盧克·菲爾德斯的背景以及這幅畫的由來。他童年由祖母扶養長大，而她長年關懷社會貧富差距的不平，深深影響這位畫家對這方面的敏感度。他經常描繪飢寒交迫、流落倫敦街頭的窮苦人家，而引起當時社會的注意。這張圖是應一位在加勒比亞經營糖業致富的亨利·泰特(Henry Tate)的委託而做。泰特本身非常喜好藝術品，他對這位畫家過去所畫的種種民間疾苦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筆下畫出的窮人、寡婦，深深打動了泰特的心。由文獻所呈現的資料看來，當他委託菲爾德斯作畫時，並沒有特別指明他所希望的畫作內容，只希望他能以畫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而菲爾德斯因其長子得病以後，受到醫生的諸多關懷照顧，後來雖然兒子無法戰勝病魔，但他對醫生一直心存感激，因此就利用這機會，在畫布上宣洩出深藏心中多年的誠摯感恩。蘊含醫學人文精神的佳作這張圖自從蒐集到倫敦「泰特博物館」以來，歷經博物館館藏藝術品多次的輪換，但「醫生」這張圖卻一直到目前還都沒有被換過。1996年當我還執教於美國大學醫學院時，曾到倫敦半年的教授進修，也曾到過這博物館（當時稱「泰特畫廊」），但很遺憾地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名畫，而錯過了機會。兩年前我利用訪問劍橋大學之便，離英之前專誠到倫敦泰晤士河畔的Tate Britain（目前這博物館的正式英文名稱是「英國泰特」），以朝聖之心親睹這幅名畫時，心中有說不出的震撼。還有值得一提的是，這幅名畫對台灣熱心於醫學人文教育的老師並不陌生，因為當2008年我們台灣12所醫學院校各推薦2位老師共同組成「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 MEH)時，我們想送給每位團員一個保溫杯做紀念品，當時我們想找一張最能代表醫學人文關懷的圖片來包裝這保溫杯，而MEH的靈魂人物張燕娣醫師及時地找到了「醫生」這張圖，而贏得大家的激賞。對我而言，這張圖最重要的意義是「醫生的存在帶給病人與家屬最大的希望」，而這也正是「醫病平台」的願景，希望有一天我們的醫生都可以在台灣的社會朔造出這樣的形象。（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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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新手談「醫病溝通」藉由醫病關係的建立 幫助病人更省力達到理想生活
【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曾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刊載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娓娓道出病人所受到的委屈，想不到因此引起一位關心這議題的學者霍教授幾個月後的回應，因此我們再度以「醫病關係」為主題，除了刊登這篇回應以外，也登載一位醫學生最近在門診實習後分享他對「醫病溝通」的深度反思，同時也轉載醫病平台一周年時，於「民報」所發表的「介紹『醫生』這幅名畫」。希望這星期透過這三篇由不同角度探討醫病關係，可以使大家對這重要的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臨床實習有個重要的環節就是跟著醫師看門診，在門診中可以看到許多疾病初期的表現，以及學習醫師如何跟病人解釋病情及討論治療計畫。在跟過不少老師的門診之後我自己也開始思考，有一天我會有自己的門診，我應該要怎麼樣面對病人？這其實真的是一門藝術，有些醫生對病人非常兇，非常專斷，但是他可以很有效率的幫病人作決定，降低病人做出對自己不利決策的可能，但是這種「父權主義」（paternalism）」在現今強調病人自主及共享決策的社會已經漸漸不受到認同，但是在門診那樣短短的時間要如何在體諒病人情緒的同時，盡可能地將重要的醫學資訊傳達，然後幫助病人做出最好的決策，這是非常困難的。這讓我想到Eric Fromm非常有名的一本書「逃避自由」，裡面提到：「因為個體相信透過權威的秩序或是經由權威管理，可以取消自由選擇的內心衝突，以減緩本體上的焦慮不安。個體透過納入自動性機械模仿的團體規範，以減除自由選擇的焦慮，或生成群眾服從的新權威主義代理人模式，以逃避自由的不確定感，或是透過自我貶抑的低度自尊與自我詆毀的方式來逃避自由。」在我們不斷強調「自由」跟「病人自主」的同時，我們很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恐懼，那個恐懼就是「自由」本身，我們藉由提供了病人「自由」反而更加創造了他們轉而依賴權威的驅力。醫生都自認為已經完整的解釋了各項方案的利弊，但是病人真的了解嗎？病人真的有辦法作決定嗎？我們要怎麼消除病人忍不住想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權威的衝動（不管是神、懂醫學的親戚或是醫生）？我自己的答案是在給予任何所謂的「自由」之前，非常關鍵的一步是要先營造出一個沒有顯著權力落差的溝通環境，醫生的確擁有較多專業知識，但病人擁有自己身體至高的自主權，在這樣的關係之下最理想的互動應該像是同事或夥伴一樣，彼此協助完成一個目標。要創造出這樣的氛圍（ambience）可以從兩個方向著手，第一個是「賦權」（empowerment），這件事在東方社會尤其困難，我們的文化崇尚團體，崇尚「為了家奉獻」，我們把個人權益擺在很後面，在這樣的文化框架下面病人看似自己做的決定，真的是對病人自己好嗎？在我們沒有完全的讓病人覺得被賦予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力之前，我自己覺得交付任何選擇給他們都是不負責任的。但是這樣的賦權非常困難，我們要怎麼樣真的讓病人知道他道德跟實務上都有責任、有權力作一個完全對自己著想的決定呢？我自己也沒有很好的答案。第二個方向是「資訊的不平等」，只要有任何的未知就會創造出不確定感，而人類最討厭不確定與未知的事物，因此人們常常會想要保持現狀，因為現狀對我們來說是最熟悉的。我常常覺得醫生花了非常多時間解釋疾病跟治療的利弊，但是很少很少有醫生問病人一個簡單的問題：「您能不能跟我重述一遍我剛剛跟您講的話？」或是「您可不可以跟我說說看，如果您回去要轉達我剛剛講的給您的家人聽，您要怎麼說？」我自己在跟幾個病人解釋過以後都試著問了這個問題，結局是我發現病人真的能夠理解的頂多就是五六成（而我們往往以為病人說他們聽懂了就是八九成懂了）。對於學習來說，真正理解一個觀念的判準並不是選擇題會選或是老師問有沒有問題說沒有，而是能夠用自己的話轉達給別人聽，或是把另外一個人教懂。我們太習慣跟醫學專業，或是學測指考非常高分的人相處，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語言跟一般人相去多遠，不過當我真的聽到病人重述了自己的理解之後，我就比較能知道他們的理解與背景知識，讓我能夠進一步的補充，或是根據他的回應想一個比較能夠契合他們生活的例子。坦白說以上這兩點真正能夠構築出有意義的醫病互動關係的要件在門診的條件之下非常困難，醫生可能也沒有足夠的誘因與時間去訓練自己怎麼樣把一個困難的疾病解釋到一個小學生都能聽得懂，如果成為一個獨立的醫師之後，我自覺可以勉力做到的就只有一小部分的賦權了，我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向病人傳達出我是來幫忙的，而病人握有他生命、身體、及生活的最終決定權，我的職責就是當個顧問，建議他如果要達成這樣的目標，站在我的角度我覺得怎麼作比較好。曾經我覺得醫生是個「修復者(fixer) 」，藉由權威跟專業知識將病人「推向正軌」，後來我覺得醫生是個「療傷者(healer) 」，藉由醫病關係的建立，療癒病人，但漸漸的我覺得醫生可能就只是個「推進者 (facilitator) 」，藉由我們的幫忙，讓病人能夠更舒服、更省力的到達他理想的生活，僅此而已，而光把這件事情做好我認為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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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關係的異化 能否多一點點的同理心
本篇回應醫病平台／希望日記——能否多一點點的同理心【編者按】今年四月我們曾以「病人與醫師的由衷之言」為主題，刊載一位文字工作者由本身罹患癌症的經驗，娓娓道出病人所受到的委屈，想不到因此引起一位關心這議題的學者霍教授幾個月後的回應，因此我們再度以「醫病關係」為主題，除了刊登這篇回應以外，也登載一位醫學生最近在門診實習後分享他對「醫病溝通」的深度反思，同時也轉載醫病平台一周年時，於「民報」所發表的「介紹『醫生』這幅名畫」。希望這星期透過這三篇由不同角度探討醫病關係，可以使大家對這重要的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ur），在哪個工作上的位置都可能發生但面對的是一個人，而非「一塊肉」的醫護人員的勞動異化所產生的殺傷力，在「勞動現場」上特別原始、赤裸和殘酷。每個人，理論上，都該對自己的勞動狀態及因勞動而產生影響的社會關係有所警覺。但警覺之後又如何？通向哪裡？尤其西方國家的醫療人員常見的罷工，在戰後的台灣社會簡直如鳳毛鱗角般地太罕見。忽然想起在法國的尋常看診經驗一般人最常看的是一般科醫師（médecin généraliste）的診所；應該就是台灣的家醫科。進入診所時，通常室內會有一個獨立的候診區，裡面有書報雜誌或兒童玩具，大家安靜等待，印象中從未看過有發出嘈雜聲音的電視設備。待輪到的患者進入診療室時，醫生的桌上常會擺著一缽或一罐使醫病關係輕鬆些的糖果。在醫生聽完患者敘述病情後，展開診療過程，之後在開藥寫藥單時，醫生就會一邊解說為何開這個藥，對治什麼問題，怎麼服用（所以時間累積下來，普通患者也累積了不少醫藥常識）。待診療結束，患者起身時，醫生也同時會起身，將患者送到診療室門口，打開門前，醫生會親切地和患者握手道別，有時也會講幾句安慰、勉勵的話。整個過程，不急不徐地，互為主體地「有—人—性」。但這種勞動狀態，在法國似乎也不只是在醫療現場。現在回想起來，舉凡從買高鐵車票、辦理居留證、上超市排隊結帳、電信公司或郵局排隊辦事、上銀行等等，只要事先已約好的工作約會，就算等候的人再多，輪到你時，通常都不會以「為了快速消化眼前個案以讓下一個個案快速繼續被消化」的方式進行，而是以「辦好這件事」的正常速度，讓剛剛可能等了很久的人得到滿意的對待。法國最被詬病的缺乏效率的官僚行政文化，可能也因非以營利為首的市場化，而較少發生囫圇吞棗、氣急敗壞、草率行事的狀況。但過猶不及，法國的問題是在另一種極端上，這裡就先不說了。台灣的健保制度美意，建立在醫療人員的血汗上。雖然去年住院醫師已被納入勞基法，一週連續工作時數不能超過28小時，但台灣沉痾已久的血汗醫療文化非經立法即可收立竿見影之效，還需要在整個勞動結構上做出大調整，路猶長。當一個醫護人員壓力大到連一句尋常問候或安慰病患的話都完全擠不出來，或已忘記患者跟自己一樣也是「一個人」，而把躺在病床上的對象看作「一塊肉」、「一件工作對象物」時，台灣醫療很「進步」這種讚譽，恐怕得跳開來，好好想想什麼是「進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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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後疫苗時代的疫苗策略：我們準備好了嗎?
【編者按】這星期以「醫療的不平等」為主題，由三位小兒科資深主治醫師由不同角度闡述台灣目前兒童醫療整體資源流失和區域不平衡的危機，呼籲政府在全民健保給付改革的過程中，重視保護兒童保健預防與醫療的優先順位。這次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導致無數生命財產的損失。國人與各國民眾都生活在這個傳染病的恐懼之中。現在疫情進入中場時段，各國無不全力開發有效的治療以及更重要的「 疫苗 」。各國專家以及我們的疾管署也明白疫苗對於解除邊境管制的重要性。其實在過去數十年中，疫苗的推廣幫助了無數的台灣人。大家都知道B型肝炎是我們的國病。但是自從民國73年全面幫新生兒施打B型肝炎疫苗後，台灣的肝炎就逐漸減少。再過幾年，肝癌、肝硬化等也會進一步地減少。這對於國人的健康促進，非常重要。十多年前，我剛開始當兒科醫師的時候，有不少孩子都是因為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而住院。甚至有好幾位孩子因為肺炎鏈球菌的感染而失去性命。然而自從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問世之後，孩子的感染就大幅下降。甚至是年長者的肺炎也跟著減少了。一支疫苗，保護的是整個家庭。依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規定，預防接種不列入保險給付範圍。但是以往公務預算也不支持預防接種所需之各種費用（專業人員的接種技術、針筒棉花消毒酒精等耗材費用、專業又昂貴的疫苗冰箱等等）。所以過去二十多年來，負責預防接種的各單位如：醫院、診所等等，全部都是自行吸收這些高昂的成本。直到三年前(民國106年)，衛福部才開始由菸捐等非常規歲入成立的疫苗基金，補助微薄的「接種處置費」。根據108年6月疾病管制署「充實國家疫苗基金及促進國民免疫力」報告書所揭露的資料：「疫苗接種是國際公認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衛生投資作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評估，花費1美元於疫苗，平均可節省7至20美元後續醫療支出；而疫苗對國民免疫力的長期維護與促進成效，端賴接種政策的持續與擴增。」然而，公務預算對於疫苗的支持，是嚴重不足的。根據同一份報告書所言：「疫苗基金於99年成立，然而公務預算，均未能依第一期核定原則，補助疫苗經費需求之60%，造成疫苗政策推動延遲。」 「如以107年疫苗接種所需經費三十一億為基準估算，公務預算補助60%經費應核予十八億元。而107年公務預算實際補助疫苗基金之額度七億三千萬元，僅佔疫苗需求經費之23.3%。」我檢視了疫苗基金108年度與109年度的預算書。這兩年都入不敷出。108年預算短絀九億一千萬元，109 年預算短絀五億五千萬元。到了109年末，預算書估計，期末基金餘額將只會剩下九千三百多萬元！肺炎疫情提醒了全球政府疫苗在防疫上的重要性。為了不要讓防疫優等生的台灣輸在下半場，希望我們引以為傲的「防疫國家隊」，可以注意到現行疫苗政策的缺漏之處，進而改進我國疫苗的研發、接種等制度。這的確是「會做事」的政府不容拖延的當務之急。兒童的預防接種，其實不只是打針，是全人健康照顧。孩子的表達能力多半都還不成熟，因此孩子的生長、發育、發展都仰賴周邊成人的仔細觀察與評估。然而在少子化與核心家庭化下的影響下，孩子身邊往往缺乏豐富育兒經驗的成人，可以發現孩子的「 小問題」。有時候都要等到孩子已經出現明顯狀況、或發展落後了，才被帶至兒科醫師處就醫。台灣已經嚴重少子化了，我們更要珍惜每一個孩子成長的機會，儘早發現問題，做好「超前部署」。零至六歲是孩子生長發育的黃金期。這段時間孩子共有十八隻公費常規疫苗需要注射。另外每年的冬天也需要注射流感疫苗保護孩子的健康，重視孩子的家長都會準時帶孩子來接種疫苗。其實這是一個幫助孩子與家長的好機會。以我為例，家長經常在門診詢問我孩子的發展、身高、體重、偏挑食問題、情緒問題、溝通問題等等。同時家長也很關心疫苗注射的必要性與可能的副作用、應注意事項。對孩子好好的評估，對家長仔細的解釋，絕對是可以幫助孩子與家長，同時做好防疫與健康促進。然而，過去數十年，政府對於疫苗的接種，似乎抱著一個得過且過的態度。不僅要求接種單位自備專業人力、自備專用昂貴的疫苗冰箱、不斷電系統、自備各種耗材。數十年如一日。好像給了疫苗，這支針就會自己打到孩子身上一樣，非常的不合理。三四年前，才開始有了一筆「疫苗注射處置費」，是接種人員的技術費與耗材成本，並無疫苗諮詢、兒童評估與健康促進的預算。如果國家認為打疫苗，就只是打疫苗，不需要去評估孩子、協助家長，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依前述疫苗基金短絀的情況，現行的公務預算顯然無法支應疫苗接種時的全人照顧需求。也許有人認為，零到七歲之間有七次「預防保健」可以協助孩子，但這並不符合臨床的現況。特別是二到三歲間這一年，只有預防保健一次，三到七歲的四年之間的孩子，也只有評估一次的額度，這真的是嚴重的不足。如果政府真的認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那麼請幫每一個孩子都有足夠的機會讓專業的人員評估。早期發現問題，早期處置。因此，建議善用疫苗接種的時機，用足夠的公務預算來支持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每一次疫苗接種時，孩子都能獲得專業評估與諮詢的機會，讓每個孩子都能長得更好，厚植未來的國力。這才是物超所值的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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