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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05 焦點.生死議題

  拔管的決定：輪到自己時「放手」談何容易！一位神經科醫師的艱難抉擇與成全

  「能不能拔管，讓親人安然離去？」，對於親人有插管的家屬而言，是很兩難的課題。重症名醫陳志金在臉書粉專「ICU醫生陳志金」分享與一位病患家屬的經歷。這位病患的兒子是位神經科醫師，面對母親瀕臨死亡的困境，與主治醫師陳志金討論治療方案時，兒子果斷決定停止母親的升壓劑並同意拔管。雖然陳志金理性上同意這樣做是對的，但在情感上仍無法克服內心的不捨。而該位病患的兒子(神經科醫師)對病人負責任的態度跟責任感也值得佩服，即使是面對至親生命垂危，仍堅持完成所有的工作，才去見病危的母親。家屬也是醫師　同意主治醫師替媽媽拔管陳志金表示，該位病患家屬是位神經科醫師，而他的母親正在生死邊緣徘徊。「媽媽目前的腦幹反射都測不到，升壓劑停掉以後，血壓就會掉，可能很快就會心跳停止，但是，也有可能會再維持一段時間。」面對眼前的神經科醫師，即使他是專家，我還是一貫的說明，因為此刻的他，身份是家屬、是阿嬤的兒子。「升壓劑停掉，管子也一起拔掉。」家屬忍住淚水，說出這句話。陳志金停頓了一會，點點頭：「好的，我們來安排。」陳志金表示，很少看到這麼果斷決定的家屬，但是，因為他是專家，他很清楚，這樣的決定對媽媽是最好的決定，再維持下去，其實只是延長死亡，增加痛苦而已。「陳醫師，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家屬的淚水已經止不住了。「如果是我媽媽的話，我也會做跟你一樣的決定。」陳志金拍拍家屬的肩膀。陳志金表示，家屬作為專家，會知道這是最好的決定，但是情感上的不捨讓家屬猶豫不決。自己深刻理解家屬所肩負的責任，因為當所有家人都給予信任時，必須要做出最好的決定，這責任遠遠超過一位專家的責任。在至親命危的情況下 仍對病人有責任感在這樣的時刻，陳志金想給家屬最好的陪伴！特別安排專科護理師在家屬抵達時通知自己，讓自己能夠給予他適當的支持。雖然所有家人早上已經做了決定，家屬卻忙到中午才能趕過來，因為他要先完成早上的門診病人的付託。陳志金表示，非常佩服他對病人的責任感，即使在至親命危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忍住悲傷，先完成病人的付託。他清楚知道，母親能夠體諒，也會希望他這麼做。最終，家屬做出了最好的決定，停止升壓劑，讓母親能夠安詳離世。在母親節前夕，陳志金深刻體會到了作為醫護人員所肩負的責任，以及家屬所承受的痛苦。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希望能夠給所有的母親和家人，送上最深刻的祝福，並向所有醫護人員致敬，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放手，是最好的祝福與決定此篇貼文一發，引起大批民眾留言，有許多網友表示不捨，好希望能給家屬一個擁抱。「真是心疼！在最後的時刻仍然堅守工作崗位，把工作完成後才跟媽媽做最後的告別，媽媽一定也很以他為榮的」、「繼續看診，停升壓劑，拔管！這些都是好不容易的決定～真心佩服」、「在攸關生命的課題上，任何一項決定都是艱難與不捨」、「很感動！心有戚戚焉⋯⋯，因為我也經歷過這樣的情境！」、「醫生也是人，面對生離死別，也會徬惶無助」、「放手真的很難，如果還有時間，跟親人道謝、道愛、道別，至少心裡不要太多的遺憾」、「簽下DNR也是讓她可以不再痛苦的離開。」>>>延伸閱讀：生命自己做主 用DNR拒絕無效醫療也有網友分享自身的經歷：網友1：「我是牙醫師，去年，我也面臨類似的抉擇。站在加護病房的床邊，看著陷入深度昏迷，醒轉無望的母親，在把媽媽送醫的時候，壓根沒想到，這次她永遠不會再回家了。我知道母校的醫師學弟已經盡全力救治，但人力畢竟有其極限，而我自己空有一身學識，卻毫無用武之地，那種完全地茫然與無助，在那當下我與一個大字不識的文盲根本沒多大差別。我恨，我痛恨自己沒用，讀書學習那麼多，在關鍵時刻挽救不了最親的人。基於所學，我自己心裡也有數，拔管送她離開，是讓媽媽體面登出人生最好的方式。我知道我做的是對的，果決而不拖泥帶水，媽媽昏迷的隔天，與主治醫師討論過後，就決定三天後拔管，所有親戚、長輩、朋友都認同我的決定，也讚許我的勇敢，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我所承受比泰山還沈重的悲痛。」網友2：「身為護理人員，雖然我沒簽到DNR，但當自己母親已經從外院的ICU轉到躺在自己平時工作的急區時，腦袋真的是空白的，感謝當時正在工作的學姐特意出來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讓我好好哭了一場！」網友3：「我前陣子也第一次簽放棄急救這件事，雖然我是哭著簽，但是當急診醫生問我要不要幫爸爸插管，或是鼻胃管之類的，我都很果斷的說不要，電擊急救插管都不要，如果萬一怎麼了，就讓他自然乾淨的走，身上不要插任何管子，我也常常跟我爸聊這樣，最後我爸康復出院囉」網友4：「我也面臨過一樣的事，只是我們不知道可以拔管。在主動要求簽完放棄急救後，爸爸多躺了4.5天，因為管子也多被抽痰了4.5天。拍背真的沒什麼，抽痰對我跟媽媽來說是最直接的衝擊，每次抽痰爸爸的身體都在抽蓄，可能是神經反射的抽蓄，但在家屬看來就是很痛很痛的反抗。好在，我們沒有同意氣切，不然這個折磨不知道是折磨爸爸還是折磨家屬。我好謝謝當初的急診科醫生，謝謝他們願意跟我解釋爸爸的狀況。也希望跟陳醫生一樣好的醫生可以更多更多，幫助病人善終。從這之後，我跟家人都有共識，無論是誰面對這樣的狀況，都不要幫對方急救！」在醫療科技不斷進步的今天，當親人的生命走到盡頭，家屬面臨決定是否拔管而讓親人安然離去，對於有插管家屬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如果是你，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延伸閱讀：．癌逝妻子留下紙條！其中「一句話」讓人動容 每年做1件事不留遺憾．「最後一刻，我讓父母急救插管」諮商心理師：放下悔恨，有時我們的選擇不多．安寧之路─我們能為臨終病患做些什麼？責任編輯：陳學梅

• 2023-03-05 名人.林思偕

  林思偕／臨終之前 病歷之外

  從手寫病歷到電子病歷，我做醫院的「病歷審查員」很多年了。審閱許多病人最後一次住院的病歷。大部分是癌症末期，簽了DNR，在醫院走完最後一程。病人臨終前幾天，住院醫師失語了，主治醫師的教學紀錄空白了。到頭來，人生是一個放手的過程。與病人素未謀面，我在稀薄的文字中揣想：那猛然急墜的魂靈，破碎的家庭，無法實現的期約……醫師在病房門前徘徊，鼓足勇氣進去，空氣凝結，到了床邊，不知道要說什麼。家屬眼神落寞，鎖在各自的哀傷中。置物櫃上，散落祝福的卡片，花瓶中的花逐漸枯萎。醫師大都會壓抑死亡。淡化它，不張揚。查房時快速通過，沒有評論。病歷上沒有「病家觀點」的記載。我好奇在這樣的時刻，病人看到什麼，希望什麼。《罪與罰》的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27歲時曾被押到射擊隊前準備被槍決。在那幾分鐘之間，眼前的事物鮮活起來。他發現一道光束打在教堂的圓頂上，而他的人生一幕幕隨著那道光束流逝。他注意到獄友們臉上的表情，那英勇假面後的真切恐懼。他形容彼時：「時間變成無限寬廣，像巨大的寶藏……每分鐘都像一世紀那麼長，分秒都不能浪費，必須踏實地過 ……」最後一刻終於到來。住院醫師寫下：急救藥物的使用，維生系統的撤除，死亡時間的宣告。病人會不會感到孤獨？有沒有人握著病人的手，好好和他說再見？另一個俄國作家，契訶夫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突然大量咳血。妻子緊急喚來醫師診治。為了讓空氣進來，窗戶全打開了，但契訶夫仍不停地喘著，太陽穴浸滿了汗水。醫師為他注射樟腦，但沒有反應。正要派人去拿氧氣枕。「這有什麼用呢，醫師？」契訶夫用微弱的聲音抗議：「在它送來前，我早已經成為一具屍體了。」於是，醫師點了一瓶香檳。酒送來的時候，契訶夫轉向他的妻子，說：「我已經很久沒有喝香檳了。」 他把杯子裡的液體一飲而盡，躺下，轉向左側，慢慢停止了呼吸。一隻巨大的黑蛾從窗戶飛了進來，不停瘋狂地撞向燈泡，發出擾人的聲響。突然間，軟木塞從香檳酒瓶中彈出，泡沫隨之嘶嘶作響。黑蛾飛出窗外，鑽進悶熱的夜裡，一切歸於沉寂。黎明破曉時，契訶夫的妻子坐在那裡，凝視著丈夫的臉。沒有日常的喧囂，沒有人聲，只有平和而美麗，死亡的莊嚴和寧靜。臨終病人仍清醒的時刻，神經格外靈敏，他們咳嗽、腹瀉、關節痛、呼吸困難等各種不適症狀都會被放大。醫師應該積極處理。醫師也應該注意病人的心靈需求。想像自己爬進他的皮膚，在他的體內遊走，從他的觀點去思考，病人最後的想望是什麼。人終將一死。你可能隨時離去，或許是明天，或許是20年後，你猜不準。你的摯愛、親人、朋友也可能瞬間消失。你產生一種急迫感。開始珍視眼前的事物，為夢想訂下優先次序。聆聽和陪伴死亡，感受它的衝擊。勇敢的凝視它，用愛與關懷 ，把死亡變得從容，把它轉化為生機與活力。雖然疾病無法被治癒，我們總能做點什麼，撫慰傷痛，提供病人最終安詳美好的存在感。在病歷之外。責任編輯：辜子桓

• 2023-01-25 養生.人生智慧

  當家屬說「假如出事就不要救了」醫掙扎這種病人該不該救到底

  拒絕心肺復甦術或許，有的時候該思考的不是是否救得活，而是救活後，是否還能有尊嚴、有一定生活品質的活著。DNR，全名為Do-Not-Resuscitate，亦即「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思是說：當病人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時，而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經無法避免，依照病人或家屬的意願，在臨終或無生命徵象時，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包括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為等等；這些選項也不一定要全部放棄，有時候可以根據病人或家屬的特別需求考量—比如說部分病人不插管、不壓胸、不電擊，但是可以給予急救藥物注射，主要的目的在於避免無效醫療，讓病人走得有尊嚴、減少痛苦，而生者同時也可以感到安心。下午來了一台緊急手術，病人因為大腸腫瘤引起的腸阻塞，要來做一個造口，病人二十多歲，體重才三十公斤，看起來有唐氏症，同時合併智能障礙、發育不全，不會講話，生活無法自理，小時候因為先天性心臟病動過幾次手術。現在病人的心律不整正在發作，心電圖一下子從正常的心律跳到左束支傳導阻斷（Left bundle branch block），接著偶爾還會跳陣發性上心室心律不整（PSVT），如此不斷地轉換……不知道什麼原因，主要的照顧者是一位七十多歲的阿嬤，沒有看到病人的父母……我當時心中閃過好幾個念頭，這樣的小孩是被父母拋棄丟給阿嬤，還是父母為了工作賺取金錢養育這樣的孩子，所以不得不離開這個地方去北部工作？像這樣小孩被遺棄或是託付的故事，在我們這個鄉下地方不勝枚舉。假如手術中出事就不要救了因為這個病人發育不良，腸阻塞有可能會引起低血容性休克、離子不平衡、吸入性肺炎……而且他的心律不整正在發作，這樣的手術看起來就有點危險，都還沒開始麻醉，病人就已經快要往生的模樣。我想起我的學弟常常抱怨我說，我看麻醉前訪視的時候，都沒有在看，對高風險的病人，我同意書上什麼都沒有寫；我只會跟病人說：「當你睡著的時候，我會照顧你。」因為常常被抱怨，於是這一次我就想說，那我要來好好解釋麻醉風險，免得造成大家的困擾……於是我開始跟阿嬤講說，腸阻塞的病人最怕麻醉的時候嘔吐，併發吸入性肺炎，像他這樣有先天性心臟病、心律不整、發育不全，萬一發生吸入性肺炎，免不了插管去加護病房，最嚴重的狀態有可能會死亡；而且麻醉藥物會讓血壓降低，現在腸阻塞本身就有可能讓病人脫水，脫水之後離子不平衡，會讓他的心律不整惡化，隨時都有可能需要電擊跟壓胸，本來就有點智能不足，經過這次萬一發生腦部缺氧，中風變植物人都有可能……我一直講一直講，阿嬤一直聽一直聽，聽到後來，阿嬤突然打斷我說：「假如手術中出事了，那就不要救了……」我突然間一愣。手術室是一個開刀搶救生命的地方，在這裡圖的就是一個生命重新開始的機會，病人家屬說「不要救了」，這句話突然間讓我意會不過來，違反我平常的認知；接著我突然間明白了，阿嬤累了……儘管這個病人是二十多歲的年紀，不應該跟死亡扯上關係，但是在這個偏鄉、沒有多少資源的地方，阿嬤一個人跟他相處了二十多年，也該夠了……於是我進去開刀房之後，看到學弟正準備開始麻醉誘導，我就跟學弟說：「家屬說假如出事了就不要救了。」學弟聽到我這樣說也是一愣，接著開始反抗我說：不行耶！理論上拒絕心肺復甦要有兩個條件，疾病末期跟不可逆，手術過程中，無法排除麻醉藥的諸多因素的干擾，加上血壓低、離子不平衡、心律不整等諸多因素，都是可控的範圍，不屬於不可逆的疾病，而且手術過程中變化劇烈速度之快，有時候並不容許我們思考到底是不是疾病末期，是可逆不可逆，所以一定要救到底……主動脈：我當然知道法律上一定要救到底，但是這種病人你捨得把他救活？※ 本文摘自《心安的練習：一位麻醉醫師的人間修行》。《心安的練習：一位麻醉醫師的人間修行》作者：主動脈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2/12/01

• 2022-11-25 焦點.生死議題

  生命最後關頭，最放不下的可能是醫護？醫師吐露掙扎2原因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是現代人追求好走的方式，但到了最後關頭放不下的，往往不是病人自己，經常是家屬，甚至醫護人員。而為什麼是醫護人員呢？國軍桃園總醫院急診醫學科醫師楊大緯指出，「罪惡感」及「怕被告」的2個掙扎心情，就是最讓人下不了手的原因。以下轉載楊大緯醫師原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意書這件事情最近科內一次碰到兩案一案是簽了、順其自然讓病人離開、事後被投訴一案是簽了、因為家屬不在場先救、事後被投訴乍聽之下確實讓人無所適從甚至會打擊到臨床第一線醫護的士氣但事實上很多都是當下情緒跟溝通問題沉住氣，誠實以對，大多可以化解最近這兩案，讓我想起3年半前還是住院醫師的時候曾經收過病人家屬這張紙條舊文重貼，跟各位朋友分享#勇者無懼----------幾天前遇到80+病危爺爺在跟家屬解釋插管風險時奶奶善意地搖搖頭從背包裡拿出這張紙給我「這是我老伴以前就寫好的。」老花眼鏡背後的眼神是如此清澈而且堅定早已簽妥放棄急救同意書說好不打後線抗生素說好不用升壓藥說好不壓胸說好不插管到了最後關頭卻常常因為各種原因病人自我意志沒辦法被實現放不下的 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家屬 甚至醫護人員罪惡感？也許吧怕被告？也許吧看到爺爺的意志 到了生命將盡之時由奶奶堅定且不容分說地加以貫徹我衷心覺得是了不起且幸福的（本文獲楊大緯醫師臉書《楊大緯 面對問題的急診醫師》授權刊登，非經允許請勿轉載）

• 2022-11-02 焦點.生死議題

  藝人小炳簽放棄急救及同意器捐！誰可以預立醫療決定，我想簽署該怎麼進行？

  藝人小炳(余俊賢)在哥哥大炳過世後淡出演藝圈，去年底罹患菌血症經歷病危的他，昨晚(1日)突然在臉書發文宣布已在醫院簽署放棄急救書、器捐同意書。據小炳在臉書的發文指出，這是很早以前就想做可是卻一直沒做的事，並不是因為最近發生什麼事才去做，「我最近健健康康，快快樂樂，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沒事沒事。」反而是簽了證明之後突然覺得要好好對待自己的身體，不然如果到時候真的有人有需要，結果卻不堪使用，那這個證明不就白簽了！其實小炳在去年底才剛大病一場，當時他發現自己腿上無故出現瘀青，而且越變越大塊，去醫院檢查結果是因細菌感染引發菌血症，住院治療一段時間才康復。什麼是「拒絕心肺復甦術（DNR）」DNR（Do-Not-Resuscitate），即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台灣於2000年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罹患末期疾病的病人有權利選擇DNR，並且可將此意願註記到健保卡晶片中，在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時，以較有尊嚴的方式自然離開人世，免受人工維生醫療拖延時日的痛苦。而非末期病人也可以預立醫療決定嗎？《病人自主權利法》也賦予了具完全行為能力者，可以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事先立下書面之預立醫療決定，選擇接受或拒絕維生醫療或人工營養。根據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DNR Q & A的衛教資料指出，二十歲以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DNR意願書。但條例中同時明確定義，只有當病人符合「由二位醫師（二位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診斷確為末期病人」，且「病程進展至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時，醫護人員可以根據病人意願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此外，大家需要搞清楚的是，「意願書」是由病人本人簽署，「同意書」則是由家屬簽署。按法律位階，意願書高於同意書，但也需在2名醫師判定為末期病人後，意願書才生效。預立醫療決定簽署步驟步驟一：準備醫療照護諮商1.向醫療院所預約「預立醫療照護諮商」。2.邀請親友共同參與。步驟二：進行醫療照護諮商1.參與成員：自己、二親等內親屬（至少1人）、醫師1人、護理師1人、心理師或社工師1人。若有指定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也會有醫療委任代理人參與。2.商討五大臨床狀況下接受或拒絕醫療。步驟三：簽署預立醫療決定1.醫療機構核章。2.2位見證人見證，或公證人公證。3.醫療機構協助簽署人註記於健保卡。器官捐贈 未滿20歲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器官捐贈亦有流程，需簽署器官捐贈認同書後，填寫完成寄到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完成健保卡註記之後才算完成。若未滿20歲，需經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才具法律效力。【延伸資訊】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DNR Q & A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什麼是預立醫療決定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簽卡停看聽

• 2022-10-20 失智.失智100問

  失智症患者可簽署預立醫療決定嗎？醫：在一個前提下可以

  劉阿姨是一位中度失智症患者，穩定在門診接受追蹤與治療，家人在門診時看到病人自主法有關預立醫療的介紹，詢問阿姨是否可以執行預立醫療諮商與簽署？診間醫師在評估過後，認為阿姨雖然失智已達中度，但只要給予夠多的時間與鼓勵，仍然可以表達自己簡單想法，因此決定幫阿姨開啟預立醫療諮商，嘗試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病人自主權利法 這些條件可合法放棄積極醫療 諮商當天，在醫療團隊與家人協助下，阿姨表達了自己在狀況不佳狀態下不想要被執行維持生命治療或是置放鼻胃管，並完成預立醫療決定的簽署。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心身醫學科主治醫師朱智邦說，病人自主權利法於2019年1月6日開始實施，除了末期病人以外，不可逆轉昏迷、永久植物人或是極重度失智症，都納入可以合法放棄積極醫療，改採安寧照護的範圍。 避免過度醫療所造成的痛苦 以達到善終 而可以放棄的積極治療，也從過去的心肺復甦術及定義模糊的維生醫療，轉為更明確表列的維持生命治療以及人工營養及管灌餵養。朱智邦主治醫師補充，過去較有爭議的鼻胃管、點滴、抗生素，在符合條件的病患都可以放棄或是撤除，縮短痛苦的瀕死過程，更避免過度醫療所造成的痛苦，達到善終目標。 意願人需意識清楚完成決定 及早規劃做準備 然而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條件，除了身體狀況符合以外，更需要在意願人意識清楚的狀態下，事先完成預立醫療諮商及預立醫療決定。對於失智症患者而言，這代表著某種時間的限制，一旦病人退化到難以表達自己意願的狀態，無法完成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要求，在許多醫療決策上，便難以達到善終。 失智症認知功能退化是不可逆的，因此，朱智邦主治醫師鼓勵失智症患者或家中有失智長輩，盡早為自己未來做規劃，及早進行預立醫療照顧諮商與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延伸閱讀】預立醫療DNR、AD哪裡不同？　專家一次詳釋病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哪裡不同？　專家解析「自主善終」【資料來源】 健康醫療網喜歡本文請按讚並分享給好友！

• 2022-08-13 焦點.生死議題

  安寧之路─我們能為臨終病患做些什麼？醫：需要全體家庭成員的投入，尊重病人的意願、支持他的需要

  安寧之路給住院的重病者帶來很多的壓力，諸如：對陌生者的懼怕、自憐、統整性的壓力、被分離的焦慮、失去身體功能變成廢人、害怕愛被剝奪、悔恨與愧疚感，或追尋另一個希望。這是一連串的變化，很多病人在這段期間會學習不斷地適應，當然心理支持者，如社工或家人、朋友，人數愈多則適應愈快。有許多人覺得自己被孤立了，該看的親戚也來了，沒有來的親戚沒什麼話好說，乾脆也不來了。假若病人可以看到人生的前景，了解真理，知道永生或生死相續的哲理，或許他們漸漸會看得開。相反地，假若未有安寧團隊加入，或者家屬不同意加入，那麼他們的焦慮不能得到紓解，癌症的疼痛得不到緩和，對未來完全看不到前景，他的焦慮將轉成更深的憂鬱。這種臨終之路才是真正的淒涼與孤獨，甚至有被世人遺棄的感覺。而這與社會文化的階層、風俗習慣、人文醫學的精緻化、人生哲學與宗教的普遍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從西藏的拉薩到美國的紐約，由大都會到農村，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安寧之路。安寧之路需要集專業醫療團隊的意見及家屬的配合，而病人本身也有自己的功課該做，如此才能走得圓滿。自古聖賢多寂寞，尋找真理之門是個窄門，必須放棄很多世俗的價值觀與眾人的看法才進得去，所以任何人面臨自己生命的終站或安寧休息的地方，必然百感交集。從病人的、家屬的、社工的、護理人員或臨床醫師的角度，都可以觀察到多方面的情緒變化與轉換。我們能為臨終病患做些什麼？ 基本上，大部分的民眾會把臨終的病人送往醫院，因為家屬不知道該怎麼辦，良心上又害怕虧待了病人。家屬有自己的愧疚感或可稱之為另一種無奈，尤其是面對有死亡恐懼的病患。這時，我們能為他做些什麼？當醫學已進入緩和治療的方向，不再做化學抗炎治療，不做放射治療，年齡老邁加上多重器官衰竭，生命跡象不穩定，家屬急欲知道：如何能立即解除病患之痛苦，尤其是身體之疼痛？目前採取的治療模式，能否為他們勾勒一個新的願景？例如：可以讓病人再度看日出，上館子吃一頓好飯菜。也就是說，家屬很願意滿足病患的最後願望，或解決他們未了的心願及遺憾。有時醫護人員也會感慨，平時他們不就可以去完成了嗎？為何到了臨終前才有這些需求？其實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優先考量（Priority），大部分的人努力於繼續奮鬥，做更新穎的治療，而逃避提早去安排人生末段的功課。有些中年人或許有經濟壓力，想多為家庭付出，所以在生病的過程裡，他們無暇安排舒適的生活，就連出國也是在洽談公事或生意。許多人認為他們沒有真正好好地為自己而活，他們總不願意承認生命這麼快就要結束，甚至逃避而不正面去思考他們已瀕臨死亡。是故在安寧的路上，他們有太多的遺憾。人生不該是這樣，應該更豐富、更精采才對。對家屬而言，是一種失去，失去情感的依靠、經濟的依靠，失去家庭功能的完整性。安寧之路需要全體家庭成員的投入從現實面考量，每個人生活的重心都在家庭，祖孫三代都是生命共同體，牽動著相互間的責任、義務以及財產。安寧之路就是所有家庭成員都要投入，並學習各種層面的適應。首先，必須學習解決家庭內部的衝突，包括照顧病人的危機處理、經濟問題、財產分配，甚至保險給付。其次，對於病情的焦慮、不確定性，以及死亡之等待，應以平常心視之。大部分病人與家屬也都了解奇蹟不會出現，所以一旦醫療過程進入安寧階段，就不必要臨時反悔，再要求做更積極，甚至實驗性藥物的治療，除非主治醫師有新的、正面的評估。第三，醫療團隊可以了解家屬的需要，預先告知家屬未知的事情，提供更多的專業，協助他們；了解他們的困難，幫忙解決家庭照顧（Home Care），還需要正面肯定家屬的價值。治療的選擇（Decision Making）必須由病人充分了解後決定；同樣地，安寧之路的種種事宜必須由家屬來自行參與，醫療團隊只是協助執行。第四，對病人而言，也有功課要做，就是讓他面對自己，讓他自覺（Self-Awareness）或稱為觀照內省，由理性來重新審視人生必經之路。或許病人會很無助、很孤獨，醫護人員應經常訪視，以幽默的態度聊天，以觸摸病人的手來表示關懷，這種心理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但須建立於彼此互相認識或長久良性的醫病關係基礎上。很多情況是家屬平時不出面，俟病人臨終前，許多熟識的家屬統統出面，互動不甚良好，偶有不少尷尬的場面。病人此時或許會問醫師：「我快死了嗎？」當然是這樣的，古人常會自覺大限已到，故提早叮嚀家屬，交代後事。現在有許多有修行、有自覺的病人也會如此做，然而醫師面對這種問題，通常笑而不答，轉移話題。其實不用多說，發問的病人從醫師的肢體語言早已知道答案了，只是醫師不願明說而已。一般而言，病人問醫師他是不是快死了，在疾病末期的時候，病人只是要確定一下，那麼他就知道該怎麼做了。若是在疾病的中期問同樣的問題，則是代表：是否治療效果不好？是否變得愈來愈嚴重？該不該換其他的新藥？同樣的問題「是不是快要死了？」有其不同層面的心理期待，但至少表示他不會逃避。醫療人員在處理的時候，應察言觀色、幽默地回應，才不至於碰觸到最敏感的話題，引發不必要的情緒衝突。尤其是在面臨病重時，醫師或許會向家屬談DNR（拒絕心肺復甦術，見67頁註1），不做積極心肺復甦術（CPR）的問題。有時醫病關係良好的，醫師也可以主動詢問病人的意見，在心肺功能停止時是否不用做心臟按摩、插上氣管，以及電擊心臟、使用呼吸器等。或許病人要事先考慮這些問題會有點困難，但總是會面臨到的。有時家屬會要求留一口氣回家，有的老家在大臺北地區，有的在中南部，這些細節都應事先溝通，由醫師依病人的生命跡象做出判斷，安排救護車、隨護人員，以及告知診斷書的簽發方法等。這些都可以坐下來談。尊重病人的意願、支持他的需要DNR簽字後，每一位醫療人員都應遵守。除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做出不同的決定，否則值班醫師或其他醫師不應依各種考量，包括企圖提高病患的存活率，使臨床研究的成果有比較亮眼的成績，而違反病人的意願。精神科醫師有一種做法，稱之為「前置導引」（Advanced Directive），以尊重病人存活的意願與興趣，乃至於臨終的種種安排，包括簽立生前預囑。這種尊重是很重要的，但是許多家屬往往到病人臨死前一刻仍不放棄治療，並違背病人想回家往生的意願，將病人放在加護病房折磨了一個月，然後死在醫院裡。有些病人在加護病房的日子裡很沮喪，自行拔管抗爭，做手勢或寫字表示他想出院回家，而家屬卻要求醫師不能同意出院，繼續留在加護病房，甚至連CPR都不能省。發生這種情形時，家屬在探訪病人的時刻，病人幾乎都閉著眼睛抗議，不理會家屬。有時病人躁動不安，醫師只好為病患打呼吸肌肉的鬆弛劑，甚至以安眠劑讓病人不得反抗。這種做法離安寧之路實在太遠了。安寧之路，每位家屬成員及醫療團隊，包括醫師、護理師、護佐、社工師、關懷師、心理師都是成員，都得參與溝通，讓家屬了解疾病的預後，有無新的治療選擇，緩和醫療的正面意義，以及期待康復的可能性或可能性。許多不確定的焦慮感是源自不清楚狀況，而衍生過度的預期或過度的沮喪，這些情形下都應趕緊追求最高的靈性。為最親愛的家人臨終時畫上人生一個圓滿（Wholesome）句點，畢竟人生不應該在乎長短。然而，我們有時也會遇到安寧適應不佳的個案（Poor Adjustment），普遍的特徵是沉默寡言，談話透露無助感，對治療產生懷疑，與醫師互動不佳，不說出真心話，焦慮無奈，對許多建議容易放棄且呈現負面的心態……對這一類適應不良的病人，除非他們自己願意走出來，否則沒有人可以幫得上忙。佛曰不能渡化無緣的人，開導臨終者仍需機緣，否則多說無意義，似乎在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人生哲學。多半這類型的病人到了末了，會要求自動出院，而很快地在出院的兩三天後在家中辭世。我們可以理解這種無奈，所要做的是尊重當事人，支持他們的需要。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自己一個尊嚴的安寧》

• 2022-08-0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爭議 衛福部研議新冠安寧醫療新指引

  今年染疫致死國人中，三成六簽署DNR，較去年多一倍，本報昨報導眾多專家意見及病家經驗，引發回響。不少醫師認為，此議題敏感，應由政府與相關醫學會共同研擬處置措施。指揮中心則回應，衛福部醫事司近日將與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討論第二版新冠肺炎安寧緩和醫療建議指引。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說，台灣長期使用呼吸器的臥床民眾人數眾多，不少人住在機構，一旦染疫，家屬大都同意執行DNR（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如果單看DNR占比，作出「此為導致致死率偏高原因」結論，可能讓許多家屬無法承受壓力而不敢同意，希望「救到底」，但如此一來，醫療量能勢必更吃緊。此外，新冠肺炎屬於新疾病，本土資料及預後實證報告等資料較少，難掌握病程進展；且疫情期間兵荒馬亂，跨領域團隊可能很難有時間與病家詳談細節。李俊宏建議，應由公部門自主或委託發展相關資訊，提供理性和科學數據，讓醫療第一線人員能有做出良好決策的空間。感染科權威、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持相同意見，他希望政府盡速擬定疫情階段DNR執行程序及指引，如果醫院人力不足，程序不完備，就不要硬推，減少爭議；反之，如果醫師認為有一搏的機會，也應向家屬說明可能的結果，由家人來決定要不要救到底。莊人祥說，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由兩位醫師診斷、簽署同意書才能執行DNR，指揮中心尊重第一線醫師的臨床判斷。台大安寧病房主任蔡兆勳說，DNR不是不能碰觸的禁忌，台大醫院去年起就盡可能克服疫情中的各項限制，透過視訊或其他方式，協助家屬陪伴病人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日前就協助一對九十幾歲、雙雙確診的老夫婦以視訊告別，老太太病癒出院，但另一半無法脫離呼吸輔助設備。妻子透過視訊親切地對另一半說「我們都等你回來喔！你要加油喔！」老先生則點點頭，不久後安詳離世。

• 2022-08-0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DNR比例高影響Omicron致死率？專家反提「三項」主因

  本土Omicron疫情爆發至今，累計死亡人數超過8,000人，去年指揮中心分析死亡原因，簽署DNR有17.8%，今年則來到36.4%。國內多名專家、醫師認為，DNR占比偏高，Omicron是致死率高的原因之一。不過也有專家認為，DNR與Omicron的關聯性不高，「年齡」、「共病」、「疫苗覆蓋率」才可能是致死率的影響因子。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表示，由於全球自Omicron疫情升溫開始，就有許多「黑數」存在，Omicron致死個案並未全數都有通報，各國公衛統計的Omicron致死率也恐與現實有所差距。洪子仁以全人口、全死因統計表示，截至7月22日各國的死亡狀況，台灣Omicron致死率萬分之17.5，高過紐西蘭、南韓的萬分之12、10.4，低於英國的萬分之33.3；但從全人口致死率來看，台灣僅萬分之3.3，低於紐西蘭、南韓的萬分之3.7，也低於英國的萬分之5.1。洪子仁分析，台灣人簽署DNR的狀況並不比歐美高，但全人口致死率沒有因此而低於台灣；更何況，紐西蘭、南韓在75歲以上長者的疫苗完整覆蓋率超過9成，台灣至今僅76.6%，疫苗覆蓋率恐怕才是台灣Omicron致死率的影響因子。「DNR是為了讓病患得到善終。」洪子仁強調，DNR的簽署需要兩位專科醫師的診斷，確定病患接下來繼續醫治、搶救，也無法挽回死亡的結果，因此不實施心肺復甦術等積極急救措施，讓病人妥善的離世，Omicron可能只是間接因素，主因與病患本身的共病、年齡恐怕較有關聯。洪子仁認為，討論Omicron致死率，從超額死亡的狀況來觀察，可能比從DNR的狀況來分析較為精準，但光從台灣疫苗覆蓋率不及紐西蘭、南韓，但全人口致死率卻低於他們，反倒能夠看出台灣醫療、防疫韌性的表現上是相當不錯的。

• 2022-08-0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比例不能憑感覺論高低 醫盼國家完整分析說明

  台灣兩度爆發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今年染疫致死者有36.4%簽署過DNR，較去年17.8%高一倍，本報今深度報導多位專家意見及病家經驗，引起討論和迴響。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表示，疫情期間DNR比例「不能憑感覺說高或低」，應考量台灣醫療現況、急重症照護量能、疾病醫學實證，才能有具科學性的數字和統計、為良好的醫療決策創造空間，可惜目前國家還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明。李俊宏表示，根據過去有很多研究和統計，台灣因擁有高度可近的健保醫療，個人醫療照護品質優於其他國家，當國外染疫長者因醫療費用昂貴或醫療量能供應不充裕而逝世，在台灣，這種狀況的比例比較低。舉例來說，台灣使用呼吸器長期照護的個案數就高於其他國家，這些個案一但染疫，家屬通常會有意願簽署DNR。如果沒有詳細考量這些差異就下結論，會有點跳太快。如果民眾看了新聞之後再面對簽署DNR會有壓力，就跟醫師說要「救到底」，需要需要加護病房的人數勢必會增加，這部分量能是否足以因應？也要去盤點。再者是，DNR的解釋和簽署需要花時間轉譯科學證據。李俊宏分析，相較於中風、心肌梗塞、腦中風、敗血症等醫師已經很熟悉的疾病，新冠肺炎是新疾病，分析本土資料、整理預後實證的時間都比較不足。若國家很在意DNR這件事情，應由公部門自主或委託發展相關資訊，提供醫療第一線人員根據理性和科學做出良好決策的空間。

• 2022-07-31 新冠肺炎.台灣疫情

  疫情死亡DNR比率高 莊人祥：尊重第一線判斷

  Omicron疫情爆發至今，累計死亡人數昨突破8千人，國內多名專家、醫師認為，DNR占比偏高也是致死率偏高原因之一。根據去年指揮中心分析死亡原因，有17.8％簽署DNR，而本報分析今年死亡案例數，簽署DNR比率已達36.4%。不過，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致死率和其他國家相比其實是低的，在DNR簽署上指揮中心尊重第一線臨床判斷。根據本報報導，自今年5月6日到7月29日，公布7963名死亡個案，其中2902人簽署DNR，占比約36.4%。這些個案當中，大約58.2%逾80歲、60到79歲有32.7%、50多歲5.8%、20到49歲3.1%、有0.2%在20歲以下，其中女性占4成、男性達6成。而多名醫護人員、專家表示，除了對新冠患者的高致死率感到不解，有人直指確診者簽署DNR的時機和情境，有檢討的必要。對此，莊人祥表示，首先要強調國內新冠肺炎致死率和其他國家相比，其實是低的。至於DNR的執行依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由兩位醫師診斷和簽署同意書等就能執行，因此指揮中心尊重第一線的臨床判斷。而對於專家認為簽署時機應再檢討，莊人祥也說，醫事司8月會和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討論第二版的指引。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確診惡化簽署DNR 護理師：簽與不簽是艱難抉擇

  四十多歲、向來健康的急診專科護理師林珊如，今年四月廿四日確診，不料，病情惡化，用了瑞德西韋、類固醇，仍是喘咳，當時手握著好友至廟裡求來的平安符，心想「自己可能過不了這一關」，但不能讓兒子及雙親承擔她「生死抉擇」的難題，因此，在清醒之際簽下ＤＮＲ同意書。林珊如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服務廿二年，長期擔任急診專科護理師，這幾年常向急診患者及家屬宣導安寧緩和、無效醫療的理念，沒想到，染疫後病情急轉直下，她也面臨是否插管、電擊、壓胸等急救的重大考驗。採訪當天，距離確診已快兩個月，但林珊如仍是病奄奄模樣，離不開氧氣機，說話時有氣無力，有時夾雜著喘息聲、咳嗽聲，為了治療染疫後併發的血管炎，她仍在台北榮總住院治療。「當了病人，才知病人的苦。」林珊如說，在隔離病房那段期間，感受生命一點一滴流逝。染疫後第二周，全身免疫系統異常，動脈靜脈發炎萎縮，手腳發黑，白血球一度飆至二萬五千。那時，林珊如茫然又害怕，但認真想著，如果真撐下不去，就不要勉強，決定簽署ＤＮＲ，「不想讓孩子看到我死前、全身插管的模樣。」擔心自己即使救回來，也可能長期臥床，甚至變成植物人，醫療費用龐大，勢必拖累雙親小孩。再者，不該將如此困難的選擇留給家人做決定，這可能造成孩子一輩子的陰影，因此，她簽了同意書，自己生死由自己決定 。林珊如說，為了兩個孩子，想看到兒子日後成家立業，她有著強烈的求生意志，但世事難料，「我只求善終，不給家人添麻煩。」即使簽名，也不代表醫療團隊就停止積極治療，只是不做侵入性的急救措施，「如果重新來過，還是會做同樣決定。」休養至今已滿二個月，走過鬼門關的她，將於八月一日重回崗位，繼續救人。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轉念撤簽DNR 插管救回一命

  疫情下，不少重症確診者簽了ＤＮＲ，但際遇大不同，有人病情危急之際，撤銷簽署，插管急救，而平安出院。但也有病人在什麼都搞不清楚的情況下，簽署同意書，但在其他醫院醫師建議下，撤簽、轉院，裝上葉克膜，但最後仍不幸病逝。罹患糖尿病多年的六十多歲陳姓婦人確診後被送至台北某大型醫院專責病房，狀況不好，肺炎嚴重，血糖超過五百單位，且銅酸中毒，腎臟功能極差，如持續惡化，必須開始洗腎。陳姓婦人說，當時護理人員希望她簽下ＤＮＲ同意書，話也說得很明白「這是為自己好，也是為晚輩著想」，因此她簽了名，勾選「急救時放棄插管」。但在其他護理師勸阻下，婦人撤簽同意書，而這個決定似乎也救了她一命，幾天後因呼吸衰竭，醫師緊急施以插管，並積極用藥，使用類固醇，病情逐漸好轉，平安出院。六十二歲石先生運氣則差了點，去年五月卅日確診，在住家附近醫院就醫，住進去沒兩天，醫護人員三天兩頭就與他溝通，希望他簽署ＤＮＲ，他心想聽醫護的話應沒錯，就簽了。石太太比先生早幾天確診，於不同醫院治療，得知另一半簽ＤＮＲ後，與朋友討論，其中醫師朋友建議撤回，理由為年齡不大又沒有重大疾病。因此，她在電話中苦勸先生。幾天後，石先生病情變差，石先生的主治醫師直接打電話給石太太，「插管與不插管各自都是一線希望，插管很痛苦，好多人插管都沒能活過來。」隔天醫師再度來電，「若妳不簽，到時候我們會電擊他，急救可能壓斷他肋骨。」但石太太決定讓先生插管。幾天後，院方告知石先生需要積極照顧，安排轉至北部某醫學中心。因為病情危急，石先生裝了葉克膜，但突如其來的大出血，醫護人員拚盡全力，最終仍無法成功搶救。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DNR推動超過20年 家屬多正面看待

  台灣於二○○○年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後，賦予國人臨終時可以選擇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ＤＮＲ），但疫情之下，簽署ＤＮＲ似乎不這麼單純，反而像極了醫師的保命符。過去的年代，死亡是你我絕口不提的話題，超過廿年ＤＮＲ的推動，家屬對ＤＮＲ多持正面態度。八十幾歲老媽媽，原本是住在家裡、身體衰弱臥床的，因為確診送到台大醫院急診。當醫院評估要不要插管，幾位家屬子女都很猶豫，決策遇到困難，但後來發現原來母親簽過ＤＮＲ，他們很感謝母親曾經做過這個意願表達，他們也了解母親想法和個性特質，就轉而支持母親的意願。在醫院期間，老媽媽剛好住在開設於台大家醫科的專責病房，當治療進展出現瓶頸，緩和醫療團隊就在尊重她意願的前提下，幫助她改善減少確診帶來的不舒服，例如痰多、呼吸喘等，盡量舒適。緩和醫療團隊會透過電話和視訊去克服家屬不在場的問題、取得家屬的共識。當時老媽媽已半昏迷，她的一位女兒自己雖然沒有確診，仍自願到專責病房照顧、陪伴母親。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部主任蔡兆勳走進病房查房時，就會聽見女兒播放聖歌給母親聽，女兒說，因為媽媽是虔誠的基督徒，聖樂聲對他來說很重要，雖然已無法治療，母親聽到音樂聲仍會有一些反應。女兒陪伴大約一周後，老媽媽平靜地離開了。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血液與腫瘤內科資深主治醫師陳鵬宇表示，日前收治一名近八十歲、晚期肺癌的男性確診者，才住院，就喘個不停，預估只能撐上一兩天，本人及家屬均同意不插管、不電擊，希望走時沒有痛苦。該個案女兒為比丘尼，希望父親死後祝念八小時，但礙於法規，必須立即處理大體。院方通融下，她身穿隔離衣、戴N95口罩，進到安寧病房，完成臨終陪伴，父親安詳離世。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爆發還推DNR？ 醫護壓力大

  「新冠疫情期間絕非是推安寧緩和時間點。」台北市聯合醫院卻被爆料，疫情期間院內積極推廣安寧緩和，院內護理人員抱怨，高層此舉「令人匪夷所思」，確診者被推進醫院，等於被推向鬼門關。時任北市聯合醫院院長黃勝堅強調，任內從未針對ＤＮＲ訂出考績，若訂考績就能把安寧做起來，就太簡單了。九十多歲確診阿嬤住院時簽署ＤＮＲ同意書，沒多久發燒、呼吸衰竭，醫師採「無為而治」，認為擺著就好，不用給退燒藥，不用插管，一切簡單就好，幾天後，阿嬤變成指揮中心資料庫裡死亡個案中的一個代號數字。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專責病房一名資深護理師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不管是從急診收治，還是中央分配，每個確診者進到聯合醫院院區時，都會被問到「如果病情惡化時，是否放棄插管？」從染疫病人角度來看，簡直是被半強迫簽署ＤＮＲ，不只無理也沒有同理心。該護理師表示，如為久病纏身，長期臥床的病人（機構住民）簽署ＤＮＲ，這還合乎情理，如果原本能吃、能動的健康民眾，在染疫後簽署ＤＮＲ，這就有些說不過去。該名護理人員表示，疫情之下醫療量能已經緊繃，搶救人命都來不及，還得依規定抓時間詢問確診者「病危時同意不插管、不電擊」，令醫護人員相當難為。黃勝堅表示，他將安寧善終的觀念帶到北市聯醫，至今仍受批評，在各項安寧緩和評比中，聯醫體系幾乎都拿第一名，但實際上「聯醫根本做得很爛」。從他滿分標準看來，聯醫只拿廿分，「為什麼廿分可拿第一，因其他醫院可能只有十五分。」很多醫護在「評比」訓練下，將安寧推廣「量化」，只追求立竿見影的數字。對於疫情期間強力推動簽署ＤＮＲ，他強調絕無此事。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下避紛爭 DNR二修處置標準

  去年雙北疫情大爆發，七、八百人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去年七月初，分析致死原因中就曾提及有一成七死者簽署ＤＮＲ，簽署狀況偏高。今年五月迄今累計破八千人死亡，達三成六死者簽署ＤＮＲ，簽署率約去年的一倍。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二度於疫情期間修正ＤＮＲ處置標準，擬定臨床指引減少紛爭。ＤＮＲ是讓確診者安寧好走，還是成為恐怖的死亡號角？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在去年七月六日的防疫記者會上表示，五月十一日到七月四日六二二人死亡，其中約一成七簽署ＤＮＲ，「但裡面有相當比例可以救得回來」，此話一出引發第一線醫師反彈，張上淳二度道歉。聯合報元氣中心自去年六、七月起即陸續接到多名醫護人員、專家陳述意見，除了對新冠患者的高致死率感到不解，有人直指確診者簽署ＤＮＲ的時機和情境，有檢討的必要。北市聯醫和平院區一位不具名的資深護理師抱怨，高層積極推廣安寧緩和理念，疫情嚴峻、醫療量能吃緊之際，還要求主動詢問患者「若病情惡化時，是否放棄插管？」簽署攸關生死，竟讓病人得在短短卅分鐘內決定。「爭吵無濟於事，過猶不及的醫療都是錯的，問題是如何拿捏才是正確的？」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長、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部主任蔡兆勳說，關鍵在醫師正確診斷、治療、評估預後，除非判斷末期，否則該插管還是得插管。國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推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趙可式表示，如有二位專科醫師綜合評估病人年齡、多重共病、病情嚴重程度等，認為現代醫學難以救治且無法避免近期死亡，當然可建議簽署ＤＮＲ。若無上述先決條件，只是單純染疫，就應積極救治，不應在此時讓確診者簽名。為此，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從去年七月迄今二度修正「疫情期間ＤＮＲ處置標準」，擬定臨床指引，以期安寧好走，減少紛爭。蔡兆勳說，站在醫學會立場須強調「正確的事應怎麼做」，去年八月公布「台灣新冠肺炎安寧緩和醫療建議手冊第一版」。今年染疫死亡個案較多，許多確診者不在安寧病房過世，為讓沒有接受過緩和醫療訓練的醫護人員有所依循，預計八月中旬完成第二版（簡易版），重點在隔離病人照顧、過世病人家屬照顧、兒童照顧、居家醫療等層面。兒童照顧部分，蔡兆勳表示，今年兒童染疫重症已有上百人，且有廿多名幼兒死亡，如何降低不必要的醫療處置，減輕病童痛苦，並減少家屬悲傷過度，為重要的課題。隔離病人方面，今年確診數逼近五百萬，中症、重症患者均破萬，多需住院隔離，因此有必要擬定指引，作為第一線醫護照顧時的依據。▍延伸閱讀：搭上疫情順風車？DNR簽署率翻倍 護理師曝院內殘酷真相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8千死 36%簽DNR恐是致死率高原因之一

  Omicron疫情爆發至今，累計死亡人數昨突破八千人，達八○四○人。分析國內致死率高原因，除高齡者染疫後多為重症，治療難度增加外，國內多名專家、醫師認為，ＤＮＲ占比偏高也是原因之一。去年指揮中心分析死亡原因，有百分之十七點八簽署ＤＮＲ，本報分析今年死亡案例數，簽署ＤＮＲ比率已達百分之卅六點四。所謂的ＤＮＲ（Do-Not-Resuscitate），即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指揮中心自五月六日起公布死亡個案說明圖卡中，在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案例以淺藍色字體註記ＤＮＲ，疫情嚴峻之際，每天圖卡幾乎均一片藍字。到底有多少死亡案例簽署ＤＮＲ？指揮中心並未提供數據，本報自行統計今年五月六日至七月卅日，總計八○二三名死亡個案，二九一九人簽署ＤＮＲ，占百分之卅六點四。ＤＮＲ死亡個案 五成八年逾八十進一步分析簽署ＤＮＲ死亡個案，女性占四成、男性六成；年齡分布，年逾八十者占最高，為百分之五十八點二。而九成九以上簽署ＤＮＲ的死者與共病纏身，年長者以癌症、慢性腎病、中風、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肝硬化、神經系統疾病等，較為常見；青壯年則以癌症、慢性腎病、神經系統疾病等居多。統計顯示，僅廿二名簽署ＤＮＲ確診死者無任何慢性病或其他共病，占比百分之○點七，最年輕無共病死者僅卅多歲。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說，在死亡確診個案中，逾三成六簽署ＤＮＲ，比率偏高，這可能是導致台灣致死率高的原因之一，如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去年七月所說的「有些人其實是可以救得回來的」。ＤＮＲ占比高 與機構住民有關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理事長蔡兆勳認為，看數據確實會給人負面聯想，今年ＤＮＲ占比偏高，應與機構住民染疫率高有關。機構住民體弱、常住院，入住機構時，多會被問是否要簽署ＤＮＲ，也可能有部分是背後的各種因素，造成ＤＮＲ應用時機不恰當所致，「但現在回頭講都是傷害。」放棄急救插管的紅線應該畫到哪？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新冠專責病房負責人陳鵬宇表示，臨床判斷標準為有無機會拔管及肺部功能，若狀況極差，估插管後兩周無法拔管，須氣切裝呼吸管，傾向不插管急救、不電擊。中暑合併新冠 染疫死亡第二例本土昨新增二萬一二七三例、境外移入二二八例，死亡六十例。死亡案例中，出現國內第二例中暑合併新冠肺炎案例，四十多歲男性，廿一日反覆高燒至四十點九度，廿四日死亡。昨新增一五六例中重症，其中為兒童重症，是一名九歲男童染ＭＩＳ─Ｃ。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9／透過信任感 傳統長輩願簽DNR

  不少長者留有觀念傳統，拒絕談論生死話題，晚輩子女也難開口，大多等到長輩昏迷、疾病末期或緊急時刻，不得已情況下才簽署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但人生走到最後，若疾病治療已到極限，不強迫才能好好說再見，提前預備善終才是最好的安排。「你咒我死啊！討論這個做什麼！」80多歲的老先生吼著，讓兒女不敢再說出任何「DNR」字眼。對於這樣的場景並不意外，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護理長曾于鳳坦言，許多長者觀念傳統，即便子女想要討論DNR，父母大多拒絕，若失智長者有認知障礙，屆時溝通更困難。曾于鳳表示，DNR基本上需由本人簽署，若緊急情況、醫師評估同意下，才能由家屬簽署。會打算提前簽署DNR的長者，大多患有癌症或久病纏身；以機構內50名失智長者，僅14人簽署DNR，因失智症不是末期疾病，且話題禁忌，家屬大多盡量避開，因而未簽署。也並非所有長輩都拒絕簽署DNR，曾于鳳回憶，一名住在機構內長達18年的老奶奶，雖失智、偶爾發脾氣，但與機構工作人員感情很好，也因為有簽署DNR，臨終時家屬遵照奶奶的意願，讓她放心離開，機構最後更替奶奶舉辦追思彌撒，紀念過往點滴，與能好好跟奶奶道別。另外一名獨居長者，入住機構時早已簽署DNR，因沒老婆沒小孩，孑然一身「就簽下去」，他也感謝機構人員願意照顧他。該名長者最後心肌梗塞過世，因簽署DNR而未強制送醫，機構人員協助將長輩大體移放單人房，幫他清潔、放佛經、進行法醫相驗，伴他走完最後一程。不讓長者覺得「觸他霉頭」，曾于鳳說，機構社工、護理師會透過適合情境與長輩溝通，例如長輩的至親、好友離世，剛結束親友告別式時，或許是適合討論的時機點；或者長輩本身有慢性病，因病痛纏身，自己提到要天天吃藥、往醫院跑等，或許能適時詢問簽署意願。曾于鳳表示，最不願意簽署DNR「男性長輩」居多，對死亡話題最忌諱，子女通常不敢跟父親討論，先前有遇過一名家屬，是太太先簽了自己的DNR，回過頭問老公是否有簽署意願。她觀察，要簽署DNR必須取得信任感，且要了解本人的想法及個性、生活背景的前提下較好。曾于鳳認為，無論是DNR、預立醫療或安寧緩和等，都希望能安穩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避免說為了急救，送去急診室時衣服剪開、身上插滿管路，不斷被壓CPR甚至插管，與其整個人赤裸、躺在急診室無法與家人道別，倒不如舒服、像睡著般離開人世，或許來得更有尊嚴。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5／醫護人員狂問是否簽署 壓力下他簽了也走了

  石太太站在醫院的兩棟大樓中間，看著5、6個醫護人員穿著密不透風的隔離衣，把她必須靠著葉克膜維繫生命的先生送上救護車。石先生要去的地方並不遠，從B棟到A棟去做電腦斷層，他裝了葉克膜又大出血，本來不適合為了檢查而移動，但治療團隊想知道他何處出血，大費周章，不放棄任何可能挽救他的一絲希望。「如果一開始就送來這裡就好了。」石太太沒有辦法不這樣想。去年5月，國內爆發第一次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從三級警戒再降到二級，兩個月約增加3千多名本土案例，其中771人死亡，石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62歲的石先生於去年5月30日確診新冠肺炎，原本住在市中心的一家醫院，住進去沒兩天，醫護人員就來請他簽下「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Do not resuscitation，DNR）同意書，石先生搞不清楚這是怎回事，一個人隔離在醫院，醫護人員一問再問，他於是就簽了。石太太比先生更早確診住院，也有一段時間很不好，「我以為我快要不行了」，所幸漸漸好轉。石太太住院22天，從沒有人請她簽過DNR。夫婦兩人通電話，她問先生，「我在這裡，從來沒有人叫我簽，你為什麼要簽？」石太太又問了一些朋友，包括一位醫師，這位醫師也對此時簽DNR覺得疑惑，建議石先生撤回。後來石先生的狀況變得比較不好，開始變喘，這次是治療石先生的醫師直接打電話過來，勸石太太別讓先生插管。石太太記得醫師說：「插管也是一線希望，不插管也是一線希望。」還說插管很痛苦，好多人插了管都沒有活過來。但石太太住院時看過插管後好起來的案例，年紀還比她先生大，「我知道插管不舒服，但插了就有希望好起來。」石太太在電話裡跟他說：「 你要加油，我希望你活下來，你不要放棄，不管你變成什麼樣子，我都會照顧你。」石太太堅持請石先生撤回同意書，「我先生才62歲，這年紀也不算很大呀！」第二天，醫師再打給石太太，真的要插管？他說，「昨天血氧濃度80幾，今天只有50了。」這樣更危險。石太太問醫師，昨天80幾為何不幫他插管？醫師又說，如果妳不簽DNR同意書，到時候我們會電擊他，急救還可能壓斷他肋骨。石太太聽到這裡覺得不忍心，就說同意插管，但如果要電擊和壓胸就不要了。於是石先生6月11日插管，但原醫院說石先生需要更積極的照顧，安排轉院。6月16日，石先生轉到位於城市北方的一家醫學中心，是該院當時使用葉克膜最久的患者。這裡的醫護人員最先在石先生大出血後問過一次，要不要放棄急救，石太太不想再讓先生受苦，同意不要救了，但之後石先生的狀況又穩定了下來。一度有希望移除葉克膜，但突如其來的大出血讓石先生又陷入險境。石太太知道，先生要好起來可能需要奇蹟，「 我知道他可能不會完全好起來，但我會照顧他。」可惜醫護人員拼盡全力，最終無法救回石先生，但主治醫師表示，在照顧、治療石先生的過程中，因嘗試許多不同的方式，讓他們在臨床上得到實務和病理經驗，在未來治療新冠病人有極大的幫助。最後，距離石先生染疫三個月，在徵得同意後，醫護人員慢慢關閉了石先生的葉克膜，在石太太陪伴下，石先生平靜走完人生。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3／瀕死護理師求善終 生死議題不給家人添麻煩

  「自己可能過不了這一關」40多歲、向來身體健康的急診專科護理師林珊如說，染疫後病情持續惡化，用了「瑞德西韋」，還是喘咳，當時手握著好友至廟裡求來的平安符，自覺不能孩子及老邁雙親承擔她的生死抉擇難題，選擇在清醒之際簽了DNR同意書。林珊如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服務22年，長期擔任急診專科護理師，這幾年常向急診患者及家屬宣導安寧緩和、無效醫療的理念，沒想到，染疫後病情急轉而下，面臨是否插管、電擊、壓胸等急救重大考驗。採訪當天，距離確診已快兩個月，但林珊如仍是病奄奄模樣，離不開氧氣機，說話時有氣無力，有時夾雜著喘息聲、咳嗽聲，為了治療染疫後併發的血管炎，她仍在台北榮總住院，接受治療。她於今年4月24日確診，當時呼吸急促，嚴重心悸，心跳每分鐘接近140下，屬於中重症個案，在自家醫師安排下，住進專責隔離病房，27日接受「瑞德西韋」治療，配合類固醇及抗生素，5天後病情並未好轉，仍是急喘，且血氧偏低，連講話都很吃力。「當了病人，才知病人的辛苦。」林珊如說，在隔離病房的那段期間，深刻感受生命一點一滴地流逝，整個人極度不舒服，且病情持續惡化。染疫後的第二周，全身免疫系統異常，動脈靜脈發炎萎縮，手腳發黑，白血球一度飆至2萬5千。林珊如表示，當時隔離病房裡的病友來來去去，幾乎都是插著管，有些才進來12天，人就沒了，有些病友因為病情惡化，轉至醫學中心，她開始沉思，如果真撐下不去，就不要勉強，決定簽署DNR，「不想讓孩子看到我死前、全身插管的模樣。」簽署這份自願書，確實讓林珊如陷入天人交戰，茫然又害怕。她是單親媽媽，這些年獨自撫養兩個兒子，一個剛上高中，一個還在念國小，同為護理師的閨密好友哭著說「孩子還小，妳應該為了他們拼看看。」，連護理長也反對，希望她再想一想。林珊如說，之所以簽署自願書，就是擔心自己即使救回來、活下來，也可能長期臥床，甚至變成植物人，這需要多龐大的醫療費用，勢必拖累雙親、小孩。再者，不該將如此困難的選擇留給家人做決定，這可能造成兒子一輩子無法釋懷的陰影，過不了的崁。林珊如表示，為了不讓最親愛的家人在做了決定後，長期活在罪惡感下，她必須簽名，自己生死，由自己決定，「如果真的會走，也要死在自己的醫院。」在簽名同意後，林珊如哭著向好友及長官說，「希望你們成全我的願望」，要是真的走了，她也毫無遺憾，因為還有機會向家人、兒子好好地道別。在簽名放棄插管急救後，林珊如因血管炎惡化、四肢發黑、嚴重缺氧，遭逢兩次死劫，所幸在院內胸腔科、風濕免疫科、感染科等醫師搶救下，化險為夷，她說，那時每天清晨醒來時總幫自己打氣，「又撐過1天，一定可以活下來。」「不後悔簽了DNR」林珊如說，為了兩個孩子，她有著旁人難以想像的求生意志，也想看到兒子日後成家立業，但世事難料，「我只求善終，不給家人添麻煩。」；此外，即使簽名，也不代表醫療團隊就停止積極治療，只是不做侵入性的急救措施，「如果重新來過，還是會做同樣決定。」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7／疫情大爆發推廣安寧緩和 醫護：匪夷所思

  90多歲確診阿嬤住院時簽署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沒多久發燒、呼吸衰竭，醫師採「無為而治」，認為擺著就好，不用給退燒藥，不用插管，一切簡單就好，幾天後，阿嬤變成指揮中心資料庫裡死亡個案中的1個代號數字。「新冠疫情期間絕非是力推安寧緩和的時間點。」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專責病房1名資深護理師接受聯合報記者專訪時說，北市聯醫向來鼓勵住院患者考慮簽署DNR，但去年5、6月萬華疫情大爆發之際，院方高層卻仍積極推廣安寧緩和，令人匪夷所思，宛如將確診者硬推向鬼門關。護理師表示，不管是從急診收治，還是中央分配，每個確診者進到聯合醫院院區時，都會被問到「如果病情惡化時，是否放棄插管？」，這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卻要病人在十分鐘內做決定，是否簽署DNR，這未免強人所難。從染疫病人角度來看，被半強迫簽署DNR，實屬無理，且缺乏同理心，依現行規定，中重症確診者才能夠住院，但此時病人發燒、頭痛、喉嚨痛，全身極度不舒服，那有辦法靜下心來，聽醫護人員逐字唸著艱澀難懂的DNR條文，就算聽完了，也難以理解真正意思。此外，疫情期間，家屬往往無法進入醫院，陪同確診者聆聽醫師、護理師講解DNR條文，以及日後可能的影響。此時，只能夠過醫院電話，但室內電話常有通話時間限制，幾分鐘後，自動切斷。該護理師表示，如為久病纏身，長期臥床的病人（機構住民）簽署DNR，這還合乎情理，如果原本能吃、能動的健康民眾，在染疫後簽署DNR，這就有些說不過去。在實際執行層面上，依照規定，每名住院患者都需接受30分鐘「醫療溝通會議」，重點就是「推銷」安寧緩和理念，醫師至少需講解15分鐘，而病人或家屬需講述十分鐘，會議一開始，開啟電腦作業時間，開始跑秒數。這在承平時期並無多大問題，但去年5月中旬雙北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眾多感染者湧進市立聯合醫院中興、和平院區，院方仍要求所有醫護仍需比照辦理。該護理師說，「這相當不妥。」，搶救患者的時間都不夠用，怎還有力氣召開「醫療溝通會議」，因此，相關文件幾乎都是造假，確診者常得在5至10分鐘內決定是否簽下「生死狀」。該護理師說，由中央分配至和平分院專責病房的確診者，均是一個人孤單地住院，心情低落、沮喪，沒有家人陪伴，因為家屬大都是接觸者，需居家隔離。此時，醫護人員如又鼓吹安寧緩和，一旦簽署DNR，「那命可能已經少了半條。」至於自行至急診就醫的感染者，待在急診室的12個小時內，同樣也被詢問是否簽署DNR，該護理師說，「真的很糟糕」，不少病人從急診轉至樓上專責病房時，就已簽署DNR，但從實際操作來看，這根本不可能，因為在急診時怎可能舉行「醫療溝通會議」，但許多患者就在十分鐘內在同意書簽名，勾選「不急救、不插管」選項。為求符合作業程序，部分護理師只能作假，確診者人還在急診時，且醫師還沒到現場，電腦螢幕上的「醫療溝通會議」就已經跑流程，計算著秒數，假裝會議已正進行中。事實上，在收治具有高度傳染力的新冠肺炎患者時，幾乎很難做到「醫療溝通會議」相關規定，但院方仍嚴格要求醫護人員需「提醒」住院者有安寧緩和的權力，為此，醫護師只能在程序上作假。該護理師指出，院內絕大多數醫師、護理師均抱持「能救就該救」治療原則，以她為例，即使病人在急診簽署DNR，但住院後，仍會私下分析利弊得失，告知「如積極治療，仍有活下去的機會」，希望改變確診者想法，撤銷之前放棄插管急救的聲明。但不可諱言的是，對於少部分醫師、護理師來說，確診者一旦簽DNR，拒絕急救、拒絕插管，確實省了很多麻煩，很多事情都不用做了，患者病情危急，無須積極治療，只求「好走、走得舒適。」該護理師認為，去年北市聯醫重症死亡率偏高，應與院方積極推廣DNR有關，患者簽署DNR，等同簽下了放棄活下去的契約，醫療團隊當然可以消極作為，如又遇到「安寧好走」這派別的醫師，那存活機率更低。護理師說，院內許多同事均以「那艘船」來形容某1樓專責病房，因為該主責醫師崇尚「安寧緩和」、「無為而治」，只要是患者年齡超過65歲，合併糖尿病、肺氣腫，被分至「那艘船」，只能自求多福。「最近那艘船又接走了幾個人？」、「那艘船倒底還要停多久？」護理師說，院內不少護理師常開這種玩笑，但想想就覺心酸，怎能因為簽署DNR，以及主治醫師的保守作為，讓原本還有3到4成存活機率的確診者「就這麼沒了！」同樣簽署了DNR，但住進不同樓層不同的專責病房，也可能生死殊途；甚至影響醫病的抉擇。該名護理師表示，以她負責的樓層病房為例，如有確診者病情惡化，同事們寧願花時間聯繫台大、國泰，安排轉院，也不願直接將病人送至「那艘船」，就是擔心病人踏入DNR這條不歸路。在一般狀況下，即使簽署DNR，仍有反悔的機會，面臨生死存亡之際，還可要求插管急救，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處於血氧濃度偏低、呼吸窘迫之際，幾乎沒了意識，連喊「救命」，讓自己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事實上，確診者只要撐過前7天，即使前面幾天病況危急，但仍有很高機會被救回來，該護理師強調，安寧緩和是相當好的理念，但前提是醫師必須提供完整的解釋，讓患者瞭解「簽與不簽，會有完全不同的醫療處置」。她強烈建議，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時，可以勾選「停止心跳時，不要電擊、不要壓胸」此選項，千萬不要勾選「放棄插管」，這1勾，可能連住進加護病房（ICU）的機會都沒了。對於聯合報採訪DNR內幕，該名護理師說，「終於有人願意揭發這個殘酷的真相。」，她厭惡了偽造文書，希望不要再有人只因簽了名，莫名決定了生死，「這關乎生死，怎能在30分鐘，甚至是十分鐘內，就做下決定。」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8／黃勝堅：任內從未針對DNR訂出KPI

  對於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專責病房資深護理師的投訴，時任北市聯醫總院長黃勝堅表示，他任內從未針對DNR訂出KPI，要求各院區積極配合，「如果只要訂KPI就能把安寧做起來，那就太簡單了。」黃勝堅表示，他將「安寧善終」觀念帶到北市聯醫，到現在仍遭受第一線醫護批評，事實上，該院宣導表現最好的單位不是急診、重症科別，而是「志工櫃台」，只有志工才有時間與病患好好溝通，討論生死。黃勝堅說，雖然在各項安寧緩和評比中，聯醫體系幾乎都拿第一名，但實際上「聯醫根本做得很爛」，如果從他滿分標準看來，聯合醫院只拿到廿分，「為什麼廿分可以拿第一，因為其他醫院可能只有十五分。」黃勝堅指出，很多第一線醫護在「評比」訓練下，也將安寧推廣「量化」，只追求立竿見影的數字，只花了三十分鐘說明，就引導患者、家屬簽署DNR，並未傾聽患者意願，有人在不知自身權利下，就被引導「放棄權利」。此外，少部分醫師將「病患簽署DNR」當作護身符，曾有院內主治醫師跟他報告病例時，陳述「死因：簽DNR」，讓他大發雷霆，簽DNR不該是死因，「絕對不是這樣」，這樣會給人「簽安寧＝穩死」等錯誤印象。黃勝堅表示，第一線醫護如果誤解安寧本質，推動安寧的態度如此麼粗糙，在簽署DRN之前，至少需花上兩個小時溝通，只花30分鐘，絕對不夠，「那乾脆不要推動」。黃勝堅表示，安寧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完，他推動安寧超過20年，最難的不是改變民眾對於臨死前生命品質的想法，而是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觀念，醫護受訓過程中都是學習「如何救人」，反而是到臨床才接觸到安寧，安寧的宗旨是希望能讓患者能善終，只是善終的理解難以規格化，也成為安寧最難推動之處。「重症患者該插管，還是要插管，該救還是要救。」黃勝堅強調，當醫師評估患者未來生命歷程已無品質，或生命走到最後，例如，搶救之後可能變成植物人，與患者跟家人溝通，講述風險，此時再決定簽署DNR，讓患者可笑著離開人世，這才是體現生命的品質。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1／36.4%死亡案例簽DNR 放棄急救紅線在哪？

  Omicron疫情爆發至今，累計死亡人數昨突破8千人，達8040人。分析國內致死率高原因，除高齡者染疫後多為重症，治療難度增加外，國內多名專家、醫師認為，DNR占比偏高也是原因之一。去年指揮中心分析死亡原因，有1成7簽署DNR，本報分析今年死亡案例數，簽署DNR比率已達3成6。DNR（Do-Not-Resuscitate），即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指揮中心自5月6日起公布死亡個案說明圖卡中，在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案例以淺藍色字體註記DNR，疫情嚴峻之際，每天圖卡幾乎均一片藍字。到底有多少死亡案例簽署DNR？指揮中心並未提供數據，本報自行統計今年5月6日至7月30日，總計8023名死亡個案，其中2919人簽署DNR，占比達36.4％。 自今年5月6日到7月29日，公布7963名死亡個案，其中2902人簽署DNR，占比約36.4%。這些個案當中，大約58.2%逾80歲、60到79歲有32.7%、50多歲5.8%、20到49歲3.1%、有0.2%在20歲以下，其中女性占4成、男性達6成。簽署DNR者大多有共病，長者常見癌症、慢性腎病、中風、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肝硬化、神經系統疾病等；青壯年常見癌症、慢性腎病、神經系統疾病等。但也有22個人沒有任何慢性病或其他共病，達0.7%。進一步分析其年齡，90多歲女性有6位、90多歲男性一位、80多歲男性5位、80多歲女性一位、70多歲男性兩位、70多歲女性一位、60多歲男性3位、60多歲女性一位、40多歲女性一位，還有一位男性僅30多歲。簽與不簽 放棄急救的紅線應該畫到那裡？  去年7月6日，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曾在疫情記者會公布數據，當時雙北疫情大爆發，去年5月11日到7月4日共675人死亡，其中兩成簽署DNR，他曾說，「拒絕急救」個案是死亡率較高的原因之一，但隨即引發渲然大波，讓他於隔日公開致歉。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說，在死亡確診個案中，逾三成六簽署ＤＮＲ，比率偏高，這可能是導致台灣致死率高的原因之一，如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去年所說的「有些人其實是可以救得回來的」。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認為，養護中心住民染疫致死率偏高，另一個主因為許多住民在住進機構時，就簽署了DNR同意書，一般來說，比率高達四五成，也就是一旦病情危急，就拒絕緊急處置，在染疫後，即使病危，只能「在地收治」，不會轉送大型醫院緊急搶救。DNR數據偏高 醫學會：確實可能是在不當時機推動所致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長、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科主任蔡兆勳認為，光看數據占比，確實給人負面聯想，但今年DNR占比高，應與機構住民染疫率高有關。機構住民大部分抵抗力弱或經常住院，入住時幾乎都會例行詢問，如果病情發生不好的變化，是否需要送醫急救。現在民眾比較能接受善終觀念，大都會認為不要這樣折騰，希望可以選擇機構或家中過世。 再者，確診住院，家屬不能陪病，確實減少有以往家屬意見不合、臨陣推翻DNR的情況。國內累計近9千名確診死亡個案，蔡兆勳說，「確實可能有部分是基於各種原因，造成DNR應用時機不恰當所致，但現在回頭講，都是傷害了。」為此，從去年7月迄今，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兩度修正疫情期間DNR處置標準，擬定臨床指引。去年8月公布「台灣新冠肺炎安寧緩和醫療建議手冊第一版」，預計8月中旬則將發表第二版簡易版。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4／聽護理師的勸 撤銷簽署DNR 她活著離開醫院

  一名60多歲婦人被送至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專責病房時，狀況不好，肺炎嚴重，且糖尿病、腎功能極差，在護理師說明講解下，簽了DNR，但其他護理師私下勸阻，撤銷簽署，願意病危時插管急救，一念之間，讓她最後平安出院。萬華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確診者年齡偏長，該名資深護理師說，不少年邁患者住院時心情低落，孤獨無依，有人自責將病毒傳給家人，有人則認為這次住院後，大概沒有機會走出醫院。此時，身體不舒服，難以靜下心來，又聽不懂安寧緩和等醫療專業名詞，只要醫護人員講解DNR時，提及「這是為自己好，也是為子孫、晚輩著想」，幾乎都同意、簽名，勾選急救時放棄插管選項。該名婦人正是典型個案，從防疫旅館轉至和平醫院時，血糖高達500，銅酸中毒，腎臟功能極差，如果持續惡化，就必須洗腎，自覺人生無望，住院之初就簽署DNR。該名護理師表示，嚴重呼吸衰竭患者如果插管急救，仍有機會一搏，約有三至四成可以救回，呼吸功能平均7至10天就會慢慢變好，「如果不處理，消極以對，當然不會好。」經過其他護理師私下勸阻，婦人這才點頭，更改DNR，而這個決定也救了她一命，幾天後因呼吸衰竭，醫師緊急施以插管，並積極用藥，使用類固醇，病情逐漸好轉，最後平安出院。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6／DNR推動多年 家屬不用再決定親人生死

  台灣於2000年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後，賦予國人臨終時可以選擇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DNR），但疫情之下，簽署DNR似乎不這麼單純，反而像極了醫師的保命符。過去的年代，死亡是你我絕口不提的話題，超過20年DNR的推動，家屬對DNR多持正面態度。80幾歲老媽媽，原本是住在家裡、身體衰弱臥床的，因為確診送來台大醫院急診。當醫院評估要不要插管，幾位家屬子女都很猶豫，決策上遇到困難，但後來發現原來母親簽過DNR，他們很感謝母親曾經做過這個意願表達，他們也了解母親想法和個性特質，就轉而支持母親的意願。              在醫院期間，老媽媽剛好住在開設於家醫科的專責病房，當治療進展出現瓶頸，緩和醫療團隊就在尊重他意願的前提下，幫助她改善減少確診帶來的不舒服，例如痰多、呼吸喘等，盡量舒適。緩和醫療團隊會透過電話和視訊去克服家屬不在場的問題、取得家屬的共識。                            當時老媽媽已經半昏迷，家屬都知道母親已經走到生命的最後了。她的一位女兒自己雖然沒有確診，仍自願到專責病房來照顧、陪伴母親。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部主任蔡兆勳走進病房查房時，就會聽見女兒播放聖歌給母親聽，女兒說，因為媽媽是虔誠的基督徒，聖樂聲對他來說很重要，雖然已無法治療，母親聽到音樂聲仍會有一些反應。女兒陪伴大約一周後，老媽媽平靜地離開了。                                                      緩和醫療團隊會告知病人的狀況，讓家屬放心家人有得到好的照顧和關懷、減少忐忑慌亂的心情，醫療團隊也會透過視訊或聲音影像，安排親人做最後的道別。由非確診家屬陪伴確診者走完最後一程，在台大家醫科專責病房已經有過幾例，剛好都是女性衰弱長輩，來陪伴的也都是女兒，這位老媽媽是最近半個月的例子。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血液與腫瘤內科資深主治醫師陳鵬宇表示，這2、3個月來，他所負責的專責病房共十幾名重症個案簽署DNR，在先前溝通過程中，都告知家屬「這不是放棄、放生，不會直接送殯儀館。」仍會提供該給的氧氣、抗生素、止痛藥等治療。日前收治一名近80歲、晚期肺癌的男性確診者，才住院，就喘個不停，預估只能撐上12天，本人及家屬均同意不插管、不電擊，希望走時沒有痛苦。                                該個案女兒為比丘尼，急忙趕至醫院，希望父親死後祝念8小時，但礙於法規，必須立即處理大體。在院方通融下，她身穿隔離衣、戴N95口罩，進到安寧病房，完成臨終陪伴，父親安詳離世。陳鵬宇說，簽署DNR，不光只是為了讓當事人善終好走，也是讓家人沒有遺憾。

• 2022-07-3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疫情DNR 2／消彌爭議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兩度修正疫情DNR處置標準

  去年雙北疫情大爆發，700到800人死亡，期間北市聯合醫院仍力推DNR，引發爭議。今年更加嚴峻，4月迄今累積近8000多人死亡，其中3成多簽署DNR。為此，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兩度修正疫情期間DNR處置標準，擬定臨床指引，減少紛爭。「爭吵無濟於事，過猶不及的醫療都是錯的，問題是，如何拿捏才是正確的？」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長、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部主任蔡兆勳說，關鍵在於醫師如何診斷、治療、評估預後，除非判斷為末期，否則該插管還是要插管。蔡兆勳指出，疫情期間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仍為預立概念，仍須先與病人及家屬充分溝通、討論，而非病人一到醫院即要求簽署，或簽署後，醫師不再進行心肺復甦術（CPR），這均為錯誤作法及觀念，如果病人可以救治，醫師也不會放棄救治機會。國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推手、成功大學譽教授趙可式表示，疫情期間第一線的醫療人仰馬翻、兵荒馬亂，難以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不能苛責醫護人員。至於在疫情期間，急診醫護讓病人簽署DNR，這是否恰當？趙可式表示，如果兩位專科醫師綜合評估病人年齡、多重共病、病情嚴重程度等，認為現代醫學難以救治且無法避免近期死亡，當然可以建議病人或家屬簽署DNR；但若無上述先決條件，只是單純染疫，就應積極救治，不應在這個時間點拿出DNR單子給確診者簽名。對於國內8000到9000名確診死亡個案，蔡兆勳說，「確實可能有部分是基於各種原因，造成DNR應用時機不恰當所致，但現在回頭講，都是傷害了。」新冠肺炎屬於新興傳染疾病，一開始需要很多嘗試性質的治療，邊走、邊觀察病情走向，如何幫助病人不要受苦到最後一刻，確實是一大難題。站在醫學會立場，希望強調「正確的事應怎麼做」，為此，去年8月公布「台灣新冠肺炎安寧緩和醫療建議手冊第一版」，由於今年染疫死亡個案較多，許多確診者不在安寧病房過世，為讓其他病房、未有緩和醫療訓練背景的醫護人員有所依循，預計8月中旬完成第二版簡易版，重點在於隔離病人照顧、過世病人家屬照顧、兒童照顧、居家醫療等層面。在兒童照顧部分，蔡兆勳說，去年雙北疫情幾乎沒有兒童死亡個案，但今年兒童染疫重症已經破百，且已20多名幼兒死亡，如何降低不必要的醫療處置，減輕病童痛苦，並減少家屬悲傷過度，這是重大課題。在隔離病人方面，今年確診人數逼近500萬大關，中症、重症患者也已經破萬，均需住院隔離，因此，有必要擬定相關指引，作為第一線醫護人員照顧時的參考依據。

• 2022-07-13 養生.人生智慧

  陪伴的力量！林思偕：面對被預告死期的病人與家屬，「陪伴」是醫師所能做最好的事

  在被醫師宣告預測了死期後，病人與病人家屬往往內心都會感到十分徬徨無助，他們需要嚮導。這時，若有醫師陪伴在身邊，會讓他們安心許多。林口長庚醫院醫師林思偕在臉書分享他的經歷，感嘆儘管在病人臨終之際，醫師無法幫助什麼，此時默默的「陪伴」也是醫師所能做最好的事。家屬想知道，病人是不是快走了？一位值班住院醫師， 在半夜三點打電話向他報告一位「危急」病人的狀況。那個癌末臨終的案例是他的病人。 他在醫學中心當腫瘤科醫師已經二十年了。他早已告知家屬要有心理準備， 病人也已簽DNR（病人事先簽署意願書或家屬簽署同意書）。 有什麼好恐慌的？ 半夜叫他， 最好是有什麼重要的事。 「家屬想知道，病人是不是快走了？」 住院醫師囁嚅的說。出乎意料的，他竟然語氣平靜， 要住院醫師別緊張。慢慢說。「謝謝你通知我。」他說：「我立刻就到……」在蕭瑟的寒夜中開車，街道空無一人。他的思緒回到三十年前。三十年前還是醫學系學生，遇到房東先生心臟病病發那時，他唸醫學系二年級時，很窮，在學校附近找不到便宜的地方住。最後，一對好心的房東夫婦收留了他。這對夫婦沒有孩子，對他很好，房租隨便算。房東先生身體不太好，太太無怨無悔，辛苦照顧。某夜，房東先生心臟病病發，他在現場，但才大三，醫學知識不足，幫不上什麼忙。平常看診的家庭醫師，來看了一下，宣判病情嚴重，說「只是遲早問題」。幫病人打了一針嗎啡就走了。只留下房東太太和他一起啜泣。房東先生是不痛了，但過幾個小時後，轉為昏迷。此時已是深夜2點， 他不知道如何安慰房東太太，只好硬著頭皮，再聯絡家庭醫師，問問看。「他這是心臟衰竭末期 。不是告訴你他沒救了嗎？」睡意濃厚的醫師語氣有點不悦，說没兩句，就掛了電話。他愀然回到了房東太太身邊，只說醫師明早會來看。不久老先生便斷氣了。兩人毫無睡意，於是就一起坐在房東先生旁邊，共同回憶房東先生的種種往事，直到天明。後來他畢業，當醫師，成家；每年都會去探望房東太太，直到她93歲逝世……面對被預測了死期的病人 「陪伴」是醫師所能做最好的事回到現場，他安慰驚慌失色的值班醫：「這是你的第一次？」 年輕人點點頭。「對最親近的人而言， 這確實是最困難的時候。他們 在醫院走廊前後走動 ， 被等待所折磨 ，想絕望的抓緊一些正在永遠失去的事物。 他們需要嚮導。」「只要靜靜的坐在瀕死病人的身旁， 就會知道這一刻既不痛苦也不嚇人。 只是人體功能一個和平的停止。」「就像一顆流星， 浩瀚夜空裡百萬光亮中的一點， 短暫的閃爍 ， 終必消失卻那麼獨特， 讓我們體會有限的人生。」在這樣的時刻， 話語是太遲了。即使病人早被宣告没救，被預測了死期，「陪伴」，以一種超越語言的靜默，是醫師所能做最好的事。對於林思偕醫師的分享，許多人表示非常感動，留言回應說「好感動！家屬要的真的就是慌亂中的指引。」、「對病者或家屬來說陪伴就是最大的安慰」、「醫師除了醫術要精進，在心理層面也要給家屬支持，我覺得醫師真是難。」、「醫師的同理心對病人家屬也是種無言的安慰」、「每每看完林醫師的文章，總會不自主眼角泛淚，有溫度的醫德傳承，是由自身感悟才能散發，慈，悲，喜，捨，就是最好的能量寫照～」也有醫師在留言回應說「我在芝加哥當了三十幾年的麻醉醫師，看了這遍文章非常感動！我們當醫師最重要的是有同情心，當病人危急時，只要稍微留意病人及家屬給他們安慰可以有很大的效果！」。而台大醫院婦產科醫師施景中也分享自己的經驗：「今天碰到無預期胎死腹中的孕婦，我能了解她的感受。只要能夠，我也希望可以陪伴她們度過這個關卡。林教授的溫馨分享，我覺得他已經了悟生死，沒什麼可以擔心，沒什麼需要害怕，需要的只是陪伴。」

• 2022-06-22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永久植物人狀態病人之醫療照護決策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90號民事判決簡評

  【編者按】非常榮幸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發起人楊玉欣前立委的幫忙，邀請到三位深入認同「病主法」的專業人士，回應兩週前（六月六、八、十日）三篇有關目前的醫療環境，有時醫療團隊仍會不得不做出違背「不傷害病人」的醫學倫理悲劇。希望「真理越辯越明」，經過多次的討論促成台灣社會更了解這問題，並且社會大眾能在意識清楚身體健康時，與家人討論自己將來面臨生命末期時，希望怎麼做或不要怎麼做的看法。養成這種民風之後，就不會再發生這種已經簽了「自主權利法」的合法程序之後，還要因為家人的「孝心」迫使醫療團隊違背病人，還是給予「臨終凌遲」。【延伸閱讀：醫病平台／讓人難以割捨的「臨終凌遲」，解套的關鍵在我們每一人】終於，法院必須直面最困難的末期醫療照護決策問題──永久植物人。…日前一起最高法院的判決引發國內醫療法巨擘陳聰富教授出聲評論，認為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判決。這件判決的爭議事實，表面上看來是末期病人家屬簽署DNR後又反悔，並在親人死後窮盡一切司法途徑，對所有醫護人員進行一段長達6年的司法折磨過程。但當我們走進判決書文字所描述的世界，我們看見了一場車禍，將一個年輕人帶進了「永久植物人」（Permanent Vegetative Status, 以下簡稱PVS）的悲慘狀態，也把一整個家庭（爸爸，媽媽，妹妹）帶進盼望─失望─絕望的死蔭幽谷；醫療體系耗費了大量的資源，但只能讓這個PVS病人藉著維生醫療科技（呼吸器，鼻胃管）而處於「非生非死」的存有狀態。據估計，臺灣有2800至4500位PVS病人，他們因為腦傷超過6個月以上而完全失去意識能力，必須倚賴維生系統而在養護機構中生存，一旦發生疾病，什麼是對這些PVS病人最合適的醫療照護？誰來為他們做決定？「死亡」在什麼情況下可能符合永久植物人病人的「最佳利益」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90號民事判決的真實爭點正是關於永久植物人病人的醫療照護決策問題。在這件個案中，年輕的PVS病人乃是一家地區醫院的呼吸照護病房住民，當醫院發現病人似乎有膽結石導致膽管阻塞引發黃疸時，通知天天來探望的家屬（病人之爸爸，媽媽），並詢問是否要轉院予以積極治療，但病人的父親，亦即本件的原告始終沒有正面回應，而病人之母親則明白拒絕轉院。因此這家醫院便依照其規模及設備予以症狀治療，除了點滴給予抗生素治療黃疸之外，發燒就給退燒藥，便秘就給瀉藥及塞劑，但病人並未好轉，而當病人因為病程發展至敗血症最後心跳停止時，醫院因為病人之母親已經簽立DNR，所以並沒有再對病人施予心肺復甦術。豈料，在病人過世後，病人之父親主張，醫院應該積極的將病人轉院治療，且其才是病人之法定監護人，病人母親所簽署的DNR無效，因而開啟了一連串的刑事與民事訴訟。刑事部分不起訴處分確定，而民事部分，審理的臺北地方法院以及臺灣高等法院均認為被告醫院以及醫護同仁對病人所提供之照護，符合醫療常規，病人的父親雖經法院裁定為病人之監護人，但母親卻是記載在病歷上的第一順位聯絡人，因此母親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親屬身份，所簽署的DNR當然有效，故判決醫方勝訴。病人父親不服，上訴最高法院。顯而易見的，本件PVS病人父親和母親對整個醫療處置的意見是不一致的。母親知道她兒子植物人狀態是嚴重的，昏迷三年來，連眼睛都沒有睜開過，如果PVS病人根本不可能甦醒，又何必大費周章轉院積極治療他的膽結石呢？如果在機構內的就地治療無效，母親更進一步認為，臨終的CPR只是對兒子的「凌遲」，所以病人母親毫不猶疑的簽了DNR。病人父親似乎並不這麼想，但病人父親也不知道該如何決定，他雖然得到民事法院的裁定，定他為病人之監護人，但他並未向醫院表明，其在病歷上的聯絡人也只是第三順位（第二順位是病人妹妹），他或許對到底什麼才符合兒子的「最佳利益」也不知如何是好吧，這使得他忽視妻子貼在他門上的字條，他沒有接聽醫院打來的電話，雖然他自己先前也簽署過DNR，卻在兒子死後，對12位照護過兒子的醫師及護理師通通提出近乎報復式的醫療糾紛訴訟。最高法院忽視了對於PVS病人的醫療照護決策中，如何在「尊重自主」、「行善」、「不傷害」、以及「正義」的倫理原則下，來審視病人家屬的決定是否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反而循著一條錯誤的法律推理路線：「只有末期病人，家屬才能夠簽署DNR，因此系爭病人是否是末期病人需要有兩位專科醫師認定，事實審法院沒有釐清本案是否有取得專科醫師認定為末期病人，所以事實認定不清，發回更審。」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是個明顯錯誤的判決，首先，並非只有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末期病人，家屬才能簽DNR。在醫療臨床實務上，各式各樣的病人都可能因為病程的進展，或不可預見的意外進入病危狀態而需要CPR，這時如果病人有事前的預立醫療決定指示，醫師當然就可以依照指示而行，但若沒有時，醫療常規都會詢問病人家屬意見，作為補充病人自主的替代決定（substitute decision）。以本件個案為例，病人是不是末期病人並不是重點，重點是，PVS病人根本欠缺對醫療行為的同意能力，因此，當病人有醫療需求時，醫師當然是尋求家屬的同意。真正的爭點是，如果家屬的替代決定違反了病人的「最佳利益」時，醫師是否有一積極的保護義務來阻止家屬的代理權之濫用呢？美國著名的Baby Doe 法案正是要處理當父母的親權濫用，以致影響到其嚴重殘疾新生兒的最佳利益時，國家應得以介入保護該新生兒。因此，本件的真實爭點應該是回到更早的時點去判斷：病人的母親拒絕將病人轉診至大醫院接受更積極的膽結石治療是否不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若是，則病人的父親作為監護人是否也殆於防止其母的代理權濫用？最後，才要問，如果PVS病人有被家屬「遺棄」之虞，醫師有何積極的作為義務來保護PVS病人的健康權及生命權呢？這些才是最高法院應該嚴肅面對的問題，但在本案中，其實相當容易回答。病人的父母都是盡責且關愛的父母，他們幾乎天天探望病人，病人母親並沒有拒絕醫療，只是拒絕轉診，醫院沒有任何理由需要懷疑家屬的意見，病人父親在喪子之痛後，將悲傷與哀痛遷怒於醫療團隊，一連串的濫訴舉動，殊不可採。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真的「令人悲傷」，民國99年的那場車禍奪去了死者「傳記性的生命」，105年的「敗血症」結束了死者「生物性的生命」，但悲劇卻一直延續，從105年起，死者父親提起刑事告訴，被不起訴處分後，又被再議駁回；轉而提起民事訴訟，一審，二審都敗訴，沒想到竟然在最高法院得到一個「發回更審」貌似勝訴判決。本案目前還在更一審中，被告有12位自然人的醫護人員，還有兩家醫院法人，想想這6年訴訟期間，這些醫護人員的身心煎熬，最高法院輕率的發回更審，給予死者父親一個虛幻的勝利期盼，也讓所有臨床醫護同仁無所適從，這真的令人悲傷。

• 2022-06-10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讓以愛為名的悲劇不再發生——尊重病人自主與醫師的專業判斷

  【編者按】台灣在2000年訂定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給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的法律地位；接著在2019年通過實施「病人自主權利法」，使國民得以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以避免死前遭受生不如死的無效醫療。然而事實上，在目前的醫療環境，醫療團隊許多時候仍不得不違反醫學倫理「不傷害病人」的原則。一位急診醫學的資深醫師提出一個真實病例，與癌症奮鬥多年的末期病人在最後昏迷狀態下，因為家屬拒絕簽署DNR，使醫師不得不做了不只一次的急救。一位法律教授以「一件令人悲傷的裁判」，寫出一個病人父母已經簽署DNR，但醫院及醫師仍然被告，最高法院以薄弱的理由，廢棄原本醫院與醫師勝訴的高院判決。最後一位幫忙病人預立醫療決定的身心科醫師，以其專業寫出「讓以愛為名的悲劇不再發生——尊重病人自主與醫師的專業判斷」的呼籲。希望這幾篇文章可以激起各界更多的省思討論，最後能使台灣社會、法律、醫界對這重要的議題得到更好的共識。這是一個每天都在醫院發生的事情，正當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在醫院的某個病房就在上演這樣的情節。故事裡的人通常是已經重病無法挽回的病人，悲傷欲絕的家屬，深陷醫學倫理兩難的醫療團隊。但是大家猜看看這三方面—病人、家屬、醫療團隊—誰才是主角？吳先生77歲6年前診斷出癌症，經過一連串的治療，病情穩定了五年多。很不幸半年前疾病再度復發，而且這次病情反撲又快又猛。所以當醫師跟吳先生說明病情時，吳先生在太太面前跟醫療團隊說，這幾年的治療很辛苦，他不想再這樣子拖下去，他也知道家人捨不得他，所以他會再次嘗試治療看看。可是萬一這一次的療程效果不好，他寧願選擇緩和安寧照顧，讓自己可以好好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因此也完成了選擇不急救(DNR)以及接受安寧緩和照顧意願書的簽署。之後吳先生跟他的疾病奮鬥了一段時間，可惜似乎癌症佔了上風。最近半年吳先生幾乎都在住院，近三個月因為疾病的影響，人非常的虛弱也常常意識不清，可是如果醒來就會眼中帶著淚，要求陪伴的家人放手讓他可以離開。吳先生除了整天臥床，也無法自行進食，需要依靠鼻胃管與點滴來給予營養。再一次的感染發生了敗血性休克與呼吸衰竭，吳先生再次被送到加護病房。這一次，吳先生需要緊急的插上氣管內管，用呼吸器來維持他的呼吸。這時候醫療團隊陷入兩難，依照吳先生意識清楚時自行簽署的不急救(DNR)與接受安寧緩和照顧意願書，目前吳先生的確到了疾病末期，應該要遵照病人自己的意願，不做氣管插管、氣切，而轉由安寧緩和團隊接手照顧，讓吳先生沒有痛苦的走完生命最後一程。可是太太卻表示雖然他很想遵照先生的意思，但是兩個兒子有不同的意見，小兒子了解爸爸的辛苦，尊重爸爸做的選擇；但是大兒子卻覺得如果在這時候「放棄」維生醫療，就好像是自己殺了爸爸一樣，他希望爸爸可以多活一天是一天，即使身上必須插滿管子，而且吳先生應該也沒有機會再醒過來，他還是堅持醫療團隊必須用盡所有方法「救到底」。吳先生後來也做了氣切，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身上插滿了管子，為了維持血壓，醫療團隊必須給予充足的水分，但是病人在病情很差的時候身體根本代謝不了這些水分，所以當家屬來探視病人時，問醫療團隊說為什麼病人會腫成這樣，身上有傷口的地方也一直冒出水，醫療團隊也只能很無奈的說，那是為了維持血壓不得不的措施。吳先生終究沒有醒來，奇蹟也沒有出現。他在加護病房一堆維生機器的陪伴下，過世了。醫療團隊在這過程中盡力與家屬溝通，希望可以減少無效的醫療對吳先生產生的痛苦，也猜到了大兒子應該是捨不得父親離世所以無法放手，所以醫療團隊找了社工、心理師，最後會診了我這位身心科醫師。我還記得大兒子一開始還勉強保持禮貌，對我說，他知道我要說什麼，可是他勸我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他說我是精神科醫師，應該理解他對爸爸的感情，他是沒有辦法放手的。他知道爸爸正在受苦，可是他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沒有盡所有的方法，再怎麼樣他都希望爸爸還是有呼吸心跳，即使多一天都好。我記得我問過他，如果是他自己遇到這樣的情境他會怎麼選擇，他回答我說，如果是他自己他會選擇不要急救，他希望沒有痛苦的離世，可是這個是他爸爸，他一定要奮鬥到底。後來他乾脆拒絕我的探訪。病人過世後，我問了醫療團隊這個大兒子在病人過世時有什麼樣的反應，醫療團隊說他來見父親的時候倒是十分鎮定，平靜地幫病人辦理後續的手續。很可惜，我沒有機會再去關心這個大兒子，在父親離世後過得好不好，不曉得會不會在午夜夢迴，對於自己違反父親意願的決定，讓病人在過世前受盡折磨覺得不安。而他告訴我的，如果是他自己遇到生命末期，他會選擇不急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去維持生命，但是對於父親，因為愛，他沒辦法放手。即使最後因為這樣的醫療決策，跟媽媽還有弟弟也鬧翻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這讓我想到前幾年看到的一齣劇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望子成龍成鳳的父母，用自以為是的價值觀與方法，以愛之名，逼迫著孩子，結果反而讓孩子受盡痛苦。我不會懷疑人們對家人的愛，可是如果因著我們的愛，變成「只有我才知道你需要什麼」、「因為我愛你，你要照我的方式來」，會變成很恐怖的事，尤其是生死大事。當有一些急症發生而造成病人生命垂危，家屬對於醫療團隊提出DNR選項陷入困難抉擇的時候，我會提醒家屬，其實醫療團隊會提出來，就是因為醫療團隊判斷，即使經過急救病人可以暫時恢復呼吸、心跳、血壓，但是對於他的生命延續可能沒有太大意義，甚至很大可能會變成昏迷或植物人，醫療團隊才需要提出來討論；如果經過搶救預後會很好，醫療團隊根本不需要跟家屬討論這個議題，直接就會給病人最適切、最好的治療。我們都期待最好的結果，可是萬一結果不如預期，病人變成嚴重失能、植物人、長期昏迷，病人是最受苦的人。很難過地看到陳聰富教授寫的真實法院判例「一則令人悲傷的判決」，這個也是常常讓現場的醫療團隊陷入困難的原因，如果簽署了不急救同意書都還能告醫療團隊，那醫療團隊也只好違背專業與醫療倫理的判斷，做足那些會令病人痛苦的無效醫療。所以不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家人」。尤其是病人，這些加諸在他身上的「治療」，那種感受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希望藉由此文能讓大家多多的反思，有時候我們的愛與好意，如果沒有尊重、了解與智慧，反而會帶來的是痛苦與災難。臺灣目前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及病人自主權利法，都是希望可以保障病人的醫療自主權，但在現實醫療環境中，期望社會大眾、司法體系對這個議題能有更深的反思與共識，讓以愛為名的悲劇不再發生。

• 2022-06-08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末期病人DNR 的決定

  【編者按】台灣在2000年訂定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給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的法律地位；接著在2019年通過實施「病人自主權利法」，使國民得以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以避免死前遭受生不如死的無效醫療。然而事實上，在目前的醫療環境，醫療團隊許多時候仍不得不違反醫學倫理「不傷害病人」的原則。一位急診醫學的資深醫師提出一個真實病例，與癌症奮鬥多年的末期病人在最後昏迷狀態下，因為家屬拒絕簽署DNR，使醫師不得不做了不只一次的急救。一位法律教授以「一件令人悲傷的裁判」，寫出一個病人父母已經簽署DNR，但醫院及醫師仍然被告，最高法院以薄弱的理由，廢棄原本醫院與醫師勝訴的高院判決。最後一位幫忙病人預立醫療決定的身心科醫師，以其專業寫出「讓以愛為名的悲劇不再發生——尊重病人自主與醫師的專業判斷」的呼籲。希望這幾篇文章可以激起各界更多的省思討論，最後能使台灣社會、法律、醫界對這重要的議題得到更好的共識。在最近的一則法院判決 ，病人父母已經簽署DNR，但醫院及醫師仍然被告，且最高法院以薄弱的理由，廢棄原本醫院與醫師勝訴的高院判決，是一件令人悲傷的裁判。本案病人於99年6月間因車禍受傷，導致外傷性腦出血及頸椎骨折，進行手術；於同年7月2日因無法脫離呼吸器，接受氣管切開手術住院治療，同年10月4日轉院至林口長庚醫院。出院後復於102年1月25日因腦出血，轉送林口長庚醫院；於同年3月9日因意識昏迷，無自主呼吸能力，無法脫離呼吸器，轉至秀傳醫院呼吸照護病房接受治療。病人於105年3月24日晚間出現黃疸及發燒症狀，發現膽道阻塞，又於同年4月24日出現高燒不退、血壓降低、心跳不穩、四肢冰冷、五天未排便之症狀，瀕臨死亡；於同年5月1日病情惡化。病人的父親主張，病人並非重症不可治病患，亦未經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者診斷確為末期病人，被告醫院竟違法令病人的父母簽立DNR。病人於同年5月2日下午8時心跳突然停止，被告醫院未進行心肺復甦術等急救措施，並拔除病人之生理監視器及呼吸器，致病人因敗血症而死亡。（以下稱「DNR不急救案」）本案的爭執在於，被告醫院由於病人家屬已經簽署DNR，因此未對病人進行急救措施，是否違法？高等法院認為，病人家屬既然已經簽署DNR，因此被告醫院未進行急救，並無違法之情事。但最高法院認為，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病人應由二位相關專科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且經本人或一位最近親屬出具意願書或同意書，始能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本案診斷病人所罹病情之醫師是否具相關專業領域之專科？病人之父母得為其書立DNR之依據何在？高等法院並未說明，因此發回更審。依安寧條例規定，病人應由二位相關專科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且經本人或一位最近親屬出具意願書或同意書，始能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反面言之，如病人未經專科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或病人或其親屬未出具意願書或同意書，醫院或醫師即有急救的義務。此項解釋，與醫學倫理上無效醫療的概念，相互抵觸。依據醫學倫理上的「不傷害原則」，及避免醫療資源浪費的「正義原則」，急救如屬無效醫療時，再為急救，不僅對病人無益，甚至有害，因此醫師並無進行無效急救的倫理上義務。在邏輯上，如果急救對於病人已經無效，亦即縱使進行急救，病人仍然會發生死亡的結果，則醫師不進行急救，與病人死亡之間，即無因果關係。因為醫師進行急救或不進行急救，均將發生病人死亡的結果。此項醫學倫理上的規範與邏輯推論，不應因安寧條例的規定而被破壞。申言之，安寧條例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必須具備一定要件，是屬於「違法性」的規定。也就是說，如果病人非屬末期病人或無意願書或同意書時，醫師不為急救的「不作為」，違反法律規定，屬於違法行為。然而，法律上的侵權責任，除被告的行為具有「違法性」外，不法行為與損害之間還必須具有「因果關係」，賠償責任才會成立。違法性與因果關係是二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如果醫師的違法行為與病人損害結果的發生，不具有因果關係時，醫師仍然無須負責。因此，如果醫師依據其專業判斷，急救對於救治病人已無實益，醫師因此不進行急救，由於不急救與死亡之間欠缺因果關係，他對於病人的死亡無須負責。從而，醫師不為急救是否符合安寧條例的規定，其區別在於：在符合法律規定時，醫師不為急救為合法行為；反之，在不符合法律規定時，醫師不為急救為違法行為，但如果醫師能舉證證明，病人的病情已經處於縱使進行急救，仍然會依其原有病程導致死亡，也就是不急救與病人死亡之間不具有因果關係時，仍然可以免責。在前述的「DNR不急救案」，病人親屬已經簽署同意書，但事後反悔起訴請求醫師賠償。最高法院要求醫院舉證有「二位專科醫師」，且「病人確為末期病人」。因此醫院必須負責證明現場負責醫師是「與診斷病人所罹患傷病相關專業領域之專科醫師」，及病歷關於病情的記載，足以判斷病人為末期病人，提供法院認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