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定義家庭照顧是「愛的勞動（Labor of Love）」，強調其中的雙元性，「愛」讓我們願意犧牲自己、相信犧牲值得，「勞動」則說明這是一份需要付出體力與精神的正式工作。這因此產生兩個問題：
一、兩者是否缺一不可？沒有愛的勞動，或只有愛而沒有勞動，會有什麼結果？二、當「勞動」超過負荷時，會不會影響到原來「愛」的感覺？
長期勞動 惡性循環
實務上，這兩種情況常常出現。
案例一：早年外遇離家的父親，晚年時因中風被送回老家，兒子礙於親友鄰里壓力負起照顧責任，兒子盼父親復健好早日離開，甚至產生暴力行為而被通報，但父親也因罪惡感不願反抗，這是典型的「照顧牢籠」。
案例二：小琪有四個手足，原本感情不錯也很孝順母親。但自從媽媽失智後，未婚的小琪逐漸成為主要照顧者，甚至辭去工作，但當小琪發現其他手足放手不管，家庭衝突愈來愈大，小琪因此情緒失控而打媽媽，事後又陷入無盡後悔中。
家庭照顧歷程平均長達9.9年，跟照顧孩子不同，照顧老人就像一場看不到盡頭的馬拉松，「任何的愛，都禁不起長期的勞動與身心壓力」。
瑞典經驗 幸福老年
去年，我們邀請一位華裔瑞典籍學者來台演講，分享瑞典從1960年代起將老人照顧服務納入國家福利政策經驗。演講中有位聽眾提問： 「瑞典老人會不會很可憐，雖然有國家照顧，但子女都不照顧了？ 」講者回答，「瑞典老人希望兒女永遠是兒女，而不是護士，也希望這輩子跟兒女的回憶都是美好的，一起聽音樂、看電影、閱讀，而不是為我把屎把尿。」
講者進一步說，在1960年代之前，瑞典也是三代同堂的國家，他們只是提早認知到高齡化、少子化、不婚、親子不同住趨勢，提早接受事實，並完成國家長照政策轉型，所以不是不行，而是要不要。
這個回答，讓現場都靜默了，因為它挑戰了我們一直以來的信仰，「兒女照顧，就是最幸福的事？」這也讓我想起，為什麼常常參加長照討論會議總讓人困惑，因為我們的長照政策也在搖擺中，「照顧是國家的責任，或是家庭的責任？」既覺得家庭很苦，國家應該負責，卻又擔心國家承擔太多，家庭就不願再負責任。
減輕勞動 讓愛加值
如果，我們把兩件事分開來呢？「勞動」的部分，由國家來負責，全面發展公共資源與專業人力，協助家庭進行選擇與安排；而家庭不受過量照顧勞動的壓迫，親情有更優質的發展環境與養分，有「愛」的家庭能為長輩做更多，更多情感互動，甚至還有精力一起旅行，成為加值項目，或許長輩也能活得更有尊嚴。
或許有人會說，瑞典的平均稅率達四成，台灣約12.8%，台灣沒有瑞典的發展條件，但反過來想，這是一種國家長照策略的集體選擇，如果大多數人民認為值得付出，財源與稅賦制度也不過是選擇後的政策修正。
根據勞動部推估，在1153萬工作人口中，約231萬人受到家庭照顧責任影響，即上班族有五分之一機會「長照地雷」。「照顧老人是誰的責任？家庭與國家要如何分工？」是每個人都必須思考的事，因為它不僅關係到我們的父母，也影響我們年老後被照顧的方式。相信做好長照2.0才能減輕家的「勞動」，讓「愛」加值。
（作者陳景寧為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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