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良／如何拆除食安危機的引信

【聯合報╱楊志良】

近日餿水油事件再度引發台灣食安危機，顯見以往作為及今日體制，根本無法因應民眾「食得安心」。

首先，食品業者從生產、進口、加工各階段廠商，一直到路邊攤，上午、中午到晚上都有關門的，也有新開的，只有上帝才知道台灣有多少家。另一方面，從生產、進口、調配加工到第一線成品，種類何止千萬，社會資源有限，源頭及履歷管理僅能抓大，對於小農生產及家庭食品業只得放小。

再來是檢驗。大眾要認知，所謂檢驗係針對指標性項目檢查，「檢驗合格」是指檢驗的項目尚合乎國家當前標準，但沒檢驗的項目就不得而知了。一定有民眾疑惑，既然如此，為何不檢驗「所有的項目」？但是這世界上有毒物品、化學的、生物的、放射的，千千萬萬種，統統都檢驗，在實務上不可行，也沒必要。

食品稽查 從制度改起

例如奶粉中本來根本不可能有三聚氰胺，所以不會將其列入檢查項目，而是在不肖商人加入，發生事故後，才列入檢驗項目。再如生物汙染通常只驗最常見的大腸桿菌，若是霍亂、傷寒、A型肝炎病毒等統統都驗，徒然浪費資源。如要「所有項目都驗」，恐怕這世上就沒有食品業者，大家也都沒有食物吃了。

加上目前各級衛生機關的人力預算，根本沒有能力對全部的食品業者稽查、檢驗。每次發生食安事件，衛生機關相關部門人仰馬翻，不數日總有一批人棄公從業者去了。又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在「鈔票至上」之下，要全部或多數業者自律，根本是緣木求魚，因此不在制度上重大改變，食安永遠難安。

納民間物力 加強檢驗

改變之道，首在納入民間龐大的人力、物力，加強檢驗。台灣有能力從事食品、毒物、化學品檢驗的大學及實驗室，何止成百上千。請這些機構的師生在市面上自行抽驗，發現問題交由衛生機構複驗，若確定真有問題，給予一定額的獎金及業者罰款的一半，金額無上限。另業者內部員工檢舉（吹哨者）確定後，也給予罰金的一半。就如同小偷、強盜，若認為警察（包括便衣）就在你身邊，就可大幅減少心存僥倖者。

再來是重罰。目前一罪不兩罰，刑法優於行政罰，黑心商人寧可坐牢三年五載，出獄後就是億萬富翁，哪有在怕？重罰絕對必要，該不該死刑是一回事，但大陸再多槍斃幾個地溝油業者，未來台灣人恐要爭先到大陸採購食品了。因此行政罰（罰款）與刑法應並行不悖。

重罰黑心商 修法求償

另外，目前法官要求受害者要證明自己健康受到損害，才能獲得賠償，然這些有毒或不健康食品，通常要累積多年才能造成明顯的傷害。然而社會上不利健康的食品何其多，相乘相加，危害健康甚鉅，台灣洗腎人口世界數一數二，不良食品必是原因之一。因此法官要加油或是要修法，只要文獻明確證明有害，就應獲得賠償。例如美國菸商就因遭集體訴訟賠上天價，集體訴訟賠償金額可做消費者保險，以及提升食安的經費。

政府一窮二白，增加食安人手及預算力有未逮，應比照「菸害防制法」的菸品健康捐，一定規模的業者及進口商，要繳交一定比率的食安基金，超過上限則不再提撥，以此作為食安賠償的基金。

這筆基金至少百億，除了賠償一般消費者，購買GMP卻不合格食材的小型業者，商譽受損，消費者流失，接受退貨，幾近破產、生活無著，也應是受賠償的對象。至於GMP認證的重組與改革更不在話下。

（本文作者楊志良為前衛生署長、現為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2014/09/1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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