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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平台/不只是勞雇關係,「社會參與照顧」應被重視

2021-03-26 12:15醫病平台 陳正芬(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外籍看護」。一位社工學者在安寧病房看到病人過世時,照顧病人多年的外籍看護真情流露的落淚,使她忍不住寫出這篇「家庭看護工的悲傷情緒何處投遞」;接著醫病平台的共同發起人寫出他們夫婦對外籍看護的感激與懷念;也很榮幸邀請到對這議題關心多年的學者就其專業與我們分享國內(台北市)與國外(以色列)對「國際移工」的研究與政策。我們也在此呼籲國人尊重善待這些遠道來幫忙照顧我們家人的無名英雄。

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依據聯合國的調查,自1990年至2017年間,國際移工從一億五千三百萬人成長至二億五千八百萬人,這現象不僅與已開發國家的勞動力遷移政策鬆綁高度相關,亦牽動勞動力輸入國的勞雇關係(Wright & Clibborn, 2019)。許多研究指出,移工的增加與老人人口的照顧需求之間的連動關係,特別是強調在地老化取向的國家;換言之,當衰弱或失能的老人無法自我照顧,做簡單的家務整理時,或是因嚴重認知功能障礙、生理或心理限制,致使其高度需要持續的保護性看視,而家庭因規模縮小或地理限制等因素,成員無法或無力提供協助時,對於居家照顧服務的需求因而提高(Ayalon, 2010b; Ayalon, Levey, & Rotstein, 2014; Houser, Gibson, & Redfoor, 2010)。但相對低薪、缺乏福利保障、長工時以及低職業聲望的工作型態難以吸引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投入,許多已開發國家轉而運用移工來滿足此一照顧人力落差;且當失能老人繼續居住在家中時,居住在家內的照顧移工(live-in migrant caregivers)的聘僱就成為家庭主要選項,例如以色列、加拿大與義大利等國(Chiatti et al., 2013; Cohen-Mansfield, 2017, 2019; Cohen-Mansfield, Garms-Homolove, & Bentwich, 2013)。臺灣亦是如此(Chen, 2016; 陳正芬, 2011a, 2011b)。

然而,當移工進入家戶,家庭照顧移工不僅被期待提供日常生活照顧(ADLS 與IADLs)與部分家務協助,亦包括其他項目,例如與照顧接受者之間的建立感情,保持友善關係,陪同散步、一起看電視、郊遊,或與其他照顧接受者進行娛樂活動等。以色列是一運用大量家庭外籍看護工滿足失能老人照顧需求的國家,依據政府推估,將近68% 符合失能等級評估的老人當中,高達68%已聘僱照顧移工。該國多位學者積極探討家庭看護移工在照顧服務面向的關鍵議題。以色列籍學者Ayalon (2009)以類家人互動(family-like interactions)形容,Cohen-Mansfield (2019)則以社會參與照顧(social engagement care, SEC)稱之,該類照顧包括虛弱或失能老人的情感、社會與活動需求的服務提供,包括情感支持、社會接觸、身體與休閒活動,與僅是工具性或日常生活照顧有所區隔Cohen-mansfield and Golander (2021)最新的研究是結果是運用結構式問卷,於2013年至2014年間調查116位家庭看護工的工作滿意度與負荷狀況。廻歸分析發現移工的工作特質,即照顧接受者的失能等級,以及其與移工的關係兩個因素,確認「移工與照顧接受者之間的關係」(註)非常重要,建議未來研究可立基於照顧移工與照顧接受者雙方觀點進行工作滿意度與負荷之相關研究。再者,照顧接受者的失能程度亦影響照顧移工的負荷,失能涵蓋身體與心理面向,而這研究與Ayalon (2010a)發現患有失智症者的照顧移工離職傾向較高的發現一致,建議應對提供重度或失智症患者的照顧移工提供身體與心理面向的協助。該研究亦提醒,雖然照顧接受者的失能程度無法改變,但照顧移工的就業狀況,以及其與老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改變;若透過語言課程,充分的文化與個人背景資訊的提供,應有助於照顧移工溝通能力的提升,改善雙方的關係;此外,亦應著重於提升對家庭成員與照顧移工的諮詢與支持服務的可及性。

值得臺灣借鏡的是,有鑑於移工來自不同國家,宗教、文化與口語溝通能力各異,以色列在1988年開始發展由社會工作人員協助照顧移工整合進入老人服務的方案,社會工作人員被賦予三項主要任務:(1)以個人或家庭照顧有困難的老人為對象;(2)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質;(3)發展老人人口所需的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包括將家庭照顧移工與上述系統的整合。Ayalon (2011)立基於此創新方案,探討社工人員對於聘僱移工提供老人照顧的家庭服務成效,發現移工與照顧接受者雙方因上述各面向差異而存有內生性緊張關係,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提供家戶在聘僱移工之前更多的準備協助。再者,該研究發現老年照顧接受者與家庭成員對移工是否為家庭成員的觀點不一致,Ayalon認為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相較於家庭成員,老人照顧接受者與移工相處時間相對較長,傾向將移工視為家人;而當其家庭成員允許移工進入家戶後,其原有地位與角色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變,致使對移工的觀點較為保留。且相較過去研究排除認知功能障礙者的觀點,本研究納入認知功能障礙老人對此照顧安排的滿意度,發現認知功能障礙程度較高老人對其照顧成員表達較高的滿意度,此與之前的質性研究發現一致,家庭成員經常無視移工在照顧認知功能障礙老人過程中的抱怨,但身為照顧服務直接提供者的移工卻是需要直接處理此一議題,而此協助是有被照顧接受者接納與感受。

以色列與臺灣一樣,都有專為移工設立的服務專線,但專線功能同樣侷限於移工的工作條件,特別是涉及法律相關部分。如何在適當的時間,引進正式服務與資源,從照顧需求面來協助家庭照顧移工與照顧接受者,讓同屬易受傷害群族的移工與照顧接受者皆獲得適當的協助,乃是當務之急。

臺北市之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居全國之冠,臺北市勞動力重建處貴處為協助聘僱移工之市民家庭調適照顧重擔,2019年全國首創「聘僱移工家庭安心支持計畫」,以臺北市中山區、大同區為試辦區域,透過專業團隊偕同通譯組成工作團隊進行家庭訪視,由受託單位的社工替代原外籍勞工訪查員,在移工進入家戶二個月之內,由社工與通譯約訪移工、雇主與照顧接受者三方,進行關懷訪視,輔導家庭盤點及運用現有資源,另透過通譯緩和彼此文化、生活習慣等落差造成之問題。與過往勞動部僅要求地方政府依據「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現場訪察了解移工工作、居住現況等生活照顧管理事項進行查核的單面向有極大差異。

綜言之,家庭外籍看護工與工廠移工在工作對象與場域上有極大差異,並非僅是單純勞雇關係。理解與肯定家庭外籍看護提供的社會參與照顧,並提供其在照顧工作過程所需的支持服務,乃是臺灣社會此階段的重要課題。

註:移工與老人之間的關係測量題目出自Lyonette and Yardley (2013)設計的老人照顧關係量表,共14題,以李克特Likert五等級測量,題目如:「我總是需要陪伴在老人身邊」與「老人可能非常頑固」等。

參考文獻:

Ayalon, Liat. (2009). Family and family-like interactions in households with round-the-clock paid foreign carers in Israel. Aging & Society, 29, 671-686.

Ayalon, Liat. (2010a). Intention to Leave the Job Among Live-In Foreign Home Care Workers in Israel. Home Health Care Services Quarterlt, 29(1), 22-36.

Ayalon, Liat. (2010b). The perspectives of older recipient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round -the-clock foreign home care workers regarding elder mistreatment. Aging & Mental Health, 14(4), 411-415.

Ayalon, Liat. (2011). Examining satisfaction with live-in foreign home care in Isra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re recipient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foreign home care workers. Aging & Mental Health, 15(3), 376-384.

Ayalon, Liat, Levey, S., & Rotstein, Arie. (2014). Who Will Take Care of Me?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Future Long-Term Care Need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Israelis. Seniors Housing & Care Journal, 22, 43-58.

Chen, C. C. (2016). Insiders and outsiders: Policy and care workers in Taiwan’s long-term care system. Ageing & Society, 36(10), 2090-2116.

Chiatti, Carlos, Rosa, Mirko Di, Melchiorre, Gabriella, Manzoli, Lamberto, Rimland, Joseph M., & Lamura, Giovanni. (2013). Migrant care workers as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caregiver burden: results from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EUROFAMCARE study in Italy. Aging & Mental Health, 17(5), 609-614.

Cohen-Mansfield, Jiska. (2017). Recmmended Vs. reported conditions & current satififaction levels among migrant caregivers in Israel. Journal of Popualation Aging, 10, 363-383.

Cohen-Mansfield, Jiska. (2019). Social engagement care for frail older persons: Desire for It and provision by live-in caregiver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74(6), 1062-1071.

Cohen-Mansfield, Jiska, Garms-Homolove, V., & Bentwich, M. (2013). Migrant Home Attendants: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in 7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 e30-e39.

Cohen-mansfield, Jiska, & Golander, Hava. (2021). Predictors of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burden/burnout and job satification when careing for frail older persons in Israel. Journal of Gerontolog: Social Sciences, 1-10.

Houser, A., Gibson, M. J., & Redfoor, D. L. (2010). Trends in family caregiving and paid home care for olde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ong-Term Care Survey.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aarp.org/rgcenter/ppi/ltc/2010-09-caregiving.pdf

Lyonette, C., & Yardley, L. (2013). The influence on carer wellbeing of motivations to care for older peo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re recipient. Ageing and society, 23(4), 487-506.

Wright, Chris F., & Clibborn, Stephen. (2019). Migrant labour and low-quality work: A persist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Relations, 6(2), 157-175.

陳正芬. (2011a). 管理或剝削?家庭外籍看護工雇主的生存之道.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89-155.

陳正芬. (2011b). 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體系:照顧服務員國際與品質的抉擇岔路.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38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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