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31 新聞.私房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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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學妹，不要跟病人說謝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記得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第一位照顧的病人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少婦。剛結婚，短期內流產過兩次，因為婦產科抽血ANA等數值有異常，被轉介到醫學中心，診斷為全身性紅斑狼瘡，因合併急性腎炎及懷疑中樞神經紅斑狼瘡，住院接受洗腎及神經精神檢查。我跟另外兩位實習醫師，都是第一週被分到內科組的風濕免疫科，我們都十分戰戰兢兢。也因為是我臨床第一位照顧的病人，加上年紀相仿，床側的先生及家人也很注意她疾病的變化，我非常用心也很細心地為她做神經學檢查，詳問病史及每天疾病的進展。因為疾病的複雜性加上初診斷的個案，這位病人被選為當週床邊教學示範的對象。教學總醫師那天一大早，在例行病房巡診之前約略一小時，很唐突地、可以說是很不經意地，跟病人及她先生說明:「今天有床邊教學，請你們等一下當示範病人。」語畢，就離開了。我跟病人及她先生面面相覷，我看得出來他們對於教學總醫師的「醫囑」抑或是「指令」顯得有點不自在，但還是勉強接受了。教學總醫師臨時授意由我來報告她的整個病史。報告過程很順利，我流暢地做完神經學檢查，學生們、住院醫師和病房巡診的教授簡短地討論一下她的病情，一夥人就離開病房。我跟病人和她的先生，點了頭、眼神交會、說了聲謝謝，拉上床簾，也跟著大家快步離開。巡房結束，教學總醫師把我叫到護理站旁的走廊上，用不小的聲量告訴我：「學妹，不要跟病人說謝謝！ 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們是不是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才要這麼客氣！」這段話對我的衝擊，在我心裡，濺起陣陣水花……如今，我也當了總醫師，雖然事過境遷，當帶學弟妹時，碰到一樣的場景，還是會吹起陣陣漣漪。我很感謝那位總醫師是離開了病房才跟我說，至少我不會在病人面前面紅耳赤。事後，病人跟我說，她知道在醫學中心，病人有義務要成為教學對象，但為什麼診療團隊裡的醫師，有些總是一副高高在上地問診檢查，她說了一句讓我難以忘懷的話：「我生病了，難道是我的錯嗎？是我做錯了什麼嗎？難道是我願意讓自己變得那麼慘嗎？我知道要醫師同理病人不是簡單的事，但也不希望醫師把病人的問題當作簡單的事，也不要以為每一個病人都是願意赤裸裸地站在別人(即使是醫師們)的檢視之下，被重複問一樣的問題、被反覆地做理學檢查。我只是希望有醫師願意花時間把我複雜的病情說給我聽，讓我聽懂，不然這麼多(見習、實習、住院、主治等)醫師的問診及理學、神經學檢查，只讓我覺得是種打擾！」經濟學家Colin Camerer在1989年提出一個概念稱為「知識的詛咒」（The curse of knowledge），也可以叫做「專家盲點」、「認知偏差」。意思是說，已經學會一件事的人(比如醫師)，無法想像不會的人(比如病人)是什麼感受。因此很容易用一些對方聽不懂的方式來解釋，溝通不良的時候又會下意識地去怪罪別人怎麼都聽不懂、怎麼都沒在聽！人與人的互動，要習慣換位思考，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不曾經歷過的經驗(比如生病)，就難以想像。閱讀醫學書籍與學習臨床經驗雖然可以縮短這段差距，但是仍然有限。我自己也很常犯這樣的錯誤，所以每次解釋病情的時候，我會刻意緩慢步調，儘量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疾病期別、治療選項及伴隨的合併症。隨時意識到「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到什麼程度」這件事雖然真的不容易，但值得刻意訓練、時時警惕。身為總醫師因為需要帶學弟妹看病人，我總是會先請示病人，是否介意實習醫學生的問診及檢查？是否願意讓多一點人來關心您？最後我會跟病人說：「我很欣賞你對疾病的態度，也很謝謝你讓我們有機會更了解你的處境、你的疾病、你的選擇。我們希望我們能有機會知道你對你目前疾病的認知和期望，讓我們醫護團隊陪伴您及您的家人一起走過對抗疾病的過程。」醫師的培訓計畫中，專業上要求醫師「必須以理性凌駕感性」。因為唯有這樣近乎絕對理性訓練出的一致性，在面對緊急狀況的時候，才能讓自己可以即刻反應、精準判斷、立下適切的醫囑，挽救病人的生命，以及與同儕之間的交接。但我的個性易感，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醫師的養成不只是深厚醫學知識的累積，職稱、年資和臨床經驗會與日漸長，但醫者的心態卻常常掉入一個不輕易覺察到的陷阱：做得越久、愈資深就愈權威。病情解釋容易習慣性單向地以上對下教條式的說明，尊重病人的初衷會被身分地位的虛榮取代。我要求自己看病之前，先看病人，了解他的身家背景、教育程度，再看過去病史，再來評估目前的病況。問診的時候，我會問病人什麼事情、症狀是最困擾的，以及病人對疾病的了解。如果是生命末期的病人，我會組織一個家庭會議，探究病人和家人對生命的期望。花時間去思考，這個人的本體與疾病的關係，試著去同理眼前的病人，釐清病人真正需要什麼樣子的醫療。我期許自己心量更大，醫病關係的經營可以是溫情的流動。每一個決定，更是道德操守的考驗。我習慣在日暮之後、工作之餘，捫心自問：「有沒有什麼事可以做的更有效率？有沒有什麼事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有沒有什麼事是羞於讓別人知道的？」在往後行醫的日子裡，我希冀自己當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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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們能對病人說謊嗎？習醫過程的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醫生，你們可不可以把止痛藥的劑量直接調高，然後不要跟我太太說？」查完房後，陳先生隨著我們走出病室，有點難為情的說出了這句話。眼睛佈滿血絲的他，已經好幾天沒有睡好了，緩緩吐出這句話的他語氣充滿著躊躇，可以想見這對陳先生來說是個充滿掙扎的請求。56歲的陳小姐患有進展迅速的乳癌，已經轉移到骨頭和肝臟，這次住院是為了疼痛控制與治療腎臟的急性損傷。陳小姐是一位非常有活力且幽默風趣的女士，對健康及調養很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再加上身體對藥物非常敏感，因此對於門診或住院的治療計畫都會積極的與醫療團隊討論。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先生總是隨伴在側，很細心的照顧陳小姐，半夜陳小姐因疼痛痛醒時他總會替她按摩，直到能夠再次入睡，但幾個禮拜下來對體力也是不小的耗損。醫療團隊協助緩解陳小姐的疼痛的策略起初是以嗎啡為主，我們從較低的劑量開始，每天觀察她的副作用及疼痛減輕的程度，再進一步的調整。對藥物敏感的陳小姐剛開始使用嗎啡時有很大的副作用，再加上對於嗎啡的一些擔憂（成癮性、副作用等等）有一些反彈，不過仍然很配合醫療團隊的決策。我們曾與陳小姐提過只要還會痛，就要與護理師反應，這樣我們才能確定目前的劑量是否足夠，但可能是基於上述的擔憂，陳小姐總是要等到完全無法忍受的時候才會跟護理師說。連日的疲憊，加上對於太太如此疼痛的心疼，陳先生最後才對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希望我們自行調高止痛藥的劑量，並且不要特別跟陳小姐說明。這句請求對我造成蠻大的衝擊，每天的觀察下來陳小姐的疼痛不只造成她自己的不適，其實也造成先生的負擔，但在討論的過程中「照顧者」往往沒有太多的主控權，我相信陳先生是在了解妻子的個性、身體狀況，再加上自己的身心俱疲之下才提出這樣的請求。那我們可以就真的默默的調整嗎啡的劑量嗎？甚至在陳小姐問起的時候可以不要清楚而完整的說明我們做的處置嗎？經過一段時間醫學倫理訓練的我們可能會反射性地認為這種問題根本連思考的必要都沒有，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現代醫療的價值核心，再加上越來越被重視的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任何醫療決策最理想的情況都應該是醫療人員完整的提供病人及家屬資訊之後，兩方以對等的權力高度做出具有共識的決策。但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總是可以有如此高品質的決策。當醫療人員深知一個醫療決策會對病人（以及照顧者）帶來顯著的好處（例如稍微調整嗎啡劑量），但病人卻沒有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我們要完全順應著病人的決定嗎？還是我們可以經過審慎的考量，確定這樣做可以增進病人與家屬的福祉(well-being)，然後違逆病人的意願，或是用某種較為含糊的說法告知病人後執行醫囑？幾經思考過後，我並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因此在醫院為醫學生教育定期舉辦的「醫學人文討論會」中提出這個疑問。討論會中有醫學生、病人的主治醫師與對於醫學倫理經驗豐富的教授醫師，短短一個半小時的討論中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討論與碰撞。有部分的醫學生認為病人的自主權應該具有最高的優先順序，在我們完整且全面的溝通之後，病人如果仍然這樣決定，那我們應當尊重，因為只有病人知道什麼對他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但是另一部分的醫學生認為醫學說到底仍然是門專業，醫療團隊有其專業的判斷，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信心這樣的醫療處置能達到好的效果，某種程度上是需要介入的。主治醫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認為在充足的溝通及良好的醫病關係的前提下，我們也需要保有我們的專業判斷與處置，有些原則是必須要比較堅定的。兩位教授醫師的意見進一步拓展了思考此問題的縱深，他們認為病人在一個時間切點的決策並不是一個斷面，而是一個長時間個人生命經驗的總合，當我們在溝通的時候必須考量這件事，病人抗拒嗎啡真的是因為她陳述的那些原因嗎？有沒有可能她之前有過什麼不好的經驗？或是其他的事讓她最後得出這個結論？當我們回溯病人的生命經驗，是有可能伴著他們一起梳理出問題的癥結，並且針對那些擔憂作進一步的說明或是調整我們的治療策略的。至於要不要對病人有任何形式的說謊？大家一致的共識都是除非迫不得已，我們應該堅守對病人的誠信與坦承，這樣的互信是良好的醫病關係中最重要的基礎，不應該被輕易的撼動，就算我們說謊是為了病人好，這在道德層面上就是不該被鼓勵的。不過這時就會觸及到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那醫生可以給予安慰劑（placebo）嗎？所謂的安慰劑就是治療效果主要是仰賴病人的信念，而非藥物本身的生理藥理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安慰劑的功用，包括神經痛、憂鬱症、甚至免疫功能都會有影響，安慰劑的作用不只是心理性的，更是生理性的。那在諸多證據及臨床試驗都顯示安慰劑有某種療效，醫生可以提供病人安慰劑嗎（同時說謊是無可避免的）？經過討論後大家仍持保留立場，如果有更好的選擇那安慰劑可能不是首選，但某些特殊的情況時經過審慎考慮可能還是可以嘗試。根據這個問題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臨床指引：一、醫生在給予安慰劑時的立意必須是良善的，而且在作決定時唯一的考量須為病人的福祉，該決定不能被經濟、專業或情緒上的利益左右。二、給予安慰劑須懷著緩和病人受苦的精神，而非單純地平息病人、使病人不再抱怨或藉此不積極的處理病人的痛苦。三、當安慰劑被證明無效時須立即停止，因為這時安慰劑不僅無用，還可能影響病人對於之後治療的期待與反應。四、當醫生認為有另外一種更有效用的藥物存在時，不應該給予安慰劑。只有在病人對於標準治療無用、無法忍受其副作用或是標準治療不存在時可以考慮安慰劑。五、當病人問起安慰劑的性質及預期會有的效應時，醫生應該誠實的回答。六、如果安慰劑能幫助到病人，在沒有更有效用的治療下，停止安慰劑是不道德的。這指引的安慰劑其實可以代換成任何對於病人的資訊保留或是修飾（甚至是不告知全盤真相），也許在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下，這麼做是道德上容許的。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我們越來越了解心理與生理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許多研究都顯示安慰劑、甚至醫師充滿同理的話語等等都會造成顯著的生理影響，其效用甚至不亞於藥物治療，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更應該思考在藥物、手術之外，我們要如何真正的用「心」照顧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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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7 科別.精神．身心
心情很差很想死…醫生，我是不是憂鬱症？
五十幾歲的莊先生(化名)，滿臉愁容地進來診間，沒說幾句話，一個大男人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出來。生性緊張的他，廿幾年前就從工廠退下來，似乎氣自己無法給孩子優渥的生活，常常為了生活上的瑣事煩心不已。他唯一的兒子努力經營工廠的工作，無奈近幾年來經濟不景氣，在大環境衰退的情形下，工廠等於是開一天就賠一天。「我兒子工作不順，一直賠，一直賠，一直賠……」莊先生邊說邊搖頭嘆息。「 好像什麼都幫不上忙的感覺？」我試著同理他的心情。「嗯，我覺得我對不起他，我沒辦法……叫他不要做了，他還是一直堅持要做……」我花了一些時間讓他稍微宣洩一下情緒，然後確認一下這些生活事件對他情緒的影響：「所以心裏面好像很放不開？」「對，我心情很差，很想死。」我一邊評估他自殺危險性，也同時給他一些希望。接著他拭乾眼淚，說：「嗯，謝謝醫生。可是，醫生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是不是憂鬱症？」病患來就診時，都是帶著一種需要來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有的人是自覺罹患某種疾病，期待醫師可以確定診斷，進而勇敢面對並得到治療的機會；有的人是很怕自己得到這個疾病，期待醫師可以宣布自己沒問題，好安心的過生活；有的人則是比較帶著較中性的立場，想聽聽醫師的意見而已；另有些人知道有藥物可治療，就是希望服藥即可；有的人則自認根本不是藥物的問題，需要接受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所以重點是要明白患者的需要，並根據不同病患的狀況，一方面給予觀念的澄清，一方面說明醫療可以提供的協助，同時在治療期間灌注希望，並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才能好好的陪病患度過這一段辛苦的路。而不管病患的需要是什麼，當醫療人員在澄清患者來診目的的過程中，也可以同時提供患者被了解的需要。然而，如果不明白病患真正在意的點就急忙給一個「標準答案」，結果常常是適得其反。我並沒有直接回答莊先生的問題，而是詢問他了解的憂鬱症是什麼，最擔心這個疾病的什麼。因為知道莊先生最關心的不是得了什麼病，而是會不會好，所以我說：「你今天還願意來這裡找醫生，表示你希望醫生可以幫忙。如果有一些方法可以讓你心情好一些，睡眠好一些，至少可以讓你的擔子輕一些，好嗎？」我接著說明打算如何運用藥物以及非藥物治療幫忙他，他說他聽懂了，也願意配合試試看。於是我們之間開始了治療的第一步，相信在未來治療的路上一起努力，莊先生可以不再受疾病所苦，也從中得到許多寶貴的人生經驗。(責任編輯/黃慧玫)【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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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6 新聞.健康知識+
急診就醫3重點 醫病溝通更順暢！
急診室是搶救生命的第一現場，24小時提供民眾緊急需要的醫療照護。不過急診一直以來常有病人多、壅塞的現象，不只造成醫療人員沉重的工作負荷和壓力，也可能讓醫病關係變得緊張，藥害救濟基金會特別訪談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楊坤仁醫師，整理出三大重點，希望讓民眾對急診多一層認識，讓醫病溝通更順暢。1.自我症狀評估 非必要不去急診急診處理的是緊急的醫療需求，如果不是緊急需求，楊坤仁醫師建議病人盡量不要到急診，以免讓自己暴露在感染風險下。不過每個人對「緊急」的感受都不同，楊坤仁醫師建議可先自我評估當下身體不適的狀態，若症狀出現的「頻率」和「嚴重度」，與平日有明顯差異，或出現呼吸困難、意識不清或疼痛難以忍受的情況，就要考慮到急診就醫。舉例來說：長期慢性咳嗽之病人，可在門診就醫，但若突發與平日狀態不同的劇烈咳嗽(頻率)與呼吸困難(嚴重度)，就要考慮到急診及時處置。有些民眾去急診的目的是「吊大筒」（或稱打點滴），誤以為可幫助病情較快緩解，楊坤仁醫師也解釋，點滴通常是生理食鹽水成分，除非是休克病人需要大量輸液之外，並沒有特別療效；也有部分民眾誤以為急診較容易排到住院病床，楊坤仁醫師說明，除非病情急迫，否則急診安排病床並不會比較快，而且病人需要一直留在急診室等待，除了環境擁擠不舒適，也會使病人暴露在更多疾病風險之下。2.配合檢傷分級 耐心等候相對於門診依掛號順序看診，急診是依「檢傷分類」級數來決定看診的優先順序。檢傷分類依病情危急程度分為五級，第一級是病況危急或生命或肢體的病人，需要立即處置，而第五級症狀相對輕微，則需等候較久。楊坤仁醫師說，一般來說，急診掛號後會先由檢傷護理師量測血壓、呼吸、心跳及血氧濃度等生命徵象，填寫檢傷分類表，再由醫師評估病人看診順序，優先處置病況危及生命者。楊坤仁醫師提到，讓病人留在急診觀察對於病情的判斷也很重要，有些病人看起來症狀輕微，像是一般的腸胃炎或感冒，但可能是重大急症的前兆；有些頭部外傷病人，當下看起來可能沒事，卻可能在數小時後出現「遲發性」的出血，這些都是急診的挑戰，在檢傷時也會納入考量，讓醫療團隊特別注意。不過，等候時間太久除了病人本身病情危急程度或當時病人多等原因，有時也可能是因為等候治療用藥、檢查結果尚未出來或其他原因，民眾除了耐心、體諒以外，建議也可適時主動詢問治療進度，絕對不要以暴力、恐嚇等方式妨礙醫療業務執行，可能因觸法而受到刑事處罰。3.說清當下病況 以利即時診療在急診的醫病溝通方面，楊坤仁醫師說明，急診醫師最在意的是病人「當下病況」，建議民眾可直接說清楚此次至急診最主要的原因，並配合醫師問診，提供相關資訊。不過，有時會遇到病人或親友一問三不知或不耐煩的情形，要醫師看病歷紀錄或轉診單即可，但是過往紀錄無法呈現「當下病況」，會影響醫師診斷和即時治療的方向，建議病人或親友應該耐心回應。部分病人會要求急診安排各項檢查，楊坤仁醫師指出，急診進行的檢驗、檢查，都是對當下的診斷和治療有意義且必須的，醫師會依據病人狀況及臨床經驗來決定，不必要的檢查除了增加等候時間，對於病情也沒有幫助，建議尊重醫師判斷，避免不合理的要求。肩負使命的暗夜燈塔--急診專科在急診已服務12年多的楊坤仁醫師說，急診專科就像是把各醫學專科最精采的五分鐘濃縮在一起，充滿各種「緊急」的挑戰。執業生涯中，他曾在高雄氣爆現場搶救生命，也曾經親手接生急產的新生兒，對他來說，夜間的急診室就像是燈塔，病人像是黑夜中迷航的船，燈塔肩負著在黑暗中導引船隻平安返航的任務，就像24小時運作的急診，讓緊急的病人均能及時得到醫療協助，平安健康的返家。正是這份助人的使命感，讓他有動力堅持在急診服務。在病情需要時能享有寶貴的急診資源，是非常幸福的事，藥害救濟基金會提醒民眾，急診資源寶貴，需要大家共同珍惜和維護，急診就醫前請自我評估必要性，就醫時記得說清楚當下病況，耐心等候醫師診斷治療，不做無謂要求，讓急診發揮最大的效益。本文經授權摘自《藥害救濟基金會》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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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的眼神使我們感到不安 學習做個有溫度的醫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之路」。兩位剛踏入醫院開始接觸病人的醫學生寫出他們對病人與家屬之感受的敏感度：由病人的眼神看出他的焦慮，但卻因為經驗的不足而感到惶恐；由家屬出自對病人的愛所提出的要求，引發他對過去所學的醫學倫理更進一步的深思。最後是一位已經畢業，並完成臨床訓練的總醫師回顧自己如何從學生時代的習醫過程，摸索出讓自己能成為一個「易感、有溫度、讓人暖心的醫者」的心得。身為剛進入臨床實習的醫學生，經常會遇到尷尬困窘的情境，病人或家屬的一個眼神或是提問，就讓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努力透過模仿，學習如何擔任一位能夠安撫人心的醫師，但很多時候，因為害怕能力不足而產生的恐懼，使得我們在面對病人時不自主地選擇逃避。然而逃避過後，帶來的是更多的自責與愧疚……上個月跟診時，遇到一位初診的大學生，主治醫師讓我和同學先到隔壁診間練習問診。從病人一踏進診間，我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焦慮。他急躁地說著這次發現腫塊的經過、曾經去過哪些醫院、做過哪些檢查。談話過程中他語速偏快、有點坐立難安，也不時望向電腦螢幕，似乎想看我們究竟打了些甚麼。問完病史後，我們點開外院的電腦斷層影像，病人立刻湊到螢幕前問說：「所以這個看起來怎樣？」影像上明顯的腫塊使我稍稍震驚，但我也不敢對疾病有任何說明，只好指著螢幕告訴他一些基本構造：「這是你的心臟、肺、血管、淋巴結……詳細診斷我們不太會看，等等醫師會和你解釋。」在等主治醫師幫病人看診的空檔，我們看他很緊張，就開始跟他聊天。我們聊到他的學校、興趣、最近上課有沒有受疫情影響，他也好奇地問我們醫學生在醫院都做些甚麼、要實習多久等等。一來一往的問答中，他原本不安的情緒有稍稍平緩，而或許是因為年紀相仿較有話題，感覺和一般病人相比，我們和他之間又更熟悉了些。回到主治醫師的診間，醫師看過電腦斷層後，告訴病人這是腫瘤，需要進一步做切片化驗。當病人聽到「腫瘤」兩個字的時候整個臉都垮了下來、大口吸氣，隔了幾秒後終於吐出一個字：「好……」他不斷搓揉著雙手，我似乎可以感覺到他的手心正快速冒汗。等醫師解釋完正在打病歷時，病人眼睛睜得好大，轉而盯向坐在醫師身後的我們。他明顯正在發出求救訊號，似乎很希望我們說些什麼，但我當下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當時我有個感受，原本在隔壁問診時，我們好像和病人離得很近，但當病人得到「這是腫瘤」的診斷後，我彷彿可以聽到原先建立好的連結應聲斷裂，雙方站在湍流兩岸，病人聲嘶力竭朝對岸吶喊，而我們只是無情地在對岸看著他。我並不想成為無情的人，但我無法克制地迴避病人的眼神，他的求救令我感到不安。等他看診過後，不巧當天我又在走廊上碰見他，他依舊睜大眼睛從遠方就持續望向我，我和他點頭示意後隨即快速低頭離開，原因之一是我為自己在診間的不回應感到羞愧，另一原因是我害怕他問出我無法回答的問題。那次在診間發生的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腦海中不時會閃過那位病人的眼神，我為當時無法給他任何幫助感到非常自責。或許是出於愧疚的心態，當我後續追蹤病歷系統，發現他轉到腫瘤科即將開始進行化療時，很想在他住院期間去病房關心他後來心情還好嗎。但我同時也擔心：「會不會經過上次看診後，他覺得我們很無情，不想再看到我們了?」兩周後的醫學人文討論課堂上，我把這件事提出來和同學及老師們分享。我原本以為這只是我內心的小劇場，很難在同儕間引起共鳴，但沒想到討論過程意外熱絡。很感謝我的同學和老師們給予我不少建議，也鼓勵我在經過告知病人腫瘤科主治醫師後，到病房關心他。病人住院的第一天，我便和當初一起幫他問診的同學，一同到病房去找他。在推開病房門前，我有點忐忑不安，畢竟內心還是懷抱著愧疚的心情，不知道病人會怎麼看待我們。令我訝異的是，他看到我們後的第一個反應竟是開心地說「欸是妳們!我當初在門診遇到的兩位實習醫師!」聽到他這麼一說我鬆了一口氣，我們坐到病床旁的沙發，聽他說起這陣子的就醫經過。我們問他關於主修相關的專業問題，而他依舊對於我們在醫院的實習生活很感興趣。原本我們剛進病房時他依然很緊張，但聊著聊著他也就變得自在放鬆了。最後離開病房時，他對我們來陪他聊天表示感謝，還開心地說我們有空可以多去找他。在習醫的路上我們還有好多要學，學習如何診斷、如何治療，還有學習如何在病人有需要的時候自然地給予溫暖。我們醫學生僅是在醫療體系中最不起眼的一顆小螺絲，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自己能力不足、替自己各方面的表現感到灰心喪氣。很感謝在這些惶恐不安的時刻，有些醫病互動的經驗不時提醒著我們「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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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 新聞.私房新聞
比醫師還神？這位「醫師」讓許多醫師在診間翻白眼
全宇宙哪個醫師最強？懂得最多？答案應該是谷歌（Google）醫師，愈來愈多病人在就醫前，先上網搜尋資訊，做好功課，但這也可能讓許多醫師在診間翻白眼，甚至氣到內傷。上網搜尋 自我診斷一名復健科醫師說，最近一兩年來，診間愈來愈像是考場，而醫師就像是考生，參加一場一場考試。不少病人先在家裡做好功課、蒐集資料，一進入診間，架式十足，殺氣逼人，坐下來後，逕自從包包拿出一疊影印資料，一副「已做好準備，別呼弄我」態勢，看診期間，不斷發問、質疑，引經據典，就想考倒醫師。谷歌（Google）醫師影響深遠，對於年輕世代更是如此，堅信不已，就有16歲高中生上網搜尋資料，自覺膝蓋痛，就是髕骨軟化，進了診間，摸著膝蓋，自己就當起醫師，講了病因，及致病原因，要求接受核磁共振等高階檢查。醫師氣到翻白眼「到底誰才是醫師？」盡管有點氣，但醫師還是忍住性子，問診、觸診，講解分析可能病因，但小男生卻跳針式地重複說，「在網路搜尋關鍵字，看過文章，一定不會錯。」最後醫師使出絕招，如果真的想做核磁共振，那就得自費，要8000元。一聽到這個數字，小男生從椅子跳了起來，質問「為何要自費？我爸幫我繳了健保費，為何還要我出錢？」類似場景在診間不斷上演，傳統醫病關係也是失衡，醫師總高高在上，心情好時，就跟病人多聊兩句，要是心情不好，就懶得多說，直接開藥，病人多問幾句，就不耐煩。少部分醫師更是誇張，病人問了些問題，他頭也不抬，一手指著診間櫃上的書本說，「別問那麼多，想知道答案，就去買我的書」。有醫師則講話更酸，「你出門都不帶耳朵？」年輕世代 迷信網路隨著網路爆料管道眾多，不耐煩的醫師收斂許多，情勢彼長我消，由谷歌大神養大的網路世代們，只要在搜尋引擎打上關鍵字，就能蒐集許多資料，自己當起了醫師，到了診間，就order一些高規檢驗，指定要做哪些治療。例如，肩膀痠痛，手臂無法抬高，就說是這應該是鈣化肌腱炎，必須做「超音波導引的震波治療」，還說已經打聽好了，健保已有給付，要求醫師就這樣處理。有些病人則屬於對號入座、疑心生暗鬼類型，例如，頭痛、胸悶，上網查關鍵字，就看到「猝死」、「心肌梗塞」等新聞，心生恐懼，直覺自己快死了，得了急重症，到了診間，要求醫師安排磁震造影等高階影像檢查。醫師自嘲 快沒工作就有醫師自嘲說，谷歌醫師如此神奇，自己應該快沒工作了。患者就醫前，作好功課，擬好問題，這是一個好病人應所具備的基本條件，但請不要拿網路新聞、訊息來考醫師，要求做哪些檢查、做哪些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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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的浪漫？病人的福祉？ 三個懷舊醫療行為的現代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從踏入臨床習醫開始，心中總有個「良醫」的典型，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抽絲剝繭地病史詢問、鉅細靡遺地理學檢查、不計名利地走入偏鄉。我的生涯規劃選擇了神經科，理由是浪漫的，據聞神經科是當醫院停電時，還可以繼續看病的專科，因為憑藉病史、觀察、聽診器、叩診錘，十之八九可以達成合理的診斷。從實習以來的二十年行醫也都是在花東，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自己朝向「良醫典型」的追求。二十年來，醫學知識累進的速度驚人，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科技一日千里，無論醫學教育再怎麼強調一般醫學的重要，所有專科其實都更為次專科化，甚至一般醫學的本身，都成了一門專科。猶記當年老一輩的醫生還批評我們這一代的訓練不夠紮實，因為他們以前都自己做抹片染色看血球；到了今日，現代化的檢驗項目何其繁雜，即使是站在第一線看病的醫生，也不可能熟悉所有原理，更何況動手自己做。我不禁對自己曾經憧憬的那種「從頭到尾靠自己」的、個人英雄式的「良醫典型」感到懷疑，以下我想用三個事例來重新思考，究竟我們看重的，是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還是病人的健康福祉？一、一次性的義診：我們經常聽聞，某某醫院團隊又到了某某偏鄉進行義診，醫生護士熱情地為在地的居民看診，醫學生也都親臨現場，一整天下來，大家帶著滿滿的感動，居民也十分感謝醫療團隊的造訪，最後圓滿結束。事實上，這樣的一次性義診到底幫忙解決了多少醫療問題呢？首先，義診醫療成員的背景，多數是長年在大型醫院高度分工的專科醫師，而非熟悉基層文化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有些甚至長年不在第一線檢查病人，其實並不適合處理一般性醫學問題；再者，義診當下遇到的病人主訴，也許不見得要動用貴重的儀器設備，但經常需要一段時間追蹤才能判斷，就算這位義診的醫生經驗非常豐富，病人的治療也需要一段時間追蹤，以確保診斷正確以及治療成功。在醫院的看診系統裡，可以查詢病患過去的檢查與用藥紀錄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觀察，才有一些把握，因此我實在很難想像，要如何在一次性的義診中，就能做出令人放心的診斷；第三，義診的誤診該如何究責呢？正常的醫院體系下，同時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醫檢師、放射師等等層層把關，也都難免發生錯誤，醫療行為總是暗藏不確定性，但是至少在現行體系下，病人方有機會獲得救濟，醫療方也能從中檢討避免再次發生，也就是符合「當責」(accountability)的實踐。但是一次性的義診，並沒有系統性蒐集當中醫療行為的細節，結果無論是好是壞，都難以究責，我們甚至可以說，一次性的義診為病人帶來的是更多醫療風險。二、數十年如一日的老醫生：新聞報導，年過九十的小鎮醫師，仍不忘初衷，在地方上為病患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溫馨故事。情感上，我們會因為老醫生的堅持而感佩，我們也相信，對病患有自小到大的了解、家族特性的了解、以及生活環境的了解，都有助於病情判斷。雖然現代高齡又活躍的老人越來越多，但是過了八十歲、八十五甚至九十的年齡，獨自一人，沒有電腦化的病歷管理，沒有清楚的藥物配給系統，沒有充足醫技護理人員後援，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年輕醫生應該學習的典範嗎？且不論他個人健康是否能夠駕馭，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嗎？這讓我回憶起在教學醫院裡，也有非常年邁資深的醫師，幾乎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即使拄著拐杖，甚至需要助理陪同上下電梯照顧安全，也堅持要看診。這樣的堅持，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以病人福祉為優先的堅持了。體力上與腦力上我們都有極限，從老人的觀點看，一直維持正常的工作習慣的確有益身心，但是從病人的觀點看，我不確定這樣的行醫模式是令人放心的。今年一月的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就有耶魯大學發表的一篇短文，為141位七十歲以上仍在執業的醫師作認知篩檢，發現13%已有明顯的認知障礙，不適合繼續行醫，卻從未發覺。以台灣的民情，我想沒有人敢驚動這樣敏感的神經，因為能夠做出這樣決策的人，通常是醫療體系最高管理者，卻也同樣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對於這樣的老醫生們，我們不忍苛責，但是這種懷舊式的醫療行為，也應該受到醫療同儕的監督，才能保障病人的安全。三、單靠徒手的理學檢查：記得以前聽過一位南部的基層醫師，精熟徒手的理學檢查，他曾自述巧妙地叩診，測度肝臟有幾個指幅長，並且聽音辨位，找到肝膿瘍的位置，一針見膿，有如神技。剛進入臨床時，資深的老師教導，不論病人是甚麼主訴，都要做好完整的理學檢查，也一定要包括肛門指診。我當時抱著DeGowin’s Diagnostic Examination一書，自我期許要好好練就這個基本功。如今我對於照顧神經科疾患，已有相當的年資，也處理過合併有心臟、肝臟或腸胃的問題，但是我到了病床前，若不是腸胃的問題住院，肛門指診實在難以啟齒；而對於叩診肝臟找到肝膿瘍、聽細微的心雜音、用手電筒觀察頸靜脈的起伏波型等，我依然沒有甚麼信心。當然我也不認為磨練徒手檢查就能超越超音波，換句話說，現在超音波的角色，其實就是過去的聽診器罷了，有更好卻不昂貴的工具，我們就應該更快適應新的工具，讓病患在更舒適的狀況下得到正確診斷，而不需要把自己高強的技藝建立在病人誤診的風險上。過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內科教授Philip Tumulty，於1970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What is a clinician and what does he do?」寫道：「去爭論病史詢問比理學檢查重要，或是理學檢查比影像掃描重要，是一件愚蠢的事。有關病情關鍵的資料，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現，真正的好醫生是為求事實，而不放棄任何可能的線索。」過去那些神乎其技，其實是不得已的存在，如果醫生真正在乎病人的福祉，他會在身旁有限的資源裡選擇一個對病人最好的，而不是選可以讓別人覺得他最厲害的。不可諱言，我對於能夠不計功名、數十年如一日、雖千萬人吾往矣、俠骨柔情式的「良醫典型」，依舊心生孺慕與崇敬，但是孺慕與崇敬之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偏見，過去醫生個人的浪漫行醫，其實潛藏許多必然會發生的錯誤，但是受限於我們後人能夠追溯的視角與材料，現在所知道的，都是篩選後的成功事蹟罷了。我們其實不曉得，那次的義診做了多少錯誤的診斷，老醫生開錯了多少次藥，那位妙手神醫又扎錯了幾次肝膿瘍而造成致命的意外。時空背景已經不同，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不該高過對於病人健康福祉的維護，畢竟現代的社會裡，早就沒有什麼是屬於一個人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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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生怎麼想？「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感觸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 今年初有幸收到「醫病平台」一書，細細閱讀，感動於這群有心人長年致力於提升台灣醫學教育品質與改善醫病關係，書中由病患、家屬及其他醫療人員從不同觀點陳述故事，使我得到新的啟發與省思，但整本書最令我驚喜的部分，是它的封面——圖畫裡的女病人托著腮，似有滿腹苦惱不知從何啟齒，而手持筆、頸項上掛聽診器、著白袍而神情專注的醫生，也是位女性。 當我進入醫學系就讀時，班上女生佔了三分之一，因此並不覺得有太大的性別困擾。畢業後選擇家庭醫學科，面試當天三位考官都是女醫師，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期間，科主任也一直是女性；科內醫師約男女各半，各司其職，氣氛融洽。獨當一面看門診時，或許來看診的病患都習慣家醫科有不少女醫師，我除了遇過一次，病患進來後愣了一下說：「看名字我還以為是男醫生呢！」其餘反倒有不少女病人告訴我說，她們喜歡給女醫師看診，因為女醫師通常溫柔有耐心，並且許多女性難以啟齒的隱私問題，或是女性在社會與家庭角色裡與男性的不平等導致的身心症狀，往往令女病人在面對男醫師時隱忍避談。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我以為「女醫師」的形象已普遍植入人心，就像學校裡有男老師、女老師一樣自然，然而在我前幾年投稿報紙副刊的經驗裡，發現無論我的文章有多麼明顯的線索告訴讀者說我是女性，副刊的插畫家幾乎無例外地替我配上男醫師的插圖。 至少可喜的是，我身處的時代，「女醫師」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高中時曾在報上讀過女醫師投書，她在急診室急救病患數十分鐘、忙得滿頭大汗，忽然聽見暴走的家屬怒吼：「醫生怎麼到現在還沒來！」我在小兒科跟診時，聽資深的女醫師說起她們當住院醫師值班時跟男醫師共用值班室，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家醫科在住院醫師的訓練期間，必須安排數個月的內科病房與急診輪班，科內已婚的女醫師們安排年度計劃時都儘量避開與孕產期重疊的可能，主任曾與我們分享她自己挺著大肚子值內科班時，接到病房呼叫卻因子宮收縮疼痛而完全無法起身處理的經驗，因而她能同理且支持晚輩，但內科的女性住院醫師如果想在受訓期間成為母親，便得咬著牙熬過，有些還會受到男同事的言語奚落，我聽過男醫師抱怨他同梯的女同事：「這麼厲害，來三年生兩個，專挑農曆年請產假，真是用盡心機！」去年從一位剛畢業的學妹口中聽說，現在女醫師懷孕期間受到更進一步的保障，值班到晚間十點後便可下班休息，看學妹撫著微凸的腹部，真替這一代的女醫師及他們的孩子感到高興。 欣喜於法規對女醫師愈來愈完善的保障，但事實上，一旦女醫師成為母親，無論是心中所牽掛的，或是實質上對家庭的付出，多半還是更甚於男醫師。這幾個月來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之下，世界的運轉劇變，我們有幸身在台灣，學生們還能正常到校上課，但家有應屆考生的父母，莫不戒慎恐懼。兩位在診所服務的女醫師朋友，不約而同的停診一個月，請其他醫生代診，為的是確保孩子在大考前不會被母親職場上的風險波及。 母親節剛過，在社會營造的氛圍下，許多人在這天都記得謝謝自己的媽媽——或言語感恩，或實質贈禮，或愛在心底。願大家也能推己及人，以更大的包容心尊重女醫師在職場與家庭間尋求平衡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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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思覺失調症」輿論翻騰 常見誤解有哪些？
【編者按】最近嘉義鐵路殺警案的一審宣判，引起台灣社會的震撼以及各方人士的異議紛紛，也凸顯了司法精神醫學的專業判斷要讓社會大眾了解，仍有很長的艱辛路要走。我們即時登載三位精神科醫師發表他們的看法：一位精神科醫師第一時間來稿，表達他對這事件可能加深社會對精神病人誤解的隱憂，而指出矯正錯誤的觀念、歧視、汙名化是台灣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接著邀請兩位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一位資深精神科醫師介紹早期如何發展台灣精神鑑定工作的拓荒史，並語重心長地呼籲，提升精神醫療的門診、住院及社區醫療的完整性，可以降低此傷害；一位中生代參與司法精神鑑定工作多年的精神科醫師提出其呼籲：要達到社會安全網之理想，需要多層次與多部門之防制觀點，而不是只有精神醫療系統之努力就可以做到。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可以提升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消除因不了解引起的恐懼與偏見，也幫忙台灣社會大眾以及非專長於這方面的醫護人員更了解這錯綜複雜的專業問題。我們多從新聞社會事件、戲劇認識思覺失調症，看到的往往是片面的資訊，因此對疾病常充斥著誤解，對多數正在努力治療的病友而言是一大衝擊。其實思覺失調症透過治療，有機會幫助病友回到原本的生活，但首先需要對疾病有正確的態度，看看以下常見的迷思你中了幾個? ●從新聞報導中覺得思覺失調症病友都具有危險性?●路上看到自言自語、行為怪異的人，都沒辦法治療了?●不願意服藥的病友就醫也沒辦法醫治?●病人不想看病，只能選擇關在家裡?減少疾病汙名 是大眾幫助病友的第一步期發生的隨機殺人案，兇嫌稱自己有多個人格、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同時辯護律師也以精神障礙為由，認為兇嫌並非故意殺人。雖然兇嫌已遭羈押等待偵查以及後續的司法判決，然而此事件再度引起社會大眾對於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擔憂，例如是不是如同新聞中兇嫌所述，會無法控制自己、會傷害別人等。事實上，思覺失調症與暴力攻擊或是犯罪間的關聯性並不是如此。過往許多重要研究，如發表於《美國醫學會雜誌》中瑞典1973至2006年國家醫療及法律追蹤資料顯示，沒有合併物質濫用的思覺失調症與一般人相較僅微幅增加暴力的可能，而與患者自身的手足相比則沒有顯著增加暴力風險。在另一篇統合分析研究中，結論也提及物質濫用是在思覺失調症中明顯增加暴力的危險因子，應著重於防範或治療合併的物質濫用上，如酒癮或是毒癮等。但即使如此，思覺失調症患者在一些被渲染的社會事件中，還是容易被冠上不定時炸彈、具有不穩定性等汙名化的說詞。不論藥物再好 不願穩定用藥 治療效果大打折扣回到疾病本身，「思覺失調症」是一個大腦的疾病，主要的症狀有幻覺及妄想等。症狀嚴重時患者會認為有人要加害於自己，感覺被跟蹤監視，或持續受到視或聽幻覺的干擾，自言自語、莫名傻笑等。但疾病的表現也可能有許多其他的症狀，如患者開始變得畏懼社交、關在自己房間、過度執著於非邏輯性的思考、學業或是工作的能力變差、顯得多疑防備、舉止打扮怪異或是日常生活喪失動力等等。近年醫療的進步，抗精神病藥物能夠改善許多症狀，並減少過往藥物帶來的副作用，有非常多患者在固定治療下可以回歸社會、重返職場或是校園。但不管是效果多好的藥物，如果患者抗拒，不願意接受持續的治療協助，恢復穩定的可能性就會大打折扣。臨床上常會看到患者因無法盡早診斷或治療，錯失較佳的重拾正常生活的機會，或是中斷治療後因為症狀復發而失去工作或是喪失原本好不容易的重新建立的人際互動。而有些情況則是家屬太過害怕與患者起衝突，不敢勸說患者治療或是叮嚀服藥，只好看著患者症狀漸漸變得嚴重，再次發病。協助病友有方法 認識治療選擇、建立互信關係研究資料顯示，讓患者「充分了解藥物資訊」及「良好的醫病關係」是規律治療的關鍵。例如藥物有許多種選擇，從一日需要服用多次的口服藥、一日服用一次的口服藥物、兩周一次、一個月一次到三個月一次的長效針劑都是可以使用的治療選項，治療目標是讓患者在藥物協助下維持腦部神經傳導的穩定及改善認知功能。由於思覺失調症治療是一個長遠的過程，正如許多慢性疾病，醫師與病友及家屬間的互信關係在治療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曾經遇到有年輕的患者，經過半年的治療症狀仍然起伏不定，患者在診間很少說話，常常都是家屬代為發言，有幾次家人也提到患者都忘記服藥。但在一次患者單獨前來的機會下，才發現家屬常認為病患本身很懶散，對事情都不願用心，患者被責備後就更不願意配合治療。之後經過幾次與家屬溝通，告知缺乏動力其實是症狀的一種，鼓勵患者多與家屬對談，也設立一些生活目標讓家屬感受到患者有努力達標。家人關係間漸漸支持性變多，而患者改接受長效針治療也明顯減少忘了服藥的狀況，症狀獲得相當改善。困難就醫者 可與醫師討論居家治療目前在幫助思覺失調症病患康復的就醫部分，除了急性發病或是危急狀況下，考量急性病房住院治療以外，其他包含精神科門診治療，讓患者回診時讓醫師了解病情變化，透過敘述日常生活的情況來評估恢復的狀態，是否需要調整治療等；若是患者抗拒到醫院或是常無法規律治療而復發，也可與醫師討論居家治療的可能性。居家治療是藉由醫師直接到社區中訪視患者，討論治療方案，促進穩定服藥或是固定施打長效針劑，以達到降低復發及減少精神症狀之影響；若是病症已經大幅進步，但日常生活、人際互動或是工作能力尚未恢復，日間留院或是社區復健中心的安排，可協助患者練習生活技巧、團體互動能力、調整生活型態，患者作為學員固定參加精神復健活動，練習漸進融入社區或工作職位。思覺失調症治療是一種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及造成失能的腦部疾病，而治療則是一條蜿蜒的漫漫長路，家庭間互相的協助與關懷，患者的治療意願及主動配合，增加協助的社會資源，支持團體，在這條治療的路上都是重要的角色，也期待未來透過越來越多的復原病友，能讓社會大眾了解精神疾病本身並不可怕，進而減少錯誤的觀念、歧視或是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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