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27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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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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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的衝突？ 醫師該如何對病人的隱私權保護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病人的隱私權」，我們邀請與這主題有關的宗教、法律、倫理以及醫學背景的專家執筆。陳景松牧師長年關懷「醫病關係」也是我們「醫病平台」發起人之一，寫出牧靈人員對這主題的看法是：「提醒自己不是權威，而是助人者，要遵守一切法令，謹遵信仰和倫理規範，以及愛人如己的信條。」陳聰富教授長年參與台大醫學系教學，他特別闡述醫師可能面臨「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衝突的可能，而提出「健康權的保護，應該優先於隱私權的保護」；巧合的是當編者與多年致力於醫學倫理教育，且本身是醫師的蔡甫昌教授邀稿時，才知道他與其他兩位也有醫學背景的作者，剛以「醫師保密義務及其例外」為題即將發表論文，其中有一部分正好與我們的主題息息相關。在看過他寄來的文稿以後，我們也破例轉載這即將出版的部分論文。醫病關係須以信賴關係為基礎，否則病人不信任醫師，無法完全描述病情，不但醫師無法做出正確診斷以治療疾病，更可能因無法掌握病情而傷害病人的身體健康。但病人告知醫師病情，涉及病人自身的健康資訊，屬於病人的隱私內容，為保障病人隱私權，醫療人員不得無故侵害病人的健康資訊。醫療法第72條乃規定：「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漏。」此即醫療人員對病人的保密義務。醫療法第72條規定的醫療人員保密範圍，限於病人的病情與健康資訊。然而，在法律上，所謂隱私權，指關於私人生活的事項，具有不被他人公開的權利。現代法律的隱私權保障範圍，已經自「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的隱私，擴大至「個人資料自主控制」的資訊隱私權。此項權利，指個人對其資訊隱私，可以決定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的權利。因此，病人如於診療期間，向醫療人員透露許多個人家庭私人事務、或個人交往情況等，此等隱私內容，屬於隱私權保護的範圍，醫療人員不得無故洩漏於他人，否則會侵害病人「個人生活私密領域」的隱私權。至於病人的病情及健康資訊，以及病人的生日、住址、電話號碼等，均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的對象，如醫療人員無故洩漏，也會構成「資訊隱私權」的侵害。在醫療人員侵害病人的隱私權時，在民事責任方面，須要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同時可能觸犯刑事責任。醫療人員對於病人隱私權的保護，有時會發生誤用的情形。例如，甲醫院的病人轉院至乙醫院繼續治療，乙醫院護理人員請甲醫院傳遞病人在該院的X光等影像資料，以供乙醫院醫師參考。但甲醫院之醫師以保護病人隱私權為由，拒絕傳遞影像資料，可以嗎？在此案例，病人到乙醫院繼續治療時，對於甲醫院的病歷文件等資料，具有閱覽權。此時，病人委由乙醫院調閱病歷資料，並無不可。甲醫院交付病歷資料給乙醫院，並無侵害病人隱私權之問題。此時，並非醫療法第72條的「無故」洩漏。因此，醫療法第74條規定：「醫院、診所診治病人時，得依需要，並經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之同意，商洽病人原診治之醫院、診所，提供病歷複製本或病歷摘要及各種檢查報告資料。原診治之醫院、診所不得拒絕；其所需費用，由病人負擔。」醫療人員對於病人固然負有廣泛的保密義務，但此項保密義務，並非絕對。如揭露病人的健康資訊，是為保護第三人或公共利益所必要時，仍得揭露，以求病人隱私權保護，與他人權利或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例如，病人被診斷罹患肺結核病時，醫療人員具有通報衛生主管機關的義務。此項通報義務，就是為保護公共衛生所必要，凌駕於醫療人員的保密義務。醫療人員雖然侵害病人的隱私權，仍然合法，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再如，林先生，30歲，因發燒及咳嗽多日被送到急診，急診醫師安排抽血及胸部X光檢查後，懷疑病人感染愛滋病。醫師和病人溝通後，病人承認已經知道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但要求醫師不能告訴陪同來就醫的女朋友。醫師應為其保密嗎？如果醫師告知病患的女友，會侵害病人的隱私權嗎？病人感染HIV病毒，是屬於病人的健康資訊，也是隱私權保護的範圍，原則上醫事人員對此項健康資訊，具有「保密義務」，不得無故洩漏。但由於HIV病毒對於他人具有傳染性，如果醫師知悉，病人的女友有可能被病人傳染病毒，而向該女友告知病人感染HIV病毒，請其注意。此時，醫師告知病人之女友關於病人的病情，避免該女友被病毒感染，法律上稱之為「警告義務」。在此案例，醫師面臨「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的衝突。如果醫師告知病人之女友，關於病人的病情，將違反其對病人的「保密義務」。反之，如醫師不告知此項病情，病人女友可能因而染病，而違反「警告義務」。由於保密義務是保護病人的隱私權，而警告義務是保護病人女友的身體健康權，基於二者的利益衡量，健康權的保護，應該優先於隱私權的保護。因此如果醫師告知病人女友，關於病人感染HIV病毒之事，醫師可以免除侵害病人隱私權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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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尊重隱私——黃金律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病人的隱私權」，我們邀請與這主題有關的宗教、法律、倫理以及醫學背景的專家執筆。陳景松牧師長年關懷「醫病關係」也是我們「醫病平台」發起人之一，寫出牧靈人員對這主題的看法是：「提醒自己不是權威，而是助人者，要遵守一切法令，謹遵信仰和倫理規範，以及愛人如己的信條。」陳聰富教授長年參與台大醫學系教學，他特別闡述醫師可能面臨「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衝突的可能，而提出「健康權的保護，應該優先於隱私權的保護」；巧合的是當編者與多年致力於醫學倫理教育，且本身是醫師的蔡甫昌教授邀稿時，才知道他與其他兩位也有醫學背景的作者，剛以「醫師保密義務及其例外」為題即將發表論文，其中有一部分正好與我們的主題息息相關。在看過他寄來的文稿以後，我們也破例轉載這即將出版的部分論文。尊重個人隱私是近年來世界的潮流，在醫療界更是臨床實務與倫理的重點。1996年美國的「健康保險便利和責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簡稱HIPAA。規範了醫療保險資訊管理和使用，也促使醫療團隊檢討和重視相關資訊以及尊重隱私。隨後許多國家和領域也提出相關法律和規範。臺灣也在那不久之後有了「個資法」、「病人自主權利法」等。並且成為醫療專業和助人者在臨床上教育訓練和實務遵循的重點。一、牧靈人員也重視 「Is Chaplain a member of the medical team? 」(牧靈人員也是醫療團隊的一員嗎?)。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猶太教(佛教應該也有)醫療體系專業助人者便陸續探討如：「Privacy and patient-clergy access. 」、「Hospital Chaplaincy Under the HIPPA Privacy Rule」、 「Medical confidentiality and patient privacy」等在相關專業組織及學術刊物中出現。 牧靈人員在病人及家屬，甚至一般人眼中，不只是助人者，甚至是「宗教信仰的代表人」。在宗教儀式過程中、告解、臨床諮商中，處處看的到這種關係。其實，這種關係不只是助人者與受助者的水平關係，事實上，應該像三角形，在上方還有信仰對象(神祇)。這樣的關係不只顯現助人，更有敬天，敬天才能真正助人愛人。例如：最早版本的醫師誓詞，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是以神祇為對象而宣誓。近代只在最後「以我的人格宣誓」。 牧靈人員最重要的倫理是：提醒自己不是神、不是權威，而是助人者。首先要遵守一切法令，並且謹遵信仰和倫理規範。二、牧靈人員在醫療團隊中的角色現代醫療涵蓋的領域是：身、心、社、靈。身、心、社三個領域已經有具體明確內容，靈這一領域仍在努力過程中。臺灣也追隨先進國家，在牧靈人員教育訓練，工作方法上從其他助人專業學習並發展自己的內容。目前，在宗教背景的醫院中大概都有「轉介系統」涵蓋了牧靈人員可以經由轉介而提供服務。除此之外，牧靈人員也參與醫療團隊放棄治療，個案討論。提供相關靈性關懷意見，有時候也因為這種身分而給其他團隊人員帶來一些提醒！甚至成為其他團隊人員也可以尋求諮商幫助的對象。三、牧靈人員看隱私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過程，生命階段的時間過程，生命故事的過程，其中有些故事僅屬個人。但是人會因需求、信仰而將僅屬個人的故事告訴別人。對朋友、醫療人員、宗教信仰人員，專業或可信認的人……甚至，最重要的是對他們信仰的神祇。醫療關係中，病人是有需求者，醫療團隊人員是助人者，病人會因需求和對助人者的期待、信仰而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其中有很多關係生命本質存在和安定屬於隱私，如果被傳出去可能就造成傷害了。我們可以傾聽、同理、關懷，但是將故事留給當事人自己，讓他們自己面對處理。因為人有自己面對的本能，甚至他們的信仰也可以幫他們。我們只是他們在那個生命過程中的偶遇。目前，諮商、社工、牧靈等助人者在做個案紀錄及引用都已有規範，包含必要「知情同意」。四、路加醫師的典範西元第一世紀，有一個敘利亞人受希臘醫學訓練而在以色列行醫的醫師路加(Luke)。他在那裏接觸到耶穌的故事，他以實証的精神做了探討。「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加福音1:1-4)在路加醫師實証研究過程中他找到好多故事，並且從文字的記載方式保留：1.我們所熟知「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浪子回頭的故事」、「撒該的故事」都是路加唯一保存紀錄的故事。這些顯現路加的體恤與貼心。甚至耶穌聖誕天使和牧羊人報佳音的故事都是路加特別保留的。2.最特別的是路加記載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懷孕耶穌時的心情，路加寫到：「馬利亞將這事放在心上並反覆思考」(路加福音2:8-20)。當見到耶穌好奇留在聖殿讓她找了三天，找到之後耶穌的回答看似叛逆。馬利亞也是「放在心中反覆思考」 (路加福音2:41-52) 。其實，放在心中反覆思考是一種空間，人面對人生中個人故事，隱私有時候需要這樣的空間來面對自己、他人，甚至自己的信仰。路加醫師就很特別的意識到這樣的空間。我們每個人或許可以得到啟發，給自己，給別人在人生故事和隱私中，給予這樣的尊重。五、你們要人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每一個人都有生命成長過程，其中都有許多個人的際遇和故事。並且，會需要述說，需要有人傾聽，需要有人陪伴，需要有人支持，需要有人關懷。然而，每一個人生命也都有能力可以面對自己的問題。困難，也會有可能找到給自己的接納和出路，只是要有人給予適當的心理空間。在醫病關係中，我們是專業人員，也是關懷陪伴(care)。如何在傾聽病友的訴說，給予接納、支持、關懷。其中，最重要的是信任；讓病友信任我們，知道了他們的生命故事而且不會給他們帶來傷害與失望。當有人向你述說生命故事，或是讓你有機會接觸到他們的隱私，可能是因為你的專業身份，或他對你的信任接納，我們應當自重也尊重他們，給他們空間，也給自己為人保守秘密的空間。醫學倫理的首要尊重自主，法律的病人自主權利都是為了這樣的醫病關係而主張。然而，在這些之外，有一個最基本的倫理黃金律：「你們要人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愛人如己，每一個人在生命過程中，都會有問題和需求，都需要有人在當下能夠善待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能力或機會成為如此善待別人的人。每一個人的人性都如此，都相像。但是，也可以多加一份責任。如果「你們要人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指的是愛，人與人之間以愛相待。那麼，同樣一句話，對醫療專業的人來說：多了一點「責任」，愛與責任。尊重病人個人隱私，在團隊中勵行尊重隱私，不只是專業，更是彼此相愛的責任。這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倫理黃金律——愛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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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關係如果有「第三者」會如何？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有關台灣急速「老化」的社會，不能忽視的老人照顧問題。蔡哲雄教授以醫師的立場呼籲，我們需要一套規劃維護身心機能衰退的老人，希望社會各界人共同努力訂出一套更完整的保護措施。曾道雄教授以本身童年時代照顧年邁祖母的感人回憶，期盼政府盡速制定出完善的長照政策。長照政策學者郭慈安教授則提出一些數據支持這種長照計畫的必要性，同時介紹這幾年快速老化與長照政策的同時推動下，其實身旁多了各種「新家人」參加老人的守護，給大家帶來一些遠景。最近的報紙刊登一些病患或老人就醫，在看護、長照、而引發出來的兄弟、及其他家人甚至與本土或外籍看護人員間，因為在照顧的溝通或照顧的內容、分工上意見不同引發出衝突或是不愉快摩擦的事件。在台灣這類的問題在將來年老人口及家庭結構快速改變。會有更多的體力、意識退化的人口增加，延伸出來照顧這些人的人口也會增加。台灣的家庭結構因受整體社會、經濟，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有了很大的改變。少子時代造成家庭成員的改變，子女更獨立，也改變傳統的大家庭相互近距離交流及關懷。因此延伸出來照顧年長的長輩或體能衰退「病人」的需求會因社會人力資源結構改變。負責醫療及財務及關懷，傳統上由「子女」負責。人口老化的趨勢在開發社會是殘酷的現實，家庭支持的力量及財力因為社會變遷而調整的家庭結構改變了傳統照顧年長的長輩的模式。年邁的雙親在就醫上引發出來的醫病關係也引伸出很多的變化。近年來，台灣老年人口的照顧很多都依賴外籍人士來幫忙。這種情況引發出許多醫病關係的問題。外僱人員除了要照顧日常生活外，對於身心健康的維護也多少會被照顧者依賴。醫療看護過程的點點滴滳，從就醫給藥、身體清潔，基本衞生的維持及需求也很多轉由非病人家屬或「法律上認同的關係的家人」幫忙。親人的直接參與或外籍看護人員來參與，全由直系親屬負責有變得更少趨勢。在就醫過程中，病人身心健康的描述及溝通，除非有家屬在，不然醫病關係就多少有些隔閡。尤其是有「多子多孫」由家人「輪值」的家庭，有更多醫病溝通的問題。從醫護人員的角度來說，照護「有病」或「身心」不能自主的人，需要醫藥、生理看護的人，有家人幫助，或是有受過訓練的人員執行是合理的。尤其是給藥時藥物、劑量的確認等更須正確。但是執行這些工作的人員都不是家人的話，如何確認這些看護人員給藥的安全，值得大家深思。在快速轉型及改變的社會，醫病關係從醫護人員與病人及病人家屬之外，又多了第三者介入的社會，尤其是「第三者」——外籍看護人員的參與，許多溝通、生活習慣、宗教觀念不同衍生出的誤解，影響照顧安全問題及摩擦也多少可以在媒體上看到。台灣雖在硬體方面對照顧老人有一些改善，例如日照中心或長照機構建立了法規，但是要緩解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的社會安全制度，需定期檢討修正。從老人照顧的社會保險，到本地看護人員的培訓。除了討論老人福利及安寧老人照顧政策，培訓本土看護人員可以改善溝通及互信，也可以增加一些就業的機會。過去台灣的長輩為了期望下一輩的孩子有「出息」，很多家庭的長者都勤儉一輩子送孩子們出國留學，等到孩子學成、出人頭地之後，很多都留在他鄉就業。一旦年長的長輩體力身體、智能需要他人的幫忙時，「孝順的子女」不能「晨昏定省」。的確很多兒女們輪值回來照顧長者，因「身不由己」而不能親自奉侍也值得同情。但有些人會出「意見」或「主張」表示關心，或是遙控、出主意來批判在家親自奉侍長者的其他家人或「外勞」，甚至參與照顧的醫護人員。家人間在照顧年邁父母有上述的問題時，如果又要跟其他醫護人員溝通，更容易產生溝通不良的狀況。逐漸「老化」的台灣社會，如何有一套維護身心機能衰退弱者的規劃，需要社會各界人士檢討修訂出一套更完整的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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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慢病好日子.慢性腎臟病
慢病主題館【腎臟病】在家洗腎+雲端醫療 腎友留職場
台灣透析治療（俗稱洗腎）人口超過九萬人，有一半洗腎人口介於卅到六十四歲黃金勞動年齡層，且根據最新腎友就業意願調查顯示，有七成腎友認為洗腎影響其就業競爭力。響應世界腎臟日，三大腎友團體、及學界代表齊聚，借鏡國際間居家透析優先的治療政策、及林口長庚雲端醫療腹膜透析計畫階段性成果，探討不同透析治療對就業的影響，幫助腎友維持就業競爭力，鞏固台灣黃金勞動力。腎友是重要勞動力 但四成被減薪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黃尚志分析，台灣透析患者在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存活率近五成五，優於歐洲、加拿大等國，然我國過半洗腎人口介於卅到六十四歲的黃金就業年齡層。黃尚志說明，社會普遍忽略腎友其實也是重要勞動力。如何輔助腎友維持就業競爭力，儼然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為了解腎友就業狀況及透析治療後對工作的影響，中華民國腹膜透析腎友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腎友生活品質促進協會、社團法人桃園市腎友協會等三大腎友團體針對卅歲至六十四歲全台洗腎人口進行「二○二一年度全台透析病友就業意願調查」。結果顯示，七成腎友憂洗腎影響其就業競爭力、六成腎友因洗腎而感到經濟壓力、四成腎友面臨降薪，當中降幅高達二萬元的人不在少數。洗腎影響工作時間 只好離開職場腹膜透析腎友協會理事長吳鴻來從大學時期便因病洗腎，曾經歷求職階段，格外體會腎友工作權得來不易。她不諱言常有腎友在面試時，遇到雇主提出：「會不會工作到一半體力就不行了？」等問題；而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腎臟科系主任田亞中也分享，的確有腎友反映遭雇主質疑無法承擔工作。除了擔心體力下滑外，問卷也顯示「工作時間受影響」是透析患者因洗腎而離開職場的主因之一。洗腎分為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我國透析治療人口中，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比例約九比一，前者需每周至醫療院所至少三次，雖時間限制較多，但由專業醫護人員執行讓部分腎友感到更安心；後者則可視疾病狀況安排時間在家自行操作，治療較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較能維持正常生活步調。香港腹膜透析優先 就業率六成六觀諸國外經驗，採腹膜透析優先政策的香港，慢性腎臟病患者使用腹膜透析比率達七成三，創近六成六的高就業率。而越南政府今年三月發布最新末期慢性腎臟病患者治療與管理指南，建議末期患者優先進行居家透析治療，以對抗疫情與維持工作。雲端醫療腹膜分析 更能自我照護除國外案例，台灣也有居家透析治療的良好經驗。田亞中分享，林口長庚醫院一年多前開始推動「雲端醫療腹膜透析計畫」，透過居家透析結合雲端管理，不只協助醫護人員有效掌握腎友居家透析各項生理數值，增進醫病關係；居家透析也有效維持腎友自我照護能力，使透析治療對腎友的影響降到最低，幫助腎友維持良好的生活及工作狀態。田亞中建議，腎友在選擇透析治療方式前，積極參與醫病共享決策，將工作型態、就業意願等列入評估。吳鴻來積極鼓勵腎友，職場中仍有許多友善的雇主對罹患腎病的職員給予理解與彈性，勉勵即將或是已進入洗腎的年輕腎友「千萬不要輕言放棄工作！」且雲端科技進步，黃尚志表示，經適當的治療後，腎友也能獨立自主，甚至繼續發揮專長回饋社會。盼大眾提升對透析治療執行方式的認識，並共創友善腎友的工作環境。●想知道更多透析資訊，請點選：https://bit.ly/2RYLlcZ【慢病好日子】糖友早上出門太匆忙，不吃早餐會影響血糖控制嗎？為什麼洗腎的人會便秘？有什麼助排便的好方法？提供最接近病友真實疑問的慢病衛教資訊，與您一起好好過慢病日子！ 📍瀏覽專題>>慢病好日子主題圈 📍觀看影音>>慢病好日子YouTube 📍專屬訂閱>>慢病好日子電子報 📍追蹤加入>>慢病好日子-一起最愛問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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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學的凝視——正確與精微的探尋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者的心聲」。一位醫學生聽完醫界前輩以「落實醫學人文教育於醫院實習」的演講後，感受到提升醫學生對病人痛苦之敏感度的重要，而抒發其個人所見。另一位醫學生在參加醫學人文個案討論後，對癌症末期病人不願放棄任何希望有更深入的體會。最後這位住院醫師在一場病情複雜的個案討論後，寫出「人性的價值與尊嚴可以於疾病之外重新受到發現與重視」。這三篇文章希望能讓社會大眾瞭解，因為我們容許年輕的習醫者參與病人的照護，他們才有機會在步入醫學科技治療「疾病」之前，能對「病人」的感受有更深入的了解，台灣才會有更多的良醫。前言醫學生進入臨床的衝擊，最開始的也許是如何把課本中的知識變現成臨床「正確」的觀察、診斷、以及決策。從方法學、病生理機轉、到如何獨立實戰，希望透過依歸準則的指引不鑄下錯誤。實際上臨床要處理的問題不只是有沒有依賴準則做好判斷那樣的單純。如果我按照認知中正確的方式去做，反而造成病人更大的痛苦，那我所認為的正確就是對的嗎？病人不是機器人，面對不同的決定而有無法預期的情緒，我們又該如何自處、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乃至在不得不說抱歉時，尋找兩全的可能，總有一些超出課本知識、臨床技能的範圍。這卻是每位一線醫生終將面對的日常，在過去在課堂中是難以想像的。剛好在診間碰上一個頗有情緒張力的場面，當時我很驚訝：老師已經窮盡所能的按照「正確」方式操作，還是遇到這樣的局面。旁觀處理的過程中有很多反思，那些看似尖銳的問題在討論下有機會挖出更深層以及實務面的解答。背景故事、提出問題今年一月有一位中年女性到診間，右前臂上只有一個橫切的手術傷口，摸不到腫瘤，影像上也都看不到，只有術後檢體的病理報告提到在組織邊緣發現癌細胞（Positive margin）。原先看診的診所、醫院，也都沒有影像記錄，但因為是需要切除乾淨的肉瘤，就算處在資訊很缺乏的情況，還是要進行手術。理論上進行手術時，應該讓切口盡量與血管、神經平行，才可以減少傷害，因為上一次手術以橫向切除，導致我們這次要切的更大、補更大的皮。病人術後因為補皮的關係，要打石膏、避免移動，隔天就覺得打著石膏很痠、不舒服。我們才讓他清醒的時候把石膏拿下，只要注意不要過度移動，晚上睡覺時再打上石膏，病人很不舒服、也很焦慮。因為傷口的位置，為了最大保存功能，加之無其餘參考資料，我們先依照經驗由疤痕處往外切2公分。事前就告知過病人，可能仍會在組織邊緣發現癌細胞，就需要繼續往外切。然而在二月回診告知病人必須繼續往外切時，對病人來說如同晴天霹靂，當場合併低血糖險些暈厥，躺臥十分鐘，並吃了護理師提供的糖果才漸漸恢復，期間醫師不斷向病人夫婦說明以及給予安慰，他們的情緒才比較穩定，選擇繼續相信醫師。但病人想要一次往外切更多，以絕後患，醫師表示理解病人心情，如果堅持也會尊重，但因為傷口接近手腕，往外多切可能會讓肌腱露出，對日後的恢復、功能保存上都會比較不好。建議一步步作，乾淨時直接收手，由於有標示方位，就算切多次犧牲的面積比較少，在臨床上對病人比較有利。病人最後接受。我本來只是會覺得這些醫師到底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策，當見識到選擇說真話的場面後，仍不能接受但較能理解他們在害怕什麼。所以我以此臨床情境為例提出三個問題：問題一：病人的所願與規範牴觸，怎麼辦？所謂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臨床診療指引) 是一種醫界普世準則，是對醫師跟病人的保護，一旦超過診療指引的部分就屬於個人選擇，可以先了解病人最大的擔心究竟是什麼，畢竟醫生是依據存活率、復發率等數據推薦病人適合的治療，但是對於生命價值的評估卻只有病人本人可以做決定，因此關於治療選擇還是有協商的空間，醫師可以拒絕自己認為傷害過大的治療選擇。現在醫師已經不再握有醫療的絕對權力，我們更加強調病人擁有對自己身體的決定權，因此我們應該向病人分享可能的結果，再讓病人做決定。當然醫病共享決策不代表醫生就只能中立的陳述資料，因為就算攤開資料給病人，病人仍然未必能真正全然了解（或者比你了解）。如果我們心中有比較適合病人的方式，在告知所有可能選擇後，可以「推銷」自己認為最適當的方法，分析其優劣，對於傷害較大的選擇亦可以強力勸退。可以利用過去臨床遇到個案的經驗做為對照，讓病人更有感覺、對於推薦的方式更有信心。最後，病人究竟在意的是什麼，其實在不同的階段他們在意的會不一樣，病人現在身上有腫瘤，他覺得重要的事把它切乾淨。之後，生活功能才是他真正在意的，也就是後遺症。這部份的權衡，醫生也應事先跟病人討論好。問題二：告知壞消息的心態及方法雖然說真話很重要，我們應該磨練說話技巧以降低衝擊，但也不能因為想要避免情緒風暴就避重就輕，反而讓病人喪失知的權利。一開始就不要把話講太滿、最壞的情況要一點一滴提早透露給病人跟家屬，讓他們能夠慢慢消化、有心理準備。也要讓病人有疑惑的話，能有時間發問討論，不要只是單方面在告知。確認病人都懂了再繼續說明，也需要視病人反應調整告知的方式與程度。最後，要給予一些希望，如還可能的治療方式、後續照顧，以比較歡樂的方式來結束談話。對於這個個案，醫師後續有補充：對於一個要切乾淨的肉瘤發現沒切乾淨，有三種可能反應，第一種是當作已經切乾淨、一種是後續用其他治療、最後一種是告知病人並勇於再切一次，前兩種雖也有優劣之分，都仍然算是一種逃避，對於病人的預後也不好。如果以後遇到一定要切乾淨才有較好預後的癌症時，不要做前兩種，要勇於做第三種人。問題三：我們該如何說抱歉病人很容易就覺得醫生有錯，但我們要區分哪些是自然病程、哪些是犯錯。醫學上有很多不確定性，需要事前想過列出來、在執行前跟病人告知可能產生的併發症，才不會有誤會。如果犯錯了就需要道歉。用意有三，一個是就算你不說，病人還是可能覺得是你的錯，你道歉會讓他比較好受；第二個是反省自己；第三，也是臨床上重要的，是你必須說明清楚、並負責到底。我實習的醫院認為道歉這件事不應該給一個人獨自去面對，醫院有一個相關的小組，會協同處理，一面釐清真相責任、一面對兩方進行輔導，可以有更圓滿結果。還有一件事…最後，討論中有人發現，我之所以提出這件事，除了因為病人當下很受傷外，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在告知壞消息時我們也要照顧自己的情緒。在醫學人文個案討論會，我們把讓自己不安的事件提出來和大家討論，這是很好的做法，透過把事情說出來跟大家討論，我們可以化解一些東西。希望大家受傷時也可以找人討論、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學習化解這種情緒、照顧自己才能照顧病人。消防員在救重大災難後，很多人要面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問題，像上次普悠瑪事件的總指揮，在幾個月後自殺，非常令人惋惜。在臨床中，雖然跟災難現場是不同場域，但除了要面對那些無常與病痛，這些不得不背負的情緒現場何嘗不是一種壓力的來源，如何正確的發現、面對、自處、和解，都是行醫之路上需要面對的課題，才不會在黑洞大到快吞噬一切時，被扭曲成不再熟悉的樣子，如此誠然可嘆，也是醫師行醫之路上需要自我警惕的地方。承認自己的脆弱，尋求支援，反而是好轉的開始。結語在醫療場域中，我們凝視的目光漸漸從知識技能的熟練轉向那些教科書未必教我們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複雜在於醫學知識外，我們該如何面對與承受那些來自期許的投射、喜怒哀樂的反饋、乃至失望的傾訴，在這個狀況下做出合情合理的決定。原來一旦牽涉到人，一位醫師終究很難只透過醫學知識的護航全身而退。但也在學習處理這些精微的課題中，人性的價值與尊嚴可以於疾病之外重新受到發現與重視，這又何嘗不是懸壺濟世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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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0 該看哪科.牙科
不洗牙沒事，洗牙後牙齒反而酸軟！是牙醫把牙洗壞了嗎？
案例病人花小姐，因為最近感覺刷完牙後都會流血，這情況持續了快一個月，於是決定到公司附近的「好習慣牙醫診所」先檢查看看。掛完號，由郝醫師負責幫花小姐看診，郝醫師聽完主訴並拍攝X 光檢查後，告訴花小姐牙齦流血的最主要原因是牙周清潔狀況不佳，導致牙菌斑堆積造成牙結石嚴重沉積，因此產生急性齒齦炎的現象，但還好有早點就診，否則很可能變成嚴重牙周病。郝醫師又再詢問花小姐上次洗牙是什麼時候，花小姐說應該有快三年了，郝醫師回覆：「如果可以最好是半年要洗一次牙，那今天我就先幫你洗牙，一星期後再回診，觀察看看牙齦發炎狀況是否有改善。」花小姐想說也許真的是沒定期洗牙的緣故，於是同意郝醫師的建議。洗完牙後，花小姐晚上買了一杯正常冰、半糖的珍珠奶茶，正享受大口喝下時，沒想到瞬間不是快感，而是酸感，所有牙齒如針鑽似的，根本不用等到三天，隔天一早花小姐就衝到診所找郝醫師告訴他這狀況，沒想到郝醫師不疾不徐地說：「本來很久沒洗牙就有可能洗完會酸啊，過幾天應該就會比較好了，別擔心。」沒想到，過幾天後不但沒好反而更慘，花小姐本來是喝冷熱才會敏感，結果現在是連不吃東西牙齒都會酸軟無力，於是又再衝回去找郝醫師，滿臉怒氣的對著郝醫師說：「哪來的過幾天會更好，現在是酸到完全連呼吸就會酸，根本無法吃東西！」此時郝醫師臉也露不耐地說接著說：「那是因為你的牙結石太厚，洗完牙後牙根露出所以才會這麼敏感，一般人根本不會有妳這情況。」此時花小姐更火了，大聲咆哮說：「如果你早告訴我洗完會這樣，我就絕對不會洗的，本來只是牙齦流血，結果洗完後連吃東西都不能吃，我要你賠償我這幾天痛苦的損失！」郝醫師這時火也上來了：「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自己口腔沒有好好照顧還怪別人，那誰還敢幫病人洗牙？」花小姐更暴怒的說：「好，如果你不賠償我，再來我每天都來診所坐著等，等到牙齒不酸了，等到你願意賠償我。」結果再來花小姐真的每天都來診所坐，而且是默默的坐著，兩眼直瞪櫃檯，診所受不了叫警察，但警察說病人又沒吵鬧，愛莫能助，診所再詢問律師，律師說：「不用擔心，她告不成，更不用賠償她。」但……花小姐還是每天都來坐在診所一整天，診所更困擾了，那到底要怎麼辦？做對三件事，不怕醫療糾紛一、告知《醫師法》、《醫療法》及《病人自主權利法》都有規定，「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告知病情及醫療選項，而且病人有權知道預後情形、可能之不良反應及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對於洗牙，因為實在太日常、也太平常，幾乎是每個病人來就診都會做的處置，也是醫師每天至少會做好幾次，甚至十幾次的處置，因此牙醫師真的都不太習慣告知病人洗完牙的預後，也就是洗完牙可能會酸軟敏感的症狀，本來洗完後的牙齒敏感或多或少每個人都會有，但隔太久才洗或者牙周不太好的病人，洗完後出現較嚴重敏感現象的比例會比較高。但不管比例高低，法律就偏偏有規定，牙醫師照理說應該告知處置的預後，「洗完後可能會有酸軟敏感的現象」這件事，但真的很少看到牙醫師有這事先告知的習慣。面對牙結石累積很厚、很久沒洗牙或者牙周狀況很不好的病人，其實洗牙前不僅該告知洗完可能會酸，甚至會很酸這件事，依法還應該告知病人處置的選項，也就是「洗完牙後可能會酸，你可以考慮一下要不要接受洗牙這個處置」。二、病歷《醫師法》第12 條第2 項第6 款是「其他應記載事項」，而老鄧一直強調所謂「法律上病歷」的記載重點就在這「其他應記載事項」，包括了「inform」、「mistake」、「yes」、「no」這四大要項。（1）inform就是把你有告知病人的，你認為的或者你建議的內容記載在病歷中，以本例來說，你告知病人你認為病人的牙周狀況、建議該如何處置及可以處置的選項，例如洗、不洗等，這些都該記載在病歷上。（2）mistake當你即將進行的處置，可能會出現的預後或風險，或者你已進行的處置，但病人似乎覺得不滿意或者認為你沒做好，這時你的處置過程或內容絕對是記載的重點，因為有記載，至少表示你有注意，因為有記載，甚至表示你有積極處理。例如不洗可能會有怎樣的結果，或者洗了以後有機會出現的狀況，甚至洗完之後病人覺得不舒服時你處理的方式及說明，這些更要記載，因為病人心中開始有一絲絲懷疑你的處置或者結果有問題時，通常就是醫糾的起點，所以這時候的病歷記載更重要。（3）yes就是在病歷上記載病人同意你所建議的治療、處置或者用藥等。例如病人同意你建議的洗牙處置選項，或者同意其他選項，這些記載就是證明病人自己選擇及同意最好的證明，但別忘記，除了記載病人同意，還要記載病人同意的內容。（4）no這是四項重點中的重點，因為此時病人拒絕牙醫師建議的項目或者處置，往往就是日後造成醫糾的種子，因此當下記載病人拒絕你告知的建議或者選項，絕對是超級無敵重要，例如病人怕洗完可能會敏感或酸痛而不願洗牙，但如果日後真的因為沒洗牙造成牙周更糟，甚至變成需要被拔牙時，有些病人會反咬說牙醫師沒跟他講要洗，才害他的牙齒變成這樣，要是這時病歷沒記載病人當初自己拒絕洗牙的內容時，大多數牙醫師能拿得出的證據，大概又只能說「自己真的有講，是病人自己不要洗」的空口白話。也許牙醫師講的是真的，但沒有證據來證明你的話，才是真的問題。因此雖然多寫這些內容，健保不會多給付，雖然沒寫這些應記載內容，還是符合醫療法規上病歷記載的規範，但多花幾分鐘多寫幾個字、幾句話，卻是能讓自己在醫糾及訴訟上，省掉好幾十倍麻煩及時間的好習慣。三、錄音萬一你真的有講，但你的病歷又真的忘了記載，這時只能指望自己沒忘了要錄（影）音，還記得「能得同意是最好，只錄彼此沒煩惱，錄音隱私爭議少，醫病關係是王道」，因為有錄不知誰死誰手，沒錄只能死於病人之口。老鄧給個說法因為實在太日常、也太平常，對於牙醫師而言，只要幾乎是每個病人都可能會做的處置，甚至是每天至少會做好幾次或者十幾次的處置，例如洗牙、補蛀牙或者簡單性拔牙，牙醫師真的都會忘記還有「告知」這件事。特別是告知病人處置的預後或者預後的處置，例如洗完牙可能會酸、補完牙可能會痛，拔完牙可能會感染，及萬一真的酸、痛、感染，可能的處理方式，牙醫師常會因為這類處置量多而忘記這習慣，但這些地方往往就容易產生醫糾，也許不見得會出大紕漏，但絕對可以耗掉牙醫師的歲月，所以真的提醒大家，不要因為這處置簡單而覺得不需告知；不要因為這些處置很頻繁而覺得不必告知；不要因為這處置健保給付低而覺得不用告知，因為法律規定你就是要告知，千萬不要被告才知道要告知。對於洗牙前需特別注意的狀況，老鄧的建議是從沒洗過牙的病人、很少洗牙的病人、牙結石很厚的病人、對於酸很敏感的病人（有時洗下去的第一時間就可以感覺到）、牙齒搖動很厲害的病人、有感染但自己沒感覺的病人，在洗牙前，最好告知洗牙完後可能的狀況，要不然洗牙這種簡單、健保給付不高的處置，若是產生麻煩，可一點也不簡單，有時得花好幾十倍的時間跟金錢來解決。有人會說這個案例病人一定告不成，所以不用搭理，老鄧也這麼認為，病人真要告可能告不成，只不過怎麼證明病人告不成？當然是病人已經告，你也被告，最後檢察官不起訴，或者歷經民、刑事法院一、二審，甚至三審定讞後，才知道病人告不成。而且老鄧更認為就算病人告不成，絕對不等於不用理病人，因為病人告不成，不代表病人不會去告；病人告不成，也不代表病人不會硬凹到底。但萬一被告或產生糾紛，只要牙醫師的日常病歷真的有記載了上述內容，就能有助自己盡快脫身、脫困、脫離，而且這也才真正是面對醫糾的重點。這個案例，牙醫師最後花了寫病歷數十倍的時間及健保給付數十倍的金錢消災解厄。※ 本文摘自《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作者：鄧政雄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1/03/13《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書封。圖／商周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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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與癌症末期的病人站在同一線 醫生能夠相信奇蹟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者的心聲」。一位醫學生聽完醫界前輩以「落實醫學人文教育於醫院實習」的演講後，感受到提升醫學生對病人痛苦之敏感度的重要，而抒發其個人所見。另一位醫學生在參加醫學人文個案討論後，對癌症末期病人不願放棄任何希望有更深入的體會。最後這位住院醫師在一場病情複雜的個案討論後，寫出「人性的價值與尊嚴可以於疾病之外重新受到發現與重視」。這三篇文章希望能讓社會大眾瞭解，因為我們容許年輕的習醫者參與病人的照護，他們才有機會在步入醫學科技治療「疾病」之前，能對「病人」的感受有更深入的了解，台灣才會有更多的良醫。面帶笑容，客客氣氣地一一向醫護人員問好，是我對這個病人的第一印象。比起丈夫，病人的太太顯得憔悴許多，圍著眼眶瀰漫出去的黑色影跡，也許只是雨窗外灰雲投射下的錯意，但更像是長期與睡意抗戰的煎熬。笑容似乎只是為了隱藏表情底下無可探知的哀傷。「醫生，我還年輕，請不要放棄我。」肺癌已經擴散到心臟、肋膜的58歲叔叔，已經試過各種電療、化療，效果皆不彰，本次入院還因為有嚴重的全肺塌陷一度進入加護病房，我們對他的預後實在不抱持太大的希望。但即便我們和病人不斷解釋不甚樂觀的預後，說明他這次住院正在面臨不可逆的生命危險，病人還是不斷地和我們重複著相似的求救訊號，我們一直站在不同的出發點，對疾病的期待不同。身為主責照顧他的實習醫學生，我總覺得自己無法完全真誠地待他，每當他問起「我還有救嗎」、「拜託你們用最先進的技術治療我」時，我總無法違背自己的理性，肯定地給他希望。針對病情複雜的病人，主治醫師們都會在一週一次的團隊會議上一起討論該病人的病情，並給原主治醫師後續治療的建議。我向叔叔阿姨提起本週的團隊會議上將會討論他的狀況，只見阿姨眼睛一亮，憔悴的面容頓時紅潤了起來。然而，看見他們燃起希望，我的心中並非那麼雀躍，我擔心團隊會議只會捎來壞消息，造成叔叔阿姨更沉痛的打擊。當週的肺癌團隊會議擠滿了人，每位主治醫師都努力地為自己的病人爭取機會。這大概是我最緊張的一次團隊會議了，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在這短短的30分鐘內，其實定奪了一個人的生與死，當台下各科主任、醫療專家開始紛紛搖頭，就等於宣判了病人的死期。驚喜的是，有位外科醫師自告奮勇地願意幫叔叔放置支氣管支架，我們也趕緊向叔叔報告這個好消息。叔叔還是維持一貫的客氣，只是臉上多了些喜悅，阿姨深鎖的眉頭頓時展開，連說了好幾聲謝謝。術後叔叔的肺張開了三分之二，不舒服的狀況改善了許多，雖然叔叔並沒有脫離癌症病魔，但是他至少度過了這次難關，有機會重振旗鼓，繼續為自己的生命打拚。我一直在想，身為醫生的我們，面對叔叔這樣的病人，究竟要站在什麼樣的角度幫助他。對我們來說，他也許只是另一個無法挽救的病人，然而對叔叔自己而言，這卻是他不可放棄的唯一生命。在與叔叔的溝通過程中，我們一直覺得他沒能夠真正理解自己的病情，總是過度樂觀，也讓我們相當擔心突來的噩耗會重創叔叔一家人。但也許他並不是沒有把醫護人員的病情解釋聽進去，而只是不願意面對。我從護理人員口中聽說叔叔家裡的狀況，父親久病不起，兄長年前猝死，也許他只能催眠自己緊抓著希望的絲線，才能擁有繼續活下去的動力，支持著自己和身邊的家人。兩週一次的醫學人文個案討論會上，老師提及了曾經有位病人對著實習醫學生憤怒地說：「我知道我會死，難道我自己不能有希望嗎？」希望，也許就像我們擔心的，已經不值得存在，但是它對一個生命的意義，也不是我們能夠輕易下定論的。我很喜歡晨會上一位醫師說過的話：「面對困境時，人們總是要求別人『面對它、接受它』，卻忘了後面聖嚴法師還說了後面兩句：『處理它、放下它』。」叔叔也許只是需要時間「處理並放下」目前面臨的人生困境。回到醫生本身，我們的工作不只是治療疾病，也需要撫慰病人的情緒，應該試圖去了解病人痛苦背後的故事，而不只是以專業的眼光衡量每個病人的生死。為什麼叔叔總是故作堅強，過度客氣？為什麼叔叔對醫療技術總是抱持著那麼高的希望？如果離開之後，叔叔最放不下的是什麼？阿姨跟我提到，叔叔幾天前進加護病房時，還一直擔心她要怎麼自己一個人回家。有一次病房的門沒關，我無意間瞥見叔叔和阿姨在床邊互相緊握著手，似乎輕聲地祈禱著什麼。我相信叔叔還有許多人生的願望未了，他想拚命一搏，想照顧家人，想趕快回家做個好丈夫、好兒子……凝視死亡，就像直視太陽一樣刺眼。儘管身為醫療人員，我們時時看見死亡，卻都不曾面對自身的死亡。我從來就不覺得我能同理病人的苦難，但是與受苦的病人站在同一線，盡力為他們著想，是我一定能夠做到的。叔叔出院之前，全身的症狀都改善了許多，甚至能夠步行出院。雖然我們必須誠實告訴病人專業知識計算出的生死機率，但是他們依然有相信奇蹟，擁有希望的權利。下一次，你會陪著病人一起相信奇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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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同理是可以跟別人一起體會別人的不幸！ 一位醫學生對醫學人文教育的觀察與體悟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習醫者的心聲」。一位醫學生聽完醫界前輩以「落實醫學人文教育於醫院實習」的演講後，感受到提升醫學生對病人痛苦之敏感度的重要，而抒發其個人所見。另一位醫學生在參加醫學人文個案討論後，對癌症末期病人不願放棄任何希望有更深入的體會。最後這位住院醫師在一場病情複雜的個案討論後，寫出「人性的價值與尊嚴可以於疾病之外重新受到發現與重視」。這三篇文章希望能讓社會大眾瞭解，因為我們容許年輕的習醫者參與病人的照護，他們才有機會在步入醫學科技治療「疾病」之前，能對「病人」的感受有更深入的了解，台灣才會有更多的良醫。身為初進醫院的大五見習生，在連結基礎醫學與臨床所見的拉扯之間，憶起四年來在醫學院的迷惘，披上白袍，推開白色巨塔的門扉，未知的迷霧逐漸散去，始見為何而學。數周前，一位醫界前輩來我實習的醫院進行全院性演講，筆者感受到前輩對後輩滿滿的期望。在醫界耕耘了數十載，希望能提升醫學生後輩們對人文關懷的敏感度。前輩在演講上提到一個醫學人文教育上的譬喻，發人深省：醫學人文教育之於醫學生像是一種疫苗，在大一大二施打一劑（授課）；在大五大六再打一劑（床邊教學），同學在日後的行醫才會「有感」。演講後的回饋時間，有幸和在座師長與講者分享自己四年來對醫學人文教育的一點微薄的看法。首先，筆者認同前輩以美國後醫（大學讀畢始能進入醫學院）與台灣高中生畢業即進入醫學院做比較。醫學人文在台灣年輕世代的推動難有起色，因為高中甫畢業的學生，一直到畢業，不過18到24歲的年紀。在人生剛起步的階段，就要對生命有成熟的體悟與感觸，殊為一件不容易的事，更多的是大學入學面試，或私下時被問到「為什麼想當醫生」時，千篇一律的回答親人生病的啟發，或者無言以對的學生。台灣的學生在職涯探索這塊做得比較弱，因為一路升學上只要考試考好就好，這是非常可惜的。我們起步得早、略顯稚氣，倒也無妨。《Think Again》一書作者Adam Grant在最末章提到，若過早鎖定人生目標，很有可能進入一種「tunnel vision」的盲點，忽略了人生還有其他豐富的可能性。筆者認為，在大學期間，多花點時間探索，奔走山林或深潛大海，或和不同領域的朋友交流，抑或徜徉書海，都有助於提升生命的深度和廣度，也進而提升對生命感觸的敏銳度。再者，筆者認為數位大環境下的影響，閱讀風氣不盛是一大致命傷。如果說對於所學提不起勁、對病人麻木、社會的冷漠氛圍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病。但諷刺的是，我們往往會在遭逢重大事故時，有了一番領悟，像是一段感情的痛心分手，或自己經歷瀕死經驗，或至親摯友離世的打擊。對此，筆者有個生動的比喻：醫學上遇到急性的自體免疫疾病，我們會給予「pulse therapy」，即高劑量的類固醇，以壓下過多的發炎反應。類比來說，這種會改變一個人的重大事故，很像突然來的一劑高劑量的藥，讓我們有一段時間對很多事都「有感」；但時間可能會沖淡感情、遺忘傷痛；對於「麻木」的慢性疾病，日常還是要投以「maintenance dose」，筆者認為這個維持的劑量，就是良好的閱讀習慣。廣泛而深入的閱讀，可以加深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敏感度。舉醫學人文書籍為例，國內有黃崑巖醫師的《醫師不是天使》，黃勝雄醫師的《回台灣買靈魂》；國外則有阿圖．葛文德醫師的《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保羅．卡拉提尼醫師的《當呼吸化為空氣》等等。作者畢生經驗的故事，凝煉成文字，將他們的感動分享給在世的人們，是非常值得讓人感恩的事情。最後，是醫療的極限。當醫師問我們，對於末期病人，我們能幫上什麼忙？是的，絕症的病人，醫療上的極限限制了我們對病人生命的延長，但病痛、醫療之外，我們能否幫得上的忙？聽了很多故事，病人在生命的終末，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希望能延長生命，而是是否有未了的心願，心願能否圓滿？也許是和數十年前鬧翻不相往來的兒子的重聚、也許是擔憂尚幼的兒女的成長與教育、也許是擔心自己撒手後年邁母親的照顧。這半年多來的學習，讓我覺得醫生是個很紳士、暖男的職業（因筆者是男性，角色互換換作是女性的同義詞亦可），這種貼心，好像照顧女朋友一般，天冷時幫她多加一件外套、出門時先拉開門讓她出去、月事來時替她煮湯、泡熱牛奶等等。當這種貼心，推廣到身邊的所有人時，我們會覺得他是個很溫暖的人。替病人設身處地想得越多，越顯得周到，舉凡查房時是否側耳專心傾聽、接觸病人前是否洗手、身體檢查時是否留意簾子拉上、聽診前金屬頭是冰冷的可以用手搓熱再貼上病人的肚皮。加上嚴謹而縝密的臨床推理，不遺漏丁點線索，結合紮實的醫學知識與待人接物的良善，替病人解決病痛。我想，良醫者，多出於此。會後，小兒風濕免疫科的歐醫師同我稍稍討論了一番。他略有感慨的說，其實自己和病人的互動與其中的感動自己有，但該怎麼教學生、讓他們更「有感」，把這個感動傳給同學。他也認為實行上困難而未知。歐醫師舉例說，是不是可以透過藝術或音樂等等，陶冶學生的性情？歐醫師表示，自己從前就讀公立國中，以前那個年代，班上有60個學生，有10人上大學就不錯了。其他的很多都是農工階級、家境比較不好，需要為生活三餐煩惱，而無暇顧及讀書。他覺得，現在部分醫學生是一路私校升上來，生活優渥，即便是就讀公立高中，也往往是明星學校，同儕的家境通常不會太差。能看見的世界和身旁同儕的階級較高，就看不太到民間疾苦，也就難培養同理的情懷。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提到：「同理(Compassion)，是可以跟別人一起體會別人的不幸，而且也可以同他感受其他的感覺：歡樂、悲傷、焦慮、痛苦，於是這種同情，指的是情感上最高的想像力，也就是以心靈去感應感情的藝術。在感覺的等級而言，這種感覺是至高無上的。」我想，誠如與會後這位前輩醫師對我的提醒，筆者原本說道：「同理心不是被教導的（taught），而是被激發的（provoked）」前輩卻道：「激發好像是一開始沒有，要被挖掘出來，我覺得更應該是揭開（uncover），把學生原本有的、但不自覺的，掀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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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32年前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 醫師補破網與眼疾共舞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三位醫師分享生病與治病的經驗」。一位醫師敘述自己透過肝炎治療的曲折之路，因而對醫病關係有更深入的體驗，感激之餘他邀請鼓勵他不屈不撓、終於達標的醫師分享他對治療肝炎的心得以及他對社會的呼籲。另外一位醫師分享他在網膜剝離之後雖然經歷各種挫折，但從沒有怨懟、不安而放棄希望。有時想想，生過病的醫師會是更好的醫師，也許真的有道理。視網膜剝離1989年7月我從台大轉去成大服務。當時成大醫院是個新的醫院，有很多繁雜的事情需要處裡。1989年底，我的右眼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我右眼的視網膜就像破了一個大洞的網，網不住影像。手術當天是立法委員及縣市長選舉日，全國放假，眼科主任特別為我安排緊急手術，希望能把剝離的視網膜修復，釘牢一點。手術順利完成，術後蒙著眼睛休息，只能用耳朵聽音樂及廣播。當晚聽廣播，我有朋友分別當選立法委員、縣長。朋友選舉成功的好消息對我這剛開完刀蒙眼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有鼓勵作用。接受眼睛手術並休息一個多星期後，我回到台北的家，並繼續由台大醫院的眼科醫師照顧。再過一個多星期，原本拿下眼罩還能看到東西的右眼又有了變化。於是再度住院。接下來的一個月，因為第一次手術後發生併發症，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眼底出血掩蓋了視網膜。我前後再接受兩次眼科手術清除視網膜下的血塊。在台大醫院的兩次手術並沒有挽回我右眼的視力。從小別人說我有一對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現在不但只剩左眼有視力，兩眼看起來也一大一小。我的立體感變差，不再能像以前那樣穿針線，或準確伸手捕捉眼前的蚊子。出院前我請教醫師，往後生活上須要注意什麼，特別是能否繼續我幾十年來的嗜好打網球和唱歌。我的主治醫師說最好小心為妙。其實我曾到球場揮球拍，可是因為立體感差，我不再能準確適時打到球，只好放棄從十幾歲就開始的網球運動。至於唱歌，起初我遵照醫師吩咐小聲地唱。可是後來越唱越大聲而不自覺。我是屬於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會每個禮拜天的聚會都會唱很多首詩歌，而我也享受唱詩歌。一段時日後，女兒跟我說:「爸爸，你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很大聲的唱，唱歌應該沒關係吧。」其實我認為唱詩歌是蠻療癒的。記得在成大第一次手術後的晚上，內人放一些教會詩歌錄音帶給我聽，其中有些是我少年剛到教會時學的詩歌。心裡跟著哼詩歌，腦海中出現一幕幕過去的生活景象。因為接受基督信仰，我們全家被迫離開先父創辦的台中佛教會館。在物質生活上，過得很辛苦。念初中及高中的階段，我雖然在同學中很得人緣，但學校辦的遠足、旅行，我很想參加，卻不敢奢望，因為會使母親為難。同學說他們去看了很好的電影，我也很想看，卻不敢向母親提出。中午在學校吃便當時間，我偷偷瞄同學們便當裡的菜，心裡實在羨慕。當時每學期註冊時，不論是初中或高中，學校都要檢查是否已買齊該學期要上課程之教科書。對我來說，這一關檢查並不好過。為了節省書錢，我會事先向所認識的學長借書，但不一定能借齊所有的書。有時檢查人員會挑剔，說我借來的書與新版不符。面對檢查的人，我心裡實在不好受。雖然有這麼多不如意的事情，但只要一回到家裡，我們兄弟姐妹有一個免費的共同娛樂，就是把教會的聖詩本拿出來唱。興致來了，就從頭翻下去，把會唱的詩歌，一首一首唱下去。有時整個週末下午就在唱歌中快樂地渡過。那時唱歌的快樂，比現在上KTV更享受。藉著唱詩歌，我們學會發聲及合唱。在學校，音樂老師還以為我學過聲樂。母親很喜歡聽我們合唱詩歌。對農村出身，沒有念過書的母親來說，她很高興能經常免費聽合唱。在她心目中，我們平凡的歌聲，就像天使響亮的讚美歌聲，也像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與眼疾共舞雖然立體感差對我的醫療工作沒什麼妨礙，但日常生活多少有影響。例如亮度不夠的地方我必須特別放慢腳步，走路時要小心避免與右側的人、物碰撞。為了早點適應單眼視力，有一陣子我還特地去走台北松山的四獸山。可是2016年我原已調適好的狀況發生變化。以前治療視網膜剝離放置在鞏膜上的扣環(buckle)因日積月累材質變化變成許許多多的碎片脫落，在右眼中到處亂闖，只好進手術室清除碎片。這是我第四次接受眼科手術。可是術後仍然斷斷續續會跑出碎片。到了2020年的9月情況變得嚴重，右眼頻繁出血，並且一直不斷流眼屎。與本身也是眼科醫師的女婿討論後，覺得我的右眼已經三十年沒視力功能，而裡面的異物碎片不但造成眼睛不舒服，還成為感染源，不如將右眼摘除。經請教眼整形醫師，認為以前是在局部麻醉下清除碎片，所以無法徹底清理。於是2020年10月在全身麻醉下將右眼裏面的碎片及以前手術時放置的其他異物全數清除。感謝上帝，到現在已術後半年，一切情況良好。右眼因多次手術及長期疾病越來越萎縮，幾乎整個被眼皮蓋住而看不到眼球。眼整形醫師建議裝義眼片改善外觀，2021年2月初花了幾個小時由義眼製做專家量身訂做完成。義眼片可像隱形眼鏡那樣隨時裝上或取下清洗，但睡覺時不需取下。感謝所有照顧我的眼科醫師若沒有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和手術的併發症，我可能會繼續留在成大醫學院和醫院忙到退休為止。上帝似乎在通過此眼疾叫我停下腳步想一想。1990年臥病期間，精神醫學界大老林宗義教授從加拿大來台時，特地打電話鼓勵我，並要我放慢腳步。經過禱告反省，我決定辭去成功大學的一切職務回台北。當時我並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但確定必須重新安排生活。我雖然離開台大不到一年，但也只能以新進人員身分申請台大醫學院教職。從1990年7月我重新回台大醫學院到2004年8月退休的十四年期間，我承接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和台灣精神醫學會的各種任務。感謝上帝，在我工作職務最繁重的時期，引領我修讀神學課程。2001年台灣大學給我一年進修學假，讓我得以考試進入台灣神學院修讀文學碩士課程。先當一年全時間學生，然後分段研修，於2005年完成此課程，圓了我修讀神學的夢。從1989年底右眼出狀況到現在已超過三十年。我要感謝親人朋友不斷的關心、支持，特別是眼科醫師及時的醫治照顧。一路走來雖然有風有雨，你們一直牽著我的手，使我有力量與我的眼疾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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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2 該看哪科.牙科
以為補牙只補1顆，就醫紀錄卻是3顆！是牙醫浮濫申報嗎？
案例病人張先生，因為感覺這一星期來右邊上面牙齒吃東西的時候會酸酸的，於是決定先到公司附近的「好習慣牙醫診所」找醫生檢查看看。掛完號後，由郝醫師負責幫張先生診治，郝醫師聽完張先生主訴並詳細檢查後，告訴張先生右上有蛀牙，張先生直覺反射的發出了一聲「嗯」，接著經過一連串磨來磨去的聲音，及一陣一陣酸痛感覺後，郝醫師跟張先生說：「好，你的牙齒補好了。」張先生帶著一臉茫然離去，回去越想越不對，為何只跟他說有蛀牙，但沒跟他說可以有哪些處理方式、處理完後可能會怎樣、該注意什麼，更沒讓他自己選擇想要如何處理，而且補牙也沒得到他同意，就直接補下去。更誇張的是，回家透過手機上「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一查，以為只被補了一顆牙，沒想到竟然一次被補了三顆牙，越想越氣於是除了打算向衛生局投訴醫師未告知外，還要再向健保署投訴診所有虛報之嫌。做對三件事，不怕醫療糾紛一、告知《醫師法》跟《醫療法》都有規定，「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法律上的這個「應」就是醫師有義務，必須主動告訴病人，換句話說，只要當醫師被病人告的時候，法院一定會要求醫師自己先證明自己有告知。2019 年1 年6 日通過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第4 條第1 項更規定，「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各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有知情之權利。對於醫師提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之權利。」條文中已明確指出，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有知情的權利，還有選擇與決定的權利，其中必須注意的是，以往只有在簽手術同意書需給病人手術及治療的選項，但現在則是不限手術，包括門診看診治療或處置，也都要給病人選項。以本例來說，只建議補蛀牙不叫給選項，因為病人沒其他選擇，因此至少要給病人「補」或「不補」兩個建議，才叫有給病人選項，而病人對這些選項有選擇與決定的權利。也就是說告知選項是一回事，病人自己決定要不要同意是另一回事，醫師有告知不代表病人就一定得同意，因為告知是醫師的義務，決定是病人的權利。如何才可以有效告知，老鄧接下來的內容會用「四四如意」來跟大家說明。首先，「四四如意」中的第一個四，也就是「四不一要」，病人有「嗯」≠有「好」，有「好」≠有「要」，有「要」≠有「懂」，有「懂」≠有「效」，不要聽到病人「嗯」一聲，或者聽到「好」就直覺反射病人同意，或者代表他同意，一定要「確認、確認、再確認」。二、病歷其實大部分的牙醫師在看診時，發現病人真的有蛀牙，都會告訴病人有蛀牙及蛀在哪裡，但被要求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真的有講時，卻很少可以拿的出證據來，而平常補牙所寫的病歷，很多都是用以下方式來記載，cc: upper R't teeth sensitive for many days15 CRF 2 surface for MO caires這種病歷的記載方式，乍看之下真的有符合《醫師法》及《醫療法》的規定，因為有包含主訴、診斷及處置等，可以算是「醫療上病歷」，再加上這樣寫也符合健保規定，當然最重要的是可以申領到健保費用，因此這種記載方式的病歷，也可稱為「健保上病歷」。問題來了，當衛生局或法院需要醫師證明自己有告知時，絕不是口中唸唸有詞的一再重申「自己真的有講」，衛生局或法官就會相信你有講，因為那並不算證據。更慘的是，從這份大多數牙醫師會寫的「醫療上病歷」或「健保上病歷」來看，似乎只看到醫師有寫診斷及處置的證明，卻無法得到有告知病人的證明，因此老鄧常說我們最不會寫、最不常寫及最需要學會寫的，就是一份「法律上病歷」，也就是如何寫出一份能證明自己真的有講、有做的病歷，這包括了「為什麼」、「給選項」、「提證明」這三個要素。（1）為什麼包括「為何會下這診斷？」、「為何會建議做這處置？」。（2）給選項醫師下了診斷後所建議的處置，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規定，必須要給病人選項，而提供醫療選項是為了讓病人有選擇與決定之權利。請記住，超過一個以上的建議才叫選項，做與不做是選項，做A 或B 或C 三種處置方式叫選項，而且你必須告知病人每個選項的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因為這會影響病人選擇與決定的結果。（3）提證明當醫師真的有告知病人「為什麼」及有「給選項」，可是面對醫療糾紛或訴訟，你怎麼證明自己真的有說及有給選項，反而更是重點，而這也是最多牙醫師面臨的難處，因為都習慣口頭說，很少會記載入病歷中，而這「提證明」所需的記載內容就是《醫師法》第12 條第二項第6 款的「其他應記載事項」。《醫師法》第12 條是有關病歷記載的規定，其中第二項第6款是「其他應記載事項」，而老鄧一直強調所謂「法律上病歷」三要素中的記載重點，就在這「其他應記載事項」，包括了「inform」、「mistake」、「yes」、「no」這四大要項。（1）inform就是把你有跟病人說的，你認為或者你建議的重點，都記載在病歷中，以本例來說，你認為及你有告知的病人蛀牙狀況、建議該如何處置的選項，例如補、不補，或者願意先補，但如果會痛就可能需要治療神經等選項。（2）mistake當你即將進行的處置，可能會出現的預後或風險，或者你已進行的處置，但病人似乎覺得不滿意或者你沒做好，這時候就該有警覺，這些過程絕對是記載的重點。因為有記載，至少表示你有注意；因為有記載，甚至表示你有積極處理，例如不補可能有怎樣的結果，或者補了以後可能會出現的狀況，或者當補完可能會敏感（這一定要在做處置前先說，千萬不要等病人會敏感，才跟病人說補完蛀牙本來就可能會這樣），甚至病人覺得不舒服時，你會處理的方式。（3）yes就是在病歷上記載病人同意你所建議的治療、處置或者用藥等。例如病人同意你所建議的蛀牙處置方式，或者選擇你所建議的選項中的哪一項，這些記載就是病人自己選擇及同意最好的證明。（4）no這是四項重點中的重點，由於此時病人所拒絕的建議、項目或者處置，往往就是日後醫糾的種子，因此記載病人所拒絕有關你告知的內容、建議或者選項，就超級無敵重要。例如病人怕補完可能會痛或甚至需要根管治療，而不願填補蛀牙，如果日後真的因為沒補，時間久了越蛀越深，最後蛀到神經會痛，萬一病人如果反咬說牙醫師沒跟他講要補，這時你除了說「你真的有講，是病人自己不要補的」之外，你還能拿出什麼證據，證明真的是病人自己拒絕不要補的。因此雖然多寫這些內容，健保不會多給付，雖然沒寫這些內容，還是符合醫療法規上病歷記載的規範，但多花幾分鐘多寫幾個字、幾句話，卻是能讓自己在醫糾及訴訟上，省掉好幾十倍麻煩及時間的好習慣。三、錄音萬一你真的有講，但你的病歷又真的忘了記載，這時只能指望自己沒忘了要錄（影）音，還記得「能得同意是最好，只錄彼此沒煩惱，錄音隱私爭議少，醫病關係是王道」嗎？因為有錄不知誰死誰手，沒錄只能死於病人之口。老鄧給個說法健保或醫療上的病歷，絕對是現今險峻醫療環境下醫師的頭號殺手，但許多醫師似乎都還沒發現它的嚴重性。舉例來說，當牙醫師發現病人有蛀牙時，以往最多只跟病人講有蛀牙需要填補後，就習慣直接補，老實說這是個很不好的習慣，特別是現在醫療糾紛頻繁的時代，也許牙醫師都很忙，但是不要忙到沒有空花幾分鐘去跟病人說明他的牙齒狀況，現在省下解說的幾分鐘，很可能日後要花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去跟法官說，而且法官還不見得相信。因此依法跟病人先告知牙齒狀況及蛀牙位置，得到病人同意或者病人自己選擇後才做處置，這是牙醫師依法該做的事，也才不會因未告知病人病情而有可能被衛生局罰鍰2 萬元。病人前來就診，有時到底被補了幾顆牙，就算醫師有講，病人其實大多不太清楚，或者根本搞不清楚，最多可能知道有被補了牙。也許這些狀況在以往不見得會有什麼問題。但是各位可能沒注意，現在「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因為疫情期間可以用來購買口罩的關係，民眾下載的非常踴躍，這個app 除了可以購買口罩外，還可以查詢自己就醫的資訊及被處理的狀況。今天也許你好心幫病人一次補了三顆牙，卻忘了告訴他，更沒問他同不同意，而病人心裡可能最多只認為被填補了有狀況的那顆牙，但是當病人一查app，發現竟然被你申報了三顆蛀牙填補，當下你便很容易被病人誤認沒填補及故意虛報詐領健保。要是病人向健保署檢舉，你知道自己得多花更多、更多、更多的時間向健保署說明，才可能有一絲絲的機會證明自己的清白，萬一剛好又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自己時，說不定還會因未能證明自己真的有補，而被健保署處分，甚至被以詐欺罪移送法辦。因此依法告知病人，依法給選項，依法給病人選擇、依法確認並得其同意、依法誠實申報健保、依法記載「法律上病歷」，才是安心行醫不煩惱的正道。※ 本文摘自《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作者：鄧政雄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1/03/13《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書封。圖／商周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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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慢性肝病在台灣十大死因中多年高居第六！B型肝炎醫病皆難為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三位醫師分享生病與治病的經驗」。一位醫師敘述自己透過肝炎治療的曲折之路，因而對醫病關係有更深入的體驗，感激之餘他邀請鼓勵他不屈不撓、終於達標的醫師分享他對治療肝炎的心得以及他對社會的呼籲。另外一位醫師分享他在網膜剝離之後雖然經歷各種挫折，但從沒有怨懟、不安而放棄希望。有時想想，生過病的醫師會是更好的醫師，也許真的有道理。台灣原是一個B型肝炎盛行的地方，本來台灣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陽性者(即帶原者)佔全民15-20%，1986年領先全球的新生兒全面公費疫苗施打開始後，接種率高達98%，帶原率已降到0.5%以下，台灣新生代B型肝炎雖未絕跡，至少不算大問題。但1986年以前出生(現年35歲以上)的台灣人，推估還有200多萬帶原者，幸好其中約70%為無肝炎的「不活動帶原者」，大多無病無痛過一生，而且隨年齡增加HBsAg有可能消失成為HBsAg陰性的「痊癒」狀態，將來變成肝硬化或肝癌的機會極低，年發生率在0.05%以下。但其他的30%則有程度不等的肝炎，重者可能進行為肝硬化(每年2%左右)，因而容易進行為肝癌(每年2-5%左右)，這就是慢性肝病在台灣十大死因中多年高居第六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積極有效的治療。台灣肝病醫者投身肝病診療與研究近50年，已了解B型肝炎病毒非常難纏，它感染後並不直接破壞肝臟，而是進入肝細胞核改裝成可源源不斷製造病毒及其抗原的穩固源頭，等病人的免疫細胞認知病毒存在起而戰鬥，肝細胞才被破壞引起肝炎，指數(即GPT現稱ALT)上升。這種戰鬥打打停停，打時ALT升高可達數百甚至過千，雖僅30%有倦怠、厭食等症狀，ALT升高令多數病友不安、惶恐擔憂惡化，實際上大多數病友免疫力最終戰勝成為「不活動帶原者」，其他與病毒持續纏鬥，少數走向肝硬化。2000年以前B型肝炎沒有特效藥，醫師面對病友會先檢測分辨是「不活動帶原者」還是肝炎，就臨床症狀、變化為病友「分憂解惑」或提供「支持療法」，但嚴重到可能致命時卻束手無策，是醫者心中最大的痛與挫折。幸好大多帶原者為「不活動帶原者」，只需每四至六個月以超音波和血清胎兒蛋白篩檢以便及早發現肝癌及早治療。2000年以後，有效壓制B型肝炎病毒的口服藥終於上市且推陳出新，因每日一粒方便、有效又無直接副作用，95%以上的病友捨有副作用的干擾素就口服藥，強效且幾乎無抗藥性的貝樂克(ETV)、惠立妥(TDF)和韋立得(TAF)成為目前選藥。自2003年10月起健保給付並逐步改善後，慢性肝病已從台灣十大死因第六降到第十，療效可見一斑。但這些強效抗病毒藥對細胞核內製造病毒及抗原的源頭沒轍，一旦停藥病毒大多復現，因此西方專家主張長期甚至終生服用，但台灣為主的研究顯示「用藥超過二年、檢測不到病毒超過一年後停藥觀察」是一安全可行的策略而且2016年起終被西方接受。健保據此加上財務考量，給付對象限病毒超量(大於2000 IU/mL)、ALT超過正常上限二倍且持續三個月者，一次療程最多三年。雖然病人以此療程大於95%可達停藥標準，但大多數在停藥後病毒復現、50-60%肝炎復發，儘管絕大多數沒有不適症狀，病友知道復發身心仍受煎熬，而且停藥後要小心監控，必要時每月或1-2週檢測，決定是否再治療，以確保病友安全。這對醫病雙方當然比每三個月回診開連續處方「麻煩」很多，需要貼心、細心與耐心加上病友的信任、合作。要避免雙方的「麻煩」，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給付到期請病人自費買藥(每粒近200元)無限期服用，但即使月入五萬每月五至六千藥費仍是沉重負擔。更重要的是目前B型肝炎還只能控制，服藥十年HBsAg消失「痊癒」的不到5%，比無需治療的「不活動帶原者」每年1-2% HBsAg自然消失率低得多。反之，醫病雙方充分溝通了解後決定停藥、定期監測，約60%不必再服藥，其中半數沒有復發，10年累積HBsAg消失率可達50%；復發但無需治療者十年消失率也近30%，而復發後治療者十年HBsAg消失率不到5%。肝炎復發時，尤其ALT上升超過200甚至上千(肝炎急性發作)時，擔心發生肝功能衰竭的危險，大多病友希望馬上再服藥，其實現在專家已有辦法分辨誰需要立即投藥確保安全和誰不必要或不必急於投藥，讓已佔上風的免疫力更徹底地擊潰病毒而達到HBsAg消失的終極目標。要做到這樣需醫師不厭其詳貼心地說明、溝通以及病友的充分信任，共同面對才能達成。上述嚴謹的研究數據顯示健保目前的給付雖尚需微幅改善但大致正確，以病人為念，醫師不宜建議病人無限期服藥。長期服藥的另一風險是用藥時間一久病友失去耐心，會自行停藥甚至不再回診，以致停藥後沒有適當監測，萬一復發出現症狀時多已病情嚴重，危險性可想而知。最近有些「權威專家」公開在媒體上建議無限期治療，而且將病毒超量(>2000 IU/mL)但ALT正常者，甚至病毒未超量但ALT微上升者納入治療對象。這種無適當科學根據的建議似已由藥商廣泛流傳到基層醫師和病友，以致無需治療的「不活動帶原者」無端花錢服藥或拿上述報導或有待商確的「專家共識」要求自費用藥，費時、費心解釋事小，說服不了病友對「權威」的迷信悻悻而去，在醫病之間造成困擾。從現有科學證據與臨床實證觀之，這種作法除浪費金錢、時間外，用藥中HBsAg消失率太低，等於剝奪了「不活動帶原者」HBsAg自然消失痊癒的機會，未見其利反受其害，千萬不要誤信。目前B型肝炎藥物治療尚未完善，科學家正在積極尋找像C型肝炎那樣可以幾個月用藥即痊癒的藥物，但可能五到十年內還難有這麼理想藥物，目前最好的辦法是醫病雙方溝通、合作協力，適時出手壓制有破壞力的肝炎，也適時讓病友的免疫力發揮驅逐病毒達到痊癒的效果。因為病友的免疫力扮演宰制病毒的關鍵角色，要記得每次就醫提醒醫師避用會壓制免疫力的藥物，尤其是類固醇，它另具使B型肝炎病毒巨量複製的作用，切記！切記！切記！如果35歲以上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為需要適當療護的HBsAg帶原者，趕快找醫師檢測。願所有病友都得到最好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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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新聞.健康知識+
就醫不可不知潛規則！蒼藍鴿醫師：診間沒主動提這13點，恐變「流水式看病」
相信「等了半小時，進去診間卻只有五分鐘」是許多人看醫生的經驗。許多人會因此而抱怨，卻很少人會再進一步想：如果一個人看五分鐘，我都要等半小時了；那一個人看十五分鐘，豈不就等到天荒地老？如果像牙醫治療病患一樣，每個人二十分鐘起跳，那恐怕連診都要走向全面預約制度，屆時身體不適而臨時想加掛都有困難。健保制度下的醫療生態：病患如何自保？在全民健保的制度下，相對便宜的醫藥費、極高的醫療可近性、 不確實的分級醫療制度、再加上看病喜歡「貨比三家」的民眾，造成醫院及部分診所的門診流量非常的高。一個早上、下午或晚上的診，病患數量動輒二十至三十人以上。簡單的算術就可以得知：一診三十人，每位病患五分鐘，就至少一百五十分鐘，也就是快三小時的看診時間。如果一位病患看十分鐘，看診時間就會超過五個小時， 也因此早上的診常看到下午，下午的診常看到晚上。患者等到不耐 煩，醫師更是身心俱疲！當然會有人問，既然時間有限，為何不限制病患掛號人次，以保障每位病患的看診時間呢？各位也別忘了，現在的醫療越來越「財團化」，大部分醫師都是受雇在醫院體系或診所體系下，是財團的「搖錢樹」之一。既然是受雇者的角色，自然就會被高層要求績效，有些醫院甚至會訂出績效未達多少就扣薪的標準。在這種背景下，許多醫師也是左右為難。既想要多花一點時間回答患者的問題，卻又受制於高層對於績效的規定。面對這樣的醫療生態，民眾該怎麼辦？我的建議是：找到自己信任的家庭醫師，固定回診，減少「逛診所」、「逛醫院」的頻率。會給這樣的建議，可以從幾個層面來談：第一，長期固定看相同的醫師，醫師會對這位病患的身體狀況有較佳的掌握度。第二，由於建立起信任關係，雙方會有比較好的互動，對於患者的疑問也比較會詳細解釋。第三，有些疾病一開始並不容易診斷出來，例如初期的闌尾炎，肚子痛的症狀會跟腸胃炎類似，並不容易準確判斷。因此若患者吃了幾次的藥沒有好轉而回診，原本的醫師就會升起警戒心，往其他症狀相似的鑑別診斷思索，因此正確診斷的機會便大大提升。但如果對第一位醫師不信任， 而改找其他醫師的話，第二位醫師因為不了解疾病一開始的表現及治療反應，變成一切又要重新檢查，對病患未必是較好的選擇。與醫師對話的重點：這些資訊務必讓醫師知道！在美國，一位醫師可以花上二十分鐘以上的時間診察病患。數年前在美國實習的時候，我曾跟過一位資深神經科醫師的門診，第一次 見習國外醫師門診的所見所聞令我大感不可思議。首先，診間的護理師會先請病患前往診間等候，診間裡是沒有醫師的。醫師一到約定時間，會從辦公室前往診間診治病患。見到病患後首先是美國式的噓寒問暖，接著醫師並不會直接切入問診，而是跟患者聊聊最近的狀況如何，工作還好嗎？家庭關係是否和睦？會不會感到龐大的壓力之類？接著才會開始詢問患者有什麼不舒服，之前的服藥情形以及過去病史等等。事後我與主治醫師閒聊的過程中，才驚覺這些看似普通的「閒話家常」其實是大有意義。醫師可以從閒聊中，旁敲側擊得知病患的生活型態是否健康，是否都有依照醫囑服用藥物，最近是否有其他因素（例如壓力）會讓患者的病情惡化等等。而在悠閒聊天的過程中，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拉近醫病關係與信任感。但在台灣的醫療體制下，這樣冗長的「聊天式問診」自然不適用。然後在時間極有限的情況下，又必須要蒐集足夠的資訊以利正確的診斷，因此常會造就醫師對於患者沒有重點的「流水式表達」感到不耐煩。以下就是「流水式表達」的例子：門診時對不上的頻率。「醫師阿，我大概一個月前吃了生魚片，我懷疑那個生魚片不太乾淨啦，吃完肚子不太舒服，不過隔天就好了。接著是一個禮拜前啦，我朋友說他得了腸胃性感冒，上吐下瀉的，她說她吃了藥之後有比較好了，現在開始能吃一些正常的東西。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朋友傳染耶，最近幾天也覺得肚子不太舒服，是沒有到拉肚子，可是大便就稀稀的，醫生啊！我是不是被傳染到腸胃型感冒了？」這段落落長的流水式描述，其實醫生想要聽的重點就只有：「肚子不舒服合併稀水便，持續＿天（患者沒提到精確數字），疑似有接觸史。」但是一般人不了解醫學訓練的邏輯，醫師又沒有足夠時間與患者百般閒聊，因此常發生病患說話說到一半被醫師打斷的情景（這又是一個常見的「沒醫德」事發現場）。久而久之醫病關係逐漸緊張，也是可預期的事了。那麼看診時，到底該提供那些資訊，才會最對醫師的頻率，進而協助醫師做出最迅速正確的判斷呢？請參考下列的問診資料清單：問診資料清單參考每位醫師問診都有不同的方式與風格，但基本上都是為了要獲取以下重要資訊： 主要症狀：例如上腹絞痛 持續時間：已經持續三天了（資訊越清楚越佳） 期間變化：這三天來越來越痛 誘發因子：疑似被他人傳染 加重因子：飯後會更痛 緩解因子：少吃東西就會改善 伴隨症狀：噁心、嘔吐、拉肚子關於主要症狀的部分，醫師常會詢問相關的資訊，例如疼痛位置、疼痛頻率、疼痛強度、疼痛性質、疼痛轉移等等。而除了這次疾病本身，有以下資訊也務必讓醫師知道： 重要家族史 重要過去病史、住院史 目前用藥 藥物過敏史 菸、酒、檳榔使用習慣 近三個月特殊旅遊史、疾病接觸史貼心提醒：這個表格並是不要讀者記起來，而是傳達「醫師到底想要聽什麼」的概念，在就診前只要稍微整理相關資訊，再順著醫師的提問給予相應的回覆即可達到醫病良好的溝通。書籍介紹書名：蒼藍鴿醫師告訴你：90％攸關性命的醫學常識，沒有人教！作者：吳其穎 出版社：原水 出版日期：2020/07/16作者簡介／吳其穎現任：台大醫院兒科醫師、YouTube頻道「蒼藍鴿的醫學天地」創辦人（蒼藍鴿綽號的由來：作者在大學時期的電腦遊戲ID暱稱是「劍起滄瀾」，遊戲夥伴們稱呼為「滄瀾哥」，而「蒼藍鴿」就是這三個字轉變而來。）大七在醫院實習時，因為接觸的病患多了，漸漸覺得一般民眾與醫療專業人士的思維有非常大的落差。也許是在醫學院這個象牙塔裡待久了，有許多作者認為應該是社會大眾需要理解的醫學常識（例如：「流感」與「感冒」是不同的，因此流感疫苗對於預防感冒沒效），事實卻不是如此。以致醫護在跟每位病患及家屬解釋病情時，往往需要花很多的時間重複解釋相同的概念。再加上醫院裡的病患極多，醫師與護理師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醫護人員不小的負擔。且國內教育對於疾病的「預防醫學」、「自我保健」及「迷思破解」並沒有太多著墨，因而決定於2017年3月在YouTube以及臉書創立「蒼藍鴿的醫學天地」頻道，以每週推出影片的方式，與國人分享實用的生活醫學小常識。由於影片生動有趣且深入淺出，獲得民眾熱烈討論與迴響。網友譽為「臺灣首位致力於衛教影片創作的醫師」。學經歷：國立台中一中畢業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台灣醫師國考合格醫師通過美國醫師認證（ECFMG）新竹新民社區 失智症衛教講師新竹橫山衛生所 糖尿病衛教講師107年度健康旅遊防疫交流會 旅遊傳染病衛教講師台大醫院不分科住院醫師相關著作：《蒼藍鴿醫師告訴你：90％攸關性命的醫學常識，沒有人教！》延伸閱讀： 中老年人最愛的「慢跑」竟是肌少症兇手？有氧運動「1錯誤觀念」，讓你減肌又減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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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與肝炎同行 醫師的肝炎奮鬥甘苦談！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三位醫師分享生病與治病的經驗」。一位醫師敘述自己透過肝炎治療的曲折之路，因而對醫病關係有更深入的體驗，感激之餘他邀請鼓勵他不屈不撓、終於達標的醫師分享他對治療肝炎的心得以及他對社會的呼籲。另外一位醫師分享他在網膜剝離之後雖然經歷各種挫折，但從沒有怨懟、不安而放棄希望。有時想想，生過病的醫師會是更好的醫師，也許真的有道理。前言：我本身是醫師也是病人，想在此分享我的真實故事，以表答我對一路照顧我的醫師的感激。我的故事：我第一次獲知自己是B型肝炎（HBV）帶原者是在1990年代初期，當時在美國工作多年，因為人壽保險接受身體檢查，意外地發現肝指數（GOT、GPT）稍微升高，是HBV帶原者。由於本身完全沒有症狀，所以也沒有採取任何治療。短期回台探親時曾經請教過一位肝病專家，他非常詳細地給我做了不少血清檢查，在我回美後，寄給我很詳細的一封長信，認為當時用以治療B型肝炎的干擾素（Interferon）副作用太大，可能會影響我繁忙的工作，所以建議暫時不要為治療這毫無症狀的疾病而影響工作，但定期地抽血檢查肝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決定不開始治療，但因為家母於1992年因肝癌過世，而她就是多年前因為被發現肝炎，而接受多年好友廖運範醫師長期追蹤肝功能時，超音波檢查發現肝癌。所以我第一時間就通知兄弟姊妹檢驗B肝，很慶幸大家都呈陰性反應。1998年回國定居後，因為肝炎治療已經有了許多新藥，在廖醫師的建議下，於2006年6月最先使用每天一顆拉美芙錠（lamivudine）（100 mg）治療，並以HBV-DNA、GPT、GOT 追蹤。後來因為擔心抗藥性的產生，2006年12月改為每天一顆貝樂克（entecavir） (0.5 mg) ，經過約一年半的治療，肝指數一直維持正常之後，於2008年5月停藥。但肝指數又慢慢開始爬升，只得於七個月後（2008年12月）恢復 貝樂克治療，很快地肝指數又回歸正常。約一年半以後於2010年5 月再度停藥，五個月後肝指數又開始上升，而於2010年10月不得不又恢復服藥。經過三年多的服藥，在2013年12月再度停藥，並持續以每六個月 GPT、DNA與B肝抗原(HBsAg)的定量追蹤交替監測。但肝指數後來又增高，而在半年後，2014年6月又開始服藥四年多。這期間廖醫師也看得出我在三次停藥失敗後，心灰意懶已經對B肝「根治」的希望幻滅，然而他仍不忘與我分享他對這方面的最新研究報告：他注意到有些病人雖然停藥後肝指數又高起來，但他一反過去馬上恢服用藥的作法，而改為持續停藥，但密切追蹤肝指數與B肝抗原的定量追蹤，只要抗原沒有增高，雖然肝指數還是沒有下降，甚至稍微增高，這些病人的肝指數後來也有可能慢慢降低，而有些病人最後不只肝指數持續正常，其B肝抗原也消失。在他不厭其煩地解說以及分享他在這方面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之後，我在三試三敗的痛苦經驗後，再度恢復信心，於2018年9月開始第四次的停藥「壯舉」。果然皇天不負苦人心，我終於在2021年3月得以達到 B肝抗原定量完全消失，肝指數持續維持正常。 雖然我經歷了前三次停藥失敗，而不得不又恢復吃藥的挫折，但因為被廖醫師的誠意所感動，他鍥而不捨的在追求B肝根治的漫漫長路上的堅持，使我對他的建議產生信心，而套用一句英文常用的很傳神的俚語「bite the bullet」(牙咬子彈)的心情，我毅然踏上第四次停藥之路。當我在三年三個月的停藥後，肝指數除了最先幾個月有爬升的現象，後來就漸漸回歸正常，而B肝抗原一路持續慢慢降低，到今年三月終於消失。換句話說，這數據顯示我的B肝終於根治了。我寫信給廖醫師說：「誠如你所說的，我終於游到了對岸。」這是我以一個病人對醫師表達最深的由衷謝意。病人對醫師的信任與尊重：廖醫師在我的肝炎奮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有過去的友情做基礎，加上他對肝炎的研究，以及他做研究的嚴謹、堅持，使我雖然在幾次他的指導下停藥失敗後，仍然尊重他的意見，從來沒有想過「另請高明」。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之間的溝通管道一直暢通，我的遵醫囑性（compliance）是來自我對他專業的「信任」與「尊重」，而這正是醫病關係最重要的磐石。我雖然身為醫師，但也深知醫師往往是最不聽從醫囑的「壞病人」，幸而我本身所學遠離肝膽方面，因此不敢我行我素。我也對照顧我其他健康問題的一般內科同事王醫師，毫無隱瞞地分享廖醫師給我的建議，並徵得王醫師的同意。我非常感佩廖醫師對「肝炎也許不用終生吃藥的」的信心與努力，我也很慶幸對他的信心從未動搖過。 身為醫師，對「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三部曲有難以忘懷的陰影，有時電腦打字時，「肝炎」常常自動變為「肝癌」更是夢魘。我非常感激停藥使我見證到自身的免疫系統可以將肝炎病毒廓清、根除，而不再日夜擔心這可怕的三部曲。結語：最近社會大眾開始擔心醫療界的企業化，甚至產生醫病對立、失去信任與尊重，這正是目前國內外醫療與醫學教育所面臨的危機。我希望以本身既是醫師又是病人的立場，寫出自己就醫的心路歷程。雖然是峰迴路轉，但因為能有醫病之間的充分「溝通」，產生「信任」與「尊重」，而能「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地順利達到「治癒」的最後目標。我誠懇地呼籲醫界加強對社會大眾的溝通，讓醫療團隊耐心地對病人與家屬用他們聽得懂的話，解釋他們的診斷、治療以及對該疾病的可能走向（預後），而病人與家屬也要能夠「尊重」醫師的專業、「信任」醫者的判斷與用心，彼此合作才能達到醫療更理想的境界。同時更重要的是，希望我們的醫療政策與制度能容許醫院給予醫護人員足夠的時間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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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謢先士卒伸出手臂接受疫苗施打 疫情中醫病同心且同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病關係與疾病的認知」，由兩位具有歷史學背景的醫師分別討論醫學對「神經衰弱」這疾病的認知隨時代改變，而提出醫學的進展與醫病關係的交錯影響；以及社會大眾對「防疫疫苗」看法的歷史演化，而呼籲防疫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及時反轉被動立場，主動和社會學者、社區工作者和資訊技術開發者密切合作、充分理解社會需求和焦慮。另一位兼具國際醫療背景的醫師也適時提出對目前政府推出新冠肺炎疫苗在台灣醫療團隊未能得到預期接受度的看法，並列出國際間不同的民情有不同的接受度，而鼓勵醫護人員身先士卒接受疫苗施打。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已經超過一整年，以色列和歐美等先進國家從去年12月底開始施打剛發展出來的疫苗，到今天已經有許多國家有相當比例民眾接受了各種不同品牌的疫苗。台灣自行向原廠購買的11萬7千劑AZ疫苗於3月3日首先抵達台灣，經過食品藥物管理署檢驗安全後，在3月22日首次開始將第ㄧ批疫苗提供給全國各大醫院第一線醫護人員施打。剛開始由各區域醫院透過地方衛生局向疾病管制署爭取，我很高興能在3月25日上午在我工作的醫院獲得施打第一劑疫苗。一般而言醫護人員在醫療照護的最前線，我們因為工作的環境和責任造成獲得病毒暴露感染的機率最高，就像去年年底部立桃園醫院的醫護人員受到COVID-19感染的危險一般，但是我們卻持續耳聞許多醫療人員不願意及早接受疫苗施打，造成原先衛生福利部積極向國外爭取購買疫苗的「雷聲大」，等到疫苗檢驗合格提供給工作中最具危險的醫護人員施打的機會，全國疫苗施打在開始十天後不到兩萬人施打、「雨點小」的奇怪現象。醫護人員照道理應該是最希望能在最短時間接受疫苗施打的職業族群，什麼原因造成全國20幾萬合格施打的醫護人員猶豫不決？假如疫苗施打率太低，國人將因為極低的感染率(2千3百萬人僅有1千左右陽性個案，並且多數是境外移入)，群體抗體免疫陽性的比例太低，將持續成為高風險高感染率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其他國家不管原先感染率多少，當他們達到大規模的疫苗接種，民眾多數已經有了抗體，得到大規模新感染和嚴重感染而生病的機率也隨著降低。相對的，台灣將只好繼續採取高度嚴格管制國際旅行的政策，因為怕外來引入的病毒會造成國內快速的社區感染。有些民眾認為等其他國家的疫情已經得到管控，外國的人都已經有抗體或者新的陽性個案變少之後，台灣就可以放心；這是錯誤的假說和僥倖的心態，因為在台灣民眾幾乎沒有抗體的情形之下，如果沒有有效地大眾疫苗落實，只要有任何一位外來的人帶著病毒，就可以在短暫時間造成國內許多新的案例。但是仍然有部分醫護人員採取觀望的態度，保守地希望不必當第一批打疫苗的白老鼠，因為媒體上報導疫苗的不良反應不少，尤其當外國報導北歐和加拿大等國家施打AZ疫苗後出現血栓的情形。幸好歐盟醫藥管理局(EMA)以及多數的國家針對這些少數個案已進行詳細調查，仍然不能確定這與疫苗有直接的關係。對台灣亞洲人而言，原本一般人血栓的機會就極少，和歐美白種人的健康情形很不一樣；台灣施打疫苗，相對將安全許多。COVID-19是百年來全球最嚴重的新興傳染疾病，造成的死傷也是空前，幸好生物醫學界在超短的時間內研發出幾種疫苗，在目前沒有有效藥物治療、無法減少併發症死亡的情形之下，疫苗應該是對抗這一次全球疫情最有效的方法。當然疫苗有效的持續力、施打疫苗後抗體保護的程度以及效期，都是各個國家高度關切的。台灣過去一直享有卓越的醫療衛生成就，我們的醫療的水準也名列前茅，醫護人員身處最高風險，除了比一般民眾對於可能有效控制疫情的新疫苗應有更多認識，也應該身先士卒伸出手臂接受疫苗施打，以幫忙早日確定疫苗對國人防疫的效果。醫療人員當然也像一般人一樣會有皮肉之痛，也擔心疫苗施打的併發症，但是我們也很幸運有很好的同僚和醫院可以做我們的後盾，一旦有不適反應，也最容易得到最充足的照顧，比起一般民眾享受更多即時的醫療服務，這也是我們比一般民眾家人可更放心先接受疫苗的原因。因此，我鼓勵大家及早接受疫苗注射，有了抗體就能毫無畏懼地去照顧更多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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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後事實時代的疫苗猶豫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病關係與疾病的認知」，由兩位具有歷史學背景的醫師分別討論醫學對「神經衰弱」這疾病的認知隨時代改變，而提出醫學的進展與醫病關係的交錯影響；以及社會大眾對「防疫疫苗」看法的歷史演化，而呼籲防疫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及時反轉被動立場，主動和社會學者、社區工作者和資訊技術開發者密切合作、充分理解社會需求和焦慮。另一位兼具國際醫療背景的醫師也適時提出對目前政府推出新冠肺炎疫苗在台灣醫療團隊未能得到預期接受度的看法，並列出國際間不同的民情有不同的接受度，而鼓勵醫護人員身先士卒接受疫苗施打。去年十二月，第一位於美國境內接種COVID-19疫苗的Sandra Lindsay懇切說道：「這支疫苗根源於科學，而我信任科學。因此每個人動員起來打疫苗不僅能保護他們自己，也能保護接觸他們的所有人。」在數百顆鏡頭前，這位美國護士真切地強調「科學」，想要藉著自啟蒙時代以來，用經驗檢證問題的精神和通則激勵其他國人仿效，希望能因此結束這場世紀噩夢。和Lindsay的說帖大同小異，「科學」大概是所有政府企圖說服人民接種疫苗的依據，只可惜效果往往不那麼立竿見影。只因大多人對於疫苗的理解，科學往往是最墊底的的因素。十九世紀的英國的貧窮法和疫苗綁定，讓許多人覺得疫苗接種措施針對著某一階層的族群；宗教信仰者甚至覺得來自體外的疫苗，會汙染人類的自然的血液。直到今天，雖然這些近乎「反智」的態度已經不再，人們對於疫苗的抵抗卻沒有跟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科學的普及而減少。從事「疫苗信心全球計畫」已經十年，倫敦熱帶醫學的人類學者Heidi Larson剛剛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Stuck》，回答為何疫苗的謠言總是逗留不進。計畫推行之前，她記起奈及利亞一群母親們的質疑：「如果我們純粹是無知，為什麼我們會問那麼多的問題？」Larson心頭一震，發現真正必須解決的問題，其實不是資訊受眾的無知或不順從醫囑，而是他們懷疑背後的理性依據。她突破以往人類學家總是單打獨鬥的研究方式，和流行病學合作，除了大規模統計，還鼓勵參與者表達自己的意見。在COVID-19炎疫情期間，她的團隊更已訪問了上千人，發現情緒、文化信念和不實資訊都深深影響著人們對於疫苗的信心。在這個「反啟蒙」時代，「事實」的完備根本不夠。在大西洋的另一岸，雖然專長是哲學，在加拿大任教的Maya J. Goldenberg卻透過長年參與觀察，解釋了為何人們對於科學機構以及政府的信任感，被時有所聞的研究醜聞、不當研究行為、反疫苗運動和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中節節敗退。在她出版不到一個月的新書《Vaccine Hesitancy》中，認為就算科學證據確鑿，造成人們對於疫苗產生懷疑態度的原因並非「誤解」，而是失信。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對於人們的不順從，往往簡化地歸因於資訊受眾的無知。反過來看，這其實是理性工具擁有者的最大挫敗。COVID-19疫苗從四個月前開打，在每個國家開展的速度都不同。除了疫苗取得的管道不同，施打的優先順序各異之外，就算購買或是配給的量已足夠，如何鼓勵人們施打疫苗以達到群體免疫所需的人口比例，依然是每個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時至今日，已經很少有國家膽敢進行普遍強制施打，但疫情一度險峻的以色列列卻是特例，人人皆兵的小國雖然只有九千多萬人，除了擁有中央管控的健康體系，積極負責採購的政府，臨門一腳的是三月底即將舉行的大選。支持度本來已經頗高的執政黨，為了兌現回到正常生活的承諾，疫苗變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間期約的籌碼。東亞國家的疫情相對較為緩和，疫苗在感受上並非傳染病控制的唯一希望。好比人口和醫療體系和以色列相近的新加坡，從一月份開始施打疫苗，以多邊主義著稱的小國具有物流的優勢，但接種近兩個月來，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打完一劑。同樣宣稱疫苗儲備量足夠的香港，雖然政府強力鼓吹，接種成效依然低落。政府執意推銷三期臨床數據闕如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在民間早就充滿質疑。「專家」不斷呼籲「控制好長期病患病情」才好接種疫苗的同時，忽略了慢性病受到生活作息、壓力反應、多重藥物交互作用的影響，控制良好並不簡單，無法單純以呼籲解決問題。發生三起死亡事件之後，專家們雖然引經據典，極力澄清死因和接種疫苗的難以建立的因果關係，駁斥「罔顧事實」的陰謀論，就算保留疫苗款式的選擇權，卻無力逆轉市民意興愈來愈闌珊的窘境。進入後事實社會，預設一般民眾的「知識缺失」不僅低估了疫苗科學的複雜度，更折射出科學資訊和語言擁有者過度膨脹的自信。受制於地緣政治，台灣的COVID-19疫苗取得和施打進程相對其他國家緩慢，接種的意願度也不及四成。此時防疫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及時把握看似延宕的時間，反轉被動立場，主動和社會科學學者、社區工作者和資訊技術開發者密切合作，充分理解社會需求和焦慮，才能把早前先馳得點的防疫成就轉換為疫苗溝通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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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關係與神經衰弱的興衰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病關係與疾病的認知」，由兩位具有歷史學背景的醫師分別討論醫學對「神經衰弱」這疾病的認知隨時代改變，而提出醫學的進展與醫病關係的交錯影響；以及社會大眾對「防疫疫苗」看法的歷史演化，而呼籲防疫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及時反轉被動立場，主動和社會學者、社區工作者和資訊技術開發者密切合作、充分理解社會需求和焦慮。另一位兼具國際醫療背景的醫師也適時提出對目前政府推出新冠肺炎疫苗在台灣醫療團隊未能得到預期接受度的看法，並列出國際間不同的民情有不同的接受度，而鼓勵醫護人員身先士卒接受疫苗施打。在醫學歷史中，醫病關係曾影響某些疾病概念的形成與解體。這些疾病概念在某種特定醫病關係中被建構出來，醫病關係的改變則促成了它們的消失。曾經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流行的神經衰弱（neurasthenia）就是一個例子。透過神經衰弱的歷史，不但可以看到在醫病關係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變化，也可以讓我們思考醫病關係在醫學進展中扮演的角色。神經衰弱這個疾病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神經科醫生George Miller Beard於1860年代提出。當時於紐約執業的Beard，專長於新近興起的神經醫學與電氣治療學。他診療的病患中，有不少中上階級人士。其中許多病患主訴一些難以找到確切病因的身體與精神症狀，如疲憊、消化不良、失眠、性功能異常、注意力不集中、焦躁易怒等。Beard提出一個新疾病概念，認為他們罹患了「神經衰弱」。他主張神經衰弱是一種因為神經系統過度使用，致使神經能量耗竭，變得脆弱且過度敏感的疾病。他認為神經衰弱的終極病因，乃是工業化、都市化與資訊化的現代文明。最容易罹患神經衰弱的族群，就是站在文明頂端，引領文明進步的中上層階級。他們日以繼夜進行繁複腦力勞動，不停接收大量資訊，必須迅速作出影響重大的決策，最後陷入神經衰弱成為現代文明的犧牲者。Beard還認為由於美國擁有最高度發展的文明，神經衰弱已成為美國國病，因此稱呼它為「美國神經病」（American nervousness）。對此神經衰弱，Beard主張以電氣治療回復神經系統能量，不但能治癒患者，還能拯救因過度發達陷入衰退危機的現代文明。Beard的神經衰弱概念大體上並未背離當代醫學理論，但這也是Beard為他的中上階級病患量身打造的疾病。這些病患缺乏特異性也找不到確切病因的模糊症狀，過往若是女性可能會被診斷為「歇斯底里」（hysteria），男性則可能被診斷為「心氣症」（hypochondria），二者於當代都是帶有負面意義的疾病標籤，其症狀的真實性受到質疑，其病因則被歸諸於患者人格與意志力或是體質的缺陷。相對地，藉著連結當時最先進的神經科學與電氣治療學，Beard的神經衰弱籠罩著科學光環。他的現代文明病因理論，更讓神經衰弱成為一種光榮的勳章，只有過著高度現代化生活，站在文明頂端引領其前進的人，才會罹患此病。神經衰弱病患並非弱者或落伍者，其疾病是他們卓越成就的表徵。這樣的疾病概念，無疑受病患歡迎，當時多半為開業醫的美國神經科醫生，也樂於為他們自費就醫的病患作出此診斷。一時之間，神經衰弱成為美國中上階級的流行病。追逐流行的社會菁英，以罹患神經衰弱為傲，將其做為一種自我認同，甚至還出現了神經衰弱的社交圈，只有曾罹患神經衰弱的人才能參與。神經衰弱也渡過大西洋，於法國、德國、英國等地流行。這些地方的醫生在採行Beard理論的同時，也反駁其關於美國文明優越性的主張，強調神經衰弱並不是美國的專利。然而，神經衰弱的流行保鮮期並不長，很快地它就失去其吸引力與可信度。Beard的神經衰弱理論原本就不具有充足科學證據，約莫同時興起的心理病因理論，對於Beard的神經病因理論，更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與威脅。然而，神經衰弱的退流行也與醫病關係的變化有關。神經衰弱最適合發展的環境，還是在開業醫生與他們具有相當社經地位的自費病患的關係裡。隨著在公立醫院任職，診療許多勞動階級病患的醫生也認同並採用此診斷，它開始發生許多突變，反過來威脅其原生型的生存。對於這些勞動階級病患而言，神經衰弱也是一個受歡迎的診斷，不少患者自我診斷為神經衰弱，也有工會主張神經衰弱起因於工作損耗，因此患者應得到工傷給付，雇主也應負起責任，設立收治神經衰弱患者的療養所。然而，隨著勞動階級患者增加，神經衰弱逐漸失去其原本的象徵意義，不再能吸引中上階級人士。神經衰弱原本歸因於現代文明與腦力工作的病因理論，也無法適用於勞動階級病患。更重要的是，醫生對於這些勞動階級病患，在診斷疾病、構想病因與解釋病情時，並不像對較高社經階層病患一樣，會細心顧慮對方的感受與尊嚴，並同理、同情對方的處境。特別當病患並非付費者或僅支付少許費用時，情況更是如此。各國情況不同。但是多數勞動階級患者乃是在公立醫院就醫，醫藥費相對低廉；有些患者的醫療費用則由雇主支付；也有一些國家在二十世紀初逐漸發展社會保險體系，帶有官方色彩的保險公司成為支付者。這些第三方支付者的介入，改變了原本只有醫生與病患兩造的醫病關係。當病患與第三方支付者之間有衝突之際，例如當診斷與醫療牽涉到工傷認定與賠償等問題時，醫生常陷入兩難境地。無論如何，在這樣的醫病關係中，醫生不再只對病患負責，在其診斷與醫療的考量中，病患的認知與感受也不再如以往一般重要。此外，醫學作為一門科學與專業的社會地位與權威，在二十世紀初有了飛躍性的提升，而原本仍為新興學科的神經醫學，在這段時期地位也逐漸穩固，成為一門制度化的專科。這使得醫病權力天平，更往醫生側傾斜。神經科醫生也更為重視自己在醫學科學社群的地位與責任，更努力讓自身的理論與治療經得起科學檢證。受病患歡迎，認為其可以述說其生命故事或現實處境的神經衰弱，在神經科醫生看來，日益成為一個沒有明確症狀與生物基礎，且其理論充滿空想臆測的過時疾病概念。最後，神經科醫生失去了對於神經衰弱的興趣，將其丟給精神科醫生。在精神醫學裡，神經衰弱曾暫時充當診斷垃圾桶，用以放置一些無法明確診斷的疾患。其原本的神經病因，也被當時精神醫學兩大主流的遺傳退化病因與心理病因取代。到了1930年代，隨著精神醫學逐步界定出更多、更明確的疾病範疇，神經衰弱幾乎已是一個歷史中的疾病，只有在一些非西方特別是東亞國家，由於傳統身體文化的影響以及許多歷史條件的配合，它持續存在了更長的時間。醫學的進展不斷地重塑醫病關係，但是醫病關係同時也形塑著醫學的知識、治療與研究，神經衰弱的興衰就是一個例子。今日，醫學看似有著更高的自主性，但是影響醫學知識與實作的社會性與制度性因素，也比以往更為複雜。或許在不同意義與程度上，今日仍然存在著一些類似神經衰弱的疾病，滿足著醫病雙方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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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一盒被退回的鳳梨酥：怪胎與自閉症的兩種文化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醫療」。一位研究所學生以醫療社會學探討「病人的角色」，呼籲社會在面對公衛醫療化、醫療商品化的時代，應該秉持對生命的尊敬，穿透污名，給予彼此真誠信任；一位高中輔導教師參加癲癇青年高峰會議，認為鼓勵癲癇病友為自己發聲，勇於告訴別人自己真正的需求以及發病時希望同學怎麼協助他，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提升溝通及表達能力，達到與人平起平坐的心態；一位醫學院教授以自己與自閉症哥哥相處的經驗，說出家屬的心聲，讓我們更了解疾病以及病人與家屬的感受。大約兩週前的某天，郵差送來了一個退回的包裹，並收取80元的郵資。滿頭霧水的我撕開包裹上的單子，看到地址與收件人，恍然大悟，原來是過年期間我寄給二哥的一盒鳳梨酥。這是我第一次寄鳳梨酥給二哥，因為疫情之故，兄姊今年不聚會。因為疫情，我也未能探望在地球其他地方的親友，於是我決定寄鳳梨酥禮盒給在台灣、韓國、美國兄姊親友們。不過，數盒鳳梨酥中，只有這一盒被退回來了。郵局的人在我寄國外包裹時不斷地提醒，寄送的時程無法預測，但沒有人會料到寄往國內158公里外的地方的包裹會被退回來。包裹上的戳印顯示，這一盒鳳梨酥在郵局等了很久，郵局也很盡責地數次通知收件人，但是終究沒有人來領，於是就被退回來了。所以，我的二哥不只在郵差寄送包裹時不在家或者是沒理會，也忽視兩次的包裹通知單。但這並不是因為他與我不睦，也不是他遠遊在外，而是他的生活方式使然。二哥大我兩歲，我們小時候，他有許多有令我佩服的事跡，小學時他能熟記課本內容，而我無法；他也總是可以很正確地解數學題型，我則時好時壞。但他也有許多令我不解的時刻，例如，他偶而會自得其樂地尖聲大叫。我常在外面亂跑，在村子裡串門子，他則足不出戶。國中時期，有一日當他的同窗朋友成群來找他玩時，他甚至把他們趕走。在好客的鄉下，這是很令人詫異的行為(也許我當時有點佩服他的我行我素，但我已經不記得了)。雖然他似乎有些怪怪的，但由於他善於(堅持)遵守規則，善於背誦，除了一些小意外，如偶而在學校昏倒、從樹上摔下來而送醫之外，家人也不疑有他，頂多覺得他是個怪胎，或是如母親說的這就是他的性地(質)，就像是英文字的nature一般。隨著年歲漸長，台灣家庭對於兒子的期待也逐漸加諸於他的身上，但他都無法讓父母滿意。父親曾以為二哥最像他，所以應該可以念好書，以彌補父親因家貧無法升學的遺憾。不幸的是，他不只沒能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在五專時，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他的國文一直無法及格，二姊得數次親自拜訪老師求情。在父親與二哥之間，一方感到失望，一方感到壓迫，緊張成了父子關係的基調。我自高中畢業後就長年離家在外，與二哥也漸行漸遠。除了年幼的打架爭吵及覺得父母重男輕女而優待他之外，對我而言，他就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的人，不喜與人來往。但成年後，我漸漸注意到與他講話時中間好似隔了一道牆，他聽不懂我的意思，我也無法進入他的認知世界。當所有的兄姊妹都已經經歷了不同的生命階段，就學、畢業、就業、結婚生子，只有二哥的人生停頓在某一個狀態，畢業當完兵之後，他不斷地換工作(或是不斷地被辭退)，也沒有發展出伴侶關係，最後也只有他一直與父母同住。他不會協助打理家務，水電費也不繳，但他會將水壺的蓋子打開燒開水直到水滾還不熄火，也不准別人熄火。漸漸地，兄弟姐妹生氣了：他長這麼大，怎麼都不負一點責任？房子那麼大只有媽媽一個人打掃？怎麼講都講不聽！這麼簡單的事情怎麼都不會？都是被媽媽寵壞的！挫折與憤怒不斷地在家庭對話中像熱開水一樣滾燙著我們的心。但是，他每次看到小孩子都很開心，會跟他們講話，他在家裡的空地上種菜，每次回家他總會帶我們去拔新鮮無農藥的菜。在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正在閱讀與自閉(症)相關的文章，突然之間，我恍然大悟，文獻裡面描述的情形不就是我的哥哥嗎! 這並不是一個阿基米德般的Eureka（恍然大悟）時刻，充滿著發現知識的愉悅。在大悟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很深的罪惡感。如果我們早知道他的情況，我們或許就可以嘗試說服父親要用不一樣的態度看他，不要給他壓力、我們可以嘗試不要生氣、不要責怪他。甚至，我們可以尋求相關專業的協助，讓他，或者我們家人，可以免除許多的挫折、失望與憤怒。我將這個後知後覺的「發現」告訴了大姊，本來以為可以讓她因為了解而釋懷，但她聽到之後卻沉默了，像一個世紀那麼久(大姊長二哥七歲，是他小時候除了母親之外主要的照顧者)。之後，我也嘗試告訴大哥我的看法，希望他不要再生氣，但他無法接受。大姊的沉默讓我重新思考，究竟我們應該繼續視二哥為怪胎，還是將他視為自閉者？我以為，如果家人可以認識自閉，那麼他可以免於受到父權加諸於兒子的期待的壓力(其實無論自閉與否，社會應該重新檢討男孩的教育與陽剛文化的養成過程)，家人也不會將他的種種不同視為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也應該改變溝通的模式。但是，自閉症這的名詞對於大姊而言，似乎很沉重，或許敏感多愁的她不願自己的弟弟被視為不正常的人，或許在那個時刻她的感受就彷彿她被視為是自閉症者，我並不確定，因為我們的對話終究因為氣氛過於凝重而沒持續下去。我之所以寫這個故事，是因為前一陣子偶然看到《跟著妹妹搭巴士》，作者(Rachel Simon)在書中描述她與身心障礙的妹妹一起搭巴士的經驗，不僅讓她了解妹妹的生活與其社群，也讓她反省自己的生活。作者在受訪時提到為自己的家人寫一本書是很有意義的事，這給了我效法的念頭。過去，我以為「我跟二哥」是一個關於父權社會重男輕女，以及「幸好父母最終體認到兒子女兒都差不多」的故事。但是，現在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不太一樣故事。當然，父權社會對於兒子的種種壓力(以及優待)仍然是其中的元素，但是這也是一個不符合社會常規的人因不為周遭的人所理解而遭到不合理對待的故事，而我也是施以不合理對待的人之一。如果我沒有「發現」二哥可能是自閉者，我收到那一盒退回的鳳梨酥可能會感到受傷、生氣，但因為我能夠模糊地想像他的生活世界，我想收到包裹這件事對他來說並不平常(我也確實從沒寄東西給他)，所以我並沒有感到受傷。我打開它，打算用平常心慢慢把它吃完。在學院生活中，身旁幾乎都是能人，很容易讓人忘記人類的多樣性，不管這個多樣性是展現在身體、智力、精神、情緒或是社交模式上。許多不符合規格、不符合社會期待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外。我們應該如何讓一般人以及未來的醫療專業者更加體認到人的處境(human condition)的複雜多樣性？這是重要的任務，也是一大挑戰。雖然Arthur Kleinman最近很失望的指出，原先他提出疾病敘說(illness narratives)是希望作為建立醫病關係(讓醫者了解病人與病人同在)的起頭，沒想到事實上它卻成了句點。但是，他的建議，傾聽病人，了解病人的疾病敘說，仍然有其意義。在這個基礎上，我或許還可以再加上，了解病人家屬的經驗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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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31 名人.黃軒
被丈夫死前呼吸嚇出病來 你想像的死亡場景和現實差很大
身為醫者，我也很難預測一個人生命的最後幾天或幾小時內發生的變化。每次病人問我，死亡前會有什麼變化？我通常都會先問問他們，你用你的想法，你預期會有什麼變化呢？大部分的病人，都會覺得像是死亡之前，會先告別了至愛的家人和朋友。然後自己會輕輕地閉上眼睛，死亡去了⋯⋯進一步我會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電影或電視上都是這樣演的呀啊！我們的生命一生很珍貴的！我們生存現今科技社會，我們卻“被媒體「演出來」”的死亡劇情影響。每個死亡前的人和家屬，都會以為我自己要死的前幾天，前幾個小時，會像電影或電視上，説了很多話，然後我才會去死的呢⋯⋯當然，這樣的想像中死亡前溫馨的離開，也會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但只是少數，非常少數而已⋯⋯現實的是，每一次死亡前的變化，不會有太多溫柔的、體貼的，除非病人和家屬有受過真的死亡的教育訓練。死亡之前，有許多風雨如磐，引人悲劇和無力感的現象。這些死亡前的變化，可能會使家庭遭受多年的痛苦，如果病人的失能，而延長了死亡，或者僅僅在急性的意外，都是使家人痛苦，更加艱難接受是，怎麼可以沒有說一句的話，就走了呢？死前的呼吸變化除了意外導致馬上死亡，一個人如果慢慢漸近死亡，我們的每一個人在死亡之前，都會有呼吸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於沒有受過死亡專業教育訓練的家屬，是非常恐怖，或畢生難忘的經驗。1.呼吸聲音會恐懼的如果我快死了，我的呼吸會常常變得嘈雜聲音，會有很多痰音卡在喉嚨。這就是所謂的“死亡嘎嘎之聲”。那是由於瀕死當下，我們吞嚥功能會受到損害，通常會被吞嚥下去或引起輕咳的分泌物，無力咳出，全部都會集中於喉嚨的後部。而每次在死亡之前，當我在呼吸時，氣泡都會通過這種液體，發出了嘎嘎聲音。因為病人無力將聚積在喉頭的分泌物咳出或是肺部分泌物增加引起，常讓家屬誤以為是痰太多而要求替病人抽痰⋯⋯我還曾經遇過家屬投訴護理人員不會抽痰呢！（這樣的誤解大了）這樣產生的喉音，通常會引起家屬，因為沒有見過，沒有被教育過，開始害怕起來，有些家屬，還會自我解讀劇情，那是患者死前正在跟他交代的語言呢！只要如果病人沒有馬上死亡，結果24小時沒有睡覺，因為第一次聽到因氣泡通過喉痰液，發出了嘎嘎聲音，持續關注的焦點聲音，導致了自己的情緒起伏不定，甚至也會導致身體愈來愈衰弱。2.呼吸模式會嚇人的死亡之前，呼吸模式，也常常發生變化。我們再也不是平常看到的呼吸型態，一般人只會看懂運動後的呼吸型態和休息下的呼吸型態而已，這些奇怪的呼吸模式，往往都會嚇著很多家人的，因為太難了，只有我急重症專業人員才能天天看到，一舨民眾就是不可能會看懂這些的：錢尼式呼吸 ( Cheyne-Stokes respiration )：呼吸模式：漸強→漸弱→沒有呼吸→漸強→漸弱……（反覆循環）長吸式呼吸（Apneusis）：呼吸模式：吸氣很長，停頓數秒後再呼出，並會伴隨呼吸暫停反覆循環叢聚性呼吸 ( Cluster breathing )：呼吸模式：吸幾下，停一下（反覆循環）失調型呼吸(Ataxic breathing )：呼吸模式：混亂不規則的呼吸方式3.被呼吸嚇出病來的家屬我的病人太太，在他先生死亡後來找我，她陪伴先生死亡前的數十個小時，卻是她這輩子，最漫長而艱難的死亡陪伴。她看先生無力咳嗽，一直發出嘎嘎聲音，一時之間的喘息，一時之間又呼吸不規律，零星斷斷續續喘著，似乎在淩遲處死著自己的先生，每當先生出現停止呼吸狀況，她會以為停止了，先生解脫了，誰知道下一秒，先生又長長的嘆氣一聲（其實是長長的一個吸氣，因為氧氣不足了），她先生又再次開始呼吸，再次受到凌虐。當她日夜坐著，陪伴深愛的先生。這個可憐的太太，完全受到，她未知情的呼吸變化嚇到了，什至因為這些死亡前的呼吸變化，導致她有了「創傷症候群」。她說：“這是我一生的，一場完整的惡夢，就像電影中的恐怖情節一樣⋯⋯每當我只是想結束這些變化，但是我先生呼吸變化會持續不斷的出現。我永遠不會忘記不是我先生而已，而是死亡之前，那些在我先生咽喉中擾人的呼吸聲和起伏不定的胸膛變化⋯⋯告知我，我先生正被凌虐當中⋯⋯”。我即使告知家屬，病人可能會看到的這些共同呼吸的變化，也許會有助於他們為未來死亡做好準備，但現實上，大部分的人仍然感到非常不安。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每個人在死亡之前會有的變化！我們還在假裝看不見死亡你問，你會不會死亡，每個人都知道會死亡！古代人的死亡，是在家裡面的，我們才壽終正寢，死亡者，人生最後都是家中大廰睡覺的呢！愈來愈多的人死於醫院或機構照顧，正悄悄意味著，大多數人知道自己明明會死，但對於死亡根本毫無準備，只好丟給了醫療機構解決死亡的問題。殊不知，醫療機構內的所有工作人員，得依醫師法規規定或準則下在大家死亡之前，謹慎凌遲一番，一直到醫療武器用盡，才宣布死亡⋯⋯死亡前的變化，我們是不能預測的。可能會迅速的發生，但大部分都可能要花費很多，很多小時甚至幾天，幾個月後才會死亡。這是，多麼難得課題啊！隨著慢性疾病愈多，我們的慢慢的死亡，也愈來愈多！死亡的專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自己也曾感嘆：在這個社會，人類很難接受死亡，因為死亡，對每一個人都是陌生的。儘管事實一直在發生，但我們從未參與過...科技發達了，面對自己的死亡是不發達的於是我們在死亡之前，我們都在醫院內，安老院舍內，丟給了我們陌生的醫護人員，任他們決策了自己，用什麼方式來死亡！人類根本徹底的忘記：死亡，是可以自主的病人自主權利《病人自主權利法》，是台灣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的醫療法規，也是全亞洲第一部完整地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適用對象不再僅限於末期病人，而是擴大為五款臨床條件；從立法宗旨來看，除了保障病人醫療自主、善終權益，也旨在促進醫病關係和諧，可以說是超越個人性的保障，進而擴及家庭、社會性的權益。病主法的基本理念是確保病人享有知情、選擇與決定的自主權利，且在特定臨床條件下，也可以選擇不施加維持生命治療（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LST）與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Artifici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ANH）。根據病主法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的意願人（20歲以上或已婚）可以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的程序，與親友和醫療機構討論、溝通自己的善終意願，並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選擇自己在法定的五種臨床條件下是否接受、或如何接受醫療行為；同時也可以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擔任醫療委任代理人（Health Care Agent, HCA），確保自己的善終意願在意識不清時仍能被貫徹。善終靠自己，預立醫療也是靠自己哪裡可以找到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很簡單，拿出你的手機，在Google Map尋找就有了。如果仍有任何問題，馬上打電話：資料來源： 1. https://www.kmtth.org.tw/dept/kmtth-acp/download/%E7%97%85%E4%BA%BA%E8%87%AA%E4%B8%BB%E6%AC%8A%E5%88%A9%E6%B3%95%E6%87%B6%E4%BA%BA%E5%8C%85.pdf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4%BA%BA%E8%87%AA%E4%B8%BB%E6%AC%8A%E5%88%A9%E6%B3%95※本文由黃軒醫師博士 Dr Hean Ooi MD MM PhD授權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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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由預立醫囑談如何面對「生、老、病、死」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的主題是「生前預立醫療決定」，一位非醫學背景的教授寫出他在「病人自主權利法」通過之後，與家人討論他對生老病死的看法，決定簽署這重要文件的心路歷程 ；而在醫院負責「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兩位專業人員，一位社工師及一位身心科醫師，除了幫忙他走完簽署這文件的全程，並在我們的邀請下，分別寫出他們的想法以及在這諮商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我與內人都是年過八十的老人，在這種年紀很難不去想我們的生命最後將會如何結束。我們對「生、老、病、死」有如下的願望，「生得健康、老得快樂、病得短暫、死得乾脆」。願望是一回事，如何努力去實現願望才是正題。我目睹老友在離開人世之前，不由自主地,接受許多相信不是他們願意接受的延長生命的醫療，而這種隱憂使我在政府終於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時，就與我結婚55年的老伴談到，這法案正是我想要的，能讓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如何有尊嚴地結束，而避免在機器的陪伴下，「生不如死」地，無意義地拖延生命。更令人憂慮的是不只自己受折磨，讓老伴及兒女陪自己受盡折磨 情何以堪 ! 我與內人與做醫師的三弟細談我對這方面的想法，而在他的安排下，我已經成功地辦好了「病人自主權利法」所需要的文件，並在健保卡做了晶片記錄。我深知我無法說服內人完全與我同步，但我非常感激她從頭到尾陪我走完每一道手續。「生得健康」：我認為如何保有健康，並不是靠醫師可以做到的，健康大道必須「一步一腳印」地自己走。醫師只能助你移除擋路的石頭，你自己不走，惟有坐以待斃 ! 自從退休以來，我每天清晨到市民運動中心游泳。有一次颱風過境，我去游泳回來，內人說：「今早大風大雨你還去游泳？」我說：「我不能口是心非啊！」她一時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我只好給她解釋：「我不是答應你，我不會比你先走嗎？」 「老得快樂」: 內人常說我是快樂的老人。我認為老人要快樂，最重要的是要接受老了的事實，要服老。逞強是不快樂的主因。老人的體能時好時壞是正常的，我深信勉為其難的過勞是老人最大的禁忌。就我每天晨泳而言，我從不限制自己一天一定要游多久的時間或多長的距離，一切順其自然，但我非常注重游泳之前的熱身準備以免會有老人常有的抽筋傷害筋骨。身心豁達來面對體能的自然變化。在陽光普照晴空萬里的天氣，還拿雨傘來掩飾按照醫師的囑咐所拿的拐杖，只能為自己製造莫須有的悲嘆。不要在意別人看你的眼光。心胸開朗來做好自已才是「老得快樂」的要訣。。「病得短暫」：自己將來會因為什麼病，或發生什麼事而結束生命是無法預料，但我們多年來都按時看我們的內科醫師，做定期檢查。政府每年舉辦的老人體檢我們也都非常嚴肅地參與。我們之所以如此認真地去做檢查，是因為既然遲早都會生病，我們只能希望來的是大病，以期能夠病得短暫！我們很努力地去避免小病促成的百病纏身、要死不活的，在毫無生命價值的情況下，成為健保福利下浪費社會資源的罪人。「死得乾脆」：我靜悄悄地來到這個世間，走時我也希望靜悄悄地離去。我對子女慎重地交代我死後切勿為我設靈堂、做七等的告別儀式。難捨之情難免，但面對無奈的必然，我希望按照我的意願，不要讓繁文縟節來徒增困擾。我不是什麼英雄好漢，我怕死，但我更怕死不了的折磨，更怕給我所愛的人看到我要死不活的痛苦，而受到比我更大的折磨。我的醫師三弟有一次問我：「看到『生不如死』的病人，是否應該忍心『見死不救』？」 我說：「我不知道，我只能慶幸我不是醫生。」如何面對自己的「生老病死」本來就是非常主觀的問題。有人完全被動地交給別人，有人頑固地堅持己見，孰是孰非不是一言兩語所能論斷。在這最重要的人生抉擇，我選擇了「自主」，也因此我非常感激在台灣，我們能在「病人自主權利法」的保障下，預先表明我所選擇的安排。同時，也要在此向安寧照護團隊的莊永毓醫師以及劉心慈社工師給我的幫忙表示由衷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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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消失中的「家庭醫師」及「一般內科醫師」改變了醫病關係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談醫病關係與醫療大環境」。一位醫師談自己在習醫成長的過程中對病人死亡的不同體驗；另一位醫師從插鼻胃管的高齡病人，描述病人、家屬與醫師發人深省的對話；最後一位資深醫師則指出目前醫療迷失於「專家」、「先進科技」、「大醫院」，忽略了醫師本身的專業精神，並表達對醫療企業化與媒體介入的隱憂。一般民眾就醫，以往是單純去醫師的診所「求醫」或「就診」，這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希望能緩和身體的病痛及得到身心的支持。因為醫學及延伸出來的醫療作業改變了，一般民眾對醫療服務的認知也跟著改變，因此追求更新的「技術」與快速的「康復」。醫療體系也更細的分類及分級，病人可以去不同層級及分級的「大」又「先進」的診所或「醫院」求診治。專科醫師的培訓，因醫療作業專科化與精密儀器的應用，而進一步「次專科」化。病人也因此可以直接依自己的認知，至次專科的門診「掛號」就醫來解決自己判斷的「病」。有一位朋友要求我介紹一位「惡性肝癌」專家幫他看病，這位朋友有一位親友因酗酒而曾經被告知得過「肝炎」。因為他有朋友也被診斷出「肝癌」而往生，所以這位「病人」想找一位「肝癌」專科醫生來確認自己有沒有肝癌。這位先生沒有任何就醫記錄，因此我安排他去掛一般內科，讓醫師先了解他的狀況。但這位醫師沒有「肝病」專科的頭銜，讓這位先生認為我「不夠朋友」，沒有介紹「名醫」去處理他的問題，因而退掛號。另外有位「名人」來門診要求做「完整的健康檢查」 ，辧理病歷登記時隨口問門診的護理師，醫院的放診科斷層掃描是用「幾切」的機器。這位護理小姐回答不出來，他因而取消登記，抱怨醫院儀器可能不像其它號稱最新的「健康檢查」中心所使用的「最高『階』多『切』」的機器，無法查出全身各部位可能的「病兆」，而諷刺該醫院診斷癌症不夠高標準。最近的新聞，報導有些尚在實驗過程，還沒有被公認的新科技的診斷及疾病篩檢的科技新知，這樣的報告的確可以給某些癌症或疾病風險的人早期發現及治療的機會，但有些民眾因沒有充分了解新聞的資訊，而被這些新聞誤導，到醫院要求做這類的特殊診治，因此造成醫病之間的誤會，相信也會延伸出糾紛。加上很多新閒報導只引述一個特別案例的診治故事，有些醫療新聞也會以個案病人的治療結果做「奇蹟式」的報導。相信這種報導會吸引病人慕名求診，但也會產生很多誤解。最近人工智慧在醫療診斷上的應用變得很熱門，人跟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醫病的互動是否也會更疏遠？醫病雙方都有責任誠實地溝通來減少誤會。很多醫師或醫療機構往往以個案的經驗，報告在醫療技術上的成績或技術的進步，在沒有公開及相關機構的確認就向外界介紹，可算是誤導一般就醫的民眾。另一方面對提供非公認的醫療資訊的相關人員醫師、護理師及所有的工作同仁，更需要定期接受倫理教育及訓練，熟悉各方面的作業細節及相關副作用，以及可能發生的風險，各方面都需要充分的溝通，讓求診的人能了解。相信這樣會增加醫病的互信及相互尊重。媒體也有責任報導要有依據的新聞。很多醫療機構工作的人員，尤其是醫師的薪資及收入往往與醫院的財務相結合。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的人員，會以整體機構的財務收入來推銷，例如使用貴重的檢查、治療或藥物，來間接的增加「比例」上較好的財務補償，因而「違背」了基本的醫病互相尊重的專業關係。台灣醫療執業環境在過去幾年中有許多改變，一般民眾對醫療的要求更開放，希望可以直接選擇醫師而接受更好的診治，因而直接要求就診於專科。「一般內科」或是「家醫科」因為給付較低及沒有「專科」的頭銜，而不被尊重。有些人甚至在用藥上推銷一些另類療法。另一方面是一般民眾有追求「專家」的迷失，以為專家診治可以減少誤診及錯誤的治療。轉診制度因此沒辦法完美的實施。當今台灣醫病關係的變化是什麼因素導致的呢？醫療執業人員、社會誤傳的迷思、就醫的權益變動、民眾對療效的看法及態度改變等等或許都有影響，希望大家有機會沉澱下來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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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一定要插鼻胃管嗎？高齡病人和家屬與醫師間的三方對話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談醫病關係與醫療大環境」。一位醫師談自己在習醫成長的過程中對病人死亡的不同體驗；另一位醫師從插鼻胃管的高齡病人，描述病人、家屬與醫師發人深省的對話；最後一位資深醫師則指出目前醫療迷失於「專家」、「先進科技」、「大醫院」，忽略了醫師本身的專業精神，並表達對醫療企業化與媒體介入的隱憂。 高齡94歲的張爺爺是我的老病人，他入住安養中心，長期以來都在女兒張小姐的陪伴下定期來門診追蹤，前幾天張小姐一踏入診間就要我看張爺爺的臉：「陳醫師，我爸爸插上鼻胃管了。」我邊仔細查看張爺爺的神情，邊與張小姐對話：「怎麼突然插上鼻胃管了？是近來因為肺炎導致住院後插上的嗎？」我直覺性的猜測導致長輩裝上鼻胃管的最常見因素，但心中又疑惑張爺爺的病歷上沒有任何近期住院的紀錄。張小姐搖搖頭：「我爸沒有感染肺炎、也沒有住院，只是安養中心擔心他由口進食、總有一天會嗆到，所以大家說還是插上鼻胃管好了。」我回想起幾年前張爺爺曾來住院，這期間我與這個家庭有頻繁的互動，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張爺爺最愛吃的早餐是白稀飯配上豆腐乳，這樣的吃法曾讓張小姐不開心，三番兩次想勸年紀大又胃腸消化不好的老父親吃點別的，直到我這樣勸說：「豆腐乳是發酵的食物，對你爸爸的消化系統沒有太大害處，再說，這是他老年臥床生活中少有的小確幸了，所以即使偶爾會腹脹和便祕，我們也不要剝奪他的生活習慣和樂趣，好嗎？」住院中的張爺爺老想著要回家，每當我去看他，老人家就會認真的問：「陳醫師啊，妳不是告訴我明天可以出院？怎麼一天拖過一天，明天到底是哪天？」我只能苦笑以對。實情是張小姐希望讓父親再多住幾天，直到老人家恢復到完美的狀態再出院，我耐心地開解她：「妳爸爸九十幾歲高齡了，再怎麼住院也不能讓身體回復到完美的狀態啊，更何況他出院後不是回家、而是回到安養中心，那裏都有專業的照顧人手，不需要妳每分每秒都跟在身旁。所以還是讓老人家出院吧，出院後若還有問題，隨時都可以再回來住院，我們不會拒絕的。」張小姐這才同意幫老爸爸辦理出院、回到安養中心，之後就是定期回診，飲食和排便狀況都算穩定。正是因為張爺爺的狀況看來都穩定，所以突然間看到他插上鼻胃管了，我也愣了一下，只好先開口問：「爺爺，您最近好嗎？」張爺爺沒回答，臉上也沒有過往常見的靦腆笑容，他木然地看我一眼後就低下頭。我輕聲細語地說：「爺爺，我叫妳女兒等等買豆腐乳和稀飯給你吃，好嗎？」張爺爺終於抬起頭來看我，輕微地點點頭。張小姐在一旁嘆氣：「這陣子爸爸都是這副意志消沉的樣子，不笑，也不理我。」她無奈的解釋她並不是不知道父親對裝上鼻胃管這件事很介意，可是安養中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她：插上鼻胃管後就可以透過管子灌食牛奶，好處是用餐速度變快、有營養、不會嗆食。張小姐最終還是同意了。張小姐遲疑地問我：「我爸爸插上鼻胃管了，但還是可以讓他透過嘴巴、自己吃嗎？」我點點頭：「當然可以！只要不是有中風或是吞嚥退化等比較複雜的問題，經過妥善的評估後，即使是插著鼻胃管的人都還是可以從嘴巴進食喔！我就有個病人插著鼻胃管來管灌藥物和牛奶，但他還是能大口吃飯和蛋糕呢！」接著我轉頭看看張爺爺：「我們把鼻胃管拿掉，好嗎？」張爺爺馬上點頭。我說：「拿掉後我們再來吃豆腐乳！」張爺爺對我露出今天的第一個微笑。這時張小姐緊張了：「陳醫師，鼻胃管不能移除啊！我可以試著在我到安養中心的時候自己餵點東西給爸爸吃，可是我總有不在的時候，要是安養中心沒有人力能像我這樣陪著他慢慢吃，怎麼辦？」我忍不住問：「能回家住嗎？」張小姐說：「安養中心每個月要四萬多，我們也是付得起的。至於要回家住……」她嘆口氣：「我心裡也很難過，但我會努力天天去安養中心看爸爸的。」之後草草說了聲謝謝就帶著父親離開診間。看著他們背影的我也情緒低落了，深沉的無力感，因為不知道自己還能為老人家做些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提議了卻又做不到，會不會讓老人家再次失望。張爺爺安靜地沒對我說任何一句重話，我卻忍不住想起他曾在住院期間問我的「明天到底是哪天」，他經歷一次次地期待落空後的失落或許還是小事，我更怕的是這回他對明天的生活再沒有任何期待了。但這樣複雜的心情，我又能如何能說給家屬聽呢？或者說，家屬即使聽了後、又如何能做到呢？最後我按捺下騷動的情緒，繼續為接下來的病人看診，但我知道張爺爺的神情一直在我腦海中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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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視病猶「友」，當病人離世的悵然心情浮上心頭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師談醫病關係與醫療大環境」。一位醫師談自己在習醫成長的過程中對病人死亡的不同體驗；另一位醫師從插鼻胃管的高齡病人，描述病人、家屬與醫師發人深省的對話；最後一位資深醫師則指出目前醫療迷失於「專家」、「先進科技」、「大醫院」，忽略了醫師本身的專業精神，並表達對醫療企業化與媒體介入的隱憂。 在行醫路上，難免會遇到病人去世的時刻，這些事件在成為見、實習醫學生後，就時常經歷。然而，在照顧病患時，每日到床側噓寒問暖、詢問病史及做身體檢查時，有些會有種朋友甚至家人的情感油然而生，當病人離世，就有種悵然的心情浮上心頭。本文就提幾位從醫學生時期到主治醫師時的深刻案例來分享。在醫學生時期，第一位照顧的病患為一位長期抽煙而導致慢性肺阻塞疾病的老人家，每次發作就呼吸困難及缺氧，因而時常反覆住院。雖然主要的治療計畫是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在擬定，我只是每天去關心他的症狀有否改善及做些基本的身體檢查，再向團隊中的住院醫師報告及討論，很感謝他及家人當時不嫌棄讓我關心他的病痛症狀，而有種親切感，不致讓我對問病史有種想趕快問完就想逃離現場的感覺。當他的症狀逐漸得到改善時，我心裡總有種成就感，或許是我的病史詢問間接幫到他了。而在他準備出院時，我已輪替至其他專科學習了。那年的冬天，他又因肺炎造成慢性肺阻塞疾病的急性發作，雖然在其他科，我看到胸腔科病房住院名單有這位老人家的姓名時，便抽空去探望他，可是這次真的病重了，戴著非侵襲性呼吸面罩，連話都說不太出口，看到這樣的情況，真的不知道如何表達我的感受，只能跟他說聲「加油！要好好保重」，便離開病房。過了幾天，發現住院名單沒了這位病人的姓名，去詢問了照顧團隊的成員，才得知老人家不敵病魔已經離世了，當下覺得很失落，也曾動念想去家裡上香跟他道別。到了住院醫師時期，照顧過一位罕見的惡性後腹腔肉瘤末期的病人，常常因大量腹水造成腹脹及呼吸窘迫而需要抽腹水來減輕他的不適，也因此建立了信任感。在我離開腫瘤科之後，他的家人也常常來問我一些有關病人遇到的問題。雖然我只能提供粗淺的解答，請他們還是要再與照顧病人的醫療團隊討論。有次看會診的時候被這位病患的醫療團隊會診，發現大腸被腫瘤給侵犯而破裂造成嚴重的腹膜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最後造成藥石罔效而離世。記得那個時間接近農曆過年，我依照家屬給我的名片，按著上面的地址，從彰化市騎摩托車到芬園去病人家上香慰問家屬，就因曾經照顧過病人這個緣分及友誼前往致意。隔了二年後，我因公費下鄉離開了原本服務的醫院，病人太太有天晚上突然致電給我，詢問C型肝炎治療的知識，我也以我所知的情況，介紹給以前服務醫院的前輩治療。 在主治醫師時期，對病人的照顧更是覺得如履薄冰，責任及壓力更重大且直接的!去年初，有位不到60歲的中壯年男性，因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及右上腹不適就診，腹部超音波一看就發現右肝有一顆超過10公分的肝癌且有肝門靜脈的侵犯，根據標準治療，只能吃口服標靶藥物。治療期間，看到腫瘤縮小也曾替病人感到高興。但是，好景不常，腫瘤後來發生淋巴結轉移，經過放射腫瘤科醫師的幫忙，針對局部做放射線治療，也陪伴病人走過治療的痛苦階段，情況改善後，他到門診都說他精神好多了，也時常去釣魚，那時候內心真的替他高興，也幫他申請第二線口服標靶藥物來治療肝癌，但藥物的毒性造成病人身體上很大的不舒服，說他很疲倦、無力、沒有食慾，而無法去釣魚了。再追蹤腹部影像，發現腫瘤復發並有腹膜轉移且產生腹水，病況很不理想。病人也看得很開，知道這天遲早會來到，跟我說，他單身，與兄長同住，家中還有一位嚴重失智的老母，這一生也沒什麼好牽掛的。去年底，他就在某個晚上於醫院離世了!手機接到簡訊，內心覺得很悵然。畢竟，一起努力將近一年像朋友的病人離開了，覺得相當失落。常常聽人說要視病猶「親」，在我經歷這些照顧病人的經歷及心境，我覺得視病猶「友」對我而言或許比較真切。把跟每位病人的相遇，都當成是種緣分，盡力幫他們解決病痛、找出疾病的源頭，病況好轉出院的話就會覺得很開心，病情無法獲得控制或是逐漸惡化，心情便會很沉重。面對每位求治的病人，以求盡力解決他們的問題，以及用真誠的態度來溝通，還有檢視是否有照顧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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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床邊教學讓醫學生體會「語言」與「態度」的重要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 今天到某大學醫院做定期的神經內科床邊教學。五年級醫學生報告的病案是一位九十一歲來自外縣的老阿嬤，十天前突然發生中風，左側身體癱瘓，即時送到地方醫院，在病發一小時內開始給予靜脈注射tPA。但後來發現心律不整，並再度發生中風，而轉到大學醫院。學生討論了許多醫療團隊所做的努力，也提到因為這位老太太平常只講台語，構成他們檢查上有困難，因此主動提出，到底病人是因為中風引起「失語症」，還是她聽不懂醫學生所說的國語。學生告訴我，這病人慣用右手，照道理應該是左邊大腦主司她的語言，根據神經學的知識，我們兩側大腦半球是掌管對側的運動與感覺，換句話說，左側偏癱應該是來自右邊大腦的中風，所以這病人不應該會有語言的困難。學生希望我能讓他們有機會看我如何做神經學檢查，以確定這病人的問題。學生也說，家屬非常保護病人，希望她能多多休息，所以學生都不太容易有機會好好檢查她。討論完病人的問題之後，我要學生們養成習慣，需要先弄清楚病史以及病歷上其他醫師做的身體診察紀錄，再利用合理的推論，想出最可能的診斷，以及這病人可能會有哪些身體診察的關鍵徵候，這樣進去看病人時，因為對病情的清楚了解，才能有條有理地、在有限的時間內釐清病史並且做好身體診察，而得到正確的診斷。由於同學們提及家屬很不願意醫學生進去打擾病人的休息，所以我先與照顧這病人的醫學生進去與家屬和病人說明這床邊教學的意義，並徵求他們同意我帶醫學生一起去看她。我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並表示我們想利用她的病來教醫學生中風病人的診斷與治療。我對病人說，我們需要好好教醫學生，將來你我的子女生病時才會有好醫師可以照顧他們。家屬欣然同意，而病人本身從頭到尾也都微笑以對，贊成讓學生來學習我怎麼檢查她。接著我就帶著學生們到病房，首先我先問病人與家屬他們最常使用哪一種語言，他們回答母親普通都說台語，但國語勉強可以聽得懂一些，接著我就全程使用台語。我在學生面前與病人和家屬看似閒談，卻釐清了一些混淆不清的病史，而後我做了一些重要的神經學檢查，包括詳細的語言檢查，確定她的了解與表達能力都正常，絲毫沒有失語症的現象，這也解決了學生們對左側偏癱卻發生失語症狀的困擾，很顯然的是學生所觀察到的語言問題是來自病人對國語的困難。接著在確證了她對語言的瞭解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我請她做了簡單的計算、記憶以及左右辨識，以病人小學畢業的程度而言，她的認知能力十分正常，並無失智的現象。在病人已恢復得非常令人滿意的情形下，因為這中風是在右側大腦頂葉（parietal lobe）部分，所以我也在學生面前做了一個特別的感覺測試。我請病人眼睛閉起來，我摸她的左手，她馬上回答「左手」，我摸她的右手，她馬上回答「右手」，但當我同時摸她兩手時，她卻只回答「右手」，而這種「忽略症候群」（neglect syndrome）正是病人在「非主宰語言側」的大腦頂葉發生病變時，會發生的罕見神經學症狀。這時，學生也告訴我，他們在這病人急診處病歷上發現，住院醫師也發現了病人當時有這種罕見的「忽略症候群」。看完了病人，我與這群學生都向病人與家屬謝謝他們給我們這機會，從她的身上學到許多神經學的知識與技術。回到討論室以後，我要求每位學生與大家分享他們今天在這場床邊教學學到些什麼。學生們踴躍發言，他們看到老師徵求病人與家屬同意參與床邊教學的努力，這種尊重病人與家屬的「態度」給他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時也見證了許多神經學認知方面的檢查可以透過看似談天一樣地執行，譬如老師說：「你要不要算一下，今天一共有多少學生來與你學神經學？」看著她從一數到十三，並且眼睛動、頭動、手動，最後和氣地告訴我：「居然有十三位學生來看我，真不好意思。」我們不用正式地按本操課地問些失語症狀的問題，就很明顯地看得出她絲毫沒有語言的了解或表達的困難。但我發覺沒有一位學生提及我從頭到尾使用台語看病的重要性。我終於忍不住問他們，如果今天我用國語的話，我們會對這位小學畢業的九十幾歲耳聰目明的高齡老人，做出多少離譜的「誤判」。我語重心長地告訴學生，我二十三年前初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院時，最初幾年我發覺有時很難讓病人或同事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而有時我也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英文，這期間我才首次深深感受到「語言」的重要。回台又已是另一個二十三年，我經歷過好幾次這樣的經驗：雖然病人與家屬都告訴我，他們使用國語沒有困難，但當他們談到激動的話題時，都很自然地改用更能表達他們內心感受的台語，而使我警覺到當初沒先問清楚他們的母語是什麼，尤其對來自偏鄉或老年的病人或家屬，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對學生有感而發，我們不應該讓病人在自己的家園，還要擔心他們會聽不懂醫師說的話，或醫師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我說，我希望同學們還有一年多才畢業，除了多念書以外，一定要好好學會台語，畢竟使用台語的人口是不容忽視的。但我也主動提及，我自己還有「客家話」、「原住民話」待學，所以我們都要努力，讓我們的病人不會在自己的家園還要擔心 「語言的隔閡」。我的結論是理想的好醫師除了要擁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術」，還要有親切的「態度」，並能夠使用病人熟悉的「語言」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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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病關係中的「語言」和「態度」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 有一位知名的詩人，本業是臨床專科醫師，他非常具有台灣主體意識，但是他寫的詩卻遭到某些人質疑：「他為什麼不寫台語詩？」詩人有他自己的觀點，他說七十多年來，他的思考是華文的語言模式，雖然他的母語是台語，他的台語也講得很道地，但他為了掌握自己所熟悉的語韻，書寫時，他以華文寫詩。這位醫師在為醫學生上課時，常諄諄告誡他們「把台語學好」。他說：「畢竟說台語的台灣人佔很大多數，問診的時候你會說台語，無形中增加患者對你的信賴感，主訴他的病症時就會比較精確，這也有助於你下診斷。」我深深佩服這位仁醫。他看的是「生病的人」而不只是看「病」。但在實際的醫病門診對話上面，醫師是否因為有能力使用病患的母語，而能建立比較良好的醫病關係？恐怕不是絕對的。因為醫生和病人之間，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互動的態度問題。如果醫師在說明時使用較簡白的說詞(配合願意傾聽的態度)；相對的，患者訴說自己的病情時要明確地讓醫生聽懂，這樣醫病關係就會有基本的平衡。最怕的是雙方的期待有落差，就會難以溝通，譬如：醫師使用艱深難懂的醫學術語，讓病人誤認為醫師高傲冷漠；而病人絮絮叨叨不知所云，醫師就很難進入狀況。因此而造成誤解，就比較冤枉了。我本人三年間罹患兩種癌症，醫師說明療程時我並不完全懂，哪種藥物療效和可能的副作用等等，聽來很複雜，但我看醫生這麼用心，他有他的專業思考和評估，那麼我就是全然信賴、盡量配合，做一個合作的乖病人。果然我安全度過難關。在化療期間，常有機會在不同科別的診間候診，聽到病患和醫師的對話。我的感覺是，可能台灣教育普及的關係，即使高齡的患者，醫生混雜著國語台語，說一些諸如藥要怎麼吃、吞服時如何給水等等，有些由子女陪伴或外勞帶來的長者，醫師有時還得加用英語說明呢！這些都不至於因語言不通造成不愉快。真正有問題的並不是語言的溝通，我曾經聽過有病人說：「我Google了，醫生你開的那個XXX藥，副作用好像會XXX，這樣吃好嗎？」令人瞠目結舌！可想而知醫師的心情會如何了。這，已經是觀念和態度的問題，而不單單是語言的問題了。醫病關係需要「關懷」與「信賴」並重，醫生是人不是神，世間也沒有「藥到病除」這種仙丹，醫療過程總是要經過病人主訴、醫師問診、看病理檢驗報告，然後醫生診斷、決定治療方針，還要評估預後。一切都有賴於語言溝通。走筆至此，回想起小時候先父在窮鄉僻壤行醫，漁港小鎮的60年代，居民南腔北調、多數是勞動人口，不只台語有好幾種腔調，連山東話、上海話、福州話都有，病患中曾經有一位「寧波人」更是一絕，完全雞同鴨講，互相都一個字也聽不懂，而醫生和病人，竟然能如水乳交融！不只醫病，甚至成為莫逆，令人讚嘆又莞爾。語言是溝通的工具，醫病之間的交流是否順暢？是否有意義？幾乎可以決定一大半的醫療效果。善用雙方都能體會的「語言」，加上傾聽和信賴的「態度」，用比較功利的看法，就是「醫病雙贏」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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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阿公送的兩塊太陽餅，對我的影響！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年休時回台中省親，穿得稍微正式，在市區順道尋訪幾個日本時代留存的「辰野式」古蹟。途經太陽餅博物館走進去逛逛，20元買了一張台中市役所的明信片正要出來，店員(約莫50多歲的阿姨)親切地跟我說：「你台灣話講甲誠好，這馬(tsit-má)少年人真少講得遮爾(tsiah-nī)標準，你佗位來？敢是咧教冊？」「我請你兩塊太陽餅，咱台中人嘛真有人情味(lîn-tsîng-bī)！」我連說：「按呢歹謝啦~」推辭了幾秒收下就推玻璃門離開了。推門出去後想想：「我ê台語是阿公教ê，這領殕色(phú-sik) ê西裝外套是兩年前我共(kā)伊ê衫改來穿ê，講起來這兩塊太陽餅是阿公送我ê！」想起來很高興，雖然他不能再帶我去餐廳吃好料、或是講台灣的歷史給我聽，卻透過陌生人的手，在異鄉異地送給我兩塊太陽餅，彷彿再次提醒我人生最寶貴的東西：語言、歷史與文化不能忘記。我，又怎麼能忘記？每次在醫院西址看診結束，走在百年歷史的中央走廊上，在川流的人群中無意識地頻頻張望，彷彿還可以看到他老邁的身影等我跟他一起去看病。這兩年來，他曾經跟我提過的名字，有一天下班後忍不住從泛黃的電話簿一通通打過去，空號居多，卻仍然接到幾個蒼老親切的聲音；從台北、新竹快車一路南下，回到破敗傾圮的三合院、回到終戰前屏東竹田的野戰醫院舊址，沿著鄉間小道，試著找尋當年的蛛絲馬跡，來來回回捨不得離去。最近在醫院的佈告欄又看到醫學院開辦醫用台語的課，猶豫了一下報了名。白天在病房一陣忙亂後，下班隨便吃個飯就趕緊走到隔壁醫學院的教室裡坐下來跟著一群醫學生學羅馬拼音。看著台上的老先生精神抖擻的講古相當陶醉，搖頭晃腦地帶著大家一起讀台語，發出一陣吵雜又親切的聲音。恍惚之間，我彷彿跌進時光隧道，回到家裡那張總是滿座的實木大圓桌，他談笑風生主導所有的話題，所有的人都必須用流利(liàn-tńg)或不流利(bē liàn-tńg)的台灣話回應，伴隨添飯的聲音、喝湯的聲音、筷子碰到碗的聲音、移動椅子的聲音，與許許多多的聲音在空氣中熱鬧的流動著……只要想到家裡那張桌子，我就可以聞到餐桌上那鍋菜頭湯，燒燙燙的氣味。回到家，夜晚從口袋裡拿出有點扁掉的太陽餅放在空蕩蕩的餐桌上準備打開來吃。阿公生病沒有體力說話後，餐桌上的語言不知不覺被另外一種語言佔據，不久，圓桌再也湊不齊所有的人了。台語ê時代過去了。但是我，又怎麼能忘記呢？在醫院中央走廊川流的人群中回頭不見他的人影，來來去去的，還是他的聲音。後記最近發現醫院裡面住院醫師的英文愈來愈好，令我自嘆不如。新聞說我們台灣政府最近積極推動雙語政策，目標要在2030年跟國際接軌成為雙語國家，大家也樂觀其成。然而語言尤其母語，承載著歷史、文化與濃厚的感情。努力跟國際接軌，卻忽略了自己的語言，還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其實「愈本土、愈國際」，立足本土，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特色，才能立足國際，也才能吸引別人來此工作、生活與學習，成為台灣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為了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不要忘了我是誰？也為了介紹這個古老典雅的語言給更多人聽，我在醫院一邊看病人也努力練台灣話。台灣話不是平常凊彩講(tshìn-tshái kóng)，還要有理論基礎。感謝醫院在十二年前由朱子宏、張之嚴學長與各科醫師前輩通力合作，主編的一本「醫用台語教學」書籍給我很大的幫助。李恆德老師開辦的醫用台語班課程也延續至今，看到滿座醫學院學生上課中琅琅上口其實滿高興的，也激勵自己平時跟住院醫師們說話盡量穿插台語，盡一己之力把這個語言努力傳下去。也希望自己會的語言愈多愈好，第二個要學的是客家話，希望可以聽懂更多新竹故鄉的客家阿婆講的話。願咱台灣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大家一起說(學)母語，互相接納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將祖先流傳的話，持續傳唱在太平洋西南海邊，翠青的美麗島「福爾摩沙」。*感謝李英芬台語教師修正台語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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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1 該看哪科.婦產科
長庚、馬偕、禾馨...全台接生特色醫療院所
台南安安婦幼診所 剖腹產率25%剖腹費用南北差異大 選擇自然產省很多健保大數據顯示，基層診所剖腹產率明顯高於醫學中心、區域醫院，但位於台南市的安安婦幼診所卻剛好相反，108年剖腹產率僅25%，甚至低於同在台南的成大醫學中心48%。該院院長潘咸安說，「台灣少子化嚴重，只要想生，不管用哪種方式生產，相信婦產科醫師都願意配合。」「自費剖腹產費用南北大不同。」潘咸安說，台北號稱貴族尊榮婦科診所，平均剖腹產費用五萬起跳，有些高達七萬元。相較下南部診所平價得多，以安安婦幼診所為例，不到一萬五。儘管北部費用高，但剖腹產比率卻比南部高。潘咸安分析，北部民眾多半較捨得花，自費剖腹產費用連同坐月子，差不多得花二十幾萬，南部則比較「踏實」，如果沒有必要，「能省就省」。潘咸安指出，安安婦幼診所遵守健保給付規定，一切照標準行事。另外，在孕婦回診接受產檢時，也會提供正確衛教訊息，讓孕婦瞭解自然產的優點。如果孕婦採取自然產，生產順利，且選擇健保房，住院兩天，出院結帳可能只需自付幾百元。潘咸安說，年輕孕婦多會上網瞭解自然產、剖腹產的優缺點，不太聽老一輩的建議，挑時辰生產的比率愈來愈低。台北馬偕醫院 剖腹產率28%降低剖腹產率 鎖定新手媽媽溝通根據健保署108年統計，馬偕醫院剖腹率28%，遠低於其他醫學中心。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部主任王有利表示，醫院長期以來就以低於30%的剖腹率為目標，更以新手準媽媽為率先溝通對象，透過精準管控達成此一目標。王有利說，各大醫學中心婦產科多有每月一次的「周產期罹病及死亡討論會」，馬偕這個會議至少已經運作27年，主要透過統計報表，由主治醫師指導住院醫師，針對每月剖腹產病例的原因進行檢討及討論。王有利表示，婦產科每個月也有全院剖腹產適應症排行，並公布自願、非自願剖腹的當月人次，在不影響醫學指引下，若這個月剖腹產比率高出三成，就會依照適應症排行，檢視醫師對孕婦的處置原因。結果發現，多年來，非自願剖腹產的適應症第一名為「前一胎剖腹」，還占一半，王有利說，這個現象讓科內醫師達成共識，花更多時間讓第一胎產婦了解剖腹產是否必要。「最重要的就是溝通，有些執意要剖腹，我們會尊重，但也會讓病患了解兩種生產方式的好處及問題。」王有利說，大部分第一胎自願剖腹的原因是「怕痛」，醫師多會透過產檢建立互信醫病關係，本來要求剖腹的媽媽，多會改變心意。林口長庚醫院 剖腹產率38%避免倡議剖腹 接手高危險產婦健保署統計，108年度全台剖腹產人數5萬8669人，林口長庚居全台之冠，剖腹產數1885人，剖腹產率為38%。林口長庚醫院產房主任詹耀龍指出，林口長庚有全台最多的產科醫師，接生人數也最多，因此接受剖腹產的產婦也多，但主動要求且沒有剖腹產適應症者，估計僅3%到4%。詹耀龍表示，林口長庚每月接生人數約300到330名，但並非所有來院生產的產婦，都在林口長庚產檢。林口長庚是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當周邊診所遇上高危險懷孕或胎兒異常，多會轉來。他估計，林口長庚每接生一百名新生兒，有33名是高危險狀況，需要進到新生兒加護病房。詹耀龍表示，除了情況特殊的產婦，林口長庚不提倡剖腹產。許多孕婦主動詢問，「可不可以協助剖腹產？」甚至要求擇吉時剖腹，通常會被勸退。主要是剖腹產多了麻醉風險，如腹腔沾黏，可能會有產婦臟器及新生兒受傷風險，若產婦有潛在心臟疾病，麻醉也可能出現意外。詹耀龍表示，院內也避免讓醫師向孕婦倡議剖腹產，剖腹自費約二萬元，直接納入醫院營收，不會進到醫師口袋，也讓醫師較能秉持客觀的立場，協助孕婦分析，哪一種產程較合適。台中茂盛醫院 剖腹產率44%專精不孕症治療 雙胞胎多 剖腹率高在這次健保大數據調查中，茂盛醫院剖腹產率為44%，在地區醫院位居第一。茂盛醫院院長李茂盛表示，該院專精於不孕治療，許多不孕患者接受人工生殖，胚胎順利著床，約一半比率屬於雙胞胎，生產風險較高，為此，許多孕婦選擇剖腹產。不孕症治療權威李茂盛表示，與一、二十年前相較，現在剖腹產率明顯較低，以前自願剖腹產主要原因是希望寶寶「好命」，但最近幾年則是因為孕婦怕痛。李茂盛說，許多孕婦怕痛，有些人是痛了好久生不出來而選擇剖腹產。其實現在無痛分娩技術進步，大幅降低自然產疼痛感，如果只因怕痛，倒可不必多挨一刀，在醫師評估下選擇無痛分娩。另一個讓孕婦選擇剖腹產的原因是高齡懷孕。李茂盛表示，晚婚晚孕已成趨勢，許多孕婦年齡都超過四十歲，身體狀況相對較差，為了安全會選擇剖腹產。茂盛醫院剖腹產率為何偏高？李茂盛解釋，醫院收治眾多不孕症患者，接受人工受孕時，雙胞胎比率高達一半，依現行健保給付條件，適用於剖腹產給付。再者，不孕症患者在接受不孕治療後，後續產檢及生產多在同一家醫療院所，只要收治較多不孕症，剖腹產率也一定跟著提高。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剖腹產率44% 腹膜外剖腹產 需有團隊技術配合健保數據顯示，108年禾馨新生婦幼診所剖腹產以981人次居基層診所第一名，剖腹產率則是44%。禾馨醫療執行長蘇怡寧強調，禾馨診所不是「剖腹產」特色醫院，而是「生產」特色醫院，給予媽媽全人照護。蘇怡寧說，多數產婦以自然產為主，但因生產有風險，剖腹產提供一個「救贖」。他解釋，自然產風險最常見胎位不正，另外還有胎盤位置不對的「前置胎盤」、胎兒相對媽媽骨盆還大的「胎頭骨盆不對稱」，或是媽媽身體狀況不佳。剖腹產的方式，除了需打開腹膜的傳統剖腹產外，現在也有許多媽媽選擇「腹膜外剖腹產」，避開腹膜腔再切開子宮，將胎兒娩出。蘇怡寧表示，腹膜外剖腹產並不是新手術，在過去抗生素不發達時就有，因為不用進到腹腔，較不易引起感染。但因手術方式複雜，且隨著抗生素發展，許多醫師改採傳統剖腹產。但近幾年發現，腹膜外剖腹產仍有其優點，包括減少感染、術後恢復快等，因此又開始興起。不過仍需有團隊和技術的配合，才能應付如此複雜的手術，也非人人適合。蘇怡寧說，禾馨採雙主治醫師開刀，並配合產科麻醉專科醫師，以經驗值和技術來說，面對腹膜外剖腹更有把握。木生婦產科診所 剖腹產率80%剖腹原因多元 院內產婦多高齡根據健保署統計，108年度各層級院所剖腹產人次，基層診所排名中，木生婦產科診所以907人次位居第二，但以剖腹產率80%來看，則為整體最高。木生婦產科診所院長李木生表示，應該沒有80%這麼多，不過來院要求要剖腹產的產婦與過去相比確實大幅增加。產婦要求剖腹產原因大概有幾種，擔心難產最後導致「吃全餐」、擔心胎兒受傷、怕痛、有時辰的迷思、擔心產後陰道鬆弛影響性功能、網路資訊影響產婦決定等。李木生表示，不僅上述原因，曾有對夫妻，因先生準備外派，搶在出國前，太太滿足月的時間剖腹生產，讓先生能看見孩子。近年則因高齡產婦增加，顧慮的原因更多，院內近年協助的產婦約落在35歲，皆具高齡生產風險，臨床已少見20幾歲孕產婦。院內多採腹膜外剖腹，減少感染。當孕婦主動要求剖腹時，一定會給予衛教，由孕婦選擇，日前也有39歲的孕婦選擇自然產。院內的麻醉方式，使用多模式自控式硬脊膜外止痛法，以超前部署的概念進行先前止痛，產婦亦可依自己需求加強給藥。目前可達到術後不痛、可動、宮縮無感的良好狀態，產婦可盡早下床活動、哺餵母乳、加快恢復。※完整專題》健保大數據／自然產或剖腹產 準媽媽準備好了嗎？※剖腹產人次10大醫療院所排行，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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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1 該看哪科.婦產科
近三年剖腹產人數各級醫院多下降 診所大增
台灣進入晚婚晚育、生育率低迷的年代，複雜的社會變遷痕跡、當代產婦的特質，都可以從剖腹產的健保給付數據中看出端倪。自行要求剖腹人數，診所三年內增加近900人次健保署統計，106到108年的剖腹產率從34.1%攀升到35.1%，其中自行要求剖腹產人次從3478人次增至3936人次；自行要求剖腹人數在各級醫院都下降，但在診所，三年內持續增加近900人次。診所剖腹產率也明顯高於各級醫院。綜觀108年全國剖腹產人次最高的40間各級院所，第一名是林口長庚（1885人次），但若將診所前五名的三家禾馨診所加起來，達2531人次，超越林口長庚，恐才是真正的全國之冠。以剖腹產率看，最高前十名依序是木生婦幼（80%）、菡生婦幼（67%）、馨悅婦產科（61%）、王立文婦產科（51%），成大醫院（48%）、禾馨內湖診所及童綜合醫院（47%）、育禾婦幼診所（46%）、禾馨新生及茂盛醫院（44%）。高風險產婦多的醫院，剖腹產率未必較高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馬偕醫院婦產部資深主治醫師黃建霈分析，一般來說，剖腹產常見於高危險妊娠及生產，比較適合在醫院，診所剖腹比率高，可能是診所配合度高，例如可接受「看時」剖腹，也可能是診所人力及各科資源不如醫院，擔心自然產緊急變化處理不來，傾向剖腹避免醫療糾紛。另外，少子化也改變產婦想法，捨得花錢購買優質服務，許多診所看準需求，行銷一條龍服務，例如附設月子中心，這些是一般醫院較不會提供的配套。母胎醫學會創會理事長、長庚醫院婦產部教授主治醫師鄭博仁表示，通常高風險產婦都會轉診到大醫院，診所以低風險產婦為主，剖腹產率還這麼高，確實有待管理。其實高風險產婦多的醫院，剖腹產率不一定較高，例如接生量大的台北馬偕，一年剖腹產上千人次，剖腹產率僅28%；也有接生多但剖腹產執行很節制的診所，例如安安婦幼診所，剖腹產率也僅25%。近三年具適應症剖腹產人次變動不大，常見適應症依序是前胎剖腹、胎位不正、產程過長、胎兒窘迫。去年非自行要求的剖腹產中，有1萬8093人因前胎剖腹而再次剖腹；1萬1341人胎位不正；產程遲滯或胎心音窘迫加總1萬2806人。「新式產程」不過度干預產程進行，減少剖腹機率產房有所謂「吃全餐」，即產婦本來要自然產，等待子宮頸開，也持續內診，可以忍痛或已接受無痛分娩，但最後還是剖腹。鄭博仁指出，因產程遲滯或胎心音窘迫而剖腹的產婦，很可能就是「吃全餐」，但產程遲滯和胎心音窘迫的判定，與醫師專業和人格特質有關。如果了解「新式產程」進行判斷、膽大心細分辨胎心音是窘迫或生理性減速，知道如何處理生理性減速，又能營造良性溝通而不過度防衛的醫病關係，剖腹產的機會便降低很多。鄭博仁指出，1950年代建立的舊式產程，子宮頸口開到四公分就算進入活躍期，2014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與母胎醫學會共同發表新式產程，六公分才算活躍期。子宮頸口開至幾公分處於活躍期，非常重要，根據新式產程，就知道子宮頸口從四公分到五公分可能超過六小時，五公分到六公分可能超過三小時，低於這速度才算產程延長，醫師因此比較不會過度干預產程，按照舊式，產婦容易被判定為產程過長，建議剖腹，黃建霈表示，臨床上，「吃全餐」機率不高，大概不超過5%，有些是生到一半，小孩忽然心跳不好又缺氧，別無選擇、只能開刀。過去年代，生產造成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一，現已降到萬分之一，因為醫療進步，減少了99%的可能傷亡，所以非自然也不一定不好。黃建霈認為，民眾不需太執著自己的產程過長，醫師會給予專業判斷與建議，若想嘗試自然產，在沒有危險前提下，醫師會全力協助。台灣剖腹產率無明顯惡化，但仍有進步空間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剖腹產率大約在10%到15%之間，但很多國家的數據都高於此數。鄭博仁表示，長期來看，台灣剖腹產率沒有明顯惡化，在亞洲，比韓國好，但比日本差，還有進步空間。根據各國經驗，重點在減少「吃全餐」的比率、提高剖腹產後自然產比率，從這兩個方向著手並妥善管理，剖腹產率就會下降。※完整專題》健保大數據／自然產或剖腹產 準媽媽準備好了嗎？※剖腹產人次10大醫療院所排行，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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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1 該看哪科.婦產科
為什麼政府要鼓勵自然產？健保給付與剖腹產相同
迎接新生的喜悅之際，準媽媽也要面臨生產的忐忑。自然產或剖腹產？哪一個對產婦有利？只有醫病良好的溝通，才能做出最好的選擇。本期「聰明就醫╳健保大數據」從全國孕婦生產數據統計，探討近年的生產趨勢，提供即將迎接新生兒的家庭參考。經過數個月的孕育，小寶寶終於來到母親懷抱，這動人的一刻，是許多醫師不畏辛勞投入產科的原動力，身為移植外科專科醫師的健保署署長李伯璋也曾經親身體驗。李伯璋在實習醫師受訓時期，前幾個月在八堵礦工醫院實習，當時也接生了好幾次，自然產、剖腹產都有。當時帶他學習的婦產科醫師還曾經力勸他留下來擔任婦產科住院醫師，只是李伯璋當時已屬意走外科。現代人生育少、更看重生產品質、捨得花錢。「婦產科和移植外科有個相似之處，是願意把兩個生命都交在醫師的手中。」李伯璋說，這樣的醫病關係特別的緊密，個案都期望看到醫師的行醫態度是慎重、負責的。生孩子這件事，對於整個家族來說都是很大的生命轉變，加上現代人越生越少，對於生產經驗的要求提高，通常也會更加捨得花錢。李伯璋分析，為了滿足產家的期待和需求，現在有很多診所從產檢、生產到坐月子，都設計了一條龍的服務，也有高規格的設備、親切的服務、專長的技術，會到這些診所生產的人，大多數經濟能力也比較好。李伯璋也聽說自己的朋友抱孫子，從生產到坐月子的花費都不便宜，但是大家都捨得花。自然產優於剖腹產，醫病溝通更顯重要。李伯璋表示，理想上，自然產是比剖腹產更好，但現實上卻看到剖腹產還是會以一定比率發生。理論和現實的落差，可能就是與這些社會經濟因素有關，或許也有受到某些社會風潮的影響，現在的產婦意見比較多，但醫師與產婦之間就和所有醫病關係一樣，也有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所以很難說剖腹產的結果是出於哪一方的主動或意願。為了鼓勵自然產，健保給付上已將自然產的給付調高到與剖腹產相同，為了不鼓勵自行要求剖腹產，非自行要求剖腹產的給付也比自行要求的高。非自行要求剖腹產給付三萬六千到三萬七千點，自行要求剖腹產僅給付一萬五千多點，其餘的差額，是民眾要根據各縣市衛生局核定的收費標準去自行負擔，以兼顧健保負擔公平和使用者付費的精神。生產的健保給付雖是包裹式給付，以避免做越多給付越多的現象，但如果是多胞胎，或產婦有其他健康照顧需要，也可以另外向健保署申請給付。生產安全性提升，多元產科專業人員投入。李伯璋表示，雖然每個生產過程都有很多風險和不確定性，不過在現代醫學的進步之下，無論是自然產或剖腹產，相關風險都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可控，產前檢查也能越來越準確地了解胎兒狀況，生產的安全性一直在提升。生產的人力也從過去年代有助產士接生，到後來助產士漸漸失去傳承，轉變為由醫師接生。但最近也開始有一些年輕助產士投入接生，未來不論是在都會或偏鄉，對民眾的生產服務上，都期待有更多元的產科專業人員投入。產婦的產檢是由國健署支應，生產則是由健保署給付，醫界常提到給付不合理，但產婦也搞不清楚哪一塊是誰給付。對此，李伯璋表示，以人為中心的整合服務、給予專業人員合理的給付，一直是他在健保署努力推動的方向，比較好的技術和藥物，例如更安全的安胎藥或催生藥，健保署都抱持很願意評估和討論的態度；給需要的人最好的治療，也是健保署一貫的目標。年輕世代多能接受「使用者付費」和「負擔公平」李伯璋表示，現在年輕世代是主要承擔健保財務的族群，對於「使用者付費」和「負擔公平」都很能接受。年輕世代資訊使用能力較高，透過廣泛使用健康存摺，對於自己所使用的醫療服務也越來越具有成本意識。加上年輕人自主意識更強，有更高的意願參與醫病共享決策的過程，不論是自然產或剖腹產，相信都有助於朝向減少不必要醫療行為、促進合理報償、提升服務品質等好的方向前進。※完整專題》健保大數據／自然產或剖腹產 準媽媽準備好了嗎？※剖腹產人次10大醫療院所排行，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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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的最小與最大
【編者按】繼上星期的主題「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這星期我們邀請了三位較年輕世代的醫師，分享他們對醫學這條路的看法與憧憬。一位中生代的醫學院副教授誠懇地分享自己如何在行醫與研究中，探索出自己得到成就感的一條路；一位醫學院畢業快兩年，目前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師分享自己如何步入習醫之路，並分享他如何找到行醫的「火花」；一位再一年就要畢業的醫學院雙主修博士生，從最小(細胞與分子)到最大(病人與社會)的探索，領悟到「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坦然接受，是對病人負責的最佳表現」。希望這兩星期來自醫界不同世代的分享，可以幫忙社會大眾了解醫師，更拉近醫病之間的距離。經過四年的基礎醫學訓練，及兩年的臨床醫學訓練，再過不久就要成為一位領有執照的正式醫師，緊接著的住院醫師申請，就要決定要走一輩子的專科。在這樣生涯的轉捩中，我時常自問，究竟何謂醫療的本質？我們到底需要具備怎麼樣的視野與能力？在這一輩子的追尋之中，我們要如何做到問心無愧？我不敢說我得到了好的答案，但「看見醫療的最小與最大，和之外」是我暫時的結論。最小，小至細胞與分子。隨著科學的進展，我們已經能從分子的層次去了解一個疾病的生成，也許是一個基因密碼的錯置，也許是蛋白質的錯誤折疊，抑或激素的失衡，一個細小的改變都可能造成嚴重的疾病。現代醫學發展至今已朝向個人化、精準化的方向前進，每個人基因體的不同會影響疾病的表現和對治療的反應，看似雷同的症狀背後的分子機轉可能大相徑庭，這些領域都是過去的醫學無法處理的。作為未來的醫師，我們必須有能力看見疾病分子層次的機轉，看見每個人的差異，並對症下藥。至此，我們的醫療僅止於cure的層次，必須拓展到care和comfort，看見疾病背後的人，看見生理之外的心理與社會層次。在制定治療計畫時，我們不只要考慮生物醫學上的適切，更必須體認病人所處的境遇(context)，試圖了解這個疾病及我們所做的處置，會對這個「人」產生怎麼的影響，他的感受，他與人際往來，他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都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我們治療的效果和病醫關係。醫療的最大，是看見疾病的社會性，與醫療的公共性。疾病的成因絕非僅只於分子的異常，更時常肇因於社會的發展。疾病與社會的互動的是複雜而廣泛的，現在盛行全球的COVID-19疫情，根本地改變了人類的行為，而這樣的驟變又會回頭影響群體健康的樣態。疾病不識國土疆界，不識貧富貴賤，但其表現與反應又會隨著這些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所影響，就像學習症狀的鑑別診斷一樣，我們也需要了解非生物學的因子是如何參與疾病的形成。而正是因為疾病是如此的全面地影響人類，醫療的本質應是公共的，應是面對所有人群的。每個人的健康權理應平等，不應受到社經階級的影響，掌握最多醫療資源的我們，應該要了解Rawls的正義論中所論述的：擁有最多資源者應該去服務最缺乏資源的一群。最後，我們要看到醫療之外，從社會層次了解健康的醫療化(Medicalization)，了解醫師作為「專家」，是如何定義何謂健康的人？何謂生病的人？是如何區分正常與異常？醫療產業是如何獲得甚至壟斷照護生病的人的權力？擁有西方醫學專業的我們要如何面對其他的照護方式？在不斷將自己專業化的同時，我們要時常跳出西方醫療的狹窄框架，從更恢宏的視野去思考醫生和醫療行為是如何被型塑。在讀醫療社會學時令我印象深刻的Mckeown Thesis就說到，十九世紀西方國家人口大幅成長很多人可能會以為是因為現代醫學以及疫苗的進步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真正讓死亡率大幅下降的是國家經濟、衛生、還有文化的發展，如果一個社會能健全的發展，很多醫療問題將不復存在，如果我們只著眼於如何「矯正」或「復原」人類健康的變異，而不去思考甚至嘗試改變那些病變的源頭，我們的辛苦很有可能徒勞。醫療之外，也要看到白袍之下，看到白袍之下的自己。我們是人，我們會感到脆弱，我們會受到人類本能性地認知偏誤影響，我們會對未明的事情感到恐懼，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坦然接受，是對病人負責的最佳表現。現代醫學之父William Osler曾說，醫療是一種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我慢慢能理解這句話，醫學不只是個專業或職業，更是一種生活上非常廣袤的實踐，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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