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9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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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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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7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全身伽馬刀發明人 染新冠肺炎不治
大陸中國工程院院士、「段氏伽馬刀」發明人、現年八十六歲的段正澄,因感染新冠肺炎,前晚在武漢離世。這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因新冠肺炎過世的第四人,學術界損失慘重。華中科技大學日前公布,因當前疫情防控,段正澄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在網上設立紀念堂。人民日報旗下「健康時報」引述華中科技大學相關負責人稱,段正澄一月廿九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本身患有糖尿病等疾病,十五日晚在醫院不治。段正澄在一九九六年,將機械科學與放射治療醫學結合,研發國際首台「全身伽馬刀」,有助伽馬射線焦點對準腫瘤,殺死癌細胞,大大降低對人體造成損害。目前已經在大陸一百多間醫院使用,惠及近一百萬名病人。此外二月八日華中科大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發布訃告稱,教授紅凌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三歲。新京報報導,紅凌教授是因染上新冠肺炎離世,他是在一月廿五日身體不適,但病毒潛伏期為十天左右,到二月四日才發病。紅凌畢業於武漢大學,於一九九四年獲得亞利桑那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之後他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進行博士後研究。一九九九年進入美國加州大學能源系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二○○七年,紅凌回到大陸之後一直在華中科技大學任教,擔任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具有美國籍的紅凌,也是美國第一例新冠肺炎的死亡者。第三名是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林正斌自感染新冠肺炎後情況一直不樂觀,曾進入了加護病房治療,二月十日病逝。林正斌生前曾進行上千起腎臟移植手術。第四名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劉筱嫻,她在二月十三日病逝。劉筱嫻為大陸著名預防醫學教育家、婦幼衛生專業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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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3 新聞.杏林.診間
別在病人身上錯劃一刀 那些大體老師教我們的事
有一天我來到心蓮病房,在大廳看到一群學生坐在地上,李鶴振居士坐在椅子上吊著點滴,他對學生輕聲地說話。我在後面聽,很感人。他說:「你們將來要當醫生,需要上這個課,我把身體交給你們,你們可以在我的身上劃錯幾十刀、幾百刀,但是將來千萬不能在病人身上劃錯一刀。」這就是慈濟模擬醫學中心的大體老師的心願,對於他們,我很安心,就是不捨而已。──釋證嚴大體老師教我們的事每一個參與大體模擬手術的學員,都必須要參與其中一項人文儀式,「家訪」是最重要的一環。家訪,對於大體老師的家屬別具意義,在於讓學員能夠真正的了解到大體老師的生活背景,捐贈遺體的初衷,以及家屬對於大體老師捐贈遺體的支持度。其實,當我們走進每一個大體老師的家庭後,都會發現他們其實都是相當平凡的家庭。有些人生活並不富裕,只是一般市井小民,居住在狹小的房屋裡面,做著勞力工作,甚至三餐只夠溫飽。也有很多大體老師是慈濟會員,從證嚴法師的口中得知,捐贈大體對於醫學教育,乃至於民眾健康的重要意義,也深信只有捐贈大體給慈濟模擬醫學中心,利用身後的無用之軀來達到最大的用途,才是發揮人性最光輝的一面,也因此他們願意在往生後,將遺體捐出來。還記得我在二○一一年那一場大體模擬手術進階課程前夕,我帶著學員到臺中,劉惟行大體老師的家中拜訪。劉老師因罹患胃癌而往生,享年六十二歲。他的身形魁梧,自幼家境富裕,從小到大都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為了子女的教育而全家移民美國洛杉磯。在移民前,惟行師兄還特地去學做燒餅、油條,以便在美國可以做個小生意。在全家移民美國之後,惟行師兄因緣走入慈濟,慈濟人所給予的關懷,讓在異鄉的他找到家的歸屬感。他也經常以自製油條與大家結緣解鄉愁,對慈濟人來說,「油條師兄」是對他最親切的稱呼。同是慈濟委員的妻子慮修師姊談到惟行師兄生前的種種,眼神充滿著欣賞與不捨,言談中數次落下傷心的眼淚,看得出鶼鰈情深。一路上慈濟人的陪伴與關懷,讓惟行師兄充滿快樂與感恩,在最後的人生路,選擇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為醫療教育再盡一分心力。與妻相約來生再續緣,兒女們也將繼續他未完成的慈濟路。經由與這些大體老師家屬的談話,有些參與的醫師原來高傲的態度,逐漸轉為謙卑,因為比起大體老師以及他的家屬,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這一群本來只想利用大體老師的軀體來進行高難度手術技術研習的醫師們,也逐漸了解,比起老師們,自己真的非常渺小。也從這第一個家訪課程開始,參與大體模擬手術的學員們,開始進入一週的奇幻旅程。一週的奇妙旅途,別在病人身上錯劃一刀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早上,大體模擬手術課程的啟用典禮正式開始。七點整,所有參與模擬手術各科的醫師們整齊的站在大捨堂的佛堂裡,魚貫入場的大體老師家屬們,在精舍師父帶領下誦經、祈福儀式過後,走入模擬醫學中心的手術房。手術房乾淨明亮,手術臺、無影燈以及教學設備一應俱全。八個手術臺整齊的坐落在手術房,每一位大體老師身上蓋著往生被。學員與家屬在精舍師父的帶領下,繞場一周之後,走到親人的手術臺周圍。當司儀輕呼:「請掀往生被。」家屬們看著由兩位學員用手慢慢掀開往生被,露出久違大體老師的臉龐。每一個家屬都強忍住淚水,看著他們所摯愛的親人靜靜的躺在手術臺上。大體老師因為急速冷凍以及防腐處理,其實身體已些微變形,有些臉龐略顯浮腫,但是那個熟悉的身影依然如故。學員們圍繞在家屬的旁邊,空氣凝結了幾分鐘,聽到第一位家屬發出啜泣的聲音,其他家屬也難忍內心的激動,有人放聲大哭,眼淚直流;有些家屬跪下請老師原諒他們的不孝,有些家屬則默默禱告,祈求老師在天之靈能夠安詳平安。學員們在旁邊,見到傷痛欲絕的家屬,也僅能用手攙扶身軀,給予肩膀膚慰。目睹家屬們在往生被掀開時,重新見到大體老師面容的場景,學員們也無不動容,甚至流淚,對他們來講,這是何等震撼的情景。當醫師幾十年,雖然對於生老病死早已看淡,但是此時看到大體老師能夠捨身捐贈大體,而家屬們更能忍住喪親之痛,讓自己至親的父母,或是親人躺在手術臺上,接受即將到來四天的切膚之痛。這對於參加模擬手術的醫師學員們來講,應該是他們從成為醫學生開始,所沒有上過的生命課程,因此在隨後的各種大體模擬手術的術式,無不用心學習,因為他們知道,大體老師們就是希望學員們能在老師的身上盡量做、盡量切,把他們的身體全部翻過一遍,切一百刀、一千刀都沒關係,但是希望這些醫師們回到工作崗位之後,不要在病人身上劃下任何錯誤的一刀。任何一個手術可以經由大體老師身上的解剖學習,而讓將來治療我們自己病人的時候,能夠正確的減少併發症發生。相信這些醫師學員,回到工作崗位去面對自己的病人時,會把「寧可在我身上割錯一千刀,但是不要在病人身上劃下任何錯誤的一刀」這句話,深深的放在心裡。面對病人手術時候,也可以增加一分信心,減少併發症的發生,從容的去進行一些難度高的手術。大體老師對於醫界的貢獻,已經不只是對於醫學院醫學生手術技巧訓練的層次,而是提升到對於專科醫師進階手術訓練的更高層次。因為他們的捨身教育,讓這些受過模擬手術訓練的醫師可以提升技術,也會有更多的民眾能因此得到更好的手術結果。我想這是二○○二年時慈濟模擬醫學中心所沒有預料到的美好結果。而這樣的結果,未來也將拓展到全世界,成為世界級醫學會年會時候重要的手術課程。良醫是給無語良師的最好回報有些學員們在講述這一段學習的課程時,嘴唇微微顫抖,甚至連手都有點發抖,因為他們知道,大體老師所做的事情,也許是他們做不到的。但是他們深信,經過這一堂令人難忘的課程,未來自己當上一個外科醫師,必將更加用心,也必將更加小心。他們會將從大體老師身上所學到的各種手術技巧,以及各種身體解剖學位置的辨認,將會使得他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手術效果,避免併發症的發生。而他們所做的這些,也是對大體老師最好的回報。大體模擬手術課程,雖然可以為醫學生、醫師帶來手術等各種技巧的進步,但比起他們從大體老師捐贈大體的捨身教育的來講,實在是差太多了!我在想,其實這也就是證嚴法師會支持大體模擬手術,在慈濟大學裡面成為重要的一堂課的主要原因。證嚴法師不只是想讓這些大體老師教學生什麼樣的手術,或是讓這些學生每個都喜歡當外科醫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讓弟子們做為傳遞人性光輝的一個傳人。「無語良師」的大體捐贈,化無用為大用,而讓這些醫師及將來的醫師從他們身上學到的,不是只有手術技藝的精進,而是對於人性光輝面的認同,還有對於生命意義的深刻體會。大體模擬手術的老師──無語良師,雖然無法言語,但以無用的身軀為醫學生以及外科醫生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無語良師對人類醫療的貢獻,使得許多人的慧命得以延續,樹立了醫學教育愛的人文,他們所做的捐贈,不只是大智慧,也提升了永恆生命的價值。這是我所認為的,慈濟醫學最深刻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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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從SARS到武漢肺炎 那些經歷與警惕
近幾週來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已超過十個國家有病例報告,死亡人數超過百人,引起全球關注與警戒。中國下令封閉湖北省多個城市、美日等國預備包機撤僑,台灣確診案例逐漸增加、民眾開始排隊購買口罩消毒藥水。令人不禁回想起2003年台灣發生SARS疫情時的種種歷程與社會現象。當年11月筆者與同事舉辦了三天的研討會,並於2013年將該研討會論文集結出版,名為「疫病與社會~台灣歷經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總共收錄二十篇論文,作者涵括醫療、公衛、藥學、法律、社會、政治、哲學、歷史等領域的優秀學者,內容涵蓋: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疾病控制與救治之法理研析、國家體系醫療體系與公衛政策、疾病社區與防疫經驗、院內感控與醫院評鑑、後SARS台灣之醫學倫理、疾病與風險社會、疫病歷史回顧與反思等八個章節。當年眾多學者基於社會所歷經慘痛教訓而發之思考與反省,想必或多或少能在今日帶來一些用處,或避免重蹈覆轍,值得回頭檢視一番。而筆者回顧當年主編本書時,彙整重要新聞事件與社會現象所撰寫之編者序言,提出個人、機構、政府三層面之倫理反省,新聞事件今日讀來仍舊怵目驚心,值得警惕。因此以下節錄該文主要段落,期與讀者共同回憶與思考防範提升之道:倫理面向回顧台灣SARS疫情事件以台灣為例,疫情的蔓延涉及醫療制度、公衛體系、國家防疫策略及危機應變、政治管理種種複雜的問題;若從倫理學的角度分析檢討之,已可概分為涉及「個人層次」、「機構層次」與「國家層次」不同層面之個人行為與組織決策之道德問題,充滿醫學倫理及專業倫理的議題值得被探討。茲從此面向,將疫情蔓延時刻所發生之重要事件作一簡要敘述回顧:個人層次、屬於市民醫療行為及醫師專業倫理的問題一罩難求:民眾驚恐搶購口罩、商人趁機囤積口罩、哄抬價格牟取暴利,並傳有民意代表介入大發國難財;造成醫療用N95口罩供應不足,第一線醫護人員必須重複使用之,安全受威脅。隱匿病史:疑似感染民眾就醫時害怕遭到拒絕、刻意隱匿其先前曾經至疫區醫院就醫之病史,造成疫情之擴散、並危害到醫護人員。不遵守居家隔離:某研究員自香港返回台灣,按照規定必須居家隔離十天,但該研究員沒有自我隔離,還到學校教書、隨後並出國。記者醫院臥底:A週刊兩位記者在B醫院封院後,以病患家屬的身分隱藏在院內採訪、攝影達十天之久,甚至還進入急診室,被發現後以「新聞自由」及人民有「知的權利」自辯。市長帶頭阻撓病患轉院:衛生署將B醫院疑似染SARS的三名病患轉送到C醫院,遭D市長、議長、市議員以及該院週遭七個里的里長,率眾以車輛、肉身阻擋在C醫院急診室前的通道上,要求病患原車北返。經內政部長、三黨立委斡旋、衛生署副署長保證疫情不會在D市擴散後,方解除這場抗爭。抗爭拒絕醫療廢棄物:E醫院醫療廢棄物運至F縣E鄉某環保公司焚化爐消息曝光後,鄉民激烈反彈在廠外圍堵抗爭,並在廠房門口達起棚架,揚言進行長期抗爭。在地檢署檢察官坐鎮指揮、優勢警力戒護、環保署長郝龍斌親自壓車下,E醫院醫療廢棄物方順利進入環保公司焚化,期間曾爆發零星警民肢體衝突。太平醫師:部份資深醫師在遠處指揮調度,而經驗不足的年輕住院醫師與護士,卻在防護不足、操作不熟練中承擔風險;一名實習醫生於高雄某醫院實習時感染SARS,兩名年輕住院醫師因染煞病故,許多醫學生家長因此害怕子女受疫情波及,不顧醫院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向教育單位施壓要求將一千三百位實習醫生撤出醫院,甚至直接向監察院檢舉教育部失職。不同醫護專業間之權益、溝通問題在其間浮現。醫護人員歇業辭職:某G縣市署立醫院暫停門診、急診,該縣三分之一的診所紛紛以各種理由自行停業。南部某醫學中心一百二十四名護士因不願照顧SARS病患而選擇辭職,數位醫師提出辭呈。行政院強調政府將優先處理醫療院所工作環境與安全改善等問題,醫護人員若有疑慮應循正常管道申訴,不能說辭就辭、臨陣脫逃,影響醫護人員整體士氣與聲譽;若溝通無效,政府不排除依法徵調醫護人員與徵用醫院,以公權力直接介入。染煞不知出國旅遊:H醫院急診部I醫師旅遊日本出現發燒症狀,以為自己只是感冒風寒水土不服、自行服用退燒藥,返台後診斷出感染SARS,引起日本社會的恐慌與不滿。落跑醫師:J醫院K醫師於該院封院期間逾期未返院隔離、自行居家隔離,被指責為不盡責的落跑醫師,事後並遭L市醫師懲戒會停業三個月處分。K醫師辯解認為醫院封院擠滿近千名員工和兩百多名住院病患,但院內只有四百多病床,根本無法達到隔離需求,只會造成更多交叉感染和傷亡,同時醫護人員自己應是被隔離者,更不應在設備不足下照顧病人,因此拒絕返院,絕非不盡責之落跑醫師。機構層次、屬於醫院的行政與組織倫理問題L醫院孤軍奮戰:M醫院爆發嚴重的醫護人員集體感染後,L醫院急診處湧進一天一百多位疑似SARS患者,然而N95口罩、隔離衣、負壓病房等防護設備嚴重不足,L醫院不斷地向衛生署發出求救信號、要求分散病患到其他醫學中心,衛生署說沒有法源依據,其他私人醫院則基於營運考量不願收治。L醫院孤軍奮戰兩周,終於爆發院內群聚感染,為避免疫情擴大,只好暫時停止急診,隔離兩百五十位醫護人員,並採取幾近半封院的做法、新大樓「只出不進」。此一情形暴露國家對醫療資源之緊急指揮與調度不力,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對醫療機構之專業自主的管理問題。只出不進枉顧病患社會安危:N醫院在發生院內感染後,採取「圍堵隔離、逐步封樓、只出不進」的策略,哪裡有SARS就封哪裡,翌日消息傳出後住院病患開始自動辦理出院,紛紛逃離醫院,院內病患從兩千五百餘人驟降到六百餘人。行政院防疫委員會顧問O擔心這些病患可能會流向P市的Q、R等醫院,使南部進入社區群聚感染…。他表示,盡早找到病人早點治療有助降低死亡率,因此找到N醫院出院病例已是迫在眉睫。N醫院決策委員會指出醫院沒有公權力限制病患出院,可提供名單供衛生局追蹤掌握。報導指出「疫情失控不但見證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於這個龐大的醫療體系指揮失靈,也曝露出一個完全以營利績效為導向的教學醫院,在面對SARS疫情之處理竟然顢頇萬分。」醫院怕影響營運隱匿病情不報:行政院接獲北中南各大醫學中心醫師檢舉,醫院院長、感染管控主管為了醫院的面子、業績、怕被封院,在院內出現SARS疫情後多隱匿不報,情形嚴重成為疫情擴大主因。行政院所獲資訊顯示部分醫院在院內出現疫情時,初期都認為自己可以處理,等處理不了、壓不下來時才往上報,但此時往往已一發不可收拾。S、T、U醫院皆如此。檢舉醫師認為醫院若誠實通報,可讓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外界的協助進來,醫護人員在良好保護下工作,減少被感染危險。看護工「趴趴走」形成防疫漏洞:R醫院爆發院內群聚感染,兩名看護工和一名慢性病患的PCR檢驗呈陽性反應,由於看護工在醫院內、甚至於不同醫院之間「趴趴走」,造成防疫漏洞,挑戰院內感染管控,也暴露醫療看護工於醫療照護體系中的角色與安全問題。院內感控與醫院評鑑:院內感染是此次SARS流行主要型態,院內感控平時在醫療商業化的趨勢下受到輕忽,長期缺乏投注資源、人力、品管,終於在高傳染力的SARS病毒挑戰下爆發嚴重疫情;而醫院評鑑制度本身及醫院應付醫院評鑑的措施亦存在許多問題須檢討。醫療商業化與醫療品質:財團投入醫院經營、將醫療事業商業化、企業化、營利績效導向的做法,大大扭曲醫療專業本質與倫理、改變醫病互動;為了怕影響營運而隱匿疫情、延遲通報或拒收病患,其背後的經營哲學之倫理問題,是院內感染、疫情擴大最主要原因。國家層次、政府防疫政策與衛生決策的問題離島地區醫療資源與支援不足:離島地區V、W、X相繼皆有SARS疫情,均有疑似SARS病患要轉送到台灣,卻遭到航空公司拒絕、海鷗直昇機呼叫不到的情形,造成這些地區的恐慌,政府也因未能保障當地人民的醫療權而受到指責。離島地區並一度發生口罩、耳溫槍缺乏、病患無法送往本島就醫,充分反映對離島及偏遠地區的醫療資源分配嚴重失衡。轉診機制:SARS疫情從醫院擴散到醫院,從台北到高雄,主要感染源來自病患在醫院間遊走,顯示醫療體系中醫療機構之分級及分工模糊、無法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醫師與醫院執行醫業的模式與民眾的自由市場式、消費行為化的求醫行為,交互強化了這種醫療分工混亂的問題,影響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率與醫療品質,也成為疫病迅速散佈的原因之一。衛生署因而擬定三級轉診制度,勸告百姓有發燒或咳嗽請先從基層醫師看起,依照病例的可能性往上分級轉診。Y醫院封院事件:Y醫院因爆發群聚感染,行政院與Z市政府共同宣布Y醫院暫時關閉、全面管制,院內兩百四十位病患集中治療,九百三十位員工(含志工)全部召回集中隔離,否則記過嚴辦。市府不惜祭出重罰、甚至啟動內政部失蹤人口協尋機制,務必將所有員工找回集中隔離。另外,九百三十位員工的家屬將居家隔離,而過去兩週內曾到Y醫院就醫、住院的病患及進出人員,也將全部追蹤管制,必要時不排除召回集中隔離。數名醫護人員因不滿裝備不良、未受良好防護訓練、未獲得充分資訊,對隔離措施表達嚴重抗議,大喊「我們在等死」、「政府罔顧人權」,數名護士一度衝出封鎖線,與警方發生推擠,揚言員工將跳樓,以喚起衛生單位改善目前混亂的隔離情形。針對此情形,市長Z說防疫視同作戰,這種行為有如敵前抗命,將依法強制處分。此措施為了集體安全而限制個人自由,甚至危及個人安全,涉及了重要的「個人行動、居住、遷徙等基本人權」與「社會安全、政府決策及公權力行使之正當性」的問題。國家醫療體系與公共衛生政策:長久以來公共衛生體系之建立在全民健保開辦之衝擊下,有醫療化之傾向;國家整體健康照護體系之發展是否重醫療而輕衛生保健、資源之分配是否有兼顧醫療體系與公共衛生系統之均衡發展,值得好好檢討。(以上引述自: 蔡甫昌、江宜樺(編)(2013)。疫病與社會―台灣歷經SARS的醫學及人文反省。臺北市:臺大醫學院。編者序。)SARS之後,醫界推動了不少教育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一、衛生署及醫策會推動全國性「住院醫師一般醫學訓練」,除了強化醫學系畢業生一般醫學之照護能力,也將「醫學倫理、法律、品質」列為住院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的必備課程。為了此教育計畫之推展,相關課程之種子教師研習營會也隨之發展,提供相當容量的種子教師培訓。二、2003年修訂「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將「醫學倫理、醫療相關法律、醫療品質課程、感染控制、性別議題」列為醫師繼續教育必修課程,並佔總積分數的十分之一;各醫學會、公會、醫學中心為服務會員及醫師同仁,辦理許多倫理法律繼續教育課程。三、「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所掌理的我國醫療院所評鑑,開始強調「醫學倫理與病患權利」、「病患安全及醫療品質」甚至「醫療組織倫理」,藉具體評鑑標準的建立,來帶動各級醫療院在運作上必須有所革新措施。繼SARS經驗的巨大衝擊,2005年H5N1突變型流行性感冒(禽流感)、2009年H1N1新型流感(豬流感)、2010年超級細菌等一波波新興傳染疾病前仆後繼,依舊考驗著國家治理與國際社會的防疫作為。當前的武漢肺炎,其實正是檢驗醫界十幾年來醫學教育革新成效的時刻:是否所有醫療人員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挑戰時,其一般醫學照護能力是否充分?對於照顧病人過程其感染控制與自我保護能力是否足夠?在面臨病人最佳利益與自身風險產生張力與衝突時其醫學倫理法律思維與權利義務權衡是否適當?這些都將面臨檢驗。就社會整體而言,年輕一輩可能缺乏對於當年SARS疫情之經驗與記憶,約二十五歲以上有過體驗者,在面對當前疫情時可能內心焦慮程度較低。然而當社會大眾面臨疫病對於個人之生命、健康、財產帶來威脅時,人性之弱點仍然可能再度帶來人心恐慌與社會動盪;在缺乏心理準備與充足資訊輔導下,上述當年之案例與事件仍可能再度發生;但是若能透過歷史回顧與案例思考,並獲得正確的防疫資訊與社會支持,將有助於國人能及早在心理上有所預備而能從容應對,本文期許或者能透過歷史教訓與倫理面向之思考,來裝備人心以加強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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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1 新聞.杏林.診間
熱血醫師陳維熊深耕偏鄉 助貧童翻轉人生
行醫長達35年的北榮醫師陳維熊,一次因緣際會下開啟他服務各國偏鄉的旅程,15年來足跡遍及印度、尼泊爾、非洲等國,近年他回頭深耕台灣,盼助更多孩童翻轉人生,獲北榮表揚。台北榮民總醫院今天舉辦醫師節慶祝大會,頒發多項醫師獎項,前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現任北榮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陳維熊獲頒「醫教奉獻獎」。行醫長達35年的陳維熊,不僅熱衷行醫、醫學教育及研究,更從2004年至今每年帶領學生到印度、尼泊爾、非洲馬拉威以及台灣多個偏鄉從事醫療與衛教服務,並規劃長期性社區服務與環境營造計畫,培育出連加恩等多名優秀醫師。陳維熊今天接受記者聯訪時聊起行醫初衷,原來他的父親是台大公衛學院教授,他從小看著公衛之父陳拱北帶著學生深入偏鄉調查烏腳病,在他心中埋下服務偏鄉的火苗,後來順利進入醫學院,走上行醫道路。「你永遠不知道未來的機緣是什麼。」陳維熊說,成為醫生以後,他從未想過外科醫師在醫學研究、臨床工作以外,還有無限可能,2004、2005年在一次機緣下,他帶領一群學生前往印度一處偏鄉擔任國際志工。他回憶,那裡滿是泥濘不堪的爛泥巴地,他以為醫學生們會因此感到辛苦,沒想到學生不僅不以為苦,更每天清晨5時就起床準備替偏鄉孩子上課的教材,和平時連早上8時都很難準時上課的學生們判若兩人,沒有網路的世界也讓學生更有時間好好思考從醫初衷,每一次服務都令他相當感動,也成為他持續服務偏鄉孩子的動力。陳維熊表示,現在他除了國外的弱勢孩子,也和善心團體一同深耕台東、屏東等偏鄉,希望透過教育讓弱勢孩子有翻轉人生的機會,未來也計畫將觸角伸向偏鄉國中生,鼓勵年輕學子考取護校並提供經濟扶助,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專心唸書,改變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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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4 新聞.杏林.診間
余幸司科技防治登革熱 獲醫奉特殊貢獻獎
第29屆醫療奉獻獎得主揭曉,個人醫療奉獻獎得主8位,均是醫師,分別為連文彬、陳宏基、杜元坤、郭成興、陳持平、尹莘玲、林炫沛、簡志成;特殊醫療貢獻獎得主為高醫大教授余幸司;團體醫療奉獻獎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原鄉工作團隊。本屆醫奉獎報名,共收件個人醫療奉獻獎33件、特殊醫療貢獻獎3件及團體醫療奉獻獎18件,獲獎三類獎項分別為,個人醫療奉獻獎8名、特殊醫療貢獻獎1名、團體醫療奉獻獎1名,連文彬於台大醫院內科服務,87年退休後仍持續服務,迄今65年,曾外派薩爾瓦多協助發展心臟病的診療,並赴沙烏地阿拉伯協助規畫吉達醫院心導管檢查室。陳宏基研究多重畸形的重建手術,率領團隊至印度進行國際人道救援,並培訓國外醫師。杜元坤投入骨科顯微重建手術,到先進國家示範;也到落後國家治療當地人,義診足跡遍及五大洲27個國家。郭成興長年在缺乏婦產科醫師的台東縣,接生超過30%嬰兒,最高紀錄單月接生78人。陳持平長期獻身於醫學遺傳檢驗及遺傳諮詢特殊醫療領域,救回已被判定異常需引產之胎兒逾千餘小生命。尹莘玲投入兒少保護,輔導全國各級醫院建構兒少保護醫療服務模式。林炫沛共同創立罕見疾病基金會,推動罕病防治及藥物法,與國內外罕病特殊治療研發和臨床試驗團隊接軌,建構國內罕病治療模式。簡志成自大學時期即投入學校口腔衛生推廣服務隊,在南投信義鄉山區推廣口腔衛生教育。獲頒特殊貢獻獎的余幸司,運用防疫新科技成功防治登革熱,於國衛院內成立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開發病媒蚊監測技術及防疫平台、防治規畫等,以東南亞蚊媒傳染病防疫網絡,開啟國際交流合作平台,奉獻一生深耕醫學教育。屏東基督教醫院原鄉工作團隊榮獲團體獎,自46年屏基成立山地醫療服務隊至山區部落義診,67年起成立公共衛生室,定期前往山區及偏遠地區實施醫療保健措施,87年成立原住民長期照顧研究室,隨後開闢原住民特別門診,近年也投入原鄉失智篩檢、失智友善社區營造、高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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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四成頭部CT恐白做嗎?健保署發展智慧審查工具之研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三篇文章是探討人工智慧與醫療的問題。非常高興我們醫病平台發起人之一的劉玠暘醫師在畢業後赴美專攻公共衛生,與其弟劉玠晏醫師共同寫出這篇有關健保署發展智慧審查工具之看法,並指出媒體的聳動標題可能引起社會大眾的誤會。一位醫學院教授溫陵也應邀以「臨床流行病學」、「病人照顧」、「衛生政策」三個不同層次幫忙一般讀者解讀數據對醫學與政策的影響。而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林綠紅理事長也適時地提出她對人工智慧、大數據可能影響病人隱私權的隱憂。報載「健保署運用AI科技,發展智慧審查工具」,並優先運用於分析頭部電腦斷層(CT)之檢查報告。健保署採用資訊科技輔助甚或取代繁瑣冗長的人工作業,應為各界所樂見。對我們這一輩學習資料科學與公共衛生的年輕醫師、研究者而言,更是令人欣喜的進展。然而從健保署所發佈之訊息,以及相關媒體報導,我們認為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健保署目前僅達初步分析成果查健保署新聞稿,此處所謂之自然語言處理(NLP)與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其實就是訓練電腦判讀檢查結果(意即從「人讀報告」變成「電腦讀報告」);而其實「影像醫學報告」這種具一定結構的文本,要讓電腦讀懂病灶在哪裡、是什麼,坦白而言並不十分困難,但能夠達致99%正確率,仍為可喜。至於健保署文稿中唯一提到的由此技術計算出的數據,「四成左右的檢查結果是與疾病無直接相關」,只是基本的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無法據此作出深入的推論(inference),這點需要先行釐清。「四成檢查結果與疾病無直接相關」不見得是個問題同樣是頭部CT,當檢查的目標不同(疾病不同)時,其「陰性/陽性率」會有很大差異,因此單單一個「四成」的意義其實難以解讀。然若暫且忽略掉此異質性(heterogeneity),當作是檢查同一種疾病,根據統計學上的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一項檢測工具能發揮最大效果的情形,一般而言是在「檢測前機率」接近0.5的時候,即「是否有這個疾病」之機會相當的時候,所以「四成」的「陰性率」就專業人士而言,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當然,CT對於許多疾病之檢測具有高敏感度(sensitivity)與特異度(specificity),且並不僅有「陰性/陽性」之二元(binary)結果,尤其當有所發現(finding)的時候往往可以提供相當豐富的資訊,協助臨床照護者之判斷與處置(如:手術所需之精準病灶定位),故而適用性會更廣。而許多報告結果,雖然乍看之下「與疾病無直接相關」,但卻是有助於診斷治療的進行的,所以顯然不會是「白做」。誠如署長所言,最常見的情況大概有兩種:一是其檢查目的本就是要「排除(rule-out)」某種問題時,例如急性中風需排除顱內出血時,失智症需排除水腦症、硬膜下血腫或腦瘤等時;二是疾病治療後的「追蹤(follow-up)」,例如手術移除腦瘤後要確認腦部狀況。此外在實務上,影像的文字報告其實未必包含了該影像的所有資訊與意義:主要照護的臨床團隊(primary team)常常需要自行判讀「影像」本身,並綜合病人的病史、臨床表徵(clinical presentation)、實驗室檢驗、其他檢查等資訊,才能解讀該影像檢查的意義,而這些就不一定會出現在影像科醫師繕打出來的報告中了(各醫院、各醫師的作業習慣與溝通默契有很大的風格差異,在此不予贅述)。健保署負有民眾教育宣導之責任筆者詳閱健保署的新聞稿與署長接受媒體採訪時之發言,確實對成果之解釋有所保留,並未對這「四成」輕下論斷。然而經過媒體渲染,遂變成「健保利用AI揪異常頭部電腦斷層,竟四成與疾病無關」、「健保AI審查揪浪費,十四萬筆頭部CT竟有四成恐白做」、「健保運用AI輔助分析四成CT頭部檢查恐浪費」之類的聳動標題,嚴重誤導大眾認知,也使得眾多醫療人員擔心招致病人與家屬的誤會。健保署作為重要的醫療行政機關,理應借助其媒體公關經驗,判斷可能的新聞效應。對於此類初步的研究成果,在發表時還是應該更為精確與審慎,主動澄清避免誤會。本文也期待在此有所助益。健保審查的重點在於「適應症」而非檢查結果回歸「健保審查」目的,若要探討一項檢查是否必要,應該分析其是否有合理的原因,這在醫學上稱之為適應症(indication),而實務上醫師所採用之適應症的準則(criteria)通常是出自專科學會的臨床指引與建議(clinical guidelines and recommendations),或者是保險之給付規定。而這些規則的制訂,都是立基於流行病學、臨床研究與專家共識,並考量醫療實務上之花費與可行性。從臨床流行病學的角度觀之,當醫師參考這些規則開立檢查,背後的意義就是在考量潛在病況的嚴重性與檢測前機率(pretest probability)下,判斷其風險已經高到一定程度,認為此時進行檢查,在醫療專業(健康風險、人道關懷)或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考量上是合理的。況且,一般而言在醫師開立CT等較重大的檢查時,除非是緊急情況,都已經與病人或家屬討論做檢查的原因、替代方案、以及相應的風險,並達成共識,即醫學倫理上強調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因此,健保署既已引入先進的資料分析技術(即上述NLP、機器學習等),理應結合CT報告以外的資訊(包括病史、神經學檢查、其他檢驗檢查等),訓練電腦去判斷在醫師開立CT檢查當下,病人病情是否符合健保規範之適應症。智慧醫療的想望由以上可知,臨床醫師開立檢查,其實有一定方法與規則可循,而這些是基於過往累積的研究與經驗。因此,以我國全民健保所擁有的豐富數據,大可利用此技術做進一步之分析,研究在何種情況下,檢查結果幾乎是篤定的,且該檢查不會影響後續臨床處置,故可以不用開立;並進而根據此研究成果,設計實務上可行的新臨床指引與建議。同時,也可以研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醫師容易開立不必要的檢查,回饋予醫療機構,避免踩入誤區、浪費醫療資源。健保署目前之初步成果,在於訓練電腦判讀檢查結果,並將其中之病灶種類與位置,轉化為結構性的資訊。我們的拙見是,未來如果能搭配目前已臻完善之3D影像重組(reconstruction)技術加以標定,能方便醫師的臨床作業,並輔助醫學生學習如何判讀影像及文字報告。此種結構性的資訊,亦能標準化地自動生成中文翻譯,對醫療工作中護理師等各職類間,以及醫師與病人家屬的溝通理解都會有所幫助。文中所舉的各項技術皆已發展成熟,只要政府能善用此資料庫,並與醫療、公衛、資訊界跨領域合作,不僅能推動臨床研究、改善醫療作業,更將有助於醫學教育、臨床分工合作、與醫病互動。不難想像,很快的未來,醫師能夠指著一個3D圖像,向病人及家屬說明大腦的這個位置有這樣的病灶,圖像旁還標註有中文翻譯,一目瞭然;增進醫病關係與互信。這就是資訊化時代所帶來的智慧醫療的醫院情景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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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1 名人.醫病平台
四成頭部CT恐白做嗎?健保署發展智慧審查工具之研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三篇文章是探討人工智慧與醫療的問題。非常高興我們醫病平台發起人之一的劉玠暘醫師在畢業後赴美專攻公共衛生,與其弟劉玠晏醫師共同寫出這篇有關健保署發展智慧審查工具之看法,並指出媒體的聳動標題可能引起社會大眾的誤會。一位醫學院教授溫陵也應邀以「臨床流行病學」、「病人照顧」、「衛生政策」三個不同層次幫忙一般讀者解讀數據對醫學與政策的影響。而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林綠紅理事長也適時地提出她對人工智慧、大數據可能影響病人隱私權的隱憂。報載「健保署運用AI科技,發展智慧審查工具」,並優先運用於分析頭部電腦斷層(CT)之檢查報告。健保署採用資訊科技輔助甚或取代繁瑣冗長的人工作業,應為各界所樂見。對我們這一輩學習資料科學與公共衛生的年輕醫師、研究者而言,更是令人欣喜的進展。然而從健保署所發佈之訊息,以及相關媒體報導,我們認為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健保署目前僅達初步分析成果查健保署新聞稿,此處所謂之自然語言處理(NLP)與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其實就是訓練電腦判讀檢查結果(意即從「人讀報告」變成「電腦讀報告」);而其實「影像醫學報告」這種具一定結構的文本,要讓電腦讀懂病灶在哪裡、是什麼,坦白而言並不十分困難,但能夠達致99%正確率,仍為可喜。至於健保署文稿中唯一提到的由此技術計算出的數據,「四成左右的檢查結果是與疾病無直接相關」,只是基本的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無法據此作出深入的推論(inference),這點需要先行釐清。「四成檢查結果與疾病無直接相關」不見得是個問題同樣是頭部CT,當檢查的目標不同(疾病不同)時,其「陰性/陽性率」會有很大差異,因此單單一個「四成」的意義其實難以解讀。然若暫且忽略掉此異質性(heterogeneity),當作是檢查同一種疾病,根據統計學上的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一項檢測工具能發揮最大效果的情形,一般而言是在「檢測前機率」接近0.5的時候,即「是否有這個疾病」之機會相當的時候,所以「四成」的「陰性率」就專業人士而言,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當然,CT對於許多疾病之檢測具有高敏感度(sensitivity)與特異度(specificity),且並不僅有「陰性/陽性」之二元(binary)結果,尤其當有所發現(finding)的時候往往可以提供相當豐富的資訊,協助臨床照護者之判斷與處置(如:手術所需之精準病灶定位),故而適用性會更廣。而許多報告結果,雖然乍看之下「與疾病無直接相關」,但卻是有助於診斷治療的進行的,所以顯然不會是「白做」。誠如署長所言,最常見的情況大概有兩種:一是其檢查目的本就是要「排除(rule-out)」某種問題時,例如急性中風需排除顱內出血時,失智症需排除水腦症、硬膜下血腫或腦瘤等時;二是疾病治療後的「追蹤(follow-up)」,例如手術移除腦瘤後要確認腦部狀況。此外在實務上,影像的文字報告其實未必包含了該影像的所有資訊與意義:主要照護的臨床團隊(primary team)常常需要自行判讀「影像」本身,並綜合病人的病史、臨床表徵(clinical presentation)、實驗室檢驗、其他檢查等資訊,才能解讀該影像檢查的意義,而這些就不一定會出現在影像科醫師繕打出來的報告中了(各醫院、各醫師的作業習慣與溝通默契有很大的風格差異,在此不予贅述)。健保署負有民眾教育宣導之責任筆者詳閱健保署的新聞稿與署長接受媒體採訪時之發言,確實對成果之解釋有所保留,並未對這「四成」輕下論斷。然而經過媒體渲染,遂變成「健保利用AI揪異常頭部電腦斷層,竟四成與疾病無關」、「健保AI審查揪浪費,十四萬筆頭部CT竟有四成恐白做」、「健保運用AI輔助分析四成CT頭部檢查恐浪費」之類的聳動標題,嚴重誤導大眾認知,也使得眾多醫療人員擔心招致病人與家屬的誤會。健保署作為重要的醫療行政機關,理應借助其媒體公關經驗,判斷可能的新聞效應。對於此類初步的研究成果,在發表時還是應該更為精確與審慎,主動澄清避免誤會。本文也期待在此有所助益。健保審查的重點在於「適應症」而非檢查結果回歸「健保審查」目的,若要探討一項檢查是否必要,應該分析其是否有合理的原因,這在醫學上稱之為適應症(indication),而實務上醫師所採用之適應症的準則(criteria)通常是出自專科學會的臨床指引與建議(clinical guidelines and recommendations),或者是保險之給付規定。而這些規則的制訂,都是立基於流行病學、臨床研究與專家共識,並考量醫療實務上之花費與可行性。從臨床流行病學的角度觀之,當醫師參考這些規則開立檢查,背後的意義就是在考量潛在病況的嚴重性與檢測前機率(pretest probability)下,判斷其風險已經高到一定程度,認為此時進行檢查,在醫療專業(健康風險、人道關懷)或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考量上是合理的。況且,一般而言在醫師開立CT等較重大的檢查時,除非是緊急情況,都已經與病人或家屬討論做檢查的原因、替代方案、以及相應的風險,並達成共識,即醫學倫理上強調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因此,健保署既已引入先進的資料分析技術(即上述NLP、機器學習等),理應結合CT報告以外的資訊(包括病史、神經學檢查、其他檢驗檢查等),訓練電腦去判斷在醫師開立CT檢查當下,病人病情是否符合健保規範之適應症。智慧醫療的想望由以上可知,臨床醫師開立檢查,其實有一定方法與規則可循,而這些是基於過往累積的研究與經驗。因此,以我國全民健保所擁有的豐富數據,大可利用此技術做進一步之分析,研究在何種情況下,檢查結果幾乎是篤定的,且該檢查不會影響後續臨床處置,故可以不用開立;並進而根據此研究成果,設計實務上可行的新臨床指引與建議。同時,也可以研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醫師容易開立不必要的檢查,回饋予醫療機構,避免踩入誤區、浪費醫療資源。健保署目前之初步成果,在於訓練電腦判讀檢查結果,並將其中之病灶種類與位置,轉化為結構性的資訊。我們的拙見是,未來如果能搭配目前已臻完善之3D影像重組(reconstruction)技術加以標定,能方便醫師的臨床作業,並輔助醫學生學習如何判讀影像及文字報告。此種結構性的資訊,亦能標準化地自動生成中文翻譯,對醫療工作中護理師等各職類間,以及醫師與病人家屬的溝通理解都會有所幫助。文中所舉的各項技術皆已發展成熟,只要政府能善用此資料庫,並與醫療、公衛、資訊界跨領域合作,不僅能推動臨床研究、改善醫療作業,更將有助於醫學教育、臨床分工合作、與醫病互動。不難想像,很快的未來,醫師能夠指著一個3D圖像,向病人及家屬說明大腦的這個位置有這樣的病灶,圖像旁還標註有中文翻譯,一目瞭然;增進醫病關係與互信。這就是資訊化時代所帶來的智慧醫療的醫院情景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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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追求快速就是效率的保證嗎?
病房的一角在醫院值班的夜晚,一群用功而留下討論的醫學生吸引了我,他們正圍成一圈看著一張住院病人的胸部X光片,這位病人患有肺部惡性腫瘤第三期,胸部X光片中右下肺野呈現不明原因的發炎現象,這群醫學生正在討論發炎的各種可能原因,包括肺腫瘤浸潤、纖維化、支氣管擴張、肺炎等等,各方經過激烈討論後仍然爭執不下,其中一位醫學生轉而向我求救:「學長,請教一下,裡面那塊區域的發炎究竟是甚麼原因阿 ?」我看了一眼,發現單憑X光片的確難以下診斷,因為病人呼吸太快、加上因為虛弱只能躺在床上照X光導致肺的下半部無法完全擴張而擠在一起,另外,發炎的區域和肺的腫瘤在X光片上的位置重疊而難以區分,且病患因長期吸菸已然造成肺部慢性纖維化,種種因素使得下診斷的難度大幅提高。當下我直接問了那群醫學生:「這位病人有什麼症狀?」其中一位學弟自告奮勇地說:「學長,今天我值班,這位病人住院中第一次發燒,於是值班住院醫師和我立即安排了胸部X光檢查和抽血……」我接著問:「這位病人有其他症狀嗎?」這位學弟搖搖頭說:「沒時間問,而且當時看見一位推著X光機器的放射師剛好照完另外一位病人,所以我就立刻請放射師過來照X光了。」聽完這段回應,我想繼續了解這位病人發燒的情形,這位學弟皺了皺眉頭回答我說:「答案可能就在這張X光片裡,學長,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語畢,對於這群醫學生的盲點我心裡已有了個大概,趁勢提問所有人:「目前所收集的資訊只有發燒,而且發燒的詳細情形也不大清楚,你怎麼知道一定和肺部有關,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問題?」全場一片寧靜……一張X光片台灣的健保奇蹟加上醫療儀器的進步,使得病患在就醫過程中獲得高科技儀器檢查的精密度與速度都較過去大幅提升,於是如胸部X光等初階檢查成為常見的「診斷工具」。文章一開始如同戲劇般的故事,若直接運鏡到病房裡,將發現病患會搖頭,醫師更不滿意,尤其是當值班醫師下診斷的時候,如果沒有後續的醫學訓練,醫師就會跑到病人床側說:「你好,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幫你照X光和抽血,檢查結果是原因不明的發炎,而且可能原因非常多!」這樣的處理往往令病人和家屬更緊張,對於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發燒,在迅速的「檢查」之後,居然原因不明?追求效率真的划算?回到值班那晚,看完病人的基本病例後,我快步走去病床旁,發現病人呼吸稍快,病人女兒焦急的站在病床邊,在我尚未說話前立刻拋出無數個問題:「X光看到什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發燒呢?」我表示需要進一步了解發燒情形,女兒繼續緊張地說道:「醫師,現在很緊急,可以馬上處理,等等再問嗎?」我搖搖頭緩慢地說:「我們已有初步線索,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會徹底改變我們的治療方式,而且抽血結果還沒出來,希望妳給我幾分鐘問診。」於是女兒心不甘情不願地說:「自從父親得肺癌之後就是我一人負責照顧爸爸。在發燒的當天早上,他喝了牛奶之後噁心嘔吐,隨即嗆到而咳嗽不止,咳嗽的痰量比平常更多,而且更黏稠,因為等醫院開藥會等太久,我當下由自己的護理背景做出判斷,就拿著最近吃的止咳藥給爸爸吃,同時找醫療人員做處理。」她繼續難過地說道:「爸爸剛剛發燒時冷到抖個不停,我緊張到喪失判斷力,現在爸爸退燒了,我才稍微冷靜下來。」聽她敘述的同時,我將右手放在病人的右後背,發現可以感受到「音覺震顫」 的現象(vocal fremitus),代表相對應在X光那塊發炎的區域堆積滿了痰,屬於一種理學檢查,當下立刻很有把握地跟病人的女兒說:「依據目前所蒐集的證據,妳爸爸最有可能的診斷是『吸入性肺炎』。」當下她的神情逐漸由焦慮轉成安定,不一會又臉色一變地說:「那既然是吸入性肺炎,又為什麼要『馬上』照X光,而不『馬上』問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呢?」我開心地說:「好問題,妳問了一個藏在我們醫師心裡很久的疑惑!」老掉牙的醫學傳統醫學生常常說,照個胸部電腦斷層就可以解決這種問題!沒錯,電腦斷層可以告訴你這位病人是肺炎,但無法告訴你是「吸入性」肺炎;而且電腦斷層會讓病人暴露更大劑量的輻射量,這個檢查也是幽閉空間恐懼症患者的夢魘。傳統醫學的診斷方式,大都有個公認的診斷模式:先由醫師「詢問病史」、再由蒐集到的病史對病人身體施以「理學檢查」(視診、聽診、扣診、觸診)、接下來根據情況施予「抽血檢驗」、「影像檢查」(例如X光、電腦斷層等)。這個模式在現代醫學生的眼裡,是「老掉牙的醫學傳統」,醫學生最常說的是:「在現代醫療的忙碌程度下,我們無法遵循這種傳統,直接安排影像檢查和抽血最有效率!」沒錯,它似乎節省了醫師和病患等待的時間,使得病患可以立即獲得檢查;然而,在檢查之後呢?如果無法得知答案,可能得安排更多的檢查,接著可能產生更多不確定的答案,於是病人更慌張,只能再去請教其他醫療機構或者得接受「不確定的診斷」,對病人而言,考慮到其他醫院尋求「第二意見」或接受更多的進階檢查所必須多花的時間成本,真的有達到「快速」、「效率」的效果嗎?傳統醫學的診斷順序至今依然存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對病人而言,「病史詢問」和「理學檢查」對病人不會造成傷害;然而「抽血」要挨針、會瘀青、造成後續感染等等;「電腦斷層」和「X光」等影像檢查有輻射劑量累積問題,施打電腦斷層的顯影劑也會增加腎臟負擔和讓病患承受過敏的風險等等。我常常和醫學生說,若只用高科技儀器檢查病人,反而會增加病人的焦慮感、不安全感,而且病人會覺得沒有醫師和他做直接接觸,內心更充滿不確定性,一旦彼此沒有建立信任,後續因心理層面而衍生的症狀也會隨之而來,這同時也大大地提高診斷的複雜度。究竟高科技、高效率的儀器與抽血技術是高效率地解決問題,還是增加診斷的複雜度?花費較多時間的傳統醫學如「病史詢問」、「理學檢查」是否沒有效率且浪費時間?還是減少診斷的不確定性,也同時治療焦慮?倘若合併傳統醫學和現代高科技儀器可以做得更好嗎?找出疾病的原因就像在兇案現場找尋犯人線索,精密儀器檢查就如指紋採集過程,吸入性肺炎就如同要找尋的殺人兇手,醫師彷彿警探。如果警探辦案只參照兇案現場所採集到的指紋而不審問嫌疑犯,那又該如何準確破案呢?診斷吸入性肺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在過去醫師只靠問診、雙手和聽診器就能診斷,但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光靠先進的影像儀器和抽血檢驗,而缺乏詳細的問診和理學檢查,這種捨本逐末的做法反倒使得吸入性肺炎不容易被發現,或是不容易讓病人有信心可以得到確診,進而變成住院中十分常見且容易殺死病人的魔鬼。編者按:「理學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 」一詞,當初以「理學」翻譯,經考證並不正確,反倒使意義不清楚。過去幾位醫學教育前輩與宋瑞樓教授討論後,認為「身體診察」之翻譯較為合宜,一則字意清楚,二則「診察」更能表示醫師在視診、聽診、叩診、觸診的內容。因「理學檢查」一詞仍然廣用,本文尊重作者原文,所以未做修改,但也利用這篇對醫界與社會大眾介紹「身體診察」之重要的文章,提出對「身體診察」一詞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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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穿戴科技與科技郎中
編者按:本週是醫病平台第一次討論有關醫療與科技產品的文章。週一我們登載一位醫師介紹利用穿戴裝置監測如心跳、血壓等生理數據的可能,週三我們邀請一位研究這種穿戴式器材裝置且擁有生理學博士學位的醫師教授,提出對這種科技監測的隱憂,週五則由一位病人分享他在實際使用這種科技產品所遭遇到的問題。希望這幾篇文章能及時的提供一些觀點給大家參考,也幫忙了解為何近日新聞報導台灣政府禁用apple watch監測心電圖的功能。於文章開頭揭露作者本人具醫師學經歷,近二十年來在大學當老師,以微型(或稱穿戴式)醫療器材之研發為職志,積極宣揚該項科技之好,同時不忘反省哪些科技真的有用,哪些科技只是美麗的過程。台灣於去年(2018)達到高齡社會的標準,高齡相關的慢性病還會越來越普遍,但是醫護人力相對沒有增加。如何因應衍生的問題?財源怎麼來?都讓許多政府官員傷透腦筋。在這個時間點人工智慧(AI)跟物聯網(IoT)連結到醫學(Medical AIoT)頓時成為一個希望。不只是資訊產業想要藉此擺脫「毛三到四」的夢靨、醫學界想要藉此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民眾們也想要一嘗高科技的果實。從此人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了?其實還沒有,即使許多錢跟時間已經撒下去了。醫療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的範圍非常的大,在這裡僅能先探討它們的源頭:感測器或是穿戴式器材。因為只有好的源頭才可能會有好的結果,反之就是統計學常見的警語「garbage in, garbage out」。提到穿戴式器材的始作俑者,2011年誕生的「健康手環」當仁不讓。還記得那個充滿驚奇的年代,iphone才重新定義電話沒多久,健康手環也想要重新定義醫療保健。宣稱只要帶一個手環,白天會自動計算運動量,晚上還會自動計算睡眠的質與量。如此一來,民眾何需排隊三個月又花大錢到醫院進行辛苦的睡眠檢查?於是產品瞬間秒殺,廠商擴增產能,每季出貨超過百萬件,人手一環成為最新時尚。同時在醫院,醫師的工作多了一個新的項目,就是要分析並回應病人帶來的高科技報表。譬如以下對話:「醫生,我的手環偵測出我的睡眠不正常,是否可以幫我處理?」我所認識的幾位睡眠醫師專家的標準回應方式,就是請這些由「健康手環」篩檢出來的「病患」做一次正規的睡眠檢查。這些手環或許提升了民眾對健康的重視,但是並沒有減少該做的檢查或醫療成本,也沒降低醫護人員的工作量。至於民眾是否真的受益?除了廣告上美好的宣傳外,缺少實質上的證據。以創新科技的角度而言,「健康手環」無疑是一個成功案例,不但得到大量定單,公司股價上揚,第一輪的投資者獲利了結,也帶動了產業,值得讚賞。但回歸醫學的專業時,一個重要的癥結點就是絕大部分的手環都沒有經過嚴格的驗證或認證,不要說沒有通過醫療器材認證,連最基本的臨床實驗都沒有,宣稱的功效主要是建築在各種公式(或稱演算法)的邏輯推論上。如果邏輯推論就能夠解答疾病、健康的問題,醫學教育也不用這麼辛苦了,「實證醫學」這個學問也不需要存在!醫學教育跟實證醫學為什麼重要,就是因為「想當然爾」不見得是「當然」。這方面的素養正是江湖郎中跟正規醫師的差別,也是科技玩具跟醫療器材的差別。(附帶一提「郎中」這個字在字典上恰好有兩種解釋:醫師;騙子。看了我嚇出冷汗,一直問自己是哪一個。)一個手環如果沒有醫學上實際的證據(譬如臨床試驗),是沒有資格宣稱能夠偵測任何的生理功能,包括睡眠與運動。在沒有足夠的條件下就宣稱具備的功能,就是誇大不實,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的問題。這種案例在醫學發展史上履見不鮮,只是爭議的項目也隨著時代的巨輪,從傳統議題進入到科技議題。譬如許多宣稱能量測「血壓」的手錶,或是採用PTT (指pulse transit time 脈波傳導時間)技術,更炫的還加上AI技術,乍聽之下好像不點頭附和就跟不上時代了。其實以PTT推估血壓的手錶20年前就出現過,當時推出產品的卡西歐公司為了說明PTT推估血壓的原理跟正確的使用方式,隨機附送一卷體積比主產品還大的VHS錄影帶。在這捲十分鐘左右的錄影帶中,還教導使用者如何使用傳統的血壓計來校正手錶量測的血壓。卡西歐公司為什麼要這麼大費周章,其實也是反應了PTT量測血壓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這些風險,現今大部分的新款血壓手錶都不再強調,直接就宣稱它具備量測血壓的功能,嚴格講起來離事實相當遙遠。有些手錶甚至宣稱它可以量測「HRV」 (指Heart Rate Variability心率變異性)推估「自律神經」功能。我個人進行HRV研究已經超過20年,從動物實驗、臨床實驗、軟體設計、一直做到硬體設計,在多年的設計經驗中,已經有四款機型通過醫療器材認證,很清楚什麼科技能夠量測HRV。我很想恭喜那些宣稱能用手錶就能量測HRV的廠商,實在太進步了!但是醫學院給我的教育讓我說不出口。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過任何一款在3C產品店買到的手錶(含Apple Watch),有HRV的醫療器材認證。在醫療器材的市場中,即使經過醫療器材認證過的HRV儀器,使用起來都還有各式各樣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讓醫師解讀的時後都要小心萬分,避免誇大解釋而違反實證醫學的原則。那些沒經過認證的HRV手錶,使用起來反而是海闊天空無極限。這些沒醫學實證根據的HRV手錶,不但不能說是進步,在不知情的病人、醫師使用後失望之餘,到頭來反而把HRV汙名化了,對HRV這項新興技術反而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以上舉的幾個例子,是一位穿戴式醫材開發者的自我反思,回憶一下在醫學院所學所教的,醫療科技的研究發展有其嚴謹的程序,沒有捷徑,更無法揠苗助長。在新科技(如AI、IoT)導入醫學過程中,有幸受過醫學教育的專業人員更應該發揮實證醫學的素養,肩負起專業批評的職責。如果流於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專業郎中真的就變成江湖郎中了。科技引入醫學,如果是根據「有目的、正確地運用現有最好的科學依據來指導每位病人的治療」所闡述的實證醫學,當然會受到醫學專業的支持與推廣,不然就只能算是特定利益團體的宣傳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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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2 名人.精華區
李明亮/有好醫師 才有好的醫學教育
教育及健康是國家的資優財(merit good),一個國家要有好醫師才會有好的人民醫學教育。走上教育及研究是條重要的路,我就選擇了這條路。不敢說桃李滿天下,好學生有不少,亦師亦友,亦父亦子,亦兄亦弟。這一條路風險大,可以確定的是註定一輩子口袋空空,但心靈上的回饋非常珍貴,人間很少更貴於此者。最可貴的是,可以追求心靈中最想要知道的東西,雖然不見得一定找得到。走這條路,需要一點膽量、自信及不怕失敗的決心。醫師要不要或可以不可以進入仕途?台灣有三位受過正統醫學訓練的人被選上為地方長官。其中有一位,選前曾有人問我看法?我答說他不會參選,參選了也不會當選。不料他以超高票當選,證明我的眼光與一般社會看法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學醫從不從政? 因人而異在我們父輩,二次大戰後有段時期,台灣地方政壇不少人醫界出身。地方縣、市長及議員有很多醫師,而且做得很不錯。我常說台灣醫界臥虎藏龍,什麼人才都有,政界也不例外。學醫從政適不適當?隨人而異,學醫對生老病死有較於平常更多的感受,治理地方應沒問題。以我的看法,政治文化與當醫師有不少距離,但要從政也不難,有common sense即可。但要做就要做statesman,不要當politician。前者難,後者隔一段時間自己就學會了。近來醫療糾紛愈來愈多。醫療是biology的一部分,最大特點是多元性及缺少絕對性。一個疾病無論診斷、治療,都沒有百分之百的確定性,某種程度的uncertainty無法避免,但外界常有不一樣解讀。因此糾紛難免,訴訟常見,也成為醫界一痛。所謂醫療律師成為近代醫學一環,醫師學法律是正常且需要。同樣的是醫療經濟。近代醫療事業愈來愈企業化、商業化,懸壼濟世早成為過去。全民健保永續經營最大困難是財務穩定。台灣健保常經需要修正,但是我們很缺對財經有經驗,有醫學背景的人,今後台灣也需要這方面人才。台灣 不能不管國際責任台灣醫界成就世界公認,醫療國際化是必然趨勢。我們被排除在國際醫療(global health)之外,但我們不能自暴自棄於國際責任之外。當年我們受人幫忙,現在站起來幫忙別人是應該的。目前台灣大學裏有正式global health課程的不多。要走這一路的人心裏要有幾個準備;1. 要修公共衛生學程,MS or Ph.D. or D.P.H.。2. 經濟上不是很有利的。3. 到外國時間會很多,有時會造成家庭不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少數醫師援外後決定在當地留下,連加恩醫師就是很好的例子,非洲布吉那法索當地小學甚至以連加恩小學命名。醫師何時可以拋開白袍,專心公益事業?我有一學弟也是親戚,嘉義新港人,陳錦煌醫師,畢業後沒多久由台北回新港服務至今30年。開始時由組織志工、義工,從頭建設家鄉,由環境、文化、教育等全方面出發,基金會秉持「新港孩子不要變壞」、「期待下一代比我們好」,將守護新港這片土地當作為他們最莊嚴的承諾。30年如一日,陳醫師始終沒忘初衷,將新港建設成為台灣最可愛、可敬的小城。這個意志,這個毅力,這個成效,有那一個行業可以相比?我可以大膽的講新港是台灣最健康的城市,是最幸福的人民,是醫師大理想的實現。我為新港加油。●本文摘自李明亮著作景福叢書10—「彈珠台的一顆小鋼珠—給醫學生與年輕醫師之十封信」●健康名人堂邀請國內外醫藥公共衛生專家分享健康觀點與視野,每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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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外面的世界
編者按:本週很難得的是兩位剛在美國進修完成學位回國的年輕醫師,一位專攻醫學教育,一位專攻健康政策,應「醫病平台」的邀請,慨然寫出他們的所思所見,讓國內主政者以及老師們有機會聽聽他們回國的抱負,更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秉持他長年對國內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的關心,撰文回應這兩位年輕人的看法。我們衷心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激發醫界對這方面的關心,而能使更多的年輕醫師積極投入這方面的努力。在國內大學的各個領域,如工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法學院、文學院、藝術學院等都會有一定百分比的師資是在國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或是在國外大學擔任教職後,再回到國內任教。然而,在國內的醫學大學或醫學院從事臨床教育的教師則大多沒有國外的經驗。所以台灣的臨床醫學教育似乎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醫療思維。往往只學到如何治「病」而不是如何照顧有病的、不一樣的「人」。在臨床教學中,也很少探討醫療的社會面,如教育及貧富差距對病人的影響(socail determinants)、預防醫學的重要性、醫療經濟、保險制度的設計與醫療品質的關係等。而這些不同的因素事實上決定了醫療執業環境的優劣及醫療從業者的行為,進而影響了全民的健康。因此,在全民健保的規劃以及多次制度改革的協商過程中,醫界代表多半只是站在本位的立場一心想要爭取到更多的資源,而沒有站在更高的立足點全方位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最大的效能來為保險單位、醫療提供者與全民等三者利害關係人創造三贏。一直以來,個人認為要改善國內醫療執業環境以及醫療品質最根本的方法,其實就是正確的醫學教育。醫療從業者必須以愛惜社會資源以及疼惜病人的心去為台灣設計一個利人利己的全民健保制度。這些年,台灣醫學生或醫師出國絶大多數都是為了更快取得醫學院的教職而去進修基礎醫學的博士學位。我很高興看到劉子弘與廖偉翔兩位年輕有為的醫師抱著一顆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心,停下在台灣的臨床工作,選擇出國。劉醫師到哈佛醫學院的醫學教育研究所進修。劉醫師說,同學中竟然有不少位來自歐美一流大學的專科主治醫師,甚至包括世界最好糖尿病中心的國際計劃主持人、世界優秀的兒童醫院的科部主任。我期許劉醫師在見賢思齊之餘,不但能夠學到醫學教育的方法,更要學到醫學教育的核心內涵。如果劉醫師有志於為台灣的醫學教育改革盡一分心力,我希望劉醫師要用心不斷深化自己的臨床實力。張忠謀先生就說過,公司領導者必須要「把外面的世界帶到公司裡面來」,譬如,當他要引進人工智慧,他自己就花很多時間自修,有不懂的,就跑去問同事,然後拼命看書,親自學習到技術。他説,很多公司的領導者都會派工程師或主管去學技術,自己頂多聽幾場演講,或只叫學過的同事回來分享,就無法掌握技術的重要內涵。醫學也一樣,只有自己有真才實力,才能落實臨床教育。廖偉翔醫師則是因為對醫療政策感興趣而到波士頓大學完成公衛學院健康服務研究碩士學位。我非常高興他在兩年的學習當中體認到不同立場的人,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時,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討論須以證據為依歸。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形成就是缺乏這樣的討論,才會訂出這麼不合理的給付制度。廖醫師還分享了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院長最近出版的新書(Well:What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談到長久以來,很多人都把健康(health)與醫療(healthcare)混為一談。個人認為這個問題在台灣其實比美國還要嚴重。比較整體的醫療支出時,亳無疑問的,台灣健保的支出比美國少很多。但美國的醫療照顧到預防醫學及社會醫學的面向還是比台灣多。不可否認,美國的醫療費用比台灣貴很多,而且,也有很多的浪費。我在回國以前,在美國行醫二十五年,回國至今已屆三十年。根據我的觀察,很多台灣的病人認為看病就是要做檢查、開處方,讓病人做越高貴的檢查表示醫師越照顧他。不隨便開處方或不建議做檢查,而花時間為病人做預防醫學及自我照顧的衛教的醫師則不但賺不到健保的錢,往往還得不到病人的認同。從台灣高科技儀器如質子治療儀及機器手臂的密度居全球之冠可見一般。 再者,因為實證醫學在美國的發展已超過四十年,而且,美國醫療保險的給付也比較合理,相對的,醫療機構為了補償給付之不足而做多的誘因沒有台灣強。所以,台灣醫界提供沒有價值的醫療,如呼吸治療(RCW)的濫用,臨終前的無效醫療、抗生素的濫用等,所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似乎比美國嚴重。就如廖醫師説的當我們有這樣的觀察時,就要有人去研究,拿出證據來,才能說服相關的單位去設計出更好的政策。我期許廖醫師繼續往前走,除了不斷地拓寬自己的視野並強化自己的專業領域外,更要有企圖心去影響更多周圍的人去推動健保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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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盼望共同打造更良好的台灣醫療環境
編者按:本週很難得的是兩位剛在美國進修完成學位回國的年輕醫師,一位專攻醫學教育,一位專攻健康政策,應「醫病平台」的邀請,慨然寫出他們的所思所見,讓國內主政者以及老師們有機會聽聽他們回國的抱負,更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秉持他長年對國內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的關心,撰文回應這兩位年輕人的看法。我們衷心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激發醫界對這方面的關心,而能使更多的年輕醫師積極投入這方面的努力。猶記得仍在醫學院唸書時,五年級升六年級的暑假,申請至美國布朗大學的附屬醫院羅德島醫院交換見習。我被分配到的是胸腔科的會診團隊,因此對病人進行詳細的病史詢問是關鍵所在。當我第一次問完病史,戰戰兢兢地準備向團隊的主治醫師報告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主治醫師首先問的,並非診斷、檢查或治療的問題,而是先問:「病人的醫療保險計畫是什麼?」這讓我很驚訝,因為當年的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要問這點。此一經驗,加上我個人對政策與制度的興趣,促成我想更深入了解健康政策的領域。幸運考取教育部公費留考後,原先想直攻博士班的我,申請並不順利。但幸好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的碩士班入學申請是採隨到隨審,還來得及送件,於是我就這樣踏上在波士頓的學習之旅。首先想分享的,是審視醫療環境的眼光。我個人的心得是,不同國家的政策之間,固然有某些結果可以比較,卻也不能忽視制度發展的歷史與脈絡,難以只看幾項指標就得出結論。在台灣,無論在醫院、醫學院,或醫療人員的各式論壇,時常可見對台灣健保的攻訐,以及對美國醫療體系下醫療工作者的羨慕之情。然而相對的,在美國,醫療界對單一支付者制度(single-payer)的支持度卻逐漸上升——向來表態反對單一支付者制度的美國醫學會(AMA),2019年在內部政策小組的一次投票中,甚至以百分之四十七對百分之五十三的比例,差點通過了「撤回原先立場」的提案。當然,這部份原因或許源於美國越來越兩極化的政治,讓專業團體的內部投票可能與政治傾向產生關聯;但難以否認的是,破碎的健康體系、高昂而不透明的醫療費用、行政支出日益增長等因素,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困擾美國的醫療人員與民眾。重要的是,無論偏好何種立場,政策的討論仍須以證據為依歸,這從頂級醫學期刊如《NEJM》或《JAMA》等雜誌不時刊載健康政策的議題,便能窺知一二。若吾人能帶著實證的眼光看待自身所處的醫療環境,採納更多樣化的資料來源,而不單靠工作時口耳相傳的軼事或個人經驗出發,相信眼前的光景會有所不同。再者,是身為臨床工作者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反思。當臨床工作過度繁重,在疲累的前提下,人們如何還能有多餘的心力關注其他議題?在臨床上勉力達成各種品質指標時,是否仍有餘力反思指標的合理性?更別提,指標本身會基於成檢討而時常修正,這固然是好事,但臨床工作者為適應指標變化所耗費的心力,卻是研究不見得能測量出來的。不容忽視的是,論質計酬(pay-for-performance)制度,或其他各種支付制度的試驗結果,始終無法取得定於一尊的結論,也因此才有規模或大或小的支付制度試驗仍在進行中。最為根本的,或許是現代醫療管理越來越細瑣的要求,這早有論者提出反思,可能與醫師的過勞(burnout)有關。在美國,醫師的過勞早已不只是個別醫師的問題,而是被理解為公共衛生的潛在危機。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研究方法的課堂上,我和兩位美國醫師同學交換意見,提到台灣按照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ACGME)的建議來實施工時規範;而他們也分享自身的觀察,認為工時一直是年輕醫師與資深醫師的意見最容易有出入的議題,也因此才有美國全國性的工時研究(如著名的FIRST trial與iCOMPARE trial)。無論是想延長工時或縮短工時的哪一方,對從試驗設計、研究對象乃至於結果陳述等研究各面向,可能都有其看法,但雙方皆同意的是,要以嚴謹的研究精神提出見解。這讓我不禁思考,在健康政策上,面對重大的政策變革,我們該如何取法他國,卻又不流於照單全收?如何在考量到不同具體制度與客觀需求的情況下,提出真正對醫師、病患、社會大眾都能有所益處,而勞、資、政等各方的利益相關者都能接受的方案?若真的沒辦法找出各方能都接受的方案,身為醫師的我們,會願意與病人站在一起嗎?最後,想以我的母校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的院長、本身也是醫師的Sandro Galea教授最近出版的新書《Well: What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直譯為《安好:我們談論健康時需要談論什麼》)書中的核心論點與諸位分享。Galea教授認為,美國人將健康(health)與健康照護(healthcare)混為一談,幾乎投注一切在健康照護上,代價則是犧牲了健康,忽略了真正決定人們健康的情境,並把最先進的醫療科學列為第一要務。在我看來,台灣並不像美國;台灣並沒有把非常大量的資源投入醫療端。但可能正因如此,導致台灣的醫療人員時常過於直覺地與美國做對照。其實台灣的醫療制度放諸世界,是難得的存在,我們反而更要把握,現有的優點要加以保留、推廣,而現存的缺點,則要依循證據,積極尋求改善的實際方法。以上寥寥數言,僅是我個人的經驗,難免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希望能藉此盡力傳達我的所見所聞。期望與關心台灣醫療的各位,共同打造更良好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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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我所期待的台灣醫界:一位海歸醫師的觀點
編者按:本週很難得的是兩位剛在美國進修完成學位回國的年輕醫師,一位專攻醫學教育,一位專攻健康政策,應「醫病平台」的邀請,慨然寫出他們的所思所見,讓國內主政者以及老師們有機會聽聽他們回國的抱負,更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秉持他長年對國內醫學教育與醫療政策的關心,撰文回應這兩位年輕人的看法。我們衷心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激發醫界對這方面的關心,而能使更多的年輕醫師積極投入這方面的努力。兩年前,我搭上飛機前往波士頓的那一刻,心中忐忑不安的程度跟急救心跳停止病人時不相上下。當時的我,英語不甚流利,只是抱著一顆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心,天真到近乎愚痴地暫停當時在台灣的臨床工作、選擇出國。當看到哈佛研究所的同學名單,有不少位來自歐美一流大學的專科主治醫師,甚至包括世界最好糖尿病中心的國際計畫主持人、世界最好兒童醫院的科部主任,我簡直是嚇壞了,深怕自己跟不上大家的學識程度。果不其然,開學後我經歷了一段不算短的陣痛期,最常苦惱的是討論課時怎麼樣完全聽懂這些英語母語者的思路、怎麼樣跟富有經驗的大家搭上話,因為稍一不留意,我就會成為沒有能力發言、某種程度上被孤立的亞洲學員。這樣努力掙扎了兩年之後,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成長,在哈佛的同儕會向我請教研究方法,我也有能力指導學生研究主題、幫忙牽線合作團隊。畢業之際,這些哈佛的夥伴跟我除了依依不捨,談的更多是我們未來怎麼樣進行跨國合作,在特定的教育研究主題如何一起努力。這一切的改變,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覺察到自我改變的驅力,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讓更多人瞭解台灣的好,同時有一部分是體認到台灣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持續向各國學習。每當我參與國際研討會,跟他國學者談到台灣,我注意到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不清楚台灣在哪、有什麼特色的。少數知道台灣、跟台灣有些淵源的學者,都是基於先前赴海外發展的前輩或身處台灣但積極開展國際交流的師長的努力。然而這些連結,是零星鬆散、缺乏組織的。也許在某個國際學術場合連續幾屆沒有台灣人參與,大家就會淡忘有台灣這樣可以在醫療領域提供貢獻的國度。我常跟來自世界各大洲的哈佛同學討論他們的醫療體系,即便不用刻意比較,大家都意會到台灣是個有著豐沛醫療資源、科技應用的強國,也常會想進一步了解我們在各項議題的努力,包括健保體系的效率、醫事人力的壓榨、醫學教育的改革以及國際公衛的參與。道理很簡單,因為這是每個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台灣在有限人力及資源的情況下,還可以在幾個領域做得相當出色,有讓各國借鏡的地方。我們缺的是行銷策略跟通路布局,把台灣的好讓世界看到。我必須坦白說:這一塊我們真的做得不夠。如果考量到中國政府的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就更小了。我自己也遇到幾次參與學術活動時國籍遭任意更改的狀況,向主辦單位提出抗議時而有效、時而枉然。我很確定的是,如果不抗議、不爭取自身的權益,世界各國很輕易的把有著華人臉孔的你視為中國人,你做出的貢獻會被視為來自中國的貢獻,但你想為台灣爭取好處卻不可能。這種掙扎、糾結,還帶有些憤怒的感受,我相信是很多台灣學者在國際參與曾有過的難以承受之痛。你可能會想問:「如果希望台灣好,是不是在海外多留幾年、擴展連結比較好?不要急著回來?」個人的淺見是:在不同領域的每個人需要辦認出自己的戰鬥位置,因此沒有唯一的答案。在海外擴展連結固然重要,有時候台灣要往世界走,靠的都是這些關鍵的海外學者,不過只憑個人或區區數人,時常會感到勢單力薄。在台灣的醫師夥伴也需要胼手胝足,投入國際參與,裡應外合才能持續提升台灣的能見度。這些話很容易講,但真的要透過醫療專業,達成國民外交,確實得靠台灣醫界的齊心協力。具體作法上,除了各領域的醫師持續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計畫,並透過優質研究、臨床或公衛成果吸引各國的目光,還需要醫院或主管機關補助相關費用作為鼓勵,甚至編制固定人力與經費,主動開創各類重點學術機構或國家機關的交流合作計畫。這些計畫無法像臨床業務帶來立即可觀的收入,很容易在預算考量下被犧牲掉,但它的效益卻是強大而深遠的。隨著台灣與世界的合作更緊密,我們就越有機會跨過政治干預的窄門,實質參與到各類國際組織,發揮台灣的影響力,也為醫界後輩提供更多發展空間。請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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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5 名人.黃達夫
黃達夫╱高齡病人的手術抉擇
當有人問我是哪一科的醫師時,我一貫的回答是,我是一般內科醫師,也是血液腫瘤科(癌症)專科醫師。一般內科扎實的訓練養成,使我不論是照顧癌症或非癌症病人,都會先了解病人整體的健康狀況,再決定怎麼照顧他們的習慣。因為,台灣的醫學教育在一般醫學方面的訓練比較薄弱,醫師習慣從專科的角度做醫療決策,較容易疏忽病人其他的問題。我常扮演挑毛病角色所以,在醫院裡,我經常扮演挑毛病的角色。譬如我參加外科的病人研討會,尤其對於健康狀況不是很理想的病人,我就會不斷地挑戰主治醫師,是否做好營養補給?感染的問題是否充分控制好了?對於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發生中風或心肌梗塞的風險評估是否夠嚴謹,預防措施做好了?是否與病人討論過其他風險較小的治療方法等。盡最大努力降低風險我知道我很囉嗦,因為我不希望病人在手術中發生意外,或是手術成功了,病人卻因為併發症而從此臥床不起。風險固然無法完全避免,但是,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人類壽命愈來愈長,再加上外科手術技術的精進,近10年來,接受手術的高齡病人愈來愈多。我們會在媒體看到某醫院或某醫師為百歲病人完成心臟或癌症手術等的報導。但是,整體而言,高齡病人接受了手術,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受益?有多少人只是延長了更虛弱、更無生活品質的生命?一直都沒有人知道。手術傷元氣併發症增高有鑑於此,4年前美國外科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與高齡手術品質確保聯盟(Coalition for Quality in Geriatric Surgery)合作做了一個研究。收集16萬5600名、65歲以上非緊急手術病人分析,發現隨著年齡增加,手術併發症及死亡率也增高,住院時間也更長。尤其在肺臟、食道及胰臟方面的手術,80歲以上病人的死亡率,較65至69歲的病人高出很多。這樣的結果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高齡病人大多數都有其他健康問題,而服用很多藥,身體也比較虛弱。加上手術對於人體又是一大耗損,手術後,得到院內感染的風險也較高,而在恢復期臥床導致肌力消退後,往往使得高齡病人從此無法脫離病床,這樣的結果,應該不是病人所期待的。美訂高齡病人手術標準為了病人安全、提升醫療品質,美國外科醫學會繼上述報告後,於2017年訂定了30個高齡病人手術標準規範。今年要推動高齡病人手術的醫院鑑定,以便讓高齡病人能夠選擇到合格的醫院接受治療。個人認為,醫院的設備、人力與多科團隊合作的落實固然很重要,其實,要讓高齡病人獲得適當的醫療,最重要的是,與病人坦誠與充分的溝通。病人更要知道有些手術技術上並不是做不到,而是會付出極高的代價。是否手術醫病都應深思譬如有些病人,冒了風險把惡性腫瘤切乾淨了,卻換來中風或心肌梗塞,發生時,病人或家人能夠接受嗎?或者是開了血管瘤的手術後,病人須長期洗腎,甚至無法脫離呼吸器,病人願意嗎?否則是否應該考慮比較保守的治療方法。所以,手術前,醫師與病人皆須深思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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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溝通,需用病人熟悉的語言
我曾經到法國留學,檢查前一定要瞭解病人的病情,才能知道如何幫助他找到答案,是訓練中最重要的一環,這也是歐洲醫學教育的傳統。我行醫近四十年,一直覺得這個習慣的養成,受益匪淺。有一次,值班的時候,同事急急忙忙跑來找我說:「有個亞裔病人,沒人有辦法理解他的問題!他不會說我們的語言——法文。」我看過病歷,知道他是柬埔寨人,在一間餐廳做廚師,逃離中南半島戰亂,來到此地已經十多年了,因為不必在前檯接觸客人,ㄧ直都用家鄉話和其他廚師溝通,法文自然能力有限。我當然不會柬埔寨語,試著用中文交談,沒有任何反應;突然想到中南半島許多華僑是來自廣東潮州,而潮州話和台灣話可以互通,於是就試著用台語問他。不料,突然發現他竟然流下眼淚、泣不成聲;原來這是入院以來,第一次聽懂醫護人員的問話。我因此得以順利交差,也在同事面前神氣了一陣子。又有一次,一位原住民青年陪著一位老婆婆進入診察室,他們是母子關係,兒子生龍活虎,溝通無礙;這位老婆婆則是滿臉病容,眼神呆滯,讓我想到她是否有失智的問題;透過交談,我才瞭解母親約八十歲,是台東排灣族人,因為背痛前來求診,痼疾已久,又未見改善,因此逐漸失去信心、不想再上醫院,這次是被硬架著到台北看病,心裡很不痛快。在事前的閒談中,他的兒子提到母親是排灣族的公主,只會族語,國、台語都不會。問診還沒有開始,他兒子突然接到一通電話,逕自跑到診間外頭,只剩下尷尬的我們倆。我突然想起以前曾經唸過:「日治時期,為了方便治理,因此原住民部落的貴族都要入公學校,接受正式的日文教育……」所以日文是可以的。問題是我的日文程度只有大學一年級學過一點點,只有硬著頭皮,結結巴巴地問起病史。說也奇怪,老婦人眼睛突然發亮起來,用流利的日語講起她的問題,她的擔心。我仔細揣摩,然後比手畫腳,佐以圖畫來解釋她的問題,我的臆測等等,溝通竟然還能順暢無礙!他的兒子接完電話,進入診間,也被這個轉變給嚇了一跳。做完檢查,病人似乎已經沒那麼不舒服了,還跟我九十度行禮,口中說出優雅的日文謝辭,我滿頭大汗,因為我差一點就誤會了她!有時候,和病人建立良好的溝通,也可能是透過對彼此都熟悉的文學作品或音樂開始的,我曾經和病人談論櫻桃小丸子、宮崎駿的卡通劇情而建立互動;這些也可以是使彼此變得熟悉的共通語言,真是神奇,不是嗎?我有一位大學同學,很有熱忱,為了幫助ㄧ位失聰的病人而學習手語,如今,在她的診所裡有不少聞風而來求助的病人;有這樣需求的人為數還真不少,這是我深感佩服的事。此外,每次向病人及家屬解釋病情後,我都還會追問ㄧ句:「對於前面的解釋,有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即使使用同樣的語言,還是有不懂、甚至誤解發生的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醫師使用的是醫學化的中文或台語,就好像是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差別;對沒有醫學背景的人而言,仍然有隔閡存在;加上緊張、焦慮等等情緒,理解能力是會被打折扣的。可見,醫病溝通要有效的進行,真的不容易!這幾個回顧,讓我深體會:溝通需要平台,使用病人熟悉的語言,就像是為彼此打開ㄧ扇窗戶,是溝通順暢的保證。醫病平台專欄的設立不正是為了增進雙方瞭解、使溝通順暢嗎?希望以上這些例子可以讓醫師、病人及家屬雙方都正視如何善用溝通的工具;這個專欄的設立是個很好的開始!(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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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用病人的母語看病
1998年我在離開台灣二十三年後回台參加醫學教育行列,第一次接觸到「醫療與語言」這議題是在2004年參加高雄醫學院舉辦的「醫學台語學術研討會」,受邀以「醫療溝通與語言使用的重要性」為題做了一場演講。我提到在醫療溝通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態度上要讓對方感受到信任、尊重,而語言的使用就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我認為,醫生與病人的溝通與一般人際之間的不同,在於醫病間存在醫學知識的鴻溝、病人有時需要告訴醫生不為人知的隱私、醫療上又常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有時還會面臨病痛生死的緊張時刻,以及醫病之間醫學理念的差異(西醫、中醫、民俗療法)等等因素,如果這時再加上醫病之間語言溝通的隔閡,更使病人看病難上加難。我也坦承自己1975 年初到美國時,因為本身語言能力不足而遭遇到種種醫病溝通的挫折,我深深體會到,如果醫生聽不懂病人所說的話或病人不瞭解醫生所說的話,都會嚴重影響到醫療品質。因此用病人的母語看病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高雄醫學院創院院長杜聰明博士雖然本身精通中文、日文、英文、德文多種語言,但他在1954年創校時,就要求醫學生必修「醫學台語」這門課,唯有如此才能瞭解病人的問題,才能作個好醫生,這是非常有創意有遠見的想法。不久過後,我也在自由時報就這議題寫道:「台灣目前通用的語言相當多元,包括大部分的台灣人(河洛人)所說的台灣話(河洛話)、客家人所說的客家話、各不同原住民族群所說的各族原住民語,『新臺灣人』所說的『國語』(北京話)以及當年隨政府遷台的來自大陸各地區人士所說的各地方言。如果醫者能具有不只一種語言的能力,而可以在短時間內就與病人找到彼此可以流利溝通的語言,則探問病史、執行身體診察,以及正確記載病歷的基本條件才有可能達到,而醫病關係也才有可能趨於完美。我誠懇地呼籲:大家不要泛政治化地排斥醫學院推動醫學台語的教學,如有可能,客家話或原住民話也都能列入選修,充分讓醫學生有能力應付台灣本土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台灣的病人都能夠用自己的母語看病,而不必在病痛加身之際,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能聽懂醫生所講的話,或擔心醫生是否聽懂自己所講的話。」然而這幾年來我到各醫學院參加臨床教學,仍經常看到年輕的醫學生因為台語的生疏,導致醫病溝通的困難而深感遺憾。過去我在教學回診時,常會先問病人:「哪一種語言你比較方便呢?」而我最常得到的回應是:「國語或台語都可以。」然而當病人或家屬說到情緒激動或深怕我們誤會時,有些人就很自然地改用台語,而當我改以台語回應時,也看得出他們舒了一口氣,開始以他們熟悉的台語,從容道出內心的話。這時我都會後悔自己當初早就該使用台語溝通了。我深深感到雖然政府大力推動國語多年,但不少的台灣人,尤其是來自中南部偏鄉的年長病人或家屬,還是台語比較容易表達,也感覺比較親切。但他們深怕使用台語會被人誤以為教育程度較低落,以至於勉強選擇對他們比較困難的國語。這幾年來,我已不再徵詢「哪一種語言」,而一開始就先用台語與病人交談,如果病人以流利的台語回答時,我們就繼續以台語交談,偶而碰到我自己不曉得用台語如何表達的醫藥名詞時,我才摻雜幾句國語。如果病人對我開始的台語問話以國語回答時,我就很自然地改用國語交談,這樣的用心事實上有時也引起醫學生的好奇,而我也會主動與他們討論,千萬不要誤以為使用台語都是政治立場作祟,身為醫學生需要體諒母語不是當前「優勢語言」的病人看病時可能遭遇的困難。記得有一次在台大醫院教學回診時,我不知道當天參加的學生有一位美國醫學院唸書的華人第二代醫學生回台作短期實習。當我們離開病房之後,他問我為什麼選擇用他聽不懂的台語與病人交談,經過我的說明後,他非常真誠地向我道歉,說他不應該在醫病溝通時,以自己為中心,而對病人的語言能力缺乏敏感度。這也給了當天在場的台灣醫學生上了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課。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回國第二年隨慈濟醫學院醫療團隊到福建同安地區義診時,幾個老太婆聽我們用「河洛話」詢問病史時,很興奮地互相稱道:「這些醫師說的是與我們一樣的話!」那種病人發現外來的醫師講的是與自己一樣的「鄉音」,而感受到親切、放心,不正是醫生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嗎? 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台灣的病人在自己的家鄉看病時,可以放心使用自己的母語,不必在病痛加身之際,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能聽懂醫生所講的話,或醫生能否聽懂自己所講的話。我也誠懇地呼籲各醫學院繼續重視「醫學台語」的推動,讓我們都能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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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6 新聞.私房新聞
李樹人/月薪等於上班族年薪?醫師薪事誰人知?
一名住院醫師在網站貼文抱怨,他是某醫院服務,長輩、朋友都說這工作很好,他卻覺得工作起來一點都不快樂。白天忙、值班更忙,有時假日值班必須接上60通電話,壓力沉重。想換至輕鬆一點的科別,但薪水可能較低,且未來取代性也相對較高。此外,輕鬆的科別畢竟熱門,他也沒把握一定能夠應徵得上其他科別。血汗值班、壓力大 月薪120K 並不好賺為此,他每天起床悶悶不樂,值班時神經緊繃,下班已經累到不行,幾乎不想講話,也不想動。「這樣月薪120K的血汗工作,有必要繼續撐下去嗎?」月薪12萬的住院醫師不開心,這引起許多網友討論,有人分享經驗,自家老弟撐了五、六年才當上專科醫師,年薪保障300萬,「住院醫師辛苦血汗就是未來的收入的保障」。不過,也有網友勸他快快離開,「前幾天有一個受不了學姐霸凌的醫師自殺了…」,一定好好調適心情,真的受不了就離職,別想不開。許多人以為醫師個個捧著金飯碗,年薪五、六百萬,甚至上千萬,但不少醫師卻勸戒後輩,即使幸運考上醫學系,也要想清楚,台灣醫療工作環境大不如前。熬過了住院醫師勞心勞力的廉價勞工階段,還須耐得住「Young VS」資淺主治醫師超低薪的煎熬。菜鳥主治醫師病人少 還要看護理師臉色好不容易從住院醫師、總醫師,升上主治醫師,可以獨當一面,但菜鳥主治沒有名氣,每個門診人數不多,常在診間「等嘸人」,可能還得看護理師的臉色及冷言冷語。外科系Young VS遭遇更慘,門診病人原本就不多,如果想幫病人開刀,還得看開刀房排班者的臉色,一般以院內大牌醫師為主,如果刀排得滿,哪還輪得到菜鳥外科小醫師。想要賺大錢,醫師必須忍耐多年,才能熬出頭,醫學系學生畢業後先接受一至兩年「PGY」(Post-Graduate Year,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此時處於半醫師半學生狀態,什麼都必須做,薪水加上年終,年薪約破百萬。「PGY」結束後,進入住院醫師階段,平均得歷經五、六年時間,才能升上主治,此時年薪為「死豬價」,平均約在110至130萬元之間。初升主治,成為Young VS,因病人少,薪水更低。有些醫院採取底薪制,多少還有點保障,如果沒有底薪,月薪可能只有七萬多,比主治醫師平均月薪10至12萬還要少。為了多賺錢,Young VS只能想辦法衝業績,或離開原本醫院,至其他有底薪保障的醫院或是診所。歷經七年醫學教育,以及住院醫師及總醫師多年訓練,初升上主治,大都已接近35歲,多年來犧牲奉獻,媳婦熬成婆,但薪資上卻不成比例,在收到薪資單時,可能是這群人生勝利組有生以來遇到最慘痛的打擊。熬過主治陣痛期 月薪等於上班族年薪不過,只要熬過這個階段,好好經營病人,一般來說,有資歷的主治醫師月薪約在20至30萬。如是明星級的主治醫師,每個診次人數超過70、80,甚至破百,月薪更可至40至50萬,等於是一般上班族的年薪。正因如此,醫學系仍是第一志願,只要熬出頭,平均年薪約在三、四百萬,如果是主管級醫師或是超級名醫,年薪甚至破千萬,絕非一般受薪階級所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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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4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學生對健保制度支付原則的探討:透明性與公平性
編者按: 這是來自醫學系五年級學生的文章,我們深為學生在踏入臨床學習的第一年,就能以病人的最大福祉為首要考量所感動。在此特別向這對師生對醫療環境與醫學教育的關懷致最大的敬意與謝意。討論的緣起是在一次跟外科醫師的手術時,由於病人患有睪丸腫瘤,但是病人的年紀非常輕,而且腫瘤的大小並不大,因此希望能夠用部分切除的方式來治療病人的疾病。但是,由於睪丸的腫瘤,一定得排除它是否為惡性的腫瘤,而排除的方式就是在術中用冷凍切片(Frozen section)的方式,來避免如果其為惡性腫瘤,將來必須要全部切除時,再度幫病人動手術的時間與健康成本。當然,這樣的冷凍切片也並不是完全準確的,所以當然也有可能在使用了冷凍切片的狀況下,病人仍然要進行二次手術,因為最終報告推翻了冷凍切片的結果。但是考量對於病人而言,二次手術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甚至是對於醫院而言要再次空出床位,以及刀房的時間等等的考量之下,我認為做冷凍切片的這一個決定是對病人最好,而且也屬於一個應該要被健保支持的合理的理性決定。因為指導老師的用心,我有幸跟到為我們進行冷凍切片的這一位醫師,而他所述說的一件事情,就帶出了我們今天同學們關心的主題。根據老師的說法,由於當天的切片結果是良性的,所以這樣的申報,會有可能會被核刪。這件事情是我相當難以接受的,因為就我的醫學知識而言,我認為這樣一個腫瘤的切除對於病人而言是必須的,因為生殖腺體的腫瘤必須要確實的排除其為惡性腫瘤的可能性。並且,在這個病人所處的狀況之下,也是必要的,由於病人如此年輕為了能夠讓病人擁有保存兩側睪丸的可能性;而且又要同時兼顧病人在惡性腫瘤的狀況下能夠去避免二次開刀的風險,這樣一個決定我認為是對病人最好而且也合乎我們對於全體國民應該要有的健康照護的水平。然而,如果這樣的冷凍切片健保選擇不給付或核刪,那麼就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病人必須要自己付出這樣的價錢,而這位病人的父親剛因為癌症過世,本身又還未出社會工作,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整個家庭的經濟完全指望母親,又必須多付出冷凍切片的額外費用,我認為是不合理的;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健保以多重倍率核刪,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醫院為了提供給病人最好的照護,反而被懲罰,甚至是以數倍的代價來懲罰之,我認為也是和健保本身的精神背道而馳。由於遇到了這樣全盤皆輸,似乎僅為了省錢的健保核刪策略,因此引發了我們今天的討論:我們希望能夠去討論現在的健保的給付制度究竟有沒有足夠的透明度,而現有的制度之中究竟有沒有足夠的機轉去提供公平性的監督。當然,健保不可能什麼都付,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明確的事實。健保的資源有限,而健康照護的需求,由於醫療科技的不斷進步,是沒有極限的。然而,我們仍然希望回到整個制度面的最根本,去討論我們目前的支付制度對於全體人民是否是公平的。首先,我們討論的是關於健保會的制度,就我們有限的知識而言,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的第五條所成立的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簡稱健保會),是整個給付制度的命脈,決定了所有的給付項目與標準。雖然在法規當中有提及應該參加的人員包含了健保、醫療、病患三方以及相關的專業人士,但是整體的委員選拔的名單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雖然網路上有公布相關的會議紀錄,但是整體的給付標準,似乎非常欠缺一個審核、制衡的力量,去監督並維持這樣一個關係全體人民健康預算的會議。更重要的是,整體的會議似乎是以共識決的方式進行,雖然給會議本身保持了很高程度的自由度,但其實同樣也欠缺了一套公平、可供審視之議事項目的決定標準,整體的議會更像是各個利益團體彼此之間的角力,而非一個從各個觀點出發,全盤的審視現有的給付標準是否合乎健保的精神。總體而言,現有的制度給了健保會很大的自由,固然提供了很大的彈性,但是不免令人懷疑,這樣的會議從參加人員的遴選就曖昧不明,而整體的議事規則,也沒有一套可供監督、審視的標準,我們竟然必須要仰賴這樣一個團體來決定大筆的健保預算的花用,我認為是非常不公開、不透明,必須要改進的。從遴選健保會的委員到健保會做成決定之後,是否應該要有覆議、審核的機制,到健保會整體的議事規則,以及做成決定的方式,我認為這些都必須要有更多的具體的、成文的規定去約束一個這樣動輒每年花費數十億的團體。再來就是討論到健保給付制度的公平性與核刪的標準。這就必須要先提到資源之間的排擠性,我們深深明白,健保的給付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回到這一個案例而言,是什麼樣的理由讓一個冷凍切片可以因為它的結果就決定核刪與否,這是讓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歸根究柢,我認為是因為我們目前給予參與核刪醫師的薪資不足,讓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去好好的審核整篇病例,最後就直接落到冷凍切片的結果上。但是決定一個檢驗的給付與否,重點應該是該檢驗的必要性,而在這一個案例之中,我認為我可以確實理解它的必要性,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仍然被核刪。更有甚者,在聽到諸如銀杏、維骨力等毫無醫學根據的藥品都曾經給付的狀況下,我認為更沒有道理不給付這樣一個必要的檢驗。所以整個核刪的制度做出這樣的決定,會讓我無法相信整套制度的公平性。我認為一個好的核刪制度,必須要給予這些核刪的委員足夠的時間與資源去好好的閱讀病例、判別對錯,甚至應該要在本身核刪的過程之中,就有多位委員核定一個案例的制度,才能夠避免濫刪對於病人和醫院造成的傷害,對合理、善意的醫療決定做出影響,最終要付出代價的將是整個社會。在討論當中,我們也討論到很多其他的面向,包括DRG在某些醫院實施的成功,證明了Pay for performance的狀況,對於用心經營的品質導向的醫院絕對是有利的;以及昂貴的化學治療的新藥品在給付的時候應該要把責任分擔一些給希望獲利的廠商,如此能夠達到真正的公平。無論如何,扣回到本次的案例。我認為要求一個剛失去家中一大經濟支柱的家庭支付冷凍切片費用;或是要求醫院必須吞下數倍的核刪的懲罰都不是一個公平的健保制度底下應該出現的事情。而這樣的事件的發生,也會讓我們不得不會回去審視透明性不足的全民健康保險會與整體核刪制度的問題。總結而言,我認為唯有透過將健保會整體的委員遴選到議事規則具體化,並強化制衡這樣一個獨大的組織的能力,如讓醫院、病患的團體可以透過一定的方式推翻健保會的決定等等,才能夠真正深化健保給付制度的透明性與公平性,而不是讓健保會淪為一個利益團體比大聲的角力場所。最終犧牲的,始終是那些聲音最小又不受社會大眾關心的如同這位病患的相對弱勢家庭,這樣的犧牲與不公平,絕對不是一個如台灣一樣進步的民主社會應該要出現的。我誠心期待透過改革,未來能夠有方法讓我們的健保給付可以更透明、更公平。去打造一個醫師可以盡力為病人著想,不必時時刻刻做著核刪噩夢的時代。(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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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大醫院小醫師娘
編者按:「醫病平台」希望能透過這專欄,增加醫療人員與社會大眾的互相了解。我們過去的討論除了醫師談他的專業以外,也分享醫者自己或家人生病的經驗,但我們很少有機會了解醫師的家人對先生這種職業的感受,因此本週我們依序由老、中、青三代的「醫師娘」執筆,希望能幫忙社會大眾了解醫師家人的內心世界,也可以更體恤醫師的付出。元宵節剛過,大家來猜個燈謎。這世界上最表裡不一,卻又最委屈的職業是什麼?(倒數10秒,10、9、8、7、6、5、4、3、2、1、0!)好啦!早就料到你們一定猜不出來,直接公布答案-這個職業就是醫師娘。很不可置信,是吧?聽我娓娓道來,相信大家就能略知梗概,了解箇中緣由。平常最不喜歡別人問我老公的職業,總要隱晦再隱晦,低調再低調,直到閃不過了,才勉為其難的說出實情。之所以低調,完全不是因為害怕被綁架或敲竹槓之類的富人理由。事實上在健保制度實施並造福全民後,從前所謂「第一賣冰,第二當醫生」的時代早已沈沒在歷史的洪流中,連撈都撈不到一點殘骸了,醫師根本被擠出賺大錢行業別之列,閃邊納涼去了,哪還有什麼有錢人的行情可言。話說回來,大家看看以下這段對話,就知道為什麼我要這麼低調的隱藏自己是醫師娘的身份了。(言不及義的聊天內容從略,直接從對方已經知道我老公的職業開始切入)路人甲乙丙丁高八度音讚嘆:「哇!妳老公是醫生!真好命耶!那妳不就每天喝下午茶、逛街、做SPA!真是令人羨慕啊!」每次聽到這種千篇一律的反應,我都只能略帶羞愧的說:「沒有耶!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帶小孩,根本沒時間做這些事」。(如果有十六度音的話,我想以下那種不可置信的語調和聲音就是了。)路人:「什麼!妳老公是醫生,妳是醫師娘耶!怎麼可能還要上班!?妳只需要在家翹腳數鈔票就行了,幹嘛還要去上班啊?」 是的,我是真的要上班的!不是那種閒閒沒事做,只是圖個身體健康的工作,而是一種「把女生當男生用,把男生當畜生用」的職業類別。如果說醫師娘是正職,那麼白天的工作就是我的副業了。這個副業超時工作算正常,工作性質機動性極高,隨時處於上緊發條的狀態,常常天未亮、公雞未啼就要出門,等到月落烏啼霜滿天的時候,才能拖著疲累的身子回家。半夜兩點回到家,看著整桌零亂的剩食和餐具,滿屋子亂扔的衣服和玩具,正職醫師娘在嘆了口氣後,非常認份的優先處理眼前令人不忍卒睹的景象,再拖著疲累的身體沐浴更衣,等到終於可以躺平在床上時,牆上的時針正指著三時整。即便如此,隔天,哦不,其實是當天,早上六點一到,立刻從溫暖的被窩彈跳出來,迅速準備一家大小的早餐,外加整燙一家老小當天要穿的衣服,等到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再依序柔聲喚醒老爺、少爺和小姐。接著就如打仗般的梳洗整理完畢後,火速的把少爺和小姐送到學校,我再沿路狂飆至副業所在的辦公室上班。你質疑這是真的假的?怎麼可能才睡3個小時,早上還要做早餐、燙衣服,還要送小孩上學?這些可以請老公做啊!很抱歉,大醫院小醫師整天行程滿滿,會議只能安排在一大清早開,因此每天的晨會時間是7點半,也就是說身為醫師娘的我,必須在七點二十前把早餐準備好、襯衫燙好,讓我的宿主醫師可以如期抵達醫院參加會議,免得被主任白眼。具備醫師娘身份的人,必須及早覺悟做早餐、燙衣服、送小孩、打掃清潔等這些家庭瑣事跟大醫院小醫師是絕緣的。醫師的時間彌足珍貴,除了一般門診,還有檢查診,也要查房、做研究、寫報告、上課(除了自己要上課拿學分,也要幫學生上課)、指導學生、寫被健保局核刪的申覆報告,這些大醫院的業務多麼的繁忙且重要,豈有可能把時間拿來「浪費」在照顧小孩、陪伴老婆上面,你說是吧!每每聽到同事、朋友說著產檢老公都必須請假陪伴,否則會生氣氣,回家老公就有得瞧之類的話時,我感覺自己跟這些同事、朋友宛如身處平行時空般的恍然。猶記得懷第一胎的時候,老公還在台北上班,自己騎著歐兜邁就到藥局買了驗孕棒,發現有二條線(臉上三條線,哈哈)時,就這麼單槍匹馬的到診所產檢。醫生看著躺在檢查檯上的我,用堅定的語氣告知我有二個獨立的胚胎,我在震驚之餘,一時之間還沒能回過神來,只能傻楞楞的透過電話告知老公這個令人興奮卻措手不及的消息。不久,老公順利回到中部的醫院,但在整整三十六週的孕期中,有老公隨侍在旁的產檢,三根手指頭可以算得出來。北鼻還沒問世前,我一人獨來獨往也就罷了,沒想到出月子中心那天,老公依然不在,小醫師在大醫院值班,只好拜託弟弟來把我和二個剛滿月的北鼻拎回家。出月子中心的第一天,連澡都還不太會洗的新手媽媽就這樣一個人單打獨鬥,內心恐懼猶如驚滔駭浪,獨自和二個同是新手的北鼻共同相處將近四十八小時!那麼,第二胎有好些了嗎?我必須很誠實的說,沒有哦!大醫院小醫師忙碌照常,我們夫妻倆雖身在同一家醫院,但卻分隔兩地,產檢依舊永遠只有我一人。不同的是,上一胎有肚子裡的兩個北鼻相伴,這胎還好恢復正常,只有一個(笑)。看著診間外或坐或站,那些把走廊擠得水洩不通的孕婦們,幾乎「人手一夫」,而我歷經二胎的淬煉,早把老公丟到九霄雲外、不知名的浩瀚星河中了!有次跟老公一個要好的朋友聊天,言談中這位姐姐提及她有三位好友,老公也都是教學醫院的醫師,其中有兩對,身為醫師娘的老婆完全不戀棧醫師娘的光環,反而快刀斬亂麻——毅然決然離婚了。其中一對夫妻中的老婆,不管做什麼事都是自己一人,就連住院開刀,也是自己坐計程車去又回,自己辦理住院,開完刀再自己辦出院。你問她的醫師老公在哪裡?老公也在醫院啊!但醫的是別的病人,開的是其他病人的刀。很心酸、很詑異嗎?一點也不,對此我反倒有了然於胸的理解。過著沒有老公的偽單身生活,就是醫師娘的生活與日常;艱苦卓絕,就是醫師娘的代名詞啊!姐姐說目前僅剩一對,雖勉力支撐,但夫妻二人那千里一線牽的線,脆弱得只剩細微的幾縷細絲勉強拉繫著。放眼望去,只有我和老公一切尚可,還持續的在穩定中求進步。語畢,話鋒一轉,姐姐嚴肅的說她要向我們這些老公在教學醫院上班的醫師娘致上最高敬意,因為有我們的犧牲奉獻,拱手將老公讓出,台灣才能有這麼好的醫療品質!但話又說回來,她也希望我們這一對可以長長久久,成為例外中的標竿。對此,我必須認真的說,結婚九年來,我一直擔負著在婚姻關係中把危機化成轉機的艱鉅任務,奉勸有志走入這行的女孩們,如果沒有鐵打的身體、堅強的意志力和過人的勇氣,還是別輕易嘗試跳火坑的滋味(笑)!雖然我那親愛的老公在家庭作業上明顯不及格,但在醫療的專業領域裡絕對是個不可多得的好醫師,今後還請大家多多支持,珍惜一個願意仔細問診、做身體診察及努力實踐醫學教育傳承的好醫師,千萬別因為不耐久候而抱怨我親愛的老公看診看得慢,好讓我的大醫院小醫師老公每天下班時,都能帶著充滿成就感的正能量開心回家!至於我,仍會在老公認真傳遞的關愛眼神中,持續努力當個稱職的大醫院小醫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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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1 癌症.飲食與癌症
美國癌症研究學院研究:有力證據,會降低和提高癌症風險的15種食物
對於飲食是否能有效防癌及抗癌,一直以來都是眾說紛紜,令人難以適從。一方面是健康食品發燒友(通常沒有受過正規的醫學教育)熱心建議你:未經加工的天然全食物,不論對什麼樣的癌症或處於哪一個階段的病人都有好處。另一方面是腫瘤科醫師,對於應該給予患者什麼營養建議,顯然沒有太在意。很多癌症病人告訴我們,腫瘤科醫師告訴他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飲食跟你正在接受的癌症治療無關!」 當然,我們是舉雙手贊同天然食物的那一個陣營。不過,根據研究及個別患者的需求,我們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且彈性也更大。經驗會告訴你,在醫療方面,沒有人人適用這回事。 在抗癌這條路上,營養非常非常重要。我們吃的食物可以阻礙或促進我們的健康,這不是無的放矢。顯而易見的,像癌症這樣的重大疾病更需要患者注重飲食來促進身體健康。 營養不良對癌症病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例如,對近2千名罹癌的成人所進行的一項觀察研究發現,「91% 的人營養不良,9% 的人過度營養不良,43% 的人有營養不良的風險,以及40% 的人食慾不振!《用營養打敗癌症》(Beating Cancer with Nutrition)的作者派崔克.奎林(Patrick Quillin)在他的研究中發現,『有4成以上的癌症患者死於營養不良』。」 防治癌症整體療法的一個原則,就是為正常的細胞分裂提供正常的環境,而所謂「正常的環境」必須具備良好的營養、排毒及避開環境毒素3大要件。 常規腫瘤學專注的,是研究遺傳學與癌症之間的關係。然而,新證據卻支持表觀遺傳學,告訴我們營養等後天的環境影響能夠對基因表達產生正面作用。正如《營養與癌症》(Nutrition and Cancer)期刊所述: 「表觀遺傳的改變是可逆的,這表示營養和生物活性化合物有可能調整基因表現。因此,表觀遺傳修飾會因應環境刺激而調節,這等於在癌症病因學中,把易感基因與環境因素連結在一起。」 我們吃進肚子的食物,不管是好是壞,都會影響細胞DNA 接收細胞分裂的訊號。在《癌症治療與研究》(Cancer Treatment and Research)期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許多包含生物活性物質的天然膳食因子,已證實能有效防治癌症,而且這些保健食品通常會傳遞有利的表觀遺傳改變。」文中還提供一些科學文獻,佐證大家熟悉的抗癌食物,例如綠茶和十字花科蔬菜(含有蘿蔔硫素)如何透過表觀遺傳影響到癌症的預防與治療。 醫學界都已認同健康飲食有預防癌症的作用,但是健康飲食的重要性卻往往被低估。遺憾的是,腫瘤科醫師和家庭醫師通常很少提供或完全沒有提供防治癌症的臨床營養資訊,更別提有研究數據為基礎的防治癌症營養對策。在我們看來,常規醫療只告知患者要「吃得健康」,這樣的做法一無幫助。因為不同的人,對「吃得健康」4字各有不同看法。 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良好的營養有助於抗癌。例如,著名的飲食與生活型態研究員狄恩.奧尼斯(Dean Ornish)帶領一組研究人員,研究攝護腺癌病人改變飲食(以植物為主,脂肪含量非常低)和生活方式之後的變化。在該研究中,93名攝護腺癌患者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接受常規治療(對照組),另一組是同時在飲食和生活方式都做改變的實驗組。一年後,研究人員發現實驗組的攝護腺特異抗原(PSA)含量降低(代表病情改善了),而接受常規治療的對照組則惡化了(PSA 增加)。實驗組中沒有任何一人因為PSA 增加或MRI 掃描結果需要再接受常規治療,但對照組中有6人確實需要再接受常規治療。同樣引人注意的是,體外試管實驗顯示,實驗組的腫瘤生長70% 被抑制下來,而對照組只有9% 。 在另一項進行多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追蹤約1,500名接受初期乳癌治療的婦人,結果發現一天攝取5份以上蔬果加上運動(相當於一天走30分鐘,一週6天)的結果,讓乳癌的死亡率降低了50%。 常規治療的醫師越來越相信,良好的營養是抗癌重要的一環。尚.拉曼提亞(Jean LaMantia)和尼爾.柏瑞斯頓(Neil Berinstein)在合著的《癌症治療必需的營養指南和食譜》(The Essential Cancer Treatment Nutrition Guide & Cookbook)中提到:「某些食物可以減少發炎和促進免疫系統,而有些食物則會致癌,促使失控的細胞分裂來餵養癌症。」 2007年11月,美國癌症研究學院(AICR)與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合作,由21名世界知名的科學家獨立審核了7000多項科學研究,發表了〈飲食、營養、體能活動及癌症預防:全球觀點〉的重量級報告,這是迄今對飲食、營養、體能活動和癌症之間的關聯所做的一份最全面性的報告。這項研究一直在持續進行,並且經由「持續更新計畫」不斷更新內容。2017年更新的報告,包括以下關於營養與癌症的結論: 有力證據顯示會提高癌症風險的食物 ‧ 醃製食物會提高罹患胃癌風險。 ‧ 喝酒會提高罹患腸癌(大腸直腸)、乳癌(停經前和停經後皆然)、肝癌、口腔癌、咽癌與喉癌、食道癌(鱗狀細胞)及胃癌的風險。 ‧ 瑪黛茶(南美洲花草茶)會提高罹患食道癌(鱗狀細胞癌)的風險。不過,只有在用金屬吸管喝滾燙茶水時,罹癌風險才會明顯增加。 ‧ 廣式鹹魚會提高罹患鼻咽癌的風險。 ‧ 加工肉品會提高罹患腸癌(大腸直腸)和胃癌的風險,例如培根、香腸及美式火腿。 ‧ 紅肉會提高罹患腸癌(大腸直腸)的風險,牛肉、豬肉、羊肉及山羊肉都屬紅肉。 ‧ 高升糖負荷(升糖負荷是指食物攝入後會對血糖濃度造成什麼影響)會提高罹患子宮內膜癌的風險。 ‧ 黃麴毒素(食物貯存不當會產生的某些真菌毒素)會提高罹患肝癌的風險。一般來說,暖和的地區比較會受到黃麴毒素危害,而可能產生黃麴毒素的食物包括:早餐穀類食品、香料、花生、開心果、巴西胡桃、辣椒、黑胡椒、乾燥水果及無花果。 有力證據顯示會降低癌症風險的食物 ‧ 非澱粉類的蔬菜可降低罹患口腔癌、咽癌和喉癌的風險。非澱粉類蔬菜包括:綠花椰菜、高麗菜、菠菜、羽衣甘藍、白花椰菜、胡蘿蔔、萵苣、小黃瓜、番茄、韭菜、瑞典甘藍(蕪菁甘藍)。 ‧ 水果可降低罹患肺癌、口腔喉、咽癌和喉癌的風險。 ‧ 高纖維質食物可降低罹患腸癌(大腸直腸癌)的風險。富含膳食纖維的食物有蔬菜、水果、堅果、種子、豆類,以及全穀類的穀類製品、義大利麵、糙米飯及麵包。 ‧ 全穀物可降低罹患腸癌(大腸直腸癌)的風險。全穀物包括:糙米、全穀物麵包、燕麥及布格麥(bulgur wheat)。 ‧ 咖啡可降低罹患肝癌和子宮內膜癌的風險。 ‧ 乳製品和鈣可降低罹患腸癌(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 酒精性飲料可降低罹患腎臟癌的風險,但一天的上限是30 公克(大約2杯)。 根據這項全球性的研究,參與研究的科學家提出以下的飲食建議: ‧ 避開高熱量食物和含糖飲料。 ‧ 多吃穀物、蔬菜、水果及豆類。 ‧ 限制紅肉的攝取,不要吃加工肉品。每週最多吃500 克(煮熟後的重量)紅肉,例如牛肉、豬肉及羊肉。少吃加工肉品,例如火腿和培根。 ‧ 要預防癌症,最好不要喝酒。 ‧ 少吃鹽,少吃用鹽加工的肉類,將每日的鈉攝取量控制在2400毫克以下。 ‧ 不吃發黴的穀物和早餐穀類製品,有可能遭到黃麴毒素污染。 這項國際性的研究,反映出不同的食物與不同癌症風險之間的關聯。接下來,我們要根據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從2007年到現在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提出有力證據來說明有可能會提高或降低罹癌風險的食物與幾種常見癌症之間的關聯。 大腸直腸癌 ‧ 全穀物可降低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 高膳食纖維的食物可降低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 乳製品可降低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 紅肉會提高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 加工肉品會提高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 每天喝兩杯或以上的酒精性飲料會提高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 乳癌(停經前和停經後) ‧ 酒精性飲料會提高罹患乳癌的風險。 食道癌 ‧ 酒精性飲料會提高罹患食道鱗狀細胞癌的風險。 ‧ 經常飲用滾燙的瑪黛茶(南美洲傳統有喝熱茶的習慣),會提高罹患食道鱗狀細胞癌的風險。 胃癌 ‧ 每天喝3杯以上的酒精性飲料會提高罹患胃癌的風險。 ‧ 用鹽醃製的食物會提高罹患胃癌的風險。研究指的主要是含鹽量高的食品及鹽漬類食物,包括亞洲人傳統製作的醃漬蔬菜、鹹魚及魚乾。 ‧ 加工肉品會提高罹患非賁門胃癌的風險。 膀胱癌 ‧ 喝含有砷的飲用水會提高罹患膀胱癌的風險。 腎臟癌 ‧ 每天喝30 公克(約2杯)的酒精性飲料會降低罹患腎臟癌的風險。但沒有足夠的具體證據,表明喝更多是否能讓風險降得更低,例如一天喝50 公克(約3杯)或70 公克(約5杯)。 肝癌 ‧ 一天喝約3杯或3杯以上的酒精性飲料可能導致肝癌。 ‧ 遭黃麴毒素(真菌產生的毒素)污染的食物會提高罹患肝癌風險(黃麴毒素是因為食物貯存不當而產生,通常在潮濕暖和的開發中地區,食物更易受到黃麴毒素污染)。可能遭黃麴毒素污染的食物,包括:早餐穀類製品、香料、花生、開心果、巴西胡桃、辣椒、黑胡椒、水果乾及無花果。 ‧ 喝咖啡與降低肝癌風險有關。 攝護腺癌 ‧ 未給出建議。 乳癌(給乳癌存活者通用的飲食建議) ‧ 攝取含有纖維質的食物。 ‧ 攝取含有大豆(黃豆)的食物。 ‧ 減少攝取全脂肪及飽和脂肪,尤其是飽和脂肪。 卵巢癌 ‧ 有限的證據顯示非澱粉類蔬菜可降低罹患風險。 子宮內膜癌 ‧ 喝咖啡可降低罹患風險。 ‧ 升糖負荷較高的食物會提高罹患風險。 子宮頸癌 ‧ 有限的證據顯示胡蘿蔔可降低罹患風險。 胰臟癌 ‧ 含有葉酸的食物可降低罹患風險。 ‧ 有限的證據顯示水果可降低罹患風險。 ‧ 有限的證據顯示紅肉會提高罹患風險。 肺癌 ‧ 吸菸者攝取蔬果可大幅降低罹患風險。 口腔癌、咽癌及喉癌 ‧ 含有類胡蘿蔔素的非澱粉類蔬果及食物可降低罹患風險。 ‧ 攝取酒精性飲料會提高罹患風險。 ‧ 瑪黛茶會提高罹患風險(但只有在用金屬吸管喝滾燙茶水時,才有明顯的罹癌風險)。 鼻咽癌 ‧ 有限的證據顯示非澱粉類蔬果可降低罹患風險。 ‧ 廣式鹹魚會提高罹患風險。 攝護腺癌 ‧ 含有茄紅素和硒的食物可降低罹患風險。 ‧ 有限的證據顯示豆類以及含有維生素E 的食物可降低罹患風險。 ‧ 富含鈣質的食物會提高罹患風險。 ‧ 有限的證據顯示加工肉品、牛奶和乳製品會提高罹患風險。 膽囊癌 ‧ 有限的證據顯示甜椒、魚、咖啡、茶及酒精性飲料可以降低罹患風險。 皮膚癌 ‧ 喝含砷的飲用水會提高罹患風險。 甲狀腺癌 ‧ 蔬菜可降低罹患風險。 ‧ 在普遍碘不足的地區,多吃魚類可降低罹患風險。 睪丸癌 ‧ 牛奶和乳製品的攝取會提高罹患風險。 淋巴癌和血癌 ‧ 蔬果攝取量增加與這兩種癌症發生率降低有關。 ‧ 肉或紅肉與這兩種癌症發生率提高有關。 ‧ 酒精性飲料可降低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發生率,尤其是勃氏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 ‧ 提高牛奶及乳製品的攝取量,與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發生率增加有關。 延伸閱讀: 青香蕉比黃香蕉更好!身體發炎,癌症、失智都來了...25歲後,吃對4種食物擊退自由基●書籍簡介 超效抗癌:40年臨床經驗證實有效提升生活品質、延長壽命的關鍵輔助治療Outside the Box Cancer Therapies: Alternative Therapies That Treat and Prevent Cancer作者: 馬克.史坦格勒, 保羅.安德森 原文作者: Mark Stengler, Paul Anderson譯者: 錢基蓮出版社:三采 出版日期:2018/12/28 馬克.史坦格勒(Mark Stengler) 自然療法醫師,在加州的恩尼西塔斯市(Encinitas)執業,著有三十多本暢銷書,包括《自然療法的處方》(Prescription for Natural Cures)和《草本自然療法》(The Natural Physician’s Healing Therapies),他同時也是美國最受歡迎的健康電子報「保健真相」(Health Revelations)的主筆。史坦格勒醫師在常規醫療及自然醫療的並行治療方面,擁有非常出色的專業知識及技術,為病患及讀者提供更多元的醫療選擇。以下是他的個人網站:www.markstengler.com 保羅.安德森醫師(Paul Anderson) 自然療法醫師,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和墨西哥的羅薩里托市(Rosarito)執業,是診治癌症及末期慢性病的權威專家。他是備受尊敬的醫生、教育家及專業作家,著作主題都與臨床診療及醫學新知有關。他投入癌症整合療法已超過二十年,其中八年也包括人類臨床研究。目前他和妻子蘿莉定居於西雅圖,並盡可能抽時間與五個成年子女及五個孫子女共享天倫之樂。以下是他的個人網站:www.consultdranderson.com 審訂者簡介 謝明哲/博士營養專家/台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