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1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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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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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先生緣,主人福」麻醉科醫師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台灣有一句俗話說:「先生緣,主人福」,「先生」指的是醫師,「主人」指的是來院看病的民眾。原指久治不癒的病碰上對症下藥的醫生而痊癒,現也泛指某些事情,是得力於機緣的巧合而獲成功。基本上的意思是,看病跟醫師如果有緣份,彼此都能在施醫與被治的過程中順利。行醫多年,對這句話頗有感觸,病人求診,真的只能求緣分與福報嗎?還是藉由媒體報導或是親友推薦?該怎麼去結這個「好緣份」呢?我覺得有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1. 醫師不是萬能的,再厲害的醫師,也是有失手的時候;同樣的,技術再差的醫師,也不是每個案例都一定會失敗。這是機率跟比例的問題。2. 沒有從不犯錯的醫師。甚至往往審視整個醫療過程,完全按照醫療常規,沒有任何瑕疵;但是結果就是不如預期。這也是我所謂的「緣份」。3. 越好的醫病關係,彼此的互信基礎越高;往往醫療的預後與結果會越好。因為您信任了醫療團隊,他們也會更盡心盡力的照顧您。4. 名醫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好醫師。真正的良醫,其實是不需要整天上綜藝節目,談著非親身參與的醫療八卦。您如果迷信於媒體上的名醫,那問題應該是出在您自己,因為您跟「名醫」結了緣份。5. 外科系的醫師,到底誰開的刀比較好,誰開的刀符合醫療常規?建議您問問該醫院的麻醉科醫師。為什麼?因為麻醉科醫師整日在開刀房麻醉病人,哪位醫師出血量特別多,併發症屢見不鮮,問問麻醉科醫師會是比較客觀的。6. 那麻醉科醫師誰麻的比較好?去問問「麻姐」就知道了(這裡的麻姐,指的是麻醉護理師的暱稱,沒有任何的輕視與偏見喔)。哪個醫師根本不會插管?那個醫師打無痛分娩老是失敗?問問麻醉護理師會最清楚。7. 同理,心臟內科,問導管檢查室的技術人員。腸胃內科,問生理檢查室的技術人員。您會發現,結果往往出乎您的預料。8. 對醫師而言,我覺得要學會隨緣;沒有哪個病人是非您不可的。下個病人,說不定會更好;同樣的,對病人而言;也千萬不要糾結於非哪位醫師不可,緣份,真的很重要。9. 身為麻醉醫師中專門研究困難呼吸道處理的我。插了超過10000支的氣管插管,坦白說,每天還是戰戰兢兢,因為做的越多,就會越害怕;失敗的案例也無可避免。除非你不做,不然永遠會遇到失敗的案例。10. 卸了妝之後,才知道原來的自己。「先生緣,主人福」,把有限的時間與經驗,留給值得珍惜的病友。把每一台麻醉做好,是我退休前,給自己最大的期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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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尊重文化,敏銳感知:診間的醫療民族誌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我是家醫科專科醫師,但主要在大學服務,只有在收案時到門診,進行教學與研究,這些年下來有些觀察與感觸。這樣說,門診是建立醫師與病人相遇,建立醫病關係的場合,但在機構性醫療的框架下討論不多,或者著重在概念式理解,在現場不見得能充分發揮。雖然醫病關係是醫學的核心課題,但認真說來,對於沒有第一線經驗的一、二年級學生來說,同理病人不容易,要同理面對不同文化與社會背景病人的醫療人員更加困難。對他們來說醫療首重基礎知識與臨床應用,對病人是否全盤接受、不接受時要如何同理與協調,常被認為是非專業問題。老師找不到切入點,學生也學得不起勁。在我當醫學生的時代,醫師往往是在畢業後,在幫老師代診的狀況下匆促上陣,跌跌撞撞學習門診技巧。即便現在有PGY設計,訓練期間有機會到門診學習,但由於病房工作繁重,大多數年輕醫師還是要等到總醫師或者是研究員階段才有機會固定看門診,甚至要到自己出來開業,扛起經營責任後,才慢慢學習建立穩定的醫病關係。事實上,以家醫科來說,醫生需要的不只是迅速找出臨床問題,也要立刻與病人建立信任關係,掌握他們的社會需求,以規劃後續的處置方案。以初診來說,雖說「視病如親」是我們對醫病關係的期許,但從病人角度看,要馬上對如同陌生人的醫師掏心掏肺,講出擔心的病痛或治療考慮(比方說時常出國不方便拿藥,或者工作太忙不想追蹤)其實很難。以上溝通問題並非醫療所獨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時常有進入田野但不得其門而入,受訪者不願受訪或不坦誠以告的狀況,發展出一些因應方式。但相較這些領域的細火慢燉,門診中醫師要在短短時間消化許多病人,本來就沒有太多時間與誘因應付初診,更遑論建立信賴關係,是目前醫病教育的盲點。對此,我認為醫師固然要重視修養,從前輩的經驗中學習,但也可試著用社會學的方式同理病人。務實地說,病人來就診就代表有需求,醫師如果能以「跨文化」的方式,跳出自身的生活經驗去理解他們,會更有效率地掌握其就醫脈絡,提供建議,建立積極的醫病關係。2006年PLoS Medicine的「21世紀的社會醫學」專輯中,任教哈佛大學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醫師與醫療人類學家Peter Benson發表「診間的人類學:文化能力的問題與解方」專文,對建立跨文化的醫病關係頗有啟發之處。對熟悉精神醫學與醫學人文的讀者凱博文不用介紹。他研究漢人社會,長年關注病痛的跨文化呈現與理解,更積極參與醫學人文教育,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解釋模式」(Explanatory Models Approach),已經成為醫病溝通的經典。這篇文章可說是「解釋模式」的強化版。作者認可醫學院這些年開始重視非西方文化與移民病人,將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納入臨床教育,但卻因為缺乏活用,對改善醫病溝通成效有限。對此,一個關鍵因素是對文化差異的刻板認識。醫師往往將看到的身分特徵(外貌、穿著與腔調)投射到某種族群,並以此解釋病人的行為或與其互動,造成治療判斷的誤差。如其所提醒的,「文化預設可能妨礙診間的實務理解」。對於這個現象,凱博文與Benson教授除了強調文化不是標籤,而是過程,也主張「診間的民族誌」(ethnography),讓醫師同理病人的生活。與之前的文化能力相比,民族誌取向更重視醫病動態,裝備醫師對文化與社會的敏銳度,而不是將這些差異死背起來,助長既有的偏見與汙名。他們繼續提出在診間關照文化的具體步驟,從看到族群差異開始,一步步地推敲病情與病人可能的文化考慮與社會支持,反省介入的必要性與妥適性。除了常問「這個治療是否真對病人有效」,他們希望醫師想想就診過程中是否過度簡化文化,或誇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如其所提醒的,貼近文化,了解病人,不代表醫療問題就此迎刃而解。相反的,這些認知能帶出以病人為中心(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patient),兼顧全人、全家與全社區,更有意義的提問。簡單說,診間民族誌不是讓醫師變成人類學家,曲高和寡地癱瘓繁忙不堪的臨床現場。相反的,作者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有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醫業其實也是,特別是在獨自面對病人,陪伴他面對病痛,理出對策的診間。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誌的方法加上人文的敏銳,或許可以為躊躇於績效壓力,徘徊在職場現實的醫療工作者們,指出一條定位病人與自身,承擔生命的道德課題,兼顧專業與世故,健康的醫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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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觀察站/誰是「看衰台灣的烏鴉」?檢疫變獵巫之戰
疫情爆發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舉行例行記者會,距離指揮中心不到五百公尺的台大公衛學院也每周召開例行疫情說明會,倡議血清流行病學研究,提供入境檢測檢疫策略,更與彰化縣衛生局合作萬人血清篩檢計畫。原本應該官學緊密合作,最近卻因彰縣衛生局對無症狀入境者做病毒核酸檢測而掀波瀾,蔡政府展開「絕地大反攻」,原本二十五日篩檢報告記者會也喊卡。兩天內,從政風調查、網軍粉專開始肉搜人物關係,並製作「逆時中」學者之圖文,蔡英文總統與前副總統陳建仁陸續發文挺指揮中心,以及指揮官陳時中親上廣播節目,選戰常見的手法,成了蔡政府用來反攻學術殿堂的作法。這場攻防也意外讓醫界與公衛學界多年來的歧見爭端浮上檯面。不少醫師群起貼文留言批評公衛學者,只差沒寫「你們這群大學聯考手下敗將,有何資格跟我們醫師討論防疫!」一名醫學大學公衛學者分析,醫學教育需要公共衛生,但現行醫學教育卻排擠公共衛生,就連台大公衛也同樣遭邊緣化。事實上,陳時中以開放態度面對台大公衛的各項建議,他曾在記者會直言,對於解除隔離前做一次檢測「很心動」,這也是台大公衛所建議的高風險國家入境檢測策略的其中一環。但這幾天,指揮中心積極論述所謂的盛行率、偽陽性率等數據,不少公衛學家援引國際臨床相關資料予以打臉,而無症狀者的傳染力和檢測敏感度在國際上也未有定論,但在名嘴以及網軍助攻下,宛如一場獵巫行動,多名公衛學者及彰化縣衛生局長一一中彈,形成了一股對於異議者的輿論浪潮。政府將異議者打成是「看衰台灣的烏鴉」,操弄科學論述,也對將出爐的萬人篩檢初步報告打了預防針,看似占上風,卻嚴重扼殺台灣社會對於各種檢測及檢疫策略的討論空間,這恐將成為我國防疫之路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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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8 養生.抗老養生
台大醫院新任院長吳明賢的養生祕訣/平日八字養生 假日「相反休假法」
台大醫院新任院長吳明賢,現年56歲,被問到個人養生祕訣,他的回答簡單有力:「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這是他在上班日的養生心法;至於假日,則是採取「相反休假法」,讓身心真正休息。「養身必先養心」,吳明賢說,若能做到身體在動、飯好好吃、心靜得下來、好好睡覺、保持心情愉快,人就不太會生病。但現代生活步調緊湊、3C產品發達,人心很難靜下來,運動量也不夠。睡不夠、心不靜,長期下來,健康勢必出問題。養心在靜,行醫30多年,吳明賢每天一大早開晨會,一看診就是一整天,還要查房,大量消耗心力。他早睡早起,保持好精神和體力。偶爾覺得心煩時,他便專心讀書,就不會胡思亂想,心就靜下來。吳明賢每天走路上下班,醫院工作也需要頻繁走動,日行萬步是家常便飯。升任院長後,開始有專車接送,讓他走路量變少,他計畫下班後要額外再去走一走,這是養身在動。即使吳明賢每天走很多路,他深知「勞動」和「運動」不同,只要周末沒有會議,必定與兩三同學好友爬郊山。吳明賢說,爬山時也不能胡思亂想,腦袋真正放空,以免危險,其實任何運動都會有這個效果,所以人在運動後會格外愉快舒暢,這是勞動所不能達到的。「研究證實,上班族生活靜態,休息時若繼續呼呼大睡,往往會愈睡愈累。」吳明賢提醒,最好休假時做一點和上班時相反的事,所以他一直採取「相反休假法」。由於平常耗腦力、身體沒有什機會活動,吳明賢會利用休假時讓身體動一動,頭腦則放空。然而,如果平常是做勞動流汗體力活的人,建議休假時可從事靜態活動。吳明賢小檔案 年齡:56歲專長:一般內科學、腸胃學、分子生物學、醫學教育、流行病學現職:台大醫院院長、台灣消化系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內科醫學會秘書長給病人的一句話生病想盡快痊癒,除了要有好的醫療,心態也很重要,很多研究證實,正面樂觀面對病情,並與醫療團隊合作,才可得到最好的療效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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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3 名人.陳亮恭
陳亮恭/開刀房外的悲喜 看見人文關懷
「王某某的家屬在嗎?」開刀房外等候區,男護理師以穩重嘹亮的聲音詢問等候區,問了兩次後,一位中年女性起身上前,答道「我是他太太」。護理師說:「手術順利完成,還需要一些時間觀察,妳可以先去喝個水、吃個飯,大概一個小時後再回來,我再帶妳去看他」。手術室外 護理師安撫家屬只見王太太似乎驚魂未定地無法聽清,護理師再度細心解釋道:「王先生從外院轉來,手術現在順利完成,已經一整天了,妳一定沒吃沒喝,照顧別人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妳去吃飯、喝個水、洗把臉,等一下就可以好好地看他」,護理師的聲音愈來愈小,我已聽不清楚內容,但看到王太太微微地顫抖拭淚,護理師很溫柔地拍拍她的肩膀,安撫了她的情緒也照顧了她的心靈。這是發生在台北榮總開刀房外的真實景象,同時間也坐在等候區的我,看著一位個子不高,單獨等候家人手術而無措的婦人,一位溫暖的護理師,沒有任何評鑑委員、沒有任何官員在場,也不是祕密客抽訪,就是真真實實在醫療現場發生的互動。有人關心 婦人釋放壓力流淚我忍不住一直看著護理師與病患家屬,心想什麼樣的護理訓練可以讓素昧平生的兩人瞬間產生信賴、情感交流,還有發自真誠的關心與體諒?看著這一幕,再想想準備醫院評鑑時需要記憶的醫院宗旨、願景,還有一堆評估教育、訓練、醫療服務、醫院管理而準備的表格,我有點茫然。這位微微顫抖的婦人,終於有人關心而釋放壓力流下眼淚,而對象是一位素不相識的護理師,我不禁心想:「這家醫院還需要評鑑的肯定嗎?」現代醫院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以收容窮苦及旅人的慈善機構,十八世紀後從單純的慈善轉為救急與治病的場所。無論現代醫學如何轉變,醫療與醫院就是包含救急、救苦與治病的本質,而且以助人及慈善為出發點。時至今日,醫院已發展為具備醫療、人才培育、科學研究缺一不可的場域,目的都是為了提供民眾最佳的醫療照護,雖然角色變複雜,但醫療核心的利他主義絲毫未變。多元角色 醫師一人身兼三職多元角色的現代醫院下,台灣醫師一人身兼三職,要當醫師、教師、研究員,而三份工作只有一份薪資,還有超載的工時。健保費用是用以支付醫療服務,教育與研究的成本應該由大學、研究單位支出,但台灣經費拮倨的單位不只健保署,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各項經費都不足,為了追求更優質的醫療,每位醫師持續超時地做著三份工作,我想其他醫事專業人員也是如此。醫療體系資源 需全方位思維台灣醫療不僅品質好,醫事人員教育與訓練水準高,更是充滿人文關懷,一旦消失,可能再也無法重建,維持醫療體系所需資源遠高於健保經費,不應僅以健保作為唯一答案,需要全方位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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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是一個需要經常自我反省的行業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醫師是個奇特的行業,照顧病人辛苦忙碌,做好是理所當然,如果出了狀況,除了自我反省,還必須接受同儕檢討,不僅為了提升醫療品質、也是醫學教育重要的一環。個中滋味,只有身歷其境的當下才能體會。畢業將近四十年,最感到驕傲的事,是許多自己無師自通,透過經驗、研究出來的醫療業務執行方法,因為醫療業務的確有此必要。舉例來說,以影像(電腦斷層)引導施行切片。二十多年前,有些胸腔科病人因為內視鏡檢查無法確認診斷,又不合適接受手術切片,處於進退失據的為難;因為癌症醫學的原則是,必須有正式病理診斷,才能開始治療。正好醫學雜誌發表可以用電腦斷層引導切片來實施,於是我們就開始嘗試,憑藉的是過去以超音波及螢光攝影實施切片的經驗為基礎,還有病理檢驗科的同仁的支持,才得以順利推展。幾年下來,逐步由胸腔拓展到腹部、骨盆腔、四肢及骨骼……最後也開始實施眼眶部位病灶的切片檢查。這部份的工作,為了讓受檢者沒有任何壓力,需要替病人麻醉、則需要麻醉科同事的協助。不到十年,我們也累積了將近十例的經驗,都順利完成,旁人都以為是藝高膽大,不過面對因檢查需承擔的麻醉風險,我卻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最戒慎敬謹的心情處置。有一次,一位已接受治療多年的頭頸癌病人,發現視力衰退,磁共振造影發現右眼眶有異常病灶,懷疑復發,但必須排除感染發炎的可能性。臨床同仁十分猶疑,病人態度堅定,決定不管任何代價,要求切片檢查。即使到了諮詢室裡,我告知病人:曾經接受過放射線治療的病灶,因為治療可能改變解剖構造、血管分佈;我們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病人的態度依舊堅決,請我務必找到答案,解除痛苦。切片處置當天是週五,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讓病人住院觀察,同時每天訪視,想不到週一做視力檢查時,竟發現視力退化、幾近於零。我的心情跌到谷底,進入天人交戰的境地。經過難熬的一晚,我決定主動提報M&M conference(Mortalty or Morbidity conference 發病率與死亡率討論會)檢討。這種討論會是針對臨床上病人死亡或發生併發症時,醫師們一起檢討醫療方面是否有犯錯的會議,目前台灣各大醫院都有這種自我改進的制度,防止錯誤再犯,以確保醫療品質的提升。事後檢討認為,病人視力退化,可能是局部水腫、讓原本脆弱的視神經血液循環失去平衡,而切片檢查可能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我個人認為身為資深醫師及老師,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錯誤、檢討原因,這是平日教育後進的,如今必須實踐;另外,我也認為「不傷害病人」是我們踏入醫界時,宣誓過的首要責任,自己有必要接受同儕的檢視,為何不能做到?會議在不到兩週內舉行,這是這輩子以來最長的一個小時,報告事件的過程必須要誠實交待,回答同事們的質疑與問題必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秉持的態度就是「求真求實」,我深信:如果這個時候無法面對這些,將會成為永遠的疤痕,永遠無法復原撫平!這當然也是要感謝幾位前輩師長的協助,讓我確信這麽做是最好的方式。會議接近尾聲時,我的結語是:我仍然會為病人的福祇做最好的努力,謙虛的接受檢討,最重要的是「必須堅守紀律--不傷害病人的紀律原則(Discipline-Do no harm)」。這時,才有機會掃視全場,我發現許多同事都在現場,顯然大家都關心也好奇,我是如何經過難關。大約一年左右,又有病人需要幫助,我接受了。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許多影像數次湧上腦海,必須聚精會神來度過這些場景,當完成任務的當下,我知道,我已經過關了,上次的夢魘沒有將我擊退!我又找回勇氣,能面對自己的來時路。其後,我又執行幾次類似的切片工作,一下子又好幾年了。在行醫的路上,書本、老師是老師,病人也是老師,有時,自己也必須要求自己,教導自己;這樣子,才能繼續面對病人、學生。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才有辦法繼續支持下去。我珍惜、也感謝學醫給予我的種種試鍊與學習。M&M,讓我懂得謙虛,一次就夠了。(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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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讀後心得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身為一位男性的婦產科醫師,與病人溝通的細膩度和複雜性要較其他科別大。溝通技巧的學習更是不能到進入臨床時才開始。曾自認在診間總能耐心傾聽病人的主訴,正確的診斷與治療,建立互信的病醫關係。而在醫學系畢業的第27年,因由這個案例讓我深刻反省,也悟出「 病醫溝通」真是一門永無止盡的學問。這是一位40歲個性開朗未婚女性,在美國完成大學至博士學位,未曾有性行為。回台灣後,和家人都是本院門診固定諮詢及健檢的病人。她在2018年8月因為不規則的月經週期及健檢婦癌腫瘤指數CA125偏高而求診,當時經期間隔為2至4個月,且通常超過10天才結束,但經血總量不多。CA125值升高到500多,正常值要低於35。安排骨盆腔超音波檢查,發現子宮內膜厚度稍微増加至12毫米,而建議病人在麻醉下經陰道行子宮內膜搔刮切片手術。執行此手術的目的是要確立子宮內膜是否病變,必須經過處女膜才能取得內膜組織。她也了解處女膜只存在於少數人舊觀念的象徵意義,而同意接受此一手術。不過隔天由母親陪同再回診間討論,希望先嘗試中藥調經,然後密集超音波及腫瘤指數追蹤。神奇的服用中藥後,一個月後超音波檢查及CA125指數是正常值28。於是她持續服用中藥且規律的間隔3至6個月回診,討論月經週期及症狀,也以超音波和CA125檢查追蹤。一直到2019年11月健檢,另外有二項腫瘤指數(CEA及CA199)也升高,進而安排胃鏡、大腸鏡及全身電腦斷層,懷疑子宮內膜及右側卵巢囊腫。此時再與病人和母親討論內膜切片的必要性,她們仍堅持先將中藥停止服用後再追蹤。當然疾病的徵兆並未再次改善,在2020年5月終於行診斷性子宮內膜切片手術,確診為子宮內膜癌。接著執行完整分期手術摘除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骨盆腔及主動脈淋巴腺清除術。目前術後化學治療中。假如在一開始看診能說服病人及母親接受切片診斷,就能及早開始治療得到最佳的結果。回顧這近兩年診治病人過程中,病醫溝通和互信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讀起最近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與天下文化合作出版,由丹妮爾·歐芙莉醫師著作的「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一書,重新思考如何讓診間出現有意義又清楚易懂的病醫對話。歐芙莉醫師為紐約大學醫學院教授級臨床教師,行醫已二十多年。當她著手寫書時,曾徵求到許多病醫之間的故事,但她很快發覺這樣只是敍事,應從文獻研究尋找。紐西蘭學者莫根的研究是先錄下門診影像,之後立即對醫師及病人做個別訪談,並分別錄下訪談過程。審視三份影片後,最令人吃驚的結果是:醫師和病人不就是面對面坐著講話,怎麼一直以來,兩個人都不在同一空間?也就是說每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各是一片背幕,彼此交談時,都是織進自己那一片背幕,透過這片背幕過濾訊息。在整本書的十六個章節中,作者用活潑動人的筆觸,清楚說明乍看之下平凡又微不足道的「溝通」,才是行醫之道應有的核心。她在第五章「出於滿腔善意」,描述醫師常使出渾身解數,一心一意要讓病人配合醫囑。有些醫師會説之以理,動之以情,「推銷」配合服藥的好處;有些醫師對病人念念叨叨,曉以大義;有些會恐嚇,搬出一表串可怕的病症,要他們等著瞧;更極端的是,醫生告訴病人如果不聽話,就去找別的醫師算了。但正如大家所知(當過父母的人也都知道!),重複碎念一樣的事情,很少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不過眾醫師似乎還是講了一次又一次,無視沒什麼好結果的事實。在第十二章「醫學術語何其多」,提到醫療場域中有太多行話,醫師必須彈性使用語言,並思索自己話語的效果,太多焦慮可能會令人難以招架。但適度的焦慮,得以協助病人更有效面對嚴重的疾病。英國心理學家奧頓説道:大家用詞習慣並不一致,童年、文化、家庭背景、所處情境各不相同。醫師了解的專業知識與用語,病人可能如鴨子聽雷;至於病人的症狀,醫師未曾經歷且每個人對於病痛的反應不一。另一方面,目前愈來愈多醫護人員傾向使病人感到滿意,部分原因是注重病醫關係中的人性層面,這是好事,但部分原因也是醫療業愈來愈關注商業層面,致力讓病人滿意,在候診區設置高檔咖啡店成了一線要務,這樣是否會帶來負面後果?醫師必須找到最佳撃球點,協助病人釐清事態的嚴重性,但不把他們硬逼到絕路。書中對於醫學生教育的部分,我也很有感觸。在醫學院裡,通常不會學到溝通、同理心、建立關係這類技巧。它通常被視為附加課程,被病理學、生物化學、外科、心臟科、產科及小兒科等主角,擠壓到邊邊角角,精確直接的科學才是醫師必須熟習鞏固的領域,而這些比較軟性的技巧嘛,就很理所當然被忽略。但是在醫學領域裡,傾耳聆聽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陪伴病人經歷這些艱苦萬分的時期,正是醫學最真實的原貌。作者歐芙莉醫師最後要強調的是儘管現代醫學著迷於尖端科技,唯一有力的診斷利器,仍是病醫之間的對話,透過對話,醫師才能知曉疾病大概的面貌。然而病人説的話與醫師聽到的話,通常是迥異的兩回事。病人總是很焦急的描述症狀,亟欲告訴醫師自己到底怎麼了;另一方面,醫師在時間壓力下,必須展現效率,在病人說話時,得同時處理不少事,通常就因此錯失關鍵。有統計提到醫師通常會在12秒內打斷病人說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她在這本「病人說了什麼,醫師聽到什麼?」書中,深入探討這個高風險的領域,並佐以最新的研究,訪問了學者、醫師、病人,藉此闡明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對話上,將有助於提升健康照護品質。不論你是醫護的菜鳥或是資深如我,這本書內容都值得細細咀嚼,推薦給所有的醫師、未來的醫師、以及想了解行醫之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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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5 名人.吳佳璇
吳佳璇/一位實習護生家長教我的事
美秀(化名)阿姨牽著失智的丈夫,緩緩走進診間。儘管隔著口罩,眼神交會瞬間,我已感受到她的情緒。「這陣子一定很辛苦。」趁著列印丈夫的慢性處方箋空檔,我一面問候美秀,一面將她的健保卡插入讀卡機。「醫師妳真靈感。」我常因病人類似回應,一時以為自己在宮廟服務。還沒開口「問事」,不,問診,病人已和盤托出:「妳怎麼知道我為了口罩,四處跟鄰居借健保卡去藥局排隊!」原來,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除了和不能去日照中心的丈夫成天「攬牢牢」,美秀還得為在醫院實習的外孫女準備口罩。「醫院沒提供嗎?」「就是啊。病院說,護生要自己想辦法。為了讓在病房實習的她天天有新口罩戴,我很拚啊!」望著美秀阿姨臉上那只已經起毛邊的口罩,我想起和她相依為命的外孫女。女孩從小沒見過爸爸,13歲又失去媽媽,國三那年因外公確診失智,立志「要學護理照顧他」。「妳會擔心她嗎?」「怎麼不會!不過,她將來的工作,要在病院救人,就是要趁這種時候好好學。」美秀阿姨突然頓了一下,「醫師,我的想法甘有正確?」我豎起大拇指,衷心佩服美秀的見識,因為17年前,SARS大流行期間,曾有許多家長衝向全國各醫學院院長辦公室,要求暫停實習,深怕自己的孩子染疫身亡。當時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陳定信教授,認為實習是醫事人員養成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如果讓七年級的實習醫師(intern)離開醫療團隊,是否意味著將來這些學生成為醫師之後,在疾病來襲時,可以逃離崗位,棄病患不顧?並不是每個院長都扛得住壓力。根據當時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祕書賴其萬教授回憶,教育部召集各院校舉行協調會,就有一家醫學院院長表示,他無法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說服指著他破口大罵的家長,「現在不讓我還活著的小孩回家,難道要我等到他在醫院感染過世後,才讓我帶骨灰罈回家?」幾經討論,教育部將決定權交回各醫學院。所幸,當年決定繼續實習的學校,所有學生在妥善的防護與督導中平安完成實習。某所暫停實習的醫學院,也有位女同學堅守崗位,繼續進醫院。當校方要求出具家長同意書,她義正詞嚴回道,「我已經是成年人,這種事怎麼還需要我的父母替我決定?」「我贊成那位女同學。如果是我孫女,我會為她蒐集更多口罩。」過去幾個月,我常想起美秀阿姨。台灣的防疫,其實是全民的善念累積的成果。如今,第一波疫情已過,與其忙著為防疫人員戴「抗疫英雄」的高帽,還不如確實整備防疫體系、持續提供人員訓練與充實防護裝備。誠如台大蔡甫昌教授所言,「當醫療體系與社會無法提供個別醫療機構對抗大型疫病爆發時所需的資源與支持,要求個別醫療人員以英雄姿態來犧牲奉獻是對他們不公平,違反正義原則。」希望第二波疫情來襲時,美秀阿姨不用再為外孫女的口罩煩心,新一代的醫療人員,能從從容容加入團隊並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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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2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人道救援5/跟莉娜走一趟醫院 改寫TaiwanCanHelp定義
今年23歲的莉娜在2018年初次來台中當看護,她全年無休,即便單獨外出採買,最多20分鐘就回到雇主家。莉娜工作一年多不曾生病,直到去年10月因「再生性不良性貧血」發病,才初次就醫,過程驚嚇不安,差點以負債和遣返收場。所幸「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伸出援手。莉娜治療雖棘手,但就醫時有通譯陪伴,又遇到暖心為她設想的北榮小兒血液腫瘤科醫師顏秀如,莉娜才開始有安心就醫的感覺。莉娜說,發病當時是仲介陪同就醫,在加護病房三天是最害怕的時光,因為不能下床,聽不懂醫護人員的話,不了解為什麼要接受許多醫療處置,也不知道自己得什麼病。即便什麼都不清楚,乖巧的莉娜還是相信仲介,回雇主家收拾行李,準備回印尼。直到仲介拿出一張空白借據要她簽名,莉娜才產生疑慮,進而透過朋友,找到TIWA協助。TIWA工作人員吳靜如說,當時莉娜已被仲介帶到勞工局,進入遣返前最後驗證流程,但還不知道她到底生了什麼病,診斷尚未確定。TIWA向勞工單位提議召開協調會,為莉娜爭取確診的機會及轉換雇主因病暫停的時間,接受治療,後續回診也有吳靜如和TIWA的印尼語通譯莉莉陪同,醫師和莉娜間的溝通,及時建立了一座橋樑。每次回診,從抽血、門診、輸血,莉娜等三人都要在醫院裡跑好幾站,連看得懂標示的台灣人吳靜如都快迷路了,不懂中文的莉娜,竟然從不迷路。莉娜說,因為所有標示文字對她都是無字天書,所以她在心裡默默記下,醫院不同空間的牆壁顏色、擺飾、窗外景像,作為自己心裡的路標。TIWA透過關切外籍看護的醫學生社團「Rumaku志工團」,找到台北榮總小兒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顏秀如,是莉娜這段治療之旅的關鍵人物。莉娜說,先前在台中就醫的時候,醫師只叫她回去休養,但顏醫師卻跟她說:「妳先治療好,再看看是要留下來,還是要回去。」這樣對於病人自主的尊重,是每個病人就醫基本權益,身為外籍移工的莉娜,卻第一次感受到。Rumaku志工團的劉姓實習醫師表示,莉娜相對幸運,因為有更多人被「漏接」,移工一旦有影響工作的疾病,就會被「踢」回去,負傷回國又賠掉仲介費。即便他們和台灣人一樣有健保身份,也是「同卡不同命」,第一線醫療現場屢屢看到,移工連「被當作一般人看待」,都很困難。「如果健康是基本人權,移工的健康不能仰賴雇主或民間團體的善心。」劉醫師說,移工隻身來台,沒有家庭支持,醫療體系沒有完整考量移工健康需求、通譯嚴重不足,就醫困難重重,這是政府、醫療體系、醫學教育、職業安全及勞動主管機關,都應該共同面對並且積極處理的,「這才是真正的Taiwan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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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一位「社區醫師」對台灣開始解封的憂心及建議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第四度以「新冠肺炎」為主題。長年耕耘於社區醫療的陳錦煌醫師認為台灣疫情控制的成功主要在於境外管制與全民加強衛生習慣,但相對的我們絕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都沒有免疫力,而提出他對解封的憂心與建議;成大公共衛生陳美霞教授針對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會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建議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於教育民眾,建立全台社區防疫網;由台赴美短期進修的急診醫師分享他所觀察到的不同文化背景對疫情加劇的各種反應,以及回國後親身體驗十四天居家檢疫,身為「救人的醫師」同時又是「令人懼怕的潛在感染者」,寫出發人深省的「疫情中的你和我」。對新冠肺炎疫情台灣連續多日「加零」,指揮官陳時中部長決定逐步解封,開始「防疫新生活」,我心中有不少憂慮。憂慮的是,對於這新興傳染病全世界未找到疫苗及真正有效療法,歐美疫情仍然沸騰,流行病學模型顯示另波感染虎視眈眈時,我們可以一下子放鬆自己,肆無忌彈地擠滿餐廳及風景遊樂區嗎?特別從大陸禁止觀光客來台,台灣因禍得福;到武漢封城証實人傳人,台灣立即入境管制,到擋住一波又一波境外移入,以及人民恪守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命令: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台灣可以說是全球新冠肺炎防疫的淨土,二千三百萬人口只有區區不到五百人確診,然而,其真正意涵卻是,絕大部份人沒有免疫力。到目前為止,社區僅有零星感染個案,指揮中心集合全國疫調及照護能力,阻止進一步社區感染的發生,因此,台灣基層醫療體系真正的考驗尚未開始。檢討這體系,從1995年開辦全民健保後,俗擱大碗,雖是世界各國稱羡的對象,但論量計酬的給付制度、薄弱的醫病關係、允許患者看病如逛夜市、醫療體系發展頭重腳輕、賺錢及業績導向而忽視公衞預防……而且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既已經繳了健保費,大可享受醫療照護的權益,忽視自己健康維護的責任,在這種醫療大環境下,如果防疫出現破口,很可能讓基層社區成為這隻漂浮不定、難以捉摸的病毒的溫床;2003年靠量體溫讓SARS病毒現身,順利阻擋不再在社區漫延,這次可能不那麼容易。中央開始解封,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各縣市政府也紛紛跟進,基層社區如何解封?何時?何處?何人?由於各地情況不同,難有中央由上而下一致的規範。我想提出一些概念,那是在2003年SARS之後,台大醫學院謝博生院長提出醫學教育改革,重視醫師養成過程「全人、全家、全社區」的學習;新港社區到現在一直是畢業後第一年住院醫師(PGY)的實習場所;多年來,我帶著PGY 醫師到廟口測量鞭炮燃放的噪音,追查PM2.5的濃度等對健康的可能傷害;也帶他們家訪,觀察鄕親生病時的就醫行為;調查學童上學前有否吃早餐、騎車有否戴安全帽等等各種生活習慣和疾病發生的關係,以及及早介入的方法,希望陪養醫師具備社區預防醫學的基本觀念,而不僅僅在診所等候病患上門。我們也共同討論「健康社區」的定義及其評估方法,藉以找到社區面臨的健康議題及介入方式,這概念或許可供基層社區在考慮新冠肺炎如何解封時的參考。所謂「健康社區」,我的定義是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營造健康生活共同體」的意願、能力及具體作法,健康程度的多少,在於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健康社區生活共同體,我設定了四項目標:1)可以透過各類自主性終身學習組織,持續發現危害社區健康的因素,提出解決方法,並且落實執行。2)對外結合公私及專家資源,對內溝通協調整合,增強社區整體能力,以促進健康。3)營造健康安全的公共空間,減少環境危害,形塑健康及永續的生活習慣。4)經由弱勢照顧,滿足居民的健康基本需求,建立自尊與社區認同。至於如何應用「健康社區」的理念評估何人?何處?何時及如何解封,有如下建議:1)何人?評估人的社區生活滿意度、民主素養(權利義務、法治觀念、及溝通協調能力)、終身學習態度、參與公共事務意願、健康意識、健康生活習慣、有否社區發展願景等等;另外,更進一步評估所參加的社區團體,如社區發展協會、長照2.0的據點、基金會、愛心團體、宗教團體等等的種類、數量,及其活動力、組織力、學習力、願景、整合及共識力等。2)何處?評估社區環境的生態、污染程度,以及社區監測、再生利用及永續發展的能力;社區有沒有容易造成群聚感染的熱點?公共空間中使用者導向的健康以及安全度如何?3)何時及如何開放?評估社區人口、職業分佈、家庭組成及經濟狀況,尋找並了解弱勢族群是否具備自我及家庭防疫的資源及能力。社區是否已經建構新冠肺炎醫療照護有關的基層醫療網,其分流、分工、診斷、通報、照護、遠距醫療及後送體系等,及有否確實演練過。面對意外事故或新興傳染病發生時,社區整體風險因素分析,以及相對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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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聽見罕見疾病患者的心聲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我是一位23歲的女性,也是一位罕見疾病的患者,我的疾病叫做「肢端紅痛症」。相信很少人聽過這個疾病,它還沒有列入法定罕見疾病中。這樣的病會讓我的手和腳非常非常的痛,當我還小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是罕見疾病,只知道和爸媽說我的腳好熱,我的父母也不覺得奇怪,只覺得我對熱的忍耐力比較低。大約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發病,一開始只會感覺到熱,後來才漸漸的嚴重起來。大約國二時開始感覺到痛與熱,但是那時是間歇性熱痛,有一段時間是正常的,大約十五天是一個空白的期間不會痛,就像一個循環一樣,但是上了五專之後這個循環不見了,而是一直感覺到熱、一直感覺到痛。這個時候我和家人說,他們才感覺到這樣好像不正常,便帶我去看骨科,骨科的醫生一直以為是足底筋膜炎,所以用了很多物理的療法,好比說電療、腳底的熱敷等,但這些都令我更痛苦,因為我的腳不能碰到熱。即使做了骨科的物理治療之後,熱痛還是常常發作。直到我看了一個日報上面的報導,有一個人和我的症狀一模一樣,我才找到李醫師,經過他的診斷以及基因檢測後確診,這個就是罕見的「肢端紅痛症」。這個病在生活上給我帶來很多困擾,好比說我不能穿整個包覆住腳的鞋子,只能穿涼鞋或拖鞋,我也不能穿襪子,因為腳會發熱讓我感到疼痛,這個痛非常的難受,若是痛的指數有1到10分,1是最低,10是最高,我覺得最痛應該有到8分。在五專就學的期間,因為這個病非常的罕見,體育課時因為穿包鞋會很難受,我拿著醫師的診斷證明,和老師說明我上體育課的不方便,但是老師一直覺得我是在裝病,還是要求我要和其他人一樣上體育課。我現在依然非常討厭那一位老師,因為我是五專二年級的時候給他看過那一份診斷證明,結果他在我五專五年級的時候竟然問我:「你要不要去大一點的醫院看?」這句話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裡,因為我已經到台大總院這個醫學中心去看了,而我的主治醫生也是教授級別的,他還想要我去更大的醫院看,代表這位老師根本沒有好好的看過我的診斷證明。這樣的病也給我的人生帶很多的衝擊,好比說我也想正常的談戀愛,我想和正常人一樣結婚,但是這個病讓我自卑的待在家裡,遇到心儀的人也不敢去追,因為擔心自己配不上他,讓覺得自己無法結婚生子,因為這個病有很大的遺傳機率,有時候看著別人其實心裡很羨慕,難過到會想掉眼淚。這樣的病在生活中給我的困擾還有讓我無法出國。我想要去冷的國家會擔心有暖氣我受不了,但是高溫的地方我的腳也是受不了,我不知道哪裡可以讓我放心的去玩,而且要是在國外發病,我也無法好好的處理,所以我從未出國過。我在前面有提到過,我讀護理,當護理師不會沒有工作,薪水也很好,但是我偏偏生這這樣的病,腳沒有辦法久站,也無法跑來跑去,以至於我無法勝任這項工作。我一直很苦惱,不知道不做這項工作的話我能做什麼,因為從出社會開始我就忍著痛,每天上班都要吃止痛藥,直到後來生病外傷去住院才停止。現在我不想要再吃止痛藥上班,想要轉行,但苦惱不知道能做什麼。因為這樣的病時常發作,常發痛發熱,而且吃了止痛藥大多都沒有效果,要吃到鴉片類的止痛藥,但是那可能會上癮,而且副作用很大,也不敢常常吃。我的主治醫生曾說過,這樣的病大約要等到中年,手腳的小神經比較退化時才不會感到這麼疼痛,但我現在才23歲,我還要等好久,要是這麼長的時間一直都不能工作,我該怎麼辦?因為生這樣的病所以常常有想不開的念頭,真的也有去做過,那個時候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拉了我回來,因為在想不開時,我曾經和他說了一些希望他好好活的話,他覺得我不對勁才去找我、把我送醫院,其實到現在我還是有時候可以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有時候又不能,一直這樣子反覆使我深感痛苦。每當看到別人穿著漂亮時很羨慕,看到有男朋友可以好好地談戀愛時很羨慕,看到可以好好的出國時也很羨慕。我因生這樣的病無法穩定工作,也常擔心父母將來老了要怎麼辦,我要怎麼去撫養他們。我的媽媽因為我這個病常請假在家照顧我,尤其在我住院的期間,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他。因我這樣的病是罕見疾病,所以我也無法買醫療保險,只能自己多存錢。住院期間的費用我媽媽幫我負擔,但是我好擔心他老了要怎麼辦、沒有錢要怎麼辦!我的家庭沒有非常富裕,我這樣子無法工作的情況已有一年多了,還好姐姐偶爾會給我生活費,但是姐姐總有一天會嫁人,對於未來我很不知所措。對於我紅腫熱痛的處理,只有物理方法,好比沖冷水或是泡水才最能有效的止痛,但是這樣會對皮膚造成傷害,而且濕氣也會讓我病情加重,以至於我會和蜂窩性組織炎分不清,這樣很危險。當這個病發作時,吃一般止痛藥沒有太大作用,必須吃鴉片類的止痛藥,例如嗎啡,也讓我覺得自己的藥越吃越多,健康卻越來越走下坡。我知道媽媽一定也很難過生到我這樣的孩子,其實說真的,有時心裡會生氣,會怨她為什麼要生下像我這麼不正常的孩子,讓我這麼痛苦,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也不願意。我很感謝媽媽在我感到生病不舒服的時候都陪著我,也很感謝我的外婆、還有姐姐,在我沒有工作的時候都無條件地支持我。我很感謝我的家人,沒有他們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感謝他們的支持,也感謝他們不嫌棄我。(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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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學教育需要社會大眾的參與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我在2002年曾以「醫學教育需要大家的參與」為題在自由時報發表我的呼籲。當時是有感於回國後常聽人說「不要到大學醫院看病,因為會被學生把你當實驗品」,這種「先在別人身上學夠了經驗,再來看我」的心理,讓我深深感受到長年在美國行醫教學所接觸到熱心參與的病人對照國內病人與家屬的落差,而擔心如果大家都不願參與醫學教育的話,台灣醫學生臨床醫學的訓練水準恐怕會受到影響。當時我引述了<紐約時報>正好有一篇以「醫院裡的醫學生:病人需要參與教學」為題的社論。文中指出就社會大眾的立場而言,民眾應該有權知道他們所面對的,是已經完成學業擁有醫師資格的醫師,或者是還在學習的學生。同時就法律的立場而言,病人也應該有權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參加教學。然而就醫學教育來看,如果我們在醫學生的養成教育中,不讓他們有直接接觸到病人的機會,他們將永遠無法學到臨床醫學的精髓。作者引述兩位美國資深的醫學院教授如何說服病人與家屬參與教學的故事:一位教授誠懇地對病人與家屬解釋「由於學生參與這病人的照顧,所以我會更細心,因為我絕對不能讓學生學錯」而使病人家屬放了心,更重要的是,學生聽了這席話,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好好照顧他的病人;另外一位教授說,他常對病人解釋,醫學教育就像是種樹一樣,如果我們病人都只要給經驗老到的醫生看,而拒絕任何醫學生的參與,那就像是我們只要砍伐高大的老樹,卻不願意參與造林一樣。常此以往,總有一天,老樹都砍完了,但整個林場卻再也找不到可以建屋造橋的好木頭。同樣的,如果我們社會大眾都不願意讓醫學生參與他們的照顧,等到這些有經驗的醫生都老謝凋零,我們的兒女生病時,就找不到好醫生了。他認為醫學界應該努力教育社會大眾,讓他們能夠接受「大家都有義務參與醫學生的教育」的觀念。回國這二十幾年來,每當我帶著醫學生做病房教學迴診時,就會對學生們強調,一個合作的病人能夠以他自己的病痛與學生分享,肯讓醫學生做病史探問、身體診察,是學生在課堂上、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最珍貴的教材。而另一方面,我也絕對不忘提醒學生們,病人並沒有一定要參與醫學教育的義務,因此學生們對於病人願意合作參與教學應該心懷感激。每次我到病房迴診時,一定要先徵求病人的同意後才與學生們一起進去病房,透過如此的動作,也讓醫學生感受到我們對病人及家屬應有的尊重,並促成醫學生更多的反思,從而領會醫生應有的謙沖。兩年前我在大學醫院的例行床邊教學,碰到一位讓我十分感動的病人。這位23歲的女病人,罹患一種罕見的「肢端紅痛症」已超過十年。這是我行醫超過半世紀的老醫師連聽都沒聽過的罕見疾病,但這種病在臨床神經學檢查卻無法看出有任何運動、感覺、反射的不正常。突然間,使我想起當我們在看病時,如果例行的神經學檢查都看不出有不正常的「徵兆」時,我們有時會不自覺地懷疑病人是否裝病,但透過用心聆聽病人的描述,才學到問診的重要,而眼前這病人正是這種最好的機會。同時我也想到,醫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年輕人,往往無法對這種長年為病痛所苦的病人感同身受。如果今天這位病人願意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她的感受,而激發「憐憫」與「同理心」,應當可以喚醒今日醫學教育偏重科技而忽略的人文關懷。於是我帶著兩位照顧這病人的學生,一起去邀請她來與醫學生們談談她的「病痛」。我到病房先自我介紹,並告訴她我們的來意,沒想到這位病人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她談話間不時調整她用以紓解腿部紅腫灼痛的強力電風扇的方向,而且不只一次地問我:「這冷風會讓你不舒服嗎?」這種來自病人對醫師的同理心,更是我行醫這麼多年所未曾享受過的「福氣」。到了教室以後,她大方地自我介紹,接著侃侃而談自己的病情,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回答學生的發問。她也不諱言自己因為這種怪病使她無法享受其他同齡朋友的正常生活。說到傷心處,她忍不住流下淚來,有一位醫學生即時從背包裡掏出衛生紙給她,讓我看了非常感動。在送走病人後,我由同學們的感受,看得出這病人的參與教學,使醫學生對病人的「受苦」有更深的體會。有位女同學說,這位病人的年齡與她非常相近,而不覺自問,如果換為自己,將會如何反應,而深深佩服病人的堅忍。其他同學們也都紛紛提出看法,讓我看到他們透過聆聽病人的機會,更能體會他人的痛苦。這次的經驗使我看到,病人的參與教學成功地激發了醫學生的同理心。最後同學們都同意:「我們不可能治癒所有的疾病,但我們永遠可以關心病人。」他們也將不會忘記在學生時代,曾有這麼一位病人現身說法,給他們上了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行醫之道:「唯有跨過醫病之間的籓籬,將心比心地瞭解病人,醫生才能領會病人的苦痛與需要。」離開醫院前,我對她表達我們師生的謝意,並邀請她將她的感受寫出,以便登載於我們這幾年來為了改善醫病雙方的互相了解而開創的「醫病平台」,讓更多的醫療人員可以更瞭解「籬笆另一邊」的感受。這專欄的下一篇文章就是她幾天後寫出的文章。我誠懇的希望,台灣大眾都能體會<紐約時報>採訪的那位醫師「伐木與造林」的比喻,而積極參與醫學教育,而醫學生對病人的參與,心存感激與尊重,這樣我們才能培養出更理想的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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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感謝所有患者對醫學教育的奉獻 我們今天才能救更多人!
【編者按】上星期這專欄以醫學生立場寫出由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醫學心得,這星期我們接著以「病人參與醫學教育」的主題,分別由一位負責醫學教育的醫師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對病人的感激、一位關心教學教育的老醫師的呼籲、以及過去一位病人與大家分享她生病的心情。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可以鼓勵社會大眾因為了解,而能積極參與醫學教育,幫忙台灣培育更多的好醫師。1996年6月,我在台大醫院血液腫瘤病房開始了我的實習醫師生涯,當時的我抽血技術並沒有很好,每次的抽血也都戰戰兢兢,因為大家都期許自己是個醫術高明的好醫生,但是血腫病房的患者歷經多次化療,抽血打針難度都高。有一次,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是位淋巴癌患者,因發高燒不退,必須趕緊抽三個不同部位的血液做細菌培養,我很順利的抽了前兩個部位,第三個部位卻卡關了。第一針下針,沒有回血,我心想糟了,瞄了患者和家屬一眼,患者正受著病菌肆虐折磨,又發燒又冒冷汗,表情痛苦,家屬則是表情焦慮又沉重的盯著我,又好像不敢說什麼。我趕緊定定神,找好部位下了第三個部位的第二針,結果,完了!沒有回血……我真是緊張得頓時冒出整個額頭的汗,眼看著家屬似乎快要生氣不耐地說話時,這位女士卻在這時用她孱弱的氣息說話了:「蔡醫師,沒關係,你再試一次,如果還是沒有再去找住院醫師學長來……」聽到這話,我感激得差點哭出來。隔日清晨我又前往給他打抗生素時,很高興女士的氣色紅潤了些,他看到是我來了,招手示意跟我說話:「蔡醫師,其實我常夢到你們實習醫師抽不到血打不上針,嚇醒!可是沒關係,你要加油,把技術練好,以後一定會是好醫師,把患者病醫好,患者就會做好夢了。」我不知要接什麼話,只是靦腆的趕緊打完藥,然後一直對她說謝謝。如今,感覺學弟妹們幸福多了,因為不論哪個醫學院校,現在要進入臨床實習前一兩年,就都有運用模具、模型練習的臨床技能訓練。在遇到真實病人抽血、打針、放鼻胃管、放導尿管之前,都有很多模擬練習的機會;也還有與標準化病人演練的醫病溝通訓練課程,讓學弟妹們練習醫療面談。練習完後,臨床醫師與標準化病人也會對學弟妹們給予回饋,讓學弟妹們知道自己哪裡做得好、哪裡還可以再改進。現在學弟妹們進入臨床實習階段,種種臨床技能的學習與實務執行,都被教學行政單位列為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學習項目,各醫學院與合作的教學醫院不只安排有專人教、也都常常在考核這些未來醫師的臨床技能,也因此現在的實習醫學生仍必須、也都要學抽血、打針等這些醫師必備的能力。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多了輔助配套制度,國內現在的主要教學醫院都有專長於打針、抽血之資深護理人員組成的支援團隊,臨床技術與經驗都很豐富,除了協助分擔一班住院病人之抽血、打針工作外,對於實習醫學生未能順利完成處置之病人,亦會即時提供協助。一方面減少了病人的身心壓力,一方面也可針對技術還不純熟的實習醫學生們,提供支援與指導。換言之,現在和邱女士所描寫的當年情境已大不相同,現在的就醫環境與醫療品質都已經有大幅的提升,實習醫學生的學習環境改善了,配套的教學訓練完整了,指導與支援系統更完備了。誠如我在學生時代的經驗,對病人、對實習醫師都充滿折磨,對醫病雙方不是好事。台灣醫學教育界在當年也聽到了這樣的聲音、感受到了這樣的苦痛,又加以2003年SARS對台灣醫學教育的衝擊,台灣醫學教育界的前輩有感於諸多面向的改革孔急,於是在2004年十月成立了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接著便如火如荼在醫學教育各面向展開改革。在硬體上的改革,先是2005年台大醫院臨床技能中心成立以後,全國各醫學校院也陸續成立了自己的臨床技能中心。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醫學生在進入臨床實習之前,都先經過模擬訓練課程,透過各式模具、模型的操作練習,將基本、重要的臨床技能都學會之後,才讓實習醫學生進入臨床訓練。前述硬體提升與進展,累積了十多年,也促成了這期間,國內各醫學校院量變也促成了法規上的改變。自2013年起,醫師法、專技人員考試的作業要點都通過修法,新的規定是:要考台灣醫師國考第二階段考試前,要先通過各校院聯合辦理的「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考試內容便包含了打針、抽血、換藥、傷口縫合、放鼻胃管、放導尿管等技術項目,也包含了與標準化病人進行問診、身體檢查、衛教與臨床處置等等。在教學制度的改革上,過去十多年來,醫學院評鑑與教學醫院評鑑都針對了臨床技能訓練、醫病溝通訓練給予很高比例的評分權重,讓整個校園教學環境、醫院教學環境都必須納入這些學習項目,也都要求、鼓勵更多資深的醫師投入臨床的教學,對學弟妹們提供監督與指導,目的都在希望幫我們的學生準備好,把我們的患者保護好。換句話說,教、考、學合一都希望我們的實習醫學生到年輕醫生都能夠學會甚至熟練臨床技能,才能在面對真實病人時,也能夠真正緩解病人的苦痛。前幾天,過去一起實習的同學們聚會,也有同感。同學們之中很多人都是各醫院、各臨床領域的重要台柱,也有幾位已經擔任主任、教授之職,大家都有同感的是,如今眾人在臨床技術表現上能夠充滿自信、獨當一面,回首當年何嘗不是從技術、能力均不成熟中逐步學習,幸而有許多能夠包容、奉獻的患者,給我們支持與累積經驗,我們今天也才能救更多患者。現在的學弟妹們有模型、模具的模擬訓練,比我們幸福,但再多的模擬練習終究仍須實戰經驗的淬煉與成長,想想自己能有今天的獨當一面,我要感謝所有我照顧過的患者,特別是我行醫生涯之初的那位貴人,那位女士的溫暖,在我最挫折的那一刻,包容鼓勵了我,我至今仍感謝她。(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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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療的浪漫?病人的福祉? 三個懷舊醫療行為的現代反思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從踏入臨床習醫開始,心中總有個「良醫」的典型,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抽絲剝繭地病史詢問、鉅細靡遺地理學檢查、不計名利地走入偏鄉。我的生涯規劃選擇了神經科,理由是浪漫的,據聞神經科是當醫院停電時,還可以繼續看病的專科,因為憑藉病史、觀察、聽診器、叩診錘,十之八九可以達成合理的診斷。從實習以來的二十年行醫也都是在花東,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自己朝向「良醫典型」的追求。二十年來,醫學知識累進的速度驚人,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科技一日千里,無論醫學教育再怎麼強調一般醫學的重要,所有專科其實都更為次專科化,甚至一般醫學的本身,都成了一門專科。猶記當年老一輩的醫生還批評我們這一代的訓練不夠紮實,因為他們以前都自己做抹片染色看血球;到了今日,現代化的檢驗項目何其繁雜,即使是站在第一線看病的醫生,也不可能熟悉所有原理,更何況動手自己做。我不禁對自己曾經憧憬的那種「從頭到尾靠自己」的、個人英雄式的「良醫典型」感到懷疑,以下我想用三個事例來重新思考,究竟我們看重的,是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還是病人的健康福祉?一、一次性的義診:我們經常聽聞,某某醫院團隊又到了某某偏鄉進行義診,醫生護士熱情地為在地的居民看診,醫學生也都親臨現場,一整天下來,大家帶著滿滿的感動,居民也十分感謝醫療團隊的造訪,最後圓滿結束。事實上,這樣的一次性義診到底幫忙解決了多少醫療問題呢?首先,義診醫療成員的背景,多數是長年在大型醫院高度分工的專科醫師,而非熟悉基層文化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有些甚至長年不在第一線檢查病人,其實並不適合處理一般性醫學問題;再者,義診當下遇到的病人主訴,也許不見得要動用貴重的儀器設備,但經常需要一段時間追蹤才能判斷,就算這位義診的醫生經驗非常豐富,病人的治療也需要一段時間追蹤,以確保診斷正確以及治療成功。在醫院的看診系統裡,可以查詢病患過去的檢查與用藥紀錄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觀察,才有一些把握,因此我實在很難想像,要如何在一次性的義診中,就能做出令人放心的診斷;第三,義診的誤診該如何究責呢?正常的醫院體系下,同時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醫檢師、放射師等等層層把關,也都難免發生錯誤,醫療行為總是暗藏不確定性,但是至少在現行體系下,病人方有機會獲得救濟,醫療方也能從中檢討避免再次發生,也就是符合「當責」(accountability)的實踐。但是一次性的義診,並沒有系統性蒐集當中醫療行為的細節,結果無論是好是壞,都難以究責,我們甚至可以說,一次性的義診為病人帶來的是更多醫療風險。二、數十年如一日的老醫生:新聞報導,年過九十的小鎮醫師,仍不忘初衷,在地方上為病患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溫馨故事。情感上,我們會因為老醫生的堅持而感佩,我們也相信,對病患有自小到大的了解、家族特性的了解、以及生活環境的了解,都有助於病情判斷。雖然現代高齡又活躍的老人越來越多,但是過了八十歲、八十五甚至九十的年齡,獨自一人,沒有電腦化的病歷管理,沒有清楚的藥物配給系統,沒有充足醫技護理人員後援,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年輕醫生應該學習的典範嗎?且不論他個人健康是否能夠駕馭,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嗎?這讓我回憶起在教學醫院裡,也有非常年邁資深的醫師,幾乎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即使拄著拐杖,甚至需要助理陪同上下電梯照顧安全,也堅持要看診。這樣的堅持,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以病人福祉為優先的堅持了。體力上與腦力上我們都有極限,從老人的觀點看,一直維持正常的工作習慣的確有益身心,但是從病人的觀點看,我不確定這樣的行醫模式是令人放心的。今年一月的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就有耶魯大學發表的一篇短文,為141位七十歲以上仍在執業的醫師作認知篩檢,發現13%已有明顯的認知障礙,不適合繼續行醫,卻從未發覺。以台灣的民情,我想沒有人敢驚動這樣敏感的神經,因為能夠做出這樣決策的人,通常是醫療體系最高管理者,卻也同樣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對於這樣的老醫生們,我們不忍苛責,但是這種懷舊式的醫療行為,也應該受到醫療同儕的監督,才能保障病人的安全。三、單靠徒手的理學檢查:記得以前聽過一位南部的基層醫師,精熟徒手的理學檢查,他曾自述巧妙地叩診,測度肝臟有幾個指幅長,並且聽音辨位,找到肝膿瘍的位置,一針見膿,有如神技。剛進入臨床時,資深的老師教導,不論病人是甚麼主訴,都要做好完整的理學檢查,也一定要包括肛門指診。我當時抱著DeGowin’s Diagnostic Examination一書,自我期許要好好練就這個基本功。如今我對於照顧神經科疾患,已有相當的年資,也處理過合併有心臟、肝臟或腸胃的問題,但是我到了病床前,若不是腸胃的問題住院,肛門指診實在難以啟齒;而對於叩診肝臟找到肝膿瘍、聽細微的心雜音、用手電筒觀察頸靜脈的起伏波型等,我依然沒有甚麼信心。當然我也不認為磨練徒手檢查就能超越超音波,換句話說,現在超音波的角色,其實就是過去的聽診器罷了,有更好卻不昂貴的工具,我們就應該更快適應新的工具,讓病患在更舒適的狀況下得到正確診斷,而不需要把自己高強的技藝建立在病人誤診的風險上。過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內科教授Philip Tumulty,於1970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What is a clinician and what does he do?」寫道:「去爭論病史詢問比理學檢查重要,或是理學檢查比影像掃描重要,是一件愚蠢的事。有關病情關鍵的資料,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現,真正的好醫生是為求事實,而不放棄任何可能的線索。」過去那些神乎其技,其實是不得已的存在,如果醫生真正在乎病人的福祉,他會在身旁有限的資源裡選擇一個對病人最好的,而不是選可以讓別人覺得他最厲害的。不可諱言,我對於能夠不計功名、數十年如一日、雖千萬人吾往矣、俠骨柔情式的「良醫典型」,依舊心生孺慕與崇敬,但是孺慕與崇敬之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偏見,過去醫生個人的浪漫行醫,其實潛藏許多必然會發生的錯誤,但是受限於我們後人能夠追溯的視角與材料,現在所知道的,都是篩選後的成功事蹟罷了。我們其實不曉得,那次的義診做了多少錯誤的診斷,老醫生開錯了多少次藥,那位妙手神醫又扎錯了幾次肝膿瘍而造成致命的意外。時空背景已經不同,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不該高過對於病人健康福祉的維護,畢竟現代的社會裡,早就沒有什麼是屬於一個人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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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生怎麼想?「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感觸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生怎麼想」。一位畢業將近二十年的醫師道出「女醫師」在職場鮮為人知的諸多感觸;一位稍長幾年的男醫師對三個「懷舊醫療行為」提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一位畢業將近四十年定居美國,中間曾經回國服務一段時間,而又回美服務的女醫師仍然心繫台灣的醫療問題,提出發人深省的對台灣護理工作環境的建議。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醫生對事情的看法,也增加社會對醫師的了解。 今年初有幸收到「醫病平台」一書,細細閱讀,感動於這群有心人長年致力於提升台灣醫學教育品質與改善醫病關係,書中由病患、家屬及其他醫療人員從不同觀點陳述故事,使我得到新的啟發與省思,但整本書最令我驚喜的部分,是它的封面——圖畫裡的女病人托著腮,似有滿腹苦惱不知從何啟齒,而手持筆、頸項上掛聽診器、著白袍而神情專注的醫生,也是位女性。 當我進入醫學系就讀時,班上女生佔了三分之一,因此並不覺得有太大的性別困擾。畢業後選擇家庭醫學科,面試當天三位考官都是女醫師,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期間,科主任也一直是女性;科內醫師約男女各半,各司其職,氣氛融洽。獨當一面看門診時,或許來看診的病患都習慣家醫科有不少女醫師,我除了遇過一次,病患進來後愣了一下說:「看名字我還以為是男醫生呢!」其餘反倒有不少女病人告訴我說,她們喜歡給女醫師看診,因為女醫師通常溫柔有耐心,並且許多女性難以啟齒的隱私問題,或是女性在社會與家庭角色裡與男性的不平等導致的身心症狀,往往令女病人在面對男醫師時隱忍避談。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我以為「女醫師」的形象已普遍植入人心,就像學校裡有男老師、女老師一樣自然,然而在我前幾年投稿報紙副刊的經驗裡,發現無論我的文章有多麼明顯的線索告訴讀者說我是女性,副刊的插畫家幾乎無例外地替我配上男醫師的插圖。 至少可喜的是,我身處的時代,「女醫師」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高中時曾在報上讀過女醫師投書,她在急診室急救病患數十分鐘、忙得滿頭大汗,忽然聽見暴走的家屬怒吼:「醫生怎麼到現在還沒來!」我在小兒科跟診時,聽資深的女醫師說起她們當住院醫師值班時跟男醫師共用值班室,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家醫科在住院醫師的訓練期間,必須安排數個月的內科病房與急診輪班,科內已婚的女醫師們安排年度計劃時都儘量避開與孕產期重疊的可能,主任曾與我們分享她自己挺著大肚子值內科班時,接到病房呼叫卻因子宮收縮疼痛而完全無法起身處理的經驗,因而她能同理且支持晚輩,但內科的女性住院醫師如果想在受訓期間成為母親,便得咬著牙熬過,有些還會受到男同事的言語奚落,我聽過男醫師抱怨他同梯的女同事:「這麼厲害,來三年生兩個,專挑農曆年請產假,真是用盡心機!」去年從一位剛畢業的學妹口中聽說,現在女醫師懷孕期間受到更進一步的保障,值班到晚間十點後便可下班休息,看學妹撫著微凸的腹部,真替這一代的女醫師及他們的孩子感到高興。 欣喜於法規對女醫師愈來愈完善的保障,但事實上,一旦女醫師成為母親,無論是心中所牽掛的,或是實質上對家庭的付出,多半還是更甚於男醫師。這幾個月來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之下,世界的運轉劇變,我們有幸身在台灣,學生們還能正常到校上課,但家有應屆考生的父母,莫不戒慎恐懼。兩位在診所服務的女醫師朋友,不約而同的停診一個月,請其他醫生代診,為的是確保孩子在大考前不會被母親職場上的風險波及。 母親節剛過,在社會營造的氛圍下,許多人在這天都記得謝謝自己的媽媽——或言語感恩,或實質贈禮,或愛在心底。願大家也能推己及人,以更大的包容心尊重女醫師在職場與家庭間尋求平衡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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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4 新聞.杏林.診間
蔡世滋/走在最前、守到最後…家醫讓台灣成世界防疫楷模
人類的歷史不啻是一部疫病史十四世紀以來,鼠疫、天花、霍亂、黃熱病等疾病不段地衝擊人類社會,甚而改變文明歷史。近代生態快速改變、氣候變遷,加上旅遊增加、脆弱的公衛體系,疫病益趨頻仍與複雜,傳統對於孤立疾病突發(discrete outbreaks)的危機反應(crisis response),顯然不足以因應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疫病的可怕,在於不分地域、社經地位與族群,均難豁免。醫學史學者羅森堡(Charles E. Rosenberg)曾將疫病引發的社會反應(social response),喻為劇情式章節(dramaturgic episode)四部曲,其場景依序為「逐漸揭露」(progressive revelation)、「隨機處理」(managing randomness)、「協調公眾反應」(negotiating public response)、「消退與反思」(subsidence and retrospection)。年初以還,世界各國新冠病毒疫病(COVID-19)的罹病與死亡數目不斷攀升,造成各地社會的失序與群體恐慌,一連串嚴峻檢疫、隔離、封鎖的日子不知伊於胡底。一般大眾、媒體、乃至政府「疫病的憂傷」(epidemic grief),同樣經歷否認(denial)、恐慌(panic)、恐懼(fear)、理性反應(rational response)的階段(stages)。而社會的混亂,包括恐慌、暴亂、囤積醫療物資、逃離疫區、對罹病或帶病原族群成員的暴力,在不同國度也都處處可見。台灣是世界防疫的楷模 家醫是醫療體系的磐石台灣在2003年經歷SARS洗禮,社會反應相當吻合前述羅森堡架構的模式。這次新流感期間,也曾出現囤積物資、少數對罹病或可能帶病族群的標籤化(stigmatize)以及獵巫(witch hunt)的現象,所幸也能回到理性反應。記取SARS的經驗,台灣公衛體系採取早期部署、接觸追蹤與隔離、嚴格境管的作法,「壓低疫情曲線」(flatten the curve)於醫療體系能負荷的範圍內,以維護醫療體系的運作,一般認為是這波疫情得以控制,並為國際稱羨的主因。猶記得當年謝博生教授在SARS期間及其後,領導台灣醫藥衛生界及醫學教育界,結合公私體系大量資源,進行各項改造工程(含括一般醫學、PGY訓練及醫院評鑑),其目的之一在預防另一次疫病的來襲。而今功無唐捐,哲人雖已遠,典型在夙昔,誠令人感念。家庭醫師無庸置疑是民眾健康的守門人,基層醫療更是醫療體系的磐石。設若沒有家庭醫師屹立前哨,台灣如何保持醫療體系的戰力,而免於崩潰?於是,我興起出版專冊的念頭,用以記述台灣家庭醫學界共同走過新冠戰役的軌跡,並作為今年世界家庭醫師日的獻禮。感謝許多同道的挹注,學會秘書處同仁的戮力協助,不過旬月時日,完成這本專輯。謹以片羽吉光,向所有「走在最前、守到最後」的家庭醫師們致敬!Post-covid 19的新思維、新生活與新行動連續多日來,台灣無本土新案發生,這一波新冠疫情或將落底,先前困滯的活動將逐漸復甦。「不求五月桐花開,但願六月口罩摘」,已成為全台千萬人的共同渴望。未來新冠病毒無論是流感化或另一波再浮現,均已帶給整體社會及醫界諸多的改變。家庭醫師身為照護者、決策者、溝通者、社區領袖與管理者,毋待解封之後,允宜以新思維、新生活與新行動,面對嶄新的局面,乃能「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證嚴法師法語),也才能贏在未來。基於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共識,我們要深思並維護人與環境、生態的和諧平衡。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地球村的概念提醒我們痌癏在抱,超越畛域與國族,療護所有的病者與家屬。不斷自我學習,隨時汲取科學新知,才能在倡導「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外,適時有效地傳遞醫學訊息,增進民眾的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與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 由小乾坤到大乾坤,家庭醫師要重新調整自己和四個家庭脈絡-同住家庭、職場家庭、病人家庭和寰宇家醫社群的共處與互動,藉由網路通訊媒體,彌補先前以至近期的疏離(distancing)。 從全球化(globalization)到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to act locally, think globally),讓「台灣走向世界,世界走入台灣」。我們不僅要內省、關注本土醫療模式,也當致力交流,與國際同軌。分享台灣經驗的同時,不忘檢視自身的侷限與盲點。寫於519世界家庭醫師日專輯付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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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30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卡介苗對抗新冠肺炎 印度擬擴大臨床試驗
一項研究顯示強制接種卡介苗國家,武漢肺炎病患死亡率較低,印度赫夫金研究所最近在馬哈拉什特拉省對確診患者注射卡介苗後,效果令人鼓舞,正準備擴大臨床試驗。這一項項研究顯示,印度等新生兒強制接種卡介苗的亞、非國家,感染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的病患,死亡率比義大利等未強制接種卡介苗的歐美國家要低,且確診、重症案例相對較少,不過,這項研究仍未獲得廣泛驗證。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今天報導,位於孟買的赫夫金研究所(The Haffkine Institute)進行動物卡介苗免疫反應試驗後,在孟買所在的馬哈拉什特拉省(Maharashtra)少數武漢肺炎病患身上施打卡介苗,初步評估出現「令人鼓舞的結果」,正準備與馬哈拉什特拉省醫學教育部門合作,擴大臨床試驗。馬哈拉什特拉省醫學教育部門秘書穆克吉(SanjayMukherjee)證實,已對少數不同病況武漢肺炎病患施打卡介苗,「效果令人鼓舞」,但需要全面試驗後,才能說明卡介苗是否有抗疫效果。馬哈拉什特拉省與赫夫金研究所計畫小範圍在國立醫學院擴大進行卡介苗對抗武漢肺炎的人體試驗,已獲得馬哈拉什特拉省政府和醫療倫理委員會批准。穆克吉說,一旦印度藥物管制總局(Drugs ControllerGeneral of India)批准後,即可展開試驗。不過,也有部分印度醫生對卡介苗的效果提出質疑說,卡介苗施打後需要2到4週來刺激人體免疫力,一般武漢肺炎確診病患感染兩週後不是可以回家就是症狀開始惡化,研究者恐難評估卡介苗療效。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ICMR)上週宣布,將研究卡介苗預防和治療武漢肺炎效果,也建議醫護人員可以進行試驗。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沒有證據證明卡介苗可以預防武漢肺炎,但正在進行兩項卡介苗是否可預防武漢肺炎的臨床試驗。美國哈佛大學最近也計畫找台灣合作,針對卡介苗是否有效提升免疫力對抗武漢肺炎展開研究。卡介苗廣泛用於新生兒和嬰兒上施打,以預防結核性腦膜炎,包括日本、印度等許多亞、非國家都強制新生兒施打,台灣更早於1965年起開始推廣接種卡介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