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3 新聞.杏林．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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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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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阿公送的兩塊太陽餅，對我的影響！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語言、態度在看病的重要」。一位年輕醫師在偶然的機會想起祖父當年啟發他對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重視，而領會了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 一位作家分享她從各種人生經驗，感受到醫師的態度與使用的語言對病人的重要；一位資深醫師利用床邊教學的機會，讓醫學生體會看病的態度與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的重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促成臨床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重視，進而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年休時回台中省親，穿得稍微正式，在市區順道尋訪幾個日本時代留存的「辰野式」古蹟。途經太陽餅博物館走進去逛逛，20元買了一張台中市役所的明信片正要出來，店員(約莫50多歲的阿姨)親切地跟我說：「你台灣話講甲誠好，這馬(tsit-má)少年人真少講得遮爾(tsiah-nī)標準，你佗位來？敢是咧教冊？」「我請你兩塊太陽餅，咱台中人嘛真有人情味(lîn-tsîng-bī)！」我連說：「按呢歹謝啦~」推辭了幾秒收下就推玻璃門離開了。推門出去後想想：「我ê台語是阿公教ê，這領殕色(phú-sik) ê西裝外套是兩年前我共(kā)伊ê衫改來穿ê，講起來這兩塊太陽餅是阿公送我ê！」想起來很高興，雖然他不能再帶我去餐廳吃好料、或是講台灣的歷史給我聽，卻透過陌生人的手，在異鄉異地送給我兩塊太陽餅，彷彿再次提醒我人生最寶貴的東西：語言、歷史與文化不能忘記。我，又怎麼能忘記？每次在醫院西址看診結束，走在百年歷史的中央走廊上，在川流的人群中無意識地頻頻張望，彷彿還可以看到他老邁的身影等我跟他一起去看病。這兩年來，他曾經跟我提過的名字，有一天下班後忍不住從泛黃的電話簿一通通打過去，空號居多，卻仍然接到幾個蒼老親切的聲音；從台北、新竹快車一路南下，回到破敗傾圮的三合院、回到終戰前屏東竹田的野戰醫院舊址，沿著鄉間小道，試著找尋當年的蛛絲馬跡，來來回回捨不得離去。最近在醫院的佈告欄又看到醫學院開辦醫用台語的課，猶豫了一下報了名。白天在病房一陣忙亂後，下班隨便吃個飯就趕緊走到隔壁醫學院的教室裡坐下來跟著一群醫學生學羅馬拼音。看著台上的老先生精神抖擻的講古相當陶醉，搖頭晃腦地帶著大家一起讀台語，發出一陣吵雜又親切的聲音。恍惚之間，我彷彿跌進時光隧道，回到家裡那張總是滿座的實木大圓桌，他談笑風生主導所有的話題，所有的人都必須用流利(liàn-tńg)或不流利(bē liàn-tńg)的台灣話回應，伴隨添飯的聲音、喝湯的聲音、筷子碰到碗的聲音、移動椅子的聲音，與許許多多的聲音在空氣中熱鬧的流動著……只要想到家裡那張桌子，我就可以聞到餐桌上那鍋菜頭湯，燒燙燙的氣味。回到家，夜晚從口袋裡拿出有點扁掉的太陽餅放在空蕩蕩的餐桌上準備打開來吃。阿公生病沒有體力說話後，餐桌上的語言不知不覺被另外一種語言佔據，不久，圓桌再也湊不齊所有的人了。台語ê時代過去了。但是我，又怎麼能忘記呢？在醫院中央走廊川流的人群中回頭不見他的人影，來來去去的，還是他的聲音。後記最近發現醫院裡面住院醫師的英文愈來愈好，令我自嘆不如。新聞說我們台灣政府最近積極推動雙語政策，目標要在2030年跟國際接軌成為雙語國家，大家也樂觀其成。然而語言尤其母語，承載著歷史、文化與濃厚的感情。努力跟國際接軌，卻忽略了自己的語言，還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其實「愈本土、愈國際」，立足本土，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特色，才能立足國際，也才能吸引別人來此工作、生活與學習，成為台灣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為了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不要忘了我是誰？也為了介紹這個古老典雅的語言給更多人聽，我在醫院一邊看病人也努力練台灣話。台灣話不是平常凊彩講(tshìn-tshái kóng)，還要有理論基礎。感謝醫院在十二年前由朱子宏、張之嚴學長與各科醫師前輩通力合作，主編的一本「醫用台語教學」書籍給我很大的幫助。李恆德老師開辦的醫用台語班課程也延續至今，看到滿座醫學院學生上課中琅琅上口其實滿高興的，也激勵自己平時跟住院醫師們說話盡量穿插台語，盡一己之力把這個語言努力傳下去。也希望自己會的語言愈多愈好，第二個要學的是客家話，希望可以聽懂更多新竹故鄉的客家阿婆講的話。願咱台灣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大家一起說(學)母語，互相接納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將祖先流傳的話，持續傳唱在太平洋西南海邊，翠青的美麗島「福爾摩沙」。*感謝李英芬台語教師修正台語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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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賀台大醫學院神經科及台大醫院神經部40周年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邁入老年的醫師做什麼想什麼」。一位剛屆齡退休的放射科醫師分享他第一年的退休生活，促成了我們邀請兩位年過八十的前輩醫師回顧他們的精彩人生，一位精神科教授退休後，改而投身宗教與社會服務方面，與我們分享他豐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一位神經科教授將最近慶祝台大神經科四十週年的紀念會上，回顧自己如何在台大醫院神經科由教學與服務為主的臨床科成功地轉型為今日服務、教學與研究並重的大學醫院重鎮。我們接著會邀請年輕醫師發表他們行醫的心路歷程，希望這些文章可以幫忙社會大眾更了解醫師，而有助於醫病之間的溝通。 台大醫院神經部於2020年12月26日舉辦慶祝創部40 周年活動，並出版。緬懷洪祖培教授辛苦創建神經科(部)的歷史：1947年林宗義醫師自日本東京大學回台，創建台大醫學院及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大部分科內醫師主要教學及臨床業務偏重精神科。根據此專刊的記載：1951年洪祖培醫師到職，1952年蕭成美醫師到職，1956年杜潤碧醫師到職，1957年陳光明醫師到職，1961年高村井醫師到職，1963年孫睿亮醫師到職，1965年陳榮基醫師到職。這幾位都是比較傾向神經醫學，可惜中間幾位都先後離開。1960年洪祖培醫師承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弼院長(David Landsborough, IV)推薦，前往英國倫敦Queen Square Hospital進修一年，專攻神經醫學。1971年洪祖培升任神經精神科教授。我於1971年承洪祖培教授推薦前往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神經科進修兩年，1973年回來。 經過多年的奮鬥，1980年神經神經科終於分成精神科與神經科，洪祖培教授擔任神經科首任主任。1986年陳榮基接任神經科第二任主任；1992年卸下主任職，接台大醫院教學副院長。1995年台大醫院神經科改稱神經部，醫學院仍稱神經科。 在我當任副院長時，有一天已退休的前醫學院楊照雄院長來醫院院長室與戴東原院長及幾位副院長懇談，楊院長說：「醫學院的基礎醫學教員中，醫師(MD)只剩下一位，而且即將退休了。他覺得醫學院開始時的教員，主要都是MD。將來如果都沒有MD當教員，對醫學院的發展，非常不好。希望醫院能設法幫忙。」大家都了解是因為醫學院的待遇太低。經過研商後，戴院長決定由醫院提供9個主治醫師名額，給醫學院每一科各一名；如果基礎科能夠找到MD來當教員，他可以占用這個主治醫師缺，由基礎與臨床兩科雙聘，他就可支領醫院主治醫師的津貼。這個制度，大大提高醫學院基礎科聘請MD的力道。我很高興看到，在我擔任主任時，神經科居然獲得三位優秀人才，聘到在生理學科任教的郭鐘金醫師(留學哈佛Harvard大學歸來)，在解剖學科任教的謝松蒼醫師(留學哈佛大學及約翰霍普斯金Johns Hopkins大學)及在藥理學科任教的劉宏輝醫師。很高興，今天看到他們這三位基礎與臨床雙聘的教授，領先發表二十多年來耀眼國際級的研究與臨床的成就。讓我深感對得起洪祖培教授，對得起神經科，也對得起醫學院！ 在慶祝會的報告中，兩位年輕主治醫師在緬懷洪教授的投影片中，秀出一張洪教授今年住院中，還在病房「回診」教學的照片。我接下去請問他們，為何稱呼病房教學叫「回診」？他們說：英文叫「ROUND」，我提醒他們，要翻譯為「迴診」。然後再請問為什麽叫「round」？現場沒有人能夠回答。我告訴大家多年前，我去參訪約翰霍普斯金大學醫院時，因為我的學生謝松蒼在哪裡的優秀表現，他們對我相當禮遇。特別帶我去看，開啟美國現代醫學教育的該校校長William Osler 教授做病房教學的舊醫院。這個建築沒有電梯，樓梯是鋼鐵製成的圓形梯，Osler教授就是繞著圓形梯上下樓層，帶著學生到每個病房做床邊教學。因此美國人就稱床邊教學為「ROUND」，我們就翻譯為「迴診」。我也有幸在那個樓梯迴旋(round)上下，追循先賢的腳步。那位他們很稱讚的Dr. Hsieh，就是今天在週圍神經病變的診療與研究領先全球的台大神經科與解剖科雙聘的謝松蒼教授。 我在1997年從台大退休，應聘到台北縣三峽鎮(今新北市三峽區)開辦恩主公醫院。在離開台大前，曾與解剖科合作，想要設立「腦庫」，沒有成功，一直引以為憾；今天在謝松蒼教授的報告中，欣聞他正努力籌辦「台灣腦庫」。期待他順利成功，完滿我要奉獻台大的最後一個心願，讓台灣神經醫學的發展在台大神經部的領導下，更上層樓！ 我也勉勵同仁，在診治病人時，善用介紹人可以增加病人的信任度及治療的效果。我舉了自己的兩個經驗：我曾介紹一位病人給他居住鄉鎮的開業醫師，這位醫師在看完病人後，打電話給我：「報告老師，您介紹的某某病人，我已經看好了，他的那些問題，我已處理好了。請老師放心。」在場的病人不但信心大增，而且還介紹親朋好友，都到這位醫師的診所。另外一次是我的90高齡的中學老師，車禍導致顏面嚴重多處骨折及下巴脫位。牙科醫師打算分兩階段處理，先在未麻醉的狀態下矯正下巴脫臼，然後全身麻醉處理骨折。但是第一階段的處置需要病人的合作，如果病人不合作，只好在全身麻醉下，先後處理這兩個問題。但就要增長麻醉時間，增加危險。主治醫師很親切的告訴病人：「老師(指介紹人)有交代，我會好好治療您的問題，請您放心。」結果病人居然很合作的在清醒狀態下，讓醫師處理好脫臼，然後才在全麻下修補好骨折，恢復完整的功能。 如果你覺得這位老人太嘮叨了，碎碎念，請原諒超過「七老八十」的老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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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6 醫聲.院長講堂
院長講堂／重視培育人才！高榮院長林曜祥「沒在SCI登文章，我不會讓他當主治醫師」
高雄榮總是南台灣開心手術及視網膜手術集中地，院長林曜祥表示，心臟科、眼科及整形重建是高榮的強項。上任院長一年的他，積極發展全新醫療模式，聚焦生醫、資通及智慧醫療領域全力研發。面對轉型 擘畫10大發展計畫高雄榮民總醫院創院30年，去年初才接院長的林曜祥，上任就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及醫院轉型雙重考驗。他深知醫學科技日新月異，不進則退，擘畫10大發展計畫，並與國內多家醫事大學校院締結策略聯盟，聚焦生醫、資通及智慧醫療領域全力研發。手上籌建中的屏東大武分院，以「智能+綠能」為發展目標，正是高榮發展全新醫療模式， 邁向下一個30年的新里程。開「心」、視網膜手術均強項林曜祥說，高榮隸屬退輔會，是高屏唯一公立醫學中心，肩負落實國家政策責任，代表國家，不能落伍，因此在有限的預算下仍更新院內設備，投注研發、精進醫術，與時俱進。「心臟科、眼科及整形重建都是高榮的強項。」林曜祥指出，創院以來，包括心肌梗塞治療模式、PAC急性後照護模式等，多由高榮建立再拓展至全台，高榮亦是南部開心手術及視網膜手術集中地，醫院長年服務榮民，治療經驗完備，樂齡醫學也是發展重點。醫院要邁向永續，提供國人更好的醫療照護，培育人才是不二法門。因此他對旗下醫師，特別是年輕醫師要求十分嚴格，「沒在SCI登上2、3篇文章，我是不會讓他當主治醫師的。」住院醫師需設定發展目標林曜祥是頭頸癌治療權威醫師，嚴以律己，「帶兵」更不馬虎，除晨會不得遲到，每位住院醫師均需設定發展目標、管控執行進度，並且出國拓增眼界。「在醫學中心，學有專精才有立足之地。」其實他當高榮耳鼻喉頭頸部主任時，就要求住院醫師朝醫療菁英之路邁進，升院長後更打破門戶界限，透過與成大、交大光電所、中山等大學多角化結盟，促成產學合作、研發專利，朝精準醫療發展，優化醫療品質，提供更友善的服務。「台灣在電子科技領域具有優勢，醫學教育也進步，生技與電子生物科技前景看好。」他說，醫院適度導入AI人工智能，發展現代化的生理監視系統、醫療輔導系統，可以最少的人力，出最少的錯，讓照護品質升級。建置屏東急重症後送醫院目前高榮與中山大學合辦學士後醫學系，厚實醫研能量。設立高榮屏東大武分院也是重要任務，院方計畫投入100億元經費，建置屏東區域急重症醫療後送醫院，未來設立34個醫療專科，推動急救創傷、心臟血管、腦中風及高齡醫學整合性的照護，彌補屏東偏鄉地區的醫療缺口。林曜祥小檔案年齡：61歲專長：聲帶麻痺、喉氣管外傷狹窄、聲帶整形術。鼻竇炎、鼻腔腫瘤及鼻淚管內視鏡手術。頭頸部腫瘤：鼻咽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喉癌、甲狀腺及腮腺瘤現職：高雄榮民總醫院院長、台灣顱底外科醫學會理事長(109)、教育部部定教授給病人的一句話高雄榮總不僅是榮民的醫院，更是全民的醫院，同仁都秉持愛心與耐心在工作崗位上付出，專業上與時俱進，服務上視病猶親，照顧全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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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師其實不是神 那些殘酷醫療照護現場下受傷的醫者
提供從醫者所需的韌性訓練與心理支持《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推薦序這是一本慎重看待與省思醫學界中各種現實面的著作。我們常常說，醫師也是人，意思是醫師不可能像神一樣無所不能，醫師也會無助，也有失敗，更常常自我質疑，或是有許多無法面對的時刻。醫師不是神，但是醫師的日常所承擔的悲傷、挫折以及挑戰，卻是一般人的數倍，原因在於，醫學訓練是嚴苛的，醫學服務過程看到的多數現實是殘酷的，提供醫學照護的自己也時常面對衝突、掙扎甚至反覆質疑，而且，通常不知如何紓解或不敢求助。我是大學聯考之後填志願分發的年代，那時候進醫學系的條件就是書讀得好，考試考夠高分，且當時還未實施健保，醫師收入與社會聲望都明顯優勢，社會的職業價值也尚未多元，所謂第三類組的第一志願，就是當醫師，有不少學校有醫科專班，或以每年醫學系上榜人數為招生強項；因此，除非非常洞察自己的特質，並得到家庭的支持，或許有機會不依著各校系志願排名填志願；不然，「考得上就去唸」，是最多數醫學系學生入學的原因。我一直記得大學一年級體檢時，有同學在被抽血的時候暈倒了。那個同學後來在學校時如何面對把活青蛙的心臟剖出來；如何克服實習時的注射工作；如何在睡眼惺忪的值班清晨，趕在晨會前抽完數十管血液檢體，沒有人知道。我們倒是都知道，每年，會輾轉聽到，某一個學校的醫學生，本來是數理天才，但在家庭期望下念了醫學系，然後，罹患精神疾病，退學了；或者，某個剛進入臨床的實習醫師，跳樓自殺。而我們只有提醒自己，要更強一點，要撐住。我的實習同學在主治醫師跟家屬講解末期肝癌病情的時候忍住淚水，回到值班室才感同身受地掉眼淚；我們都想幫助那個爛了一條腿的癱瘓病人，但又怕他的環境困難超出了我們的能力；本來是來看陰道炎的病人因為她加護病房中昏迷不醒的兒子，在我診間嚎啕大哭，為了不想影響「專業形象」，我強忍眼淚，顧左右而言他；一直到多年後我自己接受了心理諮詢課程，才學習如何平衡同理心與專業。醫院是一個很少有好消息的地方，即使診斷出疾病，治好了病人，病人終其一生也可能很難擺脫復發的陰影，或是留下住院過程的痛苦回憶。而這些充滿負面能量的場域，就是醫師的工作日常。面對那些難以治癒的病痛、已經缺乏求生意志的患者、難以忍受治療痛苦的病人、掙扎著呼吸的早產兒、先天疾病早夭的嬰兒，醫師怎麼可能不沮喪，不難過，不懷疑自己？但是，如果醫師自己被情緒擊垮，又要怎麼保持最專注且不受情緒干擾的診療程序？本書作者在她執業與研究的觀察中，發現了醫師的逃避，也發現醫師透過專注在情境的枯燥、事實和理性的細節，而忽略或壓抑它對一個人的感覺造成衝擊的可能性，對此作者稱之為理智化（intellectualisation）的過程。作者也留意到，醫師會有潛抑（suppression）和壓抑（repression）的雙防衛策略，藉由專注於提供安全照顧，潛抑他們想停止在病人身上施加痛苦（診斷與治療）的欲望，以及把難以承受的情感從意識裡完全排除；甚至當醫生情緒變得難以負荷時，他們會完全停止感受（第八十一頁）。而這，不是與我們一再認為醫師應該「同理」病人感受、應該溫柔且敏感地陪伴病人疾病之外的其他情緒，是矛盾的嗎？這也是我自己從實習開始，一直到現在執業近二十年，認為對於臨床醫療人員甚至其他助人工作者最嚴苛的試煉：如何能夠永遠保有同理和最溫柔諒解的那一面，以維持說來其實殘酷的醫療照護現場。作者也討論到了醫師在職涯上可能會面臨的困境。不少醫師因為自己身心罹病，或是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臨床執業之後，無法面對「失敗感」，或不願與家人同事坦承自己希望轉換選擇；尤其是，若抱持著自身或家庭對於某些疾病治療的「使命」而進入醫學領域，卻在受訓之後體認到醫療專業的現實面，或自己擅長的並非原先所預期的專科時，必須痛苦地承認自己選科錯誤、甚至考慮是否停止臨床執業，這都是漫長而矛盾的掙扎。這部分，在台灣幾乎還未有討論；然而每年對於新科醫學生的報導，總有「因為親人罹病所以想當醫生」這樣的年輕孩子，醫學生也總是承擔了家裡最高的期盼與肯定，那些最後發現自己對這個職業與期待不同的準醫師們，我們都還未產出支持或諮商的系統。另外，因為種族、性別，或先天疾病，在受訓與職業過程可能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也在此書的討論之中。近幾年，台灣的高等教育入學方式改變，在擔任醫學系的甄試口試委員過程中，我與其他老師們，往往一邊帶著十分矛盾的情緒，既有對健保制度的各種抱怨，又有咬牙讀完醫學系，撐過專業醫師訓練之後的職業榮耀感，一邊聆聽著面前的高中畢業生試圖說服我們，他們「有哪些特質適合就讀醫學系，未來適合擔任醫師」。其實，我們多數能分辨，哪些年輕孩子是真心期待進入這個行業，哪些是因為家庭期待而來；也多少能發現，有些孩子對於挫折的耐受度，其實不太適合這個行業。透過這樣的面試，篩選適合從醫的學生或是排除極端不適合的孩子，比以前僅靠成績分發，是稍微好了一些。本書中詳述了其他國家在醫學生訓練或投入專科醫師之前，有適性或心理諮商評估協助，也有對情緒衝擊或倫理挑戰的「多站迷你面試」評估，這些措施都有助於協助醫學生或年輕醫師在受訓過程中，了解自己或得到協助。這是一本誠實窺見醫師內心矛盾衝突的書，書中關於眾多醫師無助沮喪、甚至孤立無援的真實紀錄，值得所有醫師閱讀，發現自己壓抑或不敢直視的困境；這更是一本所有醫學教育者應該閱讀與思考的書―我們有責任支持與協助年輕從醫者。《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作者：卡洛琳‧艾爾頓 譯者：林麗雪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20/12/30《受傷的醫者：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書封。圖／木馬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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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7 名人.洪惠風
洪惠風／價值三百萬，刻著護理師姓名的銀幣
今年12月，有一枚刻了Miss H Holland護理師名字的銀幣，拍出300萬新台幣驚人高價。有趣的是，從這小小一枚錢幣可以看到百年前從美國開始、到中國、台灣，連串醫療改革的歷史，還看得到麻醉的故事，甚至護理師稱謂的變遷。這枚銀幣正面是北洋時代徐世昌大總統的像，背面中央是個中式建築，階梯上有幾個穿著中式長袍的人，旁邊有四個字「仁壽同登」，背面上方寫著「中華民國十年九月」，下方用英文陰刻著「Miss. H. HOLLAND」。這枚錢幣訴說的，是百年前的世界首富洛克斐勒，改變世界醫療的雄心壯志。一百多年前，佛勒克斯那（A Flexner）受委託花十八個月的時間調查，發現當時美加醫學院校的水準差異非常大，甚至還有為賺學生學費而成立的黑心醫學院。洛克斐勒的基金會注意到這篇研究，想做出改變，基金會投下大筆資金改革美國的醫學教育，汰弱扶強，20年間醫學院從155家變成了76家，結果讓美國的醫學教育及醫學水準脫胎換骨，一舉超越了當時醫療先進的歐洲國家。洛克斐勒改革美國醫療後，志得意滿，還想改變世界。當時大多地區已是列強殖民地，只有中國，既不像印度被英國殖民般有被特定列強把持，又不像日本已大量引進西方醫學（台灣當時屬日本，開始有近代醫學教育與設施）。在洛克斐勒心中，那時的中國落後又無主，是改革世界醫療很好的起點。於是他投下大筆資金，買下北京豫王府改成協和醫學院，由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支援，學生畢業後獲頒紐約大學學位。教職員大半是外籍，當年孫中山先生就是由協和醫院的美籍外科主任泰勒開刀，該院所有的病歷全是英文（台灣當時的病歷是德文與日文），上課也是全英文。協和醫學院的成立是當時國家大事，這枚錢幣是民國十年九月協和成立時，北洋政府送給參加開幕式賓客的紀念章，正面是當時的總統徐世昌，背面是協和大門，幾個穿中式長袍的人進入房子，也許說的是從此中國將「登堂入室」，進入現代西方醫學殿堂；旁邊「仁壽同登」四個字，我認為「仁」說的是醫師，「壽」指的是病人，也就是醫病同心協力，攜手對抗病魔。協和醫學院畢業生不多，影響力卻很大，一些老師及畢業生後來隨國民政府遷臺，將台灣改為住院醫師制，病歷改成英文……也就是說洛克斐勒透過協和畢業生，把台灣的日德系統變成了美國醫療體系。至於下方刻的Miss H HOLLAND是誰呢？1840年代乙醚、氯仿等麻醉劑的發明讓外科有了長足進步，1850年代南丁格爾讓護理成了專業，兩者結合，麻醉沒多久就成了第一個護理的專科領域。Miss Holland 1918年在美國Walter Reed General Hospital受第一批醫療特殊麻醉護理人員訓練，1921年派駐協和醫院任麻醉師，在日本佔領時期的1938年至1941年成為首席麻醉師，掌管麻醉部門，1947年過世。但為什麼寫Miss不寫Nurse呢，應該跟當時護理師的稱謂有關，以前在榮總、三總常聽到稱護理師Miss張Miss吳的，現在較少聽到了，今天大多是省略姓的直呼護理師名字，但有時想想，稱護理師Miss張Madam吳，雖然沒那麼親切，但會不會更有禮貌呢？歷史或許被遺忘，但軼失的故事會永久留存在錢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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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4 名人.黃軒
我急救的手，正製造一個活死人？那年聖誕節…我也曾心碎
我也曾在聖誕節，心碎於醫院中...我也曾在平安夜，淚水不平安一整夜中 ...記得有一年耶誕夜的臺灣，氣溫只有10度C，我一大早在加護病房外頭遇到一個家屬，貼著冰冷窗戶不停啜泣，孤單身影依靠著落地窗，外頭的寒意或許也難比她內心傷痛更冰、更冷！淚水潰堤的她，孤寒如一片落葉在冰雨中，我忍不住佇立幾秒，也不知她叫什麼名字，只好以輕微的咳嗽聲示意有人來了。她轉身過來，滿臉淚水、淚痕蔓延到頸部，凌亂髮絲和淚水交織在臉上，一臉憔悴的面容。她以疑惑眼神看我，我遞名片介紹自己，她看著名片睜大眼：「你是黃軒，就是網路常常看到的黃軒？」我點頭並又遞上紙巾，只見她依舊落淚：「我男朋友昨晚車禍腦出血，他在裡頭急救了一個晚上，剛剛護理人員告訴我又急救！又急救了！他又⋯⋯又沒有心跳血壓了⋯⋯你快點去救他⋯⋯」「永不放棄」四字帶來的，是滿身傷痕的急救加護病房大門打開，我的護理人員告知那名神經外科病患正在急救中。隨即進去看看，年輕的神經外科醫師正在急救，他滿頭大汗向我說：「家人不願放棄，所以我們急救了3次，每次只能維持2到3小時⋯⋯」眼前這具年輕的身體，由於車禍，早已撞到全身瘀青，再加上不停地急救，導致凝血功能喪失，讓他七孔流血、由頭到腳都呈現紫青色。我終於了解這又是一場無常，從昨晚到今晨，「永不放棄」四字帶來的，是讓病患滿身傷痕的急救、是傷心欲絕至入院的家屬，而且尚未停止⋯⋯我拍拍學弟肩膀：「有需要協助一起開家庭會議嗎？」學弟愣住了，我直接問他：「已經急救三次，若這次急救成功後，此病患會下床走路？會恢復原狀？還是躺在床上當植物人？」學弟以他的專業評估，毫不猶豫地說：「植物人！他活下來就是植物人！」學弟像是想通什麼，又搖搖頭：「這就對了，一定要開家庭會議。學長，可以一起出席嗎？」我點頭！因為我知道學弟還年輕，還在學習如何跟病患及家屬溝通生死病重的議題，而醫學教育往往缺乏這類訓練。在會議上，我並沒有發言，把主持權交給學弟，學弟則誠懇表示：經過醫療搶救，目前仍急救無效。聖誕夜，家屬不願聽、醫者也不願宣布如此惡訊，其實不只家屬不願聽、醫者也不願宣布⋯⋯但是站在尊重生命的角度，醫者和家屬都要學會放手，不然那名眼角、耳內、嘴裡不住噴血的病患，又有多少血量可供急救動作擠出呢？更何況看到病患的臉被自己的血淹沒，任何人都會不忍心的。家人也在我們沈重宣布下，選擇了在聖誕節裡，讓這名年輕人平安回家。我本來以為一切已經告一段落，但那天會後，我走入值班室想用廁所，就遇到了坐在椅子上的學弟，面著牆壁發呆、淚紅眼眶。此時輪到我愣住了：「發生什麼事了？」只聞學弟說：「學長，這病患太年輕了，太年輕了，和我一樣年輕⋯⋯我⋯⋯很捨不得，所以才一直反覆摧壓他的身體，還好學長及時出現，點醒了我！」我就坐下來，和學弟分享，那時我也是年輕醫師的故事：那已是10幾年前的某個聖誕夜，下班時天空正下著濛濛細雨，很濕很冷。我趕緊躲進速食店，點了飲料，想要找位子坐著等雨停，才發現一位離職的急診護理人員，也獨自坐在那裡，望著窗外的雨景。見她發現我，我也就在她前面坐下，她隨即道：「唉！今晚又下雨，很掃興。」我靜靜觀察她，她手上握著乾枯的玫瑰花，葉片已枯得發脆。「每年這時，我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只想來這。」她像是知道我要問什麼，繼續說，「這裡是我和男友第一次約會的地方，我每年只會來這裡一次，因為在我和他相識的第三年的聖誕夜，他和我約了，卻沒來赴約⋯⋯」聖誕夜，我急救的手，正製造一個活死人？我知道她的男友，是位警察，那天在執勤時，和歹徒扭打時自己中了槍，送來已無心跳血壓，那天我值班，急救他男友的是我，當時的我也和學弟一樣不想放棄，仍記得她男朋友到處插滿管子，反覆急救，胸廓經我重力壓迫，早已凹陷、肋骨也斷了好幾根，直到她趕來急診室，衝入急救室，握住我的手，馬上跪著：「黃醫師，不要不要對他這樣⋯⋯」我愣住了，甚至反射性想把她推開，因為她阻止了我的急救工作，直到她大喊大叫：「我不要、不要你製造一個植物人給我！」 我才驚醒：原來我急救的手，正在製造一個活死人？學弟點頭：「醫學教育，向來是搶救生命到底，這一直是我們的天職。」我常常反省著，倘若這天職，製造出更多植物人，我們是在延長軀殼腐敗的時間？還是真的還給患者生命？倘若這天職，忽略了病患本身感受，當摧毀肉體殆盡，我們還是在解除病人的病苦病痛嗎？學弟手機響起，開刀房找他了，他起身馬上就要離開：「謝謝學長的分享，讓我更清楚自己做了什麼！祝學長聖誕快樂！」我也站起來，拍拍他肩膀：「聖誕節快樂！」聖誕節，我也曾心碎中...學弟把門打開，正要出門之際，突然回頭看我：「對了，我忘了告訴學長，我剛急救一整個平安夜的那個患者，其實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學⋯⋯」隨著他把門關上，坐在值班室椅子上，輪到我錯愕中...原來這才是促使我學弟急救一整晚，直到我出現提醒方肯罷手的力量。對於生命不捨的情感，不只是病患家屬獨有，身為醫師的我們也會有的！那一般民眾又怎麼會了解呢？一般民眾以為平安夜，一定是平安的，我願如此祝福！現實上，我已忘了自己，陪了多少不安的生命、不安的家屬心情，自己又渡過了多少次不平安的平安夜呢 ！想著、想著、我不禁探省這些人間悲苦生命，悲憫之淚，再次注入了深深滿滿的心扉 : 祝福大家，聖誕快樂。※本文由黃軒醫師博士 Dr Hean Ooi MD MM PhD授權提供，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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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新聞.杏林．診間
光靠觸診就診斷出白血病！「抓病的柯南」黃富源：病人不是醫師的資產，是醫師的老師
一派瀟灑的黃富源醫師坐在辦公室的小沙發椅上，牆上是以前的學生以其「富、源」之名的藏頭詩題字，乾淨整齊的桌上放著一杯溫熱的高山茶、老花眼鏡。他是兒科界的「黃頭」，是連續七年獲得醫院最佳教師獎的「黃老師」，對於醫界的後生晚輩而言，他堪稱是祖師爺的等級。陪同台大醫學系學生對他的專訪，我在旁聽席中，也觀察到他對學子的殷切期盼與依然熱衷投入的教學熱情。拚命唸書才能分擔家計從小家境不好，黃富源在求學的過程中，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留級」，但擔心的並不是丟不丟臉這檔事，而是若是要再繳一年的學費，那可不得了，年紀輕輕能幫家裡的唯一方法就是「拚命唸書」，殊不知這份單純的孝心，奠定了黃富源日後凡事「拚命」的性格。高中畢業後，果真拚命唸書的結果可以獲得保送入大學化工系，但問題來了。父親說：「你唸完書，一來沒有錢可以供你出國深造，再來也沒有錢可以讓你開工廠……。」父親的話言猶在耳，黃富源心一驚，若是一般大學畢業後無法賺錢還得再當家裡的賠錢貨，那豈不更慘？早年，醫學系仍是大家心中的第一，於是黃富源再度「拚命唸書」，最後，第一成了唯一，考上了台大醫學院醫科。立志成為很會看病的醫師高雄鄉下小孩考上台北的台大醫學院醫科，家人與街坊鄰居無不歡慶祝賀。但窮小子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靠著一位有錢人家的同學支援，找到台北的棲身之處，黃富源說：「我以為不知道台大在哪裡已經很離譜了，但我竟然連他家裡的馬桶都不知道怎麼用！」真是糗了。台大醫科果真名不虛傳，各方武林高手齊聚，黃富源看到同學臥虎藏龍，教授更是一派威風凜凜，只有繼續拚命的努力。求知若渴的他，只要有任何學習的機會都不放過，並為自己立下「我要成為一個很會看病的醫師」的心願。自己立下的約定，成為自己持續拚命的目標！更難得的是得過一次「書卷獎」，讓黃富源欣喜若狂。只要比別人更加倍努力就對了但要怎麼樣達到自己預設的目標？怎麼樣才能變成一位很會看病的醫師？黃富源一句「只要比別人更加倍努力就對了」，為這個問題做了最好的詮譯。黃富源努力到連同學都看不下去了，偶爾會問起：「緊張大師，你到底有沒有出去玩啊？」在實習階段，黃富源的「拚命」還多了一個項目，就是「值班」。每天都去偷偷瞄一下病房有沒有新住院的病人，然後跟在那位主治醫師身邊，偷聽就是多學，只要多爭取到值班的機會，就是加深自己的功力。黃富源回憶：「有個功課很好也很會彈琴的同學，他只要去俱樂部彈琴打工，就請我替他值班，而且，他回來還會給我50塊錢，比起我一個月才拿到70元的月薪來說，根本是天價。你瞧，他開心彈琴打工，我開心值班練功，我還可以多掙點錢，豈不皆大歡喜！」語畢，哈哈大笑起來。觸診是最基本的診斷工具眾所周知，黃富源醫師十分強調不要依賴醫療儀器。他主張，看病是看病人，不是只看電腦螢幕上的數據，而他強調的「身體診察」基本功就是在台大醫院當醫師時學到的功夫。一位血液科的教授劉禎輝摸到病人肚皮上的一塊圓圓的腫塊，語出驚人的說，裡頭是水！當時在一旁的另一位實習醫師一開始還不相信，等到教授用針頭抽出水後，才啞口無言。在第一年住院醫師時，有一位6歲高燒不退好多天的孩子住院，李慶雲教授來查房，摸一下腹部，就診斷為傷寒。我們問他何以摸肚子可以診斷為傷寒？他說摸的感覺是doughy，有這種doughy的感覺是傷寒的特徵。我永遠記得那一幕。黃富源說：「時代再進步，都有儀器無法取代的事。」看病不是只看數字，身體診察(觸診、聽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檢查。但他也不諱言，在健保的體制下，醫師診察費太低了，導致愈來愈少醫師願意多花時間多看病人一眼、多聽診、多觸診病人一下，猶記得5年前，有一位護理師的姊姊住國外，她的2歲兒子右眼眼皮深紫色浮腫，看過眼科、家醫科，仍然無法治癒。這位護理師碰到我問我可以看看嗎？當然可以。」第二天黃富源的門診果然看到這位小病人。黃富源對這個個案印象深刻，憶道：「當時第一個看他眼睛，覺得很奇怪。當我看不懂時，會把病人從頭摸到腳，結果發現小孩肝脾非常腫大，斷定是白血病(Leukemia)，就安排馬上住院由血液科專家治療。」 這個診斷方式是從年輕時就養成的，可見身體診察是無法用儀器取代的。期待健保署能看到身體診察的重要性，提高醫師診察費，讓醫師能好好的「看病人」，而不是看電腦螢幕。黃富源說：「醫院是為了病人而存在！身為臨床醫師，要加強自己的專業、減輕病人的痛苦、提供病人最有效益的醫療，才是醫師的最終目標。」在醫界，黃富源以其身教帶領了一群徒子徒孫，開枝散葉在各處為醫療致力奉獻，不但對症下藥，並且不過度用藥，減少病人痛苦；特別在兒科，面對的是「不會說痛與不會道謝」的小病人，一本初衷與良心，更是醫師本質最好的體現。影響最深的二位前輩談到黃富源這輩子最感謝的二位醫師，背後也有一段動人的故事。不諱言早年紅包時代下，就連自己住院開刀，老婆都還是不免禮俗將「禮數」給準備好，深怕不周到會被拿來「開刀」，還是送上比較心安；黃富源當時還笑說：「我請我的老師杜詩綿教授幫我開刀(扁桃腺割除)，怎麼可能會收？」沒想到，老師還真的收下紅包。術後，黃富源恢復得很好，住院7天左右已可出院，臨出院前，老師把紅包退了回來，黃富源用右手手掌拍打了額頭，我怎麼可以誤會我的老師，整整7天，真的是學生的不是！這件事，給了黃富源很深的影響，行醫50年，儘管時代改變但收到的紅包還是不少，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捐給社服室基金，做為急難救助之用。影響黃富源的還有鄭仁澤醫師。鄭醫師是一位以病人為中心的醫師，絕不以研究病人為樂，不把病人當成研究的白老鼠，不會只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讓病人受痛苦。黃富源在衛生署副署長任內，也看到了器官捐贈的亂象，陸續設立了器官捐贈登錄中心、醫學倫理委員會、醫師懲戒委員會，要求徹底扭轉醫匠現象，致力推動台灣醫界，需要的是真正良心為善的醫師。病人是醫師的老師在黃富源眼中，「在困難的病人身上，診斷出疾病，並且將病人醫治好，是一件十分美好的感受。」把孩子醫好、把學生教好，並且得到來自於病人家長及學生真心的感謝，這種成就感支持著他持續至今。而他也語重心長的說道，以台灣目前的情況，真的不必再設醫學系，而應將醫學教育深耕並著重於醫學倫理的養成，將行醫這條路，當作是上帝賜下的恩典，可以在一生中幫助人，並在助人中獲得安慰與滿足。「病人不是醫師的資產，病人永遠是醫師的老師。」在「富及杏林滿門桃李、源盈寰宇遍地福音」的字畫前，黃富源醫師為醫病關係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在馬偕兒童醫院裡，明年將滿80歲的黃富源，還在臨床工作上繼續扮演「抓病的柯南」角色，也是所有醫學生最崇敬，混身是寶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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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台大公衛博士賴美淑醫師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再度以「醫界典範」的主題，介紹另外三位傑出的台灣醫師：台灣小兒外科的老前輩陳秋江教授、小兒科大老黃富源教授、公共衛生賴美淑教授。巧合的是，介紹陳秋江教授的文章是黃富源教授追憶當年馬偕醫院還沒有小兒外科的時代如何受到陳教授的幫忙，而接受醫學生採訪的黃富源教授與賴美淑教授都曾做過衛生署副署長，替台灣醫療環境樹立許多重要的制度。這「醫界典範」的主題又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幾篇文章，體會學醫之路可以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希望台灣能有更多有理想、有熱情、有愛心的年輕人願意投入醫學的領域。當年，如果不是保送制度取消，她不會斷了保送的念想，匆匆忙忙把高二早已全數借出的筆記一一收回；當年，如果不是母親日夜聲淚俱下，她不會妥協把台大醫學系擺上第一志願的格子裡，自然也不會出現在台大醫學系第二屆的入學榜單上，更不會成為後來的台大醫學系家庭醫學科教授、衛生署副署長、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那是民國五十七年，原本對農學院興致勃勃的北一女中高三學生賴美淑，從此改變一生的一年。大學時期，賴教授開始接受知識繁雜、強調大量背誦的醫學教育，少了細品來龍去脈的學習趣味，多了共同筆記的記憶灌食。「老師會告訴你，結果是這樣，怎麼來的不知道，不會去追蹤過程，沒有故事，只有告訴你——就是這樣。」聯考曾以拿手的數學脫穎而出的賴美淑教授，因此一時難以適應，反而在學習微積分的過程中遇到瓶頸。直到當了幾年的醫學生，才領悟到，醫學不過是一門師徒制的應用科學，學生跟隨老師的步伐，盡量把結果記起來，就成了自己的醫學專業。也許是掌握了習醫的精髓，於台大內科擔任住院醫師時，身手伶俐的賴教授更顯勤奮，在輔助工具未如今日完備的年代，幾乎包辦所有病人照護、檢查的工作，十八般武藝全攬一身，因而累積豐沛的臨床經驗。結束住院醫師訓練，賴教授決定實現出國留學的夢想，適逢賴教授的先生確定要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進修，賴美淑教授直接撥了一通給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主任的越洋電話，簡單介紹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後，便開門見山表明想申請流行病學科，嚇了對方一跳。「我現在沒那個勇氣。」賴美淑教授笑得靦腆，時間可以充實人的智慧，卻不一定可以增長人面對未知的膽識，談起那股不知從何而來的追夢傻勁，還是得敬年輕的自己三分。教授順勢鼓勵年輕人：「我認為，人的一生還是要抓東西，我稱呼那個叫『抓抓』。」正是因為抓住了到匹茲堡公衛學院鑽研流行病學的機會，才能學到大數據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回台擔任台大家醫科主治醫師，負責規劃三芝衛生所群體醫療職業中心時，用於增進群體醫療的品質；正是因為抓住了到衛生署服務的機會，才能參與全民均健和基層醫療的政策推動，有效運用旅美所學，將全台三百六十五間衛生所的醫療、保健資料等全面電子化，成為政府內第一個百分之百電腦化的機關，並結合透明化（transparency）及共享化（sharing）兩大方針，充分改善衛生所病歷診斷與進藥狀況，甚至還開創糖尿病共同照護系統，達成全台對糖尿病治療的共識。賴教授的經歷活生生是一本「抓抓教科書」，成功的原因乍看是排山倒海的機會幸運地朝著賴教授迎面而來，實則每一步的學習息息相關，每一段的歷程環環相扣，長期扎實且踏實的努力，才讓出手抓住機會的那一刻，更加自然、穩妥。更關鍵的是，抓抓的過程並非囫圇吞棗，賴教授補充道：「抓抓之前，我都會先問我自己，我如果做了這個選擇，我的目標是什麼？要怎麼做，才能符合我的價值體系，並達成我的目標？」首先，必須沉澱心性、慎重選擇，以興趣喜好、每個選項的優缺點、個人的處事原則、長程目標等多方考量為本，找到靈魂深處真正嚮往且合適的道路，再者，要跟著時代潮流的變化、人生的歷練與成長，有策略（strategy）地往前走，同時堅守自己的核心價值。民國八十七年年初，賴美淑教授接任同班同學葉金川教授，成為健保局第二任總經理，帶著過往累積的數據資料，繼續貫徹提升醫療品質的工作。這段時間，賴教授學到：建立人與人之間合宜的界線（boundary）以確立有限度的責任（accountability）是極為重要的。說明醫療的極限，建立醫病關係的界線，這是醫師對病人負責的方式；平均家務的分配，建立婚姻關係的界線，這是夫妻對家庭負責的方式；釐清評鑑的規則，建立上下機關的界線，這是院所對品質負責的方式。沒有天馬行空，就沒有期望落空，人與人之間保持剛剛好的距離，在剛剛好的界線裡，負起剛剛好的責任，是最實際而舒適的狀態。「責任就是把界線先弄好，有了界線，我們就會彼此尊重。」賴教授作結道。所以賴美淑教授向來在管理各級醫療單位時，總巧妙地只公布數據、不發表意見，在個人劃定的界線中盡責，卻不在他人醫療行為的界線中置喙，看似無為卻有為，看似有為卻無為，中庸的精髓大概就來自對責任的透徹理解吧！說來也有幾分玄妙，多年前，衛生所電子化為健保資料連線奠定完備基礎，在近期COVID-19疫情中派上用場；宋瑞樓教授託付的癌症登記，多年後在衛生署內運作，賴美淑教授再轉託陳建仁教授按國際譯碼簿編輯，殊不知，陳建仁教授出任國科會主委後，癌症登記又回到手上，賴教授繼而擔任癌症登記中心理事長，大規模比對健保及死亡率等數據，齊全了缺漏的資料，讓癌登日臻完善。不知是際遇迂迴，抑或是緣分難得，生命裡頑皮的安排就是這麼耐人尋味。「我也是現在回頭看才知道耶！我當時怎麼會知道？人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可是你上一步的經驗會告訴你下一步要怎麼做。」如同賴美淑教授熱愛的文史故事，所有的劇情都有始末，所有的結局都有來由，驀然回首，得了過人的收穫，是因為早已那麼栽。隨年歲漸長，賴教授和許多老同學一樣，滿懷對過往經歷的感恩，肩負對世代傳承使命感，於是花更多心力培養後輩，期許自己可以從接受者轉為給予者，提攜新生代。現在，除了有更多的時間閱讀、旅遊，享受退休後的生活，對生命有深刻領略的賴教授，也更貼近過去自己曾關注的老年醫學、緩和醫療、善終照顧。面對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生死議題的醫學生，賴教授再度拿出界線理論：「病人在我照顧的界線裡面，病人離開了，我難過是一定的，年齡再長的時候呢，我會把這個時間縮短，可是不能變成沒有感情的人。」醫學是科學加上藝術，有感情的醫師才會是好醫師，有人文的醫療才會是好醫療，摻了幾滴眼淚的醫病關係，無傷大雅，或許還添了幾分人性的溫度。然而，白色巨塔天天都有新難題，醫學生同時必須不斷累積的是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和整合的能力，尤其情感細膩的女孩子，遇到困難的時候，處理問題應優先於處理情緒；至於整合，就是領域要寬；領域要寬，除了經驗，就是要不斷唸書。賴教授歷經臨床醫師、公職與教職，作為一個女性，作為一個在醫界叱吒風雲、闖蕩數十年的成功女性，賴美淑教授既是人師、亦為人母，既是從醫、亦曾從政，在她身上，可以找到為師的諄諄教誨，為母的循循善誘，行醫的孜孜不倦，行政的鑿鑿有據，是賴教授特有的溫柔與堅毅，智慧與勇氣，完美地在理性與感性的兩端平衡著的每個角色，在每個領域留下影響深遠、令人敬佩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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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1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高醫演講 楊泮池預言：新冠病毒每年都會來
中研院院士、台灣大學前校長楊泮池受邀到高醫演講，他預言「新冠病毒每年都會來，防疫和社交距離將成為常態！」他也感慨台灣醫學教育大都承襲西方，應該發展出一套適合台灣社會的醫學教育制度，培養醫學生的專業素養和社會責任。楊泮池表示，新冠病毒造成全球5千多萬人感染、至少126萬人死亡，受創程度遠遠超過SARS，新冠肺炎不易消失，可能走向流感化，改變整個社會樣態，人類生活與經濟將發生巨大改變。但危機也是轉機，疫情加速台灣發展精準健康生醫產業的契機，減少接觸是降低感染的不二法則，疫情期間帶動可監控使用者生理參數的穿戴裝置發展，未來更可以透過非穿戴式裝置，像是8K影像監測等設備來協助隔離病人的生理監測與治療，改變觀念與新冠病毒共存。楊也以「我的學思歷程」為題，與高醫大師生分享成長及醫學教育經驗。楊曾獲選第31屆十大傑出青年，專長是胸腔重症醫學、肺癌基因體學、分子生物學及轉譯醫學，是國際肺癌權威。他表示，肺癌是國人癌症十大死因之首，早期教科書告訴大家抽菸是肺癌主因，但國內半數以上肺癌患者不吸菸，他研究團隊發現，不吸菸肺癌患者在腫瘤發生和癌症進程上，有人種、地域上獨特性，西方人幾乎都是抽菸的人罹患肺癌，華人患者不抽菸比率高於抽菸者。研究結果發現華人罹患肺癌原因可能與基因及致癌物的暴露有關，這對肺癌預防和治療有很大的影響及幫助。楊泮池也勉勵大家「上醫應醫未病之病」，強調早期診斷、預防的重要性，經風險評估屬高風險的患者應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可避免疾病的發生，減少醫療資源負擔。楊指出，現代醫學以西方族群疾病研究為主流，以解決西方人癌症問題為優先，他希望國內能針對華人好發的癌症，找出發病原因並發展有效預防、治療方法，推動以華人為主的生醫、健康相關產業，讓台灣醫療找出自己特色及社會影響力。「為良醫，不為名醫」楊泮池以前台大醫院院長、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第二任院長魏火曜教授的名言勉勵學生，期許大家凡事以利他、助人為出發點。他也期勉學生要做自己，凡事盡其在我，努力扮演好自己角色，展現熱忱、使命感，也要勇於挑戰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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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9 名人.楊志良
楊志良／宏觀改革三支箭 從根本解決救健保
健保因再度面臨財務危機，受到普遍關切，但其深層問題至少有下列三項，必須從根本徹底解決。 一、台灣只有全民醫保，沒有全民健保，預防保健、健康促進應納入健保給付 台灣健保以普及性、就醫可近性、民眾滿意度及費用控制，名聞於世，在傳染病控制及整體公共衛生方面，卓有成效。然而在世界各種健康國家的評比中，台灣的排名遠不及日本、北歐、新加坡、西班牙等，且幾乎從未進入前十名，台灣的平均餘命也早已被韓國超越。更重要的是，雖然醫療支出(以健保為最大宗)不斷增加，就醫次數冠全球，壽命也延長了，但依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卻是不健康(失能)的餘命延長，這與其他實施全民健康照護的國家大異其趣。另方面，平均餘命在族群、城鄉、教育、貧富間的差距也不斷擴大，亦即健康的不平等情況越來越嚴重，而這是WHO評估醫療體系的重要指標。原因何在？台灣近年來不論所得、教育、生活型態等階級，差距都不斷擴大，高階層人士多從事養生、運動、戒除有害健康的行為；而低階級人士則反之。從可預防的疾病及死亡上觀察結果，根據2013-16年國民健康署的調查，18歲以上國人三高盛行率，高血壓25.2%、高血糖11.5%、高血脂22.6%，至於65歲以上高齡者，三高幾乎人人有獎；中壯年肥胖比率三成；現今青少年炸雞、含糖飲料不離口，每日五蔬果只是口號，學校的營養午餐應是均衡飲食最好的學習場域，但顯然效果不佳，且台灣大學生是附近國家中最不運動者。健保在第一期規劃及立法時，以及二代健保修法時，均擬將預防保健、健康促進納入給付項目，但遭到若干短視的醫療提供者、付費者代表、雇主，甚至某些病友團體反對，認為應由公務預算支出。然而政府財政僅負擔健保費36%，就已捉襟見肘，用於預防保健的费用，就算國民健康署加上疾管署，仍不及健保支出的1%，與先進國家的3-10%不可以道里計。「上醫醫國(完善國家總體的衛生福利政策)、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將預防保健、健康促進納入健保給付，才是可以達到三贏最高明的政策，否則只能算是下醫而已。二、尊重生命，醫療不只是在延長生命，也應減少不必要的痛苦。什麼是生命？不同社會文化及個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依醫學定義，人生的開始是「活產」，亦即胎兒離開母體，有心跳、呼吸及隨意肌的動作(代表腦部的運作)。因此北歐國家，多尋求反璞歸真，即一個人若不能自己心跳、呼吸，需依賴各項醫療設備，如植物人、重度失智、無法緩解的疼痛，即可選擇拔除維生設備。末期病人，經醫師判定，當前醫療已對病情無任何助益，則以積極照護取代積極治療，不再施以心肺復甦術的急救。首創安寧病房的馬偕醫院賴允亮醫師說：「只有呼吸及心跳，不代表生命」；安寧照護之母，成大醫院的趙可式教授，倡議以照護身、心、靈的臨終安寧照護，取代無益的「積極治療」。台灣在2000年已通過「安寧緩和條例」，2016年通過「病人自主權益法」，2019年開始實施，但由於各界衛生主管機關推動有限，每年健保支付末期病人的無效治療，多達千億以上。北市聯醫總院長黃勝堅認為，根據他多年行醫的經驗，末期病人強迫飲水及灌食，反而會增加病患的痛苦。醫學教育除了教導如何延長生命外，更要教導如何減少病人及其家人不必要的痛苦。到目前為止，人總有一天會過世，與其延續痛苦的生命，不如好好說再見。當然，什麼是生命，每個人認知不同，如果自認為植物人也是人，應予尊重，但是否應負擔較高的部分負擔，則值得討論。三. 提升關懷，促進全民健康孤獨有害健康，孤獨與憂鬱症、失智、自殺、身心症、失能等均有高度關聯。台灣因為不婚、不育全球第一，加以外出就業，獨居者達千萬人，當然以老人比率最高。根據衛福部的報告，2019年使用抗憂鬱藥物者近140萬人，需服用安眠藥者達到426萬人，每年服用安眠藥9.18億顆。因此如何由政府與民間合作，提升對獨居老人的關懷，對全民健保將有極大助益。例如民間多個團體在推動的「時間銀行」，提供時間關懷獨居老人，就是很好的方式。此外，也可提倡籌組「第三家庭」。因每個人都有第一家庭(原生家庭)，但因不婚、不育，很多人沒有第二家庭(婚姻及子女)，這是造成獨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不但同性可以結婚，也應鼓勵沒有血親及婚姻的好友、知交，組成第三家庭，相互扶持。而這更有待政府、民間推動，及訂定相關法規。救健保，提高健保費率僅是頭痛醫頭的末端，以上三項政策的宏觀規畫實施，才能進一步提升全民健康，真正挽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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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代理孕母行不行? 風險和自然懷孕一樣？
【編者按】「性別與醫學」在台灣的醫學教育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但本週卻是「醫病平台」首次以這主題刊登三篇文章。張博淵教授以其心臟科的專長提出醫學數據，呼籲醫界及社會大眾不容輕忽女性的心血管疾病有時會有「非典型」症狀，而延誤診斷。另外我們在此發表有關「代孕母立法」的兩種不同看法，一位在專業方面深受尊敬的藥師長年以本身是子宮發育不全的病人，挺身呼籲「代孕解禁」的推動；一位長期爭取婦女權益的意見領袖卻因擔心女性可能因代孕合法化而造成女性被物化、更深陷傳統文化的束縛。這種「科技不能解決的社會文化問題」惟有在社會大眾透過理性的對話，了解事實並屏除誤解，才能達到共識。日前立法委員提出代理孕母的修法，再度引發社會的關注。不孕者悲情的處境及傾訴，讓社會難以回絕她們「要求代孕母」的訴求，但是，作為一個長期爭取婦女權益的團體，我們又很難不看到女性不但因此被物化、更深陷傳統文化的束縛且無法扭轉的命運。在這兩難下，希望從代孕制度可能帶給代孕母的風險及社會問題的討論，讓社會瞭解婦團的立場。代孕只是出借子宮嗎？多年前有位小兒科郭醫師投書論壇說：「就現代生殖醫學來看，子宮『只不過』是一個天然的『保溫箱』而已……代孕制度『只不過』是試管嬰兒外加一個別人子宮的天然保溫箱而已。」把子宮當成保溫箱來看待，是缺乏對懷孕的認識與經驗，更把女人視為生產的工具。代孕不是代孕母提供子宮而已。一條臍帶繫著兩個生命，孕母身體不斷地運作，提供養分、氧氣，呵護胎兒的成長。它是一個人近乎一整年的生理、心理、生活及生命的投入。不僅如此，懷孕婦女的生活需求也不是她一個人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有賴她的先生、公婆、甚至小孩。因此，整個家庭的生活也一併牽捲在其中，深受影響。所以，代孕不是簡單的「子宮」出借，而是代孕女人及其家人在生活、甚而健康、生命一併的付出。代孕的風險和自然懷孕一樣？代孕是以人工生殖的技術進行。目前，此技術35歲以下的活產率約為35%。所以代孕母平均要經過2.5到3次的懷孕週期才能成功，對代孕母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響。不但如此，懷孕、生產是有風險的，如：羊水栓塞、植物人、死亡、胎死腹中等。代孕除了上述的風險外，又有減胎造成感染或致死、多包胎的問題。2017年發表在FERTILITY AND STERILITY的研究指出，代孕（人工生殖）的早產、新生兒體重不足、前置胎盤、妊娠性高血壓、妊娠性糖尿病等都比自然懷孕高很多。這些風險不是口頭上的語言或統計上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會發生的。因此，為了滿足不孕者的需求，讓健康的代孕母承受這些風險及複雜的處遇，不夠厚道，也有違社會倫理。如果媽媽因代孕而死亡，那麼我們將如何面對她的小孩？如果女人因代孕而重度身障，誰要照顧她一輩子？無情的包裝：無償或利他為了杜「商品化」之口，倡議者提出「利他」及「無償」的代孕制度。然而，瞭解這些風險及處遇還「願意」代孕，除了極少數的「善心人士」（還願者?），應該多為有經濟需求的人。以「無償」為基礎的代孕金額是以「成本」，如營養費、工薪資損失等來計算的。但是，不論怎樣防止變成倫理詬病的「交易行為」，都會是一個高額的價碼。因此，代孕制度將是一個為有錢人建立的制度，有錢人出錢購買會傷害他人健康或死亡的服務，甚而買斷提供者的身體自主權，將女人變成「生小孩」的工具，透過金錢誘因侵蝕經濟弱勢者的人性尊嚴！生殖專業醫生常說，看到不孕婦女很可憐，所以支持這個制度。如果是這樣，也請他們一併以「利他」及「無償」的愛心僅收取醫療成本費吧！我們國家對於活體捐贈限於五等親內，不允許一般「善心人士」的捐贈，理由是一樣的：對於捐贈者健康及生命的重視，以及防止藉「善心之名」行「買賣之實」的剝削行為。對於沒有他途的「救命」需求，我們尚且如此嚴謹地規範，而不孕，當然是社會必須關注的議題，但，它不是生死攸關，也有替代的選擇——收養。所以，代孕是否要比活體捐贈更寬鬆，開放給「善心人士」，這是社會要思考的嚴肅課題。科技不能解決社會文化的問題支持者說應給女人多一個選擇，然「代孕制度」究竟是多一個選擇？還是限制了她的選擇？有不孕的婦女告訴我們，她其實想收養小孩，但是因為《人工生殖法》通過，公婆要求她作試管嬰兒，讓她身心飽受傷害。代孕制度通過後，勢必有許多女性會被迫作這樣的選擇。但是，代孕即使試再多次也不保證一定會成功，或一定會生男孩，因此，對這些人而言，家庭間的問題還是會繼續存在。科技有它的侷限，再進步的科技也無法解開傳統文化的包袱，唯有我們的社會打開胸襟、改變思維，放手對血統的執著，女人才能掙脫包袱，自在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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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台灣代理孕母法制化刻不容緩
【編者按】「性別與醫學」在台灣的醫學教育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但本週卻是「醫病平台」首次以這主題刊登三篇文章。張博淵教授以其心臟科的專長提出醫學數據，呼籲醫界及社會大眾不容輕忽女性的心血管疾病有時會有「非典型」症狀，而延誤診斷。另外我們在此發表有關「代孕母立法」的兩種不同看法，一位在專業方面深受尊敬的藥師長年以本身是子宮發育不全的病人，挺身呼籲「代孕解禁」的推動；一位長期爭取婦女權益的意見領袖卻因擔心女性可能因代孕合法化而造成女性被物化、更深陷傳統文化的束縛。這種「科技不能解決的社會文化問題」惟有在社會大眾透過理性的對話，了解事實並屏除誤解，才能達到共識。生兒育女是人權，是幸福追求權。人工生殖協助技術在台灣早已成熟，然法令獨苛於子宮有病變，需求代孕之女性，長期以來導致這群女性避婚，或讓已婚遭受身心俱創之重大遺憾，甚或造成婚姻家庭破裂。基於以下理由，我們要求政府應儘速推動代孕制度合法化。一、生育自由權應為受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法學專家陳英鈐教授曾指出：「生殖自由係由人格權與人性尊嚴結合所衍生，且為婚姻與家庭制度所保障，國家對於生殖自由的干預必須受到嚴格審查。為保障借腹生子涉及代孕婦女的人性尊嚴與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以及將出生者的人性尊嚴、生命權與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沒有必要禁止借腹生子，立法者可透過禁止商業性代孕契約、詳定代孕契約告知後同意的要件、醫療機構認證制度、代孕者資格限制、代孕契約的內容強制等等規定來平衡基本權衝突。」（http://www.taiwanlaw.com.tw/forumViewer.aspx?id=1039）法學專家顏厥安教授也指出：「各民主憲政國家的共同傳統，人民享有追求幸福的權力。而追求愛情與婚姻、建立家庭、生養小孩，而國家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力而建立的。罹患不孕症的婦女及其家庭屬劣勢者，國家應致力建立正義制度以加以協助，使其處境獲得最大改善，而非立法禁止代孕。人民的自由只要不傷害到他人，國家就不能夠加以禁止。這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基本價值共識，代理孕母並未傷害到什麼人。國家基於對人民基本權之保護義務，更應積極立法確定各項相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以減輕將可能發生之爭議，此為現代法治國家之保護義務。不可鴕鳥的心態裝作視而不見，以為只要禁止，一切問題就不會發生。（http://in.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4/09.html#%E8%A8%BB1）二、代孕合法化已有堅實的行政與立法基礎個人於1996年1月以真名投書民生報，對於當時未有法律規範，卻逕以行政命令限制醫師為病人進行代孕，要求衛生署停止此違憲作為迄今。1996年衛生署已完成「人工生殖法草案」，並提出乙案(開放代理孕母方式)，2004年9月2004年9月陳建仁署長指示辦理「代理孕母公民共識會議」，形成「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之共識。2005年9月草擬「代理孕母法草案」。2006到2011年召開20多次專家會議與召開國際會議，其中2012年9月國健署再次召開公民會議，會議結論為「不孕委託者同時提供健康精、卵之代孕，應早日開放」、「不孕委託者僅提供健康精、卵其中之一者，亦應予開放」。對於「不孕委託者僅提供健康精子，卵子同時由代孕者提供之情形（即基因型代孕）」是否開放，公民未形成共識。2012年11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決議於一年內提出代孕生殖相關法案。2013年江惠貞委員等、尤美女委員等分別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法提案。2016年國健署草擬完成「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納入開放代孕條款。三、超過八成民意支持代理孕母合法化國健署歷年來舉辦三次代孕生殖全國性民意調查，每次都回收上千份有效問卷，超過八成民眾支持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制度。2010年代孕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民眾(53.5%)表示贊成妻子子宮無法懷孕之不孕夫妻可以找人代孕，這些贊成者中，約95.6%的民眾表示贊成給予代理孕母因懷孕所需的費用或損失。2013年代孕立法民意調查更顯示，高達86%民眾贊成針對某些特殊情況、在有相關配套和管理的條件下，將代理孕母技術納入規範，提供給經過評估、有特殊需要的民眾。同時也有高達88.26%民眾表示贊成委託者提供代孕者營養和健康風險補償。四、代理孕母合法化已是先進文明國家趨勢根據國民健康署2010年委託辦理世界各國代孕生殖政策探討，經收集14個國家統計資料發現，允許代孕國家，包括美國(45州)、英國、澳洲、加拿大、香港、荷蘭、以色列、印度、泰國、韓國等10個國家；立法明文管理者：美國(11州)、英國、澳洲、加拿大、香港、荷蘭、以色列等7個國家。根據美國國際生育醫學聯合會2010年公布之調查，自21世紀之始，開放代理孕母合法化的國家快速增加，在2013年以前，連同美國的45個州在內，全球至少已有33個國家允許代孕制度。包括明文立法管理(例如英國，加拿大，澳洲，比利時，希臘，荷蘭，俄羅斯，巴西，以色列，南非，泰國，亞美尼亞等15國)，或以指引管理（美國，奈及利亞，委內瑞拉，印度），或未立法通過也未禁止(孟加拉，哥倫比亞，南韓等14國)。總結綜上，代理孕母制度之開放早已是先進國家趨勢，此一重大議題，歷經多年國內各界耗費龐大社會與行政資源，反覆討論並已獲得有條件開放之共識，有高達八成以上民意之支持，主管機關已草擬出具體可行之法案已多時，萬事俱備，只獨缺政府積極推動立法之決心與魄力，怠惰拖延，不但已背離民意，更有牴觸憲法之疑慮，令人痛心。我國號稱以民主人權立國，執政者不應違背民意所趨與無視不孕者之痛苦，盲目抱持保守落後之鴕鳥心態，持續禁止文明國家早已開放多年之代孕，不但已嚴重違反了國家對於人民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剝奪台灣人民追求幸福以及生兒育女之基本權利，更是殘酷地長期漠視不孕者弱所處之弱勢處境，任憑不孕者在暗夜裡哭泣，孤獨承受悲傷與絕望，這豈是號稱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國家所應有之作為？值此國家人權議題彰顯時代，少子化更是國安危機之共識，本人在此嚴正呼籲政府儘速推動已怠惰多時之代孕合法化立法，才是真正符合國際趨勢、順從民意、合乎憲法、保護弱勢，並可真正彰顯人權與公義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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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勿輕忽女性的心血管疾病
【編者按】「性別與醫學」在台灣的醫學教育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但本週卻是「醫病平台」首次以這主題刊登三篇文章。張博淵教授以其心臟科的專長提出醫學數據，呼籲醫界及社會大眾不容輕忽女性的心血管疾病有時會有「非典型」症狀，而延誤診斷。另外我們在此發表有關「代孕母立法」的兩種不同看法，一位在專業方面深受尊敬的藥師長年以本身是子宮發育不全的病人，挺身呼籲「代孕解禁」的推動；一位長期爭取婦女權益的意見領袖卻因擔心女性可能因代孕合法化而造成女性被物化、更深陷傳統文化的束縛。這種「科技不能解決的社會文化問題」惟有在社會大眾透過理性的對話，了解事實並屏除誤解，才能達到共識。根據衛生福利部2016年的統計，台灣女性在心臟病與腦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數分居十大死因的第二位與第四位，估計每年約有一萬五千多名女性因此喪命，總死亡人數是婦女癌症（乳癌、子宮頸癌、子宮癌、卵巢癌等）的3到4倍。然而在社會大眾的印象之中，往往認為心血管疾病是男性的專屬，鮮少了解心血管疾病徵狀與用藥上的性別差異。長期關心婦女心血管疾病的NGO團體「台灣女人連線」曾有調查指出，全國只有約2成5的女性知道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會高於婦女癌症。即使在心臟病高居女性死因第一位的美國，婦女也始終認為婦女癌症是威脅她們健康的最大殺手，個中思維令人費解。不僅如此，知道更年期後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女性則不到半數。女性荷爾蒙有保護血管的內皮細胞作用，能使血管功能較為健康。50歲之前女性的三高發生率普遍低於同年齡男性，但更年期後，三高(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發生的比率卻大幅增長超越男性。在更年期後，少了荷爾蒙這項保護因子，罹患心血管風險便呈直線上升。平均來說女性發生心血管疾病的年齡比男性晚十年。從學理上來看，似乎更年期後的荷爾蒙補充能夠改善女性的健康，然而，補充女性荷爾蒙雖可改善更年期症狀，卻也有可能增加血栓的風險。除了靜脈血栓外，中風、心肌梗塞或心因性死亡的風險也會增加。因此，目前國際的治療指引並不建議常規補充女性荷爾蒙來「預防」心血管疾病。二十多年前，美國開始對其高居死因第一位的心血管疾病進行性別差異的分析，結果發現除了疾病的風險因子有性別差異之外，女性在心血管疾病的表現也與男性不盡相同。以心絞痛的表現來說，典型症狀是胸痛、冒冷汗、放射性疼痛，可是約有3至4成的女性患者是消化不良、頭暈、疲倦、背痛等「非典型」症狀。容易被忽略造成求診延遲，整體的處置比較會超過治療黃金期。此外，由於症狀不典型，女性接受心導管檢查的比率比男性低15％。也因為較少接受這類檢查，以致接受手術治療的比率更低，女性接受心導管治療或繞道手術的比率比男性低35%。女性在治療後發生局部缺血或因胸痛再次住院的比率高於男性。雖然醫界並非都一致認同這些差異的存在，但是醫學文獻提供許多活生生的數據卻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心臟學會也正式將此性別差異寫入心臟病的治療指引(practice guideline)中。在疾病預後方面，過去國外統計急性心肌梗塞的在院死亡率，女性為16.7%較男性11.5%為高。此差異主要發生在較為年輕的族群，女性心肌梗塞的死亡率較男性高，一直要到74歲以上，男女死亡率才沒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的分析指出，發生心肌梗塞的女性，除了平均年齡較高之外，罹患三高等心血管疾病相關危險因子的比例也較男性為高。因此，預防心血管疾病應從三高的防治及生活型態的改變做起。女性腰圍應維持在80公分以下，並定期測量血壓，平時應避免高油、高鹽的飲食，且不要吸菸，以降低心肌梗塞風險。若發生無法解釋原因的症狀，如無端消化不良、頭暈、疲倦等，也要想到會不會是心血管疾病的不典型症狀，建議應儘速就醫檢查。停經期的女性，每1~2年應檢查心臟血管相關的危險因子如血糖，血壓，血脂肪，有問題儘早處理，才能有效預防心血管疾病。除了心絞痛及心肌梗塞以外，有一些民眾比較不熟悉的疾病也存有性別的差異，如「肺動脈高壓」。肺動脈高壓是一種心臟、肺臟及血管系統嚴重的病變，發生率約每百萬人中有15 至50人，好發於36至50歲女性，女性發生率約為男性的4倍。初期症狀也極「不典型」，例如喘不過氣、咳嗽、咳血、手腳水腫、頭暈，患者常常誤以為是運動量不足，或是工作疲累，因此第一時間難被發現，常經過2至3年才能確診。若未經妥適治療，平均存活期不到3年，存活率甚至比大腸癌還低，故被稱為是「心臟的癌症」。由於女性的死亡率比比男性還高，進入中年的女性更要提高警覺！性別議題除有賴教育演講來宣導之外，長遠來看，政府及醫療單位更應針對心血管疾病之性別差異，擬定「女性健康」的政策，落實醫療體系及醫護同仁對性別差異的敏感度，更重要的是提高對女性心臟病及相關危險因子的重視及預防，才能真正照顧女性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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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0 新聞.生命智慧
簽DNR就是不孝？媒體請別再說這句話
伯伯離開已經 1 個月了。端午節這一天，伯伯的女兒回到 8AI 加護病房來，跟所有醫護人員表達感謝，感謝每一位曾經照顧她父親的人。她告訴我們，她爸爸的後事都處理好了，而且現在兄弟姐妹和媽媽都過的很好，要我們不必擔心。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家庭，即使父親長期臥病在床，幾個子女仍然非常孝順，照顧更是無微不至。對於醫療同仁的付出，始終心存感激。最後，他們家人共同決定讓患者善終，不再讓自己的爸爸辛苦地活著。在醫護的引導與協助之下，完成了道謝、道歉、道愛、道別的四道人生，了無遺憾。對比現今動不動就提告、上媒體爆料的社會氛圍裡，這一段良好的醫病關係與互動，讓人感動，也格外珍貴。一般人對加護病房的印象都不太好，覺得加護病房冷冰冰的，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氣氛緊張。裡頭有著各種高科技的機器與設備，隨時都有讓人心驚膽戰的警示聲，經常都在進行CPR（心肺復甦術）……。不只是一般人，連非加護病房的醫療工作者，大多數也有著同樣的感覺。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是專為需要高度密集醫療照護的重病患者所設置的病房，裡頭住的是命懸一線、處境危急的病人。好死，真的那麼困難嗎？危急時刻，這些重症患者身上往往插著大大小小的管子，可能是呼吸器，可能正在洗腎，可能得施打升壓劑與強心劑，甚至嚴重到裝上葉克膜（ECMO，體外循環維生系統），最後再經過 30 分鐘的「壓胸」與「電擊」才能宣布死亡。臺灣第一個急診與重症加護專職醫師就曾感慨的說：「這些病人和我們無怨無仇，為什麼我們要讓他們『不得好死』呢？」對於明知救活機率極低的人，為什麼醫師還是要給予急救措施（CPR）。有些時候，這是因為病人家屬與醫療人員之間缺乏互信的關係。「這就是救給你看的，因為不救怕會被告。」醫護人員只差沒把這句話直接說出來吧！Q：什麼是『葉克膜』？A：葉克膜（ECMO，體外循環維生系統）是一種醫療急救設備，除了能暫時替代患者的心肺功能，減輕患者心肺負擔外，也為醫療人員爭取更多救治時間。主要是在心肺手術（如重度心肺衰竭、心臟移植等手術）時，為患者進行體外的呼吸與循環。近年來，隨著醫學進步，技術愈來愈純熟，使用葉克膜的併發症（如腎衰竭、血栓等）逐漸能被克服，於是應用範圍開始變大變廣，甚至被做為重度昏迷、腦死患者的維生設備。不過，卻也因此面臨無效醫療的爭議與倫理問題。有些醫師認為必須壓到最後一分鐘，才能讓家屬知道「我們盡力了！」才能交待、才不會被挑剔。有些醫師是無法承受病人在自己手中往生的挫敗感（覺得病人死在自己手上，就代表醫術不精），因此情願讓病人「賴活」，也不讓他「好死」。在這樣的情況下，醫療人員害怕家屬誤以為醫院不願進行積極作為，忌諱提出 DNR（即不進行心肺復甦術等任何延命措施）的建議與說明，家屬則怕被人說不孝不應該，即使理解卻不敢主動提出DNR 的請求。結果就是大家都在逃避，於是只好「順其自然」完成 CPR，救到最後一刻。不要再說：家屬決定拔管，放棄治療！新聞媒體經常下的標題「家屬決定拔管，放棄治療！」這樣的說法不只不符合臨床實際情況，還會加深家屬的內疚感。尤其是「放棄」這個字眼，不僅增加家屬的心理負擔，更加深他們的「內疚感」與「自責感」，對承諾「盡全力搶救到最後一刻」的醫療人員來說，也很不公平。在心跳停止以前，任何醫療團隊都不會放棄患者。然而，在心跳停止時不進行 CPR，也不代表醫療團隊就是放棄了。全力以赴卻無法攔截死亡的發生時，醫護的唯一選擇是和家屬一起面對，並試著讓病人好走。有時，醫師（尤其外科醫師）反而比家屬更放不下，總覺得「還可以再多一點努力！」只是心裡也了解，接下來的努力恐怕只是在讓不可避免的死亡晚一點發生罷了。面對無法救治、心跳停止的病人，不實施CPR（包含壓胸和電擊），其實只是讓病人自然的走（allow natural death），絕對不是「放棄治療！」而是「治療無效！」改用以下幾個說法，不僅符合臨床實際情況，也是站在同理家屬的立場，減少對他們的傷害，同時協助家屬與醫療團隊真正放下。「治療無效，家屬決定讓他好走。」「選擇不進行 CPR，家屬讓他好走。」「醫療團隊盡力了，家屬選擇不再讓他痛苦。」「感謝醫療團隊搶救，家屬選擇安寧善終。」不要被「病人於幾點幾分拔管後，宣告不治！」的報導干擾了，一般都是宣告不治之後，再移除管子的。除非是在心跳沒停止之前就「撤除維生系統」的程序中拔管（以目前的現況來說，要走這個程序，心理的負擔更高），否則「拔管」都是在心跳停止以後才會進行，也就是「死亡」後拔管。急救簡單，決定不急救反而困難其實，對醫師來說，替病人進行插管等急救措施，是簡單的事。然而，要決定「不進行 CPR」，無論對於家屬或是醫師，都是比較困難的。但是，為了要減少病人的痛苦，為了要讓病人更有尊嚴的往生，我們還是得要花時間好好的討論。有人覺得在臺灣過去的醫學教育裡，沒有教醫生有關生命的哲學，也不知道該如何跟病人家屬溝通，於是學成之後，只知「醫生」，不知「醫死」。所以，最放不下的，常常是醫療人員。進行不必要的 CPR，迎來的是「四輸」的局面，患者本身、患者家屬、醫護人員與其他患者等四方，全盤皆輸。明明知道是救不活的人（指傷病嚴重者，經醫師診斷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卻施予 CPR，不論是對病人或對家屬而言，都是折騰，此外，醫護同仁也會因為忙亂而無暇顧及其他重症病人，因而增加其他病人病況惡化的風險。當然，也無法有效運用有限的醫療資源。安寧善終，始於關懷。身為重症醫師應以關懷為出發點，不厭其煩地向家屬說明病人病情及預後，若是病情屬於無法救治的，也應該坦白告知，以進一步說明急救與否的結果，雙方共同討論出對病人最好（受苦最少）及符合家屬期待的治療方式。我期許自己能成為他們親人生命末期的領航者，同時也要成為他們在做出困難決定後的最大支持者。即使決定 DNR（拒絕臨終急救），在醫療上，並不是代表改採消極作為或無所作為，反而是應該更積極的減少病人痛苦（著重止痛、止喘、消腫等），增加家屬陪伴時間、鼓勵家屬與病人接觸，並引導家屬完成道謝、道歉、道愛、道別的四道人生。病人得以善終後，也要進行家屬的哀傷輔導，讓家屬可以走出悲傷。同時，醫護同仁也必須進行「團體療傷」。這是個不容易的使命，需要醫護人員、社工師、患者、患者家屬等各方協力合作才能達成。身為經常性面對生離死別的第一線醫護人員，這幾年來，我與團隊成員不斷學習，與病人家屬一起成長。如今能看到病人家屬對我們的回饋與感謝，我們就知道「這是對的事情！」阿金醫師在說，你有沒有在聽！別讓你以為的急救，成為最殘忍的折磨。透過重症安寧醫療的推廣，讓無法救治的病人，都能善終。從旁協助與輔導，讓家屬了無遺憾，讓醫療人員學會放下。良好的生命末期照顧，始於對生命的尊重，對家屬與病人的真誠。良好的溝通不僅可以改善醫病關係，減少醫療糾紛發生也讓病人得以善終。※本文摘自《ICU重症醫療現場：熱血暖醫陳志金 勇敢而發真心話》／出版社：原水／作者：陳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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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重點在未來而非過去，在病人的需要而非家人的擔憂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走入病房，準備解釋最新的影像檢查結果，病房內有病人本人與病人的母親。我：「您好，我們在昨天做的核磁共振影像上看到之前手術的地方有一個腫瘤。」病人母親：「這麼快就長出新的腫瘤，開完刀才一個月，這樣怎麼辦？」我：「不是新的腫瘤，是我們在同一個位置上看到一個腫瘤。」病人母親：「不是在XX醫院說已經都切除了嗎，怎麼還有腫瘤！」我：「是的，我們在開刀的位置上，也就是胸椎第X節到第X節，看到腫瘤。」病人母親陷入沉思五秒鐘後……...病人母親：「嗯，了解，還是有腫瘤，那怎麼辦？」聽到病人母親說了解後我便放心，接著開始解釋，並說明治療計畫。我：「脊椎是一節一節疊起來的，就像蓋房子，不可能把某兩層的磚頭掏空，這樣房子就倒了，脊椎也是，不可能把胸椎第X到第X節連同全部的腫瘤整個拿掉，所以說還會有留下腫瘤，不過現在的重點是我們要怎麼處理在影像上看到的這個問題……」病人母親：「了解了，嗯嗯，重點是我們要怎麼處理？」我：「我們有幫您照會了放射腫瘤科，下午他們會來評估，如果可行的話會開始對腫瘤進行電療。」這個病人是四十多歲的男性，身強體壯，少說有八十公斤，平時喜愛運動，工作是電子業上班族，一個月前蹲下來撿東西時，突然發現下肢癱軟，無力爬起，被送至附近的XX醫院，檢查發現是脊椎內腫瘤，兩天後進行手術脊椎減壓術，然而下肢無力仍未恢復，後來便轉院來。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躺在床上、不大講話，問病史時都是母親在講，過程急忙拿出厚厚一疊出院病摘、手術同意書、藥單、影像等急著跟我們解釋。回到護理站，想起病人母親剛剛說做了腫瘤切除手術，但影像上看起來怎麼都不像切除？這是我實習中碰到解釋病情的困難案例，原因是病人與家人對於在前一家醫院所做的處置有理解上的誤差，他們覺得的與我們影像上看到的是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為前一家醫院做的醫療處置做解釋，要全盤一字不差的講給病人聽嗎？還是保留點以避免誤會？我們先請病人去申請手術紀錄，目的不是要告訴病人手術紀錄內容，而是要幫助我們擬定治療計畫，唯有完全了解病人在前一家醫院作的醫療處置我們才能選擇接下來的治療方法。我們也想過致電前一位醫師求證我們的想法的可能性，但換個角度想，如果我是接到電話的一方，不免會為這突如其來的質問，而有防備之心，如此問不到事實，也是枉然。手術紀錄看起來是脊椎減壓術，但脊椎減壓術目的並不是切除腫瘤，貿然與家屬解釋將可能會偏離事實，帶來不必要的惶恐。再者以上解釋影像上的發現會彷彿一直跳針的說「我們在同一個位置上看到一個腫瘤」的原因，便是要病人與家人自己沉思後來了解，自己來接受這個事實。誠然，病人的生活要繼續過下去，要接受事實才能繼續過下去，病人本人及其家人不糾結於過去的醫療處置，才能對於未來抱有希望。身為醫療人員，重點是解決病人的問題，也就是確認病人的需要，而不是加深家人的不安，是訂定未來的治療計畫，而不是釐清過去發生的。所以，在會診社工後，我也去問病人的目標是什麼，他說想要趕快回到工作上，並能自行移動。認定了這個目標，過幾天病人開始電療，也進行了第一次化療與免疫療法。在往後的查房，主治也時時提醒目標，像是：「能做今天目標是坐起來到50度，可以坐起來才能換到輪椅上，才能出去走走，才能用電腦工作，今天目標是做到50度，可以嗎？」這個案例，我們以病人的主要照顧者，也就是病人母親切入，曾有老師提過要跟主要照顧者成為戰友，而非敵人，這樣才會營造醫院各人員都跟站在病人同一陣線的氣氛，不僅可以安撫到病人及家人的不安，也能為他們帶來希望面對疾病。隔週病人買了甜點送醫療團隊以表達感謝，從病人與家人的反應，我想我們在解釋前一家醫院的醫療處置這方面做不錯，未來也要以此為戒，在日後行醫的過程中，重點放在病人的需要，放在未來而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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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3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醫生，手術結果如何？全程都是主治醫師幫我開刀的吧？」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 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邱小姐得了罕見的皮膚癌，術後她看著環繞的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和護理師，緊張地問道。她是名單親媽媽，遠從新竹跑來台北求醫，就為了還在讀高中的女兒。她還記得手術前的傍晚，實習醫學生來幫她打針，找血管找了好久好久，最後還是失敗了，她痛得說不出話來。作為照顧她的實習醫學生，我一時困窘地不知該如何回應。我可以理解邱小姐的焦慮，她甚至還沒四十歲，從沒想過自己會生這個病，聽到癌症的當下簡直嚇壞了，更沒想到住院過程中會遇到這麼多「主治醫師以外的人」，素昧平生，一進門就詢問她的隱私、接觸的她的身體。她前晚被我問了一堆問題、做了許多檢查，甚至白白多挨一針，現在才剛從手術的麻醉中醒來，昏昏沉沉、虛弱得很，心中肯定充滿焦慮與不安。但在醫院裡，主治醫師會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允許我們在監督下進行醫療行為，包括詢問病情、身體檢查、開藥，甚至參與手術。醫學生就像在米其林餐廳學習的小弟，從打掃廚房開始做起，練習洗菜、切菜，如果表現得好，就有機會晉身副手，協助主廚、參與料理的一部份。不同的是，料理失敗了可以自己吃掉，治療失敗了卻不一定能夠彌補；偏偏又沒有模具可以完美替代人體，我們必須從病人身上學習，才有機會成為獨當一面的醫師。回到邱小姐的疑問，手術最重要的部分當然由主治醫師負責，但手術準備、消毒、鋪單、止血、縫合等等，在老師的監督之下，我們都參與了部份過程，要說「全程」都由主治醫師開刀，似乎有些不符實情。病人尋求醫療專業與服務，難道就不能拒絕這樣的教學行為嗎？即便主治醫師再三保證會負責病人安全，但醫學生還沒有醫師執照，也不能為自己的醫療行為負責，怎麼能不令人擔心？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就算披著白袍，也難掩青澀與徬徨，實在叫人很難安心把性命安全交付出去。別說是病人，我自己在實習時也總是膽怯而不安。即便翻了再多書、複習過再多次流程，都沒有把握遇到狀況該如何應對、自己的醫療處置是否正確、做錯事了該怎麼向病人道歉、怎麼面對老師？甚至連主治醫師都會擔心，倘若醫學生把事情搞砸了，該如何收拾、怎麼給病人一個交代？這些錯誤有機會挽回嗎？會不會對病人帶來永久性的傷害？有沒有可能帶個學生，從此就把自己的招牌砸了？臨床教學這件事，對病人、醫學生、主治醫師三方，都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此我們不免要問，這一切又是何苦呢？從病人的角度來看，沒有人願意當白老鼠，成為醫學生練習的一部分；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些練習的經驗，醫學生頂多紙上談兵，永遠沒辦法成為有經驗的醫師。就像砍樹的同時也要種樹，森林資源才不至於浩劫；醫療專業也需要傳承，否則總有一天，資深的醫師們都退休了，毫無經驗的年輕醫師才盲目摸索上陣，只會造成更多問題。既然醫學生進入醫院學習有其必要，究竟要如何在「臨床教學」與「治療病人」間找到完美的平衡呢？我自己也沒有很好的答案，甚至時常為自己存在醫院感到抱歉──我雖然被賦予接觸病人的權利，侵探他們的隱私、參與他們的照顧，但其實多數時候幫不上忙，頂多陪他們聊聊天、關心他們的狀況、轉達他們的焦慮與問題給主治醫師。我們都曾經鄭重宣示「病人的健康與福祉將為我的首要顧念」，然而，將自己不夠成熟的技術用在病人身上，顯然稱不上「病人的福祉」。一名醫學生能做的最大努力，似乎就只是好好努力，讓自己的能力盡早配得上這身白袍；至於這過程中遇到的每個病人，我們是既愧對又感激。我們將這個兩難的問題提出，在「醫學人文討論會」上進行討論。其中幾名資深主治醫師分享了他們的心路歷程，大大顛覆了我的想法。某位老師說，剛開始帶醫學生時，也很徬徨這樣是不是害了病人，總是壓力很大，花更多的精力關心、照顧這些病人，深怕學生做錯了什麼。另一方面，他也擔心自己的言行舉止和治療處置有所不妥，時常要額外讀書、檢討反省，深怕傳遞了錯誤的訊息給學生，不僅害了眼前的病人，還害到未來千千萬萬學生們的病人。醫學生為了學習，時常提出各種問題，也幫大家再一次檢視了有沒有醫療錯誤。這樣一來，雖然醫學生還是時不時犯下一些小錯誤，但整體而言，病人卻受到了更好的照顧。其中一位老師是這樣告訴病人的：「看在我的份上，可以讓我的學生一起照顧你嗎？我會緊盯著他，讓他皮繃緊一點，不敢犯錯、勇於改過。如此一來，你會受到更好的照顧，你的孩子和孫子也會獲得一名好醫生，這樣不是很棒嗎？」我這才知道，「好老師」和「好醫生」不一定是對立的兩種身分，而實習醫學生也可以更正面看待自己在醫院的身分，為病人的安全更積極努力。最後，邱小姐手術後恢復的不錯，順利出院了。病理報告顯示腫瘤有切乾淨，她聽到時鬆了口氣、露出燦爛的笑容，我也不免替她感到開心。雖然至今我仍很抱歉害她多挨了一針，但也深深感謝她包容了還不成熟的我，提供了我寶貴的經驗，也讓我有了更明確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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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8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台灣的醫療環境能容許我們將來行醫時，用對的方法診察病人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學生在想什麼？」三位非常優秀好學的五年級醫學生在結束臨床實習的第一年各自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一位同學很高興這一年學到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基本功，但他也擔心將來的工作環境是否能讓他執行在學期間學到的「對的醫術」，這也回應了上週「醫病平台」兩位病人提到時下醫師很少能花時間聆聽、詢問、檢查病人，以及關心醫學教育的老師對當前的健保政策與醫院管理的隱憂；一位同學深入地討論醫學生照護病人對醫學教育的重要，以及臨床老師、醫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戒慎態度；一位同學從一位特殊病例，學習到如何解釋醫療資訊的不確定性，才能使病人與家屬更心安。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幾位醫學生的心得能感動大家，而在自己或家人生病時，願意接受醫學生參與照護，將來才有更多有經驗的年輕醫師可以照顧我們的子女。很幸運的在剛進入臨床領域就碰到幾位強調「病史詢問」（History taking）與「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的老師，他們認為這兩項技能是不管任何時代、不管儀器如何進步，作為醫生都需要具備的核心技能。經過了數個月的訓練與老師們的示範與教導，我們漸漸的能了解身體診察跟病史詢問的重要與強大之處，正如一位老教授曾經說過身體診察跟病史詢問做完應該要可以診斷八成的疾病，在用心的花時間跟病人相處、交談跟檢查之後同學們也慢慢的可以形成自己初步的診斷，並擬訂往後的診斷與治療計畫。除了實務上不需耗費多餘資源，而且可以頻繁的運用之外，我對於身體診察和病史詢問一直有著很浪漫的想像——這是一名醫師用心跟身體去理解一個正在受苦的人的過程，機器再精密再準確，唯一無法取代的就是那樣的直接性。我直接地看著你的眼睛，聽著你的故事，然後用我的手，用我的所有感官去直接地探查、去體驗你的苦痛，然後好好記在心上。每次我到床邊看病人時這幾句話都會在腦海迴響，這是一種交付、一種對於病人的承諾。這樣的直接性多少會將醫生暴露在一個比較脆弱的狀態之下，我們大可以不要去聽病人傾訴他多麼痛苦然後承擔那些情緒，只要看看護理紀錄或急診紀錄就能做出鑑別診斷或寫出病歷，我們大可以開立一堆檢查然後對著螢幕治療數字，但是當我決定跨過那些保護傘，直接坦然地到床邊面對這個正在受難的靈魂，對我來說醫生的信任與權威並不是靠我們的專業或多少年的訓練贏得的，而是我們做出了這樣的承諾：我們宣誓將自己的一部分交出，以換得病人最深層的秘密與最隱私的資訊，而親自面對病人做身體診察與病史詢問就是這個承諾最基本的宣示。如果我沒有某種意義上跟著病人一起受苦，或是直接面對他的痛苦，那我憑什麼切割他的身體？憑什麼開立一堆影響他的身體的藥物呢？雖說如此，很遺憾的現今的醫療體制並沒有太多空間讓醫師們好好詢問病史與診察身體，看著很多學長姐或老師因為臨床事務太過繁重，每天只有時間對著螢幕上的不正常數字或檢查做直覺性的反應，而也只有這些數字、儀器的檢查才會得到健保的計算，彷彿只有那些事情是醫療，那我們在病床旁邊聽著病人的生命故事，聽他們的心音肺音就不是嗎？在這龐雜的體制之下即將式微的不只是病史詢問與身體診察，更是以人、以心為本，那種蘊藏著溫暖與療癒能力的醫療，會不會有天我們再也不被鼓勵、再也沒有時間與精力到床邊仔細的跟病人交談詢問，然後很全面的做身體診察呢？即將踏入大醫院變成另外一個小螺絲的我不免感到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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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身體診察」必也正名乎？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賴：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建議將醫學教育非常重要的「physical examination」翻譯成「身體診察」是來自韓良誠醫師。我非常高興今天能得到韓醫師的首肯，兩人一起合作把這中文譯名的始末做一番清楚地交代，並希望能藉著這星期的兩篇由病人以及生病的醫生不約而同寄給「醫病平台」的文章，來談「身體診察」的正名運動。韓：我是在2011 年在成大白袍典禮時，強調醫師的任務是要能好好詢問病史，以及做好對病人的身體檢查。當時我第一次使用了「身體診察」這字眼，這是靠視診、聽診、叩診、觸診來對病人的身體不同部位做詳細檢查，如果發現在身體的特定部位有某些不正常「徵象」，再參考病人的病史所呈現的「症狀」而得到可能的疾病診斷，然後再安排各種實驗室生化檢驗或放射線科等的進一步檢查，來確證病人的診斷，決定有效的內科或外科治療。我以為「理學檢查」這術語並不正確，因為字面上這個詞很少人能夠看出它的意思。我實在查不出當年如何開始使用這中文的術語。我認為如果用「身體檢查」反而能夠讓大家明白，但是今天台灣的社會大眾「檢查」這個字都會聯想到實驗室檢查，如抽血、照X光等，而我記得先父韓石泉醫師在他的診所就有一間「診察室」，在那裡他可以要求病人寬衣解帶，做視診、聽診、叩診、觸診等身體不同部位的詳細檢查，而由此做出「診斷」，先父認為在診間，醫師透過「檢查」得到「診斷」，所以他將診間稱之「診察室」是非常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把physical examination 在中文方面譯為「身體診察」，以別於一般人所說的「身體檢查」或台灣教科書所用的「理學檢查」。記得在美國聖路易斯大學醫學院小兒科朱真一教授是第一位響應我使用「身體診察」的學者，而後陳定信教授、賴其萬教授以及林其和教授也都表示贊同，開始於他們的寫作或演講中使用這術語。賴：當我第一次聽到學長韓良誠醫師使用「身體診察」這名詞時，我覺得他的說法非常正確，同時我也很想知道當年我們為什麼都使用「理學檢查」，因而就教於當時同在和信治癌中心工作的老師宋瑞樓教授。想不到醫學教育無所不知的宋教授居然笑說，他也不知道，但好像也沒有人問過他這問題。我問他這是不是日文使用「漢字」時，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用「理學檢查」，他說不是。我再請教他，是不是因為我們在看完病人以後，安排他們再去做的實驗室抽血檢驗都是「化學檢查」，而physical是源自於「物理（physics）」，所以相對地，我們就以「理學檢查」稱之，想不到宋教授微笑搖頭，充分展現「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學者風度。我對宋教授說，既然「理學檢察」確知並非來自日本，而且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因為「物理」「化學」的對照，我說其實最有可能的是，英文physical 事實上就是「身體」，如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physical well-being就是「身體健康」，所以physical examination指的就是「身體檢查」。既然「身體檢查」這詞已經廣用於時下一般人接受定期的包括一大堆實驗室檢查的「健康檢察」、而且「檢查」又使人聯想到抽血等實驗室檢查，我們應該不要把physical examination 扯到「檢查」。所以我深深覺得韓良誠醫師所提議的「身體診察」最為恰當，因為我們做physical examination時，事實上，我們一邊檢查，一邊思考如何得到「診斷」，所以「診察」一詞最是恰當，而宋教授也非常同意。從那以後，我除了在自己的演講與寫作都持恆地使用「身體診察」，而不再使用「理學檢查」，同時也在我所主編的「醫病平台」除了韓明榮醫師原文題目就使用「注重詢問病史、身體診察和專業知識」以外，我都在作者的同意下，一律將「理學檢查」改為「身體診察」。最近我因為與韓良誠院長討論到共同撰寫這篇呼籲時，他提及曾當過衛生署副署長的小兒感染科的大老黃富源醫師也是對這議題很有熱誠的人。黃教授早我一屆是與我非常佩服的學長，今早與他聯絡上，他還是「對做對的事總是古道熱腸」的老樣子，我非常欣慰地聽他在電話中興奮地告訴我，他每次參加衛福部的開會時，一有機會就要求他們將「理學檢查」一詞都改為「身體診察」，他相信衛服部應該已經沒有人還使用「理學檢查」的字了。我也告訴他，我們也會與台灣醫學教育的夥伴好好努力做好這「正名」的運動。為慎重起見，我也與幾位熱心醫學教育的朋友分別探究亞洲幾個使用中文或夾雜使用「漢字」的國家，他們對physical examination 的翻譯是什麼，我們所發現的答案如下：中國「體格檢查」（簡稱「體檢」），少數人稱之「物理檢查」；新加坡「身體檢查」，沒有使用「理學檢查」一詞；日本一直就是用漢字「身體診察」（日文旁註為 しんたいしんさつ）。韓國這幾十年來已很少用漢字，過去有使用「理學的檢查」或「理學的診察」，但多數使用「診察」。最後我們想針對本週的兩篇文章，說幾句話。在醫學上，自古以來醫師就是要透過詢問病史，為病人做身體的檢查，才能做出正確的診斷。中醫所注重的望、聞、問、切也同樣地標示這方面的重要，但曾幾何時，現在竟有不少醫師已經不再重視這醫師的「基本功」，而淪為篩檢病人需要做哪種昂貴的高科技檢查的守門人，這實在令人感傷。希望政府與醫院也應該反省，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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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5 新聞.生命智慧
「謝謝你們，沒有讓爸爸死在廁所旁邊…」救不了他，卻救了他的3個女兒
打從開始接受醫學教育，醫生們就不斷被提醒，當醫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病、救人」。但如果需要被救的不是病人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從醫數十年來來，在生死拔河之間目睹無數悲歡離合，原來「醫生」除了治療為病所苦的生命，亦需照看身旁活著的人們。對醫生來說，「救命」是最大的價值，而且要拼了命的救。但是對學生、醫界暱稱為「堅叔」的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來說，除了治療病人的「病」，有時更需要照看家人的「心」。黃勝堅說起過去在急重症加護病房經常發生一種情況，當生命走到末期，家屬會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要回家。」醫療人員往往會勸他們不要太早回去。「為什麼？」因為回家以後，病人不會馬上離世，家屬會對這段過程的居家照護束手無策。有一天，一個肝硬化的單親爸爸氣喘吁吁地被送進急診室，值班醫師快速診斷他已經是肝衰竭、呼吸衰竭，陪在旁邊的是他三個女兒，最大的不超過20歲，她說爸爸想在家往生，五天前已經辦理出院，結果爸爸撐了幾天還沒過世，看得出來爸爸很痛苦，她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又回到醫院。按照急診的標準程序，呼吸衰竭的病患應該要立刻插呼吸管、接上呼吸器，但是大女兒阻止了醫生，「我們也知道爸爸快死了，但是爸爸有交代不要急救。」能不能讓爸爸舒服一點就好？ 值班醫師快速思考著，好吧！那是否給病人一點嗎啡，暫時讓他舒服一點？但病人血壓很低，絕對撐不住，到時要算在誰的頭上？即使值班醫師想幫這三個六神無主的孩子，卻面臨下一個雪上加霜的問題：沒有病房。病人跟三個女兒只能暫時被塞到急診室廁所旁的走道上。黃勝堅過去表示關心，急診醫生就說「堅叔，不然送去你的外科病房？」看著這一家人的模樣，黃勝堅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但經驗豐富的護理師一看到病人的狀況就開始碎唸，「主任你這不是整我們嗎？入院病歷還沒寫完，就要寫出院病歷了！」暗示病人不久後就會往生，他硬著頭皮請大家勉為其難多多幫忙。三個小時之後，病人在好不容易騰出的外科單人病房裡離世了。三個姐妹跟著遺體床經過護理站，此時大女兒突然一手拉著遺體床，一手拉著兩個妹妹，「跟叔叔阿姨，說謝謝。」她們跪在地上磕了三個頭，「謝謝叔叔阿姨，沒有讓爸爸死在廁所旁邊……」那瞬間，整個護理站凍結成冰。堅叔說著，萬一三個孩子的爸爸，真的死在廁所旁邊，長大後，她們會怎麼想呢？所有在場的醫療、護理人員，都上了無比珍貴的一課，他們身上穿了這件白衣服，不只是要治病、救命，活著的人更應該被好好照看。醫療不能「起死回生」，但醫療人員還能幫得上三個孑然一身的姐妹，即使病人走了，在那一刻，三個孩子剛失去父親的心，仍然是溫暖的。※本文摘自病人自主研究中心，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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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對病人做「身體診察」的重要性！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我很慶幸活到八十二歲，只患過敗血症住院一次，但是中年時期就開始患有三高症(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這些毛病照常服藥，也都在掌控之中。四年前有一天去羅東夜市買潤餅，走路回家途中，突然雙腳無力，僅僅二公里路程休息了三次才走回家。抵家門後馬上告訴內人，她要我隔天去看醫生。我隔天去醫院掛號，看復健科的朋友，他摸模我的膝蓋，開了一張醫囑要我去放射科照射膝蓋，報告出來的診斷是退化性關節炎。要我做復健，也替我打二次玻尿酸，六個月過後一點也沒改善。那時剛好內人和我要回美國休假，我請放射科醫師，複製我膝蓋的影像拿回去美國給兒子看，他是放射科醫師。兒子看完我的膝蓋的影像，跟我說我絕對沒有退化性關節炎。隨後，我打電話給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同班同學，他在美東開業內科。我沒時間去看他給他檢查，在電話中他問了我不少問題，他要我用手機照我走路的姿態寄給他看，看完後給我三個鑑別診斷：吃降膽固醇(Statin) 藥引起的肌肉發炎(myositis)、脊椎神經被壓迫、早期的巴金森氏症(Early Parkinson’s disease)。建議我回台後做脊椎核磁共振(MRI)。最簡單而容易的事是把降膽因醇藥停掉，休假完畢回台再去做MRI。回台後我馬上去看神經科醫師。讓我驚訝的是，我告訴他在美國同學的建議，他檢查也省了，就讓我去做MRI。在MRI申請單上的診斷竟然寫「遺傳性痙攣性截癱」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回診時我問他為什麽檢查也沒做，為何下那樣「新奇的診斷」。他說那樣寫才不會被健保删掉。我有點生氣就走出診間。好在我可以去放射科，請放射科醫師朋友告訴我檢查的結果。「好家在」，檢查結果正常。話說回來，降膽固醇藥也停三、四個月了，二腿肌肉的毛病依然存在，我想應該不是吃降膽固醇藥(statin) 引起的，我又去看醫院另外一位神經科醫師，問診時我告訴他我得糖尿病已四十多年了，他也是不做一般的神經檢查，直接做神經傳導速度檢查，不出乎意料，他鐵口直斷我神經傳導速度比正常慢，說我肌肉無力是糖尿病引起的，開了一個月的維他命B12，說長期服用維他命B12，慢慢會有改善。三個月後，二腳無力依舊存在，走路似乎會狼狽摔倒下去，所以走路時就常要拿拐扙。那時聽說醫院新聘一位神經內科醫師，是美國受訓回來的，我就掛號去看他。我告訴他我的問題是雙腳無力，看過兩位醫師，症狀沒改善， 脊柱MRI正常，神經傳導有點慢。他捨不得用放在桌上的錘子做肌腱反射， 就要我做肌電圖(EMG)，結果也是正常。他就下了一個診斷：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變(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y, 簡稱CIDP)，對我來講又是一個奇特的名詞。我上網去尋找CIDP是什麼東東？結果才知道它是自身免疫病的一種( autoimmune disease)。 這種病如果用錘子做反射檢查，膝蓋及腳跟的反射應該都會消失，還要抽血及抽脊椎液作好幾種檢查，才能確定診斷，但這位醫師這些檢查都沒做，就下了這樣的診斷，真是匪夷所思。我自己的醫院，三位神經科醫生有三種不同的診斷，內人就建議我去找舊同事看看，我就掛號去看他。初診時除問些病史外，單做神經方面的檢查大概就花了三十分鐘。譬如：來回走路給他看、用左手畫圓圈，再用右手畫圓圈等等很多項的檢查。做完了檢查，他說我醫院神經科醫師的三種診斷都不像。他要我做小腦的核磁共振，看結果後再討論可能的診斷。做完小腦核磁共振後再去看他，他第一件事告訴我小腦核磁共振檢查結果正常。我問他到底我患了什麼毛病？他的回答很老實，他說他不知道。他又補充說，檢查結果要說是早期巴金森氏症，又不完全符合它的準則(criteria)。他建議做核子醫學(nuclear medicine)的多巴胺掃描（Trodat）以確診，或開始使用抗巴金森藥物治療。我同意後者，他就給我開Carbidop/levodopa(25mg/100mg)，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顆。三個月後回診。他警告我要注意姿勢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的可能副作用。三個月主觀上覺得雙腳沒那麼緊，走路有點進步，沒有副作用發生。回診時他又花了將近三十分鐘，做神經檢查，也叫我來回走路給他看，又不預警推我，測試我的平衡感。檢查結果，他很滿意，確定我是早期巴金森疾病，建議我增加藥量，每天四顆。兩天後每天早上血壓升高至200mmHg/80mmHg，白天也都在170-180mmHg/70-80mmHg之間，兩、三個星期心臟科醫師換藥，調劑量都無效。老實說，我沒告訴他我在服用Carbidopa/levodopa，好在我記得levodopa在人體內分解為dopamine，是治療低血壓的藥。我把Carbidopa/levodopa停止服用，一星期內血壓恢復正常，我才慢慢恢復Carbidopa/levodopa 每日三顆，現在己不影響我的血壓了。記得學生時代，老師上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第一堂課時說，「做詳細的體檢及病史的詢問」，幾乎70%已經知道病人得什麼病了。難道「身體診察」隨科技的進步已被淘汰了嗎？我醫院的神經科醫師似乎不用醫學最基本的身體檢查就可能做出奇特的診斷，眞是天才！我的老朋友每次花三十分鐘，最後做出正確的診斷是食古不化？我知道多花時間做身體診查，就少看病人，不知少賺多少錢？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提醒醫生們身體診察的重要性。另外一點是「醫生當病人的錯誤」，我沒告訴心臟科醫師我服用levodopa，讓我的心臟科醫師不知所措。其實也可怪我的老朋友神經科醫師。我告訴他此事，他也自責有經驗(seasoned)的醫師有時也會忘記提醒病人藥品的交互作用(drug interaction) 。 最後我要向在美國東岸開業的同學致敬，他從我寄給他的錄影帶，看我走路的姿態，就把早期巴金森氏病考慮為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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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的「傾聽」、「身體診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討論醫師「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的重要。這幾年來台灣全民健保普及、醫療企業化、民眾迷信於高科技檢查，而導致醫師「病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逐漸不被重視，結果是醫療品質沒有改善，卻嚴重濫用醫療資源。我們藉由一位病人分享她的親身體驗，說出「醫師的傾聽、身體檢察遠比開藥、高科技檢查令病人安心」；一位資深醫師分享自己生病以後，感慨當年醫學生時代老師如何注重「問病史與做身體診察」，而今他所看的醫師竟然都不注重這些「基本功」，只是安排他做各種高科技檢查，最後還是透過一位醫師的身體診察才得到診斷與治療。我們利用這機會，由醫學教育立場除了探討physical examination 的重要性，並建議過去沿用多年的中文翻譯「理學檢查」全面改為更達義的「身體診察」，並呼籲社會大眾能更瞭解看醫師並不是一定要做高科技昂貴的「檢查」，更重要的是能夠對醫師陳述自己的病史以及耐心接受身體診察。希望政府與醫院思考，到底健保給付制度與醫院經營者扭曲了多少醫者的行為，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約莫三年前，我患了不知名的頭痛，當時曾經找遍中西醫，從各式儀器的檢查到事後的作息調養，雖沒有完全痊癒，但有得到稍緩的紓解。直至今年初，我又因情緒關係，頭痛再啟，痛到痛不欲生，失眠，焦躁不安……所有負面情緒全湧上來，一向排斥服用藥物的我，雖然痛楚仍堅持這個原則。2020年是打我出生以來，遇到最為棘手的疫病，不僅在台灣，全球已大肆漫延的新冠肺炎，不是急的症，儘量不往醫院，我是乳癌的後續追蹤患者，因為疫情之故，原定的就診也全取消了。只是，這頭痛已讓我懐疑自己腦部是否長了不好的東西，才乖乖地掛號就醫。我找了一位從來沒看過他診的醫生，三月初看診這一天，我抱著希望，可以藉由醫院的精密儀器幫我檢查出我頭痛的真正原因。進入診間，醫生笑瞇瞇又親切地問我為何就診？告知狀況後，醫生要我依他的指示做動作，包括蹲下、站起、金雞獨立、左右腳單腳彈跳……等等，我全一一無礙地做到。結果，醫生給我的評論是：「妳很健康，沒有病。」我問須要安排檢查嗎？答案是：「沒必要。」他像是無厘頭地問我：「妳有宗教信仰嗎？有運動習慣嗎？」我回有。最終的醫囑建議：「回去依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功課，每天定期運動，依例每週至少爬山走步道一次，三個月後，再回診。」很奇怪的是，我沒有質疑醫生的看診醫囑，反倒是我的朋友，第一時間生氣的說，哪有這樣的醫生？沒經科學檢測就妄下斷言，沒作相關檢查也罷，竟然連藥都沒開。回來後，我每天進行我的宗教功課，每天健走或瑜珈儘量不中斷，不到一個月，頭痛從劇痛，漸漸緩解到微痛，心情和情緒也漸漸平和和自我脫困。後兩個月，奇蹟似地，頭不痛了，失眠也得到極大的改善。六月初，我原想取消回診的預約，想想，認為自己應該有責任去向這位醫生回報我的況。回到診間，報告我的情況，醫生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我們就像朋友一般對談醫病經驗。我是乳房原位癌的追蹤患者，算是常跑醫院的常客，由於我對動不動就吃藥的排斥，除了家族性高血壓，定期服微量血壓藥之外，如果醫生要開藥常會被我要求不要開，我不吃，開了就是浪費醫療資源。他聽到我這席話，像是遇到知音一般，希望我這樣的觀念可以由我以病人的角色來述說，能推廣給普羅大眾。我東拉西扯了這篇心得，不外乎希望藉由我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就醫的民眾，外顯生理的病痛，不是一定非經由藥物才能得到改善，或許先從自己心理層面的自我療癒就可以獲得改善，也讓自己不必服用過多藥物增加肝臟的負擔，更能節省醫療資源，為我們台灣完善的健保制度永續經營盡一點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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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自律神經失調」並非正式診斷！ 精神科醫師談「身心症」對病人的影響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近年來，台灣開始流行起「自律神經失調」的說法。從電視上的健康節目到診所前的紅布條，到處是「自律神經失調」的字樣。自律神經失調並不是個正式診斷，但也不是瞎掰的空泛術語。當這個詞彙在醫師與病人口中反覆出現的時候，到底意味著甚麼意思呢？我曾經對此訪問過不少大醫院小診所的中西醫師，當中有些也是臨床研究者；同時我也蒐集了網路上自稱患有自律神經失調的病人故事，而且親自訪問過幾個因深受自律神經失調所苦而主持網路論壇，希望能夠造福其他患者的人。由醫病兩端的陳述與分析，我逐漸發現這個流行語的複雜之處；而這個複雜之處，對於台灣當下的醫病關係來說，頗有其特殊意義。首先，不少醫師跟我表示，自律神經失調省去他們很多解釋病情的麻煩。這些被稱為自律神經失調患者的臨床症狀，在很多精神科的開業醫師眼中，多半可以歸類於焦慮、憂鬱的身心表現。但是要解釋患者有焦慮症、憂鬱症，對於醫師或者病人都是很大的負擔。一方面，精神疾病還是帶有汙名的負面效益，要醫師告知病患他們的多重身體表現可能是焦慮症、身心症或憂鬱症的症狀之一，有時也難以開口；就算醫師開了口，說明目前的臨床診斷是這些輕型精神疾患，病患也可能否認這些身體症狀與精神狀態的關聯，而傾向於以身體病理的方向去理解自己的不適。另一方面，對於非精神科的臨床醫師來說，要斷言求診病患有精神疾病也不是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但是患者的表現症狀有時候難以單一醫療診斷概括說明，有時候在診療工具仍有侷限的情況下，也難以進一步確認診斷。整體來說，在這種難以診斷、不知診斷或者不能言診斷的情況之下，給患者一個含糊但不撒謊的診斷，似乎也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自律神經失調並不是台灣的特產，而可能是由日本傳入的術語。在當前台灣的自律神經失調論述中，許多自助書籍都是由日本著作翻譯而來；這個概念在日本的心身內科也早已流行許久。自律神經是身體裡面的一套獨特的神經系統，無法全然以意志控制，因而有「自律」之名。它可以區分出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兩個次系統，這兩套次系統分布廣泛，相互拮抗，藉此支配著許多維生相關的重要器官，如心、肺、血管、腸胃等等。自律神經系統因此對生命維持、生理運作、生活品質都相當重要。當自律神經系統的活動因為各種原因出現障礙的時候，身體的功能與運作就會出現困擾。然而這些功能性的障礙不見得伴隨著結構上的病理，臨床表徵也多變，或者難有清楚測量而能確切驗證的檢查，所以在當前以病理生理為基礎的正式診斷系統中，這些症狀就變得難以分類，而只能用支配這些身體器官的神經系統障礙來給一個病名。對於醫師來說，這或許是個姑且與之的暫時病名；對於病人而言，這卻是他們重新定義自身的依據。醫病關係當中有一個重要的時刻，就在於醫師開口告訴病人臨床的診斷。告知診斷也就告知了病人一個新的身分：「你得的是糖尿病」（「你是糖尿病病人」）、「你得了愛滋病」（「你是個愛滋病患」）。當醫師說了前面的句子，病人就聽到了括號後面的句子。對於醫師來說，前面這個句子是個臨床評估後的客觀結果；後面那個隱而不言的句子，卻是病人主體身分轉變的重要宣告。這是為什麼受訪的病人幾乎清一色地認定自己就是個自律神經失調的病人，並且會仔細回想、找出佐證，來說明自己的自律神經系統為何在過去的某個時間忽然棄守正常規律，不能和諧調節的理由。需要注意的是，病人倒也不是這麼被動地被醫生給定診斷之後，就接受某某病人的新身分認定，而是綜合醫療資訊、自身體驗、社會互動之後才產生的自我選擇。但是當病人選擇了一個並不是正式診斷的身分，就對醫病關係造成了一種有趣的斷裂：醫師說一個病人是自律神經失調可能是個為了臨床溝通而不得不然的權宜措辭，但是打在健保系統裡面的診斷並不是這個（因為也沒有這個診斷可以鍵入）；病人自我認定患有自律神經失調，雖然並不否認自己的症狀有情緒、壓力的相關性，但最終病理之所在還是在神經系統上面。這簡直就是「一個神經，各自表述」的臨床互動版本，但是當醫病雙方操用的語言並不是同樣意義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這對於治療行為與後果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在失調的神經背後，臨床上還有機會討論壓力調適、焦慮憂鬱情緒等議題嗎？還是就只能循著神經失調的脈絡開藥或者生活呢？又或者說，也許我們對於這些自律神經失調「就是身心症」這個假設，本身也值得被挑戰呢？這些問題並不在我原先的好奇範圍裡，但是隨著研究推展，我卻開始覺得這些問題越來越有趣了，也許值得寫另一個研究計畫來繼續弄懂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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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先生緣，主人福」麻醉科醫師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台灣有一句俗話說：「先生緣，主人福」，「先生」指的是醫師，「主人」指的是來院看病的民眾。原指久治不癒的病碰上對症下藥的醫生而痊癒，現也泛指某些事情，是得力於機緣的巧合而獲成功。基本上的意思是，看病跟醫師如果有緣份，彼此都能在施醫與被治的過程中順利。行醫多年，對這句話頗有感觸，病人求診，真的只能求緣分與福報嗎？還是藉由媒體報導或是親友推薦？該怎麼去結這個「好緣份」呢？我覺得有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1. 醫師不是萬能的，再厲害的醫師，也是有失手的時候；同樣的，技術再差的醫師，也不是每個案例都一定會失敗。這是機率跟比例的問題。2. 沒有從不犯錯的醫師。甚至往往審視整個醫療過程，完全按照醫療常規，沒有任何瑕疵；但是結果就是不如預期。這也是我所謂的「緣份」。3. 越好的醫病關係，彼此的互信基礎越高；往往醫療的預後與結果會越好。因為您信任了醫療團隊，他們也會更盡心盡力的照顧您。4. 名醫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好醫師。真正的良醫，其實是不需要整天上綜藝節目，談著非親身參與的醫療八卦。您如果迷信於媒體上的名醫，那問題應該是出在您自己，因為您跟「名醫」結了緣份。5. 外科系的醫師，到底誰開的刀比較好，誰開的刀符合醫療常規？建議您問問該醫院的麻醉科醫師。為什麼？因為麻醉科醫師整日在開刀房麻醉病人，哪位醫師出血量特別多，併發症屢見不鮮，問問麻醉科醫師會是比較客觀的。6. 那麻醉科醫師誰麻的比較好？去問問「麻姐」就知道了（這裡的麻姐，指的是麻醉護理師的暱稱，沒有任何的輕視與偏見喔）。哪個醫師根本不會插管？那個醫師打無痛分娩老是失敗？問問麻醉護理師會最清楚。7. 同理，心臟內科，問導管檢查室的技術人員。腸胃內科，問生理檢查室的技術人員。您會發現，結果往往出乎您的預料。8. 對醫師而言，我覺得要學會隨緣；沒有哪個病人是非您不可的。下個病人，說不定會更好；同樣的，對病人而言；也千萬不要糾結於非哪位醫師不可，緣份，真的很重要。9. 身為麻醉醫師中專門研究困難呼吸道處理的我。插了超過10000支的氣管插管，坦白說，每天還是戰戰兢兢，因為做的越多，就會越害怕；失敗的案例也無可避免。除非你不做，不然永遠會遇到失敗的案例。10. 卸了妝之後，才知道原來的自己。「先生緣，主人福」，把有限的時間與經驗，留給值得珍惜的病友。把每一台麻醉做好，是我退休前，給自己最大的期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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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尊重文化，敏銳感知：診間的醫療民族誌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不同背景醫師的不同看法」。一位深具歷史社會專業背景的家醫科醫師與我們分享他對醫病關係的獨特見解，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麻醉科醫師在說出他對各種不同專科醫師的看法之後，歸納出一句頗富哲理的話：「醫病雙方是一體兩面，彼此的態度才是真正決定雙方是否有『緣份』的最重要因素。」精神科醫師對時下似乎最夯的診斷「自律神經失調」做出饒富創意的詮釋，並道出目前尚有某些精神科診斷仍很難讓病人或家屬接受的現實。我是家醫科專科醫師，但主要在大學服務，只有在收案時到門診，進行教學與研究，這些年下來有些觀察與感觸。這樣說，門診是建立醫師與病人相遇，建立醫病關係的場合，但在機構性醫療的框架下討論不多，或者著重在概念式理解，在現場不見得能充分發揮。雖然醫病關係是醫學的核心課題，但認真說來，對於沒有第一線經驗的一、二年級學生來說，同理病人不容易，要同理面對不同文化與社會背景病人的醫療人員更加困難。對他們來說醫療首重基礎知識與臨床應用，對病人是否全盤接受、不接受時要如何同理與協調，常被認為是非專業問題。老師找不到切入點，學生也學得不起勁。在我當醫學生的時代，醫師往往是在畢業後，在幫老師代診的狀況下匆促上陣，跌跌撞撞學習門診技巧。即便現在有PGY設計，訓練期間有機會到門診學習，但由於病房工作繁重，大多數年輕醫師還是要等到總醫師或者是研究員階段才有機會固定看門診，甚至要到自己出來開業，扛起經營責任後，才慢慢學習建立穩定的醫病關係。事實上，以家醫科來說，醫生需要的不只是迅速找出臨床問題，也要立刻與病人建立信任關係，掌握他們的社會需求，以規劃後續的處置方案。以初診來說，雖說「視病如親」是我們對醫病關係的期許，但從病人角度看，要馬上對如同陌生人的醫師掏心掏肺，講出擔心的病痛或治療考慮（比方說時常出國不方便拿藥，或者工作太忙不想追蹤）其實很難。以上溝通問題並非醫療所獨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時常有進入田野但不得其門而入，受訪者不願受訪或不坦誠以告的狀況，發展出一些因應方式。但相較這些領域的細火慢燉，門診中醫師要在短短時間消化許多病人，本來就沒有太多時間與誘因應付初診，更遑論建立信賴關係，是目前醫病教育的盲點。對此，我認為醫師固然要重視修養，從前輩的經驗中學習，但也可試著用社會學的方式同理病人。務實地說，病人來就診就代表有需求，醫師如果能以「跨文化」的方式，跳出自身的生活經驗去理解他們，會更有效率地掌握其就醫脈絡，提供建議，建立積極的醫病關係。2006年PLoS Medicine的「21世紀的社會醫學」專輯中，任教哈佛大學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醫師與醫療人類學家Peter Benson發表「診間的人類學：文化能力的問題與解方」專文，對建立跨文化的醫病關係頗有啟發之處。對熟悉精神醫學與醫學人文的讀者凱博文不用介紹。他研究漢人社會，長年關注病痛的跨文化呈現與理解，更積極參與醫學人文教育，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解釋模式」（Explanatory Models Approach），已經成為醫病溝通的經典。這篇文章可說是「解釋模式」的強化版。作者認可醫學院這些年開始重視非西方文化與移民病人，將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納入臨床教育，但卻因為缺乏活用，對改善醫病溝通成效有限。對此，一個關鍵因素是對文化差異的刻板認識。醫師往往將看到的身分特徵（外貌、穿著與腔調）投射到某種族群，並以此解釋病人的行為或與其互動，造成治療判斷的誤差。如其所提醒的，「文化預設可能妨礙診間的實務理解」。對於這個現象，凱博文與Benson教授除了強調文化不是標籤，而是過程，也主張「診間的民族誌」（ethnography），讓醫師同理病人的生活。與之前的文化能力相比，民族誌取向更重視醫病動態，裝備醫師對文化與社會的敏銳度，而不是將這些差異死背起來，助長既有的偏見與汙名。他們繼續提出在診間關照文化的具體步驟，從看到族群差異開始，一步步地推敲病情與病人可能的文化考慮與社會支持，反省介入的必要性與妥適性。除了常問「這個治療是否真對病人有效」，他們希望醫師想想就診過程中是否過度簡化文化，或誇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如其所提醒的，貼近文化，了解病人，不代表醫療問題就此迎刃而解。相反的，這些認知能帶出以病人為中心（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patient），兼顧全人、全家與全社區，更有意義的提問。簡單說，診間民族誌不是讓醫師變成人類學家，曲高和寡地癱瘓繁忙不堪的臨床現場。相反的，作者希望強化原有的醫學教育，讓民族誌成為營造「醫生緣，病人福」的重要工具。有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醫業其實也是，特別是在獨自面對病人，陪伴他面對病痛，理出對策的診間。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誌的方法加上人文的敏銳，或許可以為躊躇於績效壓力，徘徊在職場現實的醫療工作者們，指出一條定位病人與自身，承擔生命的道德課題，兼顧專業與世故，健康的醫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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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觀察站／誰是「看衰台灣的烏鴉」？檢疫變獵巫之戰
疫情爆發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舉行例行記者會，距離指揮中心不到五百公尺的台大公衛學院也每周召開例行疫情說明會，倡議血清流行病學研究，提供入境檢測檢疫策略，更與彰化縣衛生局合作萬人血清篩檢計畫。原本應該官學緊密合作，最近卻因彰縣衛生局對無症狀入境者做病毒核酸檢測而掀波瀾，蔡政府展開「絕地大反攻」，原本二十五日篩檢報告記者會也喊卡。兩天內，從政風調查、網軍粉專開始肉搜人物關係，並製作「逆時中」學者之圖文，蔡英文總統與前副總統陳建仁陸續發文挺指揮中心，以及指揮官陳時中親上廣播節目，選戰常見的手法，成了蔡政府用來反攻學術殿堂的作法。這場攻防也意外讓醫界與公衛學界多年來的歧見爭端浮上檯面。不少醫師群起貼文留言批評公衛學者，只差沒寫「你們這群大學聯考手下敗將，有何資格跟我們醫師討論防疫！」一名醫學大學公衛學者分析，醫學教育需要公共衛生，但現行醫學教育卻排擠公共衛生，就連台大公衛也同樣遭邊緣化。事實上，陳時中以開放態度面對台大公衛的各項建議，他曾在記者會直言，對於解除隔離前做一次檢測「很心動」，這也是台大公衛所建議的高風險國家入境檢測策略的其中一環。但這幾天，指揮中心積極論述所謂的盛行率、偽陽性率等數據，不少公衛學家援引國際臨床相關資料予以打臉，而無症狀者的傳染力和檢測敏感度在國際上也未有定論，但在名嘴以及網軍助攻下，宛如一場獵巫行動，多名公衛學者及彰化縣衛生局長一一中彈，形成了一股對於異議者的輿論浪潮。政府將異議者打成是「看衰台灣的烏鴉」，操弄科學論述，也對將出爐的萬人篩檢初步報告打了預防針，看似占上風，卻嚴重扼殺台灣社會對於各種檢測及檢疫策略的討論空間，這恐將成為我國防疫之路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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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8 養生.抗老養生
台大醫院新任院長吳明賢的養生祕訣／平日八字養生 假日「相反休假法」
台大醫院新任院長吳明賢，現年56歲，被問到個人養生祕訣，他的回答簡單有力：「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這是他在上班日的養生心法；至於假日，則是採取「相反休假法」，讓身心真正休息。「養身必先養心」，吳明賢說，若能做到身體在動、飯好好吃、心靜得下來、好好睡覺、保持心情愉快，人就不太會生病。但現代生活步調緊湊、3C產品發達，人心很難靜下來，運動量也不夠。睡不夠、心不靜，長期下來，健康勢必出問題。養心在靜，行醫30多年，吳明賢每天一大早開晨會，一看診就是一整天，還要查房，大量消耗心力。他早睡早起，保持好精神和體力。偶爾覺得心煩時，他便專心讀書，就不會胡思亂想，心就靜下來。吳明賢每天走路上下班，醫院工作也需要頻繁走動，日行萬步是家常便飯。升任院長後，開始有專車接送，讓他走路量變少，他計畫下班後要額外再去走一走，這是養身在動。即使吳明賢每天走很多路，他深知「勞動」和「運動」不同，只要周末沒有會議，必定與兩三同學好友爬郊山。吳明賢說，爬山時也不能胡思亂想，腦袋真正放空，以免危險，其實任何運動都會有這個效果，所以人在運動後會格外愉快舒暢，這是勞動所不能達到的。「研究證實，上班族生活靜態，休息時若繼續呼呼大睡，往往會愈睡愈累。」吳明賢提醒，最好休假時做一點和上班時相反的事，所以他一直採取「相反休假法」。由於平常耗腦力、身體沒有什機會活動，吳明賢會利用休假時讓身體動一動，頭腦則放空。然而，如果平常是做勞動流汗體力活的人，建議休假時可從事靜態活動。吳明賢小檔案 年齡：56歲專長：一般內科學、腸胃學、分子生物學、醫學教育、流行病學現職：台大醫院院長、台灣消化系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內科醫學會秘書長給病人的一句話生病想盡快痊癒，除了要有好的醫療，心態也很重要，很多研究證實，正面樂觀面對病情，並與醫療團隊合作，才可得到最好的療效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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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3 名人.陳亮恭
陳亮恭／開刀房外的悲喜 看見人文關懷
「王某某的家屬在嗎？」開刀房外等候區，男護理師以穩重嘹亮的聲音詢問等候區，問了兩次後，一位中年女性起身上前，答道「我是他太太」。護理師說：「手術順利完成，還需要一些時間觀察，妳可以先去喝個水、吃個飯，大概一個小時後再回來，我再帶妳去看他」。手術室外 護理師安撫家屬只見王太太似乎驚魂未定地無法聽清，護理師再度細心解釋道：「王先生從外院轉來，手術現在順利完成，已經一整天了，妳一定沒吃沒喝，照顧別人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妳去吃飯、喝個水、洗把臉，等一下就可以好好地看他」，護理師的聲音愈來愈小，我已聽不清楚內容，但看到王太太微微地顫抖拭淚，護理師很溫柔地拍拍她的肩膀，安撫了她的情緒也照顧了她的心靈。這是發生在台北榮總開刀房外的真實景象，同時間也坐在等候區的我，看著一位個子不高，單獨等候家人手術而無措的婦人，一位溫暖的護理師，沒有任何評鑑委員、沒有任何官員在場，也不是祕密客抽訪，就是真真實實在醫療現場發生的互動。有人關心 婦人釋放壓力流淚我忍不住一直看著護理師與病患家屬，心想什麼樣的護理訓練可以讓素昧平生的兩人瞬間產生信賴、情感交流，還有發自真誠的關心與體諒？看著這一幕，再想想準備醫院評鑑時需要記憶的醫院宗旨、願景，還有一堆評估教育、訓練、醫療服務、醫院管理而準備的表格，我有點茫然。這位微微顫抖的婦人，終於有人關心而釋放壓力流下眼淚，而對象是一位素不相識的護理師，我不禁心想：「這家醫院還需要評鑑的肯定嗎？」現代醫院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以收容窮苦及旅人的慈善機構，十八世紀後從單純的慈善轉為救急與治病的場所。無論現代醫學如何轉變，醫療與醫院就是包含救急、救苦與治病的本質，而且以助人及慈善為出發點。時至今日，醫院已發展為具備醫療、人才培育、科學研究缺一不可的場域，目的都是為了提供民眾最佳的醫療照護，雖然角色變複雜，但醫療核心的利他主義絲毫未變。多元角色 醫師一人身兼三職多元角色的現代醫院下，台灣醫師一人身兼三職，要當醫師、教師、研究員，而三份工作只有一份薪資，還有超載的工時。健保費用是用以支付醫療服務，教育與研究的成本應該由大學、研究單位支出，但台灣經費拮倨的單位不只健保署，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各項經費都不足，為了追求更優質的醫療，每位醫師持續超時地做著三份工作，我想其他醫事專業人員也是如此。醫療體系資源 需全方位思維台灣醫療不僅品質好，醫事人員教育與訓練水準高，更是充滿人文關懷，一旦消失，可能再也無法重建，維持醫療體系所需資源遠高於健保經費，不應僅以健保作為唯一答案，需要全方位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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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0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師，是一個需要經常自我反省的行業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醫師是個奇特的行業，照顧病人辛苦忙碌，做好是理所當然，如果出了狀況，除了自我反省，還必須接受同儕檢討，不僅為了提升醫療品質、也是醫學教育重要的一環。個中滋味，只有身歷其境的當下才能體會。畢業將近四十年，最感到驕傲的事，是許多自己無師自通，透過經驗、研究出來的醫療業務執行方法，因為醫療業務的確有此必要。舉例來說，以影像（電腦斷層）引導施行切片。二十多年前，有些胸腔科病人因為內視鏡檢查無法確認診斷，又不合適接受手術切片，處於進退失據的為難；因為癌症醫學的原則是，必須有正式病理診斷，才能開始治療。正好醫學雜誌發表可以用電腦斷層引導切片來實施，於是我們就開始嘗試，憑藉的是過去以超音波及螢光攝影實施切片的經驗為基礎，還有病理檢驗科的同仁的支持，才得以順利推展。幾年下來，逐步由胸腔拓展到腹部、骨盆腔、四肢及骨骼……最後也開始實施眼眶部位病灶的切片檢查。這部份的工作，為了讓受檢者沒有任何壓力，需要替病人麻醉、則需要麻醉科同事的協助。不到十年，我們也累積了將近十例的經驗，都順利完成，旁人都以為是藝高膽大，不過面對因檢查需承擔的麻醉風險，我卻始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最戒慎敬謹的心情處置。有一次，一位已接受治療多年的頭頸癌病人，發現視力衰退，磁共振造影發現右眼眶有異常病灶，懷疑復發，但必須排除感染發炎的可能性。臨床同仁十分猶疑，病人態度堅定，決定不管任何代價，要求切片檢查。即使到了諮詢室裡，我告知病人：曾經接受過放射線治療的病灶，因為治療可能改變解剖構造、血管分佈；我們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病人的態度依舊堅決，請我務必找到答案，解除痛苦。切片處置當天是週五，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讓病人住院觀察，同時每天訪視，想不到週一做視力檢查時，竟發現視力退化、幾近於零。我的心情跌到谷底，進入天人交戰的境地。經過難熬的一晚，我決定主動提報M&M conference（Mortalty or Morbidity conference 發病率與死亡率討論會）檢討。這種討論會是針對臨床上病人死亡或發生併發症時，醫師們一起檢討醫療方面是否有犯錯的會議，目前台灣各大醫院都有這種自我改進的制度，防止錯誤再犯，以確保醫療品質的提升。事後檢討認為，病人視力退化，可能是局部水腫、讓原本脆弱的視神經血液循環失去平衡，而切片檢查可能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我個人認為身為資深醫師及老師，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錯誤、檢討原因，這是平日教育後進的，如今必須實踐；另外，我也認為「不傷害病人」是我們踏入醫界時，宣誓過的首要責任，自己有必要接受同儕的檢視，為何不能做到？會議在不到兩週內舉行，這是這輩子以來最長的一個小時，報告事件的過程必須要誠實交待，回答同事們的質疑與問題必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秉持的態度就是「求真求實」，我深信：如果這個時候無法面對這些，將會成為永遠的疤痕，永遠無法復原撫平！這當然也是要感謝幾位前輩師長的協助，讓我確信這麽做是最好的方式。會議接近尾聲時，我的結語是：我仍然會為病人的福祇做最好的努力，謙虛的接受檢討，最重要的是「必須堅守紀律--不傷害病人的紀律原則（Discipline-Do no harm）」。這時，才有機會掃視全場，我發現許多同事都在現場，顯然大家都關心也好奇，我是如何經過難關。大約一年左右，又有病人需要幫助，我接受了。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許多影像數次湧上腦海，必須聚精會神來度過這些場景，當完成任務的當下，我知道，我已經過關了，上次的夢魘沒有將我擊退！我又找回勇氣，能面對自己的來時路。其後，我又執行幾次類似的切片工作，一下子又好幾年了。在行醫的路上，書本、老師是老師，病人也是老師，有時，自己也必須要求自己，教導自己；這樣子，才能繼續面對病人、學生。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才有辦法繼續支持下去。我珍惜、也感謝學醫給予我的種種試鍊與學習。M&M，讓我懂得謙虛，一次就夠了。（本文轉載自民報醫病平台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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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讀後心得
【編者按】這星期的主題是「醫者的自省」，由三位資深醫師誠懇道出行醫過程對某些特別個案的反思。婦產科醫師對癌症病人的延遲診斷、麻醉科醫師在生死關頭需作瞬間的抉擇、放射科醫師在醫院定期討論會主動提出自己認為需要檢討的錯誤。透過他們坦然追述專業的困難抉擇，希望社會大眾能更了解醫者的內心世界。身為一位男性的婦產科醫師，與病人溝通的細膩度和複雜性要較其他科別大。溝通技巧的學習更是不能到進入臨床時才開始。曾自認在診間總能耐心傾聽病人的主訴，正確的診斷與治療，建立互信的病醫關係。而在醫學系畢業的第27年，因由這個案例讓我深刻反省，也悟出「 病醫溝通」真是一門永無止盡的學問。這是一位40歲個性開朗未婚女性，在美國完成大學至博士學位，未曾有性行為。回台灣後，和家人都是本院門診固定諮詢及健檢的病人。她在2018年8月因為不規則的月經週期及健檢婦癌腫瘤指數CA125偏高而求診，當時經期間隔為2至4個月，且通常超過10天才結束，但經血總量不多。CA125值升高到500多，正常值要低於35。安排骨盆腔超音波檢查，發現子宮內膜厚度稍微増加至12毫米，而建議病人在麻醉下經陰道行子宮內膜搔刮切片手術。執行此手術的目的是要確立子宮內膜是否病變，必須經過處女膜才能取得內膜組織。她也了解處女膜只存在於少數人舊觀念的象徵意義，而同意接受此一手術。不過隔天由母親陪同再回診間討論，希望先嘗試中藥調經，然後密集超音波及腫瘤指數追蹤。神奇的服用中藥後，一個月後超音波檢查及CA125指數是正常值28。於是她持續服用中藥且規律的間隔3至6個月回診，討論月經週期及症狀，也以超音波和CA125檢查追蹤。一直到2019年11月健檢，另外有二項腫瘤指數（CEA及CA199)也升高，進而安排胃鏡、大腸鏡及全身電腦斷層，懷疑子宮內膜及右側卵巢囊腫。此時再與病人和母親討論內膜切片的必要性，她們仍堅持先將中藥停止服用後再追蹤。當然疾病的徵兆並未再次改善，在2020年5月終於行診斷性子宮內膜切片手術，確診為子宮內膜癌。接著執行完整分期手術摘除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骨盆腔及主動脈淋巴腺清除術。目前術後化學治療中。假如在一開始看診能說服病人及母親接受切片診斷，就能及早開始治療得到最佳的結果。回顧這近兩年診治病人過程中，病醫溝通和互信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讀起最近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與天下文化合作出版，由丹妮爾·歐芙莉醫師著作的「病人說了些什麼，醫師聽到些什麼？」(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一書，重新思考如何讓診間出現有意義又清楚易懂的病醫對話。歐芙莉醫師為紐約大學醫學院教授級臨床教師，行醫已二十多年。當她著手寫書時，曾徵求到許多病醫之間的故事，但她很快發覺這樣只是敍事，應從文獻研究尋找。紐西蘭學者莫根的研究是先錄下門診影像，之後立即對醫師及病人做個別訪談，並分別錄下訪談過程。審視三份影片後，最令人吃驚的結果是：醫師和病人不就是面對面坐著講話，怎麼一直以來，兩個人都不在同一空間？也就是說每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各是一片背幕，彼此交談時，都是織進自己那一片背幕，透過這片背幕過濾訊息。在整本書的十六個章節中，作者用活潑動人的筆觸，清楚說明乍看之下平凡又微不足道的「溝通」，才是行醫之道應有的核心。她在第五章「出於滿腔善意」，描述醫師常使出渾身解數，一心一意要讓病人配合醫囑。有些醫師會説之以理，動之以情，「推銷」配合服藥的好處；有些醫師對病人念念叨叨，曉以大義；有些會恐嚇，搬出一表串可怕的病症，要他們等著瞧；更極端的是，醫生告訴病人如果不聽話，就去找別的醫師算了。但正如大家所知（當過父母的人也都知道！），重複碎念一樣的事情，很少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不過眾醫師似乎還是講了一次又一次，無視沒什麼好結果的事實。在第十二章「醫學術語何其多」，提到醫療場域中有太多行話，醫師必須彈性使用語言，並思索自己話語的效果，太多焦慮可能會令人難以招架。但適度的焦慮，得以協助病人更有效面對嚴重的疾病。英國心理學家奧頓説道：大家用詞習慣並不一致，童年、文化、家庭背景、所處情境各不相同。醫師了解的專業知識與用語，病人可能如鴨子聽雷；至於病人的症狀，醫師未曾經歷且每個人對於病痛的反應不一。另一方面，目前愈來愈多醫護人員傾向使病人感到滿意，部分原因是注重病醫關係中的人性層面，這是好事，但部分原因也是醫療業愈來愈關注商業層面，致力讓病人滿意，在候診區設置高檔咖啡店成了一線要務，這樣是否會帶來負面後果？醫師必須找到最佳撃球點，協助病人釐清事態的嚴重性，但不把他們硬逼到絕路。書中對於醫學生教育的部分，我也很有感觸。在醫學院裡，通常不會學到溝通、同理心、建立關係這類技巧。它通常被視為附加課程，被病理學、生物化學、外科、心臟科、產科及小兒科等主角，擠壓到邊邊角角，精確直接的科學才是醫師必須熟習鞏固的領域，而這些比較軟性的技巧嘛，就很理所當然被忽略。但是在醫學領域裡，傾耳聆聽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陪伴病人經歷這些艱苦萬分的時期，正是醫學最真實的原貌。作者歐芙莉醫師最後要強調的是儘管現代醫學著迷於尖端科技，唯一有力的診斷利器，仍是病醫之間的對話，透過對話，醫師才能知曉疾病大概的面貌。然而病人説的話與醫師聽到的話，通常是迥異的兩回事。病人總是很焦急的描述症狀，亟欲告訴醫師自己到底怎麼了；另一方面，醫師在時間壓力下，必須展現效率，在病人說話時，得同時處理不少事，通常就因此錯失關鍵。有統計提到醫師通常會在12秒內打斷病人說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她在這本「病人說了什麼，醫師聽到什麼？」書中，深入探討這個高風險的領域，並佐以最新的研究，訪問了學者、醫師、病人，藉此闡明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對話上，將有助於提升健康照護品質。不論你是醫護的菜鳥或是資深如我，這本書內容都值得細細咀嚼，推薦給所有的醫師、未來的醫師、以及想了解行醫之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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