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6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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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6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如果真的封城」在美護理師：我們去年都經歷過
昨天本土病例高達180例，行政院宣布雙北防疫提升到三級，許多縣市自行公布防疫達「準三級」，全民備戰氣氛濃厚。一位在美國洛杉磯照顧新冠患者的護理師提醒，盡量減少出門購物、群聚，尤其是聚餐，因為吃飯時必須把口罩拿下來，如果真的要停課封城，大家一定要配合。歷經封城，一年在醫院裡照顧新冠患者，護理師表示，美國在今年三月以前，死亡和染病的人數很多，官方公布數字比實際上死亡人數少，當時在醫院照顧很多COVID-19病人，真的到最後連呼吸器、氧氣都不夠用。當時的慘況可能只比現在的印度好一點，最後還是靠打疫苗把疫情壓下來。當時在醫院工作時，戴著N95口罩外加一層外科口罩，防護衣還有面罩加上護目鏡，基本上很熱，工作時就像洗三溫暖一樣。但實在太害怕被病人傳染了，因為病人就對著你一直咳嗽咳個不停。一個開始護理師同事們還會一起吃飯，但後來發現拿下口罩增加感染機會，於是只好拿著自己的餐盒一個人找地方去吃，不要群聚。她說，現在台灣還等不到足夠的疫苗，真的強烈的建議大家，要把口罩戴滿戴好。她的孩子從去年三月就因為疫情在家上課，一直到今年四月才回到學校。現在台灣要經歷的，我們去年都經歷過了，「如果真的要停課封城，大家一定要配合。」盡量減少出門購物、群聚，一定常洗手，有人帶上護目鏡，好處是不會去摸眼睛。記得病毒隨時就在身邊，而且英國和印度變種病毒傳染性更快更強，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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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6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口罩要戴2層」是錯的！CDC建議正確佩戴2要點
今天早上一打開電腦就在臉書看到三位朋友來詢問同一問題，也在LINE群組看到大學同學在問同一問題。這個問題是「口罩真的需要戴兩層嗎？」，而他們傳來的文章是《健康雲》發表的口罩要戴2層！ 美醫師：台灣防疫觀念「停在去年」。我現在把這篇文章有關口罩的部分拷貝如下：美國一名華裔醫師14日透過臉書發文，警示台灣「防疫觀念太過陳舊」，…而且美國CDC發布報告指出，在醫療口罩外層多戴一層布料口罩，能有效減少超過9成以上的病毒傳播，但在台灣卻鮮為人知。…Justin Yang說，若想避免被傳染，最重要的就是要戴口罩，而美國CDC於2月19日發布的發病與死亡率每周報告指出，戴兩層口罩（double masking，外層為布料口罩、內層為醫用口罩）能有效防止90%以上的傳播，這點真的很重要，連白宮官員在公共場合也都戴了雙層口罩，Justin Yang自己在門診也都是這樣，但他卻很少看到台灣人討論這件事，「請告訴你的親朋好友，口罩不只要戴一個，要戴兩個。」上面這段文章裡面提到的「美國CDC於2月19日發布的發病與死亡率每周報告」是在闡述兩種口罩佩戴方式【（1）在醫療口罩外面加一個布口罩，（2）把醫療口罩的耳朵（ear loop）打結】，是否可以增進貼合度，從而降低感染率，而結論是（照原文翻譯）：「這些實驗凸顯了良好貼合度增進口罩性能的重要性。 有多種簡單的方法可以使口罩更好地貼合，從而更有效地減慢COVID-19的擴散。」從這個結論就可看出，CDC認為「有多種簡單的方法可以使口罩更好地貼合」，而戴兩層口罩只是選項之一，而非唯一選項。事實上，這份報告在最後的討論裡說（照原文翻譯）：「最後，儘管使用兩層口罩或打結和褶塞是可以優化貼合性並增強口罩性能以控制感染源和保護佩戴者的眾多選擇中的兩個，但是兩層口罩可能會阻礙某些佩戴者的呼吸或阻礙周圍的視力」。由此可見，這份報告非但沒說「口罩一定要戴兩個」，反而還說戴兩個口罩可能有害。健康雲這篇文章也有這一段：對此有PTT網友貼出了，美國CDC網站4月6日公布提升口罩防護的佩戴方式，重點是要確保口罩貼緊臉部，可以使用口罩固定架或是在外面多戴一個布口罩，但不建議同時戴2個一次性口罩，這樣並不會改善貼合性，若是佩戴N95口罩則建議單獨使用，不需再搭配其他口罩。沒錯，CDC網站的確有在4月6日更新提升口罩防護的佩戴方式，而它還特別強調不要同時戴2個一次性口罩（請看下面拷貝自CDC的插圖）。由此可見，「CDC建議口罩要戴兩層」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你如果仔細研讀CDC網站的這篇文章就可看出，它所認為的正確口罩佩戴的要點是：（1）緊密貼合，（2）容易呼吸。也就是說，如果戴兩層口罩會讓你呼吸困難，那就不是正確的佩戴方法。總之，CDC絕對沒有建議口罩一定要戴兩層。原文：CDC建議口罩要戴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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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5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採檢站採檢「沒停過」 疫區浮動醫師直呼：TOCC好難問先採再說
本土案例昨天單日增加29例，確診病例首次從北部延燒至南部。北市府於「疫區」萬華設立4處採檢站，排隊人龍一圈接一圈，北部其他醫院的戶外採檢站同樣湧入大量人潮，負責採檢的急診人員壓力爆棚，每天三班輪值，每班至少可採50到60人，現場也遇到許多紛亂狀況，有人誤判自己的職業、或是單純嘗試想採檢看看，且目前疫區定義不明，TOCC也變得非常難問，只好統統都先採再說，但也大大增加醫療負擔。馬偕醫院急診醫學部災難醫學科主任張國頌表示，這幾天採檢幾乎是從來沒有停過，篩檢站隨時都有10幾位民眾在等，他說，和平醫院急診停三天後，周邊有就診患者都往外擴散，採檢的狀況也是，目前僅有萬華四處採檢站是專門採檢，其餘醫院的採檢站幾乎都是由急診負責，醫療量能非常緊繃。張國頌表示，原本急診的人力用量就已經是九成多，採檢時一定是全副武裝，但有些患者會直接到急診就醫，一旦沒有戴到N95口罩，醫護人員就可能被匡列，人力就可能再減少。張國頌表示，目前採檢也遇到TOCC難問的問題，TOCC顧名思義要問旅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等，現在國人都沒有出國，旅遊史已經改為接觸疫區史，只是現在只知道萬華很危險，茶館很危險，連醫師都沒辦法確定現在「疫區」到底在哪裡，為了不要有任何遺漏，幾乎都是人來了就採。台大急診醫學部主任黃建華呼籲，目前暫時沒有緊急醫療者，不要以到大醫院急診的方式就醫，目前採檢量非常大，對於醫療確實有產生一些負擔，不只是醫學中心有採檢站，很多醫院也都有，採檢不一定只能到醫學中心。台大急診醫學部外傷及毒物科科主任方震中表示，現在採檢量已經大大增加好幾十倍，對於醫院的負擔勢必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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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7 醫聲.院長講堂
穿厚重裝備負壓室揮汗手術6小時 北榮搶救骨肉瘤少女避免截肢
台北榮總治療骨肉瘤成績斐然，截肢率不到百分之五，低於全球文獻平均值。疫情之下，台北榮總依然為了照顧全球病童而努力，三月時，為了讓來自東南亞的17歲少女保留骨本，等不及14天隔離期滿就緊急手術，醫護穿著厚重裝備，在負壓手術室裡揮汗動刀6小時。來自東南亞 入境三天開刀這位少女來自東南亞先進國家，熱愛登山和運動，她當醫師的父親打聽到台北榮總的治療成績，尤其生物性重建技術可保留骨本，於是不畏疫情，向衛福部提出緊急申請，突破許多關卡遠道而來。由於少女的骨骼已被癌細胞嚴重侵蝕，再不動手術就可能骨折甚至截肢，入境第三天就緊急手術。這台刀 讓陳威明刻骨銘心手術由台北榮總副院長陳威明、骨科主治醫師陳昭銘及多位醫護一同進行，這也是陳威明首次在北榮因應疫情設立的負壓手術室為患者手術。由於負壓手術室中的冷氣被抽走，無法降溫，醫護又得穿防護衣、隔離衣、N95口罩及面罩，加上骨科開刀需要電鋸和鐵錘，醫師汗如雨下，從旁協助的護理人員一直幫忙擦汗，大家還得小心翼翼，別讓汗水滴到傷口。陳威明開了三萬台刀，他說這台刀讓他刻骨銘心，深刻體會疫情期間第一線醫護的辛苦。台灣骨肉瘤截肢率低，部分因自體生物性重建技術獨步全球，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有機會挽救的肢體。作法是將骨頭取出，接受高劑量放射線或液態氮超低溫冷凍，殺滅腫瘤後，再植回體內。陳威明解釋，自己的骨頭不會排斥及尺寸不合，日後更保留活細胞再長入、骨頭活化的機會，絕對比重重的鋼骨好，孩子不需從此成為鋼骨人。亞太新任理事長 台灣接掌台北榮總持續改良自體生物性重建技術，亞太骨腫瘤大會上月在日本舉行，陳昭銘獲得口頭論文發表第二名，題目便是尋找改良材料，讓膝、髖關節軟骨不受生物性重建影響。陳威明則經由同步視訊，從現任理事長、日本岡山大學教授尾崎敏文手中接下亞太骨骼肌肉系統腫瘤學會新任理事長，這是第一次由台灣接下重任，若全球疫情控制穩定，預計後年在台舉辦亞太盛會，展現台灣醫療實力及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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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7 癌症.其他癌症
陳威明接任亞太骨腫瘤學會理事長 負壓手術挽救少女不截肢
台北榮總治療骨肉瘤成績斐然，團隊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有機會挽救的肢體，目前截肢率不到百分之五，低於全球文獻報告的平均截肢率。截肢率低，部分是因為自體生物性重建技術獨步全球，台北榮總自體生物性重建技術持續改良中，亞太骨腫瘤大會上個月在日本舉行，陳昭銘的口頭論文獲得第二名，題目便是尋找改良材料，讓膝、髖關節軟骨不受生物性重建影響。台北榮總副院長陳威明則經由同步視訊，從現任理事長、日本岡山大學教授尾崎敏文手中接下亞太骨骼肌肉系統腫瘤學會新任理事長，這是第一次由台灣接下重任，若全球疫情控制穩定，預計後年在台舉辦亞太盛會，展現台灣醫療實力及擴大影響力。而現今疫情之下，台北榮總依然為了照顧全球病童而努力，三月時，為了讓來自東南亞的十七歲少女保留骨本，等不及十四天隔離期滿就緊急手術 ，因為在負壓手術室，醫師穿著厚厚防護衣，在空調效果不佳的負壓手術室裡揮汗動刀六小時。少女來自東南亞醫療先進國家，熱愛登山和運動，她當醫師的父親打聽到台北榮總的治療成績，尤其生物性重建技術可讓肢體保留骨本，於是不畏疫情，向衛福部提出緊急申請，突破許多關卡遠道而來。由於她的骨骼已被癌細胞嚴重侵蝕，再不動手術就可能骨折甚至需要截肢，入境第三天就緊急手術。手術由陳威明、陳昭銘及多位醫護一同進行，這也是陳威明首次在北榮因應疫情設立的負壓手術室為患者手術。由於負壓手術室中的冷氣也被抽走，無法有效降溫，醫護又得穿防護衣、隔離衣、N95口罩及面罩，加上骨科開刀需要電鋸和鐵錘，醫師汗如雨下，從旁協助的護理人員一直幫忙擦汗，大家還得小心翼翼，別讓汗水滴到手術傷口。陳威明開了三萬台刀，他說這一台刀讓他刻骨銘心、永遠難忘，也深刻體會疫情期間第一線醫護的辛苦。治療骨肉瘤治療，患者必須先化療， 再切除腫瘤，並接受生物性重建，術後再接受化療。少女的手術非常成功，成功保留肢體，她決定留在台灣完成後續治療。她告訴醫療團隊，台灣真的是好地方，感謝台灣醫護，並深深愛上台灣。自體生物性重建是將長了腫瘤的骨頭取出，在體外接受高劑量放射線或液態氮超低溫冷凍，殺滅腫瘤後，再植回體內。陳威明解釋，自己的骨頭沒有排斥及尺寸不合的問題，日後更保留活細胞再長入、骨頭活化的機會，絕對比重重的鋼骨好，孩子不需要從此成為鋼骨人。●骨肉瘤（Osteosarcoma）骨肉瘤是兒童與青少年（10至20歲）最好發的原發性骨頭惡性腫瘤，全台每年約有一百名新病例，男女比例大約六比四。骨肉瘤與遺傳關係不大，常見原因有三，分別是基因突變、由其他骨腫瘤轉變及致癌物接觸史。好發任一骨頭，最常見膝蓋附近，包括位於膝蓋上方的遠端股骨、下方的近端脛骨、肩膀附近的端肱骨，以及髖關節附近的近端股骨。常見病徵是睡眠或運動時，膝、髖及肩關節骨頭疼痛、痠痛，也可能摸到腫塊。若疑似或確診骨肉瘤，切勿在患部進行推拿、熱敷、針灸或拔罐等，以免腫瘤受外力影響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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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2 該看哪科.呼吸胸腔
防空汙，外出要戴防霾口罩嗎？胸腔科醫破解迷思
●防空汙，外出要戴防霾口罩●選用醫療級口罩CP值最高，可防飛沫、阻擋病菌與粉塵●對抗PM2.5，N95口罩最有力，有效阻擋達95%以上最近空汙頻拉警報，為了防疫，加上對抗細懸浮微粒PM2.5侵襲，外出第一步就是「戴口罩」。市面上口罩種類不少，花色更是五花八門，雖已有專門的防霾口罩，但不一定需要所謂帝王級口罩，胸腔科醫師分析，CP值最高還是大家常戴的「醫療級」口罩。紙口罩、布口罩 只能防塵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出版「空氣汙染與肺部健康」手冊指出，戴口罩是防空汙的初級防線，目前市面口罩約有六種，分別為紙口罩、布口罩、活性碳、醫療級、N95以及經濟部CNS15980認證可防PM2.5的防霾口罩，其中，防霾口罩可根據PM2.5濃度分A、B、C、D四等級。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理事長、高雄長庚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林孟志分析說，紙口罩、布口罩對PM2.5防禦零效果，戴上去只能阻止大粒灰塵或物理性防曬；至於活性碳口罩，無論有沒有過濾層，抵擋PM2.5的效率差，雖然不貴，容易取得，實用效果仍有待科學驗證，建議呼吸道過敏時可使用。醫療級口罩 相對適合「CP值最高的是醫療級口罩。」林孟志表示，醫療級口罩容易取得，有三層過濾層，除了可阻擋PM2.5，也能擋住飛沫傳染的病毒，即使防護力只有3、4成，但從一般人活動外出頻率來看，仍是相對適合的選擇，缺點是密合度不好，建議可外加一層布口罩，增加使用壽命，也能提高貼和度，阻絕效果同步提升。若要防止無孔不入的PM2.5，最有力的選擇應該是N95口罩，但林孟志認為，N95口罩呼吸阻力大，戴上後換氣不易，也不便宜、取得不易，對一般人來說，仍是「理想跟現實有點差距」的選項。標榜防霾 未取得認證經濟部標檢局2017年推出「防霾口罩檢測標準」，可讓民眾視空氣汙染狀況選擇佩戴的口罩，雖然立意佳，但林孟志提醒，目前許多標榜防霾市售口罩仍未取得認證，選購上務必要當心。林孟志表示，不是戴上帝王級的口罩就一定最好，雖然防霾PM2.5口罩依空品程度分成ABCD四級，但像台灣空汙嚴重的中南部，多半處於AQI150以下，PM2.5指數平均在30至50之間，民眾其實只要選擇佩戴C、D級口罩，就可獲得良好防護，並不用刻意選擇B級以上的口罩。口罩有壽命 一天換一個口罩也是有壽命的，林孟志說，隨著佩戴時間增加，接觸空氣抵擋力也會遞減，「正常來說，一天就要換一個」，在此前提下，要選用符合醫學、科學認可的口罩，買合理價格以及合理效益的口罩，才能跟空汙長期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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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院裡不可或缺的存在！ 美國麻醉科醫師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內心世界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麻醉科醫師的內心世界」。麻醉科醫師的工作不只對社會大眾，對其他醫療團隊成員也都相當神秘。第一篇文章來自年輕的麻醉科醫師介紹這項專業；第二篇來自曾經擔任「麻醉風暴」醫療總顧問的麻醉科醫師以台灣經歷SARS的背景寫出這篇文章；第三篇來自一位美國麻醉科醫師友人與編者分享她在美國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衝擊下，寫出對麻醉科醫師生涯的諸多感觸。事實上本週的主題就是因為這位美國友人的文章引起我們之間的討論，非常高興她欣然同意我們轉載這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醫院刊物的文章，並附上一位外科醫師的中譯。這也是「醫病平台」首次轉載英文原作與中譯的嘗試。我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我從未理解自己有多麼不可或缺，也未曾如此描述自己，直到冠狀病毒大流行。數百萬計的人們因為居家隔離的規定而無法出門工作，然而我必須如此：我是個麻醉科醫師。當我穿越檢疫站，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作者走入醫院時，我想起了我的單親媽媽在我與姐姐小時候所灌輸給我們的觀念。當我們在一片漆黑中，無法付出電費時，她說：「不想過這種日子的話，就好好接受教育。」我們從未無家可歸或飢腸轆轆，然而我們的公寓狀況並不好——牆壁滿是坑洞、在樓下的女子被強暴後加裝在後窗外的鐵桿。我的母親並未向房東抱怨，她教我們：「絕不要開口求援，世界不是為了救你而存在的。」若我沒有足夠的錢買公車票，我也不曾開口祈求他人施捨。從小，我便靠著裝信和當保姆賺錢。另一方面，我亦有著難以置信的多采多姿豐富童年。我的母親是一位服裝設計師，因此我曾在排演時從劇院的舞台側面觀賞過《厭世者》（莫里哀）。我也鍾情圖書館。雖然我害怕圖書館員，但那是一個放學後能夠安全待著的地方。安全，是除了賺得溫飽之外另一個我反覆學習的人生課題。在家裡，我與姊姊會將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在地上排成一列，假裝一越過便會落入深淵。但我們知道—或至少相信—那深淵並不存在當我的母親說「受教育吧」，我聽從了。我進入了一所傑出的公立高中，整個費城最優秀的孩子都來就讀的重點學校。大學時，我獲得了全額獎學金攻讀生化。我原本預計進攻博士學位，然而，在某個暑假工讀時，我認識了一位博士後研究員，他已到達我認知裡的教育巔峰。他告訴我，明年他將失業。這讓我大吃一驚。從那刻起，我知道我必須尋找新方向，找個能永遠不愁沒工作的領域。同一年稍晚，當我行經宿舍外某個據說要成為《愛情故事》的電影拍攝場景時，我忽然頓悟了。每個人都會生病，即使是愛情故事的女主角艾里‧麥克洛也一樣。若我成為醫生，我總會有工作的。發現新大陸啦！當然，在面試醫學院時，我無法明說我的動機。就算我再熱愛科學，我知道促使我選擇這條路的原因是我知道我永遠有工作。時間快轉過數十年醫學院與麻醉生涯。雖然承擔著壓力造成的心理健康風險以及無數種有點小傷殘就能讓麻醉科醫師一無是處，但我每天都有著安全又保固的工作（媽，你一定很驕傲！）如今，這份工作的安全性也變了。穿上加強防護的個人裝備，我檢視這些在我將進行的呼吸道處置時（這使得病毒更加容易傳播）保護我的堡壘。我短淺而費力的在N95口罩和面罩裡用嘴呼吸，在不透氣層與雙層手套的重重阻礙下緩慢的移動我的四肢，彷彿月球漫步。我大聲地請護理師離開房間，而有時我必須扯開嗓門才能讓呼吸治療師聽到。我俯視著驚恐—或極度驚恐—的病人。我是他們最後一個見到的人，在我給予麻藥並在在他們聲帶之間放入一根塑膠管子之前。「我要給你一種會很想睡覺的藥」我說，「也會從氣管內管給你幫助你呼吸的藥。」「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這些話，在情非得已的大吼下顯得格外苛刻。回首過往，我才了解，在愛滋、SARS、MERS和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下，我曾經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但因為我所居住的地方、不多的暴露狀況，以及這些病毒的傳播方式，我並不像現在一樣總是恐懼相伴。自古以來就有著飛機機長與麻醉科醫生的類比；我們將起飛和著陸和麻醉的各個階段相比。這樣的比喻是有好處的——這也是為何原本為機師訓練而設計的模擬與溝通訓練，現在已成為麻醉教育的標準程序。不過，兩者之間有個相當大的差異：假如墜機，機師也難逃一劫；而麻醉要是出了錯，只有病人會死去。當大聲的急診呼叫從天而降時，作為新冠肺炎呼吸道小組成員的我，在抵達急診前抓起我們裝在專屬行李箱裡的工具、回覆小組成員的簡訊、並戴好我的N95口罩和護目鏡—剩下的器具必須在病人候診區外先包覆並檢查好—我深切的感受到（幾乎是全身上下的每個細胞都感受到），如今一切都變了。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下，我有可能會死。若我把病毒帶回家，可能會害死我摯愛的人。這，就像是一場緩慢，卻無可避免的飛機失事。疫情中的某天，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事實上現在所有人都比我年輕）來找我。他告訴我自己的心跳快到每分鐘130下，但除此之外沒有不舒服。他的體溫、心律、血氧、和血壓都沒事。我告訴他：「沒事的，回家、喝點水然後好好休息。我會照顧你的病人。」他回家後心跳便恢復正常了。這是焦慮，不是病毒。這種焦慮程度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從未發生在他身上。不只是病毒威脅著我們，恐懼也是。直到現在，我還未認真思考過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者的危險。但是我的母親讓我擁有應付大量壓力的餘裕。她教會我我是被愛的。也許，看著她獨自撐過這一切，她教會我不要重蹈她的覆轍。她教會我活到老學到老，而我從同事身上學到向他人尋求幫助這一點，是我人生中最無價的一課。示弱無妨，告訴賣公車票的老師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也無妨。我從這次疫情學到的是：我們榮辱與共。我們都是被需要的。在這世界上我們並不孤單。此外，開口求援—尤其你是個不可或缺工作者時—絕對是件不可或缺的事。ESSENTIAL (By Audrey Shafer)I am an essential worker. I just didn’t realize how essential I was, and never would have described myself that way, unti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illions cannot go to work due to shelter-at-home rules, but I have to: I’m an anesthesiologist. As I pass through the checkpoint to enter the hospital with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I am reminded of what my single-parent mother instilled in my sister and me when we were little. While we sat in the dark, unable to pay the electricity bill, she said: “If you don’t want to live like this, get an education.”We were never homeless or hungry, but the apartment was also not well maintained, with holes in the plaster, and bars on the back windows after the woman who lived on the floor below us was raped. My mother never complained to the landlord – she taught us “Never ask for help, the world is not here to help you.” If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packet of bus tokens, I was not to ask anyone for a handout. At a young age, I stuffed envelopes and babysat to earn money.On the other hand, I had an unbelievably rich childhood – my mother was a costume designer and I sawThe Misanthrope and Endgame from the wings of the theater during dress rehearsals. I also loved the library. Even though I was afraid of librarians, the library was a safe place to go after school, and safety, besides a livable wage, was another lesson drilled into me. At home, my sister and I played a game with our library books, placing them along the floor and pretending that if you stepped off them, you sank into a watery abyss. But we knew, or at least we believed, the abyss wasn’t real.When my mom said get an education, I listened. I went to an outstanding public high school – a magnet school that drew the brightest kids from all over Philadelphia. I attended college on full financial aid and majored in biochemistry. I planned to get a Ph.D. but during a summer work-study job, I met a post-doc – someone who already had achieved what I was convinced was the pinnacle of education. He told me he didn’t have a job the next year. This blew my mind. In that moment, I knew I needed to seek a new direction, something where I could always have a job.Later that year, I had an epiphany while walking outside my dorm at a site rumored to be a film location for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Story. Everyone gets sick, even Ali MacGraw’s character. If I became a physician, I’d always have a job. Eureka! Of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 interviews, I couldn’t come clean about my reasons. As much as I loved science, I knew I had chosen this path because I felt I would always be employed.Yet, at medical school, something changed. Love happened in an unlikely setting. I felt strangely fatigued during my anesthesiology elective, but enjoyed the people and culture of this hidden part of medicine. Delirious and febrile from mononucleosis-induced hepatitis, which I did not initially know I had, I fell deeply in love with the quirky, fulfilling specialty of anesthesiology.Fast forward through decades of academic anesthesiology practice – and, despite risks to mental health from stress and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a minor disability could render the anesthesiologist useless, I had (you’d be proud, mom!) a safe and secure job every day of my life. But the job and its safety have changed.Donning enhance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 check the barriers protecting me as an anesthesiologist during and after the airway procedures I will perform - procedures which make the virus even more contagious. I mouth breathe, pant really, in my N95 mask and hood, and, encumbered by impermeable layers and double gloves, move my limbs slowly as if I was in a phony moon landing scenario. I loudly ask the nurse to leave the room; sometimes I have to shout to be heard by the respiratory therapist. I look down at my frightened or too-far-gone-to-be-frightened patient. I’m the last person they will see before I push sedatives and place a plastic tube between their vocal cords. “I’m giving you medicine to make you very sleepy,” I say. “Medicine to put in a breathing tube to help you breathe. We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It sounds harsh because I have to speak so loudly.I understand, retrospectively, I was an essential worker through HIV/AIDS, SARS, MERS and Ebola. But because of where I live, my limited exposure, and how these diseases are transmitted, I never felt the fear that is my steady companion now.There is a longstanding analogy involving airline pilots and anesthesiologists, which compares take-off, flight, and landing to stages of an anesthetic. There are benefits to the analogy – it’s why simu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ining, developed for pilots, is now standard in anesthesiology educat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though: if the plane goes down, the pilot dies too; but if the anesthetic goes awry, only the patient dies.As another overhead code call to the emergency room blares, and I, on the COVID airway team, grab equipment we pack in wheeled suitcases, respond to texts from team members, and don my N95 and eye protection before hitting the ER – the rest of the equipment will need to be donned and checked outside the patient bay – I realize, almost cellularly,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now. With COVID-19, I could die. Or I could cause my loved ones to die if I bring the virus home. It would be like a slow but inevitable plane crash. A younger colleague (and now they are all younger) came up to me one pandemic day. He said his heart rate was 130 but he otherwise felt fine. His temperature, heart rhythm, oxygen satu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fine. I told him, “It’s okay, go home, drink some water and relax. I’ll do your case.” He went home and his heart rate normalized. It was anxiety, not virus. This level of anxiety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o him pre-COVID. It’s not just the virus that threatens all of us, it’s also the fear.Until now, I hadn’t truly thought about the danger of being an essential worker. But my mom equipped me to deal with enormous stress. Taught me I was loved. And maybe, in watching her go it alone for so many years, taught me to live a life different than hers. She taught me to be a lifelong learner, and what I learned from my colleague, to seek help from others,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s of my life. It’s okay to be vulnerable, it’s okay to tell the teacher selling bus tokens you don’t have enough money.What I learned in the pandemic is this: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We are all needed. None of us is alone in this world. And asking for help, especially if you are an essential worker, is, ultimately, the essential thing to do.Audrey Shafer, MD, is a Stanford Professor of Anesthesiology, Perioperative and Pain medicine,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cine and the Muse program and the Co-Director of the Bio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 Scholarly Concentration. She is an anesthesiologist at the Veterans Affairs Palo Alto Health Care System. (原文出自https://med.stanford.edu/anesthesia/community/arts-and-anesthesia-soiree/covid-19-highligh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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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31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麻醉科醫師回首SARS的醫生與疫死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麻醉科醫師的內心世界」。麻醉科醫師的工作不只對社會大眾，對其他醫療團隊成員也都相當神秘。第一篇文章來自年輕的麻醉科醫師介紹這項專業；第二篇來自曾經擔任「麻醉風暴」醫療總顧問的麻醉科醫師以台灣經歷SARS的背景寫出這篇文章；第三篇來自一位美國麻醉科醫師友人與編者分享她在美國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衝擊下，寫出對麻醉科醫師生涯的諸多感觸。事實上本週的主題就是因為這位美國友人的文章引起我們之間的討論，非常高興她欣然同意我們轉載這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醫院刊物的文章，並附上一位外科醫師的中譯。這也是「醫病平台」首次轉載英文原作與中譯的嘗試。「踏入麻醉暨重症近10年，一身所學，所為何事？當為何人？知否知否，盡在今朝。」——蕭政峰（2003.05.12）時間是2020年3月4日。北部聯合醫院Y院區加護中心內。站在做好前置防護準備的護理師同仁旁，蕭政峰的眼神透過護目鏡盯在隔離病房區檢疫封鎖線上圍著的膠條，有些失神。淡淡的霧氣隨著呼吸氤濛在鏡片下方，鼻中傳來N95口罩那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思緒卻不由自主飄回2003年的5月，那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簡寫為SARS）肆虐台灣近一個月，離北部H市立醫院因疫情爆發而封院快兩周的一個下午：北部V醫學中心要在一棟獨立大樓因應疫情及政府防疫部署，設立SARS重症呼吸加護中心，專責照料SARS確診病例裡重度需使用呼吸器輔助和加護照護的病患。將由呼吸治療科主導此次工作。呼吸治療科視麻醉部為呼吸道處置專業及重症加護合作戰友，發公文力邀麻醉部派兩名主治醫師及多位總醫師入駐此特殊加護單位共同為疫情努力。在麻醉部共通討論室擠滿了所有麻醉主治醫師，總醫師級沒空位進來，只有行政總醫師代表出席並負責紀錄。部主任：「以自願入駐為優先，不足名額再大家輪流。」蕭政峰還來不及舉手表明自願，討論室裡大家聽到有可能要輪駐就轟一聲炸鍋了。有位資深主任級醫師立刻提出對輪駐的異議：「這樣反而讓所有人都增加了曝觸風險，建議固定兩位即可，輪ㄧ休一。」室內一陣沉默。大家心知肚明，在不知如何治療SARS，且已經傳出多位確診患者和接觸者死亡的狀況下，這就是拿命去擋在第一線。行政總醫師不知死活，宏亮的聲音響起：「那CR（Chief Resident，住院總醫師）也比照固定人去嗎？」 部主任略帶威嚴的轉頭盯著行政CR：「以自願優先，是有聽沒懂嗎？」霎時底下又熱議了起來。在事態更混亂前，蕭政峰決定舉手：「我自願進去並固定駐守。」室內突然消音，一向疼愛蕭政峰的麻醉部重症科主任輕輕嘆了口氣：「你自願，大家很謝謝你，但沒必要一直駐守，況且你外科加護中心還有工作。」他接著轉頭用極小的音量朝蕭政峰說：「沒必要這時候去當英雄！也要為家人著想！」話音剛落，已經另有主治醫師快速發言說：「政峰若是進去固定駐守，外頭的工作不必擔心，我們會願意幫他輪流分擔。」聽到這話，蕭政峰愣了一下，想著：「這話乍聽下就沒毛病，可怎就是感覺著刺耳咧？」尚未深思，一旁麻醉部中生代最被住院醫師愛戴的松主治也突然舉手了。松主治：「我也自願，這樣就夠兩位主治醫師輪了。」蕭政峰急了：「松哥，你家裡有老婆和三位小朋友……」松主治：「政峰你是麻醉部重症科，我原本也是，我老婆之前反對我走重症，這回可不能聽她的了。」部主任長長嘆了口氣：「那就有兩位主治醫師自願了，總醫師等下也把CR名單給我……」2003年5月15日開始，直至當年7月17日。V醫學中心12 床的「國家級」SARS加護中心總共收治了近50位病患。初期皆為確診SARS病例，後因也擴大收治疑似病例，故50病患中，確診者共14位，其中9位死亡。有5位是在努力治療了三至四個禮拜仍不敵冠狀病毒引發之其他器官失能而不治。當蕭政峰可以卸下駐守的職責時，已經是快三個月後了，到7月後期雖沒有再增收病患，但卻要等所有加護中心病患確認可「安全」（康復或死亡）轉出加護中心後，這個單位才會因任務完成而撤離。終於走出SARS加護病房獨立大樓，望向爬滿大樓外牆，為了改裝成負壓病室而趕工架設的排氣管道，宛如逝者家屬不停哭泣掛在臉上的淚痕。和另間大樓，狹隙裡產生的風壓吹拂起蕭政峰的頭髮，鼻子癢癢酸酸，想哭嗎？蕭政峰撇了撇嘴，想去揉眼的手卻摸著了刺到眼睛的頭髮。「頭髮長了呢！也是啦，駐守三個月沒剪！」，摸著長了後微捲的髮梢，蕭政峰決定就把頭髮維持著這長度不剪短了。算是個紀念吧，蕭政峰想著。紀念——為了第一時間插管救助已經呼吸衰竭瀕死的第X號病人而只戴了N95口罩就衝進隔離間的麻醉總醫師，那是位可愛的女CR。她插完管回到隔離前室，脫下不完整的防護時，才開始因爲害怕曝觸而忍不住掉淚。紀念——因爲這X號病人被戶外篩檢站丟包似沒聯絡好就衝進隔離室而義憤難平，事後打電話過去飆罵的L主治。本來永遠好脾氣有耐性的呼吸治療科L主治，罕見動怒摔電話筒：「他們這是在逼我們用生命去換幫病人插管！」紀念——自己穿著P100正壓防護衣，帶著一位自願的CR，為第1號確診SRAS病患執行經皮氣切手術。這位指標病患因爲缺氧腦部受損，評估需長時間使用呼吸器，為避免多次換管及氣管內管意外滑脱所產生之風險，團隊商議後決定執行氣切。在那樣的背景下，考慮到整個運送至開刀房的路線以及手術室整體負壓換氣防護的困難度，團隊決定在SARS ICU負壓病床旁執行經皮氣切手術。實際執行完成術式的時間不到30分鐘，但是前置準備防護和器材的時間總共近三小時，期間一再確認各項防護及器材絕對完備，畢竟是破天荒第一次。自己應該會永遠記得穿著不透氣，完全防水的P100太空裝三個半小時後脫下，積在太空裝裡的汗水宛如小瀑布般從前胸和手臂一路傾瀉到腳下的愕然。更愕然的是，站上體重機，自己整整輕了三公斤。紀念——人性的光明與黑暗。自身直然面對生死時，當下的反應再真實不過。是誰說的來著：生死之間有大恐怖（註）。相對於外界報導的落跑醫師情節，沒出駐守區之前，自己早就知道有些長官是說啥也不會踏進這疫情紅區半步。「蕭主任，蕭主任，疑似新冠肺炎隔離病患要從專用電梯上來了，目前血氧濃度在使用Non_rebreathing mask只有90%左右，血壓經過輸液處理也只有76/44mmHg而已。很可能進入隔離病室就得插管使用呼吸器和升壓劑，請做好準備和防護。」身旁的護理師同仁接到通知後轉述給蕭政峰知曉。看著緩緩打開的加護中心自動門，彷彿慢動作重播。穿著全套防護衣的急診同仁，推著做足隔離的救護病床穩定的前進。蕭政峰瞇了瞇已有皺紋的雙眼，遠看了下病患床旁的可攜式監視器的數值，再看了眼戴著雙層手套的手掌。他的聲音略悶的從N95口罩透出：「大家準備好接手病人，給我拋棄式喉頭鏡，Videolaryngoscope（影像插管喉頭鏡）備用，看來我得立刻幫這病人插管。」蕭政峰看了下深吸口氣後想集中精神的護理師，然後轉頭望向穿衣鏡，想再次確認自己有把凌亂的長髮通通塞進防護帽裡。不期然發現這鏡中穿了防護衣的自己確實又從塵封中的記憶裡出現。「又要面對大恐怖了呢！這回算是第二次了吧？任誰都不想這樣，但至少，大家都從容進步了吧！」盯著身後緩緩關上的隔離室門，蕭政峰這樣想著：「在天祐台灣的祈禱下竭盡所學所能吧，畢竟，我有因庇蔭而長了17年的歲數了呀……」後記在麻醉學科裡，有大概區分三大領域，分別是：臨床麻醉、重症醫學、疼痛醫學。文章中的蕭醫師專長是前兩項。在2021農曆過年前的某一天，在聯合醫院Y院區附近某家商店裡，蕭政峰忽然覺得背後被拍了一下，緊接著傳來熟悉的聲音。「哥們，你怎也來這店裡？」蕭政峰轉頭一看，居然是兩季麻醉風暴電視劇裡飾演麻醉醫師蕭政勳的H君，兩人有段時間未見，興高采烈之餘，不顧疫情下的社交距離，互相擁抱了一下。兩個蕭醫師見面，小聊了一下。政勳問政峰：「哥們，這疫情啥時候是個頭呀？已經一年了耶，想出個國都不成！」政峰：「我如果知道了會第一個通知你嘿！」政勳：「……@#$&」（這小段後記是想間接點出為何文章中是以蕭政峰為化名，這是作者擔任第二季麻醉風暴醫療總顧問時候所用，取意為戲中「蕭政勳」醫師之兄，是為「蕭政峰」是也）註：原文據查是出自「黃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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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9 科別.呼吸胸腔
吃什麼能減低空汙對身體傷害？胸腔科醫師：沒有！唯有這件事
人可以一天不吃東西，卻沒辦法一刻不呼吸，但最近空氣品質頻繁拉警報，面對這個無所不在的「恐怖份子」有何對策？醫師認為，對抗空汙，必須正視空汙結構，避免成為空汙製造者，建議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目前沒有任何食物可解決空汙對身體的衝擊，唯有「多喝水」，可加速部分空氣汙染物質排出體內。 空汙不完全等於肺癌 只能說是危險因子高雄長庚醫院副院長、胸腔內科主治醫師林孟志指出，肺癌連續10年位居國人癌症死亡率第一名，不抽菸、沒有家族史的肺癌患者逐年增加，北醫於2019年發表研究，指國內南部肺癌患者大幅增加，疑與空汙有關。但至目前為止，醫界尚未發現空汙影響肺癌的確切病理機轉，「只能說是危險因子，要從危險到風險，兩者還沒有直接關連。」林孟志說。那麼，空汙何以提高肺癌的發生率？林孟志表示，各種空氣汙染源中，最直接影響肺部的就是PM2.5，顆粒大小只有毛髮的1/30，因為最快、最容易進入呼吸道，容易引起發炎反應。不只是肺癌，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肺纖維化等，都可能因PM2.5濃度增加，增加罹病率或急性惡化。由林孟志擔任理事長的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去年針對「空氣汙染與肺部健康」出版長達64頁的照護手冊，裡面提及，2002年針對一百多萬個不抽菸的志願者追蹤16年以上，發現每增加10單位的PM2.5濃度，會增加8%的肺癌相關死亡率，隨時間增加，比率還會上升。該手冊編輯團隊之一的台中榮總胸腔內科醫師暨呼吸加護中心主任傅彬貴說明，空氣中的PM2.5拉高了肺癌發生危險，但從暴露到罹患肺癌，通常不是一天兩天，「起碼是十年以上」，以這樣的時間長度來看預防甚至解決空汙，其實相當從容。減少空汙 從自身做起傅彬貴認為，首先要正視空汙結構，就像打敗敵人要先摸清底細，台灣空汙來源只有三分之一來自境外，三分之二仍為島內，包括汽機車、地下工廠排放、火力發電廠都是主要汙染源，其中，影響肺癌的PM2.5主要來源是汽機車廢氣排放。許多民眾謾罵空汙的同時，可能也是摩托車汽車一族，「也要想想自己是不是製造空汙？」建議改騎電動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是共同協助環境改善的行動配套。再者，改變環境才是終極之道，他建議政府可以1952年倫敦有名的空汙事件「倫敦霧霾」作借鏡，當時倫敦死了６千多人，後來透過抓源頭治本，花了80年才逆轉，台灣目前透過政策如電動車補助也在慢慢引導產業轉變，「是好的開始」。在根本環境尚未解決前，民眾如何與空汙相處？林孟志表示，若知道室外空汙不好，只有盡量減少外出時間，若外出，要防止無孔不入的PM2.5，最有力的選擇其實是N95口罩，只是要兼顧便利與防護力的平衡，醫療口罩或國家認證防霾口罩加上布口罩，或許是相對適合的選擇，目前政府正進行防空汙口罩認證，避免不實廣告造成大家的困擾。沒任何食物可解決空汙影響 唯有「多喝水」生活飲食方面，林孟志表示，目前並沒有任何食物可解決空汙對身體的衝擊，但「多喝水」可加速部分空氣汙染物質排出，攝取含維生素ACE的食物，可以抗發炎，魚油、微量元素如鐵鋅能幫助維持身體免疫機能，綠色蔬菜蔬果也是類似概念。「其實，把空汙跟肺癌發生的邏輯搞清楚，就不會自己嚇自己」，林孟志呼籲民眾，正確的認知，才有健康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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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8 科別.呼吸胸腔
抗空汙該戴哪種口罩？這種CP值最高！醫師教再多一招提升阻絕效果
空汙頻拉警報，現在為了防疫，加上對抗「PM2.5」，外出第一步就是戴口罩。市面上口罩種類不少，花色更是五花八門，雖已有專門的防霾口罩，但不一定需要所謂帝王級口罩，胸腔科醫師分析，CP值最高其實是我們現在常戴的醫療級口罩。口罩種類多 醫療級口罩CP值最高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出版「空氣污染與肺部健康」手冊，指出戴口罩是防空汙的初級防線，目前市面口罩約分六種，分為紙口罩、布口罩、活性碳、醫療級、N95以及經濟部CNS15980認證可防PM2.5的防霾口罩，其中，防霾口罩可根據PM2.5濃度有A、B、C、D四等級。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理事長、高雄長庚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林孟志分析，紙口罩、布口罩對PM2.5完全零效果，戴上去只能阻止大粒灰塵或物理性防曬；至於活性炭口罩，無論有沒有過濾層，抵擋PM2.5的效率差，雖然不貴，容易取得，實用效果仍有待科學驗證，建議避免呼吸道過敏時可使用。「CP值最高的還是醫療級口罩。」，林孟志表示，醫療級口罩容易取得，有三層過濾層，除了PM2.5，也能擋住飛沫傳染的病毒，即使防護力只有3、4成，但從一般人活動外出頻率來看，仍是相對適合的選擇，缺點是密合度不好，建議可外加一層布口罩，增加使用壽命，也能提高貼和度，阻絕效果也能同步提升。防霾口罩分級 C-D級已夠用若要防止無孔不入的PM2.5，最有力的選擇應該是N95口罩，但林孟志認為，N95口罩呼吸阻力大，戴上後換氣不易，也不便宜、取得不易，對一般人來說，仍是「理想跟現實有點差距」的選項。至於經濟部標檢局2017年推出的「防霾口罩檢測標準」選用口罩，可讓民眾視空氣污染狀選擇佩戴，雖然立意佳，但林孟志提醒，目前許多標榜防霾市售口罩仍未認證，選購上務必更要當心。他更表示，不是戴上帝王級的口罩就一定最好，雖然防霾PM2.5口罩依空品程度分成ABCD四級，但像台灣空汙嚴重的中南部，多半處於AQI150以下，PM2.5指數平均在30-50之間，民眾其實只要選擇佩戴C-D級口罩，就可獲得良好防護，並不用刻意選擇B級以上的口罩。口罩有壽命 應一天換一個口罩也是有壽命的，林孟志表示，隨著佩戴時間增加，接觸空氣抵擋力也會遞減，「正常來說，一天就要換一個」，在此前提下，要符合醫學、科學認可的口罩，便宜沒效果買一堆沒用，昂貴的買下去還是得換，取合理價格以及合理效益才能跟空汙長期抗戰，也是務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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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6 科別.呼吸胸腔
空品持續惡化！3大高危險群，醫師教這樣預防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數據顯示，未來一週，13日受東北季風影響，迎風面北部地區擴散條件較好，下風處中南部地區仍須留意污染物累積；14日至18日東北季風減弱，環境風場轉為偏東風，西半部擴散條件轉差，須留意污染物累積情形；空氣品質受氣象條件影響大，時序進入春季，天氣變化快速，預報不確定性較高，請隨時留意最新空氣品質資訊。懸浮微粒 可穿透肺部氣泡進入人體血管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漂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為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 PM粒徑大小有別，小於或等於2.5微米（μm）的粒子，就稱為PM2.5，通稱細懸浮微粒，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μg／m3）表示， 它的直徑還不到人的頭髮絲粗細的1／28，非常微細可穿透肺部氣泡，並直接進入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故對人體及生態所造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空氣污染 對身體造成的健康危害 ◎分子大：懸浮微粒PM10。這些分子容易停留在呼吸道及口腔的黏膜組織，造成鼻 子癢、喉嚨癢、氣喘及咳嗽的問題，久而久之，也會釀成慢性鼻子過敏或慢性咳嗽的問題。◎分子小：粗懸浮微粒PM2.5～PM10。可能會到達呼吸道的氣管處，造成咳嗽及胸悶的問題。◎細懸浮微粒：細懸浮微粒PM2.5。分子又更小，小到一吸，微粒就直接被吸到肺泡，進入微血管到全身的循環，除了引發上述的問題外，也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 甚至有致癌的可能。2013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WHO）警告，空氣污染為主要的環境致癌物，引發肺癌的風險更勝於二手菸，尤其最危險的是可堆積在人體肺部深處、進入血液循環的細懸浮微粒PM2.5，將其認定為第一級的致癌物質。空污高危險群 日常這樣預防面對大環境的空氣污染，唯一能做的就是減少戶外活動，但仍然很難完全避免。 哪些族群最容易吸到散布在空氣中的污染物及懸浮微粒呢？以及該如何預防，將傷害減到最低：◎機車族身為一名通勤族，最難忍受的就是撲鼻而來的廢氣，尤其大台北地區上下班時間，車流量很大，如何降低自己吸到的廢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何預防：若要避免細懸浮微粒的吸入，建議戴上N95口罩，且每日都要更換；如果可以的話，建議選擇車流量較少的路線，降低空污的暴露。◎常等公車及馬路行走的行人站在分隔島上等待公車，身旁的汽機車一輛又一輛的呼嘯而過，呼吸著汽機車排放出來的廢氣，讓不少人感覺快要窒息。這些公車族及常在馬路上行走的行人，暴露在空氣污染的風險也比一般人來得高，對於免疫力較低的小孩或老人影響尤其嚴重。→如何預防：同樣建議配戴N95的口罩，才能隔絕掉細懸浮微粒；此外，由於懸浮微粒有重量，所以會往下墜，因此，若嬰兒推車高度越高，或拉下嬰兒推車的布套，也可降低懸浮微粒的吸入。◎慢跑族或單車族在空氣品質不良的情況下外出運動，是慢性自殺的行為。國人近年來很流行慢跑及騎單車運動，但空氣品質每況越下，可能反而會讓身體愈來愈糟，因為路跑或騎單車等活動屬於激烈運動，在心肺的強力運作下，吸進去的污染物是平常的好幾倍。→如何預防：當空氣品質達到不良的狀況下，尤其是懸浮微粒粒徑小於10微米時，就應該避免戶外的運動；或是選擇靠近公園等樹木較豐富的區域，因為樹木的葉面可以黏著懸浮微粒，有淨化空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有早晨運動的習慣，雖然晨間運動是一項相當健康的習慣，不過，當空氣的懸浮微粒超標時，會因為晚上濕度高導致懸浮微粒下沉，早上運動反而會吸入更多的空污氣體。延伸閱讀： ·每吸一口都是PM2.5！小心空污正侵襲你的肺 日常「少做6件事」自我保護 ·西半部空氣品質紅色警示！洗鼻腔有用嗎？ 耳鼻喉科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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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9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變異病毒傳染力強 美專家疾呼戴好一點的口罩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傳染力更強，部分美國專家表示，現在該是考慮採用醫療級口罩或外科口罩和布口罩並用的時候。法新社報導，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一般呼吸和演講產生的微小飛沫可傳數公尺遠，是常見傳播方式之一。後來又出現英國變種等傳染力更強的變異病毒株，讓疫情雪上加霜。比起先前的病毒株，變異病毒株只須更低病毒量就會引發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症狀。美國當局起初建議民眾遮掩臉部，由於當時合宜的口罩極度短缺，當局鼓勵民眾利用T恤或圍巾自製口罩，但這些遠非理想選項。維吉尼亞理工暨州立大學（Virginia Tech）土木與環境工程教授馬爾（Linsey Marr）告訴法新社：「口罩功能好壞取決兩件事，即過濾性和密合度。」她說：「過濾性好可盡量除掉較多的粒子，而密合度佳代表口罩側邊周圍沒有漏洞讓空氣和病毒溜進去。」可擋微小粒子的最佳材質包括聚丙烯不織布，N95和許多外科口罩以及飛機上高效率空氣微粒濾網（HEPA）都採用這種原料。至於布料當中，她認為緊密編織的棉效果最好。但她說不建議戴兩層以上口罩，因為會影響透氣性不利呼吸。波士頓布里翰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Hospital）和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全球衛生專家狄隆（Ranu Dhillon）自去年春季以來就一直提倡戴好一點的口罩，而這方面缺乏明確訊息教導民眾重視，令他感到洩氣，有關當局也未共同力推大規模產製及分配高規格口罩。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環境衛生教授密爾頓（Donald Milton）也認為戴好的口罩非常重要。他和狄隆都謹慎樂觀地認為，拜登政府可能很快會將相關事項列為政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週報導，美國政府已在著手規劃首批官方口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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