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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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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9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與病人一起走過醫療事故
編者按:三星期前,王志嘉醫師的團隊以三篇文章介紹從國家立法的立場,說明已三讀通過的「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醫預法)」可以幫忙「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爭議背後,看見受傷」、「先理解再調解,雙調委化解醫病心結」。本週我們邀請一位醫院工作者,分享他們如何透過「醫療事故處理小組」的努力,與病人一起走過醫療事故,看出病人情緒背後的需求、了解病人到底想說什麼。希望透過這樣的努力,可以達到「醫療事故處理過程好比傷口的清創,而和解是一種癒合」。我們期待台灣醫預法的推動,在醫療的大環境裡能舒緩醫病雙方的敵對緊張,而各醫院也能有內部的專門小組,在醫療糾紛的第一時間啟動支持系統。希望台灣的醫療環境能夠在醫療團隊與病人、家屬之間的互相體諒下更上一層樓。今天在醫院走著正要去處理一件藥品調劑錯誤的問題,迎面碰到社服室主任,我抓緊機會要跟她說藥劑科剛剛通報一件醫療事故,沒想到她也正好是要告訴我,剛剛在門診化療中心敗血性休克病人已經甦醒,家屬急著要問醫院是怎麼回事。我們倆彼此溝通一下手中事件的重要訊息後,她帶著關懷病人和家屬的使命趕緊前往病房探視病人,而我則到會議室要跟藥劑科以及主治醫師釐清調劑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影響病人的程度和如何補救。過去,醫院要處理醫療事故通常是重大事故,也就是病人在醫療過程或者結果中發生重大傷害或者死亡,是否為醫療疏失或者究責醫師和醫院,往往是事故處理過程中最重要的攻防。但隨著「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的頒布和即將實施,醫預法要求在事故或者爭議發生時,醫院有關懷、補救還有調解及檢討改進之義務。所謂的醫療事故是指病人接受醫事機構之醫事服務,發生重大傷害或死亡之結果。但不包括因疾病本身或醫療處置不能避免之結果。醫療爭議則是指病人方之當事人認為醫療不良結果應由醫事人員、醫事機構負責所生之爭議。這也正跟我們醫院「醫療事故處理小組」和「不良事件與醫療事故員工支持小組」在過去兩年多間處理了三十多個案的情況狀態不謀而合。在我們醫院已將醫療事故和醫療爭議統稱為醫療事故,一旦臨床第一線通報或者病人投訴,小組負責關懷與調查的人員就會啟動各就各位。經過這幾年的處理經驗累積,經歷事故的醫師們也開始了解對象雖然都是病人,但事故與醫療之間還是有些不同的元素。醫療是從提供者角度去處理病人的問題,而事故則從接受者的角度去消化醫療的過程與結果,也是病人對醫療效果的反饋。而這樣子的反饋,有時甚至會發生在診療許久之後,最近我們醫院就發生了好幾件病人是在事故時點後一年多、甚至最長的十年之後,才向醫院提出申訴。事故的關鍵點都不一樣,包括:當年醫師所說預後僅有一年餘命,但十年後病人都好好的活著,但身心飽受「預言」之苦;或者癌症復發後手術所拿出的檢體化驗與原發癌症相同,病人認為是不是當年手術開不乾淨?「生病不是誰的錯」或「沒有醫師希望病人不好」不足以為事故的解釋與說明。即便再久之後的申訴,我們還是會跟著病人再走一遍發生申訴事件時到申訴時的過程。前述受到「預言」之苦的病人,因為醫師與病人再次回顧當時疾病治療的過程,也說明所謂「預後」是醫療實證統計疾病存活的結果,是以機率數字呈現,並非絕對數字。可能80%的病人會面臨最糟或不同程度的結果,但也有20%的病人可以有最好治療效果,這就是醫療的不確定性。而當再次與病人討論當年的治療過程時,病人回憶起醫師在治療過程中全力以赴及對治療計畫的用心與說明,並沒有放棄預後不佳的他。我們的醫師在與病人談話之後,很感慨地說,他對於這位病人的治療是十年後的今天才真正完成。關懷和支持病人,是醫療事故處理中最大的力量,可以幫助病人以及醫師、醫院去了解彼此對事件爭執點是什麼?或者說當年到底醫療端少做了什麼,或者哪些有所不足,或者現在可以為申訴者做些什麼或者做得更好。我記得有一位病人長期飽受反覆發燒、發炎、潰瘍和腹痛之苦,病人的感覺就是看病怎麼都看不好,所以看過的每一家醫院每一位醫師都是她抱怨的對象,就連疫情期間要打疫苗,也沒有醫師贊成她接種。終於,在本土疫情節節上升時,她也情緒爆發了!我們的社工師關懷病人後,向醫師轉達病人真正想要表達的是「她現在該怎麼辦?」而不是抱怨醫師的醫術。也因此,我們的醫師把病人在他院在本院過去幾年的檢體報告及治療記錄重新再整理一遍,建議病人要專心看免疫風濕專科醫師,而且社工師還把病人家人找來,讓醫師一起說明,這件事故也才平息。如果以我過去處理醫療事故的經驗對醫療事故下註腳,我認為醫療事故的形成是因為醫療過程中有些不足,說明的不足或理解的不足,提供的不足或者接受的不足,或者醫療結果並不能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不足。往往病人或者家屬是承受這些不足的受苦者,因此需要醫療提供者分擔和關懷才能走出事故,重建對醫療的信任以及面對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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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2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三):先理解再調解,雙調委化解醫病心結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療糾紛」。兩個月前有幸聽到王志嘉醫師非常精闢的演講,介紹「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醫預法)」。十分感佩王醫師的團隊在這幾年的努力,也深深覺得這與「醫病平台」希望促進醫病雙方的了解息息相關。非常高興他們百忙之中同意在醫預法即將實施前,以三篇文章有系統地介紹「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爭議背後,看見受傷的醫者」、「先理解再調解,雙調委化解醫病心結」。希望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能夠讓醫病間對醫預法更加認識,對於未來醫病關係更加有助益。延伸閱讀: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一):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延伸閱讀: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二):爭議背後,看見受傷的醫者醫療爭議,係指病方認為醫療不良結果,應由醫方(含醫事人員、醫事機構)負責所衍生的爭議。發生醫療爭議,通常有機構內的和解或協商、機構外非訴訟的醫師公會協商、衛生局調解(處)、鄉鎮調解委會員調解、乃至訴訟前的法院調解、或是法院的訴訟程序等。和解與調解是非訴訟解決醫療爭議機制(alternate disppute resolution, ADR)常用的方法。有別於和解是醫方、病方的雙面構造,調解通常呈現醫方、病方與中立的調解員等三面構造。醫療爭議素來受到醫方、病方、與社會的重視,近10年來,除了落實與強化醫療機構醫療爭議事件的關懷機制外,也強化院外衛生局以及法院的醫療爭議調解機制,導入醫、法雙調解委員的機制,於今(111)年6月22日公告但尚未實施的醫預法將醫療爭議雙調解委員制度明文化。筆者自103年擔任台北地方法院調解委員以來,歷經台北市、桃園市衛生局、桃園地方法院、台灣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等調解委員等志業,迄今近10年累積超過50件的醫療爭議調解的實務經驗,於109年在國科會研究計畫的支持下,針對我國醫療爭議雙調解委員制度進行學術研究,本文將過去累積的實務與學術經驗進行分享。妥善照護病人是醫療的主要目標,要達成此目標不僅著重於病人的生理需求。同樣的疾病在發展過程當中會因個體差異、發展不如預期、未必即時發現並處理等,進而無法達到妥善地照護病人這個目標,自然降低了對醫療的信任度。透過筆者自身與專家訪談爬梳前人參與醫療爭議調解的經驗,我們從三個面向來思考醫療的意涵,讓擔任醫療爭議的醫、法雙調解委員更能夠理解醫病雙方的衝突、內心需求與利益,進而善用調解制度讓醫病雙方能夠互相體諒,降低或化解衝突,甚而恢復醫病雙方的信任度,將醫療爭議解決,達成「全人照護」的目標。一、避免過度臆測病方的想法最常見的是在醫療爭議發生之後,醫師會反射性地認為病方會要求高額賠償或是認為自己的道歉會被病方當作醫療疏失的一項證據。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帶來的心理隔閡,將會阻礙醫病調解(和解)的可能性。「有時候我們雖然當場沒有調解成功,……,但是後來透過關係來講,我曾經在馬路上遇到一位醫生跟我講說,謝謝你那天的幫忙,我說拍謝沒有調解成功,他後來跟我講,沒有,後來病人也都來找我看病了,我們後來變得要好這樣子。雖然我們並沒有達成病人的需求、金錢的賠償或者什麼的,但是我們會大概去想想看有時候病人反而願意去放下,因為他已經得到他想要的,但是他當場沒有放下的可能是他的面子啊或是尊嚴的問題,或許是文化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M12-07)」二、思考在不同場合如何表達自己的立場讓病人理解疾病相關的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不代表應該時時提醒。在爭議發生之前,醫師可以有較多的時間詳細解釋及告知可能的風險;然而,一旦爭議發生以後,同樣的解說將會帶來不一樣的反應。以全人醫療的觀點出發,醫師在調解時應該表達更多的同理關懷,但同時內心也要避免自我懷疑。「從接到調處的時間點,到真正要進行調處的這一段時間,大概是兩三個禮拜的過程。那這兩三個禮拜的過程,其實我自己個人的心理壓力我覺得還蠻大的,……,我是到當場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麼,所以就是事先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我只能準備,我當初給他看的paper(論文),我自己找的文獻,paper(論文)帶過去,然後就是在當場就是仔細說明為什麼會去選擇這個藥物。(M02-03)」「我只是覺得他,有時候你看到一個很討厭……你很氣的人在你的對面,然後他又一直在defense(防禦)的時候,你會更氣這樣子。(M15-10)」三、進入病方文化脈絡深層理解視病猶親是個目標,讓醫師在調解時思索為何爭議會產生、是否之前的溝通有認知落差,並在調解場合盡力配合調解委員、理解病人表達的深層意涵。用白話來說,也可稱為「理解病方的弦外之音」,也是調解領域常用的IPI(Issue爭點, Position立場, Interest利益)分析法,探求病人背後的利益(Interest)。「講白的話,講白了就不值錢了。對,所以就是說你病方,你心裡面很難過我知道,但是你也要知道說,醫方他釋出來的那個所謂的肢體語言,或是他所背後,他願意做這樣的事情,他背後的意義是什麼。(M07-36)」未來醫預法實施後,醫療爭議的雙調解制度,需要對等的醫方調解委員參與(特別是醫師調委),身為雙調解委員,如能理解、體會與同理醫療爭議當事人醫病雙方的需求,先理解再調解,更有助於消弭醫病間的衝突與爭議,故我們提供一個不同的醫療視野,強調更多的人文關懷因素。此外,若要貫徹全人照護教育的精神、照護病人的身心健全之際,醫師也必須學會了解或照顧自己,才也是全人照護與跨領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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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30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二):爭議背後,看見受傷的醫者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療糾紛」。兩個月前有幸聽到王志嘉醫師非常精闢的演講,介紹「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醫預法)」。十分感佩王醫師的團隊在這幾年的努力,也深深覺得這與「醫病平台」希望促進醫病雙方的了解息息相關。非常高興他們百忙之中同意在醫預法即將實施前,以三篇文章有系統地介紹「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爭議背後,看見受傷的醫者」、「先理解再調解,雙調委化解醫病心結」。希望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能夠讓醫病間對醫預法更加認識,對於未來醫病關係更加有助益。延伸閱讀: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一):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醫預法,是醫療爭議或糾紛處理的第二法,也是三法中最重要的法規,歷經20餘年醫法病三方的努力,於今(111)年正式通過,該法的實施會導向以「溝通關懷調解」、「對話取代對抗」為主的醫療爭議處理機制。過去醫療爭議或糾紛發生後,多著重於病方觀點以及事件本身的處理,通常稱為醫療糾紛處理委員會或小組。近10年來,最大的轉變就是認為醫療爭議或糾紛事件,醫病雙方都受到傷害,而且也不僅事件本身的處理,尚包括心理的面向,不僅病方需要被關懷,醫方也需要被關懷。因此,自第七期醫療網(民國102–105年)將強化醫療機構處理醫療爭議事件的機制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輔導醫療機構成立醫療爭議關懷小組」不僅是政策,也成為各醫療機構、衛生局督考、甚至醫院評鑑的重點項目,醫療機構對於醫療爭議事件的處理,除了延續過去對於病方事件的處理,新增關懷的內涵,同時也將醫方的關懷列入。多數的醫者(以下簡稱醫師),特別是醫師,常處在順境,在醫療場域受到長官或學長指導或責難,常常也需心情調適。當發生醫療不良結果時,醫方的身心壓力,通常於一開始辨認出不良事件就會產生,也會去思考這件事為何以及如何發生,因而陷入混亂。之後,當進一步受到病方要求說明或是責難時,通常會不自覺的陷入侵入性反思(intrusive reflections)。反思,在醫療上一般是好事,我們常會在醫療上鼓勵學生反思,用以作為醫學人文教育,並達成全人照護的目標。然而,再侵入性反思就不是好事,因為他常伴隨著自我懷疑和內疚,如在過程中我錯過何事,是否能再做得更好等,會使醫師陷入的混亂加劇,產生第二次的焦慮。再者,院方為因應醫療爭議或糾紛事件、擬定因應策略、以利後續與病方進行協商,會進行組織機構的調查,此調查程序會引起醫師第三次的焦慮,包括長期以來建立的專業形象是否因此摧毀、同事間的信賴、以及就業的焦慮等。歷經三次心理情緒的重大壓力,醫師度過此醫療爭議或糾紛事件,最可能的結果是受到事件影響勉強留在醫界繼續貢獻,但喪失行醫的初衷與熱誠;也有可能克服醫療爭議或糾紛事件後,學到經驗後因而成長更繼續前進(最為樂見);或是從此退出醫療職場(最不樂見)。因此,醫療糾紛或爭議事件後,不僅是病人受傷,大多數的醫師也都受傷,或多或少也留下後遺症,這也正是醫學人文教育可以努力的地方。醫病關係的變化,導致行醫需要更多的專業素養,如溝通能力,傳統的醫病溝通無法因應現代的醫病關係,困難醫病溝通情境已成為最基本的教學,他有助於讓困難變成不困難情境,而避免醫學生或年輕醫師過勞(burnout)以及發生潛在的醫糾。然而,當發生醫療爭議或糾紛事件時,面對受傷的醫師,最需要的就是醫師自己的「因應技巧」以及外部的「資源協助」,這些都是在醫預法通過後,未來醫學人文教育可以融入的地方。醫師的因應技巧,最基本而重要的就是必須認知與體會「衝突理論」。當醫療不良事件發生時,病方有疑慮要求醫師說明是自然的事,然而可能因此發生衝突,但病方其實也不想發生,但就發生了;當醫療不良事件發生時,醫方內心已受到雙層衝擊,當再受到病方質疑時,如果沒有能力去因應,就會變得脆弱、無力感以及失去控制,這種負面情緒,會讓醫病雙方陷入惡性循環,強化其脆弱感和自閉。面對衝突,醫病雙方當事者都想要掙脫這種的傷害性狀態,但如果醫病雙方均無能力,就會讓此衝突加劇、越陷越深,但如果一方有能力去因應,情況可能就會不同。當醫方能夠尊同理與尊重,就有機會建立力量與自信,降低防禦心,達成增能轉移(empowerment shift),也由於防禦心的降低,願意從不同角度來看事情,就會產生認知轉移(cognitive shift),透過建設性與正面的對話,讓衝突有緩解甚至化解的機會。關於「資源協助」,是醫預法第二章的重要內涵,筆者以參與台北、北區醫療網等十縣市「輔導醫療機構成立醫療爭議關懷小組」的輔導經驗以及實際訪談發現,除了各醫療機構幾乎都有的「醫學專業的支持」、「其他的面向支持」 (院內互助基金或醫責險、SOP預警機制、鼓勵員工潛在醫療爭議事件通報、加強院工訓練與教育等)外,醫師或醫者最需要的資源協助有三:一、法律專業的支持從過去處理醫療爭議事件以及質性訪談的經驗,這部分也是當事人認為最需要醫療機構或其他人協助之處,其具體內容包括:實體法上是否違反醫療常規、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或有疏失,以及萬一進入訴訟,後續的程序會如何進行等。此外,以筆者過去的處理與訪談經驗,如將法律專業支持,與醫師當事人的個性及需求進行結合,達成法律風險分析的支持,將會更具有成效。二、關懷調解的支持醫師對於調解制度至今仍非常陌生,以及真實出現調解場景時需要的注意事項,更是壓力來源,筆者曾親自訪談接受衛生局調處的醫師親口所述提到:對於衛生局調處制度的不了解,常常成為潛在壓力與焦慮的來源,在等待調處的過程中,甚至引起二至四週的失眠。此外,真實進入調解程序時時,醫方更必須善用行醫所學及常用的醫病溝通技巧,包括察顏觀色(敏感度)、傾聽與同理心等應用。然而,由於醫師成為醫療爭議事件的當事人時,常常也會陷入情緒或主觀而不自知,故醫院醫療爭議處理人員在調處前的適時說明以及調處時的提醒,是非常關鍵的因素。三、心理情緒的支持「心理情緒的支持」是最困難、不容易做到、但最為重要的部分。主要是不僅涉及私密性,也需要與醫療機構有高度的信賴感,故如何建立私密性與信賴感,是「心理情緒的支持」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素,以筆者過去輔導的經驗,這部分進步最快,近幾年有發展出幾種模式,可參考如下之拙著,限於篇幅,筆者將不再贅述。本文得以完成感謝衛生福利部及藥害救濟基金會之公版簡報資料,以及部分內容引用及節錄自筆者發表於2021年11月第36卷第11期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之文章「淺談醫療爭議事件員工關懷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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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8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預法改變了什麼(一):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療糾紛」。兩個月前有幸聽到王志嘉醫師非常精闢的演講,介紹「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醫預法)」。十分感佩王醫師的團隊在這幾年的努力,也深深覺得這與「醫病平台」希望促進醫病雙方的了解息息相關。非常高興他們百忙之中同意在醫預法即將實施前,以三篇文章有系統地介紹「面對醫糾,病家不再求助無門」、「爭議背後,看見受傷的醫者」、「先理解再調解,雙調委化解醫病心結」。希望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能夠讓醫病間對醫預法更加認識,對於未來醫病關係更加有助益。《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以下簡稱:醫預法)在2022年5月3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6月22日經總統公布,距離前行政院衛生署於2000年首次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起算,已經過了22年。早期的提案,把解決醫療糾紛的重心放在如何避免訴訟、減少責任,關注事後的調解和補償機制;而今年所通過的醫預法,則從醫療糾紛產生的脈絡和原因著手,提出爭議前的「即時關懷」、爭議中「調解先行」與爭議後「除錯預防」,來做為醫療糾紛的解方。其中在即時關懷部分,簡單來說,就是考慮了「病人為什麼告醫師」的原因,所建立各種「疏導」機制,即使醫療事故不能避免,但至少透過溝通關懷避免醫病關係持續惡化。病人為什麼要告醫師?1994年知名醫學期刊Lancet刊登Charles Vincent等人訪談227位提出醫療訴訟的病人及家屬,探究其採取法律行動的原因,除了傷害事實之外,更取決於事件發生時醫療端的態度與溝通方式,病人和家屬希望透過訴訟達到:提升照顧品質,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需要解釋,讓家屬了解發生什麼事以及為何會發生;要求補償所受損害及未來的照護;以及希望醫療人員或機構了解病人受害的嚴重性及感受,並能記取教訓、承擔責任。國內多項研究也有類似發現,病人提起醫糾的動機不外乎對資訊的需求、情感需求以及經濟上的需求,其中「非經濟因素」的比重遠高於對賠償的重視;而事故發生後醫方「不聞不問」或冷漠態度等溝通上的問題,也是病人決定提起訴訟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在醫療現場,不良事件發生時,醫療人員關注的通常是病人病況,專業訓練讓他們很清楚如何為手術後出血的病人進行檢查、診斷和緊急處置,可是面對病人在術後第二天突然死於休克時,該如何告知家屬、如何與家屬對話、如何回應可能的質疑,卻是不小的挑戰,尤其是事發突然,可能連醫療端都還沒弄清楚為什麼病況突然改變,還處在自責和焦慮中,更遑論去顧及家屬的情緒,這時候的沉默或保留,就可能加深醫病之間的猜疑和對立。因此,要避免事件演變成爭議,首要先解決醫療事故發生時的溝通障礙。為此,日本推動醫療機構設置「院內調解員」(In-Hospital Mediators),在醫病發生爭議或衝突時,以中立的角色來促進醫病雙方對話及溝通,共同解決衝突。英國NHS在醫院設立病人諮詢與聯絡服務 (Patient Advice and Liaison Service, PALS),對病人提供資訊和支援,不僅可即時介入、解決病人對醫院的疑慮,並且可將意見反映給管理者,改進醫療服務品質。我國衛生福利部從102年開始,委託各區域醫療網的縣市衛生局,積極輔導醫院設置「關懷小組」,由醫院高層擔任召集人,成員涵蓋醫療、法律、心理、社工等相關專業,強調在醫療爭議的第一時間就有跨專業的團隊可以介入處理,與病家建立聯絡窗口,維繫溝通,進而傾聽病方、同理需要,促進醫病對話,另一方面也作為醫療人員的後盾,協助其與病方順利溝通。關懷小組實施多年,目前九成以上的醫院皆已設有類似的機制。醫預法賦予機構主動關懷義務 在這樣的基礎下,醫預法正式將關懷納入法律,規範醫療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時,對病人及家屬負有主動關懷義務,院內關懷過程有幾個重點:事故發生就要啟動關懷:新法不僅規範醫療機構應成立關懷小組、指定專業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團體來提供關懷,而且還必須在「醫療事故」發生一定時間內,主動啟動關懷機制,即時向病人、家屬進行說明、溝通,釐清可能爭議所在,而不是等到病方認為醫院應該為不良結果負責而提起「醫療爭議」才啟動。這樣的時機安排,已然包含了主動揭露與開放溝通的精神,除了緩和病方情緒、維繫信任外,也有助於後續調解程序平和進行。引進道歉法則精神,為主動揭露提供法律保護:不論是醫糾處理或病人安全文化的推動,揭露和表達歉意是非常重要的步驟,對於滿足病家資訊和情感上需要影響重大;但另一方面,因為擔心後續的訴訟和求償風險,往往使得這個步驟非常困難。法案為了鼓勵醫療人員在溝通關懷過程中,可以坦然揭露、勇敢表達遺憾、道歉或讓步,規範除非雙方當事人均同意,否則相關陳述不可以在訴訟中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為建立良好的院內揭露機制提供基本條件。確保溝通無障礙,並提供資訊和權益上的協助:新法規範當病人或家屬因為語言文化因素,或是因聽力、語言功能等障礙導致溝通困難時,醫療機構需要提供受有訓練的人員,來輔助溝通進行。若病人符合藥害救濟、生產事故救濟或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的要件時,醫療機構應該要主動提供資訊和協助。當事人可尋求第三方公正專家意見,協助釐清事實:大多醫糾病家的共同訴求,是想要知道醫療過程中發生什麼事,以及是否發生不該發生的錯誤,但醫療具高度專業性,當醫病之間缺少信任時,可能導致關懷過程的說明無法發揮釐清事實的作用。新法設置收費制第三方專家意見管道「醫事專業諮詢」,在院內溝通階段,若醫病之間對於醫療事實或見解的認知差距較大,可共同擬具問題並備妥相關病歷資料,向第三方機構提出申請專家意見,用以輔助事實的釐清和說明。建構支持環境 為更積極的病人角色作準備對一般民眾來說,「事故關懷」法制化,可預期將帶來更加開放的醫療環境,面對醫療爭議,也可望終結求助無門、必須使用極端手段才能表達訴求的時代,有更多正式資源和溝通管道可供運用或選擇。病人及家屬將不再只居於被動接受服務的角色,而是可以主動提出疑慮、表達需要、參與溝通,成為病人安全的重要參與者。為了協助醫病雙方在溝通對話上做好準備,衛生福利部自108年起,也委託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成立醫療爭議關懷資源網站專區及諮詢專線(02-23510740),為醫療爭議當事人(病人、家屬、醫療人員)提供諮詢服務,傾聽事件發生經過,協助當事人釐清訴求和需要後,再給予後續處理方式或管道的建議,並適時轉介資源,有需要的民眾或醫事人員可以多加利用。參考資料:Vincent C, Young M, Phillips A. Why do people sue doctors? A study of patients and relatives taking legal action. Lancet. 1994 Jun 25;343(8913):1609-13.國內相關研究例如:吳建昌(2012),「醫療傷害無過失補償制度之分析及臺灣民眾態度初探」,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101年度研究計畫案期末報告。黃鈺媖、楊秀儀(2015),「病人為何要告醫生?以糾紛發動者為中心之法實證研究」,台大法學論叢,44(4):1845-1885。陳學德(2019),「醫療調解模式之實證研究─以病家為何告醫師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63期:109-144。‧醫療爭議關懷資源中心網站 https://medcare.tdr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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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4 醫聲.Podcast
🎧|唐鳳親撰序文!專訪健保署長李伯璋談他的「健保改革日記3.0」
今年,全民健保政策在民眾端的滿意度,再度突破九成,無疑是滿意度最高的政策,卻也有其挑戰——在健保總額財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妥善分配資源,持續照顧偏遠、弱勢族群,避免血汗醫護的現況,同時直面昂貴的新藥新科技,在在都是考驗,顯見「改革」已經成為必然。將近七年前,一位來自台南的外科醫師,時任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院長的李伯璋,接下了健保署署長的職務。他用「一生懸命」的堅定,推動部分負擔、分級醫療兩大政策,以減少浪費為出發點,期望讓醫療資源有更有效率的分配。一步一腳印的改革歷程,李伯璋與健保署同仁,將其集結成冊,編成「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健保改革日記」,如今已經發行3.0版本新書,該書非常驚人的,從構思到付印、上架,僅花了不到三個月時間,其中最困難的「收齊稿件」,也只花了十餘天。除了李伯璋本人親自擔任總編輯,數位發展部首任部長唐鳳,也「跨行」為該書撰寫序文。唐鳳寫道,他與健保署多年合作,從旁見證健保署「屢屢突破萬難,使命必達,展現組織堅韌精神。」🎧立即收聽 按右下角播放鍵↓曾任外科醫師40年 李伯璋:醫界快樂工作,民眾將受益「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健保改革日記3.0」的序言中,李伯璋寫道,自己來自醫界,瞭解醫界疾苦,也一直努力扮演醫界和健保署的溝通橋樑。「從署長的角度來看,必須要照顧所有人的需要。」李伯璋笑稱,全台五萬名醫師,大家各有想法,人人都可以來當健保署長,不過在位者就必須有更宏觀、全盤的思維。事實上,李伯璋擔任外科醫師逾40年,家中還有兩個正在擔任醫師的兒子,鎮日「回饋」對健保的看法,他比任何人還要了解醫界對於健保的期待。在剛就任署長時,李伯璋曾問幕僚,醫界對健保署滿意嗎?健保署同仁以「不知道」作為回應。事實上,在百分之92.3民眾滿意度的背後,醫界對於健保的滿意程度,僅約三成。李伯璋說,在單一保險人的制度下,幾乎所有醫事人員都必須與健保簽約,他深知道,健保署作為醫界和民眾、雇主等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平台,「如果能讓醫界快樂的工作,真正受益的會是民眾。」總額占比下降、點值貶值 血汗醫護現況待解健保總額被圈內人比喻為一塊「大餅」,每年由民眾、雇主與政府等共同協商,決定餅的大小,多數的醫療費用都是由此大餅支出。李伯璋說,健保給付的項目,若依照類型區分,主要包括花費近三成且逐年成長的藥費,花費約一成的檢驗檢查費用等,其餘才是歸給醫事人員的診療費與診察費,分別僅占三成五及一成七,並且正逐年下降。在健保制度中,醫事人員對病患進行醫療行為的報酬是健保「點數」,而一點可以兌換成多少錢,就與該年度醫療服務多寡與總額中配給給醫事人員診療、診察費的金額有關。李伯璋指出,在能夠支付給醫事人員的總額逐漸減少的前提下,點值就會貶值,醫事人員的收入也會下降。「對醫療人員來說,他們的付出應該要得到合理的給付。」李伯璋說,在健保總額財務有限的情況下,具體可行的作法,就是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行為,把產生的點數量控制下來,提升點值,讓醫療生態回復正常。他認為,這將可以減緩血汗醫護的現況,同時,還能讓健保經費更多挹注於「急、重、難、罕」的弱勢患者身上。為此,李伯璋在上任以來,一心投入「有感的部分負擔」與「落實分級醫療」兩大健保改革方向。「有感的部分負擔」 新制調整後健保年省近百億在《全民健康保險法》中,針對部分負擔的規定是可採取「定額制」或「定率制」,現行的制度是定額制。以藥費來說,民眾需負擔的金額最高僅為200元。李伯璋說,這會造成民眾的「零元效應」,導致醫院沙龍化、藥物的浪費等情況。健保署規劃的部分負擔改革方案中,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將改為收取藥品部分負擔20%,上限300元。李伯璋說,此新制原訂於今年五月上路,然因疫情、社會等因素推延,至今仍未執行。他直言,希望部分負擔盡快上路,每年將可為健保省下超過99億元。>>看新制部分負擔說明不過,新制部分負擔相當於要民眾在就醫時,從口袋中多掏出錢,難道不擔心民眾反彈嗎?李伯璋強調,關鍵是要讓民眾「有感」,但也不能是讓民眾難以負擔的金額,「如果收得太離譜,民眾也會受不了。」他說,相信民眾可以理解,新制部分負擔是希望病患都能得到良好的醫療品質。「健保是大家的,我一直不希望把健保財務壓力,只放在醫院、醫師身上。」李伯璋說,過去健保署擔心民眾難以接受,所以不敢要求民眾。然而,在財務越趨窘迫的今天,健保亟須民眾、雇主、醫界、政府「共同承擔責任」。李伯璋用行醫經驗比喻,由於醫學仍有其極限,醫師無法一肩扛起患者的生死,但應該要善盡告知責任,與患者建立信任關係,就能減少醫療糾紛。他回憶,過去一名患者去世之後,胞姊把妹妹所寫的日記拿給李伯璋看,患者於其中寫道,「就算不幸離世,也要死在李伯璋醫師手裡。」醫者與病人之間的互信,李伯璋希望也能存在民眾與健保之間,藉由責任的共同承擔,讓健保「越改越好」。資訊科技用於健保 加速落實分級醫療由於就醫便利性高,部分民眾就醫時習慣不論大病、小病,都前往大醫院,希望受到「名醫」的照顧,這導致分級醫療推展困難。李伯璋指出,過去推行分級醫療時,「並沒有利器,只能靠道德勸說。」他認為,透過新制部分負擔,以及資訊科技的運用,可以加速落實分級醫療。李伯璋說,如果民眾在自家附近醫院診所看診的時候,醫師可以在電腦中看到在大醫院的檢查結果,民眾就會更有意願在基層診所看診。他指出,過去要實現醫療資訊共享,需要透過燒錄光碟等方法,曠日費時。李伯璋任內在前衛福部長陳時中的支持下與中華電信合作建置光纖網路,將資訊上傳雲端,現在醫療院所不論層級大小,都能同步看到患者的就醫資訊。「診所的醫師,也曾經在醫學中心裡面受過訓練。」李伯璋說, 小診所的醫師能力並不會因為工作環境是一間「小廟」就打了折扣,民眾需要的是醫師的知識與判斷力,整合患者在大醫院使用專業設備的檢查資訊,將能加快分級醫療,這也是他推動資訊科技應用於健保的初衷。【相關文章】李伯璋/分級醫療 讓醫病雙贏破冰船比喻健保署角色 李伯璋:為健保開闢航道在「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健保改革日記3.0」的封底,印有一艘破冰船,穿梭在廣袤的冰河上。簡短的摘要中寫道:「健保在實務上努力改革成效及服務數位轉型經驗,就像駕駛破冰船開闢安全的健保航道,祈願民眾、醫療人員與健保署能互相信任、不畏艱難,共同克服各種挑戰!」健保署這艘破冰船的「船長」,非李伯璋莫屬,一路從外科醫師、醫院院長,做到健保署長,他看過醫界「被健保壓榨」,也聽過弱勢病患為了救命用藥的疾呼。李伯璋堅定走在健保改革的路上,除了當部分負擔最有力的傳道人,也要為健保開闢出一條最可行的航道。李伯璋衷心希望,透過使用者付費的部分負擔,讓民眾更珍惜醫療資源、讓醫事人員獲得應有報酬、讓弱勢患者延續生命,更重要的,是要回歸初衷,讓健保這把大傘,繼續為病患分擔個人難以承擔的風險。【新書介紹】https://www.mohw.gov.tw/cp-16-71893-1.html李伯璋小檔案現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科教授經歷: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院長台灣移植醫學會理事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主任學歷: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學士國立成功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Podcast工作人員聯合報健康事業部製作人:韋麗文主持人:韋麗文、林琮恩音訊剪輯:林琮恩腳本規劃:林琮恩音訊錄製:周佩怡特別感謝: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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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1 醫聲.Podcast
🎧|未來台灣看不到外科醫師? 「副總統的醫師」陳晉興3大策略盼留住人才|理事長講堂EP6
走下手術台脫下乳膠手套,才發現院外天色已晚。清晨六時許,朝陽甫透出天際,他還要驅車前往位於基隆路上的台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查房,並參加分院的院長室會議。下一站,是仁愛路上台大醫學院。講完課,穿過蜿蜒的迴廊,來到中山南路的台大醫院。下午的門診,超過百位患者等待他問診,排刀情形更是幾近緊繃。台大癌醫分院、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總院「三點一線」,構築成台灣外科權威、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理事長陳晉興的日常。行醫逾卅年,執刀超過一萬五千台,前副總統陳建仁、知名媒體人陳文茜等人罹患肺癌時,都是由他執刀。陳晉興忙碌之餘,仍掛心台灣外科人才培育,過去的四大皆空,如今成為內外皆空:外科辛苦,又是醫療糾紛的高風險科別,他提出針對人才羅致困難科別設計獎勵制度的建言、帶領團隊開發外科醫師訓練用的虛擬實境模擬器,也鼓勵學生不因一時的醫療糾紛而放棄外科理想,以免台灣走上沒有外科醫師的未來。🎧立即收聽 按右下角播放鍵↓曾連續值班15天 靠成就感堅持至今陳晉興在1993年進入台大醫學院。大學四年級時,受到當時導師、台灣心臟外科權威朱樹勳啟發,早早就選擇走上外科之路。他回憶,當年朱樹勳突破法律匡線,完成台灣首例心臟移植手術,轟動一時,媒體大肆報導,十分激勵人心,「我當時就下定決心,希望做一個救人性命的外科醫師。」雖然一路走來十分辛苦,但陳晉興說,「成就感很大。」早年台灣醫師人數較少,患者相對尊重、感謝醫師,也因此醫師的社會地位較高。靠著這份成就感,陳晉興在外科的道路上堅持至今,不但當上台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副院長,同時擔任台大外科教授,投身外科醫師人才培育,還曾獲台大教學傑出獎。「四大皆空」剩兩大 小兒外科人才缺乏最嚴重「說老實話,早期外科醫師缺乏就很嚴重。」陳晉興透露,在他還是醫學生的時期,外科是熱門科別。然而,因為醫學系較少,即使熱門,外科醫師人力還是相對缺乏。陳晉興說,在他開始當住院醫師時,曾經遇到兩位醫師值急診、兩位醫師值加護病房的情況,「一個人要值15天,幾乎每天都待在醫院、不能休息。」台灣的醫療人力,曾經經歷一段「四大皆空」時期—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都出現人力缺乏。時至今日,小兒科及婦產科的醫師人力,在政府因應少子化的政策鼓勵下已緩解,獨留內科、外科「兩大皆空」。陳晉興說,以外科而言,仍有相對熱門與相對冷門的科別之分,如整型外科及神經外科。前者因為未來可投入已成為趨勢的醫療美容,或成為開業醫師,故很受醫學生歡迎;後者則因患者較多,醫療費用多,醫師的經濟收入也較有保障,也有不少醫學生願意加入。反觀小兒外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與心臟外科,則是相對冷門的外科科別。陳晉興說,其中人力最缺乏的是小兒外科,除了患者人數較少,也因為考量到孩童家長因年紀尚輕,經濟能力也相對較弱,連帶醫師的收入也可能不如其他科別多。陳晉興說,若以小兒外科醫護人員和其他科別相比,因為小孩好動、血管又小,光是抽血的時間,就可能是大人的數十倍之多。然而,目前的健保點數至多僅有兩倍,無法反應該科別醫護的辛勞,導致新血不願意投入。種種現況,都讓外科醫師的人才來源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站在外科人才培育最前線,陳晉興對此特別有感觸,他提出「三大策略」,希望台灣儘早脫離外科人才缺乏的泥淖。策略一/「熱情無法一路燃燒」 醫院應設奬勵制度一位外科醫師的養成,從進入醫學院到能夠獨當一面,從容自信地為患者執刀,至少需要十年的時間。也因此,選擇外科,非常考驗醫學生的毅力。「光是住院醫師,我就當了七年。」陳晉興以自身經驗為例,他先在省立台北醫院(現為衛福部立台北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後來先入伍服兵役,退伍後又到台大醫院重新開始訓練。陳晉興表示,依照規定,當年胸腔外科住院醫師的訓練時間是五年;訓練結束之後,還要再當一年的「研修醫師」,協助老師做研究、擔任手術室助手。一位年輕醫師得要熬過這些訓練,才能升上主治醫師,在醫院開設門診、收治患者。不過,因為人命關天,不容差錯,真要能獨當一面為患者進行手術,其實還需要更多訓練、累積經驗。「來找我談,表明快要無法堅持下去的學生,不在少數。」外科醫師的訓練之路,絕不輕省,陳晉興說,面對極度忙碌的生活,要日復一日的堅持下去,一定要對外科「有興趣」。陳晉興說,對於喜歡外科的醫師而言,進開刀房就好像進樂園一樣,「你會很開心,整天下來都不覺得累。」若是對外科沒有興趣,及早轉行也許是更好的選擇,「如果真的有興趣,長久持續的做下去,慢慢的就會做出你自己的名聲。」不過,陳晉興也強調,光靠一股「熱忱」,還不足以成為年輕醫師留在外科的動力,政府、醫院應設計獎勵制度,才能留住人才。故陳晉興認為,除了健保給付的保障之外,在醫院的行政體系中,設立獎勵金制度尤為重要,「熱情沒有辦法一路燃燒,需要倚靠制度設計,給予經濟支持,才能長久。」知識補帖/一位專科醫師的養成,要經過哪些流程?國內現行6年制醫學院制度中,醫學院學生入學後,前4年是基礎醫學課程;接著大五、大六兩年時間,則進行臨床見習。醫學生畢業後,首先須接受「不分科住院醫師(Post Graduate Year, PGY)」訓練,2019年起規定訓練時間為期2年,並分為PGY1、PGY2兩階段。最後才得以分科至各科別擔任住院醫師(Resident, R),並接受專科醫師訓練。專科醫師的訓練時長,依照科別各有不同。依據規定,若在PGY2選擇進入人才稀缺的內科、外科、兒科、婦科,提早開始相關訓練,在專科醫師訓練時,可折抵一年時間。根據衛福部醫事司資料,專科醫師訓練年限最長者為神經外科、整形外科,須耗時6年。策略二/醫療糾紛成外科人才阻力 陳晉興:對患者不要欺瞞、真心相待醫療糾紛總與外科醫師聯想在一起;擔心遇到醫療糾紛,是醫學生選擇外科的最大「推力」之一。陳晉興說,醫療糾紛可說是擔任外科醫師的必經之路,「如果你都沒有醫療糾紛,那大概是開的刀太少、病人太少,所以取樣不夠。」他以美國大聯盟投手比喻,當一位投手球投得多了,一定有被全壘打、被得分的時候,防禦率不可能是〇。(相關新聞:「立法院三讀通過『醫預法』 醫糾事件需調解、評析先行」)開了破萬台刀的陳晉興,醫療糾紛自然沒少碰過,也是因此,他總可以用自身經驗鼓勵因醫療糾紛而身心受挫的學生。「對於每一個病人,我們一定要盡力。」陳晉興說,既然醫療糾紛因為病人體質的不同等原因而難以避免,外科醫師可以做到的是謹遵手術常規,每次手術全力以赴,盡心盡力,才不會留下遺憾。陳晉興指出,有時醫療糾紛「不見得是醫師犯錯,而是家屬的不諒解。」若與患者、家屬建立好關係,醫療糾紛就不易發生。「所以我現在有一個習慣,開完刀的病人,我一定給他我的手機。」當患者知道可以隨時聯繫得上醫師,心裡也就多一分「安心」。陳晉興把病人當朋友,真心相待。他也強調,對待病人要「真誠」,絕對不能欺瞞。若是外科醫師有所隱瞞,或是未明確告知危險性,一旦發生手術事故,或是患者生理反應不良而出現併發症等情況,對於患者、家屬的心理衝擊更大。陳晉興總是明確告知患者,手術的好處、風險分別為何,「不會因為要叫你來開刀,就避重就輕,說手術很簡單、危險性很小。」當醫療糾紛無可避免地發生時,陳晉興說,對於外科醫師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有同理心。患者因為醫療行為而蒙受損失,甚至失去生命時,對於患者、家屬,以及醫療團隊「都是很痛的事情。」陳晉興說,即使如此,醫師還是要正面面對,尋求法律顧問協助,醫院也會出面協助協調、和解,並協助支付和解費用。醫療糾紛對於外科醫師的心理衝擊,無疑相當的大。陳晉興坦言,「這需要隨著時間才能解決。」他鼓勵外科醫師,不要因為一時的醫療糾紛,而放棄了行醫救人的理想。策略三/虛擬實境模擬手術 強化外科醫師訓練品質 「教授,真的是你幫我主刀嗎?會不會請你的學生來主刀?」陳晉興患者的擔憂,為臨床經驗的重要性,下了最好的註解。陳晉興說,現在年輕醫師受訓時間雖較早年短,但以台大醫院體系為例,住院醫師仍需接受分派至雲林、新竹、癌醫中心等分院歷練,經過數年後,再回到總院擔任主治醫師。然而,當上主治醫師後,還需要累積非常多臨床經驗,才能把手術作好。「住院醫師要五到七年,主治醫師要差不多五年以上,才會慢慢成熟。」陳晉興說,若執刀的外科醫師沒有足夠經驗,患者出現併發症的機會也會增加。年輕醫師需要累積臨床經驗,又不能把患者拿來「練習」,將其生命置於風險中,於是有了「以豬代人」、虛擬實境(VR)等解方。陳晉興說,早期醫學院的訓練,是使用豬隻進行動物實驗,或利用大體老師讓醫師、醫學生練習解剖。然而,國內大體老師來源稀少,非常珍貴;若從國外引進,費用也很高。陳晉興說,日前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舉辦研習營,利用豬隻與大體老師,讓會員實際演練胸壁重建與肋骨骨折手術。這場四十餘名會員參加的活動,成本超過一百五十萬元。雖由學會與合作廠商全額補助,會員不必支付高額費用,不過陳晉興直言,「這不是常態。」陳晉興透露,近期台大醫學院考慮與廠商簽約,購買或租用虛擬實境手術模擬器材,供醫學生、年輕醫師學習;台大醫院外科團隊,在陳晉興的帶領下,也正透過與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的產學合作計畫,開發未來可用於外科醫師訓練的「虛擬實境手術模擬系統」,該系統未來除了用於訓練,也可以輸入患者的各項參數,在手術前進行實戰演練,降低手術意外發生率。藉由虛擬實境的手術模擬系統,醫學生或年輕醫師,可以在不傷及患者的前提下,熟悉手術器械的使用,進行切割、止血、縫合等手術過程的操演。陳晉興說,此系統雖仍無法與真實開刀房情境相比,「但是感覺不錯、還蠻有真實感,你真正要用的時候,馬上就可以上手。」「比如說,我們明天要開一個很複雜的手術,如果可以透過這個虛擬實境,把病人資料建置到電腦,在開刀前就可以先練習、先了解病人的解剖構造。」陳晉興說,這就像飛行員要駕駛模擬機,「從台北到紐約,已經開了上百次,真正上場就不會很慌張。」他指出,在國外許多醫學院、醫學中心,針對醫學生的訓練,都已朝向虛擬實境,「除了保障患者權利,也能夠兼顧年輕醫師的訓練品質。」台灣外科醫療名列前茅 陳晉興:應引以為傲「台灣其實必須要為我們的醫療成就驕傲。」陳晉興說,台灣不少胸腔外科的研究論文,在世界名列前茅,舉例來說,他在2011年發表於國際期刊的一篇論文,已累積逾兩百次引用,相當驚人。此外,陳晉興與其醫療研究團隊,領先全球,發明了不必使用呼吸管,僅需透過靜脈麻醉的微創手術。他更曾獲邀於維也納舉行的2016年世界肺癌大會演講,並在捷克進行兩台示範手術,「幫兩個歐洲人,一個做肺葉切除、一個做楔形切除的手術。」可見台灣外科醫療水平已超越部分歐洲國家。 走過艱難的訓練,躍上國際為台爭光,又成為培育人才的醫學教授。陳晉興的經歷,可說是台灣外科醫師的一幅縮影,提醒著初踏上救人之路的年輕醫學生,「選擇一條難走的路,也許可以走得更精彩。」(看陳晉興最新著作:「開卷有醫|陳晉興:肺癌死亡率高且健保花費居十癌之首,全民須謹慎面對」)陳晉興小檔案現職: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理事長台大癌醫中心分院副院長台灣大學醫學系外科教授經歷:美國德州大學MD Anderson癌症中心研究員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台大醫院胸腔外科主任學歷: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台大醫學系醫學士獎項:台灣大學教學傑出獎財團法人青杏基金會青杏醫學獎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有庠傑出教授獎台灣醫學會故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Podcast工作人員聯合報健康事業部製作人:韋麗文主持人:林琮恩音訊剪輯:滾宬瑋剪輯協力:林琮恩腳本規劃:林琮恩音訊錄製:滾宬瑋特別感謝: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台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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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9 焦點.杏林.診間
一人顧35床,崩潰的一夜讓她懷疑是在救人還殺人?暴走女外科劉宗瑀,溫柔堅定地推動醫護勞動人權
今年五月,公視醫療喜劇《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上映後,掀起熱烈討論。在劇中,藝人蔡淑臻飾演個性直來直往、放浪暴走的女外科醫師「小劉」,從醫學中心放逐到鄉村醫院,最終尋回濟世救人的初心。這齣戲正是改編自阮綜合醫院乳房外科主治醫師劉宗瑀的真人真事。人稱「小劉醫師」的劉宗瑀,在網路上寫著一篇篇關於醫護勞動人權、性教育、家庭育兒酸甜苦辣的文章,文筆犀利詼諧,穿插嘻笑怒罵,卻也反映出醫護人員面臨的真實處境,包括:面對生與死,該如何坦然釋懷?當工時過長、工作過勞、長期高壓,又不幸發生醫療糾紛時,該如何保持當初從醫的初心?人生的酸甜苦辣在醫院中活生生地上演,經由小劉醫師的妙筆生花,不但讓局外人得以一窺白色巨塔內爾虞我詐,更顯露出她對捍衛醫護勞動人權的堅定決心。想走外科,卻遭親友勸退在台灣,只要孩子會念書、功課好,難免會被逼念醫學系,劉宗瑀也不例外。第一年考上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的她,在母親的殷殷期盼下選擇重考,隔年考上長庚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劉宗瑀先在林口長庚、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間往返見習三年,然後返回家鄉高雄,進入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在接觸並瞭解各科內容後,她唯一感興趣的就是外科。不過,一開始她的外科之路走得不太順利,「所有人都勸退我說:『女生走外科,很辛苦又累!』」不敵週遭強烈反對聲音,劉宗瑀只好先到兒科待了一年,結果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處理小孩受傷的問題和安撫家長的情緒。兒科屬於內科,步調較緩慢,「我的個性比較急、沒耐性,外科給人的感覺很熱血,能激勵、感動人心,又可以看到病人有明顯進步,讓我更有成就感。」放不下外科夢的她還是決定轉換跑道,原本打算先做個三、四年,若真的不行再轉到其他科別,「至少我挑戰過了,不會覺得不甘心。」沒想到,這一待就是十幾年,直到今日。血汗外科,吃苦當吃補在外科世界,尤其又是某些血汗醫院中流傳著一句話:「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畜牲用。」不論男女,只要一進入外科全都得認命,把吃苦當吃補。實習期間,劉宗瑀是醫院外科裡的唯一位女醫師。在她之前的上一位女外科醫師早已是師字輩等級,兩人之間隔著二三十年的空窗期,可見女性外科醫師的稀有程度。她解釋,醫學臨床分科把「內外婦兒急」等性命相關的科別稱為「五大科」,工作壓力大、工時長,還需要輪流值班以應付緊急醫療狀況。其中,又以外科的男女醫師比例失衡最嚴重,還有醫護人員過勞、人力分配不均等問題,導致現今願意投身五大科的新血愈來愈少。醫學生畢業後,寧可選擇「三小科」(耳鼻喉、眼、皮膚),受訓過程不但輕鬆,將來還可以在外自行開業。然而,正所謂「外科虐我千百遍,我待外科如初戀。」雖然外科醫師工作時間超長,受訓過程慘無人道,甚至可能有過勞死等生命危險,但每年還是會有一些「想不開」的醫學生選擇踏上這條不歸路。劉宗瑀說,外科醫療現場判斷的緊急感與自己的個性能產生共鳴,老師和學長的個性也都是如此。「開刀房是極高壓的環境,醫生們常常會講些五四三的黃色笑話來放鬆心情。要講黃色笑話我也沒在怕的,甚至可以講得比他們更黃、更暴力!」直來直往的她哈哈大笑,每日混在一群男人堆中,即便被稱做「男人婆」她也毫不在意,因為她清楚,選擇自己真正有興趣的科別,才能走得長久。人力短缺,一人照顧35床然而回想起住院醫師受訓的那段日子,劉宗瑀只能以「慘烈」兩個字來形容。當時住院醫師尚未納入《勞基法》的適用對象,工作採責任制。平日白班結束後,緊接著就要輪值夜班,到了早上只能撐著眼皮繼續工作,每次值班就是連續兩天不用睡覺,而這樣的日子每個月要重複十多次。「休息是什麼?」劉宗瑀說,在住院醫師裡的字典裡,找不到這兩個字。台灣醫學教育人才養成本就不易,尤其外科醫師的培養過程更是漫長,除了要面對扎實嚴酷的醫學教育訓練,開刀久站、值班熬夜、過勞、高壓、高風險等問題,女性更要面臨生理痛、懷孕、水腫等不適。醫療環境的崩壞,不少當初懷著雄心壯志投入外科的學弟們,禁不住如此長期非人道的折磨,一個個陣亡倒下,提出辭呈。當時擔任總醫師的劉宗瑀,要負責各種排班與大小雜事的協調,面臨大票學弟們離職而突然空出來的班表,令她不得不向院方請求協助。然而院方卻決定以現有人力無限擴大負責所有的值班區域,尤其三間共35床的加護病房,原本由三位醫師照顧已頗為吃緊,竟然也縮減到一個人來承擔。負責任的她面對這樣不合理的要求,咬著牙扛了下來,甚至把人力最短缺那幾日加護病房班留給自己值。當時劉宗瑀正懷著第一胎,她白天上班,晚上值大夜照顧三間加護病房的病人,還要兼顧急診室的會診,時常能在深夜裡見到她挺著日益變大的肚子,不斷在不同大樓間來回地奔跑。 一開始,劉宗瑀覺得還能拼一下,但當孕期的不適一個接一個找上門,身心俱疲的她,終於也逼近了臨界點。崩潰的一夜,是救人還是殺人臨盆前兩個月,長期熬夜的她患了重感冒,為了寶寶健康又不敢亂吃藥,病況纏綿不絕,咳嗽一直都好不了。看診時「咳咳咳咳咳」,開刀時「咳咳咳咳咳」,嚴重時甚至一咳就漏尿,不論用產褥墊或成人紙尿布都沒有用,最後居然沒有乾淨的褲子可換穿。但她又不能請產假,總醫師也是臨床訓練的最後階段,只要考過專科醫師證照就能取得主治醫師資格,一旦請假超過兩個月,隔年就得重新受訓一年,之前的辛苦等於付諸流水。除了狂咳不止外,大腹便便的她晚上根本無法躺平睡覺,只能坐在值班室沙發休息。明明是酷暑如火的七月,她全身裹著厚重的衣物卻還是感覺冷得要死。值大夜班時一遇到緊急狀況,老公蜜蜂先生還必須牽著她的手、撐著她到急診室會診,因為她已經完全沒有力氣起身和走路。住進加護病房的病人原本就猶如一顆顆的未爆彈,偏偏在某個值班的夜晚一口氣爆炸開來,先是一名病人呼吸衰竭,又有一名病人血壓下降,當她正在進行急救時,手機響起,另一區的病人癲癇發作。・「小劉醫師三十床的阿公黑掉了!」「立刻On endo(插管)!」劉宗瑀才把喉頭鏡放入病人嘴巴,卻發現左移右挪都抬不起病人的下顎,猛然才想起原來是因為自己挺著大肚子。「幫我拉!」在護理師的幫助下終於順利將氧氣送入病人肺中。・「第二加護病房敗血性休克!」「CPR(心肺復甦術)!」嘴邊喊著,劉宗瑀直接跳上病床上雙手交叉準備心臟按摩,卻被肚子擋住不好施力,只能顫抖著被護理師拉下床,由她們輪流按壓……・護理師大口地喘氣、病床吱呀吱呀地哀嚎、生命監測儀器急促地提醒……混亂間一陣尖銳的手機鈴聲再度響起:「劉醫師,病人seizure(癲癇)!」對面的護理師喊道!「這裡在CPR沒空,先打抗癲癇藥,快死了再叫我!!!」劉宗瑀只能朝著話筒大吼。・・・「我的意識只剩下把工作反射性做完,完全忘記自己其實是個快生產的孕婦。」劉宗瑀回憶說,「從凌晨兩點忙到天亮交班後,護理師把渾身發抖的我架到旁邊的角落吸氧氣,比插管的阿公還要喘。」死死握著細細的氧氣鼻管,劉宗瑀像是抓著汪洋中的稻草,人來人往、嘈雜的急診室中,她只能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聲……「再這樣下去,會有病人死的,而我跟肚子裡的小孩也……」恐懼加上喘不上氣,緊緊攫住劉宗瑀的心臟,恍惚間,她突然醒悟:「我怎麼把自己逼到這個地步?這根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殺人!」不願當制度的幫兇,只能離去醫護人力不足,對病人生命安全來說是一大威脅。在醫療崩壞疾風下,醫師與護理人員仿如走到窮途末路。當天回家,劉宗瑀握著蜜蜂先生的手崩潰大哭:「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要再值這種會死人的班、我不想要當這種會害死人的外科醫師!」那是她這輩子第一次說出:「我不要當外科醫師。」當初滿懷雄心壯志的熱情進入外科。受訓期間,師長們醫者仁心的風範,歷歷在目,結果卻是一個個陣亡離職,新進來的戰力又不能馬上派上用場。身陷不足人力的值班陷阱中,醫師被迫去謀殺這些病人……堂堂一個醫學中心,病人居然得快死了才找得到醫師,這樣真的是對的嗎?一週後,劉宗瑀將每晚的值班慘況呈報長官,換來了一番檢討與事後諸葛。她憤而拍桌起身,抗議醫院的值班人力安排簡直與殺人無異,卻無法扭轉院方態度,只換來冷冷一句:「這樣配置符合評鑑規範」。「如此高壓的工作環境,我實在無法再多撐一年。對我來說,專科醫師證照就像一面高牆,身懷六甲的我,想要跳過這面高牆,卻怎麼樣也跳不起來。」劉宗瑀苦笑著說。就這樣,在滿懷悲憤下,她遞出辭呈,跑去屏東當醫師。一個台灣,兩個醫療世界最近,公視播出《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改編自劉宗瑀的同名小說,正是描述她在屏東行醫寫照。她每天上下班的路線,都跟運豬車同進同出。「我以為屏東在高雄隔壁,相差不大。沒想到跨過高屏溪,城鄉醫療資源差距超乎想像,令我深受震撼,」劉宗瑀坦言。例如,曾有一名七、八十歲的病人求診,經檢查出是手部長出罕見的骨肉瘤。劉宗瑀對病人說,必須先做核磁共振檢查,再切片,然後做化療。但這一切都是按照教科書上教的流程,非常理想化。實際上,在醫療資源不足的屏東,光是做這些檢查和化療,必須分別跑兩、三家醫院,才能完成全部流程,病人很可能就此放棄追蹤與治療。如果病患有心要醫治,則得跨越高屏溪,到高雄的醫學中心或大醫院診治,搭火車轉公車或捷運,從早上排檢查,等到醫師看診,再回到屏東家中,已是晚上。她也曾遇過15、16歲的年輕人因車禍而嚴重外傷,送進急診室時心跳、血壓不穩定,還內出血,需要緊急開刀。但家屬一聽到要搭乘救護車轉到大醫院治療,就放棄了。「原來,我之前是過著多麼『醫療天龍國』的生活。原來,人的命真有貴賤之分,城鄉差距居然如此大不相同。」劉宗瑀感慨地說。那時深刻體會到離開了大城市,鄉下地方的生命力都很強。如果不是強悍的生命力,根本撐不下去!但由於往返屏東和高雄的路途遙遠,每天來回車程至少要三小時。有時半夜急診劉宗瑀被叫回去開刀,開車時精神渙散,醒來時發現自己竟然將車子開到人行道上,讓她嚇出一身冷汗。最後,她還是決定回到高雄市區的醫院工作。(本文獲《醫學有故事》授權刊登,完整內容請看>>精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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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6 醫聲.領袖開講
專訪衛福部長薛瑞元:醫法雙修 將調部分負擔 還要推這兩項政策
前言:防疫、健保2難題 考驗衛福部長薛瑞元挾著防疫指揮官盛名,連續兩年半來占據新聞版面,陳時中可說是歷年來知名度最高的衛福部長,「阿中部長」、「鐵人指揮官」滿意度一度超過九成,但到下半場,已是毀譽參半,參選台北市長,丟給後繼者薛瑞元「防疫」、「健保」兩大爛攤子。BA.5變異株已入侵社區,未來幾周恐掀起另一波疫情高峰,將成為薛瑞元上任首要挑戰。薛瑞元雖不是防疫指揮官,但身為部長,仍須承擔實際責任,談到疫情時,他戒慎惶恐,「不敢樂觀、積極面對」,但沒有實際指揮調度之權,英雄無用武之地。至於健保,是薛瑞元須承接的另一個爛攤。儘管醫界、醫院早做好準備,部分負擔新制可準時上路,但疑似為了選舉,不想被扣分,陳時中最後決定延後實施時程,將燙手山芋留給下一任。熟悉健保財務困境的薛瑞元接受專訪時,允諾一定會在年底實施新制,不過,當了這次黑臉,不久後還需面對調漲費率的難題,到了明年,健保法定安全準備金一定低於一個月,勢必再面對調整健保費率的議題,屆時薛瑞元可能會成為首位「任內雙漲」的衛福部長。陳時中擅長「口號式」防疫,面對媒體時,總能想出絕讚吸睛的標題,如「射出三支箭」、「即將看到曙光」,博得關注及網路聲量。相較於陳時中掩不住的政治企圖心,七月十八日扶正就職的薛瑞元,顯得穩重儒雅,說起話來,邏輯精準有序,對於前任者留下的兩大考驗,相信專精醫學、法律等兩大專業領域的他,應能想出良方,逐一解決。本文重點一、部分負擔年底前上路 再調費率需要節奏感 二、傳染病防治法缺乏彈性 薛瑞元著手修法 三、砸重金未改善「生少死多」 推兒童醫療網四、周產期致死、早產、感染 列新生兒三死因部分負擔年底前上路 再調費率需要節奏感「健保部分負擔調整,今年一定上路。」健保財務是歷任衛福部長重中之重,年底安全準備金不足法定標準,原本公告5月15日上路的部分負擔新制又因疫情延後,衛福部長薛瑞元表示,部分負擔新制年底前一定會實施,但若同時調整費率,「民眾可能會受不了。」計畫先展開健保法修法,納入慢性病防治及全責護理,並重新精算費率。薛瑞元自7月18日上任,在即將屆滿1個月之際接受本報專訪,暢談上任後重大政策方向及挑戰,除了健保,全民抗疫兩年多,希望傳染病防治法有更多彈性因應防疫,所以也將展開傳染病防治法修法作業;國內面臨少子女化,新生兒死亡率又偏高,搶救下一代,計畫建置兒童醫療網及兒童守護天使制度,期盼年底前可順利實施。 健保部分負擔新制暫緩後,衛福部一直強調沒有實施時間表,薛瑞元首度證實年底前一定上路。對於是否還會調漲健保費率,薛瑞元表示,新冠疫情侵襲全球兩年多,改變經濟情勢,近日美國通貨膨漲等議題都可能影響台灣,必須一併考慮,「如果調整部分負擔後,再同時調整費率,民眾會受不了」。另外,薛瑞元也指出,目前健保費率已達5.17%,距離健保法規定的行政調整上限6%,只差0.83%,「早晚會面對調不動費率的問題」,往後勢必要修法,但修法不可能只修費率,必須整體考量。目前福部已組成健保修法小組,計畫將打開費率天花版,但同時將全責護理納入看護給付,並加上慢性病預防兩大方向。住院陪病是許多家庭的難題,請看護更是沈重的經濟負擔,薛瑞元表示,目前研擬醫療體系內的護佐納入全責護理,成為護理師的助手,由健保給付。雖然有人認為,護佐不屬於醫療行為,不該由健保給付,但薛瑞元認為,若是護理照顧的一部分,健保無可迴避,當不同意見爭議不下時,可透過修法解決。疾病預防依法不在健保給付範圍,但薛瑞元說,從疾病管理概念,避免病情嚴重可降低醫療支出,例如國健署及健保署推動「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期盼推廣至所有慢性疾病。薛瑞元回想,他擔任屏東縣衛生局長時,就希望健保整合預防與治療,他還特定北上向當時的衛福部次長林奏延陳情,現在期盼透過修法確定權責,幫助更多患者。若今年調整部分負擔,明年是否就不會調整費率?薛瑞元沒有把話說死,僅說「各種可能都有。」但如果明年不調費率,待總統大選後再調,屆時調整幅度恐不小。他表示,這要看健保署如何精算,並和社會充分溝通,找到節奏感,此為下階段須處理的事情。健保接下來的三個步驟,先是部分負擔上路,再來是研議健保費率調整及「健保法」修法。薛瑞元說,健保法修法為是為了進行收入面、支出面改革,是延續的過程,在既有的道路、架構進行調整,而不是更新、重來的改革。他強調,這並非三代健保,或可稱為「二代健保精進版」,笑說「沒有那麼大的野心再創出新一代健保。」傳染病防治法缺乏彈性 薛瑞元著手修法全國新冠疫情延燒兩年多,衛福部長薛瑞元長期在指揮中心協助防疫,看到目前「傳染病防治法」有所不足,為銜接明年6月30日到期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已成立修法工作小組並展開修法作業,兩大重要修法方向是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和隔離檢疫更有彈性。薛瑞元說,依現行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全國共22家應變醫院,可將傳染性疾病患者集中收治於專責病房,但面對Omicron疫情,發現病患遍布各地,且疫情初期重症患者多,不可能集中收治於少數醫院,加上新冠病毒與SARS不同,沒有發燒的明顯定義症狀,也完全在有傳染力之前集中收治。薛瑞元表示,即便要集中收治確診病人,還必須清空應變醫院病房,但部分應變醫院同時也是急救責任醫院,清空病房會排擠其他疾病患者的就醫需求,「這樣是行不通的」。所幸新冠疫情初期於Alpha變異株流行時,由各醫院分散收治確診病人,度過疫情衝擊,修法方向為集中與分散收治並存,因應疫情變化,可彈性處理。其次是修法調整傳染病確診病人的隔離檢疫方法及流程,薛瑞元說,如傳染病的通報時間、確診病人的隔離措施、隔離通知書發放等,將一併檢視,如Omicron疫情時,一天增加數萬例確診病人,衛生單位於行政上來不及處理,將檢討法規,「不要訂的太死」,目前疾管署已著手清點相關問題清單。民眾到底何時可以拿掉口罩?薛瑞元對此笑而不答,但他強調,「對疫情的態度是樂觀的。」目前Omicron仍不斷出現變異株,雖然可能還會有1波疫情,但國內疫情趨勢應接近香港、南韓、新加坡,目前防疫由衛福部次長王必勝擔任指揮中心指揮官,相信「一切都在控制中。」砸重金未改善「生少死多」 推兒童醫療網少子女化又加上新生兒死亡率高,台灣面臨「生得少又死得多」困境,行政院去年底核定「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時,行政院長蘇貞昌曾對於台灣新生兒死亡率達千分之4.5的數據,表示「實在慚愧,不該如此」。婦產科醫師出身的衛福部長薛瑞元接受專訪時,不斷強調「我希望把兒童醫療網絡快點做好,且愈快上路愈好」、因為每個孩子都不能少。台灣新生兒千分之4.5的死亡率,高於鄰近國家日本的千分之2.5、韓國的千分之3.2。薛瑞元表示,台灣已經砸重金防治新生兒死亡,卻未見效果,死亡率仍舊偏高。分析一歲以下新生兒死亡原因,第二名與第三名都與早產有關,早產死亡的孩子,通常位處在醫療資源不足的地區,猜測是偏鄉地區的醫師,大多是照顧到沒辦法照顧才轉至大醫院,最後造成憾事。薛瑞元說,這項發現也凸顯台灣的兒童醫療照顧網,於醫療體系中出現嚴重的問題。少子化讓兒科市場變小,醫師不願投入兒科領域,願意投入的醫師,因為照顧的孩子人數變少,鮮少有處理重症經驗,環環相扣,讓台灣出現偏鄉沒兒科醫師,部分地區醫院雖然有兒科醫師,但也只剩1、2位,大多只會處理急症,不會處理重症,更遑論照顧早產兒。薛瑞元說,如果上一代的兒科、婦產科「老師傅」全部屆齡退休,台灣兒科重症將面臨空前危機。「如果再不投注資源培訓兒科重症醫師,未來想治療重症孩童可能只能往國外送」。他強調,這件事非常有可能發生。現階段除了加碼兒科醫師於健保的點數外,重點將擺在發展照顧兒童重難罕症的「核心醫院」,讓重症孩童能集中收治,增加有意投入兒科重症醫師的訓練。薛瑞元說,任內希望「加速」推動的還有幼兒專責醫師制度,也就是「守護天使計畫」,孩子1出生就有一位專責兒科醫師負責追蹤疫苗施打、健康狀況等,追蹤的孩子一周內家長沒有回音需強制通報,一旦失聯則由社政或警政系統追蹤,這項制度希望今年年底前就能將資訊系統建置完成,並從原本部分地區的試辦計畫落實到全國。周產期致死、早產、感染 列新生兒三死因台灣2021年新生兒跌破16萬,再創新低,除了少子化帶來國安危機,新生兒死亡率高問題也迫在眉睫。國內兒科醫師認為,在現行健保制度下,應給予新生兒足夠醫療保障,確保每個行政區都要有兒童責任急救醫院;此外孕婦及家屬在孕期也要提高警覺,若出現胎動減少或陣痛疑似胎盤早剝,應儘速送急診,否則恐造成新生兒嚴重腦部傷害,甚至喪命。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李宏昌表示,全世界早產率約8%至10%,但民國85年左右,台灣新生兒死亡率約千分之3.5,為提高國內醫護人員新生兒醫療照護能力,早產兒基金會特地送我國醫護赴日本著名早產兒照護的母子醫院進修,返國後擔任種子教師,新生兒死亡率也降低至千分之2.4,近年國內研究顯示,新生兒死亡率降低到千分之2.5。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名譽理事、馬偕醫院新生兒科資深主治醫師許瓊心表示,新生兒三大致死原因,包括周產期致死、早產及感染問題。以高危險妊娠孕婦生產來說,雖不是全部的新生兒都必須急救,但可能有4成的新生兒會出現非預期急救,若生產當下沒有熟悉新生兒急救的醫護在場,可能造成孩子不必要的疾病,甚至死亡。近期一名第一胎剖腹產、第二胎選擇陰道產的孕婦,在診所生產時發生子宮破裂,因診所醫師無法處理,也未事先告知家屬,導致孩子卡在陰道,緊急送醫學中心急診時,因新生兒窒息腦傷嚴重,家屬忍痛放棄,更衍生醫療糾紛。許瓊心說,這樣的狀況在國外根本不可能發生,我國這類的狀況是「可以避免」,應讓產婦安全地懷孕、安全地生產,有緊急狀況時,也要有新生兒科醫師及時處理,才能降低新生兒死亡率。許瓊心表示,近年衛福部有意做政策性調整,推動周產期轉診計畫,鼓勵診所將高危險妊娠孕婦轉往醫學中心生產,但此做法仍須更接地氣,且持續多年建立制度。此外孕婦及家屬本身也要提高警覺,近期一名孕婦前一晚突然肚子悶痛,因為已經32加5周,有早產可能,但為了等原本看診醫師上班,仍多等了1晚,隔天一早到醫院發現胎兒心跳僅剩60,緊急剖腹30分鐘後取出胎兒,仍然救不回。李宏昌指出,照顧新生兒不簡單,且早產兒可能有心臟、眼睛、肺部、腎臟等問題,都需要小兒次專科醫師處理,但因病人不多,醫院為了符合評鑑資格,有保障特殊專科醫師名額,但對醫院仍屬於「燒錢」單位,以現行來說,國家對兒科醫護是「虧待」,希望薛部長上任後,能建立每個行政區至少一家兒童責任急救醫院,讓每個孩子獲得最快速及最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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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4 焦點.元氣新聞
薛瑞元專訪4/周產期致死、早產、感染 列新生兒三死因
台灣2021年新生兒跌破16萬,再創新低,除了少子化帶來國安危機,新生兒死亡率高問題也迫在眉睫。國內兒科醫師認為,在現行健保制度下,應給予新生兒足夠醫療保障,確保每個行政區都要有兒童責任急救醫院;此外孕婦及家屬在孕期也要提高警覺,若出現胎動減少或陣痛疑似胎盤早剝,應儘速送急診,否則恐造成新生兒嚴重腦部傷害,甚至喪命。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李宏昌表示,全世界早產率約8%至10%,但民國85年左右,台灣新生兒死亡率約千分之3.5,為提高國內醫護人員新生兒醫療照護能力,早產兒基金會特地送我國醫護赴日本著名早產兒照護的母子醫院進修,返國後擔任種子教師,新生兒死亡率也降低至千分之2.4,近年國內研究顯示,新生兒死亡率降低到千分之2.5。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名譽理事、馬偕醫院新生兒科資深主治醫師許瓊心表示,新生兒三大致死原因,包括周產期致死、早產及感染問題。以高危險妊娠孕婦生產來說,雖不是全部的新生兒都必須急救,但可能有4成的新生兒會出現非預期急救,若生產當下沒有熟悉新生兒急救的醫護在場,可能造成孩子不必要的疾病,甚至死亡。近期一名第一胎剖腹產、第二胎選擇陰道產的孕婦,在診所生產時發生子宮破裂,因診所醫師無法處理,也未事先告知家屬,導致孩子卡在陰道,緊急送醫學中心急診時,因新生兒窒息腦傷嚴重,家屬忍痛放棄,更衍生醫療糾紛。許瓊心說,這樣的狀況在國外根本不可能發生,我國這類的狀況是「可以避免」,應讓產婦安全地懷孕、安全地生產,有緊急狀況時,也要有新生兒科醫師及時處理,才能降低新生兒死亡率。許瓊心表示,近年衛福部有意做政策性調整,推動周產期轉診計畫,鼓勵診所將高危險妊娠孕婦轉往醫學中心生產,但此做法仍須更接地氣,且持續多年建立制度。此外孕婦及家屬本身也要提高警覺,近期一名孕婦前一晚突然肚子悶痛,因為已經32加5周,有早產可能,但為了等原本看診醫師上班,仍多等了1晚,隔天一早到醫院發現胎兒心跳僅剩60,緊急剖腹30分鐘後取出胎兒,仍然救不回。李宏昌指出,照顧新生兒不簡單,且早產兒可能有心臟、眼睛、肺部、腎臟等問題,都需要小兒次專科醫師處理,但因病人不多,醫院為了符合評鑑資格,有保障特殊專科醫師名額,但對醫院仍屬於「燒錢」單位,以現行來說,國家對兒科醫護是「虧待」,希望薛部長上任後,能建立每個行政區至少一家兒童責任急救醫院,讓每個孩子獲得最快速及最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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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3 焦點.生死議題
無痛無憾─「安樂死」真有那麼可怕?人有自由意志來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安樂死立法該注意哪些原則?
安樂死一直是生死的重要議題,人究竟有沒有自由意志來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安樂死立法,又該注意哪些原則?安樂死有它存在的道理,要看當事人的痛苦是否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最後還是要回歸到病人的意願。但換一個角度想,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克服死前的煎熬,很好,這是他修得的功課。死前的痛苦是必要的,可以讓一個人進行自我反省,那個經驗很寶貴,不管是喜樂、悔恨、痛苦,都有宇宙自然神的旨意,在最痛苦的時候才能悟出最深的道理。人生愈走到盡頭愈重要,就好像表演單槓的體操選手,在下槓的那一刻,動作也要列入評分。安樂死真有那麼可怕嗎?很多學者及宗教家對安樂死(Euthanasia)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唯有上帝可以創造人,決定人的生死,而人不具這種神聖的權力,人不可以越過神的權柄。其他關於基因複製人、複製器官、墮胎、代理孕母等議題,也是意見相當分歧。以生命倫理學來看,我們能不能刻意中止病人最後痛苦的餘生?安樂死是人逆天或不人道,但符合人性?是竄改上帝的旨意嗎?對於死刑,不同社會做法也不同。我們的社會依法可以判犯人死刑,然而有些西方國家主張廢除死刑,因為人不可殺害上帝創造的生命,尤其是人類,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其實我覺得,純粹講「依法」是可以害死很多人、傷害許多弱勢團體的。因為他們不懂法律,更不會曲解法律來鑽漏洞。在一堆惡法下,病人病得這麼痛苦,甚至痛不欲生,他還不可以尋求安樂死。一些法律學家、宗教家雖同情受盡癌症疼痛煎熬、折磨的病人,但卻主張安樂死於法難容,形同殺人罪,或也會曲解為蓄意、計謀、有計畫、有組織的殺人。很多人一輩子在玩法律,卻不見得救過人;幫助過良善的人,反而害了很多弱勢、不諳法律的人。為何安樂死那麼可怕?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病人痛苦地死於癌症、愛滋病,難道沒有人道的方式可以適度地開放安樂死嗎?依生命倫理學的四大原則來看,或許我們應重視這問題,適度開放、妥善管理,就如同腦死與器官捐贈的立法一樣。四大原則包括:一、尊重病人自主權。二、不傷害原則。三、行善原則。四、正義原則。【延伸閱讀:我們能為臨終病患做些什麼?醫:需要全體家庭成員的投入,尊重病人的意願、支持他的需要】病人的自主權vs.不傷害原則當然,所有的醫療行為最好是全部符合生命倫理學的四大原則。然而從病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與從醫界或法界人士的角度來看,就不相同了。若我們能採尊重病人自主權的原則,就等於與病人站在同一邊,不會坐視即將死亡的病人受盡痛苦的折磨。若從不傷害原則來思考,肉體的傷害與心靈的傷害,孰重?病人痛不欲生,依賴呼吸器維生,甚至無法言語,這種悲慘的餘生,比坐死牢不知痛苦多少。我們口口聲聲關懷人,卻繼續讓病魔折磨更久,醫學以種種科技延長病人的殘破生命,實在是加強、加深、加長傷害病人。衛道之士或許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也不能說他頑固,但是美國西部電影中所謂的「人道精神」,是當場射殺一匹跛了腿的馬,因為那匹馬已廢了,或是中彈了,五、六天後才會死。為了縮短牠的痛苦,所以將牠射殺。為愛惜馬,憐憫那匹馬,美國人射殺牠,這難道不是「不傷害原則」?衛道之士或許會說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匹馬好歹也是真實的生命,我們有什麼權力射殺一匹為我們賣命的馬,我們不是應讓馬住院,為馬打嗎啡,讓馬慢慢死才對嗎?假若那些反對安樂死的人,他們得到癌症也是痛不欲生,極端受盡折磨,你們猜猜看,那位仁兄會不會要求,甚至懇求讓他安樂死?什麼是行善原則?社會上大家都知道有偽君子,鄉愿的人滿口仁義道德,私底下盤算的盡是對自己有利的;正人君子反而很少發言。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漂亮話、得體的話,誰不會?有表演天分的人可以說得讓人雞皮疙瘩掉滿地。行善原則:從腦死與器官捐贈看安樂死我認為,對病人而言,行善原則是以病人的最大權益來考量。要注意的是,確定病人已快死了,延長生命並不能為他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早死早解脫,讓病人早日安樂死,安排妥當,病人無怨無悔,甚至感激不盡,才是為他們最大的權益著想。行善原則並非做給大眾知道,行善原則是專門為病人設想的。我們可以有條件地執行安樂死,並同時可以杜絕壞人利用這個法條來傷害人或謀財害命。我們的法律同意醫界判斷病人腦死,並捐贈器官,換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違背上帝的旨意,人類自行作主,提早結束腦死病人的生命?更何況腦死後捐贈器官也全然病人本身有全程參與,有很多是家屬代簽,因為腦死的病人自己不可能簽字同意DNR(拒絕心肺復甦術,見67頁註1)。然而,安樂死卻必須由病人自己親自簽字同意。世界上有弊端的法條太多了,我們何必畫地自限,因噎廢食呢?正義原則:從墮胎議題看安樂死若以第四點的正義原則來看安樂死,以上帝的角度來看正義,以及從人的眼界來看正義:正義必須是善良又公平的才叫做正義,正義不一定得到益處。明辨是非善惡,以公平的方式來解決人的事情才叫做正義。安樂死當然也是符合正義原則的,神學家立場或許有微言,或許可稱之為批評。然而,若重新審視「墮胎」這個老問題,先不談未婚生子、受強暴後懷孕等等,而是談在子宮中的胎兒四個月大時,被診斷有嚴重腦缺損、先天性心臟病,可能出生後幾個月就會夭折,或到十歲前有中度智障的可能,或重型海洋性貧血、蒙古症……我們能為這位孕婦中止懷孕嗎?目前臺灣是全世界產前基因篩檢做最好的,尤其是SMA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若篩檢陽性,需中止懷孕。大家想想看,這名懷孕女子需要再懷孕五、六個月,或許會發生懷孕末期之妊娠毒血症,或許有產後大出血的危險;加上嬰兒出生後龐大的醫療費用、照顧的心血、受創的心靈……誰來關心?社會學家只會說:「大家多關心點。」心理師說:「你要堅強一點。」社工師說:「國家並未有經費援救你的小孩,自行負責醫藥費吧。」鄰居說:「真可憐啊!」你必須上網或到哪幾間醫學中心,或飛到國外去求救。嬰兒畢竟還是你親生的骨肉,我們能說嗎?我們可以把嬰兒送給宗教家養育嗎?如果他們堅稱生命是上帝的恩賜,畸形嬰兒也是恩賜。到底正義原則是上帝訂定的,或是人定的?或只是多數平凡人、正常人站在病人的立場,看整個事情長期的發展與正負面的影響?法律逼人自尋絕路?我們看到很多病人,久病厭世而自殺,甚至有些醫師本身罹患無法治療又極端疼痛的癌症時也選擇自殺,甚至是跳樓自殺。從社會報導的角度來看,或許我們只是認為又多了一位不幸的人,可憐他們的遭遇。然而在這悲慘事件的後面,有誰替這些病人思考:是誰逼他跳樓自殺的?難道不是我們的法律不允許安樂死,而逼他走上絕路嗎?我們知道基督教不允許教徒自殺,因為神父及牧師認為自殺者無法進入天堂。那麼一些受不了病魔的摧殘而自殺的,假若他們進不了天堂,我們是不是間接地背負了擋人入天堂的罪名,他們或許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忠實良善的基督教友,甚至是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我們聲稱尊重病人的自主權,但我們未曾給予病人對生命如何落幕的尊重。大多數的人懷著鄉愿的想法,不想惹是生非、遭受太多爭議與批評,於是這麼想:世界上法學人士那麼多,他們是上帝的代言人,我們只是平常人,哪有我們說話的餘地?一批人死了還有一批,每天都有這麼多癌症的病人含痛而死,天天都有,日子還不是一樣過去,為何需要立新法來允許安樂死?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怎麼做都會有人不滿意的,又何必去背負離經叛道的罪名,與法界人士、神職人員作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了!……衛道人士的鄉愿行為世界上沒有公義的事太多了,麻木不仁者比比皆是,多數的看法才是正義。西方世界的實用主義與功利思想者認為沒有真正不變的真理,只要問能否變成有用的東西(物質),能否創造多數人的利益與幸福。多數人就是對的,不管對與錯,少數就要服從多數。誰叫這些少數人並未對安樂死請命,也無法說服多數人看清楚安樂死的本質,是對少數中受折磨而痛苦不堪的人的一個恩賜,允許他們無痛、平和地離開人世間。這些少數中的少數,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有些病人還曾是社會菁英分子。他們的哀號早就被世人的口水淹沒了。自殺也算一種無言的抗議,至於上不上得了天堂,或許他們已經不在乎了。歷史會證實這一切的,倘若將來有一天某個大國將安樂死通過立法後,勢必有許多國家的輿論起而仿效。那麼回顧這一段歷史,這些衛道之士所做的鄉愿行為將被公斷,我們應勇敢地面對道德良心的挑戰。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保持沉默,不敢面對強大衛道之士的壓力,但他們心知肚明,什麼才是真正的正義,只不過在等待時機,期待另一次改革與道德的重整。反過來思考,假若安樂死合法化,有條件地、有限度地開放,到底會發生什麼弊端,讓有心通過立法的人躊躇不前呢?因為很多法條都有漏洞,又有些人特別會鑽漏洞,可能假借安樂死來謀財害命,獲取龐大的遺產或公司經營權。但我們面對腦死而同意捐贈器官時,也是一樣嗎?我們卻不稱之為善意殺人。雖然腦死的病人可能可以再活上一星期,然而死屍的器官不如活著的器官保持完整的功能,畢竟腦死的病人不久將死亡,他捐贈器官、遺愛人間的美意,我們當然願意成全,他也希望器官移植能成功。那麼,有沒有人懷疑家屬及醫師謀殺病人,圖利等待器官的病人?並沒有。從來沒有人懷疑過,也從未發生過,捐器官的腦死者即將死亡是很確定的,只是死亡的日子被改成由人為來決定。有人懷疑過我們的大逆不道、不尊重上帝的決定權嗎?沒有。上帝把治理人間的事情交給人來處理,我們祈禱主的聖名來求;我們憑藉良心、道德與勇氣來處理人世間疑難之決定。我們的分辨、查驗種種決定,也是以神的大能及感應來求的。試擬安樂死立法的條件既然上帝讓人類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把安樂死的立法看成是剝奪病人的生存權;不應把這種立法的精神看成超越了神的能力。反而我們應以天使的角色,想辦法來幫助這些受苦受難、瀕死的重症病人。為了防微杜漸,安樂死的立法應採取很嚴格的門檻。.第一:應確定病人活不過二至三個月對於病人的存活期,雖偶有例外個案,但實務上仍有一般通則可依大數據遵循。許多化學治療的登錄條件是病人必須有存活三個月以上的餘生,因此訂立在三個月以內,表示病人已不適合接受最新的人體試驗。.第二:必須是病人遭受極大的痛苦,以此當作評估的指標由麻醉科專家、安寧療護專家,以及其主治醫師來評估病人所使用的疼痛控制、麻醉藥的用量,是否已達到病人無法忍受的程度,並訂定一個同儕有共識的判斷標準。這些都是可以努力達成的目標。所以病人殘餘生命有限,病情不斷惡化,癌細胞不停地轉移,而疼痛程度愈來愈厲害,這些都可以納入指標。.第三:由三至五人組成專家小組,來自兩家以上不同的國內知名醫學中心由專家來評估該病人是否無法藉由當代的最佳科技改善病情,並依國情加以調整判定。若病人尚可能接受新的科技,可以改善病情,延長三個月以上的生命,那麼我們理應排除在安樂死的條件以外,而且可以相隔一至二週再做另一次訪視及評估。若病情持續惡化,病人仍有相當嚴重的疼痛,而且病人及全數的家屬都同意安樂死,那麼專家小組可以做成符合安樂死之共同決議,再以具法律效力之安樂死同意書,由檢察官或律師同意背書、簽發後生效。其中應載明詳細理由及執行安樂死的方法與時間,然而病人或法定代理人有權利在執行安樂死之前提出覆議,中止安樂死之執行。綜上所述,癌末病人安樂死的條件是: 1.預估病人存活的時間不超過三個月。 2.病情持續惡化,心、肺、腦功能缺損,且身體活動能力降至ECOG量表≧三級,或卡氏量表三十分以下。 3.疼痛相當嚴重,難以有效控制而病人飽受身心折磨。 4.專家評估已屬末期重症或癌症,且無相對有效的治療方法。 5.病人、法定代理人及全數家屬同意。 6.簽署同意書並請律師背書。 7.在檢察官或相關單位監督下執行。 8.病人可以隨時反悔,並收回同意書。反彈聲大,需要的聲浪也很大對於安樂死,反彈的聲音很多,包括宗教界及法學界,而醫學界持贊成的意見比較多。當然,我們必須防止弊端的發生,我想將來有一天這些問題會被釐清,同時需要安樂死的聲浪必然會愈來愈大。因為癌症病人愈來愈多,在其他疾病得到控制之下,多數人最後的死因皆與癌症有關,到那時候,人們才會覺醒,意識到需要為安樂死立法。其實每個重症的病人也不應避談死亡。應在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協商之下,對健康、生命、人生哲學做一個團體治療(Group Therapy),並給予協商、教育的課程,這才是先進國家應有的制度。放眼國內的醫療照顧、安寧療護、癌症中心、護理之家、安養中心,都缺乏相關人力、物力的投入。人生觀點不同、宗教信仰迥異,加上儒家避談生死,而道教神鬼之說深植民間,要如何整合、如何發展也未見有關權責機關或政府積極的支持。或許有人會說:「中國人五千多年的歷史也沒有學者談安樂死,為何我們需要這種制度呢?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了。」那麼幾千年來,烈女之貞節牌坊仍立在城牆邊,又哪需要近代倡議男女平權、女男平等呢?幾千年來受苦的人那麼多,是靠近代少數人出來關心、提出對策,才改變了女子幾千年來不幸的宿命。我在此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一天社會賢達及大有為的政府,在物質生活隨著工業化提升後,能夠有效落實心靈改革、安寧療護的重大改革。或許如此才能真正杜絕醫療資源浪費、醫療糾紛之對立,讓病人可以無怨無悔、無痛無憾地走完人生全程。君不見多少癌症末期的病人輾轉治療,終年住在醫院,衛生福利部健保署付出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卻可能換不到民眾的體諒,這才是無形的浪費。至於非癌症的慢性失能性疾病患者,如心、肝、腦、肺部疾病,若因需要全天候依賴他人照護,身心靈受到極大煎熬,且持續惡化,但又未符合「生命不超過三個月」的條件,那麼在有專業意見可供諮詢下,或可選擇以斷食及自我減少維生支持,來達成安寧及善終之路。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自己一個尊嚴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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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3 醫聲.領袖開講
院長講堂/退休部桃醫院院長徐永年 行醫40年推動醫病共享,讓病人得到最好幫助
「醫師是天命,感謝老天給我當醫師幫助人的機會。」甫自衛福部桃園醫院院長退休的徐永年,行醫40年,對於台灣醫療制度和醫院行政管理也相當了解。為減少醫病糾紛問題,他還推動現在醫界流行的「醫病共享」制度。徐永年從省立桃園醫院當住院醫師開始行醫,最後擔任部桃醫院院長,但「桃園醫院升格醫學中心評鑑延後2年,無法在手中完成醫學中心的夢」,成為他心中最大的遺憾。感受當醫師的天命徐永年說,當醫師是可以幫助人的行業,在行醫生涯裡,印象最深刻是在雲林沿海地區當醫師,因為偏鄉醫師少,每每對病人多一點關心,病人的回報是10倍,常有病人看診時,帶上特產、在地海產表達感謝,讓他感受當醫師的天命,也感謝珍惜老天讓他有幫助病人的機會。在行醫之外,徐永年有一半以上時間做醫院行政工作,不同於醫師為病人看診治療,尤其面對影響醫病關係重大的醫療糾紛,處理的感想很多,他認為,醫療糾紛大都是醫病溝通不良所致,「醫病如果能多花一些時間溝通,很多醫療糾紛就不會發生。」讓病人得到最好幫助徐永年說,很多病人對醫療期待很高,但醫療有其局限性,很多醫師能診斷卻難治療,甚至無法治療,很多病況要一直觀察到最後才知道診斷結果,相信每一個醫護人員都是用心照顧病人,有時是時間不夠、有時是醫師在沒有確定前不會講,他因此推動「醫病共享」制度。現在醫療體制讓醫師變很忙碌,醫師在忙碌過程中,如何給病人最好的說明和服務,必須透過體制上去檢討,現行醫療體制下,醫師是團隊的領導者,要用好的方法、態度把團隊變成最大助力,讓病人得到最好幫助,醫院發展「醫病共享」,就是希望提供一個方法,讓醫師告訴病人所有的可能。複雜的病要說清楚「醫師不是神」,面對病人複雜、千變萬化的病情,桃園醫院每一科會挑一到三個困難、複雜的病情與病人說明,讓病人了解複雜的病情演化,有些病人能了解,有些病人不能接受,即便最好的準確率百分之九十幾,還是有百分之幾是不準確率,醫病共享就是醫師說明讓病人清楚。現今醫療一直改變,需要與時俱進,但醫師對病人的關心和熱情,仍是醫者最重要的初衷。徐永年養生祕訣/愛爬山攝影 一周三次慢跑7月16日屆齡退休的衛福部桃園醫院院長徐永年,常勸病人、朋友維持運動及健康飲食的重要。他的養生方法很簡單,即是飲食少油、少鹽、多運動,尤其喜愛攝影、爬山、旅遊活動。65歲的徐永年出身桃園市客家村,他從就讀醫學院、負笈英國,行醫到醫院行政管理、擔任衛福部立醫院院長,長期在外飄泊,最後回到家鄉的衛福部桃園醫院當院長,他雖愛吃客家料理,但晚上盡量少吃較油膩的客家菜。徐永年的養生沒有非常特別,就是維持少油、少鹽、多運動,早上要吃得好、中午吃得一般,晚上吃得少,要多吃有飽足感、熱量低、高維生素C水果,像土芭樂。運動是健康的必要,他持續慢跑10幾年了,家裡備有跑步機,維持一周三次慢跑。喜愛攝影、爬山的他,喜歡走在山野林道,拍攝自然生態動植物,常與妻子野外旅遊、攝影,拍下很多景點少見的蘭花、雉鳥類照片,他還收藏一幅加拿大樹攝影師在宜蘭明池拍攝合成的台灣杉「姊妹樹」,筆直呈現台灣杉的樹型,十分特別。徐永年也愛爬山,有空與妻子走訪各地林道、山區,爬山欣賞大自然,也是可以強健體力的運動,從爬山體會促進醫護團隊凝聚力的好方法,因此,他喜歡帶同仁爬山,擔任台中醫院院長時帶同仁爬過玉山、雪山各兩次,在桃園醫院院長任內也帶領同仁爬玉山一次。爬山過程比結果更重要,爬山的精神是會走的人走後面,不希望團隊落單,走在前面的人,希望後面跟上,拉著團隊往前走,過程很多互動、互相照顧的精神特別明顯,團隊合作在醫療工作上很重要,每次爬山回來,看到醫護團隊同仁互動關係變好,凝聚了醫護團隊的向心力。徐永年小檔案●學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英國里茲大學碩士●經歷:衛生署醫政處副處長、衛生署豐原醫院院長、台中醫院院長、台中市衛生局局長、衛福部醫福會執行長、衛福部桃園醫院院長給病人的一句話●尊重專業、好好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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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2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永久植物人狀態病人之醫療照護決策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90號民事判決簡評
【編者按】非常榮幸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發起人楊玉欣前立委的幫忙,邀請到三位深入認同「病主法」的專業人士,回應兩週前(六月六、八、十日)三篇有關目前的醫療環境,有時醫療團隊仍會不得不做出違背「不傷害病人」的醫學倫理悲劇。希望「真理越辯越明」,經過多次的討論促成台灣社會更了解這問題,並且社會大眾能在意識清楚身體健康時,與家人討論自己將來面臨生命末期時,希望怎麼做或不要怎麼做的看法。養成這種民風之後,就不會再發生這種已經簽了「自主權利法」的合法程序之後,還要因為家人的「孝心」迫使醫療團隊違背病人,還是給予「臨終凌遲」。【延伸閱讀:醫病平台/讓人難以割捨的「臨終凌遲」,解套的關鍵在我們每一人】終於,法院必須直面最困難的末期醫療照護決策問題──永久植物人。…日前一起最高法院的判決引發國內醫療法巨擘陳聰富教授出聲評論,認為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判決。這件判決的爭議事實,表面上看來是末期病人家屬簽署DNR後又反悔,並在親人死後窮盡一切司法途徑,對所有醫護人員進行一段長達6年的司法折磨過程。但當我們走進判決書文字所描述的世界,我們看見了一場車禍,將一個年輕人帶進了「永久植物人」(Permanent Vegetative Status, 以下簡稱PVS)的悲慘狀態,也把一整個家庭(爸爸,媽媽,妹妹)帶進盼望─失望─絕望的死蔭幽谷;醫療體系耗費了大量的資源,但只能讓這個PVS病人藉著維生醫療科技(呼吸器,鼻胃管)而處於「非生非死」的存有狀態。據估計,臺灣有2800至4500位PVS病人,他們因為腦傷超過6個月以上而完全失去意識能力,必須倚賴維生系統而在養護機構中生存,一旦發生疾病,什麼是對這些PVS病人最合適的醫療照護?誰來為他們做決定?「死亡」在什麼情況下可能符合永久植物人病人的「最佳利益」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90號民事判決的真實爭點正是關於永久植物人病人的醫療照護決策問題。在這件個案中,年輕的PVS病人乃是一家地區醫院的呼吸照護病房住民,當醫院發現病人似乎有膽結石導致膽管阻塞引發黃疸時,通知天天來探望的家屬(病人之爸爸,媽媽),並詢問是否要轉院予以積極治療,但病人的父親,亦即本件的原告始終沒有正面回應,而病人之母親則明白拒絕轉院。因此這家醫院便依照其規模及設備予以症狀治療,除了點滴給予抗生素治療黃疸之外,發燒就給退燒藥,便秘就給瀉藥及塞劑,但病人並未好轉,而當病人因為病程發展至敗血症最後心跳停止時,醫院因為病人之母親已經簽立DNR,所以並沒有再對病人施予心肺復甦術。豈料,在病人過世後,病人之父親主張,醫院應該積極的將病人轉院治療,且其才是病人之法定監護人,病人母親所簽署的DNR無效,因而開啟了一連串的刑事與民事訴訟。刑事部分不起訴處分確定,而民事部分,審理的臺北地方法院以及臺灣高等法院均認為被告醫院以及醫護同仁對病人所提供之照護,符合醫療常規,病人的父親雖經法院裁定為病人之監護人,但母親卻是記載在病歷上的第一順位聯絡人,因此母親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親屬身份,所簽署的DNR當然有效,故判決醫方勝訴。病人父親不服,上訴最高法院。顯而易見的,本件PVS病人父親和母親對整個醫療處置的意見是不一致的。母親知道她兒子植物人狀態是嚴重的,昏迷三年來,連眼睛都沒有睜開過,如果PVS病人根本不可能甦醒,又何必大費周章轉院積極治療他的膽結石呢?如果在機構內的就地治療無效,母親更進一步認為,臨終的CPR只是對兒子的「凌遲」,所以病人母親毫不猶疑的簽了DNR。病人父親似乎並不這麼想,但病人父親也不知道該如何決定,他雖然得到民事法院的裁定,定他為病人之監護人,但他並未向醫院表明,其在病歷上的聯絡人也只是第三順位(第二順位是病人妹妹),他或許對到底什麼才符合兒子的「最佳利益」也不知如何是好吧,這使得他忽視妻子貼在他門上的字條,他沒有接聽醫院打來的電話,雖然他自己先前也簽署過DNR,卻在兒子死後,對12位照護過兒子的醫師及護理師通通提出近乎報復式的醫療糾紛訴訟。最高法院忽視了對於PVS病人的醫療照護決策中,如何在「尊重自主」、「行善」、「不傷害」、以及「正義」的倫理原則下,來審視病人家屬的決定是否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反而循著一條錯誤的法律推理路線:「只有末期病人,家屬才能夠簽署DNR,因此系爭病人是否是末期病人需要有兩位專科醫師認定,事實審法院沒有釐清本案是否有取得專科醫師認定為末期病人,所以事實認定不清,發回更審。」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是個明顯錯誤的判決,首先,並非只有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末期病人,家屬才能簽DNR。在醫療臨床實務上,各式各樣的病人都可能因為病程的進展,或不可預見的意外進入病危狀態而需要CPR,這時如果病人有事前的預立醫療決定指示,醫師當然就可以依照指示而行,但若沒有時,醫療常規都會詢問病人家屬意見,作為補充病人自主的替代決定(substitute decision)。以本件個案為例,病人是不是末期病人並不是重點,重點是,PVS病人根本欠缺對醫療行為的同意能力,因此,當病人有醫療需求時,醫師當然是尋求家屬的同意。真正的爭點是,如果家屬的替代決定違反了病人的「最佳利益」時,醫師是否有一積極的保護義務來阻止家屬的代理權之濫用呢?美國著名的Baby Doe 法案正是要處理當父母的親權濫用,以致影響到其嚴重殘疾新生兒的最佳利益時,國家應得以介入保護該新生兒。因此,本件的真實爭點應該是回到更早的時點去判斷:病人的母親拒絕將病人轉診至大醫院接受更積極的膽結石治療是否不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若是,則病人的父親作為監護人是否也殆於防止其母的代理權濫用?最後,才要問,如果PVS病人有被家屬「遺棄」之虞,醫師有何積極的作為義務來保護PVS病人的健康權及生命權呢?這些才是最高法院應該嚴肅面對的問題,但在本案中,其實相當容易回答。病人的父母都是盡責且關愛的父母,他們幾乎天天探望病人,病人母親並沒有拒絕醫療,只是拒絕轉診,醫院沒有任何理由需要懷疑家屬的意見,病人父親在喪子之痛後,將悲傷與哀痛遷怒於醫療團隊,一連串的濫訴舉動,殊不可採。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真的「令人悲傷」,民國99年的那場車禍奪去了死者「傳記性的生命」,105年的「敗血症」結束了死者「生物性的生命」,但悲劇卻一直延續,從105年起,死者父親提起刑事告訴,被不起訴處分後,又被再議駁回;轉而提起民事訴訟,一審,二審都敗訴,沒想到竟然在最高法院得到一個「發回更審」貌似勝訴判決。本案目前還在更一審中,被告有12位自然人的醫護人員,還有兩家醫院法人,想想這6年訴訟期間,這些醫護人員的身心煎熬,最高法院輕率的發回更審,給予死者父親一個虛幻的勝利期盼,也讓所有臨床醫護同仁無所適從,這真的令人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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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1 新聞.元氣新聞
立法院三讀通過「醫預法」 醫糾事件需調解、評析先行
立法院於5月30日三讀通過「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簡稱醫預法)。衛福部表示,為解決長期以來,醫療爭議訴訟衍生的醫病關係對立、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及防禦醫療等問題,衛生署於民國89年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並自106年起推動「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近年法院受理的醫療糾紛訴訟案件已明顯下降。為建立妥速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促進醫病和諧關係,並營造重視病人安全文化,以提升醫療品質,衛福部遂於107年提出醫預法草案,如今立法通過,本法案以「保障病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並秉持「即時關懷」、「調解先行」、「事故預防」等三大原則,全文共計45條。衛福部指出,首先是溝通關懷,醫療機構應組成醫療事故關懷小組,99床以下醫院及診所,囿於規模可指定專業人員或委由專業團體提供;醫療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應即時進行病人關懷及協助,適時說明、建立互信,以緩和醫病緊張關係避免發生爭議。其次爭議調解,為地方衛生局應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不論民、刑事醫療訴訟,均應先經調解,調解期間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可延長3個月。另一方面,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政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或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導入中立第三方提供醫事專業諮詢及醫療爭議評析,以協助爭議調解過程拉近雙方認知差距,消弭爭議、促成和解。調解成立送法院核定,具司法效果,以減少訟累與社會成本。第三為事故預防:醫院應建立內部病人安全管理制度,形塑不責難的病安通報與風險管控機制;醫療機構對於發生之重大醫療事故,應主動進行根因分析、檢討改善,並通報主管機關;另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的醫療事故則可成立外部專案調查小組提出報告,內容應以發現事實真相、共同學習為目的,以預防再發提升病人安全。衛福部表示,「醫預法」是以營造病人安全文化為目標,鼓勵自主發掘問題追求改善,因此明定於溝通關懷、爭議調解過程的陳述,及醫療機構內外部自主通報、根因分析與改善內容,均不得採為訴訟證據或裁判基礎,也不得為相關行政處分基礎。若醫療事故有關人員涉及違反法律所定的行政或刑事責任,應就其有無主動通報、積極配合調查或提供資料,為處罰或科刑輕重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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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31 新聞.元氣新聞
醫療爭議先調解 不得拒給病歷
立法院昨三讀通過「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建立醫療糾紛非訴訟處理機制,明定民、刑事的醫療爭議事件應先經調解,醫事機構不得拒絕提供病歷,違者最高罰廿五萬元;新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訂定。根據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統計,歷年接受委託鑑定的醫療訴訟案,約八成為刑事案,雖逾八成鑑定結果無醫療疏失,但冗長的訴訟使醫病雙方飽受煎熬,醫師為避免醫療糾紛,可能採取防禦性醫療,甚至規避投入高風險科別或服務。醫爭法因而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不論民、刑事醫療訴訟均應先經調解,調解期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可延長三個月,經當事人合意得再延長一次。至於調解會成員,應由具醫學、法律或其他具專業知識的公正人士九人至四十五人組成;其中醫學以外委員,或任一性別委員,均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另若因調解需要,地方主管機關得限期令醫事機構提供所需的病歷、診療紀錄或其他相關文件、資料,醫事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拒絕,或作虛偽的證明、報告或陳述。違者可處五萬至廿五萬元罰鍰,且屆期未改善得按次罰。衛福部醫事司司長劉越萍說,通常醫療訴訟沒有三、五年是不會結束,先採非訴訟程序調解,將更符合經濟效益。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說,不管有無通過該法案,醫事機構從來都未拒絕提供病歷,病歷屬醫病共同所有,病人都有權調閱,主管機關也有權調閱。劉越萍也說,實務上醫事單位原本就不會拒絕提供病歷;醫療法也規定只要當事人提要求,都會提供相關資料,因此新法執行無難度。立法院昨也三讀通過「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自明年起進入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牙醫學系就讀者,畢業返國報考醫師國家考試前,需先通過學歷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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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3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女兒高燒嘔吐父脫序飆罵 護理師淚崩:為何受如此對待
一名年輕爸爸昨天凌晨帶著發高燒的3歲女兒至新北市新店耕莘醫院急診室就醫,不滿被護理師要求稍待片刻,見女兒發燒嘔吐在自己身上,爆罵「我小孩吐了你們不用負責任嗎?你們到底在幹嘛!」不理他人,還變本加厲謾罵,「我要打電話叫人!醫生呢,你們都不用處理的嗎。」當時在急診室負責檢傷的一名護理師首當其衝,遭理智線斷掉的爸爸狂罵,按順序替他女兒檢傷後,仍嚇的「手在抖,心跳很快」,待對方離去,終於按耐不住情緒,在同事面前大哭,泣說「他連一句道歉都沒有」。該名護理師事後在Instagram上揭露這一則醫療暴力事件,侯友宜今天早上獲悉,立刻致電關心,轄區新店警分局長也到場慰問。警方證實,22日凌晨2點8分接獲醫院急診室報案有醫療糾紛,惟到場陳姓男子(42歲)已無脫序行為,詢問護理師暫時不提告,告知相關法律權益,守望無事後離去。該名護理師在Instagram上貼文,闡述親身遭遇的醫療言語暴力事件,她說昨天凌晨1點52分,一位爸爸帶著3歲女兒衝來急診室喊「小孩發燒」,由於當時在替其他病人檢傷,請對方稍待10秒左右,不料等待期間,女兒就在爸爸身上吐了。爸爸大罵「我小孩吐了你們不用負責任的嗎?你們到底在幹嘛!這是你們的小孩你們還會叫我等嗎!」縱使媽媽在旁勸說,爸爸仍不理會繼續謾罵醫護人員。該名護理師手抖的替他女兒檢傷完,讓醫生接手,期間還詢問媽媽「爸爸被女兒嘔吐,有沒有衣服可以換?」15分鐘後,爸爸帶著看完醫生的女兒出來,仍不明究理咆哮「你們就是一間爛醫院」。爸爸後來還和警衛起衝突,警方獲報趕抵,他才低聲說「剛剛沒怎麼了,只是小孩生病比較緊張,沒有爭執啦」,接著就離開醫院了。警方詢問護理師「要提告嗎?」,惟考量走入司法會變的複雜,因此暫不提告,但泛著淚說「我壓力很大,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還要遭受這樣的對待」,接著對著醫院同事痛哭。耕莘醫院長林恒毅表示,對這樣的醫療暴力事件非常遺憾,疫情嚴峻大家都很緊張,能體諒家屬心急的心情,但恐嚇醫護同仁等言語暴力,醫院無法容忍,誠懇呼籲民眾尊重醫療專業,勿義氣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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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3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每床護理費比水電工還低 蔡壁如曝醫護3困境淪血汗工廠
本土疫情爆發,醫護人員壓力倍增。擁有近30年護理師經驗的民眾黨立委蔡壁如今指出,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鏡,凸顯醫護面臨「錢少、事多、醫糾纏身」的困境,宛如血汗工廠,其中每日每床的住院護理費居然不到700元,比水電工還低,她呼籲,護理師待遇應檢討、護病比需精進,行政院並應盡快提出醫糾法版本,避免醫護人心惶惶。「你的歲月靜好,是有人為你負重前行」,蔡壁如指出,在疫情壟罩的過去兩年間,這個句子耳熟能詳,然而身為抗疫最大功臣的醫護人員,卻是在疫情下面臨禁止出國、限制休假、拖欠防疫津貼等處境,「可說是真心換絕情!」蔡壁如表示,面對疫情之所以需要對醫護人員進行限制,無非是因為人力不足,才需要透過各種措施確保醫護留在第一線執勤。以護理師為例,2020年每千人所對應的護理師人數,美國為12人、日本為11.8人、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為9 人,台灣卻僅有7.6人,而台灣雖有30萬人領有護理師證照,但實際執業的僅有18.4萬人,代表超過三分之一持有證照的人選擇不執業。「究竟是什麼澆熄了護理師的滿腔熱血?」蔡壁如分析,首先是「錢少」,到了2020年每日每床依然只有健保點數752點,若以1點約0.9元計算,每日每床住院護理費居然不到700元,比水電工還低;接著是「事多」,2022年1月的全日三班平均護病比為1比8.05,相較於美、澳等國,依科別護病比多低於1比6,而根據2014年的國外研究,護理師每多照顧1名病患,病患30天死亡率將提高7%,換句話說,護病比1:6和1:8的差距,不僅代表台灣護理師的工作量多出25%,病患住院30天的死亡率也將提高14%。此外,台灣醫護也面臨「醫糾纏身」狀況,依據2009年研究,台灣每38.8天就有一位醫師被定罪,世界第一,相較於他國的醫療糾紛多為民事訴訟,台灣有80%為刑事訴訟,而定罪率卻僅有25.6%,可見濫訴率高,讓醫護身心俱疲。蔡壁如主張,護理師待遇應檢討,保障護理師權益;護病比仍需精進,減輕護理師負擔同時提升病患就醫品質;行政院應盡快提出院版醫糾法,避免醫護人心惶惶,她呼籲,政府應終結醫護血汗工廠,醫護願守護人民站在第一線,「請政府做醫護最堅實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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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2 新聞.用藥停看聽
來源不明中藥別碰 消基會檢測含西藥比率逾兩成是偽藥
消基會今天公布「中藥安全性──含西藥及重金屬」檢測報告,檢測有無摻加西藥的38件中藥中,有6件檢出西藥,購買來源皆非醫院、藥局,而是「其他或不明來源管道」。消基會表示,中藥摻加西藥違反藥事法規定等同「偽藥」,最高可處7年徒刑、5000萬罰金。早期生病看中醫,多半是病患從醫師處獲得「藥單」,再到中藥行購買藥材後,將藥材浸泡於水中煎煮成湯液服用,但現在則多半從中醫師處取得「濃縮中藥製劑」。濃縮中藥製劑是藥廠依據傳統方劑的藥材煎煮脫水後,加入賦形劑製成丸劑、散劑、顆粒、錠劑或是膠囊等劑型。消基會指出,濃縮中藥製劑不僅讓中藥服用變得簡單、方便,對於怕苦的病患則變得較容易接受;然而可能有不肖業者為求速效,於調劑中摻加西藥成分,但添加的藥物、劑量不明及加上藥品之間可能的交互作用,不知情的消費者若長期服用,對身體將造成負擔或傷害,所以衛福部早已明文規定調劑中藥中不能摻加西藥,且視為「偽藥」。檢測有無摻加西藥的38件中藥中,依消費者送檢時填寫的資料顯示,購買來源為「國內醫療院所」及「國內藥商藥局」者,都未檢出西藥;而購買來源為「其他或不明來源管道」者,則共有6件檢出西藥,檢出率為23.1%。其中1件為「親友贈送」、3件為「託人購買」、1件為「郵購」及1件為「其他」。若依委託者所填寫的藥品作用類別比較,檢出含有西藥的6件藥品中,宣稱治療「跌打損傷」、「止痛類」或「補腎滋養類」,各有2件檢出西藥;其餘為「感冒咳嗽、過敏性鼻炎類」、「治尿酸、痛風類」及「抗過敏類」,則各有1件檢出西藥。消基會指出,6件檢出西藥的中藥,共檢出7種西藥成分,其中有3件都檢出相同的西藥成分,為「匹洛西卡(Piroxicam,消炎鎮痛劑)」、「咖啡因(Caffeine,中樞神經興奮劑)」及「凱妥普洛芬(Ketoprofen,消炎鎮痛劑)」。「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解熱鎮痛劑)」、「二克氯吩鈉(Diclofenac Sodium,消炎鎮痛劑)」、「他達拉非(Tadalafil,壯陽劑)」及「茶鹼(Theophylline,平滑肌鬆弛劑)」,則各有1件檢出。消基會表示,中藥摻加西藥,已經違反《藥事法》第20條第1項「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而為「偽藥」,而這些販售偽藥的業者,可依《藥事法》第83條的規定,「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消基會建議消費者,購買中藥要取得收據及「用藥明細」。「用藥明細」會記載醫師所使用的藥材及份量,也能保護醫病雙方的權益,萬一以後有醫療糾紛才有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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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醫聲.院長講堂
院長講堂/北市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院長陳冠仰定位社區醫院 重視居家醫護,望病患把醫師當朋友
「公立醫院很重視地方服務,不追求與醫學中心一樣的量能,但盼讓陽明院區成為深入民眾心中的社區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院長陳冠仰於今年元旦接任院長後,大刀闊斧進行一連串改革,改善醫院硬軟體設施及廣徵人才進駐,院外加強「社區醫院」定位,與周邊鄰近醫院互助合作,共享醫療資源,提供民眾更完善服務。希望病患勇於發問陳冠仰是國內消化內科權威醫師,面對病患,他常說「把醫師當朋友,多問多說才不會對自己症狀茫然。」因為發現很多病患知道要吃什麼藥、開什麼刀,卻不知道自己病況、為何要做此療程?他希望病患能勇於發問,大多數醫師都有同理心,很願意跟病患溝通。陳冠仰說,醫病之間應建立良好溝通的互信關係,讓病患能清楚知道生病的原因,選擇的治療方式、產生的副作用,病患才不會對疾病一無所知,也會對治療更有信心,醫護人員只要願意花時間說明,未來比較不會有醫療糾紛。拜訪里長了解需求「陽明院區定位為社區醫院,地方服務要好,企業識別也要更好。」陳冠仰接任院長後一個月內,就陸續拜訪士林和北投地區的區長、各里長及醫院,如此才能了解民眾真正的想法及需求。陳冠仰說,陽明山上很多長者需要照護,但下山交通不便,有些長者連走出家門、下樓梯都有問題,就算有家人幫忙到院拿藥,但長期下來醫師不清楚病患情況,非長久之計,因此他很重視「居家醫護」,派員檢視病患吃藥反應、安排抽血,也從里長那裡了解民眾對醫院的想法,藉此改善。尋求醫院互助合作陽明院區受到周遭大醫院的影響,發展上會有限制,陳冠仰上任後,隨即拜訪各家醫院並提出合作方案,像台北榮總做核磁共振的病患很多,但須等待二至三個月,若轉介到陽明院區十天內就可以進行,陽明醫院還可協助北榮從事居家醫療服務;新光醫院急診室病患太多,也會轉介到陽明院區。陳冠仰說,陽明院區骨科、眼科病患很多,但消化內科、腎臟科醫師較缺乏,流失不少病患,因此他積極招募醫師,藉此擴充醫療量能。陳冠仰養生祕訣:打高球紓壓 旅遊感受慢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院長陳冠仰強調,他沒有特別的養生習慣,儘管工作忙碌,在沒有出任院長時,他常透過看書、看電影、走路、打高爾夫球等方式來紓解壓力及情緒。他也喜歡透過國內外旅遊,感受「慢活」的生活。陳冠仰表示,因平時工作忙碌、運動量不大,他會自我要求「吃東西不過量」,才不易變胖,每日早上太太會幫他準備紅棗、枸杞、人參片泡的養生茶;在擔任院長前,他每周會固定去打兩次高爾夫球,對他來說,高爾夫球不僅是運動,也是一種紓壓方式。「我的個性比較樂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睡個覺就會忘記了,每天都是嶄新的一天。」陳冠仰說,閒暇之餘,他除了看電影之外,還會看管理或商業類書籍。尤其擔任院長後,管理方式及概念更要與時俱進,「待人要帶心」,所以該獎勵時不要小氣,要多鼓勵同仁,才能提振士氣,但若遇到違規或不願意配合政策者,就要給予懲處。「身為醫師,無時無刻都會想到是否有人需要幫助,很難真正靜下來休息。」陳冠仰常會安排國內外旅行,旅行能讓他深入沉浸其中,靜靜享受「慢活」的步調。陳冠仰說,疫情發生後,過去一年從未休假過,現在疫情逐漸穩定,希望可以抽空安排國內旅遊休息一下。陳冠仰小檔案●專長:消化內科;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治療;膽道結石、胰臟內視鏡治療;胃癌、大腸息肉、大腸癌檢查及治療、肝癌無線電射頻治療(RFA)、酒精注射治療●現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院長●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經歷:北市聯醫仁愛院區超音波室主任、消化內科主任、中興院區醫務長、仁愛院區醫務長給病人的一句話●把醫師當朋友、清楚了解自身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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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8 新聞.元氣新聞
急診部分負擔朝兩方案研擬 輕症患者最高將多支出300元
健保部分負擔調整箭在弦上,項目包含急診、藥品、檢驗檢查、慢性處方箋。據了解,急診部分負擔,將依檢傷分類不同等級收費,如緊急的第一、第二級患者至醫學中心急診就醫,收費有兩個版本,將少收100至200元,第四、第五級輕症患者收費方式也有兩個版本,將多收100至300元。健保署表示,目前急診部分負擔收費尚未定案,不同收費方式都是討論的方向。據了解,往後急診部分負擔收費方式,將依檢傷分類不同等級收費,如緊急的第一、第二級患者至醫學中心急診就醫,收費有兩個版本,A方案為少收100至150元,B方案為100至200元。至於,第四、第五級輕症患者收費方式也有兩個版本,A方案為多收100至200元,B方案是250元至300元。確定收費將於下周五經健保會委員進行討論。「為落實分級醫療,降低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必須調整急診部分負擔。」健保署署長李伯璋說,經健保署精算,急診部分負擔調整,每年挹注健保僅1.2億元,但為減少輕症患者到醫學中心急診就醫的情形,並提升急、重、難、罕病人至醫學中心急診就醫的醫療品質而進行調整。可是,若病患感覺自己的病情很危急,至醫學中心急診就醫,但經醫師檢傷分類歸類為輕症,必須多付部分負擔,如此是否會增加急診醫療糾紛?李伯璋說,「應不至於有這樣的情形」,如果民眾病情真的非重症,但也不完全是輕症,往往歸屬檢傷分類第三級,部分負擔將不受影響。李伯璋說,衛福部部長陳時中曾在研討部分負擔的會議上說,不能因為調整部分負擔,讓民眾「因病而貧」或「因貧而病」,因此包含急診、藥品、檢驗檢查、慢性處方箋各項部分負擔調整,必須要整體規劃,現在是關鍵時刻。健保署也規劃,明年度將提高急、重、難、罕病人相關醫療、藥品等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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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不僅醫病關係,醫醫之間關係也同樣重要
【編者按】本週「醫病平台」的主題是我們需要重視「醫師與醫師之間的關係(醫醫關係)」。兩位資深的臨床醫師分別提出他們在其不同的專科領域所見證的醫醫關係的問題,希望可以促成醫界與社會大眾好好思考這重要議題。非常高興能夠獲得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張必正醫師以其實務的經驗,分享台灣醫師會這幾年來對醫師相互之間的倫理規範,並介紹國際上最早的日內瓦宣言的醫師誓詞,隨著時代的演變,誓詞也對醫醫關係有越來越重視的跡象,同時也分享今年的世界醫師會倫敦大會討論到「醫師治療親人」的議題,而委員會也希望能將醫師同僚間的關係併入討論。期待世界醫師會將引領國際間更加重視醫醫關係。台灣在數十年前,民眾延續日本時代對「先生」抱持高度敬意,使得醫病之間曾經是有如親子一般,雖然緊密相依、全心愛護,但溝通方式較為單向。進入民主時代,社會逐漸要求不同的醫病關係,更重視雙向溝通與病人自主性,時代轉變過程中引起許多摩擦,因而不論醫界或社會大眾都高舉改善醫病關係的重要性。如今,嶄新的醫病關係已經逐漸建立,然而,重視醫病之間關係的同時,醫界與社會,或多或少忽略了:在這個醫療科技日新月異、醫療專業分工精細化的年代,醫師與醫師之間的關係,也是同樣重要。醫師與醫師之間若關係疏遠、缺乏溝通,會連帶導致醫病之間也出現問題。病人若在不同科別看了複數位醫師,在台灣當前的醫療現場,往往醫師之間並未能夠彼此實際溝通,只透過病歷與醫院電子系統傳遞資料,假使其中有位醫師未能瞭解其他醫師的判斷決策,不經意的說出「某某科怎會這樣開藥呢?」之類的話,病人聽在耳中,恐怕就會釀成前一個醫師的醫療糾紛。過去醫師看病相對單純,詢問病史、理學檢查,藉此判斷正確的診斷,之後給予治療方式,曾經大部分可在一位醫師的診間完成,但是如今醫療分工明確,科技進步,各種檢查與處置方式推陳出新,往往一位病人的處置會跨數個科別,即使同科別,也有不同醫師在不同階段接手,於是醫師之間的溝通就至關緊要。個人赴美深造,初出茅廬執業時,美籍恩師曾諄諄教誨:在執業之前,方圓50英哩之內,不論任何科別的醫師,都應該先前往拜訪,彼此建立良好的互信基礎。個人遵從恩師的指示,一開始就先拜訪聯繫周遭所有執業醫師,果然對日後執業有很大幫助,處理同一病人時,彼此都有互信與共識。在美國時,有一次,病人進行手術過後,回到所居住的田納西州,當地的診所醫師,主動前來聯繫,了解病人情況,並保證接手會好好照顧病人,對方的熱心聯繫,使個人相當感動,也對病人術後的後續照護感到安心。回台之後,台灣醫師之間,或因負擔遠比美國醫師更大,或因競爭激烈,似乎並未有這樣的慣例,鮮少彼此聯繫,但個人仍維持在美國的習慣。一次,長年看診的病人,要進行重要手術時,考量家屬照料方便的,沒有請我執刀,而是遠至台中手術,在台灣,許多醫師對於這樣「搶刀」可能會頗有怨言。個人秉持著「醫師與醫師之間需要先建立良好關係,醫師與病人之間才會有良好關係」的信念,回想當初田納西州病人的溫馨回憶,因此仍然親自聯繫台中方面的執刀醫師,向對方請益,並承諾病人返回後接續術後照顧,請對方放心,執刀醫師表示,先前類似情況,從未有醫師如此主動聯繫溝通,深受感動。另一方面,個人在美國時,美國醫界的慣例,病人轉介過來,負責的醫師會先主動聯繫知會,也向接手醫師說明病人情況,以利接手醫師能對病人做出最好的照料。然而,台灣或許醫師太過忙碌,許多次,他院的主刀醫師手術完成後,介紹病人至個人的診所後續照護,事先卻沒有任何聯繫,接到病人時一頭霧水,這樣的情況,都是醫師與醫師之間沒有良好溝通的不好案例。良好醫師與醫師關係,是良好醫療照護的基礎,個人執刀無數糖尿病眼疾的眼部手術,術前均會聯繫病人糖尿病的主治醫師,請益其糖尿病控制情況,對方均秉持專業傾囊以告,徹底了解病人糖尿病日常控制狀況,對判斷手術風險有絕大幫助。只要主治醫師肯定病人控制佳,適合手術,往往手術成功、術後恢復良好,也避免了許多潛在的醫療糾紛。個人長期持續維繫醫醫關係的初衷,也因此得到許多年輕醫師的尊敬,於學會等會議時,一一前來致謝,亦有不同科別前輩醫師,退休後前來拜訪,對個人重視不同科別醫學專業表達敬佩,並自謙稱要學習這樣的精神。台灣醫師均是各校最優秀的學生,具備相當的自信與自傲,然而,面對醫療現場,「Doctors Treat… God Heals!」始終是至理名言,醫師面對生命,面對醫學,需要謙卑,面對更精細的醫療分工,更要尊重不同科別醫師的專業。醫者最大的心願,始終是如何對病人最好,最能讓病人健康安全,病人能康復、家庭平安,是醫者最大的成就感來源。醫師都是以病人的福祉為目標,尊重對方科別的專業,對方也自然會傾力相授。醫師與醫師的溝通、醫師對醫師的尊重,就如同醫師對病人與家屬的溝通,同等重要。謹分享個人在美國與台灣執業多年的經驗之談,也期待善意的傳遞:過去在美國時,恩師的教誨、田納西州的美國醫師,讓個人感到溫馨,個人回台後,也把這樣的意念傳遞給台灣的醫師,並希望能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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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新聞眼/接種防漏消極 糾紛基層扛?
台北市一對夫妻為了施打疫苗,謊稱接種黃卡遺失、撕掉健保卡的貼紙、立切結書「盧」醫護人員,用盡各種手段而各打了4劑疫苗,離譜行徑令人瞠目;不過,中央知悉後僅呼籲勿濫用疫苗,北市衛生局也只說「無法可罰」。基層醫護人員協助接種已夠勞累,難道還要他們再承受亂象衍生出的醫療糾紛?建立制度的目的在於確保政策穩定執行及公平性,北市醫院和診所只要插入健保卡都能進入中央NIIS系統查詢病患接種資訊,差別在於醫院有開通疾管署疫苗接種紀錄應用程式介面(API)介接,能快速查詢;但診所幾乎沒有開通,查詢速度較慢,也因此出現問題,加上資料上傳有時間差,成為有心人可鑽的漏洞。儘管各家醫院、診所在當天上傳接種紀錄,但上傳速度不同,無法避免有心人士利用短暫時間差冒險偷打疫苗,中央卻無法面對疫苗系統及政策的不完善,僅一句「提醒診所一定要透過健保卡查詢民眾是否曾接種疫苗」,丟包給地方與基層,對有意欺瞞、偷打疫苗者的懲處隻字不提。無法可罰,中央、地方政府態度都消極,壓力只能由基層承受。若有防漏措施,難道醫療院所願意冒著被罰、被告、被扣錢的風險,產生更多「四劑戰士」?過去已發生疫苗誤打、高鐵員工假冒身分南下偷打、失智者遭混打等情況,在在顯示疫苗漏洞延生各式亂象,中央及地方應積極研議如何避免,以及懲處這類惡意欺瞞偷打、多打疫苗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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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6旬夫妻狂打疫苗 半年各打4劑
台灣疫苗短缺,許多人直到最近才打完2劑,但台北市有對60多歲夫妻,卻以疫苗接種黃卡遺失、撕掉健保卡註記貼紙等手法,於5到7月間分別在金門、台北等醫療院所各打了4劑,不但混打,最近還試圖打第5劑,因北市醫療院所已通報,未能得逞。「實在是無法可管、可罰。」北市衛生局專門委員歐佳齡說,翻遍法律規定,多打疫苗並無法可管、可罰,目前只能請各醫療院所多加注意,並要求施打疫苗前要先檢查健保卡、查詢中央接種資訊管理系統,確認無誤後才能施打,若規勸不聽、持續在現場騷擾,可請警方協助驅離。據了解,這對60多歲夫妻,5月先在台北地區自費打了AZ疫苗,後來開放公費疫苗後,他們於6月間飛到金門要打第2劑;他們撕掉健保卡上的接種小貼紙,謊稱還沒施打,但被醫護人員發現有異,進一步查詢健保系統確認,拒絕他們施打。然而,這對夫妻沒放棄,不斷「盧」醫護人員,堅稱沒有打過疫苗,還簽下切結書證明自己絕無打過疫苗,住金門在地親人也幫忙作證,最後醫護人員只能替他們接種。夫妻倆打完2劑後,7月間又在台北接種,他們被醫護人員發現可疑並拒絕接種,就轉往其他醫療院所嘗試,試了許多次後,某次闖關成功,打了第3劑疫苗,再利用上傳中央系統的時間差,於施打第3劑的隔天,立刻到另家診所打了第4劑。他們短時間打了4劑疫苗,其中1、2劑為AZ,3、4劑為BNT或莫德納,卻還流連北市各醫療院所企圖打第5劑,但因醫護人員憂心出現嚴重副作用會衍生醫療糾紛,因此相互通報此個案,這對夫婦行徑才曝光。歐佳齡表示,診所有殘劑及隨到隨打政策,民眾若非經過1922登記,以診所目前系統無法檢核民眾過去接種紀錄,要等到上傳資料時,才會發現問題,才讓這對夫妻鑽了漏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這樣的案例雖然非常少數,但仍提醒診所一定要透過健保卡查詢民眾接種紀錄,以免疫苗被濫用。他說,診所可能受到欺騙,要看地方衛生局如何認定與是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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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5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夫妻各接種4劑疫苗 北市衛生局:已通報異常
媒體報導,有一對夫妻藉由謊稱小黃卡遺失,已各自接種4劑疫苗。台北市衛生局今天表示,這2人只有第3、第4劑是在台北市接種,已通知各醫療院所注意並向中央通報異常狀況。媒體報導,台北市衛生局最近提醒醫療院所,要特別注意一對夫妻疑似鑽漏洞,謊稱黃卡遺失,補辦後再到處要求打疫苗,夫妻倆一人各打了4劑。衛生局官員接受電訪表示,這2人幾乎天天到醫療院所報到、謊稱小黃卡(疫苗接種證明)遺失,並要求施打第2劑疫苗,否則就會在現場大吵大鬧,有些診所無奈協助施打,上傳資料時才發現2人皆已完整接種過2劑疫苗。衛生局官員指出,這2人只有第3、第4劑是在台北市接種,不清楚為何要一直重複去施打疫苗,已通知醫療院所注意且不要再讓他們接種,避免衍生更多醫療糾紛,必要的話可以報警處理,同時已向中央通報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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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5 新聞.元氣新聞
化解醫糾就像在當偵探 42組醫護、社工、律師獲獎
疫情期間醫療現場壓力大、醫病情緒緊張,第一線衝突也時有所聞。三軍總醫院家醫科醫師王志嘉指出,在疫情期間人與人之間有所隔閡,病患進出醫院限制多,難以表達照顧需求,加上醫護人員穿著隔離衣,雙方在溝通上得更花上心力。他說,面對疫情無奈,民眾在情緒上也有所緊繃,例如民眾在病房隔離多時想要逃脫,與醫護人員爆發口角,或是家屬要探病受阻而投訴,「即時衝突事件增加,但未必會演變成醫療糾紛個案。」改透過LINE視訊等方式,能夠舒緩病人入住院及家屬壓力。然而身為醫學中心,在疫情期間仍面臨人力吃緊,必須同時兼顧確診個案照顧、快篩團隊及打疫苗小組等三方人力拉扯,加上面對疫情等不確定的身心壓力,仍需要建立完善的醫病關懷機制。衛生福利部首次舉辦「醫療事故關懷服務頒獎」,共收件78件推薦,共計有20組個人獎、14組團體獎及8組公務獎,獲獎人員更包含社工師、醫師、律師、調解委員等,致力推動醫病和解,投入醫療爭議事件,降低醫病溝通落差。王志嘉同時具有醫學及法學背景,於三總擔任醫療糾紛小組委員,與衛生局、地方及高等法院擔任調解委員,獲得個人組特優殊榮。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疫情期間,調解會場的桌上都有隔板,會讓雙方在溝通過程有些隔閡,但最終慶幸能化解醫病雙方的衝突。王志嘉列舉,促成和解關鍵有三點,需要明白病人的心理情緒並讓對方得到舒緩,情緒好了才來談事,第二要縮小醫病雙方對於事實認知,第三個是明白病人的內心需求,「當事者發生醫療糾紛時,往往內心混亂不明,需要當偵探幫忙抽絲剝繭,才能有可能化解干戈。」醫事司長劉越萍表示,首次舉辦醫療事故關懷表揚,能夠讓最前線的醫護和病患在第一時間能夠得到對話、理解和人心的救治,就能大大提升醫病關係及治療品質。疫情期間,病人及家屬在能夠預期醫療受限制的狀況下,只能無奈接受,但演變成醫病糾紛,往往是在「無預警」底下發生。同為這次獲獎的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和院區社工師王春雅指出,每家醫院也都有建立自己的關懷模式,例如由社工師擔任病患與醫院溝通的橋樑,能夠破除對立與心結,正因為疫情加深了院內及院外的溝通,更應該要把需求跟資源整合好。她說,好比疫情期間院內,住院探病有限制一人陪病,但針對臨終患者或需要召開家庭決策會議,往往重擔落在單一老伴身上,經醫院討論後會願意採取彈性作法,只要能夠建立關懷力,增加醫病信任關係,就能減少衝突與憾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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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9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俗又大碗的健保是守護國人的健康公共財 「使用者付費的部分負擔」為永續而努力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今日醫界面臨的困境」。一位中學老師緬懷過去好醫生受人尊重且生活優渥,感慨現代的醫師不如以前倍受尊敬,而自省過去自己在太太生產時曾經對醫師有不滿的情緒,反思今日社會對醫師的態度不如以前,加上健保制度的種種限制,而深深同情今日醫師的困境。一位中生代的產科醫師分享自己在婦產科已不再是年輕醫師最響往的大環境下,還是選擇自己的最愛,並與大家分享他這幾年來照顧孕婦、接生的成就感,以及呼籲「孕婦要多正向思考,家人與醫師要正向支持」。最後,健保署李署長親自上陣,說明健保署的努力與目標,在財源擴增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與時俱進的增加醫療給付,提供國人與世界先進國家品質相當的醫療服務,並提出醫療給付共識決策,維護健保公共財,「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可避免不必要的醫療耗用。希望醫病雙方都能諒解政府已竭盡所能,讓我們醫病共同合作,使這全世界都讚嘆的「台灣健保奇蹟」可以永續經營。台灣有句俗語「第一賣冰,第二做醫生」,意思是最好賺的行業第一是賣冰,第二當醫生。過去的時代,醫師收入佳、備受尊敬,醫療糾紛亦不多。有人覺得現在當醫師難多了,民眾自我意識提升,醫院及健保體制訂有諸多管理機制,讓醫師對醫療服務失去完整的裁量權。時而聽到醫生對患者說:「這是健保署規定的,我們也沒辦法!」這也許傳達了部分醫療人員的心聲,而民眾聽到這話心裡可能覺得明明每個月都繳了保費,卻不能自由、無限制的使用醫療資源。健保是守護國人健康的公共財,健保署身為單一保險人,有責任為國家建構永續的健保制度、為全民提供完善的醫療照護、給醫界夥伴友善的工作環境,這條健保改革之路,從我上任健保署署長以來,從未停歇!「俗又大碗」健保,財務永續大挑戰依據衛福部最新統計,108年台灣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CHE)只佔總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6.11%,相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多數都在10%上下,日本是10.9%、韓國是8.1%,台灣在先進國家當中明顯偏低。台灣健保相較其他公醫制度國家,對民眾就醫的要求相對不多,像英國健保設有「守門員」制度,民眾就醫強制進行分級轉診;相較韓國健保費率頻頻調漲,我國健保自84年3月健保開辦之初費率4.25%,歷經26年來共有5次的費率調整,其中2次是調降,最近一次是110年1月調回99年4月的費率5.17%。顯見我國的健保已竭力讓民眾以非常負擔得起的財務支出,提供全方位的醫療服務,真可說是「俗又大碗」的健康照護制度。健保的醫療給付除需含蓋民眾就醫基本需求外,針對新的診療項目、藥物或特材,每年皆編列預算以應納入健保所需,像是110年編列新科技預算35.62億元,創歷年新高,但在財源擴增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與時俱進的增加醫療給付,提供國人與世界先進國家品質相當的醫療服務,確實是一大挑戰。醫療給付共識決策,維護健保公共財健保總額每年由國發會核定成長上限,再經健保會協商,由付費者代表與醫療提供者議定健保總額的費用,最終由衛福部核定。健保醫療支出於84年開辦時3,821億元年年成長,111年即將突破8,000億大關,但每年成長的醫療費用,仍是無法與醫療院所申報的服務點數契合,導致點值因此被打折扣,亦即每一點醫療服務並無法給付1元的醫療費用,這也是讓醫界夥伴感到血汗的重要原因,健保署也非常不樂見此現象尚未改善。在這樣醫療支出需求大於健保財源收入的情況下,如何讓有限的醫療資源獲得最適當得分配顯得相形重要。健保署對於給付項目的研訂有一定的制度設計,決策過程會邀集專家及醫界代表共同研商,除評估臨床效用之實證基礎外,因給付制度仍以「論量計酬」為主,故是否納入給付仍須衡量對健保財務的衝擊。在諸多綜合考量下,給付規定可能會因此設定一些規則或條件,讓醫界夥伴提供醫療服務有所依循。這些給付規定或限制,有時民眾或第一線醫療人員會對此提出抱怨,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醫師對醫療服務失去完整的裁量權」。我們想說明的是,這樣的給付規定是經過專家、醫界各方代表與健保署共同研商議定的結果,是對醫療服務綜合考量後的共識決定,目的不外乎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儘可能讓對民眾健康真正有益、尚未被滿足的(unmet need)的醫療服務項目優先納入健保給付。我們期許民眾及醫界夥伴都能理解,健保的給付是透過共識的決策來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這樣決策應要被支持及妥善的執行,避免資源出現失衡及不當耗用的現象,共同守護國人的健康公共財。「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可避免不必要的醫療耗用全民健保由於制度設計,收到的部分負擔費用其實不多,部分負擔占醫療費用比率大約僅6.5%。舉例來說:一般門診平均每件的藥費381元,其中70%之件數不用付藥品部分負擔;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平均每件藥費是985元,現行規定無須繳交藥品部分負擔。檢驗檢查平均每件費用為1,169點,現行規定未計收檢(查)驗部分負擔。提倡「使用者付費的部分負擔」是我身為健保署署長力推務實改革的最後一哩路,目的並不是為了增加健保的財源,而是為了創建永續的健保制度而努力。期待透過這樣的制度設計,讓民眾因自付額的輕微調整,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醫行為;也期許醫界夥伴,能本持醫療倫理,以民眾的最大利益為考量,提供必要而適切的醫療服務。當民眾減少逛醫院的行為,醫界夥伴也謹慎、妥適的使用醫療資源,想必可將過度的醫療耗用節省下來,這些節省下來的資源,可用在民眾更需要的地方,也可提升醫療服務的「點值」,破除醫界血汗的魔咒。我衷心的期盼民眾、醫界夥伴能與健保一起,共同珍視每一分醫療資源,讓健保公共財發揮最大效益,使國人活得更健康,健保得以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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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9 新聞.用藥停看聽
抗藥性細菌增3倍!感染科醫師呼籲,「四不一要」使用抗生素
新冠疫情下,疫苗、抗病毒藥物短缺問題備受矚目,但近年發現治療細菌感染的抗生素面臨嚴重危機,抗藥性細菌比率增加,在疫情期間增加3倍。感染科醫師呼籲,請大家熟記「四不一要」,不主動要求抗生素、不隨便自己買抗生素、不吃他人抗生素、不隨便停藥、要遵守醫囑使用抗生素,避免未來無抗生素可用。抗生素用於抑制細菌生長、殺死細菌。近年醫界觀察,抗藥性細菌增加,導致治療難度提高、住院時間拉長及醫療支出增加等。然而新冠疫情之下,部分抗藥性細菌比率增加3倍,若新冠肺炎患者加上抗藥性細菌感染,可能導致住院時間延長3至5倍。台灣感染醫學會理事長王復德表示,國內監測近10年加護病房感染個案,有四種抗生素的抗藥性細菌比率增加。王復德提醒,多重抗藥性問題廣泛,國衛院近期觀察,除了住院、高齡族群病人外,問題也延燒到門診、小兒科病人。衛福部預估,若抗生素抗藥性(AMR)未能控制,2050年台灣每年恐有3.3萬人因此死亡。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理事長陳宜君表示,美國學者發表文獻,新冠疫情期間美國疫情嚴峻,醫護投入防疫而忽略基本感控措施,沒有落實區分院內乾淨區及汙染區,呼籲應有足夠資源來執行感染管控,否則一但產生抗藥性,病人預後通常不好。國內調查則顯示,高達7成國人對於抗生素使用存在錯誤認知,不知道抗生素用來對抗細菌。根據「感染控制雜誌」2020年發表調查,近9成受訪感染科醫師認為,常需合併2種以上抗生素治療、或改用廣效型抗生素,但7成以上醫師表示,因此可能導致副作用增加、住院時間拉長、預後較差等。陳宜君表示,醫療人員也可能因對抗生素認知不足、「避免醫療糾紛」等原因,面臨不當使用抗生素的困境。在缺乏誘因的清況下,僅少數藥廠願意投入抗生素研發,未來恐面臨無藥可用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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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8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疫情新危機!「細菌抗藥性」比例增3倍 未來恐無藥可醫
你分得清楚「細菌感染」、「病毒感染」嗎?新冠疫情下,疫苗、抗病毒藥物短缺問題備受矚目,而治療細菌感染的抗生素也面臨危機,近年發現「細菌抗藥性」比例增加,甚至疫情期間增加3倍。感染科醫師呼籲,民眾應有正確使用抗生素觀念,政府、醫藥界應重視引進與研發,勿讓國人未來碰上「無藥可醫」窘境。抗生素是一種可抑制細菌生長、殺死細菌的藥物。近年醫界觀察,細菌抗藥性增加,導致治療難度提高、住院時間拉長及醫療支出增加等。然而新冠疫情之下,部分細菌抗藥性比例增加3倍,若新冠肺炎患者加上抗藥性細菌感染,可能導致住院時間延長3至5倍。台灣感染醫學會理事長王復德表示,國內監測近10年加護病房感染個案,有4種抗生素抗藥性細菌比例增加。他提醒,多重抗藥性問題廣泛,國衛院近期觀察,除了住院、高齡族群病人外,問題也延燒到門診、小兒科病人。王復德說,衛福部也預估,若抗生素抗藥性(AMR)未能控制,2050年台灣每年恐有3.3萬人因此死亡,相當於每5位死者中,有1位是因抗藥性細菌感染所致,將導致我國GDP損失2%,每年經濟損失恐達3000億台幣。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理事長陳宜君表示,美國學者發表文獻,新冠疫情期間美國疫情嚴峻,醫護投入防疫而忽略基本感控措施,沒有落實區分院內乾淨區及污染區,文章也呼籲,應有足夠資源來執行感染管控,否則一但產生抗藥性,病人預後狀況通常不好。陳宜君提到,我國本土疫情時,政府採取讓醫院降載、延後非急迫性醫療等,動員醫護收治新冠病人,而大多民眾重視勤洗手、戴口罩,的確減少感染流感機率,但留在院內的病人大多是癌症、重症等,身體狀況不好,本身就容易感染,感染機率高、抗藥性也隨之增加。根據國內調查,有高達7成的國人對於抗生素使用存在錯誤認知,不知道抗生素用來對抗細菌。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理事長陳宜君舉例,普通感冒多半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是針對細菌,通常抗生素對普通感冒無效。此外,根據《感染控制雜誌》2020年發表調查,近9成受訪感染科醫師認為,常需合併2種以上抗生素治療、或改用廣效型抗生素,但7成以上醫師表示,因此可能導致副作用增加、住院時間拉長、預後較差等。陳宜君表示,專業醫療人員也可能因為「抗生素認知不足」、「避免醫療糾紛」等原因,面臨不當使用抗生素的困境。且在缺乏誘因下,僅少數藥廠願意投入抗生素研發,未來恐面臨「無藥可對抗」的狀況。呼籲全民應一同努力,民眾也要熟記「四不一要」抗生素觀念:1.「不」主動要求抗生素2.「不」隨便自己買抗生素來吃3.「不」吃他人的抗生素4.「不」要隨便停藥5.「要」遵守醫囑使用抗生素陳宜君呼籲,醫師應遵守開立抗生素原則,避免開立過量、不適當或不必要的抗生素。也盼政府支持研發、或引進新藥的友善環境,讓患者得到更好的醫療照護,減少抗藥性細菌感染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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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實習時被寶寶順利娩出的幸福時刻所感動 進而投入「婦產科」當母胎健康的守護天使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今日醫界面臨的困境」。一位中學老師緬懷過去好醫生受人尊重且生活優渥,感慨現代的醫師不如以前倍受尊敬,而自省過去自己在太太生產時曾經對醫師有不滿的情緒,反思今日社會對醫師的態度不如以前,加上健保制度的種種限制,而深深同情今日醫師的困境。一位中生代的產科醫師分享自己在婦產科已不再是年輕醫師最響往的大環境下,還是選擇自己的最愛,並與大家分享他這幾年來照顧孕婦、接生的成就感,以及呼籲「孕婦要多正向思考,家人與醫師要正向支持」。最後,健保署李署長親自上陣,說明健保局的努力與目標,在財源擴增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與時俱進的增加醫療給付,提供國人與世界先進國家品質相當的醫療服務,並提出醫療給付共識決策,維護健保公共財,「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可避免不必要的醫療耗用。希望醫病雙方都能諒解政府已竭盡所能,讓我們醫病共同合作,使這全世界都讚嘆的「台灣健保奇蹟」可以永續經營。 懷孕生產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對於個人、整個家庭,以至於社會都具有重大意義。俗諺有云: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這句話著實描述了婦女生產的辛苦、喜悅,還有風險。從醫學的角度來說,超過八成以上的懷孕與生產是順利的。然而產科風險與併發症(例如產後大出血、羊水栓塞等)的發生,多半會有幾個特性:發生時間短,難以預測,以及後果嚴重。正因為如此,再加上面對潛在醫療糾紛的壓力,婦產科曾為醫療四大皆空科別的一員。 記得筆者在實習醫師時期,看到婦產科老師與產婦共同努力,寶寶終於順利娩出且哇哇大哭的幸福時刻,因此深受感動而投入當時招生困難的婦產科。經過數年住院醫師的訓練,成為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並赴美國耶魯大學進修高危險妊娠。接下來臨床的看診、不定時接生,以及在醫學中心所需要的教學與研究佔據了我大部分的生活。面對最熟練且每天在做的生產,雖然有著完整的訓練與醫學中心的豐沛資源,還是有力有未逮的時候……那是一個凌晨的時間,我來產房接生一位產婦,順利完成準備離開時,產房大門推進來我的另外一位產婦A女士。她是一位年輕產婦,產檢一路以來都順利無異常,近期胎動也活潑。那天剛好是預產期,因為晚上開始陣痛而來到產房。我們一如往常地請A女士到待產室,進行內診與胎心音評估。沒想到,胎心音監視器發現寶寶的心跳雖然是正常的140下,但卻幾乎沒有變異性。這是一個不好的徵象,我知道我必須盡快讓寶寶出來。那是一個忙碌的大夜,產房幾乎全滿,所有的護理師都在忙進忙出。除了我的產婦外,還有其他醫師的產婦也正在生產室生產。我隨即幫A女士做了內診,子宮頸口接近全開,胎頭仍高,但骨盆條件應該還不錯。接著我做了人工破水刺激產程與評估羊水狀況,流出的羊水已因濃濃的胎便看起來像芝麻糊,更加表示寶寶狀況真的不妙。此時,A女士的狀況明顯符合剖腹產的標準。然而在一個忙碌的大夜,等待生產室空出,聯絡麻醉醫師,調度更多的護理師馳援,剖腹產真的是最快最好的選擇嗎?時間不容許我猶豫,根據我內診評估骨盆的感覺,考量整體醫療團隊的能量,我決定盡快讓A女士陰道生產。這不是個容易的決定,萬一用力一段時間寶寶頭下不來,延遲的時間必定比直接剖腹產更久。經過和A女士和A先生說明後,我開始引導A女士用力。沒多久,胎頭有順利下降,我隨即接著用真空吸引的方式,讓這個寶寶出來。這一次,寶寶出來後沒有令人感動的哭聲。隨之凝結的空氣中,只有兒科醫師不斷地抽吸胎便,與準備插管的口令聲。我仔細縫合完會陰傷口,睡意全無,等待著我的是早上滿號的門診。但心裡面已不斷閃過人生跑馬燈:我有醫療疏失嗎?當初直接開剖腹產是否會有不同結果?更糟還是好?我要怎麼面對A女士和A先生?我會不會被告?是否會有天價的賠償金?這會不會是我接生生涯的終結站?非常幸運地,後續的發展出乎我意料之外。A先生在稍晚我巡房時,向我握手並致上誠摯的謝意。A先生來自非洲某國家,他因公派駐台灣已經超過10年,會說不錯的中文。A女士來自中國大陸,來台時間較短。A先生說,在他的國家醫療資源缺乏,有不少無法在醫院而在路邊生產的婦女,也有許多無法長大的小天使。A女士生產當天,他明白我們已經盡到所有最大可能的努力。A先生請我們持續努力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產婦,他也會努力和A女士一起度過最艱難的時刻。聽到這些話,真的瞬間令我語塞。或許因為A先生特殊的背景與經歷,讓他有著在台灣醫療現場少有的正向良善反應。相對於課堂上所提到的醫學、生命倫理,A先生親身展現對生命的尊重、熱愛與豁達,著實給我最寶貴的一課。寶寶經過兒科醫師救治後,依然沒有很好的自發性呼吸,需要一直仰賴呼吸器。在產後六週的回診時,寶寶依然在加護中心接著呼吸器,但狀況並不是很好。A女士由自然產恢復的很好,心情也較平穩。A先生和我說,等到這一切的辛苦結束後,他要帶A女士去旅行,接著再重新開始。之後,A女士和A先生就沒有再出現在我的門診。許多年後的某一天,我在醫院附近的公園看到一位捲髮,皮膚黃黑的混血女孩在玩耍,不知為何我突然想起了A女士。接著真的不敢相信,就如電影情節般,我看到了A女士出現在女孩的身旁。我和A女士進行了短暫的問候,真開心她和A先生做到了,現在正擁抱新的一段幸福。 懷孕十個月,所有人,包括孕婦、家人,當然還有產科醫師,都希望一切順利有好結果,母胎均安。產科醫師是產婦生產時的重要夥伴,經過數次的產檢,醫師與產婦之間對彼此個性與想法有所了解,當與產婦共同面對的一些未知可能風險時,醫師可以做出更符合產婦期待的決定。然而總是有可能出現不如預期的結果,若發生,產科醫師面臨錯誤決策的質疑,甚至潛在的醫療訴訟,其中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經過政府和各界的努力,「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也已上路多年。對於生產中醫師無疏失卻又不如預期的事故,由國家的力量提供即時救濟,以減少醫療糾紛,促進產婦與醫事人員之伙伴關係,並提升女性生育健康及安全。 在門診時常被病人問是否我會是接生的醫師,其實孕婦們不需要擔心,經過產檢共同相處的時間,產科醫師也很想把這個在產檢看了好幾個月的寶寶親手接生出來。如果有產婦待產,產科醫師可能因此更改他當天的行程,犧牲許多私人時間,為的就是要及時接生。然而即使如此,產科醫師畢竟沒有小叮噹的任意門,有時遇到產程太快或臨時緊急狀況,還是得請產房的資深值班醫師協助接生與處理。面對生產這個人生大事,筆者建議孕婦要多正向思考(be positive),家人與醫師要正向支持(be supportive)。孕婦給自己和寶寶多一點信心,相信自己與生俱來的本能。了解生產的過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積極尋求親友們順產成功經驗的秘訣,而不是因為網路上的討拍文而過度煩惱。相信這樣面對孕期與生產不同階段的各種挑戰,都可以在產科醫師的領航下,關關難過關關過,順利抵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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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5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因嬰兒被接生時造成頭皮破皮、肩骨骨折,而對醫師有埋怨 反思醫病關係的鉅變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今日醫界面臨的困境」。一位中學老師緬懷過去好醫生受人尊重且生活優渥,感慨現代的醫師不如以前倍受尊敬,而自省過去自己在太太生產時曾經對醫師有不滿的情緒,反思今日社會對醫師的態度不如以前,加上健保制度的種種限制,而深深同情今日醫師的困境。一位中生代的產科醫師分享自己在婦產科已不再是年輕醫師最響往的大環境下,還是選擇自己的最愛,並與大家分享他這幾年來照顧孕婦、接生的成就感,以及呼籲「孕婦要多正向思考,家人與醫師要正向支持」。最後,健保署李署長親自上陣,說明健保局的努力與目標,在財源擴增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與時俱進的增加醫療給付,提供國人與世界先進國家品質相當的醫療服務,並提出醫療給付共識決策,維護健保公共財,「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可避免不必要的醫療耗用。希望醫病雙方都能諒解政府已竭盡所能,讓我們醫病共同合作,使這全世界都讚嘆的「台灣健保奇蹟」可以永續經營。醫者的黃金時代頃讀吳新榮(1907-1967)醫師日記,發現那真是醫者的黃金時代。他算是半個走方醫,除了在叔父留下來的佳里醫院行醫之外,還會騎著摩托車,在台南鄉間四處巡診。他收入佳,受尊敬,幾乎沒有醫療糾紛。在沒有後顧之憂下,他還可醉心於文學,領導地方,勞心勞力,成為鄉紳。與之相較,現在當醫師難多了。一、要回鄉里開業很難,因為房價、店面租金都不便宜。除非已經成名,否則很難單打獨鬥,自己有診所或醫院。二、醫療糾紛的風險不低。三、收入也遠比不上日本時代的醫師。吳新榮不算甚麼大醫師,可是月收入約莫當時警察局長的十幾倍。這是當代醫師很難想像的。四、不見得受鄉里尊重,也很難領導地方,貢獻所長。醫病關係的鉅變◎六、七十年來的醫病關係:換言之,如以長遠的視野,覽觀近六、七十年來的醫病關係,我們會發現醫病風俗習慣真是發生鉅變了。這不禁讓我反思,這鉅變是如何發生的?風俗習慣為何變成這樣? 我自己是不是也是造成此鉅變的因子之一。我媽媽是在日本時代讀小學的人。私下聊天,總是會提到自己盲腸炎,爆掉了,引發腹膜炎。後來坐牛車,走了三十公里路左右,到了虎尾陳外科,才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她平常幾乎很少看醫生,對那次手術經驗,滿懷感恩,也希望子孫有人可以當醫師,救人濟世,回饋社會。◎近代的醫病關係:相較而言,我對醫師似乎就苛薄多了。我家老大出生時,有點難產。她的頭太大,卡在產道,出不來。說時遲,那時快,吳醫師果斷剪開會陰,用吸把引產。聽護士說,還用斷了兩把,才將小孩引產出來。嬰兒一出來,頭皮破皮,肩骨骨折,發燒。這也使得嬰兒一出生,無法很快回到媽媽懷抱,吸母奶,而是待在保溫箱中被觀察。一開始,我們有點怪醫師。我們一直乖乖順著時程產檢,也知道胎兒可能不小。那麼醫師為什麼不選擇剖腹產?為此,吳醫師還特別找我們夫妻來說明。小孩一出生頭皮受損是正常的,吸入胎便後發燒也是。至於骨折部分,過幾天就會自然癒合,不會影響她的未來。雖然孕婦在產檯待了快兩個小時,可是整個接生過程,算是很順利。兩天後,嬰兒就可出保溫箱,母嬰同室了。而且,預先選擇剖腹產,健保局不見得會核准。然後,等嬰兒卡在產道時,再用剖腹產,那時也來不及了。換言之,那次引產雖然不盡如人意,可是在健保體制下,有點不得不然。整個過程,雖然有點跌跌撞撞的,但母女均安,值得感恩。吳醫師不僅展現卓越的醫術,還有很敏銳而體貼的社會說明能力。然後,更重要的我們都很幸運。可是,萬一我們沒那麼幸運呢? 或吳醫師不是如此令人驚豔的仁心仁術呢?醫病關係會不會陷入僵局,甚至衝突,彼此互相傷害呢?換句話說,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健保局與大醫院由上而下的層層規範與制約,讓醫師無法以病患最佳利益來考量,可能是醫病風俗習慣惡化的原因之一。健保體制的醫病關係現在大健保局大醫院、小醫師的體制下,醫生其實對於該用什麼藥?該用什麼醫療策略?該採取何種醫術?其實並無完整的裁量權。他必須遵守醫院內規,也必須考慮所採取的醫療行為會不會通過健保審核。所以除非時間很充裕,而且病人預先就聲明不計代價、願自費負擔醫師認為最佳的醫療方案,否則臨床醫師的裁量權有其限制。這會造成病人誤解:明明有更佳的方案,更好的藥等等,為什麼醫師要選擇比較不好的。結果不如人意時,我們又特別喜歡找人當代罪羔羊。如此長遠累積下來,對於小信如我的人來說,就會懷疑醫師是不是只想顧好自己,卻不管病患死活?尤其是如果對當代醫療技術有太多不切實際的玫瑰想像或期待時,那就更糟糕了。醫生不是神仙,醫療行為不可能零風險,幸運與否還是很大關鍵。有些遺憾其實跟人與體制都沒有甚麼關係,因為有些病例,就算大羅神仙來也都救不了。現代醫師在健保體制下,跟日本時代相較,收入已經銳減。衡平之道,健保局或大醫院是不是該少點控制,讓醫師有完整的裁量權,考慮病患的最佳利益。否則履霜堅冰至,醫病關係中的互信崩塌,白袍醫師倉皇奔逃,台灣素來自豪的健保體制也會跟著玩完。那時,大家都會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