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09 養生.家庭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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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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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2 名人.精華區
歐陽文貞/超高齡社會 老年精神醫療應走入社區
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者精神健康是牽動國家永續的重大考驗。2001年公衛調查,台灣老人精神疾病盛行率37%,遠高於青壯年族群。老年精神疾患中,老年憂鬱症盛行率最高、衝擊最鉅,實證醫學證實,老年憂鬱症使長者失智症風險增加2倍。此外,老年失智症合併嚴重精神行為症狀(BPSD)、思覺失調症與憂鬱症,並同時罹患身體疾病,亟需「全人整合」醫療照護與長照,跨領域社會資源介入及政策,建構社區化精神照護體系,落實在地安老與活力老化。但高齡精神醫療需求倍增,醫院急性病房無法滿足全人照護,必須延伸至社區。讓患者在熟悉環境中受照護完善的社區精神醫療,核心在於串聯公共衛生、醫療照護、社會福利及長期照顧,建立跨專業合作機制。世衛組織(WHO)及各國經驗均指出,社區精神醫療是精神急性住院治療後不可或缺的延續性照護模式。社區是長者維繫日常功能、人際網絡與身心復元的核心環境。相較於機構安置,社區化照護貼近生活實況,減少環境劇變帶來的認知混亂與功能退化。完善的社區精神醫療涵蓋健康促進、疾病預防、早期篩檢、整合治療、復健及長期支持,透過雙向轉介,讓各階段個案獲適切銜接。更重要的是,當醫療與長照專業團隊走入社區,社會大眾能正向理解精精神疾病、消除汙名化、協助連續性醫療,讓長者與家屬更願意主動求助並融入在地生活。但社區精神醫療面臨各種挑戰,儘管社區化理念已獲共識,政策與實務上仍面臨多重體制瓶頸。WHO及相關國際組織倡議:精神疾病患者應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接受適切照護,而非過度依賴醫院或封閉式機構。整合資源應對高齡共病挑戰但實務上,高齡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與慢性病、認知障礙、失能及家庭照顧負荷高度交織。目前醫療與長照分工存有斷層,基層面對嚴重的精神行為症狀時,常感無力。推動社區精神醫療絕非單純增加服務據點或人力,更須重整資源配置與轉銜流程,建立全面回應高齡複雜共病的整合制度。綜合WHO及國際組織實證報告與各國經驗,當前推動社區精神醫療面臨六大瓶頸:一、體系銜接不足:醫院與社區缺乏老年精神醫療的整體規畫,急性出院後追蹤仍有缺口。二、專業訓練待加強:基層與專科專業人員對老年精神醫學實務知能仍待深化。三、社會偏見與汙名:社會刻板印象影響罹患老年精神疾病的民眾就醫意願與社區接納度。四、政策持續性不足:缺乏國家層級且具持續性的政策藍圖與專款挹注。五、資源分布不均:醫療資源集中都會,城鄉照護量能分布失衡。六、團隊人力短缺:社區跨專業精神醫療團隊量能匱乏。突破這些瓶頸,政府應落實政策領導與長期資源挹注,建立醫院、基層醫療、公衛與長照的協作平台;醫療機構應深化出院準備與社區追蹤,同時擴大人才培訓與民眾識能教育,多管齊下,提升社區精神醫療的可近性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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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1 養生.生活智慧王
出門旅遊總擔心瓦斯沒關、插頭沒拔?心理專家教一招放心出遊少焦慮
許多人出門旅遊總擔心忘記關爐火、拔掉電器插頭或關上車庫門,一路提心吊膽,宛如有「旅行焦慮症」。心理健康專家建議,離家前花幾秒鐘為已關閉的家電、拔除插頭的設備及關妥的車庫拍照,利用影像作為完成任務的證據,有助減輕焦慮。旅遊雜誌Travel+Leisure報導,對容易焦慮的人而言,旅行帶來的除了心情上的放鬆,往往也伴隨不小的壓力。例如航班延誤或取消、景點人潮擁擠、陌生環境,以及繁瑣的行程,都可能讓原本期待已久的假期變成一連串擔憂。然而,有些焦慮在飛機起飛前就已經開始。有些人離家後會突然懷疑自己是否忘了關爐火、拔掉電器插頭,甚至關好車庫門,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疑慮,往往足以讓人難以放鬆,無法安心享受旅程。精神科醫師芭芭拉斯帕拉奇諾(BarbaraSparacino)表示,透過「認知卸載」(cognitiveoffloading),也就是借助外部工具記錄資訊,減少大腦必須記住所有事情的負擔。她解釋:「可以把照片想成完成任務的收據。當你突然冒出『等等,我有關掉爐火嗎?』這個念頭時,就有具體的紀錄可以確認,而不必在腦海中重新拼湊早上出門前做過的事。」註冊心理學家艾麗卡霍維茨(ErikaHorwitz)也指出,拍照除了提供視覺證據,也可能幫助容易憂慮的人將注意力拉回當下,減少旅行期間的恐慌與壓力。她認為,如果旅客能在旅行期間運用感官留意每段經歷的細節,也就是實踐正念,就更有機會感受到快樂。不過,斯帕拉奇諾提醒,拍照並非所有人的快速解方,關鍵在於,照片究竟是幫助人確認事情完成後繼續享受旅程,還是成為反覆查看、尋求安心的工具。她強調,旅行的目標是享受假期,而不是把時間花在反覆查看手機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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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31 醫聲.Podcast
🎧|成人ADHD就診不足1% 醫揭職場「拖延、組織力差」背後真相
許多人以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是兒童專利,長大自然好轉,但臨床統計顯示,高達五至六成的兒童ADHD症狀會延伸至成年。在台灣,成人ADHD的就診與診斷比例卻非常低,往往不到1%。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專任主治醫師黃宇銳指出,在門診中有些家長在帶孩子求診時,驚覺孩子的學習歷程與樣貌如同自己的童年縮影,所以才懷疑自己也有ADHD,因而主動求助。🎧立即收聽按右下角播放鍵↓黃宇銳分析,ADHD主要包含「專注力缺失」與「過動衝動」兩大面向。兒童期較常出現過動衝動等表現;到了成人期,雖然大腦成熟度提升使衝動控制相對較佳,但專注力不足、組織能力不佳等問題依然可能持續存在。患者面對步驟複雜或需要長遠規劃的任務,有時無法化繁為簡或如期完成,因此容易面臨職場挫折、主管責難。當ADHD獲治療,幼兒園老師重拾工作熱情在黃宇銳的臨床經驗中,曾有一位幼兒園老師因高干擾環境、多重任務及常需要面對複雜家長溝通而感到極度挫折,甚至一度想放棄教職。經評估診斷為ADHD,在接受治療後,這位老師成功釐清工作優先順序,同時也有效提升組織、執行能力,且重拾對教育的初衷與熱情。在治療層面,黃宇銳強調治療成人ADHA,須採「藥物加上非藥物治療」模式,藥物治療方向,主要是採用中樞神經活化劑,以幫助調節大腦多巴胺與腎上腺素分泌,進而降低「腦中雜訊」,以提升認知、執行功能,同時也協助這些族群可以靜下心思考任務順序。用藥策略上,兒童因大腦仍在發育期,多採持續性用藥,而成人則可與醫師討論採「任務導向式」用藥,在應對重要或複雜工作時提供即時協助。至於非藥物治療方面,則包含認知行為治療與時間管理技巧訓練,心理師等專業團隊可擔任「教練」與「導航員」,協助修正負向思考,並幫助建立生活秩序。此外,適度運動也有助於多巴胺調節、提升專注力。大家要理解,他/她不是故意的!面對ADHD族群,周遭親友與職場同儕的支持十分重要。黃宇銳強調,ADHD族群常因執行功能困擾導致工作出現一些困境,如此「不能」的狀態因沒有得到幫助、接納,便可能影響工作意願,且逐漸演變成「不為」;若要逆轉此困境,醫療與社會環境應先協助他們提升自身能力,當ADHD族群獲得成就感,自然能激發意願,工作動力也會增加。黃宇銳也提醒,ADHD身邊親友與同儕應避免使用「你就是太懶惰」、「你就是在擺爛」、「你只要用心一點就好」、「我也會分心,不要拿疾病當藉口」等否定語言。唯有給予適當的理解、陪伴與專業醫療的支持,並了解「他/她不是故意的!」,才能幫助ADHD族群發揮創造力與獨特優勢,並擺脫困境、發光發熱。黃宇銳小檔案現職: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專任主治醫師經歷: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會員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醫師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訪問學者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Podcast工作人員聯合報健康事業部製作人:蔡怡真主持人:蘇湘雲音訊剪輯:陳函腳本撰寫:蘇湘雲音訊錄製:滾宬瑋特別感謝: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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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6 名人.精華區
陳麗琴/三班護病比 精神科不該成為例外
三班護病比入法是台灣護理人力政策重要里程碑,代表病人安全不能只看一整天總共有多少護理人力,白班、小夜班、大夜班,每個時段都有足夠的護理人員照護。但衛福部「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修正草案,精神科醫院急性一般病人的護理人力配置,規畫採「全日平均護病比」,這讓我們擔心,精神科為什麼可以例外?全日平均護病比難反映各班人力缺口精神科住院照護同樣24小時不中斷。護理人員必須持續觀察病人的情緒、行為與病情變化,進行治療性溝通、自傷與自殺風險評估、暴力風險辨識、危機處理、安全維護及必要的保護性措施。這些工作具高度即時性,突發事件也不會只有在白天發生。因此,白班多配置護理師,無法補足大夜班人力不足。這正是三班護病比最重要的精神:保障的不只有「一天平均有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事情發生的那一班,有沒有足夠的人」。全日平均護病比最大的問題,是「平均」可能掩蓋個別班別人力不足。若醫院將較多人力集中於白班,小夜班、大夜班減少配置,即使24小時平均符合規定,但對凌晨處理病人躁動、自傷或暴力事件的護理師而言,白天配置多少人,無法解決當下危機。如此不僅增加病人安全及執業風險,也造成夜班工作負荷,不利護理人員留任。精神科缺護理人員應增資源而非降標準我們充分理解精神科長期面臨護理人力招募及留任困難。但必須思考:當一個科別因缺人而難以達到安全標準,我們應該增加資源協助它達標,還是把標準降低?如果精神科因缺人可採全日平均,未來其他科別也因缺人要求例外,三班護病比入法的意義將被逐步削弱。精神科真正需要的是更強而有力的支持,包括提高精神醫療與護理健保支付、固定薪資、夜班及特殊單位加給,強化精神科護理人才培育與留任,並提供住宿、交通及智慧科技等。全聯會也主張,對精神科、急重症及偏遠地區等招募困難單位,提供健保支付加成、人力培育及薪資補助等措施,透過「增加支持」解決,並非「降低標準」。三班護病比入法,就是把護理人力配置從政策鼓勵提升為制度性的最低安全保障。此次「醫療法」修正目的,在保障病人安全、改善護理人員工作負荷及提升照護品質。同是住院病人,不能因為住進精神科病房,就只能得到「全日平均」的人力保障;同樣是護理人員,精神科護理師的合理工作負荷與執業安全,也不應低於其他科別。政策落實需要務實,精神科如果需要時間補充人力,可給予合理、明確且有期限的過渡期,並同步提供更強的支付與人力支持。但過渡期是為了未來達標,而不是另外建立長期較低的人力標準。三班護病比真正要守住的是每一個班別、每一位病人與每一位護理人員的安全;是「每一班都安全」,不是「一天平均看起來安全」。精神科病人的安全沒有例外,精神科護理人員的執業安全,也不應成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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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1 醫療.腦部.神經
中風後連湯匙都拿不穩!50多歲女靠磁刺激搭配復健 重拾行走能力
50多歲林姓女性於中風後右側肢體無力,住院期間需看護協助起身、如廁、餵食,因手抖,拿湯匙喝湯時都灑在桌上。三軍總醫院運用「重複性經顱磁刺激術」(rTMS),透過磁脈衝調節大腦神經活動,搭配傳統復健,患者逐漸恢復手部動作與行走能力,出院後已能自行上下樓梯,重拾生活自理能力。三總神經科部主任楊富吉表示,中風是造成失能的主因,可能引發肢體偏癱、走路不穩、失語症及吞嚥困難等,其中以吞嚥障礙最為棘手,部分患者無法正常進食,必須長期依賴鼻胃管,有些甚至數個月仍無法移除,不僅影響生活品質,也增加家屬照護負擔。「經顱磁刺激術」是運用電磁感應與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調節神經元及改變大腦神經迴路的活性。楊富吉說,這並非全新技術,在神經內科、精神科及復健科等領域均有相關應用經驗。臨床證實,中風後的神經功能恢復具有黃金期,若在急性期病況穩定後及早介入,有機會提高恢復成效。三總神經科部主治醫師林鈺凱表示,rTMS是一種非侵入性治療,利用放置於頭皮外的線圈產生磁脈衝,在腦部誘發微弱電流,調節神經細胞活動,促進神經可塑性。醫師可依受損部位及症狀,選擇不同刺激位置與頻率,協助大腦重新調整神經活動。一般來說,中風後三至六個月是功能恢復的重要階段,透過治療,可改善活動、吞嚥、語言及認知等障礙。林鈺凱強調,磁刺激並非取代傳統復健,而是搭配藥物、物理治療及吞嚥訓練等方式,增加患者恢復功能的機會。三總臨床證實,接受相關治療的患者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腦中風量表分數明顯較低,約比基線下降43.8%,動作功能評估則進步35.4%,日常生活能力評估進步41%,與對照組相比具有統計顯著差異。楊富吉說,對中風患者而言,能否重新吞嚥、行走,恢復自理能力,這比單純改善檢查數字來得重要。目前腦中風患者吞嚥障礙的復健難度較高,「重複性經顱磁刺激術」可望成為輔助工具,在醫療團隊評估下,把握復健時機,協助患者回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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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8 焦點.杏林.診間
醫療奉獻 花蓮慈濟全人團隊翻轉健保
在醫療資源稀缺的花蓮偏鄉,生病不只是看醫師困難,同時還面臨交通、照護資源不足等問題。花蓮慈濟醫院全人整合照護團隊從秀林鄉出發,將醫療帶進部落,從疾病治療延伸至預防保健、健康促進,更以第一線經驗促成健保給付制度改革,翻轉過去「生病才治療」的醫療模式,獲第卅六屆醫療奉獻獎團體醫療奉獻獎。醫療奉獻獎由立法院厚生會、聯合報、TVBS、中央廣播電台、國際厚生數位科技合辦,厚生基金會承辦,衛福部指導,昨舉辦第卅六屆醫奉獎頒獎典禮,衛福部長石崇良、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特別與會出席。石崇良表示,醫療奉獻獎得主長年深入偏鄉、兒少醫療等領域,彌補制度不足。花蓮慈濟從秀林鄉串聯醫療、社區及照護資源,讓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與轉診銜接,成為健保改革起點,如今健保署已將全人醫療給付模式推廣至全國多個區域。賴清德總統肯定花蓮慈濟團隊,在資源有限的東部建立完整照護網絡,不再只以看診次數計算醫療價值,而是將民眾健康放在核心,翻轉健保卅年來以論件計酬為主的模式。同樣扎根花蓮的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獲醫奉獎特殊貢獻獎。行醫逾四十年的他,率先將腦部幹細胞移植應用於巴金森氏症治療並投入脊髓損傷研究,盼結合中西醫與精準醫療,讓花蓮成為東部醫療希望。獲個人醫療奉獻獎的秀傳醫療體系總顧問林啓禎,長年深耕小兒骨科,促成嬰幼兒髖關節脫臼檢查納入兒童健康手冊,更曾搶救車禍重傷兒少,讓原可能截肢的孩子重新站立。羅東聖母醫院精神科醫師郭約瑟,廿七年來穿梭宜蘭山區,推動發展遲緩篩檢與巡迴醫療。面對缺乏病識感、不願就醫的精神疾病患者,他經常開車四處尋人,甚至希望有能定位病人的GPS,讓偏鄉患者不再被遺忘。獲得團體獎的天主教中華聖母基金會,是第一個獲得醫奉獎的社福團體,他們將沐浴車引進台灣,讓臥床長者也能享受洗澡的尊嚴;花蓮原鄉護理師吳安綺則以阿嬤族名「紗絯」成立居家護理所,深入部落照顧病人。她昨天含淚向天上的阿嬤喊話「沒能為您做到的事,我會繼續做下去。」盼讓更多長輩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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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7 焦點.杏林.診間
醫奉36/就怕病患沒來就醫…郭約瑟想靠GPS尋人 27年守護宜蘭精神病友
第36屆醫療奉獻獎頒獎典禮今天舉行,穿越宜蘭山地行醫27年的郭約瑟獲得個人醫療奉獻獎。他笑說,以前常在山地到處跑,最希望有GPS可以找到沒來看病的精神疾病患者。郭約瑟行醫27年以來,持續將精神醫療帶入宜蘭偏鄉。他說,宜蘭大同、南澳幅員廣大,精神病人有時沒有病識感,不會主動來找醫師。有一次,他開車到處找病人,結果看到病人在橋下溪畔玩水,他趕快上前幫病人做治療。他笑說,最想要一種「可以找到病人的GPS」。郭約瑟從小歷經家暴、霸凌,但並沒有因此限制了他的人生。他想跟小時候的自己說,人的一生有很多可能性,不要讓眼前困境限制了眼光和未來。郭約瑟分享,頒獎時最擔心有白頭髮,感謝太太親自幫他染髮,也感謝一路互相支持的醫療同仁,他的孩子未來也選擇要走偏鄉醫療的路,讓他感到佩服。頒獎人TVBS協理王偉芳說,郭約瑟把生命中最精華27年留給宜蘭偏鄉,看到深山裡走不出的精神病患,每天追著病患跑,親自把醫療帶進部落。更在資源匱乏保守的年代,首創精神科日間病房,讓病患白天在醫院復健、晚上回家,打破長年來始終被封閉隔離的命運。更開創自閉症早期療育中心,在黃金治療期接住無數家庭,改變孩子的一生,總是想為病人多走一哩路。郭約瑟1999年轉職到羅東聖母醫院後,協助建立當時全台罕見的「自閉症早期療育中心」;2010年成立宜蘭縣首家醫院附設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整合跨領域專業團隊,每年提供超過300人次的發展遲緩兒童篩檢。郭約瑟也是羅東聖母醫院山地巡迴醫療計畫發起者之一,服務大同鄉、南澳鄉居民長達27年,一肩扛起大同鄉的巡診重任,巡迴醫療超過500次,照護病患逾1.1萬人次,翻山越嶺累積里程超過5萬公里,親力親為彌補鄉間醫療資源。第36屆醫奉獎/把受過的傷變療癒力量郭約瑟穿梭宜蘭山林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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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6 養生.心理學解密
2倍速追劇省時卻損失更大?精神科醫:傷腦、致鬱還影響人際關係
現代人生活步調快和追求高效率,根據一項調查指出,每2名影音觀眾中,就有1人為了提高時間效率而使用倍速觀看影片。影視產業工作者直言,首次觀看電影或戲劇時,絕對不應使用倍速播放;精神科醫師也警告,長期以過快速度接收影音資訊,可能增加大腦負擔,導致慢性疲勞、焦慮及情緒低落,甚至影響人際溝通能力。當人們習慣追求CP值,甚至開始重視時間性價比,倍速觀看影片也逐漸成為常見的影音消費方式。要讓名作失去原有魅力卻很簡單,只要按下倍速播放鍵即可。影像製作人戴夫斯佩克特(DaveSpector)對此直言:「第一次觀看電影或戲劇時,絕對不可以使用倍速播放。與其這樣看,不如乾脆不要看這部作品。」他進一步表示,如果花錢進電影院,結果電影卻以倍速播放,觀眾肯定會感到不滿。但使用手機觀看影片時自行調快速度,其實就像是自己對作品做了同樣的事。他也不認同將創作者投注心血完成的電影、戲劇一概稱為「內容」(Content)的風氣,認為這個詞彙容易讓人把作品視為填補時間的消費品,缺乏對創作者的尊重。在他看來,追求時間效率而倍速觀看影片,背後反映的正是對創作者缺乏尊重的態度。年輕人倍速追劇,只為了快速掌握劇情?精神科醫師伊藤拓則從心理與行為角度,分析倍速觀看影音的原因。他指出,經常被認為習慣倍速觀看影片的20多歲、30多歲族群,觀看作品的動機未必是享受作品本身。相較於沉浸在劇情、欣賞演出或感受作品氛圍,他們可能更希望迅速掌握當紅電影或戲劇的故事內容,以便與周遭的人聊天時能接得上話題。換句話說,對部分觀眾而言,觀看的目的在於快速取得資訊,而非深入理解作品。長期倍速觀看恐讓大腦慢性疲勞這種方式看似節省時間,卻可能伴隨其他代價。伊藤拓警告,日常生活中經常以倍速觀看影片,可能對大腦造成相當大的負擔,甚至帶來不良影響。當資訊傳遞速度過快,大腦可能無法及時完成處理。如果接收資訊的速度超出大腦能夠負荷的範圍,長期下來可能導致大腦慢性疲勞,增加情緒低落、焦慮等精神症狀出現的可能性,甚至有陷入憂鬱狀態的風險。習慣快速接收資訊,也可能影響人際溝通倍速觀看的影響不一定只限於影音體驗,也可能延伸到日常人際關係。伊藤拓指出,若長期習慣快速接收資訊,現實生活中正常的互動節奏可能會讓人感到緩慢,進而難以享受對話中的停頓,或在沉默時保持平靜。但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本來就需要時間醞釀,對話不可能永遠維持高速,也不可能每個問題都立刻得到答案。即使能將影片中的人物加速播放,現實生活的步調卻不會因此加快。如果因為習慣倍速觀看,反而難以適應現實生活的節奏,追求時間效率便可能得不償失。資料來源/週刊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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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1 醫療.腦部.神經
以前熬夜睡一晚就恢復,50歲後卻累好幾天?醫揭身體修復力下降的原因
以前熬夜一晚,睡飽就能恢復;以前怎麼大吃都沒事,現在晚餐多吃一點就脹。難道這就是年紀大了?其實,身體不是突然老去,而是各項功能一點一滴改變。就像換了一台需要重新熟悉的機器,50歲後,身體也有了不同的「使用方式」。哪些是正常老化,哪些是身體發出的警訊?讀懂變化、調整方法,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新節奏。自律神經調控能力變差,睡眠品質逐漸下降。步入中年後,不少民眾感到身體修復能力大幅下降。過去即使熬夜,隔天仍能照常上班;中年後熬夜一晚,卻可能連續三天以上精神不濟。連續工作一周後,年輕時度過周末便能恢復元氣,中年後即使睡到自然醒,身體仍感到疲憊。新光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田心喬指出,中年後開始出現睡眠品質不如從前、感冒不易痊癒等情況,與自律神經調節能力及褪黑激素分泌變化有關。許多民眾進入中年後,睡眠品質變差,睡再多也難以恢復元氣。田心喬說,睡眠過程受到自律神經調控,交感神經主要負責讓人體維持警覺、應對壓力,副交感神經則有助於放鬆與休息。年輕人自律神經調節能力較佳,即使深夜與好友騎車夜衝,熬夜後隔天仍可能精神奕奕、照常上課;隨著年齡增長,睡眠結構及深層睡眠也會發生變化,熬夜後往往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恢復。深層睡眠隨年齡減少,睡得久也感覺睡不好。田心喬指出,深層睡眠是睡眠周期中較難被喚醒的階段,與身體修復及恢復精神有關。深層睡眠時間會隨年齡增加而減少,年輕時可能有較長的深層睡眠,隨著年齡增長,深層睡眠比例下降,中年民眾較容易出現「即使睡得久,也睡不好」的感受。此外,褪黑激素分泌也會隨年齡增加而減少,可能影響入睡及睡眠節律,使恢復元氣的能力不如年輕時。為提升睡眠品質、幫助入睡,許多民眾會購買市售含褪黑激素的機能性食品或噴劑。田心喬指出,褪黑激素是由腦部松果體分泌的荷爾蒙,市售產品的成分、劑量及吸收情況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論。若中年民眾發現睡眠情況不佳,已影響工作表現,甚至出現明顯情緒困擾,應就醫由醫師評估原因及適當治療方式。出國旅遊「有感變累」,時差調整需要更多時間。除了睡眠品質變差,中年民眾就連出國旅遊也可能「有感變累」。年輕時即使出國旅遊多日,回國後還能直接上班;中年後卻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休息,才能恢復原本的精神狀態。田心喬指出,時差調整與生理時鐘及睡眠節律有關,年輕時身體調節能力較佳,通常能較快適應時差;隨年齡增長,生理時鐘調整速度可能變慢,加上長途飛行過程容易影響睡眠品質,導致旅遊後更加疲憊。感冒不再幾天就好,發炎反應恢復時間拉長。許多民眾發現,步入中年後感冒不容易恢復,年輕時兩、三天就能康復,年紀增長後卻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田心喬指出,感冒多由病毒感染引起,身體會啟動免疫及發炎反應來對抗感染。年輕時身體調節及恢復能力較佳,感染後通常能較快恢復;隨著年齡增長,免疫及身體調節能力可能出現變化,恢復時間也可能拉長。有些人在明顯發燒之前,就已出現疲倦、精神不佳等症狀,這些都可能是感染過程中的身體反應。落枕、扭傷恢復變慢,肌肉緊繃也是關鍵。另有中年民眾發現,落枕後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恢復,比年輕時更難受。田心喬說,落枕造成的不適與頸部肌肉、筋膜受到拉扯及局部發炎反應有關,因此若發生嚴重落枕或扭傷,除了依情況冰敷、熱敷,也應視疼痛程度尋求醫師評估,必要時使用止痛或抗發炎藥物。隨著年齡增加,肌肉也較容易受到生活、工作壓力及長期姿勢不良影響,形成慢性緊繃。當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發生痠痛或拉傷後,恢復時間也可能較長。因此,除了處理急性不適,也應改善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缺乏活動等生活習慣。給中年人的身體調整指南1.均衡飲食規律運動平時應維持均衡飲食,攝取足夠的維生素及礦物質,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運動方面,可選擇快走、游泳、慢跑等有氧運動,搭配伸展及肌力訓練,依自身體能調整強度。2.維持固定時間就寢為改善中年後睡眠不佳、疲勞及身體恢復較慢等情況,田心喬建議,首先要維持規律睡眠,即使前一天熬夜,隔天仍盡量按時起床,晚上則維持固定時間就寢,有助穩定睡眠節律。3.避免突然高強度訓練若本身容易焦慮、工作壓力較大,運動時更應循序漸進,避免突然進行過度高強度的訓練。適度安排休息、放鬆與戶外活動,也有助於調整生活節奏,讓身體有足夠時間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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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1 名人.吳佳璇
吳佳璇/93歲心理治療師帶來的感動與啟發
近年來,我發現越來越多求助精神科的病人,看診前已有心理治療/諮商的經驗。有些病人回饋,心理師很好當耶,讓我從頭講到尾,自己幾乎不回話。也有病人直言,我只談過一次,感覺磁場不合直接放棄。當然有更多病人與我分享,自己透過談話得到的體悟與學習。這些重要的資訊,可以幫助我為病人做出更適切的建議,尤其是明明適合心理治療,卻誤以為只要一席話,甚至一句話,人生便能從此不同的病人。我常笑著回應:「找道行高深的法師開釋或許有機會,醫師和心理師應該辦不到。」然而,心理治療大師歐文‧亞隆顛覆了我的認知。他在高齡93歲(2024年)之際,出版《心靈時刻:亞隆與22位來訪者的一期一會》,講述自己在稍早的三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訊和300多位來自全球各地的求助者進行一次諮商,並從中挑出22個故事成書。執業超過60年,以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譽滿全球的亞隆醫師,一開始就以相當篇幅說明,他為何和病人進行單次晤談,不過亞隆本人也坦承,一次面談不應視為心理治療常態,然他的實驗,仍深具啟發。首先感受到亞隆的真誠坦率,毫無避諱談到自己在成為新鰥後,及疫情封鎖期間需要與人連結。然治療關係,換言之也是某種人與人的連結,正是所有心理治療的基石。擁有60年治療經驗、但苦於記憶力衰退的亞隆相信,自己仍足以將與人連結當下產生的力量,轉化為改變的動能。為了讓一次會談產生有效連結,亞隆在書中多次運用「自我揭露」,適度表露治療者自身的感受與經驗,拉近彼次距離。且容我贅言,治療師談自己,絕不能為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否則會讓你的病人/個案覺得莫名其妙,究竟是誰在治療誰。亞隆醫師的第二個法寶是「角色互換」--鼓勵病人對治療者提問,翻轉其過往高高在上的印象,病人因此體驗到一個不同以往的人際互動。這樣的經驗加上亞隆在談話結束前,幾乎都會為病人轉介適合的同僚,為將來的長期治療,鋪陳一個好的開始。22個故事帶來的震撼,完全不亞於30多年前讀到的第一本中文譯作《愛情劊子手》。即便我合理懷疑,如果沒有亞隆醫師早已存在於這些晤談者心中的地位,一次治療很難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由於《心靈時刻》挑選多則本身已是專業助人工作者尋求諮商的故事,讓我見識到這些像我一樣讀亞隆的心理治療理論與小說長大的晤談者,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與祖師爺見面,成功投射出內心強烈的救世主情結,再加上會面前自身漫長的學習與修練,面談怎麼可能失敗?《心靈時刻》還給我另一個體會與鼓勵,如果你真心喜歡助人工作,就算進入風燭之年,依舊可以把握每個當下,協助晤談者重新認識與人連結的美好與力量,並從中獲得成長。年過半百後,熱愛臨床工作的我常思索下台時機,以及如何留下漂亮的身影,亞隆醫師的身教,已指出未來的方向。延伸閱讀《心靈時刻:亞隆與22位來訪者的一期一會》《生命的禮物:給心理治療師的85則備忘錄》第二版《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歐文‧亞隆著/心靈工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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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0 養生.心理學解密
ChatGPT給家庭問題「完美建議」精神科醫揭盲點:有件事為何不提?
從感情、家庭、工作到人生困境,許多人開始把難以對親友開口的問題交給AI。即使AI給出的答案溫和又完整,是否就代表它與專業人士的判斷處於相同層次?精神科醫師海原純子實際將自己曾接到的案例交給ChatGPT,並與自己的臨床觀察比較後發現,揭露AI暗藏的疏漏和盲點。海原純子實際將一名當事人透過文字諮詢提出的問題,原封不動交給ChatGPT。案例是一名退休男子,他與妻子原本過著兩人生活。兒子帶著2歲孩子回到老家居住後,原本單調的生活變得熱鬧,夫妻也因為能陪伴孫子而更加充實。不過,夫妻倆對兒子的育兒方式有一些疑慮,當他們提出意見時,兒子卻以「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等說法回應,雙方因此關係變得緊張。當事人因此陷入兩難:究竟應該繼續提出自己的意見,還是乾脆什麼都不要說?ChatGPT給出「標準答案」:不要教導,改成支持ChatGPT的回答首先肯定祖父母因孫子加入生活而感到快樂,也理解「明明是出於好意,卻讓親子關係變得緊張」的困惑。AI指出,育兒上的「正確答案」會隨著時代與文化改變。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教養方式,如今可能受到不同價值觀重新檢視。兒子所言可能代表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養育孩子。另一方面,祖父母關心孫子的心情,以及多年生活經驗累積的智慧,也並非毫無價值。關鍵在於「如何傳達」。例如,與其直接指出兒子哪裡做錯,不如改成「以前我是這樣做的,但現在是怎麼做呢?」以提問方式交流;或者告訴兒子「如果有困難、需要幫忙,隨時可以告訴我」,以支持的態度陪伴。AI最後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不必在說與不說之間二選一,而是思考「怎麼說才能讓對方聽得進去」。如果遇到明顯涉及安全或健康的問題,也不需要完全保持沉默,但可以用「擔心」而不是「否定」的方式表達。醫師真正注意到的,是案例裡「沒有寫出來的事」海原認為,AI的回答相當符合一般期待,但她特別在意案例中的一個細節:「兒子帶著2歲孩子回老家。」在她看來,這個描述背後可能存在一些尚未說明的重要背景。例如,孩子的母親在哪裡?是離婚、疾病,還是存在其他原因?此外,孩子本人如何看待母親不在身邊的情況?生活費與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又由誰負責?甚至,祖父母所說的「對兒子的育兒方式感到在意」,具體究竟是什麼事情,也完全沒有交代。海原特別注意到,這些事情不只是祖父個人的疑慮,而是自己與妻子兩人都感到在意。她認為,為什麼這些具體內容沒有出現在對談中,本身可能就是值得關注的地方。諮詢內容沒寫出來不代表不重要海原指出,人有時候最強烈的情緒,反而藏在「沒有寫」、「寫不出來」或「刻意沒有提到」的部分。當事人可能其實很想說,卻因為羞恥、不安,或害怕破壞人際關係而難以開口。她認為,臨床諮詢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有些人在面談當下沒有辦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結束面談後,壓抑的情緒才可能再次湧現。因此,海原在面談開始時,會先告訴對方,如果有「其實很想說,卻說不出口」的事情,不需要勉強自己立即說出來,但可以先讓醫師知道「有一件想說卻說不出口的事情」。她認為,這是因為難以啟齒的內容,有時可能與當事人目前面臨的問題有關。心裡的「黑盒子」不能強行打開海原將這些沒有說出口的內容形容為「心裡的盒子」。她認為,盒子裡有時可能藏著理解問題與尋找解決方法的線索,但其他人不應該強行把它打開,因為過度逼問可能反而造成傷害。在這個案例中,「孩子的母親為什麼沒有出現」這個不自然的空白,可能會成為臨床工作者注意的線索。不過,海原也強調,這畢竟只是一次文字對談,而且只有單方面提供的資訊,醫師無法即時反問,因此究竟應該深入到什麼程度,仍必須非常謹慎。如果由海原本人回答,她認為仍會維持「祖父母不是教導者,而是提供支持的人」這個基本方向,但可能會增加一段提醒:如果兒子是獨自承擔育兒責任,可能需要關注他本身承受的負擔與壓力;如果祖父母擔心孫子的狀況,也可以把這個問題與「兒子採取什麼育兒方法」分開來看,再找合適時機討論。海原認為,如果祖父母確實察覺到單獨育兒可能存在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提出相關觀察本身不一定就是過度干涉,但表達方式仍然非常重要。人類與AI的差異,就在「沒有說出口的部分」海原最後指出,面對一段文字時,可以選擇完全依照對方寫出的內容回答,也可以思考那些沒有被寫出來的部分。AI通常不會主動踏入「沒有寫出來的事情」,因為避免憑空猜測,是一種謹慎且合理的態度。在臨床工作中,海原認為,「沒有說出口的事情」有時反而可能成為重要線索。人類在長期經驗中形成的「直覺」,可能讓專業人士注意到文字中的異常空白。不過這種直覺是否正確,仍需要透過後續詢問與確認,而不能直接把猜測當成事實。因此,這場AI與人類專家的比較,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AI一定不如人類」,而是兩者處理資訊的方式不同:AI傾向根據已提供的資訊整理出完整、穩妥的回答;專業人士除了分析明確資訊,也可能根據經驗察覺不尋常之處,再透過追問確認。對於涉及家庭、心理或健康的複雜問題而言,這種「察覺—追問—確認」的過程,可能正是人類專業判斷的重要一環。資料來源/ALL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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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從農家子弟到自閉症之父宋維村醫師的非凡之路
文/邱文通「台灣自閉症之父」宋維村醫師從一位鄉下農家小孩,成為兒童精神科的權威醫師,還成了不少自閉症患者的貴人,和他的求學歷程屢有貴人相助息息相關。1945年,宋維村出生在桃園觀音鄉(已改制為區)的農家。父母目不識丁,原本希望他能夠讀師範學校做老師。「從小我功課好,有一天,小學的馮騰慶老師找上我那位正在田裡忙的爸爸,就站在一旁說服爸爸讓我北上參加台北初中聯考,後來如願考上建國中學、台大醫科。」宋維村娓娓道來,感謝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貴人。兒童精神科的初啟之路從醫科四年級起,宋維村就參加林東明教授的乳癌研究,即將畢業之際,本來打算投身於公共衛生領域,但林東明教授建議他「應該以臨床為本業,把公衛當作方法,運用於臨床」。之後在擔任住院醫師,因為健康因素,葉曙教授要宋維村放棄辛苦值班的神經科,改投徐澄清醫師的門下,學習和小孩子玩、看卡通、看漫畫、和父母老師聊天的兒童精神科,從此踏上了一條專注於守護自閉症兒童的道路。宋維村慢慢細述,感謝助他走向執醫之路的兩位恩師。為讓自己在兒童精神科訓練更充實,在台大神經精神科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宋維村透過已逝、台灣精神醫學界先驅林宗義教授的協助,前往加拿大卑詩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接受關於兒童、青少年及家庭心理衛生的全方位訓練。宋維村說,這段經歷對他後來的專業工作和個人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換言之,林宗義前輩更是他打開國際視野的貴人。在卑詩大學醫院和溫哥華總醫院病房合計兩年半的進修期滿,通過加拿大精神科專科醫師考試,當地醫院希望宋維村留下來工作,但他認為加拿大已經有很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反觀台灣當時只有徐澄清老師和他兩位具備完整訓練的兒童精神科醫師,所以他決定回到台灣,投身於改善台灣的精神醫療特別是兒童精神醫療服務。回到台灣後,宋維村負責台大醫院精神科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第一個研究計劃是追蹤過去在日間留院部治療過的青少年,特別是54名自閉症和22名智障青少年的發展情況,結果發現,這些自閉症患者中有一半被關在家裡,需要完全的照顧才能生存。這顯示,當時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和科技研究系統,都未能提供自閉症者及其家庭所需的足夠支持。成立自閉症基金會的歷程於是,宋維村開始在台大精神科成立自閉症照顧團隊,寫文章、演講,介紹國外照顧自閉症的進步做法,同時組織家屬團體向政府陳情,集合有志替自閉症者倡議的家長及各界人士,經三年的努力,在1988年1月24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FACT),同年自閉症被納入《殘障福利法》和《特殊教育法》,台灣自閉症兒童的治療、教育和照顧邁向改善。回憶起創立基金會的原因,宋維村說:「這是一個系統問題,自閉症患者的醫療、教育、職業訓練和就業、福利、社會關係等,乃至於照顧他的家庭,都必須全面關照。只有讓家長們組成自閉症基金會或協會,替自己發聲,才能真正反映出他們的需求。」但要改善自閉症者的系統性問題並非一帆風順。在戒嚴時期,推動這樣的社會變革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宋維村選擇透過立法委員召開公聽會,將自閉症相關議題納入《殘障福利法》,並進一步推動《特殊教育法》的修訂。他以略帶自豪的語氣表示:「我記得很清楚,就是透過立法委員把自閉症放進去殘障福利法,那時精神病還沒有放進去,我們反而把自閉症先放進去。」推動自閉症教育與社會認知宋維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決定將自閉症教育推向校園。他帶著自己編寫的幼兒自閉症的行為與教育矯治小冊子,從屏東、彰化到宜蘭等地巡迴演講,宣導學校老師如何教育自閉症孩子。他還積極通過媒體宣傳。在台大醫學院學生的幫助下,他們在台大醫院新大樓的舊址(當時是教育部)舉行義賣募款活動,引起當時台視、中視及華視三家電視台的關注和報導,宋維村在電視上解釋自閉症是什麼以及如何教育和幫助這些孩子,不僅讓更多人了解了自閉症,也逐漸改變社會對自閉症的認識和態度。基金會的發展初期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宋維村堅持要把大眾募款變成社會活動,募款的同時也讓社會了解自閉症。他說:「我們要把募款變成一個社會運動,讓大家知道什麼是自閉症、自閉症的需要是什麼。」在一次募款活動中,一個小學班級募得了67塊錢,這筆小額捐款代表著孩子們的愛心和對自閉症的關注,讓宋維村感動不已。在臺大醫院服務的義工還組織了一場中山堂演唱會,邀請年輕的校園歌手參加。演唱會的主持人是陶曉清,剛退伍的趙樹海,還有李建復、鄭怡等熱情的支持,成功地將自閉症這三個字推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自閉症並不可怕,也讓社會逐漸認識到自閉症患者的需求。隨著基金會的發展,宋維村的努力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基金會獲得了包括和風獎、社會公益獎等多項榮譽,李登輝總統特別接見該次傑出社會制度提倡獎得獎代表,讚揚他們的工作表現。教育部也頒發了相關獎項,表彰基金會在社會促進類的貢獻。之後,借調高雄凱旋醫院擔任院長、應邀主持雲林天主教若瑟醫院,宋維村心繫基金會,但始終關心而不干預。宋維村說,「當年成立自閉症基金會,邀請徐澄清教授擔任董事長,老師將印章交給我實際執行,也從不干涉會務啊!」1999年,陳永興醫師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邀請宋維村擔任凱旋醫院院長。任職期間,他提升了員工的能力,加強社區的服務,打造凱旋醫院成南台灣最好的精神科醫院,特別是對兒童精神病患的照顧,省去長途跋涉北上求醫的麻煩。在若瑟醫院的奉獻與改革借調期滿,宋維村回到台大。2005年底,若瑟醫院的外國神父年老,希望他去幫忙。宋維村毫不遲疑辦理退休,同意接長,自此每週奔波於台北和虎尾之間。會到若瑟醫院服務,和宋維村是天主教徒有關。自幼在桃園鄉村長大的宋維村,從大學時期開始接觸天主教,但擔心一旦受洗,會對傳統一般信仰的母親造成衝擊,一直到了2000年,他在母親有些微失智的情況下,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才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當時,他的母親說:「你想怎麼樣,就去吧!」宋維村接觸天主教,是在大學參加耕莘文教院辦的山地服務團時,後來的太太邀請他一同參加。服務的區域在新竹尖石那羅的天主堂,他們早上五點多起床,帶著便當,步行一個半小時到那羅(後來改叫錦屏),下午再走路回來。負責這個專案的是一位美國的張神父,現場幫忙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滿而溢的加拿大修士。「我第一次看到人有這麼大的愛心、完全無私做服務。」宋維村不勝感慨地回憶著,也讓他對天主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宋維村的信仰之路還與妻子相關密切。他們結婚時,宋維村還未受洗,但他的太太一直鼓勵他接觸天主教。宋維村會到若瑟醫院,更是受到醫院兩位神父的感召:一位是來自比利時、負責醫院的松喬院長;一位是來自荷蘭、協助所有庶務及在美國八年募款募藥的畢耀遠。他們都是1954年坐船從進步的西歐來到戰後百廢待舉的台灣,以「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精神,全心全意為雲林鄉親的健康奉獻。宋維村因此自問:「外國神父可以遠從荷蘭、比利時來異鄉建醫院,現在他們老了,難道台灣人不應該把醫院辦下去嗎?」於是他自2005年底受吳終源署理主教董事長鼓勵接下此一重擔,全心全意投入這間有四億多負債的醫院。在六年的任內致力於提供有品質的醫療,並肩負起「作為雲林人的近人」的使命。這六年,既是挑戰重重的旅程,也是充滿感性與承諾的奉獻。當時的若瑟醫院,員工對神父有著強烈的向心力,但對醫院設備陳舊多有抱怨,缺乏現代醫院制度化的運作機制。於是,宋維村開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力執行「護理是醫院的門面、資訊是醫院的神經」的理念,更與同仁逐條討論四百多項醫院評鑑基準,推動ISO認證,成功使醫院在2007年通過新制醫院評鑑區域醫院優等和區域教學醫院的榮譽,2008年全院通過ISO9001-2000國際品質管理認證。施鐵腕開除五名失職醫生他深知改變員工態度的重要性。他說:「成人教育的研究顯示:改變知識最容易、改變技術次之、改變態度最難。」為此,他透過演講、小組討論和讀書會等方式,推廣醫學倫理和醫病溝通,期望以尊重病人自主、提供醫療資訊的方式,建立較平等的醫病溝通模式,同時對急診值班卻未詳實評估病人、沒有做醫療竟虛報健保的不良醫師施以鐵腕,前後「趕走」了五名失職的醫生。在改善醫療品質的同時,宋維村也努力實現「作為雲林人的近人」的願景。他回憶起一次在醫院看照會時,一位小病人的祖母說:「以前我聽說若瑟醫院很差、對病人很不好,這次孫女車禍被送來若瑟,我們一直很不放心。想不到,這兩天下來,醫師仁心仁術,護士親切,完全改變我們的印象。」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宋維村努力的成果,也使他感到無比的欣慰。此外,為了解決原本的財務困境,加上減少健保制度對中小型醫院生存的不利因素,他爭取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的支持,比如亞東醫院派一位婦產科醫師、成大醫院派一位小兒神經科醫師來此支援,衛生署各補助30萬元。當時醫院要好好運作,應該要有70位醫師,但只能夠找到大概57、58位,滿足最小需求(minimumrequirement),還好第一年花很大功夫,在醫院評鑑時優等通過。2007年10月2日松喬神父病逝,享年92歲。在他彌留時,約晚上11點,宋維村跟神父講:「您放心,我會繼續做您還未完成的事。」幾分鐘後,他放心走了。還有畢耀遠神父律己極嚴,絕對不一個人單獨喝酒、吃巧克力,他只喝做彌撒的酒,巧克力也是一樣,全然的自我節制,他的衣服連領子都不讓人家常常洗,他說洗容易壞,如此節儉。「我很佩服他們,也很感動!」宋維村提及這些陳年往事,一時之間為之哽咽,竟說不出話來。引進CST計畫的努力與成果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3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通過精神健康追趕計畫,以縮小精神健康需求和提供服務的差距。在美國自閉症之聲(AutismSpeaks)的努力倡議下,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會中18個國家代表參與討論PST(ParentSkillsTraining)計畫的推廣和實施。自閉症之聲的石副會長(AndyShih),知道宋維村對自閉症的貢獻,邀請他審查PST的九堂課的課程內容,2016年邀請他在台灣推展PST。台灣不是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能參加PST計畫,台灣翻譯修訂的繁體中文版PST教材,不只在台灣使用,也被紐約華人社區使用,宋維村深以此為榮。PST計畫旨在填補全球精神衛生服務的差距,特別是針對自閉症患者及其家庭早期療育的需求未能滿足的差距。PST計畫專注於親職技巧的培訓,PST開始推行後,考慮到自閉症患者的照顧者不限於父母,還包括祖父母或其他照顧者,儘管在台灣仍保留了「親職技巧訓練」的中文名稱,「但英文名稱則從PST更名為CST(照顧者技巧訓練),更符合實際情況」。儘管台灣並非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國,宋維村還是決定在台灣推展PST計畫。2016年開始翻譯工作,2017年邀請石副會長來台,舉行一場預備會議,並在兩個月後,由石副會長從美國派來3位專家做了為期5天的訓練,培訓了包括宋維村在內的16名督導和主訓導師,正式大力推動PST計畫。宋維村身為訓練的督導,指導了4位主訓導師,2017年在台大醫院和自閉症基金會培訓11位自閉症照顧者。2018年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青少年福利中心、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試辦這項計畫,證明修改的PST計畫在台灣的可行性,之後每年CST計畫擴展到兩個新的縣市的四個單位,到目前為止,已經覆蓋除了屏東、新北市、基隆、南投、金門、馬祖之外的全部地區。截至目前,CST計畫已經訓練了86名訓練師,共同服務了357個家庭。宋維村自豪地指出,這些家庭至少有一個自閉症的孩子,有少數有兩個,甚至有一家有三個,更重要的是,CST計畫的實施改變了台灣早療的模式,促使醫療機構和衛生福利部門更加注重跨單位的合作,整體處理自閉症孩子的行為問題、語言溝通和人際社會互動,既減少了家庭的負擔,提升了治療效果,「相信透過持續的努力,CST計畫將會在台灣帶來更多的改變和希望」。偏遠地區兒童精神科醫師的困境宋維村剛從加拿大回來時,台灣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寥寥無幾,不到十位。隨著時間的推移,兒童精神科醫師的人數雖然增加,但地區分佈卻極不均衡。他最近查閱醫學會的資料時發現,台灣目前有313位考試及格的兒童精神科次專科醫師,其中70%集中在六大都會區。而在新竹以北,包括新竹、桃園、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和宜蘭,則佔了總數的60%。相比之下,花蓮只有9位、台東3位、屏東2位、澎湖3位,這些醫師還不全是全職從事兒童精神科工作的。這種不均衡的分佈,對偏遠地區兒童精神科服務的影響尤為顯著。這些地方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常常在成人和兒童之間分配時間,每週五天中只有一天看兒童病患,既無法滿足當地兒童的需求,服務品質也大打折扣。宋維村感慨地說:「這些兒童精神科醫師都考過專科醫師,能力沒問題,問題在於全民健保。」宋維村詳細解釋健保制度對兒童精神科的負面影響,也對此感到無奈。他說,與內科相比,看一個小兒科病人的時間可能是內科的三倍多,但健保只多付20塊。兒童精神科診所甚至不能收取初診費,這使得看一個小朋友一個小時,醫師只能拿到兩、三百塊錢,根本無法維持生計。許多醫師不得不透過看成人病人來補貼收入,或者將一次應該完成的評估拆成多次進行。「這種健保制度不僅影響了兒童精神科的服務品質,也給醫師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改變健保制度,比如允許兒童精神科醫師收取合理的費用,以保障他們能夠專注於兒童病患的治療,而不是被迫以看成人病人來維持生計。」對年輕醫師的四點建言做為一位資深醫師和自閉症領域的先驅,宋維村對年輕醫師提出四點建議,分別是:抱持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選擇自己喜歡的專科或次專科、面對各種臨床現象勇於提問並努力解決問題,以及以個別化精確評估病人情況,通過討論建立醫生和病家的信任和尊重關係。他語重心長地說:「第一點最重要,就是要有正面的人生態度,要不然,我從一個爸爸媽媽不識字的鄉下農夫孩子,根本不可能來考台北聯合招生,根本不可能變成建中學生,還有住過四個家庭,學會適應各種不一樣的生活。假如我不是正面的人生態度的話,當住院醫師時,有健康的問題,如果就消極了,也不會有後來的我,所以第一個是鼓勵大家要有正面的人生態度。」宋維村的這一生,他碰到很多貴人,也變成很多人的貴人。這不就是所謂「自助人助」的結果、「得道多助」的體現嗎?宋維村WEI-TSUENSOONG,M.D.宋維村醫師,1945年生於桃園觀音鄉,從農家子弟成長為兒童精神科的權威。他是台灣自閉症關懷的先驅,畢業於台大醫學院,後赴加拿大卑詩大學進修,獲得全面的精神科訓練。回台後,擔任台大醫院精神科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任,成立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推動自閉症納入《殘障福利法》和《特殊教育法》。宋醫師致力於提升自閉症教育和社會認知,推動了世界衛生組織的CST計畫,服務了全台數百個家庭。他的卓越貢獻使他成為自閉症兒童及其家庭的重要支持者,推動台灣精神醫療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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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用心傾聽,溫暖陪伴陳乃菁,失智照護不孤單
文/陳雅莉「媽媽失智後,總是很抗拒洗澡!」「失智爺爺很愛『玩』自己的排泄物,還會抓糞塗牆,怎麼辦?」「一天到晚老喊著要找過世多年的媽媽,還吵得要回老家?」「明明失智了,卻超愛錢,甚至幻想我們會侵吞他的錢。」「走路常跌倒,還是乖乖待在家裡比較好。」「如果都不肯吃藥,乾脆去死一死好了!」在老年醫學專家陳乃菁醫師的診間中,經常上演著失智症照顧者訴苦和崩潰的情節。透過患者與家屬間互動的點滴,陳乃菁體悟到「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難處。而照顧的方式百百種,長照路上沒有標準答案。唯有用心傾聽、耐心溝通、尊重包容,才是一帖良方。實習醫師承擔重任就讀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最後兩年,陳乃菁返回高雄故鄉,進入高雄榮民總醫院(簡稱高榮)實習,連續兩年獲得「最佳實習醫師」(BestIntern)肯定。「我發現,我喜歡接觸病人,那時才覺得自己像一個醫生。」陳乃菁憶及那兩年高榮正值實習醫師短缺,加上許多醫師、醫師助理離職,在人力嚴重不足下,反而是她工作盡興又充實的兩年。不論是執行開心手術或內視鏡手術,陳乃菁都是主治醫師的第一助手。她從一個什麼都不會的菜鳥醫師,在很短時間內快速成長與進步。「第一助手原本由總醫師擔任,我只是實習醫師,卻站在第一助手的位置,協助主治醫師完成手術。」陳乃菁坦言,當下覺得自己是承擔重責大任的醫師,不再是只能站在遠處觀察別人怎麼做。高榮實習期間,陳乃菁結識許多好老師,其中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呂聆音,最近剛退休。呂醫師專治紅斑性狼瘡及各種免疫風濕疑難雜症,她曾告訴陳乃菁:「過敏免疫風濕科是門診科,如果你把病人照顧好,他根本就不會住院。」更特別的是,呂聆音還列了一份病人清單,帶領陳乃菁到別科探視病人。陳乃菁好奇地問:「為什麼要到心臟科或腎臟科看病人?」呂聆音答道:「因為我的病人住進心臟科或腎臟科病房,我擔心那科醫師不知道如何調整免疫藥物劑量,我要去幫助病人。」即使現已退休,呂聆音仍持續看診,依然關心病人,絲毫閒不下來。因為對自體免疫疾病病人而言,最了解他的體質,正是長期陪伴他的醫師。這樣的醫病關係也影響了陳乃菁,從神經內科走上老年醫學之路後,與病友及家屬維持緊密的關係。從神經內科走到老年醫學實習結束後,陳乃菁準備選擇專攻的科別。她對神經內科、精神科、家醫科都感興趣。神經內科或精神科處理的疾病,與大腦、情感退化有關。家醫科與神經內科都治療慢性病,但家醫科不會處理如腦中風、巴金森氏症等退化性疾病。「我覺得自己行醫,比較偏向於情感、家庭及支持上的照顧,而非憂鬱症或精神疾病方面的特別照顧。」陳乃菁自我剖析,「我喜歡把病人當成是一個人,有自己的思維、想法,而且值得尊重。」於是,她選擇神經內科,進入高雄長庚醫院執業與接受訓練,再逐漸往高齡照顧、失智照護發展,成為高雄長庚醫院第一位取得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證照的主治醫師。外界以為陳乃菁因家中長輩失智,才專攻老年醫學,其實不然。她的祖父母、外公外婆都很長壽,其中一位甚至活到95歲,才結束美好的一生。「我們家中長輩都健康活到老,生活愉快,而且充滿鬥志。」陳乃菁回憶說,阿嬤活到九十幾歲,仍行動自如,不但去上插花課,還搭遊覽車到處旅遊,讓人覺得她是一個成熟自主、受尊重的大人。陳乃菁以為這是常態,沒想到進入神經內科後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病人活得不快樂,也無法自主決定。曾有一名66歲患者因輕微腦中風而住院,但住院期間無人陪伴,出院時還要經過兒子同意。在醫院遇到一個又一個類似案例,讓陳乃菁逐漸調整自己面對病患及家屬的態度。醫師不只開藥,還要理解人心根據她多年失智照護經驗,醫師不只開藥,當個聆聽者更重要,特別是當患者與家屬各有說法時,更需要耐著性子好好聽、細細想。畢竟,照護長路上沒有所謂標準答案。其實很多時候誰是誰非根本不重要,比起講道理,更重要的是讓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雙方都能安心、舒服,便已足矣。高齡80歲的吳爺爺深受胰臟癌折磨而住院,兒女要求醫師幫忙插上引流管做體外引流,延續父親的生命。隔天陳乃菁到病房,發現吳爺爺自己動手拔除引流管。她問吳爺爺:「要插上引流管,得花好多人力,為什麼要拔掉呢?」吳爺爺沒好氣地說:「這支插管讓我很難受,連睡都睡不好。我活得心滿意足,可以說再見了。可是,他們不讓我死。你知道我的兄弟都得了胰臟癌,他們都六十幾歲就死了。現在輪到我了,我要順其自然地走。」癌末的吳爺爺因癌細胞塞住消化系統,若不插引流管做體外引流,就會引起黃疸,然後慢慢陷入昏迷而死亡。陳乃菁花很多力氣與他的家人溝通,最後他們同意等最後一支管子又塞住時,不再插新的引流管,也不把父親四肢綁在床上,讓他自然善終。「醫師不只是看病,還要善於溝通。」陳乃菁深有所感地說,釐清病人和家屬的意願,讓彼此對人生最後一刻達成共識,並不容易。除了用心傾聽、耐心溝通,醫師還要能理解人心,帶給失智家庭一種安定感。他們需要一個了解病人身體、心理、家庭狀況及家人關係的醫師,協助他們面對人生最後十幾年歲月,即使跌跌撞撞,依然充滿愛與溫暖。自行開業,提供完整照護2017年,陳乃菁懷抱著「從Cure到Care」的理念,從白色象牙塔走入社區失智症照護,再透過居家訪視走進許多病患家庭。累積多年經驗後,她體悟到治療失智症,並非只有藥物可解決。許多失智長者都有肌少症或營養不均衡的問題,但醫院分科很細,神經內科醫師除了開藥外,別無他法。病人若需要復健,只能協助轉掛復健科;若有營養需求,則是安排營養師諮詢。長期下來她的內心難免遺憾,於是在2022年7月正式跳出安全但傳統的大醫院保護傘,走入社區,建立自己的診所——陳乃菁診所。「開業是為了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失智照護理想國』——不只開藥、診斷,也給予失智家庭照護上的建議與支持。這是過去在醫院體系難以做到。」陳乃菁娓娓訴說決定開業的心路歷程。診所裡有物理治療師,若陳乃菁看到病人走路不太穩健,但並非中風或巴金森氏症所引起,而是因肌肉力量不足、缺乏運動,便請物理治療師教導病人運動。陳乃菁也會請病患及家屬加Line,將平時用藥、營養及生活狀況記錄並傳給她,以便回診時可快速掌握病情。若與營養相關的問題,則轉由合作的營養師協助解答。失智長輩除了可獲得較好的諮詢和治療品質外,也能得到全面且完整照護。更特別的是,陳乃菁縮減診間、藥局及收納空間,把診所一半以上空間用來做肌力評估、運動及課程安排。診所裡有各種健身器材,讓長輩候診時邊運動,還安排了精油、手工皂、流動畫、瑜珈、音樂及全腦活化等多種課程,協助訓練長輩的注意力、語言力及反應能力。這些課程不僅可協助長輩訓練肌力和腦力,也能舒緩照顧者的身心,而且治療師還可提供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客製化訓練課程。對失智長輩多理解、多尊重陳乃菁明白照顧者的辛苦,推動失智照護教育時,總不厭其煩地提醒:「最好的失智照護,是好好了解長輩過去的生活,包括他的兒時記憶、職場工作方式和日常生活習性等等。」林奶奶的主要照顧者是她的兒子。透過幫母親洗澡,他發現:「媽媽自小就被原生家庭送人當養女,養父母對年幼的她頗為嚴苛。她說過小時候常被打,還常是脫下衣後狠狠地打。我想她的痛苦記憶一直在腦海中,所以現在每當我要幫忙洗澡,從一開始要幫她脫衣服,我媽媽就會哭喊著說:『我很乖,不要打我啊!』」陳乃菁解釋說,從林奶奶身上,可以得知她排斥的不是洗澡,而是洗澡前被脫衣服的舉動,讓她連結起年幼時被責打的痛苦記憶。這個發現讓照顧者能以更緩和方式幫助林奶奶洗澡,也讓養育5個孩子的陳乃菁更重視孩子們的日常照顧。趙先生的母親失智已走到中重度階段,解便完後總不願把糞便沖下馬桶,甚至會順手拿起糞便,讓他必須與母親爭搶糞便。陳乃菁細問趙奶奶解便的過程,趙奶奶以一種分享祕密的口吻說:「我是在生小孩。」陳乃菁恍然明白這正是古早時生小孩的姿勢。在趙奶奶的生命歷程中,「生孩子」想必是重要大事,致使即便現已失智,仍無法輕易忘懷。因此,陳乃菁建議趙先生:「下次媽媽解便完,別急著跟她搶大便,也別責罵她,順著她的意,安慰她生完孩子辛苦了,請她到一旁休息,等你把新生兒清洗好再抱給她看。」趙先生不但照做,還舉一反三,在廁所裡準備一個小玩偶,一看母親解便完就順手把玩偶遞給她,告訴她這是剛生下來的新生兒。母親抱著玩偶到旁邊哄騙,趙先生也能清理廁所。如此一來,患者安心,照顧者也輕鬆多了。「其實失智照護的核心精神,不外乎多理解、多尊重,將心比心。」陳乃菁強調,家屬看來的問題行為,通常換個方向從患者角度想,就合乎邏輯了。即使失智,依然渴望被愛凡是人都有渴望被愛的需求,不分年齡與性別。陳乃菁的患者王奶奶深愛另一半王爺爺,來看診時總說擔心自己老了,老伴不愛她,所以每天寸步不離王爺爺,甚至半夜睡醒時也忍不住咬一口枕邊人。許多家屬只看見咬人的舉動,誤以為是攻擊性的問題行為,看不見表象下掩藏的是害怕、不安和恐懼失去等情緒。陳乃菁不禁想起大學時期解剖學老師陳建行分享,他曾夢見解剖學教室內的大體老師咬了他一口。他剛被咬到時很驚嚇,可是當看到大體老師咬完後還對他微笑,那一瞬間,他一點都不害怕,感覺到大體老師這一口是在表達親暱,想跟他玩,真是淘氣又可愛呢!如此一想,王奶奶咬老伴一口的舉動也相距不遠,出發點都是基於愛和喜歡。王爺爺的理解與包容,讓家人不忍苛責王奶奶,反而花更多時間陪伴她,讓她感受到自己依然受到家人喜愛,也讓王爺爺得以喘息。經過多日,王奶奶咬過幾次後也就自動停止了。溫暖陪伴,照顧者不孤單照顧父母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能期待相親相愛的電影情節。許多家屬苦惱的是,自己長年負責照顧工作,但有時難免上演「天邊孝子症候群」,遇到偶爾回來的親人下指導棋,提議該如何照顧比較好。對主要照顧者來說,擔起照顧重擔時,不但要犧牲自己的人生夢想,還要盯著失智長輩回診、吃藥、飲食、睡眠、情緒及運動狀況。勞心勞力做這麼多,卻不能奢望藥到病除,頂多只能期待不要退化。「老實說,長照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光靠一個人走,隨時可能有被壓垮的風險。」陳乃菁建議,不如家人間多換位思考,共同分擔照顧工作,讓彼此都能清楚理解照顧的眉角,也讓勞心勞累的主要照顧者能獲得適度的休息。她也提醒,照顧者應先照顧好自己,設定自己能夠付出的底線,千萬別燃燒到身心耗竭。「我常跟他們說,在你的照顧生命歷程中,你一定要設法讓自己快樂。因為你不快樂,身邊的人不快樂,被照顧者也不快樂。」陪伴病人走完最後一哩路照顧年邁父母的最後一關,就是要面對死亡關卡。善終是每一個人的心願,卻是最難達成的目標。畢竟,大多數人仍無法擺脫「拚命救、救到最後一刻,才是孝順」的觀念。陳乃菁居家訪視時,主要是陪伴失智長者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善終不容易,患者和家屬都需要同理與支持,醫病之間的默契及信任度也很重要。」對醫師而言,每天面對生老病死,其中最難的課題是處理死亡。多年來,陳乃菁委婉地勸家屬:「人啊,總有一天要離開人世。告別總是感傷,但要讓人帶著幸福感離開,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許我們可以把死亡當成畢業,如何幫長輩辦好一場畢業典禮,讓他們能歡歡喜喜地畢業。即使分離,仍能帶著愛與溫暖,回憶相處的歲月。」既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過程,陳乃菁期望每個家庭都能盡早談談生死大事,以患者為中心,尊重當事者面對死亡的態度與決策。家屬想通了,好好放過自己,也放過他人,讓人生最後一程多點溫馨。以病人為師,反思自我每個人都會變老。眼前是爸媽、失智長者,但總有一天會輪到自己,屆時要如何迎接老化,希望自己獲得什麼樣的照顧方式?「多虧了和我長年相伴的失智患者和家屬,幫助我理解親子和家庭關係。」陳乃菁珍惜眼前的每一個病人、家庭,看著他們互動、衝突或不快,尤其是中年子女與年老父母的親子關係,讓她不禁思考:自己老了以後要變成這樣嗎?與另一半或兒女的關係也要變成如此嗎?累積多年看診經驗,讓她學會以病人為師,認真經營自己的家庭和親子關係。她對孩子耳提面命:「我老的時候,想要活得像我阿嬤那樣快樂,活得有尊嚴,請你們尊重我的自主權。」盡力盡本分,人生不留遺憾陳乃菁的先生是腎臟科醫師,去年底在醫院看診時,突然心肌梗塞,幸好因人就在醫院,醫療團隊僅花26分鐘打通血管,救回一命。瀕死前他突然領悟到自己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陪伴家人。這讓陳乃菁回想起大學時期司徒惠康老師的一番話。司徒惠康目前擔任國衛院院長,當時他分享自己某次教兒子數學,兒子怎麼學都學不會。他忍不住要破口大罵,卻突然發覺「我在學校教一堆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們常聽不懂我說的話。可是,我竟然有耐心教導他們一、兩個小時,怎麼會沒耐心對待自己的孩子?」司徒惠康提醒陳乃菁,維持正向良好的親子關係,需要時時反思與調整,「明明是我們最親密的人,為什麼卻對他們那麼兇呢?」年輕時的陳乃菁無法體會老師這番話,但經過多年後,她身兼老年醫學專科醫師、失智症診療與照護醫師、診所院長,同時養育5個孩子,於是把一天分成三段,早上看門診,下午開會、演講或居家訪視,晚上照顧與陪伴孩子。「每一段時間我都專注做該做的事,盡力、也盡本分了,我很滿足這樣的生活。」陳乃菁把握每一個當下,認真度過每一天,讓自己的人生不留遺憾,也期許自己成為失智長者與家屬在漫漫長照之路上,一絲溫暖的亮光。陳乃菁NAI-CHINGCHEN,M.D.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自2016年起致力推動失智照護工作,協助培育失智照護人才,關照失智症患者與家屬的照護需求。相信失智照護推動,必須回歸到對社會大眾發聲,因此透過演講、出書、主持電視節目、製作外籍看護工可理解的失智照護手冊、編製國小學童能讀懂的失智照護繪本,努力為失智家庭帶來一線曙光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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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入於圍棋,出於醫學周德陽觀照全局、洞徹未來
文/邱文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周德陽上了建國中學高中部以後,遇到圍棋四段的老師,自幼就喜歡玩思考性遊戲的他跟著老師學圍棋,愈學愈喜愛,愛到欲罷不能,於是就完全沈迷於圍棋的黑白子世界裡,幾乎是到了「荒廢課業」的地步。「我一度很想成為職業棋士,進日本棋院,後來了解棋院只收14歲以下的院生,只好作罷。」周德陽笑談這段陳年往事,伴隨著一陣陣宏亮的哈哈笑聲。隨著時間的流轉,很快地來到了高三,想到升學在即,他才「幡然醒悟」,開始努力唸書,考進了私立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現今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簡稱北醫)。之所以大學聯考會選擇醫科,是因為父親早逝,辛勤努力工作的母親又罹患心臟病,從小就很會讀書的周德陽希望將來能夠當上醫師,好好照顧家人的健康。周德陽幼時家住台北市大同區,初中及高中都念建中,大學新鮮人的整整一年都在北醫度過,第二年重考,進入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現今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從此展開了他40多年的醫學人生。話題再回到影響周德陽至深的圍棋。圍棋的長與寬各有19條線棋秤,共有361個交叉點,變化多端,厲害的高手大概也只能算出之後的二、三十步,因此棋局永遠超過人能掌控的範圍(如今AI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了,顯現科技的長足進步)。「當年我迷戀圍棋,真的是廢寢而忘食,每天勤於打譜,已經到了能夠覆盤一百多手的程度。」回憶起當年的棋力,周德陽還是些許的得意。覆盤是指對局完畢後,複演該盤棋的記錄,以檢討局中著法的優劣與得失的關鍵,棋手的覆盤力包含了記憶、推理、毅力、耐力和體力等多種能力。一封信牽動周德陽的醫師職涯「後來會去讀陽明醫學院,實在是個意外!」周德陽笑著說,回想當年,有幾位同學嚷嚷說要重考,還吆喝一起去報名,「他們都上補習班,我邊讀北醫邊準備。」後來分發上陽明醫學院,「這不是我重考的第一志願,但因為接到當時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的一封來信,於是我決定到陽明註冊」,也因而改寫他之後的人生。1975年,研究內分泌醫學、原任中原大學校長的韓偉,受聘為陽明醫學院首任院長,首創以公費制度培育醫師的制度──畢業學生必須在偏遠地區服務兩年。就在那一年,陽明醫學院首度招生,韓偉院長在信中談到對年輕醫師的期許,提到台灣有許多「無醫村」需要熱血醫師的服務。周德陽讀著信,當下燃起了一股熊熊的熱情,懷抱著「有為者亦若是」的理想,「幾乎是衝動地進入了陽明醫學院」。在九年院長任內,韓偉以“wearesecondtonone”(我們是首屈一指)來勉勵全校師生,期許每位陽明的學生都具有「陽明精神」──視服務為天職,效法史懷哲的醫德,推動榮譽制度與不吸煙運動,在台灣醫學界獨樹一格。他更以基督徒的精神身體力行,與第一屆的畢業學生組成「陽明十字軍」,在1978年踏出的第一步,是一起到台灣偏遠地區服務,在恆春基督教醫院執行臨床工作半年。45年來,「陽明十字軍」推廣理醫學人文不遺餘力,並曾分別針對癌症、高血壓與糖尿病、精神疾病做衛教工作或家訪篩檢,得到社會的普遍肯定與讚揚,還曾榮獲醫療奉獻獎、大專青年社會服務獎等榮譽。周德陽同樣抱著「病人優先」理念投入偏鄉醫療,畢業後到嘉義榮民醫院服務,挑了神經外科最具挑戰性的領域,除了擅長腦瘤、脊椎手術、中風治療之外,近年則專注於腦癌的治療。他說,因為惡性腦癌治療最困難,癌細胞長得太快且易復發,「我希望能為這些病人多做些什麼。」因緣巧合成了內外兼修的醫師周德陽記得,1984年到嘉榮報到時,院長邊看著他邊皺著眉頭說:「我要內科的,退輔會(榮民醫療體系的上層機關)怎麼會派一位外科的?」但都人已經來了,而且是上層派來的,總不能「駁回」。於是,醫院告訴他洗腎室缺人,要他去報到,就這樣陰錯陽差,他成了嘉榮有史以來第一位正式醫學系出身的外科醫師,而且在嘉榮兩年,還拿了一張腎臟科的專科醫師執照,成了「內外兼修」的醫師。台灣洗腎人口眾多,號稱「世界第一」,擁有腎臟專科醫師的執照很「值錢」,但周德陽的思考很前瞻、樂於挑戰不可能的任務,而且工作起來是「拚命三郎」。1986年,他給自己一個更大的挑戰──從外科跨入神經外科領域。「腦是個未知數,有無限的可能……」。周德陽提起當年的決定,眼神透露著堅毅,「台灣的神經外科才剛起步,但我看到的是無數病人的需求,以及未來醫學發展的想像空間。」他接著說道,腦神經科學和他年少喜歡下的圍棋,在邏輯思維上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下圍棋需要步步為營的縝密思考,舉棋落子間,受到「讀秒」的時間限制,心思細膩且眼明手快,是棋中高手的必勝關鍵,腦外科醫療也是如此。「尤其像是面對動脈瘤的時候,好像是在拆定時炸彈一樣,你只有三分鐘的時間……。」圍棋造就周德陽的全局觀雖說圍棋一度讓周德陽「荒廢」高中學業,卻「養成」了他快速判斷和精準決策的行事風格,更「造就」了他觀照全局的思辨能力與人生觀。喜歡下圍棋的人都很熟悉「金角銀邊銅肚皮」這個棋諺,說明「角」、「邊」和「中央」在重要性上的排列順序,以拿棋子要圍住12目地為例,圍「角」占空所需要的棋子數最少,只需8顆──成本最低且立即的效益最大,圍住「邊」需12顆,次之,圍住「中央」則需18顆,再次之。用在周德陽的身上,如果當初他在嘉榮好好做一個腎臟專科醫師,就好比是占據了「金角」一樣,得到的實際利益最大,但他勇於「棄子取勢」,捨棄容易賺錢的腎臟專科,還從外科跨足神經外科,挑戰難度更高的腦部手術,甚至是個人化的免疫治療、細胞治療等等。這就像《圍棋十訣》裡面所謂的「棄子爭先」──在下棋時,捨棄眼前既有的幾目棋子,先手下更大的棋或圍更大的地。棄子,要求下棋的人要有長遠的目光和全局的觀念,不能只顧一點,要講究互相配合,不計一城一池的得失以換取總體的勝利。這看似簡單的作法卻飽含著豐厚的哲學觀,也體現了比如「先與後、捨與取、局部與全局」等重要的人生觀。開腦手術為病患拚一線生機回到台灣神經外科的發展沿革,1959年施純仁醫師與鄒傳愷醫師協助台北榮民總醫院開設神經外科專科,各醫學院選派實習與住院醫師到三軍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接受神經外科訓練,成為台灣神經外科領域培育的重鎮。1984年王有智接任神經外科主任,也積極培訓人才,1990年借調台中榮總,周德陽成了他的得意門生。周德陽從此開啟了神經外科的視窗,之後許多醫師不敢開的腦部手術,他總是全力以赴為病患拚出一線生機,因而曾被病人讚揚是「救世的菩薩」。1991年,周德陽獲得到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進修的機會,UCSF的神經外科,當時是美國最熱門的科系之一,他在那裡不眠不休地用心學習,不僅在醫療專業上學到一身本領,更以美國教授的敬業態度和認真精神為師:比如早上六點開始查房,教授一定準時出現,門診超過中午,通常只是吃顆糖繼續工作。誠如英特爾公司創辦人、素有「矽谷之父」之號的已故安迪‧葛洛夫(AndrewS.Grove)所說:「唯偏執狂得以倖存!」受到UCSF教授的薰染和啟發。周德陽對於醫療工作的熱情,也已經到了近乎「偏執」的狀態。四十多年來,每天工作平均15小時,好比在台中榮總的12年期間,他開刀或門診之後,馬上鑽進實驗室,然後就忘記了時間,「出來後發現外面已空無一人,我常常是最後關燈的人。」2005年4月在美國紐奧良「全美神經外科年會」會場,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數千位受邀醫師坐滿會場。周德陽是大會論文的發表人之一,在此之前,獲此殊榮的台灣前輩僅有三位。那一天,全場醫師分享了他「內視鏡腦血塊取出術」成就。此一創新手術讓腦部傷口從15公分改良到3公分,比傳統手術足足縮小5倍,手術後遺症大幅減少,造福了數百位年齡從21歲到85歲的出血性腦中風患者。出血性腦中風約佔中風患者的四分之一,但致死和致殘比例各高達三分之一,換句說說,手術後,平均每三個病患中就有一人死亡、一人有殘障的後遺症,僅有一人能夠恢復正常。傳統開腦取出血塊的手術,即使救人性命,但是傷口長達15公分,又必須全身麻醉,對那些上了年紀或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比較不適合。傳統內視鏡手術需在手術部位打三個洞,但周德陽的「內視鏡腦血塊取出術」,為了讓內視鏡等器械進入腦部,特別研發出直徑僅0.6公分的管套,套管在靠近腦部表面時,可撕開,像釘爪般固定,讓內視鏡器材進入,再以吸取的方式取出血塊,僅需一個3公分的傷口,即可迅速將壓到腦神經的血塊清理乾淨,患者不必剃光頭,無法全身麻醉的患者也可以在接受局部麻醉後手術,傷口小,對腦部的破壞也少,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比傳統手術更是大幅的減少。接掌中國附醫全方位施展抱負2009年8月1日,周德陽就任中國附醫院長。為能迅速了解各科室的業務,他利用科部門例會檢討的機會,一一與各科部同仁見面晤談,配合各科別,有時運用7點的晨會,有時找中午的時間,有些則安排在黃昏,因科制宜,長達一個月的見面溝通會議,讓每一位同仁都能充分表達意見,同時也能感受到新院長的用心和理念,進而建立全院的共識,全方位推廣院務,全力塑造中國附醫的特色。如果說周德陽是匹千里馬,那麼中國附醫董事長蔡長海就是伯樂。2001年,蔡長海榮任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以來,秉持求好求真的態度,以果斷明快的決策風格,時而動之以情、時而喻之以理的領導技巧,在一張一弛之間,大開大闔推動中國附醫的變革與擴張,打造出兼具高效率和高品質的醫學中心。「董事長以其卓越的領導力,吸引許許多多優秀的醫師到中國附醫服務,並激勵他們共同為理想打拚。」周德陽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如此推崇蔡長海董事長。周德陽認為,經營醫院的核心在於人才和專業,提升服務品質是運營醫院最基本的要求,至於醫院最終表現優劣的決勝關鍵,則在於專業程度的高低。隨著醫療科技的一日千里、機械材料的日新月異,優秀的醫師一定要兼具創造性和理想性,前者在醫學專業上能夠時時精進,後者在醫治病人時能夠刻刻以人為本。自從周德陽就任院長以來,就一直配合蔡長海董事長擘劃的宏圖大略與發展藍圖,一步一腳印地深耕精耘,版圖與日俱增、規模逐年擴大,目前在台灣僅次於長庚醫療體系,而且具體建樹頗多,舉其犖犖大者,包括:◇2009年,引進全球第一台640切斷層掃描儀,在於速度超快及大範圍掃描,以彌補64切的不足。◇2010年,通過美國JCI國際醫療評鑑認證、獲評為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2010年,經營陽光精神科醫院。◇2012年,通過高齡友善醫院認證。◇2013年,榮獲醫院評鑑優等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正式營運。◇2017年,榮獲國際醫療典範獎「團體獎」;負責的南投信義鄉雙龍部落日托中心揭牌;癌症中心大樓與急重症中心大樓開幕啟用,住院容量增為2,111床。◇2018年,榮獲外交之友貢獻獎;通過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TTQS)金牌;通過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MedicalAccreditationCouncil)評鑑;,榮獲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智慧醫療標章」;藥劑部、護理部、教學部、內科部腎臟科、資訊室、醫療品質部等團隊榮獲國家醫療品質獎;內科部、藥劑部等醫療團隊榮獲國家醫療品質獎「銅獎」;新竹附設醫院開幕。◇2019年,與微軟進行LOI交換。◇2020年,通過「穆斯林友善環境認證」。◇2022年,取得臺中市立老人復健綜合醫院BOT經營權,預計2025年完工啟用。◇2023年,與台灣微軟聯手共創「智海系統──生成式語音智慧醫療」;榮獲Newsweek評比「2024世界最佳智慧醫院」臺灣前二強;榮獲《哈佛商業評論》「數位轉型鼎革獎」數位轉型領袖等三項大獎;與GoogleCloud合作建構全方位「AI輔助醫師(AI-assistedPhysician)」;「眼耳鼻喉科醫學中心大樓」啟用。◇2024年,榮獲美國醫療資訊暨管理系統協會(HealthcareInformationandManagementSystemsSociety,簡稱為HIMSS)全球智慧醫院前三強。從「問應手」談棋道管理學前面提到蔡長海董事長在管理上的一張一弛,讓周德陽聯想到圍棋的「問應手」──試探對方應對的著手,亦即當棋局陷入膠著階段時,有時候棋手會暫時離開眼前的戰場,到棋盤的另一處著上一手,看看對手會如何因應,是一種把局面搞得複雜化的戰術,同時也具有消耗對手思考時間、增加心理壓力的效果。「問應手」應用在人際溝通、商業談判上,也是一種開放式、具有創意的技巧。事實上,一般人熟知的《圍棋十訣》:不得貪勝、入界宜緩、攻彼顧我、棄子爭先、舍小就大、逢危須棄、慎勿輕速、動須相應、彼強自保和勢孤取和,應用在商業經營、行政管理,乃至於兵戎戰場之上,都有其相對應的重要意涵與對策。在台灣,有不少卓越的企業家是圍棋的高手,像前矽品科技董事長林文伯、前聯華電子董事長曹興誠、中環董事長翁明顯,以及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等,而且棋如其人,比如:曹興誠棋風有霸氣、翁明顯愛打游擊戰、林文伯以全局為重。周德陽的棋道則是「隨機應變、觀照全局」這八個字。因為隨機應變,應用在行政管理上,他不會固執己見,若有更好的意見,他可以即時接納並予以修正;因為觀照全局,他在下重大決策之前,會先審時度勢,沙盤推演出最好和最壞的情況及其因應的利弊得失,同時在想好目標和退場機制之後全力以赴。此外,周德陽的圍棋全局觀也具體應用在醫學專業上,不僅「內外兼修」,還廣泛涉獵基礎醫學和生物科技,包括:參與主持國家級的臨床卓越研究中心,大力推動AI在醫療上的多元應用、腦癌疫苗的創新與研發,以及免疫細胞療法的鑽研與推陳出新,在在都著力甚深、貢獻卓越。回首前塵,自從周德陽上大學之後,早已棄圍棋從醫學,但那黑白子的種子早已銘刻入心,至今如影隨行,仍然深深地影響他的醫學視野與人文情懷!周德陽DER-YANGCHO,M.D.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台灣神經外科專家,被譽為腦科治療的先鋒。他的醫學生涯始於國立陽明醫學院,並曾於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深造,專攻神經外科,帶回創新的醫療技術與典範。醫學之路上,周德陽的人生充滿轉折。高中時期對圍棋的痴迷,這段經歷磨練了他的全局觀和決策能力。他的圍棋經歷不僅讓他在醫學領域中能快速做出精確判斷,更培養了他面對複雜手術時冷靜與精準的心理素質。作為院長,周德陽不僅專注於醫療技術的革新,更推動醫院文化的建設。他重視醫德與榮譽制度,並致力於提高醫院整體服務品質。在他的領導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進行了多項國際認證,並積極推廣智慧醫療與人文關懷。透過全方位的專業深耕與創新應用,周德陽不僅是醫學界的佼佼者,更是一位深具影響力的醫療領袖,持續為台灣醫療事業貢獻己力,致力於提升偏鄉與全國的醫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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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從「換手」到「變臉」 郭耀仁,奇幻的「醫」想世界
1990年美國科幻電影《支離人》(BodyParts)的手臂移植場景,以及1997電影《變臉》(Face/Off)的驚悚情節,至今仍令影迷難以忘懷;但這些虛構的醫療技術,卻分別在1998年及2005年成為現實,由法國相繼完成世界首例的手臂及臉部移植手術。當時還是整形外科小醫師郭耀仁,就像追星般對換手、變臉手術產生憧憬,開始鑽研深奧的移植醫學。「這一切如夢似幻,人類不斷在挑戰極限,化不可能為可能。」勇敢築夢的郭耀仁就像個魔術師,不但具備「換手」的本領,也擁有「變臉」的技能,至今已完成三例手部移植手術,創下台灣移植醫療的里程碑。2024年3月中旬台灣外科醫學會議將於高雄醫學大學舉行,身為大會主任委員的他,積極建構海內外外科醫師的交流平台,希望台灣優異的醫療水準,被世界看見。書畫奠定醫學人文路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外科教授兼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副院長的郭耀仁,開啟國內對手臂及臉移植的研究與先機,可緣自他的醫學養成。1965年出生於以紅豆聞名的屏東縣萬丹鄉,父母親分別是大學與國小教師;現年近90歲的父親郭新財是國立屏東農專(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退休教授,在校時教食品化學及生物化學,38歲就升上教授,在50年前純樸務農的萬丹廈南村郭家莊轟動一時。郭家雙親生養的4名兒女,全都是醫師;郭耀仁排行老二,上有一名哥哥,下有二名妹妹,除大哥是牙醫師、大嫂是藥師外,其他三人及其另一半都是醫學系畢業。每逢年節全家聚會,滿屋子的醫師包括外科、小兒科、復健科、眼科及腎臟科,彷彿在開世界醫學高峰會議,話題總離不開健康與醫療。郭耀仁說,父母並沒有刻意栽培子女從醫,小時候甚至因為頑皮被媽媽送去學書法及國畫。他也學出興趣,柳公權、顏真卿、歐陽詢及張猛龍魏碑等四大楷書名家、隸書、行書都有臨摩學習。另外梅蘭竹菊、花鳥及山水畫也多有涉獵,還參加過屏東縣政府、南部七縣市、全國美展及企業界所舉辦的書法比賽,多次獲得大賽首獎殊榮。雖然長大後沒報考藝專成為藝術家,但郭耀仁認為書畫的薰陶對他日後從醫耐心傾聽病人心聲,以及手術穩定度都有很大的助益。出國進修或參加醫學會時,遇見對仰慕中華文化的知名外國學者,郭耀仁也時常揮毫贈送小作墨寶,成了最佳的國民文化交流。「教授家裡什麼都有,禮輕情意反而重,他們把這些承載文化的書畫視若瑰寶裱框懸掛。」他笑著說。彌補父親遺憾,立志當「超級醫師」郭耀仁和兄妹都從醫,多少受到父親影響。他說,小時候父親除大學教書兼課,幫阿公數甲農地耕作外,假日常帶著他們兄妹到學校寫作業玩耍,看著父親和同儕專注做實驗的精神,四個小蘿蔔頭耳濡目染,也慢慢從父親身上學知識、長經驗。郭耀仁說,雖然父親年輕時成績極佳,但家中務農,因經濟因素無法栽培他念醫科,因此常耿耿於懷。加上自己年幼時期常患感冒看醫生,讓他對醫師更加景仰,於是立志長大後要當個「超級醫師」。走上醫學之路,也算是彌補父親的遺憾。國中畢業後,郭耀仁考上台北師大附中,隨著哥哥北漂,忍受異鄉求學的孤寂。當時沒有高鐵,逢年過節台鐵火車一票難求,他常從台北一路站到屏東,體會遊子返鄉的艱辛。大學如願考上中國醫藥學院(今中國醫藥大學),課餘他悠遊於學校社團活動,包括土風舞社及書畫社等,並持續拜師學藝競逐大專及中部地區的書畫比賽,屢屢得獎甚至奪冠,打破向來由師專學生獲獎的傳統。大學生活多采多姿的郭耀仁,擔任系班代及參與系學會運作。青春沒有留白,也修了「戀愛學分」,認識了學妹林千微,彼此因著相同的志向與興趣,相知相惜,進而十年長跑結為連理、攜手同行。林千微現為小兒科醫師,夫唱婦隨,為杏林佳偶。名師傳承,打下顯微重建堅實基礎醫學院實習期間,郭耀仁在林口長庚醫院跟著外科名醫張昭雄、陳敏夫、鄭隆賓等人拉勾學習,對他們霸氣神乎其技的刀法深感佩服,而對外科產生濃厚的興趣,並高分錄取林口長庚外科。之後因緣際會通過高考,分發到有「小台大」之稱的省立桃園醫院(今部立桃園醫院),並輪訓到台大醫院當一般外科住院醫師,向時任桃園醫院外科主任林水龍教授、王文彥主任、廖廣義院長,以及台大李伯皇、朱樹勳、林芳郁等教授學習外科技巧,耳濡目染日漸成熟。當時還是菜鳥住院醫師的郭耀仁,原本想在習得一技之長後,回屏東老家當個小鎮醫師,為社區鄉親服務,實踐童年的濟世夢想。當時對整形外科仍一知半解,但他萬萬沒想到往後的發展是走進學術巨塔,深入研究尖端的移植醫學,成為斐聲國際的移植專家。郭耀仁謙虛地說,他的外科之路一直有貴人相助,在省桃時受台大整形外科教授湯月碧常來開刀並指導研讀顏面解剖教科書,慢慢對整形外科產生興趣。之後在恩師林水龍鼓勵下,當時業已有鮭魚返鄉打算,以第一名申請進入高雄長庚醫院整形外科受訓,並到林口長庚輪訓。住院醫師期間先後獲得曹賜斌、鄭勝峯、江原正、葉明中、陳添興、劉奕添、陳宏基及魏福全等前輩醫師的傾囊相授,醫術與學術得以不斷精進,才成就了現在的自己。他深知要當個頂尖的外科醫師,除了名師的醍醐灌頂外,自身的努力更為重要。在長庚當住院醫師時,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當時沒有工時限制,常因值班手術通宵達旦整夜未闔眼,白天再繼續開刀,連續36小時沒休息亦稀鬆平常。他常以醫院為家,睡在值班室的時間比宿舍還長,「值班室的被窩都被我睡出一個人的形狀。」當時高雄工安事故、交通意外頻繁,醫院收治了大量病患,郭耀仁總是站第一線搶救病人,不但從中練就了顯微手術的好刀法,更將臨床累積的點滴經驗寫出了許多知名期刊論文,成為當年長庚整外體系最早晉升教授的一員,也奠定了他在顯微重建手術的扎實基礎。早年詐領保險金案件盛行,曾有一名嘉義菜販自砍手臂送醫,斷臂尋找很久才在草叢中找到。雖然缺氧時間很久,但郭耀仁依然迅速以顯微手術將手臂成功接合。他仔細研判斷肢情況與X光後,直覺認為案情不單純,於是扮演起「福爾摩斯」的角色,協助檢警調查,最後判決出爐後還上了新聞版面。接連幾天緊追新聞的記者有次跟郭耀仁打趣說:「你的領帶這兩天都沒換喔。」其實是因為他開刀到天亮繼續上班,根本還沒回家。縫合病患家庭,堅定異體移植夢想1997年郭耀仁升任主治醫師,同年考上長庚大學研究所博士班,師承恩師國際免疫學專家楊崑德教授及鄭勝峯教授,成為高雄長庚創所第一位博士畢業的醫師。他所發表的論文,陸續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上,也在整形重建外科領域逐漸打響了知名度;2003年榮獲美國外科學院(AmericanCollegeofSurgeons)國際學者獎(InternationalGuestScholarship),是該學院成立37年來第一位獲獎的台灣醫師,2005年應邀成為美國外科學院院士,為台灣當時最年輕獲此榮銜的院士。郭耀仁的專長在頭頸腫瘤顯微重建、手外科肢體重建,乳房重建、蟹足腫疤痕治療、及糖尿病足慢性傷口治療、複合異體移植等。臨床近30年特別專注頭頸癌及肢體重建,迄今顯微相關手術超過5,000人次,拯救了許多家庭。曾有病情嚴重的病患與家屬在求診時說,神明擲筊指示找他顯微重建救治才能活命,郭耀仁姑且信之,後來的確九死一生拚搏度過難關。還有一名乩童出身的病人,因下肢嚴重外傷需要截肢,起駕浮現郭耀仁為貴人,就在神明加持下經10小時斷肢再接及加護病房救治穩定,再顯微皮瓣重建及植皮手術後,平安出院,繼續服務信徒眾生,讓這位講求科學的醫師感到不可思議。長期在頭頸重建手術技術精進,並研發不少皮瓣及重建術式,郭耀仁和其團隊2011年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SNQ)銀獎殊榮,代表為「亞洲第一」的水準。近年更以《以階梯皮瓣及迴旋刀輔助重建口腔癌術後唇頰變形》作品榮獲第18屆國家新創獎及第19屆國家新創精進獎肯定,並已獲多國專利及廠商承接,將來可運用嘉惠更多病患。對於嚴重外傷、先天性異常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顏面及肢體重大缺損,顯微重建手術的設備與技術雖已臻成熟,但美觀及功能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最好的方法是用同樣的組織,修補同樣的缺損。」郭耀仁說,複合組織異體移植因而成了他一生追逐的夢想。好還要更好,鑽研肢體與臉部移植1998、1999年法國及美國先後完成全球首例及第二例異體手臂移植,激發郭耀仁探索移植醫學的好奇心與想像力,他於2004至2005年間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福全的推薦下前往美國移植醫學重鎮——匹茲堡大學整形外科做博士後研究,向曾為美國大兵完成雙臂移植、名揚國際的華裔美籍教授李為平拜師,學習複合性異體組織的移植醫學。除了基礎研究以外,他在美國進行了超過40隻手臂的大體解剖,把豐碩的研究成果與經驗帶回台灣,並持續投入動物免疫移植的研究,招兵買馬籌組臨床團隊。剛學成回國時人力經費不足,除了用小老鼠研究以外,想進行人體實驗前還要先進行大動物移植演練並觀察肢體的存活率。他因此開始養豬,還買了動物解剖書進行研究,甚至手術後假日常需自己穿上雨鞋,清掃豬糞避免傷口感染,久而久之也和豬隻培養出感情。身為醫療團隊靈魂人物的郭耀仁,帶領整形外科、口腔外科、復健科、感染科、麻醉科、腎臟內科及精神科等30多名團隊精英,除以黑豬、白豬進行動物實驗,甚至從國外進口新鮮大體、以及赴花蓮慈濟醫院大體模擬試驗中心,共演練過近50具大體肢體及臉部移植手術,3D影像模擬手術,不斷累積了實戰經驗並在國際發表成果。「其實豬還蠻聰明的,看到熟悉面孔搖尾巴。」有時候他還會因為豬吃了免疫抑制劑不想吃飼料,擔心到睡不著。回想起那段研究的日子,實在是百感交集,「我太太說那段時間我身上都有豬味,真的不折不扣成為獸醫了!」異體移植,獲國際最高榮耀2007年郭耀仁因移植研究榮獲第四屆世界顯微重建學會(WSRM)研究論文首獎,綻露頭角,為台灣整外第一次在大型國際會議研究獲獎者。2009年又摘下國際外科醫學總會(ICS)特優論文獎,2009年那一年他升任高雄長庚醫院外科部長,隔年晉升長庚大學教授。任內無論醫療服務、臨床、教學、基礎研究及論文發表質與量,均突飛猛進。2010年獲得美國顯微重建外科醫學會(AmericanSocietyforReconstructiveMicrosurgery)最高榮譽「高帝那(GodinaLecture)」獎座,此獎項每年全球僅遴選一位傑出顯微外科醫師,至世界各國巡迴演講。郭耀仁是繼前林口長庚教授鄭明輝之後,台灣第二位醫師獲此殊榮者,迄今再也沒有台灣醫師獲獎,建立起他的國際學術聲望。他利用此次機會遍訪歐美世界知名移植中心,親眼目睹手臂及臉部移植病患,那一刻心中燃起有為者亦若是的使命感。2011年郭耀仁的學術成就再度攀上高峰,獲得美國移植年會(2011AmericanTransplantCongress)青年學者獎,2014年再取得AAS美國外科學術學院(AssociationforAcademicSurgery)國際客座教授獎,成為整形外科界的常勝軍。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準備,2014年9月郭耀仁在高雄長庚醫院為一名獨臂30年的中年男子完成異體手臂移植,創下國際複合組織異體移植學會(ISVCA)認可亞洲第一例的紀錄。患者在術後2年,新的左手就已能打繩結、洗碗及騎單車,復原狀況很好,成為四肢健全的正常人。當病患訴說當年因貼補家用打工失去手臂,經移植手術成功出院回家時,病患媽媽感動泛淚的畫面至今仍盤旋在他腦海裡。2015年郭耀仁轉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服務,隔年完成東亞首例高位手臂異體移植手術,將台灣異體移植水平推上國際舞台。郭耀仁說,目前全球已完成100多例手部移植,很多患者存活超過15年,這項異體移植的突破性發展,讓許多殘疾人士重燃生機。2019年底高醫手移植團隊再度成功執行一例手臂異體移植。受贈手臂者是名中年男子,因工作時左手不慎被棉花機捲入而遭截肢,等了2年多才獲得手臂捐贈機會,當時在法國開會的郭耀仁接到緊急電話,認為機不可失,隔空視訊指導,委由曾執行鱷魚咬斷臂接合手術的骨科醫師、現為大同醫院院長的傅尹志教授主刀及林高田、張智豪等醫師協助,團隊經過12個小時手術及全方位照顧後康復出院。他和團隊也建立起革命情感。超級醫師,帶台灣站上世界舞台除臨床服務外,行醫近30年的郭耀仁,也熱衷於偏鄉服務,秉持高醫的傳統,「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足跡遍及高雄桃源區拉芙蘭、那瑪夏、台東縣蘭嶼及大武鄉衛生所救護站等地支援,還曾遇過飛機無法起降的氣候,仍毅然搭船前往當地醫療服務,令當地醫護和居民敬佩。2015年更帶隊前往南太平洋索羅門群島義診近三週,除一般診療給藥外,更在極簡易手術設備下,進行許多外傷手術縫合清創和摘除巨大腫瘤,「像回到十八般武藝皆通的醫師」,期間還巧遇產婦急產,緊急協助接生嬰兒,後來嬰兒父親竟以他的英文名字為嬰兒取名,以紀念台灣的醫療協助。2020年獲得高雄醫界崇高榮譽「高杏獎」。那一年郭耀仁還獲得美國杜克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醫學院(Duke-NUSMedicalSchool)合聘教授,是台灣第一位獲此教職者,並當選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會全球唯一的國際理事AmericanSocietyofPlasticSurgeons(ASPS);2021年再獲美國史丹佛大學公布為2020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迄今為高醫外科體系唯一連續3年獲選學者,如願成為他童年的「超級醫師」夢想。然而,這位超級醫師並不自滿,他要挑戰更高難度的臉部移植手術。他多次前往臉部成功移植的法國及美國參訪,心中強烈的使命感不斷激發他:「不能讓台灣在世界顯微醫學頂峰中缺席!」郭耀仁說,自2005年世界首例變臉手術實施迄今,全球共完成約40個成功案例,患者有槍傷、燒燙傷、神經纖維瘤等,5年存活率達80%以上,臉部外觀與術前原貌相似度達8、9成。高醫在2018年底首獲衛福部通過人體試驗核可後,對外徵求志願臨床試驗者,希望幫助毀容者經由臉部移植手術,重拾接近正常的容顏。惟臉部移植手術困難度極高,病人術後可能產生敗血症感染、排斥等併發症風險外,還牽涉到家庭、人際關係和社會倫理問題等,以及國內器官捐贈意願不高。「至今諮詢的病人不少,特別是頭頸癌切除顏面變形病患,但經過嚴謹的評估,癌症病患因術後免疫抑制劑易引起癌復發,並不合適,加上台灣槍傷或車禍嚴重顏面外傷案例不多,目前尚無適合手術的案例」。言語中有些許惆悵,但郭耀仁仍堅持不放棄。大師風範,FromGoodtoGreat「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郭耀仁移植之路深受恩師祖魏福全的教誨、提攜與親承。這位曾是郭耀仁曾經心中高不可攀的「巨人」,是台灣唯一榮膺院士的外科醫師,向來治學嚴謹,實事求是,對於學生的要求近乎苛求挑剔。郭耀仁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國顯微重建學會「高帝那講座」特別演獎前,郭耀仁自認英語流利,但魏福全覺得還不夠到味,特別派專人訓練他,如何精準表達論文的精髓,連「嗯嗯啊啊…」的口語贅字都要去除,以掌握有限的演講時間。他和魏福全下榻同一飯店房間,恩師耳提面命:「你不單代表個人,也代表長庚及台灣」,睡前魏福全要求他反覆練習,隔天一大早又把他叫醒,不看講稿演講給他聽,再三演練力求盡善盡美。40分鐘演講會後獲得許多掌聲。「GoodtoGreat(從優秀到卓越)絕非易事」,也締造他日後國際學會與大師平起平坐地位。對魏院士嚴以治學的態度及提攜更加敬佩!對於論文內容魏福全更是字斟句酌、仔細修改。郭耀仁說,在出國飛機上,多數人閉目養神時,魏院士卻是開著小燈認真審閱學生的論文,讓身為學生的他自愧不如,「成功不是偶然,羅馬不是一天造成」。郭耀仁深刻體悟到成功的背後,必定是辛勤的付出和努力的汗水。從魏福全身上,他看到了大師的行誼與風範。追求夢想,勇敢前行2023年8月接任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副院長的郭耀仁,一天的行程,除了看診、手術、會議、教學、研究等外,又多了醫院管理重任,生活步調總是分秒必爭、忙碌不堪。但勇敢築夢,仍保有赤子之心的他,不忘力求蛻變、傳承經驗,也有世界各國的年輕醫師前來學習,郭耀仁從不藏私,總是傾盡其所有指導學生。「科學研究迷人之處,就在於人類追求夢想成真」,自認愛作夢的郭耀仁笑說,夢想可讓自己有不斷前進的力量,因站在夢想前端永遠是挑戰。器官移植之父史塔哲(ThomasStarzl)曾說:「醫學的歷史,通常是昨日認為不可思議的,今日也很難達成的,只要堅持理想不斷努力,明日往往成為常規。」在尖端複合組織移植重建這條醫學路上,固然佈滿荊棘、充滿坎坷,但只要目標明確,郭耀仁會勇敢、執著地一直走下去。郭耀仁YUR-RENKUO,M.D.,Ph.D.顯微頭頸重建、肢體重建、複合異體移植國際知名專家。現為高雄醫學大學外科教授,兼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副院長。年輕時曾學習國畫與書法,奠定人文基礎。踏上醫學路後受魏福全院士等大師引領,立下「複合組織異體移植」的夢想,逐漸在國際整形外科領域嶄露頭角,於2014年率領團隊完成台灣首例、也是國際認可亞洲第一例手臂移植手術。堅定的夢想,讓他於移植重建這條路上披荊斬棘,目前也積極演練臉部移植技術,期望為顏面部嚴重缺損患者重建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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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醫聲.醫聲要聞
孤獨新慢病2/繭居族10年不出家門 她揭開「極度躺平」背後的時代病
「過去常討論日本的『繭居族』,後來發現韓國、香港和台灣都有類似現象。」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陳柏熹指出,繭居族是「時代的疾病」,而不是單純的個體生病,當一個人長期退出社會,往往不是單純個人選擇,而是家庭、教育、就業與人際支持鬆脫的原因。陳柏熹舉例,如張文、鄭捷案等重大社會事件,往往是長期缺乏溫暖撫慰與社交連結,而改變大腦的衝動控制與煞車機制,最終引發成攻擊行為。陳柏熹表示,繭居者長期將自己關在房間內,看似免除社會上的責任與法規,並抱持「極度躺平」的心態,表面上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但卻是把自己困在房間牢籠中走不出來。他以美國心理學家哈洛(HarryHarlow)的實驗指出,長期的孤立(Isolation)與缺乏溫暖撫慰,會導致大腦衝動控制(即心理煞車)能力下降,最終可能內化走向自殺,或外化為隨機攻擊行為。這種孤立與極度躺平,可視為一種「時代的疾病」,老年後更容易延伸出「孤獨死」的社會問題。我曾經無法走出家門,這輩子都要和這些情緒對抗曾經在家繭居10年的小比(化名)回憶,19歲時開始拒絕上課、就業,甚至無法踏出家門。只有五專肄業的她,曾在國中、五專被排擠過兩次,更遭受師長致電家長,懷疑她勒索同學,讓她身心受創,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人能理解她。在當時社交軟體只有MSN、ICQ的年代,她最常做的事就是不停上線、下線、上線又下線,只求有人能訊息她一句「你還好嗎?」「想到要出門和人講話,就覺得難以忍受,甚至很想哭。」「當時我還很害怕螞蟻,看到螞蟻就會尖叫,大家都以為我瘋了!」小比談起這段經歷,仍是眼框泛紅,尤其在試圖走出家門,看見機車前照鏡中反射的自己,都讓她瞬間逃回家中。最嚴重時,小比曾經無法和人對話,只敢和家中的布偶對話,讓父親站在房門口不禁擔憂地問:「你是不是有自閉症?」甚至曾萌生「世界為什麼不毀滅就好」的念頭。談到當年家人沒有病識感,並未帶她去就醫,但也沒逼迫她出家門,而是照料三餐,讓她衣食無憂。小比回想那十年的經歷,猶如漫長的心理治療,父母沒有打罵、責難她,無聲的關懷與照顧,才是她願意重新踏出家門、面對人群的原因。因她曾聽見親戚上門對母親說:「你女兒不上課也不工作,未來該怎麼辦?」甚至還和父親推薦患有視障、微瘸腿的按摩師和她相親,讓她「嫁出去也好。」但父親並未答應,這些話語刺的她滿目瘡痍,因她不希望父母被人「笑話」,只因她無法踏出家門、面對自己的人生。現在的她,雖然還是飽受當年經歷所苦,想起被同儕背叛、不被人理解的孤獨感,常是三秒落淚,但她找到一份可以抒發心境的工作,更邊唸書補回學歷,就是希望讓人「看得起」,她也鼓勵同樣被困在家中的「隱居者」們,「人生真的很難,但試著踏出那一步,因為你已經無法失去更多了!」朋友很多,能安心求助的關係卻很少陳柏熹談到,現代人即使身處擁擠的人群中,心理上卻可能缺乏「實質情感連結」。因數位環境的改變,遠距社交與社群媒體上的過度包裝與形象比較,常讓人產生強烈的挫折感與自卑,進而縮回自己的世界、不敢走入現實社會。他更以「時代的疾病」,來形容現代人孤立的處境,也就是如果一個人正經歷失業、經濟壓力、家庭支持不足,都可能使人難以維持與外界的連結。談到如張文、鄭捷案等重大社會事件,陳柏熹也提醒,這些行為的背後可能交織家庭、經濟與社會挫折等因素,不能一律歸因於精神疾病,而是需先理解其被社會孤立的健康風險,更要避免將繭居者或精神疾病患者與暴力畫上等號;若社會只看見危險與標籤化,極可能讓需要支持的人遠離求助。●繭居(Hikikomori):源自日本精神科醫師齋藤環(SaitoTamaki)定義的「繭居」現象,指的是30歲以下青年,在家裡足不出戶、與社會互動脫節的情況持續六個月以上,且主要成因並非其他精神疾病。日本調查顯示繭居族人數已達60至70萬人,現已在東亞及全球流行,繭居族長期閉鎖更會引發孤獨死,甚至因老父母無力再照顧而引發家庭悲劇。★珍惜生命,若您或身邊的人有心理困擾,可撥打安心專線:1925|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張老師專線: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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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6 焦點.杏林.診間
第36屆醫奉獎/把受過的傷變療癒力量 郭約瑟穿梭宜蘭山林部落
兒時家暴與霸凌的陰霾,郭約瑟醫師的生命靠著勤奮求學、從醫翻轉。台大醫學系畢業後,27年前他落腳羅東聖母醫院,把年少的苦難化為對待病人的同理心,參與發起山地巡迴醫療計畫,自此長年穿梭於宜蘭山林部落,照顧偏鄉病患成為他終生不悔之志。寫作則是生命裡意外綻放的花朵,他以敏銳筆觸記錄靈醫會神父的傳愛史。父親家暴母親的恐懼,加上學校霸凌的陰影,讓出身台南的郭約瑟(原名郭峯志)童年始終浸在不安與焦慮裡;家裡生意失敗後,幸有鄰居貴人伸手,他才得以把書念完。對他而言,念書是讓自己脫貧的唯一出路,憑著一股堅韌不拔的毅力,他考取台大醫學系。擺脫童年陰影行醫救人進了醫學系,郭約瑟發現自己對跨領域學習興趣濃厚,而精神科正好橫跨人文與科學。成長環境也讓他比別人多一分韌性,對解離、幻想這類內心防衛機轉,他有著切身的體會。醫學院畢業後,他進入台大醫院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職涯就此起步。只是郭約瑟對台大醫院的學術工作興趣不高,於是轉往宜蘭、與台大合作的羅東博愛醫院。在博愛醫院四年間,他協助建立宜蘭第一家「精神科日間病房」,補上在地長期缺乏的心理復健環節。但他考量志趣與發展,轉到羅東聖母醫院,到職第四年,他受到靈醫會精神感召,受洗成為教徒,改名「郭約瑟」,期許能如聖徒般傳遞愛與希望。親扛巡診翻山越嶺27年天主教靈醫會的神職人員始終秉持耶穌基督「醫治病人、傳揚福音」的使命。郭約瑟是接棒的傳愛人物,他是羅東聖母醫院山地巡迴醫療計畫發起者之一,服務大同鄉、南澳鄉居民至今已長達27年,一肩扛起大同鄉的巡診重任,親力親為,巡迴醫療超過500次,照護病患逾1.1萬人次,常親自駕車翻山越嶺,累積里程超過5萬公里。這條走了27年的山路,郭約瑟定義:「巡迴醫療是門診的延伸,精神科病患若交通不便,很難規則就醫,門診是病患主動求助,巡迴醫療則到病患家裡,就是醫療團隊主動幫助。」為此,他努力推動施打長效精神針劑,讓偏遠山區的病患不必千里迢迢往返市區醫院。宜蘭兒童早療關鍵推手專攻兒童青少年精神科的郭約瑟,也在宜蘭的兒童早療上催生關鍵變革。1999年轉職到羅東聖母醫院後,協助建立當時全台罕見的「自閉症早期療育中心」;2010年成立宜蘭縣首家醫院附設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整合跨領域專業團隊,每年提供超過300人次的發展遲緩兒童篩檢。寫作也是他的興趣。第一本書《解開現代人的心結》獲選金鼎獎推薦優良圖書時,郭約瑟自己都感到難以置信,此後才漸漸把寫作看成一種社會責任,陸續創作《原來,幸福離我那麼近》、《下一個轉彎處,遇見微笑》等得獎著作。希望藉由寫作作為精神的傳承,把神父們真摯、感人的故事記錄下來,讓傳愛的故事化為溫暖人心的明燈。敏銳筆觸記錄神父大愛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馬漢光說,郭約瑟做了很多其他醫師不會做的事,尤其堅持「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IDS)」這一塊,「就像是當年來台灣醫療服務的神父一樣」。對於巡迴醫療工作,郭約瑟笑著說,「我做起來很開心,希望可以做到75歲,但65歲後可能就要找人幫忙開車了。」從童年陰影與困頓中一路走來,郭約瑟把個人的受挫,轉化成關懷弱勢的大愛。27年的山地巡迴路、數萬公里的蜿蜒山道,記錄的是一位醫者的堅定足跡,也是一份深耕宜蘭土地的終身承諾。往後他依然會帶著溫暖謙遜的微笑,繼續穿梭在蘭陽平原的山林間,陪伴每一個受傷的心靈。郭約瑟小檔案年齡:60歲出生地:台南市學歷: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台大管理學院EMBA會計系研究所碩士現職:羅東聖母醫院醫安管理部主任、身心科主治醫師經歷:羅東博愛醫院精神科主任、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中心研究員、台南市立醫院外科主治醫師主要事蹟:長期專責大同鄉及南澳鄉精神科巡診。27年巡迴醫療超過500次,病患逾1.1萬人次。催生首座「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開創宜蘭早療先河。致力文史保存,主持口述歷史團隊,為天主教靈醫會神職人員採集文字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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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5 醫療.精神.身心
常捨不得睡?關鍵不是放下手機,醫揭「白日剝奪感」心態!3招找回「睡眠從容權」
你是不是也常常明明很累,卻還捨不得睡想滑手機?有的時候甚至是明明已經開始在「度估」了、知道該放下手機了,卻還是「再滑一下下就好」?這很自然,因為這種情況放下手機本來就不是關鍵。明明很累卻還想滑手機?大腦究竟經歷了些什麼?楊聰才身心診所楊聰財院長表示,明明很累卻還是繼續滑手機,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繁多,不過常見可能出自於白日剝奪感、夜晚自主權、入睡前拖延,以及「手機多巴胺」能帶來愉悅卻無法滿足的獎勵機制。從「白日剝奪感」到「夜晚自主權」:白天上班、上課;想辦法充實、尋找方向;完成別人的期待等等,到了晚上終於有了自己的時間,自然容易出現「早上很辛苦,至少讓我放鬆享受一下」、「現在的時間是我自己的」的想法。這種從白天「不得不」到晚上「我可以」,睡覺就變成了一種「結束」,早睡成了「又要結束一天」、「睡著,今天就沒了」,也就容易出現「再滑一下手機」的睡前掙扎。入睡前拖延,手機補缺口:另一方面,若說睡前拖延是個缺口,手機就可說是個隨手可得、容易補上缺口的工具。楊聰財院長表示,手機做什麼事都很方便,能直接滿足各種需求。不過,這也是問題所在。大腦的快樂機制:楊聰財院長說明,大腦內有個名為「多巴胺」物質,能驅動我們、努力並學習、獲得快樂,建立完整的獎勵機制,這種經過一定程度的努力所獲的快樂,能讓人感到滿足。當快樂變得「速效又廉價」:當這樣的獎勵機制,因便利、不用努力就能取得高刺激的愉悅、並且能一直取得,例如短影音、遊戲、社群、購物等,快樂將漸漸變得「廉價」,且容易讓人上癮或衝動,事後又空虛。這會漸漸成為自己的獎勵機制,進入「速效多巴胺」的循環,或稱「廉價多巴胺」。加上手機內容優化等設計,以及前面提到的「白日剝奪感」,手機很自然而然地就能補上心理的空洞,但卻進入了晚上補償、睡眠不足、效率不佳、生活不滿的循環中。生活中常見的「廉價快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廉價多巴胺」不單單僅限於手機內容,其他像是抽獎、性刺激、高油鹽糖、重口味的食物等,這類能直接情緒高漲的事物都得留意。這未必都是不好的影響,往往就像放煙火,短暫而美好;但長期來看,如何在生活中平衡、安排長效的快樂會是重點。常捨不得睡?關鍵不是放下手機醫教3步驟找回「睡眠從容權」回過頭來看,明明想睡卻停不下手機,這問題或許就不在滑手機這件事,而是在於當前的整個生活型態正無法滿足,手機只是個出口,重建「白日空閒」及「大腦快樂機制」,或許才是真正需要調整的關鍵。白天安排自我時光:好好生活是好事,這也包括休息。可在上班、上課、忙碌、檢討之餘,也安排中場休息,這段時間可喝杯咖啡、發呆等,不作業、不回訊息。下班、下課後也可以培養「健康多巴胺」,如運動、散步、閱讀、跟朋友聊天、做些舒服的事。日常也可適度攝取「快樂食物」,如牛奶、香蕉等。如此一來有助白天被剝奪的感覺漸漸減退。晚上安排放鬆時光:到了晚上睡前,原本滑手機或審判自己的時間,可換成其他更能帶來身心真正放鬆、愉快的事物,例如寫日記、聽音樂、熱水澡、腹式呼吸、伸展;發呆、什麼事都不做。休息不一定要娛樂,讓大腦暫時不接收任何資訊也是一種休息。睡前就寢從容不迫:「一天又要結束了」和「我安排早點睡」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差別,而「我要早睡」又會像是個任務,因此建議可以「為自己安排從容不迫的睡眠時光」,在自己安排好的休息時間,悠哉的躺回床上,「今天很夠了」心滿意足的閉上眼睡去。當白天自己的時間充足、不再被擠壓、剝奪感消失;夜晚也不用再滑手機、嗑廉價多巴胺;睡前不用逼自己、讓自己從容不迫的結束一天,便有利整體形成一個正向循環。人生也不用再只是被各種事物追著跑,更能從容自在的享受生活。若真的嘗試一段時間仍然無法,也得考量「是什麼原因」讓自己無法休息、安排時間,可尋求身心科/精神科醫療團隊、心理諮商等專家一起找答案,也更有利幫助自己找到適合的方向。《延伸閱讀》.淺眠、失眠、夢多怎麼辦?醫教10招:培養儀式感助入睡!.為什麼快樂變得那麼難?醫揭「速效多巴胺」危害,三步驟重塑大腦快樂機制以上新聞文字、圖片皆屬《今健康》所有,網站、媒體、論壇引用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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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5 焦點.元氣新聞
什麼是「美沙冬」?為何可毒品減害? QA一次看
台北市長選戰,讓毒品減害政策再度進入民眾目光,提供吸毒者美沙冬與乾淨針頭,已行之有年,什麼是美沙冬、為何它可減害,中央社透過QA一次看台灣毒品防治策略。Q:美沙冬是什麼?台灣科技媒體中心今天邀請專家說明毒品防治策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陳娟瑜解釋,美沙冬(methadone)與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都是用於治療海洛因等鴉片類成癮。這些治療可減輕戒斷與渴求,減少非法使用、注射、感染及死亡風險,協助穩定生活。不論是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世界衛生組織(WHO)均支持其實證效果,持續治療可為復元的一部分。陳娟瑜指出,台灣將美沙冬與丁基原啡因分別列為第2級、第3級毒品及同級管制藥品,依法處方使用屬合法醫療。美沙冬通常須每天到指定點服用;丁基原啡因經評估可帶回家使用。成癮治療未全面納健保,可申請衛福部補助,美沙冬藥品與給藥服務費全額補助,丁基原啡因依規定補助,可能有自付差額。Q:為什麼美沙冬可以用來減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林森中醫昆明院區精神科醫師陳裕雄指出,美沙冬藥效作用時間長達24至48小時,相較海洛因為約3至5小時,可降低海洛因使用者戒斷症候群的出現,減少對海洛因的渴癮(craving)。台灣的美沙冬維持治療採口服方式,經醫師評估及劑量調整,可以穩定減少戒斷症狀與渴求,降低反覆尋求及使用非法鴉片類物質的需要。陳裕雄表示,美沙冬的效果不只在於緩解戒斷,還包括降低死亡與感染風險、提高治療留存,協助個案恢復工作、人際關係及生活功能。因此,美沙冬同時具有治療與減害的角色。陳裕雄提到,近年來以「維持治療」(maintenancetreatment)的概念,強調美沙冬是協助個案長期穩定病情與恢復生活功能的治療方式,其作用不限於短期緩解戒斷症狀。陳裕雄表示,維持治療期間仍需要服藥,不能直接解讀為治療失敗。身體對藥物產生依賴,也不等同於失控使用、持續受害的成癮狀態。評估治療成效,應看健康、使用行為與生活功能是否改善,而不只是是否停藥。Q:為什麼要討論毒品減害?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主任吳易澄說,減害本身也帶著將毒品使用「疾病化」的思維,但不代表這是一種完全的「除罪化」。一個使用毒品的人究竟被理解為需要治療與照顧的「病人」,還是需要控制與懲罰的「罪犯」,也從來不只是藥物本身所決定。吳易澄表示,同樣是使用成癮物質,有人易取得醫療、同情與治療;有人卻受污名、排除,甚至首先進入刑事司法體系。這樣的差異與階級、社會位置及取得醫療資源的能力密切相關,毒品政策不只是如何管理一種物質,也映照出社會如何看待貧窮、不平等與處於邊緣位置的人。※珍愛生命,向毒品說NO!毒品危害防制諮詢專線0800-77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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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脫軌了,也能繼續向前 蔡伯鑫,給懼學孩子被理解的可能
兒童青少年心智科,是近20、30年間,人們漸漸不再陌生的名詞。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們,生理上已可被視為半個大人,但心靈上卻如同正要化繭成蝶般地敏感脆弱。他們努力應付繁忙的課業,好待在「預設」的人生軌道上,同時又極度渴望得到肯定與認同。越來越多的科技工具便利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卻更弔詭地讓他們陷入焦慮的陷阱與孤獨之中。忙著理解過多的定位與標準,努力適應社會主流,他們承受的壓力比大人們所想像的還要巨大,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地步!這樣的壓力,讓一群孩子從人生的軌道上落了下來。就像下錯了公車站,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們搭著車一路揚長而去,自己卻困在原地,在孤獨的環境中掙扎。基隆長庚兒童青少年心智科的蔡伯鑫,努力想接住每個落下的他與她,他花費數年完成20萬字的長篇小說《空橋上的少年》,被許多學校和老師選為指定讀物。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告訴他們:「你們不孤單,還有一個願意試著理解、陪伴你們的地方。」當醫師?因為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基隆,常是下著細雨的天氣,情人湖院區靜靜的佇立在住宅區邊緣,僻靜的環境在雨絲的滋長中似乎正等待著什麼被召喚。若是套用蔡伯鑫小說中的概念,「每次的互動都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什麼。」天氣如是,我們的到訪如是。蔡伯鑫說話的語速飛快,像是只要啟動就幾乎停不下的高速引擎,每個句子扣合著上面還沒說完的思想,話語在還沒落完的起承中又延伸下去。「為什麼你會想要當醫生啊?」「因為我以前成績很好,大家都希望我當醫生。」「為什麼是做別人要你做的事,不是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呢?」「對啊,那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會當兒童心智科的醫生喔。」這是蔡伯鑫2023農曆年前最後一次門診,和一位男孩的對話。「我小時候,就是很『乖』吧。」這是他對自己人生軌道順利運行狀態的描述。唸書對他沒有太多障礙,考試拿高分輕而易舉。當建築師的父親曾經遺憾自己考不上醫學系,蔡伯鑫有三個姊姊,大姊念藥學系,二姊讀牙醫系,三姊沒念數理生物,於是他便順理成章繼承了父親的「心願」。在青春躁動不安的年紀,蔡伯鑫用「乖」來迎合父母與師長的期待,但即使是這樣的他,內心也累積了許多壓抑與反抗。「我覺得『乖』跟『乖張』,是一體兩面的解讀。」當年台大醫學系和其他醫學系不同,有個特別的規定:不收色弱的學生。有色弱的蔡伯鑫曉得這個規定,還是填了台大醫學系,心裡想著:「考上後,等學校發現就會把我刷掉,沒念醫學系就不是自己的錯了。」可惜天不從人願,那年台大醫學系調整了這個規定,微小的叛逆與革命沒有成功,他依然成了別人眼中的學霸、人生勝利組。醫學系中的哲學系對走在已安排好的既定道路上感到厭煩,但只要蔡伯鑫一被問到:「如果不當醫師,那你要做什麼?」20歲的他卻也答不出來。「聽起來可能會很討人厭,我確實可以做到大家(對成績)的期待。」蔡伯鑫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把書讀好,藉由這樣的方式維持「讀書、好成績、獲得認同與成就感」的正向循環,讓他覺得沒有偏離人生軌道,便也不會太過不安。但即使一直待在通向「人生勝利組」的康莊大道,就讀台大醫學系的7年間,蔡伯鑫對自己的未來依舊感到迷惘與慌張。「因為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會成為怎樣的醫師。」「冒險」對很乖的蔡伯鑫來說是生命裡的重要元素,「旅行」則是他選擇「不乖」的一種形式,溢出尋常軌道的轉換,算是人生的必須。多數人旅行花錢買的是娛樂、是享受,但蔡伯鑫卻喜歡到一些較難抵達的地方「買罪受」,把自己丟到不同的國度與文化中,感受脫離日常的自己。當然他不可能做出電影中冒險犯難的行為,旅行就變成他被允許、且風險不會太高的「探秘」。越是自己無法想像、不舒適、不能在台灣安穩環境中感受或體察的國度,越能為他帶來更多改變的可能。大學畢業、選科進入醫院開始當住院醫師前,蔡伯鑫拉著高中同學前往南美壯遊,回台後反芻那段時光寫出了厚厚一本《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書名當然帶有雄心壯志的宣示,以改變古巴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回憶錄《摩托車日記》比擬,一次南美出遊可能引起的改變,或許超乎蔡伯鑫自己想像。他曾經在訪談中說:「沒有摩托車,但我們一樣是這場『出走革命』的盟友。」從那時開始,他便標誌出自己對旅行的定義——抵達目的地(或者一般人習慣說的景點)不是重點,而是這一路的「經歷」,他從不預期自己會邂逅什麼心靈啟發,或超乎想像的美景,也不曉得自己會遇見什麼、碰到什麼。「那些說早早就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都是bullshit!」他大笑道:「在旅行中那種茫然、不確定,才是人生最自然常見的狀態。」不像其他科系需要面對「畢業後要找什麼工作」的問題,應付接踵而來的課業壓力才是醫學生的主旋律,畢業後的「壯遊」為他找到適時的出口,直到兩年兵役的空檔,他更有時間好好思考自己想當什麼樣的醫師。最終他選擇了精神科,父親對他的決定下了個註解:「這是醫學系中的哲學系。」他則自嘲因為自己的手不巧,因此沒辦法走外科,只好用刪除法一項一項去蕪存「剩」。但其實最大的因素,是源自他對人的好奇。「一直吸引我的,是能幫助另一個人;對人好奇,都是我想做的事情。」細察人心一直是蔡伯鑫的特質,親身體會過那種不安,他更能抽離自我,設身處地站在患者的角度,理解他們遍尋不著解答的痛苦。人性vs去人性病人教他的事若說每個學生都有個影響自己深遠的老師,對蔡伯鑫而言,影響他最大的,則是他實習醫師期間在加護病房照顧的病人。這位伯伯已經在加護病房待了一段時間,肺功能惡化伴隨著其他合併症,令他一直戴著呼吸器,無法說話。蔡伯鑫照顧他的兩個禮拜期間,什麼事情也沒發生,船過水無痕地又繼續輪調到下個單位去實習。幾週後,蔡伯鑫剛好去加護病房找學長時,伯伯的狀況突然往下掉。因為家屬事先簽署了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因此沒有出現電視劇裡搶救病人、兵荒馬亂的場景。「這是我遇過最寧靜的『急救』場合,」蔡伯鑫回憶,「看著儀器的數字,隨著固定時間打入一些強心劑,偶爾只會聽到遠處有些講話的聲音,模糊的像是在水裡面聽聲音。」這樣有些抽離的場景,醫師的手下彷彿不是一具活生生的肉體,而是在安靜的無塵室裡處理一件物品。最後家屬希望幫伯伯留一口氣回家,蔡伯鑫上前幫忙移除身上的管線,靜脈導管被移除時,流出的血液已不再是代表生命力的鮮紅。「那是個很衝擊、又很疏離的感覺。」回想照顧伯伯時,曾見到他在半夜裡流淚,但沒人知道他心中在想著什麼。這讓蔡伯鑫忍不住思考,身為醫師究竟能帶來怎樣的幫助?曾經擔任伯伯第一線主要照護者的蔡伯鑫,應該是最能幫助到伯伯的人,但他也是時間一到就到下個實習單位。「醫學生的寫照,就是不停地在各科遊走。」醫療是個很專業的行業,甚至得做到「去人性化」般的理智,才算得上是「好」醫師。但那個場景一直烙印在蔡伯鑫腦海裡,時刻提醒他:「一定要保有人性。即使和病人只是短暫的相遇,但如果能在過程中帶來一些幫助,那也正是做醫師的意義。」“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蔡伯鑫引用了這句19世紀北美特魯多醫師的墓誌銘,這是眾多醫師對自己的期許,但同時也說明了從19世紀到現在,即便醫學再進步,仍有許多無法企及的地方。而這份體貼病人與「想要理解」的心意,則是他身為醫者獨有的溫柔。兒童心智科,不同系統大不同在台大精神科經過4年訓練,選擇次專科時,有個「續留一年」的選項,但蔡伯鑫最終選擇到台北榮總受訓。他的第一本小說《空橋上的少年》內有段描述,主人公從台大來到榮總日間病房時曾被問道:「你真的想來我們醫院,還是只想離開?」彷彿是他對自己的自問自答。他老實承認,現實是繼續待在台大也不一定有缺,當時也正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模樣,因此到了北榮。台大兒童心智科最早是由研究自閉症開始,副院長高淑芬教授更是國內ADHD的研究權威。而北榮的日間病房則是以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心智治療為主,因為地緣的關係,和社區的合作也更加緊密。「青少年是人生很特別的階段,他們不再是小孩了,但又還沒成年,需要有一個特別又不一樣的環境去接受治療,如果直接把他們丟進急性病房剝奪生活環境,不見得能帶來最大的幫助。」蔡伯鑫解釋,他們大多數都是因為適應不了學校環境,無法如同一般學生每日規律上下學,就算學校通報中輟,或對家長罰錢也往往效果有限。北榮建立的青少年日間病房「向日葵學園」,在1999年由陳映雪醫師創立,提供精神醫療與特教整合性治療,便是結合「醫療」與「教育」概念的實行。青少年日間病房在台灣是非常稀有珍貴的資源,蔡伯鑫選擇了這裡成為他的次專科醫師訓練,這不但是他下個旅程的「冒險」之地,也是《空橋上的少年》故事發生的所在。沒有原因,生命就此卡住「回想整個醫學養成的不同階段,幾乎都在學習看病和治病。只有在精神科實習時,才有機會看到更完整的人,有機會對人好奇,以及做更多思考。」曾經,蔡伯鑫不覺得精神科是會常碰觸到「生死」的科別,但在日間病房接觸得越多,他更加堅定了截然不同的想法。「精神科是非常關乎生死的!」他說:「尤其在面對青少年情緒困擾、自殺等問題。」雖然醫師不會直接面對死亡場景,但當服務的個案稍微一失足就會墜落萬丈深淵,更逼迫他不停思考:「做為一個『人』的存在,身為醫師到底可以為他們帶來什麼幫助?」《空橋上的少年》以「蔡醫師前往拉達克的旅程」和「少年朋城的治療歷程」雙軸並行。一邊是學霸醫師,在成為主治醫師前夕考慮著要不要離職;另一邊則是懼/拒學少年,在18歲成年前要不要逼自己回學校的故事。這兩個看似在「成功人生」光譜兩端的人,卻同樣陷入對生命的迷惘和掙扎中。蔡伯鑫雖沒有明確地寫出,但就連台灣頭腦最頂尖的一群人,也會對生命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做?不曉得為什麼來到環境艱困的異地?連要到拉達克看什麼都不清楚──更何況是對人生還懵懂未知的青少年?一般人總以為,青少年懼學都有一個明確的原因,像是課業跟不上、被霸凌……但現實上,很多時候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就是……只要一到學校門口,那個不舒服的感覺就會整個湧上來,壓得我胸口喘不過氣,身體像是動也動不了。也不是不想進去,心裡明明覺得可以,就在前面了,就一步的距離而已,但就是……做不到,就是在害怕。可是你說我在害怕什麼?人際關係。課業,老師,都還好啊。我就是沒辦法說出來自己在怕什麼。也許我怕的,根本不是學校,而是我心裡的什麼?就好像……好像有一個黑盒子在那裡,讓人很害怕,甚至讓人覺得它本身就是害怕,可是一旦打開來,裡面很可能什麼都沒有。好像我就是害怕,害怕,就是我……這是來自於日間病房內的真實聲音,也是小說中的少年朋城發自內心的哀鳴。蔡伯鑫也在診間聽過許多青少年描述:「我也想跟大家一樣,但我就是做不到啊!」一旦他們發現不能適應環境,無法在團體、人生軌道軌上「定位」自己,生命就會卡住,無法繼續向前。「當別人都往前走了,就會發現剩你一個人。」解開一個個結,陪伴一段段路完成北榮的訓練,蔡伯鑫落腳基隆長庚,開始精神科主治醫師的日常。精神科門診不像其他科別,醫師大多站在專家的角度「掃描」病人,查出病因、擬定計畫、開立解方。「我們更要能看到一個完整的人,幫他們把疾病的因素減少,讓他們的生命不會持續被卡住。」診間裡,他遇見了許多連該怎麼說出自己狀況都不知道的孩子,他們就像被關在一個黑暗的房間中,被自己、家長、社會的期待朝不同的方向拉扯,內心被撕扯得殘破不堪。某次,一位病人對蔡伯鑫慢慢說著自己因為國中課業壓力開始憂鬱,之後經歷幻聽、幻覺、多重人格、多次自殺……最後甚至苦笑著下了個註解:「事情就是從糟糕變成難以理解。」蔡伯鑫則盯著她的眼睛認真回答:「沒關係,我們重新讓這件事情變得一點一點可以被理解。」「我不會只是停在說『你會好起來的』這樣的安慰。給予希望感很重要,但我覺得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空間,讓他的故事好好地被聽見,告訴他經歷過的事情與感受都是真實的、可能也有其他人經歷過的,這會讓他原本孤單的感覺少一點,對他們就有幫助。」蔡伯鑫說。幾次回診後,病人在診間崩潰落淚。「可以不要放棄我嗎?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覺得這話很蠢,但我真的想活得好好的。壓力好大,身邊一堆人鼓勵我,但我達不到他們的預期……」「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成功』,或讓他們『恢復正常』。」蔡伯鑫頓了頓道,「不小心偏離常軌這件事造成了很多茫然與不確定,導致人生卡住。但路不會只有一條,或許能找出其他更多的選擇或可能,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他在演講中也時常分享,戰或逃(Fight-or-flight)是面對人生的兩種態度,但一定要永遠選擇迎戰嗎?只要能從卡住的地方暫時離開,傷害或許便不會那麼必然。談起醫病關係,蔡伯鑫給出了很哲學的看法。「醫師跟病人是一種一開始就注定要結束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但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有些醫師習慣用專業、抽離的角度去看病,判斷患者的問題、提出解方,蔡伯鑫則總是專心看著他/她,全神貫注地聆聽患者的一字一句。「精神科醫師比較有時間去跟病人、家庭談話。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即使有些不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我就會當作被帶出舒適圈,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硬要賦予意義的話,就是每一段的旅程,他分享風景給我,我分享風景給他,一起走一段路。」守在診間裡,蔡伯鑫陪伴了一位位新的、舊的病人,春夏秋冬,日復一日。曾經有個青少年的治療終於告一段落,在最後一次門診時他說:「醫生,我們可以把這5年來談話的內容都印下來嗎?」蔡伯鑫欣然答應。有些個案帶著一段經歷走了,更多孩子之後就沒來了,而那些把自己緊緊鎖在房間裡,從沒出現在診間裡的病人,該怎麼辦?《空橋上的少年》搭建通往孤獨內心的通道「最明顯的就是『懼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提到寫《空橋上的少年》的初衷,是因為蔡伯鑫一直想觸及沒有來到診間的那群孩子,讓他們擁有「找出口」的動力。「我一直在想,有什麼方法能讓他有力量往前移動一點?」而什麼是「人生的出口」?這個抽象的形容,說穿了就是人生的一種狀態,甚至是一種標籤——成為醫師、進台積電工作、年薪百萬等等。每種「出口」,其實都會隨著時間、社會觀點,與價值判斷而浮動,好像只要抵達那個地方,人生就跟幸福劃上了等號。「人生的出口根本不存在!」蔡伯鑫喊道,「重點不是出口是什麼,而是尋找出口的動力。我們要不斷往前走,『移動』才是最重要的。」整整4年,蔡伯鑫幾乎每個假日都會背著電腦去咖啡廳「上班」。寫稿也不總是一帆風順——揭露醫病關係到底好不好?把自己丟到大家面前妥不妥當?醫院會不會有意見?更重要的,書裡牽涉到的當事人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書寫而受傷?每當遇見撞牆期,他更好幾度懷疑自己,想為接住他們多盡點心力,會不會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去學校……就只是去那邊浪費時間。生活可能規律一點,可以接觸人群,可是不會融入。就會有一種感覺,自己跟所有人都融不進去,好像卡在生病的人跟正常的人中間,去哪邊都不會有人接受。」一個躁鬱症的孩子這樣說過。「如果人是社會上的螺絲,我就是那顆壞掉的螺絲。」另一個罹患憂鬱症的大孩子,說著對自己的看法。但一個個年輕孩子震撼、甚至哀傷的宣言不斷在他心中迴盪,刺激著蔡伯鑫一一克服所有的困惑與恐懼,最終完成了《空橋上的少年》,這本為他們而生的書。小說的問世,讓蔡伯鑫多了一個暢銷作家的身份,書成了延伸到診間外的一份關懷,他也常受邀到學校和家長團體中演講。校園裡,有個大男生在分享會後跟他談了許久,哽咽地向他感謝:「從來沒有人願意這樣聽我講話,而不是覺得我是在找藉口。」另一個受到情緒困擾的高中生則對他說:「能在書裡感受到那種找不到出口的感覺。我也曾經有過那樣的經歷,但故事裡的主角選擇拒學,我沒有。我很幸運。我有父母,我有書,還有朋友。」這些回饋,讓蔡伯鑫獲得巨大的鼓勵。他更明白這些付出,終於成功搭建起通往那群孩子孤獨內心的橋樑。串連每個微小的聲音離開北榮後,蔡伯鑫便一直待在基隆長庚,他也是目前基隆市少數的兒童青少年心智科醫師。擺脫了早年順從期待的「乖」與迷惘,他已把兒心科醫師當成自己的身份認同,寫作則是支撐他標誌方位的器具。他笑稱自己是個「聊天系醫師」,門診裡每個病人花上15分鐘是家常便飯,初診更是長達40分鐘到一小時。他從不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單純「治療」疾病的醫師而已,孩子們需要被聆聽、陪伴,或許那種孤單感就能消解不少,大人眼中所謂不好的事情,便不會輕易發生。即便不符合醫院的「經濟」效益──因為心智科看診花的時間總是太長,但在基隆長庚的支持下,蔡伯鑫仍想把兒心科的環境發展得更好;長庚也支持他走入校園、四處演講,因此他正慢慢摸索,希望未來能打造出一個串聯學校、家庭和醫院的平台,更有機會能接住這群脫軌的孩子。「當然沒有那麼遠大的抱負啦,只是我願意去表達自己的看法,或許就有一些迴響,這些零碎的聲音就能被串連起來。」他暖暖地說。「兒心科醫師真正能做到的,就是讓孩子們微小的聲音、念頭,都能被保障、被聽見。」結束訪談時,基隆的細雨也正好停止。厚厚的雲層依然遮住藍天,但光線仍從縫隙灑落,映照在蔡伯鑫趕往夜晚門診的步伐上。「在你不斷尋找你是誰的過程中,那就已經是你了。」《空橋上的少年》的最後,蔡醫師對朋城這麼說。這也是蔡伯鑫在診間中細心傾聽,陪伴孩子們「移動」時,沒有說出口的溫柔。蔡伯鑫PO-HSINTSAI,M.D.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現於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服務,著有《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空橋上的少年》。成績優秀,被家人期待而就讀醫學系,成長過程中卻不停自我思辯,摸索各種方向與可能。因對人抱持強烈的好奇心選擇加入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希望能幫助人生陷入迷惘暫停的孩子。為了觸及診間外的病人,耗費4年撰寫《空橋上的少年》引起學子強烈共鳴,並被多所學校指定為必讀刊物。期待未來能打造一個串聯「學校−醫院−家庭」的平台,聆聽每個細小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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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預約不怕失智的未來 徐文俊,愛與關係的處方箋
睜開眼睛,突然發現自己身在一處陌生的地方。想不起自己的名字,身邊的人一個都不認識,連回家的路也想不起來……遇到這樣的狀況,你是否會感到驚慌、害怕、全力武裝自己?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能理解失智者的日常。國內失智症權威徐文俊,設立台灣第一個失智症中心、全力推動失智照護制度、促成失智照護納入長照2.0,並創辦了「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一步步健全台灣失智症治療、防治和關懷的網路,為即將到來的高齡化社會,預約一個不怕失智的未來。熱愛電腦鑽研神經醫學「如果我晚出生個三、四年,或許就會改念資訊系也不一定。」徐文俊打趣地說,從高中起他就對寫程式很感興趣,還會跑到光華商場買零件組裝電腦。「AppleII剛出來的時候,只有16色的顯示螢幕,執行每個動作都要下指令,不像現在只要按個滑鼠或動動手指就能操作。」當時他還能以簡單的BASIC程式寫出描點繪圖的程式,開心的語氣中,仍可以感受到年輕時的悸動。「對電腦輸入指令,經過CPU運算,就能得到對應的結果。」帶著資訊魂進入了醫學系的徐文俊,早在大三時就決定要走神經內科,可能就是對於電腦的熱情:「大腦接受資訊後,跟電腦一樣會處理訊息,然後做決定、說話,但比電腦還要複雜。」著迷於「人體的電腦」,除了瞭解運作原理,當然也要知道會影響它的疾病。當時醫界對阿茲海默症的研究、發病原理認識還不深,課堂上甚至曾有老師只說了一句「看起來像腦細胞消失了」就草草帶過。不過徐文俊對這個神秘的疾病很有興趣,還主動以此為題寫了一篇文章投稿在北醫校刊《綠杏》上。大五、大六在馬偕實習時,他更是每個禮拜都主動跑去旁聽神經科的科會,看醫師前輩們討論醫學影像/案例,並感到樂此不彼。熬過忙碌的住院醫師訓練,徐文俊繼續留在長庚醫院服務。神經內科主要幫病人治療中風、癲癇、腦神經病變等問題,但他心裡依舊對由0和1組成的世界有著濃厚的憧憬,決定出國繼續進修。「當初會去哈佛念生物統計學,其實是因為統計需要寫程式。」他自嘲道:「為了不要離本行太遠,才又修了流行病學。」嘴上開著玩笑,徐文俊在哈佛扎扎實實地拿到了兩個碩士學位,準備帶著最新的知識技術回國一展身手。當時腦中風是神經內科中最常見的流行疾病,因此在擔任主治醫師的前幾年,他主要專精於腦中風的次專科。當時,對失智症治療的想像,仍不在他目光可及的未來。創辦「記憶門診」家屬好,病人才會好回到長庚後,徐文俊持續鑽研腦中風的病狀與治療。那時老董事長王永慶基於服務社會的信念,決定派遣醫護人力到天主教聖保祿醫院支援,他也是其中一員。「事後回想起來,到聖保祿服務,可能是神幫我預備的道路。」1997年,第一種緩解阿茲海默症的藥物上市。阿茲海默症是失智症中的一種,佔了約六成,也最廣為人所知。新藥上市引起了許多關注,求診病患隨之而來,徐文俊與失智症患者的接觸也越來越多。失智症被稱為「世紀之症」的原因無他,因為即使到了2023年的今天,經過醫界無數專家研究數十年,仍只能對發病原因、治療方式提出一些「假說」,沒有確切的發病原理,更不用說是解藥了。20幾年前面對失智症這個難題,徐文俊只能像嬰兒學步一樣逐步摸索。那時候的診斷工具不多,藥物也就那一些。我看了很多失智症病人,印象最深的是家屬都照顧得非常辛苦,後來就開始有個念頭:「家屬要好,病人才會好。」為了更全面的照顧患者與家屬,2002年,他向聖保祿醫院建議組織一個團隊,由神經內科、家醫科、精神科醫師,加上社工師、個管師,開設長庚體系第一個「記憶門診」,並同步在台北、林口長庚一起服務,之後更擴展為全國第一個「有實體空間」的失智症中心。同年,時任恩主公醫院院長的陳榮基也創立了「台灣失智症協會」,徐文俊成為創會會員之一,他還參與了許多失智症的國際組織,借鏡英國、澳洲、日本失智症照護的做法,匯聚各家所長,不再單打獨鬥,也帶著團隊將失智症的照護發展得愈發成熟。呼籲社會重視:他不是老番顛,是失智症「失智症絕不只是患者個人的問題,而是很需要受到重視的社會議題。」徐文俊認真道。他曾看過一位退伍軍人,還沒確診前就常懷疑自己的太太在外「偷客兄」,太太心力交瘁中風住院,他仍跑去醫院加護病房罵人,搞得全家人十分難堪。他還有「收集水」的怪僻,把家中所有的容器都拿去裝水,不夠的時候連自己的尿液都用上,搞得屋裡蚊蟲孳生、髒臭不堪。不管怎麼好說歹說,都無法阻止他的「惡行惡狀」,同一社區的住戶也對他們家抱怨連連。「這不是你的錯,這是失智症常出現的症狀。」聽完徐文俊這句話,40多歲、一肩扛起照顧兩位老人家責任的獨子心裡的壓力潰了堤,在診間中嚎啕大哭。「從來沒人告訴過我,」他說:「我一直以為是我沒照顧好他。」許多家屬在長輩確診前,每天都處在這樣的身心煎熬,明明已經盡最大能力照料,卻仍遭受親友的譴責與不諒解。「失智症」三個字雖然殘酷,但找到原因,對家屬又何嘗不是一種救贖與解脫?查出病因、對症下藥,狀況就會慢慢改善,「家屬在一兩個月過後,通常都能破涕為笑。」提起這些個案時,徐文俊眼角總是充滿溫柔的目光。他強調,失智症是一種「社會性疾病」,有各種危險因素會使人們罹患的風險增加,比如壓力、睡眠不足、多吃紅肉,甚至孤寂都會影響。超過65歲患有失智症的比例大幅提高,在高齡社會來臨的現代,認識、認知和防治失智症顯得更為重要。帶著團隊走出醫院,徐文俊花了許多心力與時間對社會宣導,像是衛教演講、響應國際失智日(每年9月21日)的宣傳活動,努力呼籲社會重視這個議題。「這不是老番顛,是失智症。」「老大人上了年紀之後,常會發生的問題。」說不清楚的也可以演給你看,他甚至邀請東吳大學歌仔戲娃娃社的學生演出「新唐伯虎點秋香」,藉著詼諧的戲劇創作,讓大家能更認識失智症的種種,以及與病人的相處方式。個案管理停靠家屬疲憊的心而失智症的照護,也不單只由神經內科醫師診斷與用藥。「真正不好照顧的其實是精神行為症狀,例如躁動、遊走,」徐文俊說:「這時候就會由精神科醫師來介入,他們也是腦的專家。」根據衛福部統計,80歲以上的長者五人之中就有一個罹患失智症,年紀大的患者通常還有許多共病,像是高血壓、糖尿病、氣喘和心臟病等毛病,「就算是沒有失智的老人家,十幾種藥在手上大概也會吃錯。」徐文俊說,因此需要各科醫師們一起合作協助,才能避免多重用藥的問題。家屬也是照顧失智者不可或缺的一環,「日常用藥、量血壓血糖、飲食控制、運動,都要靠他們!」其他像是社工師幫助尋找社會資源,心理師進行輔導與課程,團隊中有各式各樣的角色一起來幫助失智症患者,而當中的靈魂人物,徐文俊不假思索地答道:「絕對是個案管理師!」(以下簡稱個管師)醫師要對病人的狀況作出診斷後才能進行治療,但失智症患者通常問不出什麼所以然,診間中短短幾分鐘的時間也難以觀察出結果,因此要透過個管師跟照顧者/家屬密切聯繫,才能獲得較全面的客觀資訊。「個管師時常要打電話跟家屬溝通,教他們怎麼觀察跟追蹤,提供家屬問題與困難的解答或建議。」他們也要負責教導家屬衛教知識,「像有個伯伯說他看到自己的阿公跟他講話(如仍在世已超過150歲),家屬覺得很害怕,個管師就會跟他們解釋說這是視幻覺,是失智症的常見現象。」其他像是幫家屬整理多種藥物怎麼服用,或是聆聽家屬照顧上受到的委屈,「個管師會陪伴家屬教導、支持他們,我們常說是empowerment(培力),讓照顧者有能力,遇到狀況才不會陷入焦慮、手忙腳亂。」細膩綿長的投入,個管師串起了醫生與病人、病人和家屬、醫生與家屬三方的有效聯繫,藉由彼此的通力合作,避免患者病情急速惡化,家屬的心情與負擔也獲得緩解。「以前只有癌症中心會幫患者設置個管師,當時失智症照護引進個管師可以說是首開先例,」徐文俊暖暖地笑著:「台灣失智症共照、諮詢方式的模式,都是由我們慢慢摸索、建立出來的。」失智症中心全方位的守護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回到長庚的徐文俊除了繼續服務患者,更被交付打造失智症中心的任務。「我們不但是台灣第一個有實體的失智症中心,而且長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充滿自信道。位於桃園長庚的失智症中心,主要分為門診區、「瑞智病房」,以及日照中心「長智園」。門診區懷舊風格的設計,打破醫院冰冷環境的固有氛圍,讓時光停留在過去的老人家感到熟悉與溫馨。「不同的失智症類型,要先在門診區鑒別後才能做適合的處置。像血管性失智症是因為反覆再發的腦中風,只要事先預防,就能防止失智症惡化。」他說,「急性住院、極重度失智症的安寧照護,才需要考慮住進瑞智病房。」而日照中心「長智園」,提供無法全日照顧患者的家庭很大的協助。白天失智者可以在這裡得到專業的照顧,家屬也能在職場上放心工作;晚上回家後全家也能相處在一起。徐文俊說,這裡會像照顧自己家人一樣,對待每一位老人家。「家人的陪伴和照料,是讓失智症減緩惡化的良方。」他認真地說,一個家庭可能為了照顧一個失智症患者彼此爭吵、互相責備,但他強烈相信,或許這也能變成重建家庭關係,彼此扶持的重要樞紐。現在,徐文俊的媽媽也在使用長智園的服務,「徐媽媽一個禮拜會來兩次,現在還在隔壁上課呢!」良性互動從哀苦中找回歡笑有一對滿頭白髮的父子,兒子已經70幾歲,爸爸更是高齡90多歲,兒子希望徐文俊能幫他們不要再吵架,例如像在坐公車來醫院的途中,父親突然對兒子說:「爸爸你坐。」兒子知道父親搞錯,擔心他站不穩,堅持不坐,兩人就這樣吵了起來。「失智症會令人困擾,是因為我們不懂他。」徐文俊笑著解釋。「把孩子當爸爸,懷疑媳婦偷錢等等,被人誤會當然會很生氣,」他接著道:「但這是因為失智症讓他把事情當真(妄想),所以要怎麼樣讓他們產生安全感很重要。」失智者的短期記憶不好,經常不清楚自己在哪,甚至還以為自己在五年前、十年前;又或者跟某個人有過節、未解的怨恨,就會忽然陷入到那個負面情緒當中,把脾氣發在身邊的人上。「這種時空錯亂會讓他們很焦慮、很不安,所以我們不要跟他們認真,先同理他的心情再去照顧、安撫。」他建議,「後來我就跟那個兒子說,下次你先跟他演戲,順著他的情緒坐下來,再想個理由,轉換情境勸他坐下。」雖然透過治療能減緩失智症的發展,但大部分的患者依然每年都在逐漸退化,對此,徐文俊則是認為:「照顧失智者的目的不是好起來,而是在過程發現中,提高生活品質,找到喜樂。」有一位中重度的患者,每次都由女兒帶著病人來回診,一段時間後,女兒對徐文俊說:「醫師你知道嗎?我爸爸已經一、兩年不太能說話,但他今天突然跟我說了『謝謝』。」女兒那時才曉得,原來爸爸心裡是知道的,只是說不出來。「謝謝」這兩個字,已經退到患者人生很遠很遠的地方。「他們心裡是知道的,只是沒辦法表達,這些都是失智症造成的,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他說,「就像那位女兒的例子,我們照顧好家屬,讓老人家得到好的照顧,彼此就能找到快樂。」讓家屬從哀苦中找回歡笑,讓他們與失智者能有良性互動,這就是徐文俊最溫暖的治療。那聲「謝謝」,是那位女兒辛苦多年父親以來,收到最大的禮物。一個字是愛,兩個字是關係人生看似一路順遂的徐文俊,也曾經走過生命幽谷。他形容年輕時的自己充滿傲氣,憑著才智哈佛雙碩士如反掌之舉,以為只要靠著縝密的思考與計畫就能解決難關,直到面對患者生命流逝的喟嘆,他才意識許多事情無法盡如人意。「我50歲的時候,看到40歲的病人在我面前死掉,一個人昨天好好的,今天卻中風走了。」他感到無力,開始思考生命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停不下對自我的質疑。如同優秀的科學家,最後往往會成為哲學家一樣,徐文俊也在宗教中找到了心靈的定錨:「知道有上帝會幫助我們,就不會覺得無依無靠,因而有了歸宿、依靠、甚至是末後的盼望。」信仰帶給他莫大的信心,也改變他對失智症的看法。《聖經》裡闡述許多相愛、執子之手的故事,即便傷心失望有時,卻不會持續太久。「用一個字來講就是『愛』,用兩個字就是『關係』。」這是他對《聖經》所下明確而易懂的註解。延伸到失智症,徐文俊說:「最好的照顧團隊就是『家人』。」兄弟姊妹們一起長大,有愛、有爭吵、有嫌隙,但成家立業後各自忙碌,或許只有過年過節時偶爾碰面,維繫表面關係。但在疾病發生後,必須聚在一起討論,許多問題,譬如送去安養院好呢?還是自己照顧好呢?「失智症反而成為重新認識對方的契機,讓家人之間回到彼此愛的關係,這是很重要的。」徐文俊認真道。瑞智基金會找回彼此愛的聯繫現代人的平均餘命是80歲,代表有一半的人能活到80歲以上,但能照顧老人的年輕人將越來越少,失智症患者的比例卻會越來越高。2050年,失智人口數將會是現在的三倍,但台灣的社會還沒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有很多家庭正在承受照顧失智者的辛苦,有人因為不了解而歧視、排斥,讓失智者跟照顧者無法在社區自在生活。」徐文俊解釋成立「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原因。他與志工們深入社區(尤其是教會)進行了失智症宣傳,辦理講座、家屬訓練班、社區研習會、訓練課程…就是為了消除歧見,打造出一個「失智友善」的社會。基金會裡的「甘泉咖啡坊」沒有賣咖啡,而是專為失智者家庭預備的支持團體,定期辦理專題演講、工作坊、或是音樂表演,讓平日疲於照顧的家屬們也能在這裡得到喘息,透過同工的陪伴和家屬間的互相支持,可以稍微放下肩上沈重的擔子,獲得再出發的力氣。「失智症是一種『關係』的疾病,」徐文俊說,「沒有藥醫好像很可怕,但其實有沒有藥不重要,回到愛的關係,家庭就會重新受到祝福。」他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認識,失智症是一種會「破壞關係」的疾病。「透過關係的修復,可以彌補失智症帶來的困難。兄弟姊妹間的關係修復了,回到愛的關係,就會發現失智症居然帶來了家族的祝福,甚至第三代都能蒙福。」像是徐文俊的哥哥旅居美國,雖然無法直接照顧徐媽媽,但他還是會在每晚睡覺前,打一通越洋電話幫忙預約隔天的長照計程車。再微小簡單的付出,對徐文俊來說似乎只是少了件瑣事,但這樣的「參與」,卻能把每位家庭成員的心緊緊栓牢,帶給全家面對未來的勇氣與力量。「失智症不只讓我們重新認識到關係的重要性,還能用愛來面對。」他的處方充滿著溫度,「雖然沒辦法治好病人,但我們治癒了患者、照顧者和家人的心,失智症造成的愁苦少了,笑聲就回到了家中。」瑞智基金會找回彼此愛的聯繫從創辦記憶門診、建立失智照護制度、打造失智症中心,近年來政府推出的「長照2.0計畫」除了照顧失能者,首度優先將失智長輩納入服務範圍。《失智症政策綱領2.0》的擬定,便是徐文俊擔任台灣失智症協會政策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打造的。而除了建立一個個失智友善社區,將台灣串聯成一個失智友善社會以外,徐文俊還有一個遠大的夢——「讓失智者能留在工作崗位上。」「部分失智者其實還有一定的能力,讓他們工作不只能延緩惡化的速度,也能緩解少子化帶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徐文俊說,這還需要各部會一起討論、訂定相關的專法,「失智者的照顧不只是衛福部的事情,更是勞動部、經建會、文化部都需要關注的議題。」他語重心長地說。長庚失智症中心率先推出為失智者評估、開立證明的服務,努力幫他們在社會上留下一席之地。相信隨著社會越來越開明,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有工作能力的輕度失智者,將不會在職場上缺席。要是有一天,自己也得到失智症怎麼辦呢?徐文俊豁達地笑著回答:「就算明天上帝要把我帶走也沒關係。」他相信自己已經照上帝的旨意,走好該行的路、做好該做的事。「把每天都當作我的最後一天、最好的日子來過,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詩篇84:6這是徐文俊很喜歡的一段經文。現代醫學仍無法治療失智;但絕對可以用愛來預約不害怕失智的未來,或許便是徐文俊心中流淚之谷、泉源之地,和秋雨之福。徐文俊WEN-CHUINHSU,M.D.台灣失智症專家,現為台灣失智症協會理事長、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早在2001年就創辦台灣首個「記憶門診」,結合各專科醫師,輔以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和個管師等協助,給失智症患者與家屬最全面的支持。徐文俊創辦瑞智基金會,深入社區帶大眾認識失智症,掃除歧見與恐懼;家屬支持服務「甘泉咖啡坊」也提供了照顧者休憩的港灣,期待將台灣打造成失智友善社會,預約一個不怕失智的未來。他相信,失智症目前雖然無法治癒,但只要憑藉愛與關係,每個家庭都能找回快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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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讓逝者安詳,生者不痛 陳榮基,不只是安寧的推手
每週一的早晨9點,陳榮基從台北搭著捷運及公車前往三峽恩主公醫院。已經80多歲的他戴著助聽器,拄著拐杖,仍在醫療的第一線貢獻一己之力,剩餘的時間他會都待在自己一手創辦的「蓮花基金會」,持續為台灣的安寧照護而努力。被尊稱為「安寧舵手」的陳榮基,參與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通過,曾獲醫療奉獻獎、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星雲教育獎、總統文化獎等獎項,在在肯定他為安寧緩和醫療長期的付出和貢獻。榮耀基督?美麗的誤會陳榮基早年還在台大醫院服務時,曾被篤信基督教的同事邀請參加教會禮拜,他當時回說自己是個佛教徒,「可是你的名字『榮基』,不正是榮耀基督嗎?」同事訝異地反問。其實他的名字原本應該是「榮枝」,取家族繁盛興旺之意,當阿公去報戶口時,戶政人員覺得這字不雅,便把自行把「枝」成改「基」,台語發音唸起來都相同,不識字的阿公也沒發現乖孫的名字被改掉,就這樣一直叫了下去。從小在佛教家庭長大,父親因病早逝,陳榮基便經常跟著母親參拜新竹市的大小廟宇。他還記得在竹蓮寺參拜時,母親站在他的身後,抓著他的雙手合十祝禱:「佛祖啊,請保佑我家阿基,頭殼定,好好讀冊,乖乖做人。」祈求、信仰、心靈的慰藉之間巧妙的牽連,或許從那時候就深刻影響著他。小學品德養成保送台大醫科陳榮基就讀竹師附小,在那個只重視升學的年代,唯有當時的校長高梓女士獨排眾議,認為唯有德、智、體、群兼優的學生,才能徹底改變國人病弱的體質。曾就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運動醫學的她,每天早上升旗典禮後會帶著學生跑操場,並透過各種體育活動凝聚全校師生的向心力。她還把民主教育落實在學生的日常,班級不叫一班一班,而是以一里一里稱呼,「我是節儉里,其他還有謙恭里、耐勞里等等。」陳榮基還被票選為竹師附小的第一屆市長,從高梓校長的教育理念下,默默種下服務助人的心。或許是佛祖保佑,陳榮基的成績非常優異,新竹中學畢業後直接被保送上了台大醫科。他自謙地說,因為很多學長考上台大醫科,台大乾脆設了一個「保送制度」,「同學禮讓我,讓我糊裡糊塗得了第一名,所以我什麼科都可以選。」因為三哥已經在台大電機就讀,他便沒有理由念工程,剩下不是醫、就是農。「學醫可以做很多幫助人的事情,面對任何一個病人,我都可以幫助他。」這也變成陳榮基學醫濟世的初衷。跟隨洪祖培教授促進神經精神分科大四、大五時,醫學院每個月有一次「臨床病理討論會」,先由臨床醫師報告病人病史、怎麼過世,再由病理科把報告解剖的結果,驗證前面講的是對還是錯,錯又在哪裡。當時陳榮基覺得不少專科的老師在講解時,都有點零零碎碎沒有系統。只有神經科的洪祖培教授跟陳光明醫師兩個人講得頭頭是道,分析得條理分明。病理解剖的結果也很切合兩人的判斷,陳榮基很佩服兩人言之有物,因此才「被誘惑」加入了神經精神科的領域。不過當年的神經精神科內部經常出現摩擦,神經科主要治療像中風、脊髓損傷、腦外傷等「腦裡面」的疾病;精神科則是負責焦慮、焦躁、憂鬱等「腦外面」的症狀。「兩邊常常為了這到底是腦內還是腦外吵得不可開交,」陳榮基笑著說:「我們那時候在台大舊醫院,神經科在四樓,精神科跟精神病房分別在五、六樓,天天吵著要分家。」1980年左右,陳榮基協助恩師洪祖培教授在台大促成神經精神科分成神經科與精神科,奠定神經科學在台灣的診療及醫學教育的獨立發展。隨著科學進步,有不少精神疾病被發現與腦內構造異變有關。「當年吵著分家,這幾年又出現整合的趨勢。」如同醫學觀點隨著研究而更新成長,同樣是處理神經和意識的疾病,化整為零也是對醫學進步的一種肯定。佛學深化慈悲心往生助念早在就讀台大時,周宣德居士來學校演講,鼓勵大家課餘時能鑽研佛學,陳榮基也成為台大第一個佛學社團「晨曦社」的創社社員之一。即便離開學校後,他還會定期到居士家中參與「淨廬念佛會」聚會,聽經和講經,對佛法深入及透徹的過程,更深深影響了陳榮基的一生。開始在台大醫院服務後,許多淨廬念佛會的同修也在裡頭工作,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組織醫院內的「慈光佛學社」,推舉時任神經科主任的陳榮基擔任首任社長,開始在佛堂研讀佛經為主。在醫院工作,必定看過許多生離死別,逝者遠去,更多是屬於生者的哀痛需要化解。早期病人往生,通常是由病房打電話通知太平間,將遺體放上一台鐵皮車後,就這樣直接送入冰庫。沒有時間道別、感謝,家屬的情緒凍結在被搬上車的那一刻,無處宣洩。但是對不少佛教家庭而言,希望在往西方極樂世界之際,能被家屬圍繞下念佛送往;將功德迴向給逝去的親人,對生者也是莫大的安慰。因此陳榮基與佛學社的同事們一起開創了「往生助念室」,這也為日後的安寧和緩醫療奠定了基礎。「要助念的人,我們就不挪動遺體,輕輕地把病床推到地下室,在患者往生後助念八小時。這也要感謝台大,因為台大是龍頭醫院,開了先例後,如今各大醫院的都有類似助念室的設施。」在地下室的助念室幫到的主要是一般民眾,但連陳榮基自己的母親,甚至曾有黨國大老都獲得助益。家屬的心靈獲得慰藉,並對前來致意的人員頂禮恭送,替往生者表達最深的感謝。後來地下室的助念室在陳榮基離開台大時關閉了,但並非人去政息,而是醫院新蓋了更莊嚴肅穆的環境,從燈光到裝潢布置,讓人沒有陰森森的感覺,也讓往生者透過慈光佛學社助念,能莊重安詳地走完人生最後旅程。救生還是護死?緩和醫療病房的設立因為助念室良好的「外溢」效應,不少醫院的佛教社團因而串連起來,組成「佛教醫事人員聯合會」,這也是陳榮基後來成立「佛教蓮花基金會」的前身。及時能讓往生者安詳而尊嚴的離開,但在第一線的醫療現場,陳榮基更能深刻感受,醫學有其極限,並不是每次的醫療行為都能獲得效益。例如急救已經無效、或是癌末病人,是否還要延長無謂的醫療,嚴重影響餘命品質而抱憾而終,以致生死兩不安?陳榮基舉了自己的學生,台北市長柯文哲寫過的文章為例:「各種猶豫、衝突、掙扎,病人的生死在一線之間,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不斷上演著。」「到底醫師最大的敵人是病人的死亡,還是病人的痛苦?」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長久以來一直被教育要「救到底」的他。台灣第一個安寧病房,是在1990年由馬偕醫院的鍾昌宏及賴允亮醫師設立。1994年,擔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陳榮基,跟著馬偕醫院團隊一起到日本參訪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他們看到翠綠的草地上蓋了矮矮的一層樓的緩和醫療病房,每個病房的落地窗都能看到花園。陳榮基興奮地回憶當時所見,「日本的制度其實做得很完善,但受限於他們憲法的規定,公立機構不能有宗教團體進入,所以臨終病人心靈上的慰藉便薄弱許多。」看見日本安寧機構與馬偕安寧病房的病人,可以不用承擔巨大痛苦,平靜地面臨人生終點,陳榮基再度省思,「死亡是什麼?活著又是什麼?」佛教中提到「度一切苦厄」與「離苦得樂」,不也貼合善終的觀念嗎?於是在回台後,他開始加速推展安寧緩和醫療的追求。兩種阻力四道人生隔年,陳榮基在台大醫院努力奔走,成立第一間公立醫院的緩和醫療病房,即使當時他身為副院長,在推動時仍受到許多阻力。第一個出聲反對的是加護病房醫師,因為長久以來醫師的訓練都是「救生」而不是「護死」,尤其是急診與加護病房,病人的死亡對他們而言幾乎等於醫療的失敗。但陳榮基花了好幾個月,一個一個拜訪同事。「不能協助病人安詳往生,才是醫療最大的失敗。」陳榮基希望醫師們將心比心,「如果他是自己的家人,你願意家人受到那麼大的痛苦嗎?」他說服醫師放下執著,有時放手才是對病人好。另一個阻力則是來自家屬。家屬往往認為沒有讓醫師做心肺復甦術(CPR)搶救,就讓親人死亡,是不孝或不愛。陳榮基向他們解釋,「大孝與大愛並不是不管親人痛苦的搶救到底,而是親切的陪伴末期病人的親人,協助他們坦然接受疾病,減少身、心、靈的痛苦,協助放下萬緣,維護病人的尊嚴,才是孝順或愛護臨終家人。」他也鼓勵醫師們用愛心與同理心,依據病人最大利益,做醫療抉擇的建議。他要醫師們問自己:「如果病人是我的家人,我會做什麼選擇?」他也鼓勵家屬問醫師:「如果病人是你的家人,你會做什麼選擇?」如此,醫病之間才能取得共識,做出對病人最好的決定。臨床佛教宗教師基礎醫療和宗教開示並重但即使安寧緩和醫療病房照顧了病人的身、心,但病人依然經常詢問:「我死後會到哪裡?」「死很痛苦嗎?」醫療制度的革新,撫平不了靈性的不安。若在國外,有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的病人,臨終前可以依循著神父告解,獲得平靜與面對死亡的勇氣。但台灣人多以佛道教徒居多,該如何幫助他們呢?這困惑一直縈繞在陳榮基腦海。直到台大的緩和醫療病房開設後,他意識到需要「宗教師」來幫助開導病人。陳榮基先後找來兩位法師來病房幫忙,結果兩人居然都做不到幾個月就離開。「因為我沒有給他們武器(醫學知識),不知道病人狀況,只負責傳教,無法理解病人受病的痛苦,後來就雙雙『陣亡』。」陳榮基略顯內疚地說。他決定為臨床宗教師們安排一些系統性的醫學訓練,除了每兩年舉辦一場「佛法與臨終關懷研討會」外,更委託相關專家學者,進行「佛法在安寧療護緩和/醫療應用之研究」,確立靈性照顧模式和其重要性,不只讓佛教的臨床宗教師能更了解臨終患者們的需求,甚至也有不少修女一起參與培訓。時至今日,完整的培訓課程分為初階、進階、臨床實習共計136小時,經考試通過成為「靈性關懷人員」後,參加臨床培訓600小時,再經甄審通過才授予「臨床佛教宗教師」證書,已完成培訓授證達71位,初期更培育出兩位修女加入臨床宗教師的行列;日後則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共同組成靈性關懷協會,由該協會發出證照。透過和宗教師的陪伴,病人與家屬得以完成四道人生──道謝、道歉、道愛、道別,並通過助念或相關儀式,大大舒緩病人的不安,用愛與尊重幫助末期病人及家屬,泰然走過生死大關。陳榮基自豪地說:「蓮花基金會培訓的「臨床佛教宗教師」,不但在全台灣是創舉,我相信在佛教也是創舉,讓法師可以加入醫界『醫療弘法』。」也因為辦得成功,日本全國青少年協議會──陳榮基笑說是日本佛教界的YMCA,他們帶了四位法師來台學習蓮花基金會的制度後,再回日本開班訓練培育自己的臨床佛教宗教師。安寧緩和醫療持續推廣肯定生命尊嚴的價值受訓完成的宗教師各分派到各醫院服務,病人有什麼問題,需要靈性關懷時,便請宗教師協助。陳榮基到國外參加國際會議時,聽到有位歐洲教授演講:「有一位病人在安寧病房睡不著覺、失眠。請了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師幫忙開藥輔導,結果都沒有效果。仔細一問,病人只要眼睛一閉,就會看到冤親債主就來找他,怎麼都睡不著。後來醫師請了東歐教界的宗教師進來,替病人進行靈性關懷。沒過多久,病人終於安心入睡。」另外像陳榮基自己的表外甥女,因為婆婆病重在台大醫院加護病房插管。當家屬決定依法拔管時,先請臨床宗教師給病人輕聲開示,做過簡單的宗教儀式後,再由醫師拔管,心跳呼吸停了後,推到助念室助念八小時。陳榮基一直記得外甥女非常感謝他,能讓婆婆很「合法」又安詳地離開。這是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過後,維護病人生命尊嚴的例子之一。但在另一個故事裡,卻是不一樣的挫折和結局。一個已經癌末的老先生,他的女兒聽了陳榮基演講後,說服了自己的父親簽署DNR,並由女兒寄給台灣安寧照顧協會作健保IC卡的註記,維護老人家希望能確保安詳往生的權益。但後來父親病重無法自主呼吸,送到醫院後醫師告知要插管,病人才有機會存活。女兒一下子意識到若不同意,就要馬上與父親永別,手裡掌握著父親的生死,心神慌亂中抵不住醫護人員的聲聲催促,於是點頭答應插管。家屬的不捨,往往也是造成沒能尊重長輩親人先前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的困難。一旦插管,接上呼吸器,就變成女兒所說:「當我在加護病房,看到插管的父親被五花大綁,大大的白膠帶固定插管,用力緊緊的貼在臉上皮膚,嘴裡還塞一塊東西,讓他把不習慣的管子咬住。心理的痛,整整哭了一天。就為了我的不捨,讓家父受這麼大的痛苦。真希望就停止吧,我錯了!」但醫師說:「既然插了,就不能拔掉,只能繼續治療。」這當然又是違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重大錯誤。即便現在很多醫師都能接受臨終緩和醫療的重要,但還是有類似的案例出現,所以陳榮基仍努力把觀念推廣,讓醫師清楚知道不是每個情況都要「拼看看」,必須評估這個拼看看有多少把握?或只是增加病人痛苦?「當你已經用了很多方式,病人狀況還是越來越壞,就是要倒過來,這才是好的醫療。」活著,是最好的禮物2018年,陳榮基獲得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頒發的愛心獎,在評審會上香港內政司長站起來大聲說:「安寧照顧在香港沒做好,我們要向台灣學習!」這句話讓陳榮基非常動容。2019年「病人自主法」正式在台灣實施,這也是亞洲第一部充分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英國經濟學人公布的「臨終照護調查」中,台灣在80個國家中名列第六,也是亞洲第一。這樣的成績已經夠了嗎?不,對陳榮基而言僅是個開始,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仍待修正。他不僅專注安寧照護層面,想做的事情還很多很多。除了參與他夫人周照芳全責護理的推廣,關於老人養生他則提倡BMW守則(Bus、Metro、Walk),鼓勵長者多走多動多健康;他也在推動陽曆佛誕節能成為國家法定的紀念日,參考馬來西亞佛教徒跟政府協定於5月1日,還可以全世界一起慶祝;最後則是推動以ABCD的漢語拼音替代ㄅㄆㄇㄈ,更方便和國際接軌。「我有兩個孫女兒在美國,學一下子就能用ABCD打字寫信給阿公阿嬤。」當我們問起還有沒有其他想做的事情?陳榮基搖搖拿著拐杖的手,像是示意我們再說一次;我們看著他漫步走向陽光,靜默中,守著他就算年邁仍持續為台灣著想的心情。就像蓮花基金會的標語:「活著,是最好的禮物。」只有認真活著,才能確實肯定生命的價值。陳榮基RONG-CHI,CHEN,M.D.陳榮基,虔誠的佛教徒,曾任台大醫院副院長、恩主公醫院創院院長。協助洪祖培教授促進神經精神科分科,讓醫學教育的分界更為明晰;全心推動安寧緩和醫療,建立台灣第一個公立醫院的緩和病房;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法」在立法院通過,不少家屬和法師甚至稱他為「活菩薩」。想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就算年過80,仍努力經營部落格、鼓勵長者多利用BMW(Bus、Metro、Walk)。他還希望「全責護理」、佛誕日、用ABCD拼音取代ㄅㄆㄇㄈ能在台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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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30 癌症.抗癌新知
癌症確診後憂鬱症恐被忽略 研究揭心理治療時機與存活率的關聯
癌症確診後,除了治療疾病,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視。美國一項分析逾26萬名癌症患者的研究發現,合併憂鬱症者癌症死亡風險較高,而確診後及早接受心理治療,則與較低的死亡風險有關。癌症合併憂鬱症死亡風險高11%癌症治療往往伴隨疲倦、食慾改變、失眠及情緒低落,但這些症狀也可能是憂鬱症的表現,使患者的心理問題容易被忽略。該研究團隊在2026年美國放射腫瘤學會(ASTRO)年會發表一項大型研究,分析26萬5639名66歲以上癌症患者的醫療紀錄,涵蓋乳癌、大腸直腸癌、攝護腺癌、膀胱癌、腎癌及非小細胞肺癌。其中約22%同時被診斷出重度憂鬱症。研究發現,合併憂鬱症的癌症患者,癌症死亡相對風險比沒有憂鬱症者高11%。確診一年後,兩組癌症死亡率分別為29%與21%,五年後則為43%與35%。確診後4週內接受心理治療與死亡風險低21%有關研究進一步比較不同心理健康治療的時機,發現合併憂鬱症的癌症患者,若在確診後4週內接受心理治療,經統計調整後,癌症死亡相對風險較低21%。確診後8週及12週內接受心理治療,也分別與13%及12%的較低死亡風險有關。然而,真正及早獲得心理照護的人並不多。研究顯示,只有約3%的憂鬱症患者在癌症確診後4週內接受心理治療,即使延長至12週,比例也僅4.6%。至於抗憂鬱藥物,整體分析未發現與癌症死亡風險降低有顯著關聯,但不同癌症類型的結果有所差異。這不代表心理治療優於藥物,患者仍應依個別狀況,由醫療團隊評估適合的治療方式。研究屬於回溯性觀察分析,無法證明心理治療直接降低癌症死亡率,也不能排除醫療資源、病情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需留意的是,這是2026年ASTRO年會研究,並非已發表完整同儕審查論文的臨床試驗。21%為調整後的相對風險差異,不宜解讀為心理治療已證實能降低癌症死亡率。罹癌後情緒低落很正常?出現這些變化應留意面對癌症診斷,感到悲傷、焦慮或害怕是常見反應,但如果情緒持續影響日常生活,就需要進一步關注。例如原本喜歡的事情突然失去吸引力、逐漸疏遠親友、睡眠或食慾明顯改變,甚至出現強烈無望感,都可能是憂鬱症的警訊。假如情緒低落或失去興趣持續至少兩週,尤其已影響生活功能,應主動向醫療團隊反映。癌症患者的憂鬱症有時不容易辨識,因為疲倦、注意力不集中及睡眠障礙,也可能來自癌症本身或治療副作用。患者不必等到情緒嚴重惡化才尋求協助,家屬若發現明顯退縮或生活習慣改變,也可以協助向醫師反映。心理治療與藥物怎麼選?依個人需求安排心理治療不只是傾訴心情,也能協助患者面對確診衝擊、治療期間的不確定感,以及對疾病復發的恐懼。認知行為治療等方法,可協助辨識負面思考模式,學習因應焦慮與情緒困擾。患者可以直接向腫瘤科醫師提出心理健康需求,請醫療團隊轉介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或相關支持服務。家屬則應多傾聽,避免一味要求患者保持樂觀。若患者已出現自傷或自殺念頭,應立即尋求緊急醫療協助。這項研究提醒,癌症照護除了關注腫瘤與治療成效,也應及早辨識患者的心理需求。雖然目前尚不能證明心理治療能延長癌症患者的壽命,但及時處理憂鬱症、改善生活品質本身就是完整癌症照護的重要一環。【資料來源】.Earlyinterventionsfordepressiontiedtobettercancersurvival.9BestWaysToSupportSomeoneWho’sGoingThroughCancerTreatment—ClevelandClinic.KeyQuestionsforYourOncologist—ClevelandClinic.WhatDoesDepressionFeelLike?—Cleveland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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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貢獻餘生,不會停止診治失智 曹汶龍,走進社區安老共老
「小小羊兒要回家,紅紅的太陽下山啦……」,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汶龍坐在床邊,輕撫母親雙手,在她耳邊輕聲唱著這首她生前最愛的歌《小小羊兒要回家》。2021年7月22日,他的失智母親「曹奶奶」晚間突然身體不適,最終急救無效,在自家床上安詳辭世。即使心中充滿不捨,但曹汶龍在臉書上寫道:「母親失智多年,我懂她的心。她活得有尊嚴,輕安愉快的走了。」在眾人眼中,曹汶龍不僅是關懷失智老人的良醫,更是照顧失智母親的孝子。他常在臉書上分享自己與「曹奶奶」互動影片,用醫護「身教」教導民眾如何照護失智長輩,獲網友讚賞是「現代老萊子」,也為失智症家庭做出美好示範。當「命運」來敲門曹汶龍從小與父母關係緊密,一歲時窩在爸媽懷裡,顛沛流離地從中國來到台灣,定居在屏東。父親是軍人,某次因車禍受傷,在家療養,五個小孩嗷嗷待哺。眼見家中經濟困難,母親到台北某家餐廳工作,賺錢養家,也學會燒一手好吃的江浙菜。身為家中老大,曹汶龍除讀書外,還要身兼母職,照顧父親及弟妹,並協助家務。「家裡不可能期待我當醫生,因為家境不好。不過,那段日子正是磨練心智的好時機,」曹汶龍回憶道。初中時,曹汶龍考量家中經濟狀況,原本想讀師範學校,只要讀三年,就可以畢業教書賺錢,減輕家裡負擔。但因他當年成績好,校長希望他直升高中,然後讀大學。「我壓根兒沒想過要當醫師,讀醫學院要花錢。」曹汶龍說,即使讀了醫學院,心中還是對教書念念不忘,「沒想到後來有機會授業,我這輩子都在當老師,教書是最快樂的。」如今,除了不再教醫學生外,他還指導一起推動社區失智關懷工作的社工師,帶領她們成長。高中時,曹汶龍就讀甲組,醫學院大多是丙組,原本也沒想到要選醫學院。但國防醫學院的醫學系反而是歸在甲組,就讀甲組又數學好的曹汶龍較占優勢,讓他順利考上國防醫學院公費生,念書完全不需花家裡的錢。「我並非有意當醫師,應該說是命運安排吧。父親是軍人,後來我也當了軍人,所以我對這樣的生活很習慣。」從國防醫學院畢業後,他到部隊野戰醫院(軍隊的地區醫院,位於宜蘭金六結,現為新兵訓練中心)服完三年兵役,再回到台北三軍總醫院服務。選擇冷門的神經內科在三總擔任住院醫師第四年、選擇次專科時,曹汶龍被時任內科部主任李有炳委以重任,指定投入神經科方向發展。當時神經科沒有正式訓練過的師資,國防醫學院免疫學教授韓韶華則希望栽培他成為臨床免疫醫師。但李主任勉勵曹汶龍,「神經科是內科學很重要的一環,必須先發展起來。」神經科治療範圍包含腦中風、癲癇、巴金森氏症等,都與腦部神經構造有關。當時沒人要選神經科,曹汶龍卻選擇了這條最冷門沒人想走的路,因而有機會擔任總醫師。曹汶龍承接重責大任,要開創這個全新領域,卻無前輩可請益,於是三總派他先到台大醫學院神經科主任洪祖培教授身邊學習。1960年,洪祖培赴英國倫敦大學國立神經醫學研究所深造,隔年學成歸國,成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受過正統神經學訓練的醫師。他在台大推動台灣神經醫學臨床與教學研究,被譽為台灣神經科的開山始祖。曹汶龍跟著洪祖培近身學習神經學問診、理學檢查,奠定良好基礎。三個月後,他到英國倫敦大學國立神經醫學研究所進修,成為少數在總醫師階段就出國留學的人。到英國求學一年後回到台灣,隔年就接下三總神經科主任一職,那年他才33歲。「在倫敦進修,完全翻轉我的人生觀,讓我打開國際視野,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曹汶龍回憶說,那時看見世界一流的醫學中心某位教授在幫老太太看病時,很自然的幫忙脫襪子,醫病關係互動良好。想當一個「有溫度」的醫師,也成為他這輩子行醫的信念,終生不變。走入花蓮慈濟,埋下社區醫療種子1996年,政府修法,檢討公費生的不合理制度,過往簽下長年契約的醫師,突然間獲得「解禁」。曹汶龍在三總服務屆滿21年(1975-1996),雖然法令鬆綁讓他可以榮退,但他的人生規畫尚未到退休階段。正好他的學生林堅熙在花蓮慈濟醫院擔任神經內科主任,邀約他是否願意到花蓮接任神經內科主任職務。當時,全民健保剛實施一年。眼見大家同樣都繳健保費,花蓮人卻苦無醫生可看診,可享用的醫療資源如此少,促使曹汶龍決定到花蓮服務。當年同行的醫師,還包括林聖皇(現任花蓮慈濟醫院神經醫學科學中心副主任)及傅進華(現任台中慈濟醫院教學部副主任暨神經內科主治醫師),三人一起為花蓮慈濟醫院打拚,穩固科內醫療陣容。曹汶龍放下台北一切世俗和人情壓力,來到花蓮工作。他形容自己在人生歷程中彷彿大死一次,重新開始。「我整個人都輕鬆了起來,腦筋清楚,不計較一切。來到花蓮,看見人間悲苦,除花蓮慈濟醫院外,也主動到玉里慈濟、關山慈濟醫院看診,埋下日後投入社區醫療的種子。」任職花蓮慈濟醫院期間,曹汶龍結識不少益友,其中之一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賴其萬。1998年,賴其萬返台參加花蓮慈濟醫學院的教育工作。兩人相談甚歡,不但攜手在花蓮、關山舉辦癲癇兒童夏令營,也為雙方家庭建立深厚情誼。曹汶龍透露,賴其萬的妻子曾是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隨丈夫赴美後,專心在家相夫教子;事隔十幾年再返台,落腳於花蓮。因孩子已長大成人,她想試著重操舊業,於是選擇花蓮慈濟醫院神經科,跟著其他住院醫師一起值班。然而,要取得專科醫師證照,成為一名專科醫師,必須先通過至少三年住院醫師臨床實戰考驗。「結果她只做了一年就放棄,直呼值班實在是太累了,但那是一段美好的回憶,」曹汶龍笑說。曹醫師為人隨和親切,大家都稱他「曹爸」。這個暱稱的由來是他在花蓮慈濟醫學院時,曾擔任醫學系大一新生的慈誠爸爸,每月與學生碰面,分享生活經驗,關懷並協助他們解決問題。這群年輕學子畢業後到醫院工作,看到曹汶龍都直呼「曹爸」。久而久之,大家喊慣了,就變成他的暱稱。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暨部落健康中心主任安欣瑜的大學導師,正是曹爸,「他是很溫暖的人,慈濟的導師都很認真,我們好幾次在醫院咖啡廳喝咖啡、吃東西。印象最深刻的是,曹爸說他沒有遇過醫療糾紛,因為他不只是看病,更是看人,以人為主,好好溝通。」跟隨慈濟腳步,轉赴嘉義行醫1996年,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動土。曹汶龍以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暨台灣癲癇醫學會理事長的身分出席動土典禮,這是他第一次造訪大林。當時,嘉義地區醫療資源不足,民眾一旦生重病,就只能往台中或台北就醫。2000年,大林慈濟醫院啟用,神經內科本來設定兩名醫師,卻留不住人。於是,曹汶龍帶著傅進華醫師前往支援,為大林慈濟醫院神經內科團隊穩定軍心,一年後又回到花蓮。孰料2011年大林慈濟醫院神經內科再度人手不足,需要協助。曹汶龍又找了當時已轉調台中慈濟醫院的傅進華醫師前往支援與整頓。考量花蓮慈濟醫院業務已十分穩定,曹汶龍決定接下大林慈濟醫院神經內科主任一職。過去,曹汶龍在台北看診時,以癲癇病人為主;到了花蓮慈濟醫院,以巴金森氏症為主,癲癇次之。「那時我到嘉義大林的感覺是這裡的老人特別多。在我的診間,幾乎三分之二都是老人。」他還發現,失智退化的病人很多,於是開始注意到失智症問題,也開啟了他的失智症研究與陪伴照顧之路。自此,他人生這盤棋下到了全台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嘉義。一條龍服務,深入社區失智照護在大林慈濟醫院服務期間,曹汶龍發現失智症的醫療照護資源,在偏鄉地區更顯不足,期待能用醫療專業,為失智者及照顧者多做一些事。在大林慈濟醫院前院長簡守信及現任院長賴寧生支持下,該院於2012年9月成立失智症中心,由曹汶龍擔任主任。他向院方爭取由個案管理師暨護理師協助管理失智病人的資料,以及邀請臨床心理師、社工師一起加入團隊,協助他做失智鑑定。曹汶龍和傅進華,加上當時個管師暨護理師劉秋滿,彼此同心協力,開創出社區失智照顧的一片天,也築起雲嘉地區「一條龍式」的失智照護網。「我們都是開創社區失智關懷的先鋒,有著深厚的革命情感,」曹汶龍形容三人關係如同父子、父女般緊密。2013年,曹汶龍的母親確認罹患失智症,更敦促他加速失智症研究與推動失智症患者與家庭照護網。第一棒是臨床心理師許秋田,開車載曹汶龍開發社區。他們到嘉義縣溪口鄉成立樂智學堂,再到民雄鄉大崎村成立記憶保養班,接著是民雄鄉三興村、雲林北港、高雄等也都成立失智據點。第二棒是護理師劉秋滿,開車載曹汶龍繼續開發新據點,包括台南安平、嘉義市、彰化和美等記憶保養班,除了帶活動外,也培力志工,同時還承接嘉義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業務。第三棒是社工師王筱筑,取得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碩士。除繼續承接失智友善社區業務外,更串連大林慈濟醫院老人醫學科住院照顧、社區醫療部居家醫療,以及中正大學法學院人權門診,完成失智者的全人照顧。「三棒接力,棒棒都是強棒。如今,我們走入社區關懷失智,已有十年之久了。」曹汶龍笑說,經過多年努力,終於開花結果。嘉義新港文教基金會前理事長陳錦煌醫師,曾到溪口了解樂智學堂的運作情況,回去後將母親留下的菜園改成社區高齡長者關懷場所,積極推動社區失智照護。每週三下午,他也到曹汶龍的記憶門診,一起關懷失智老人及家屬,共同學習與成長。家訪也是失智症中心的另一特色,這是不計時間成本的關懷,可讓醫療人員知道失智家庭的真正需求。曹汶龍解釋說,真正照顧者是keyperson(關鍵者)。「唯有家訪,才能見到真正照顧者,了解失智者的居住環境及家中人員的互動情況。在家裡才能找出真正照顧的處方,用藥反而是其次。」此外,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施慧玲也加入社區失智照護團隊,解決高齡失智長者及家庭的金錢和法律問題。「當醫師放下本位主義,大家攜手前進,團隊就會走得更久更遠,建構更緊密的失智症醫療照護網,」曹汶龍堅定地說。良醫孝子,照顧失智母親曹汶龍年輕時總帶著父母到台灣各角落行醫,從台北搬到花蓮,再從花蓮移居嘉義民雄。「爸媽活愈老,愈像小孩子。我了解他們的生活模式、習性和節奏。我們之間沒有gap(落差),搭配得非常好。」曹汶龍說,2013年,他的父親一百歲辭世。這段期間,他發現母親的日常生活出現異常行為,開始會藏東西,對金錢的使用也遲鈍了,結果確診罹患失智症。2015年,68歲的曹汶龍與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教授聶志高合作,費時2年打造「陽光玻璃屋」。「這一切設計不為自己,是想讓媽媽住得更舒適和安心。」據曹汶龍多年家訪經驗,長輩住在狹小、沒有窗戶的房間久了,易起疑心及憂鬱,讓病情加重。因此,他精心設計安老住宅,室內採光極佳,落地窗設計搭配挑高樓層,居住起來少了壓迫感。即使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分上下兩層樓,不僅減少生活摩擦,母子倆的窗戶遙遙相望,還能彼此照應。在曹汶龍家中,沒有樓梯,一樓到二樓採用Z字形的長廊坡道,母親可以坐在電動輪椅上下樓,來去自如無障礙。由於曹汶龍多了病人家屬身分,自然更能體會照顧者的心情,尤其母親的失智現象一年比一年退化。於是,他起心動念把臉書(Facebook)當作是抒發管道,成立「曹爸與失智共舞」社群平台,分享照顧失智母親或到失智友善社區服務的心得,包括如何扮演現代老萊子逗母親開心,陪母親玩球、看魚、讀報、吃花生等。「臉書就是我的衛教傳播平台,除了記錄生活,也可以藉由影片回顧看見母親的變化。」他表示,寫臉書甚至是幫助自己預防失智的方法之一。曹汶龍在臉書上分享陪伴失智老母親的心得,沒想到獲得熱烈迴響和共鳴,不但吸引大愛電視台拍攝大愛劇場紀實劇《你好,我是誰》,也獲出版社邀約,把臉書的文章集結出書《超越認知障礙,曹爸有方:保有快樂記憶、忘得輕安自在,有尊嚴安老終老》。這些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父母是一部經書,熟讀它就不怕老。」曹汶龍說,能照顧父母是福分,看到他們老去的過程,就知道未來怎麼照顧自己。曹奶奶這段人生真的不虛此行,成功地點燃了兒子心中對父母的「小愛」,進而轉化為對失智老人照顧與醫療的「大愛」。認真活每一天,無懼失智來襲母親離世,卻開啟曹汶龍人生的另一幕。他決心貢獻餘生之力。「哪裡需要我,我就去哪裡。只要失智沒找上我,我就不會停止診治失智。」他笑瞇瞇地說,沒有絲毫猶豫。他與妻子住在嘉義民雄中正大學旁的社區。這個社區位於三興村內,八成的住戶是學生。大家發願,共同努力,把三興村打造成一個友善共老圈,相互學習與照顧。此外,他與鄰居老友定期聚會,品茗笑談,追逐老老共居的終老桃花源。母親走了,他得開始面對自己的未來,是否擔心有一天也會罹患失智症?「我一點也不擔心。如果有一天真的罹患失智症,倒想看看自己如何面對它。我會用玩的心態面對失智症。只要能用玩的心態,生活就會很輕鬆快樂。」曹汶龍希望幫助大家正向看待失智症。現年75歲的曹汶龍用科技管理生活,寫臉書貼文猶如寫日記,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自動跳出動態回顧,讓人回味過往的生活點滴。他樂觀開朗地說:「人老了,走不遠了,該走的時候,就放下了。坦然面對老化,與老化和平共處,才能當個輕安又自在的老人!」曹汶龍WEN-LONGTSAO,M.D.暱稱「曹爸」,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英國倫敦大學神經醫學研究所研究員,國內失智症權威醫師、南台灣社區失智照護的先鋒。自三軍總醫院退休後,遠赴醫療資源不足的花蓮加入慈濟,建立神經科;之後落腳嘉義,在大林慈濟醫院設立了失智症照護中心。帶領團隊走出醫院進入社區,推動早期失智篩檢、開辦記憶保養班,建構「一條龍」完整失智照顧模式。成立粉絲專頁「曹爸與失智共舞」,公開分享照顧失智母親以及生活互動的點點滴滴,療癒無數照顧者,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著有《超越認知障礙曹爸有方:保有快樂記憶、忘得輕安自在,有尊嚴安老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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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尋常與繁華 鄭淦元,陪精障者找到自己的路
午後的陽光,斜照進台北火車站旁天成大飯店十七樓的「拾柒cafe」,空氣中飄著濃郁的咖啡香,桌上擺放著香港作家「不朽」寫的散文集《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光芒》,作者本人正是一位重度憂鬱症的病人。「當我們擁有尋常,才能遇見繁華,繁華過後,依然尋常。」榮總玉里分院復健精神科主任鄭淦元分享,作為一名精神科醫師,他從尋常出發,幫助受精神障礙所苦的病患恢復繁華,但事實上,「對精神病患而言,內心真正的繁華,是走入尋常。」拍攝微電影記錄精障患者的生命故事2022年3月9日,玉里分院和榮民榮眷基金會合作拍攝的《家人–玉里傳芳》微電影,在台北榮總致德堂舉行首映會。影片內容以真實故事呈現,記錄精障患者在「玉里模式」的治療下,如何找到生命的價值。玉里分院位在花蓮秀姑巒溪畔,是台灣最大的精神科療養院,「玉里模式」是結合醫院、玉里鎮社區和病人原生家庭提供支持的社區精神復健服務,協助精神病人走出障礙、融入社區,自然而然形成的人際網絡和社會支持是此模式的療癒因子,各式人際連結與社區參與,可幫助精神病人走入「復元」之康莊大道。鄭淦元在首映會上以「尋常與繁華—精神障礙者的療癒家園」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並以幾則動人的生命故事,分享玉里分院照顧精障者的真實經驗。他在電影中也軋了一角,「陪他們走了二十年,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我必須講,不全都是成功的,也有很挫折、很難過的故事。」鄭淦元坦承,要請精神障礙的夥伴很自然地將自己飽受折磨痛苦的故事,呈現給社會大眾知道,很不容易,如何挑選適當的故事,放進微電影中,必須和導演仔細討論。當初基金會積極找玉里榮院要拍這部微電影,是因為輔導會主委馮世寬、副主委李文忠或總院的長官們,他們每次來到玉里分院和夥伴們接觸,都會嚇一跳說:「這跟我想像中的精神病人不一樣,他們怎麼能夠把自己打理得這麼好?」他們認為,有一群人長年在玉里默默耕耘、無私無我地奉獻,可是卻鮮為人知,應該記錄下來,呈現給社會大眾,這就是拍攝微電影的緣起。療養院不是終點站,是轉運站現實生活中,精神病患的家人一直想要幫他們找到一條路。這條路的終點,在榮民照顧體系裡,或是精神病長期照護體系裡,大家都認為是療養院。「我二十年前到玉里分院的時候,大家也都這麼認為,覺得療養院是最後一站,在其他地方都治療無效之後,只好送他們到玉里長期療養。」但現在,鄭淦元不再這麼認為,「這不是終點站,我們要把它變為轉運站,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轉運站這個概念,是玉里分院前院長林知遠提出來的,這個「運」不只是扭轉運氣,還是Transport,下一步要去哪裡?「過去他們都是聽專業人員、聽家人的安排,因為他們是弱勢,不知道怎麼為自己打算,去走下一步。」但鄭淦元認為,不論生了什麼病,癌症也好,精神疾病也罷,只要身為一個人,一定有他們內心所渴望的、想要走的路。「別人告訴他們該走的路,很難讓他們在遇到挫折後維持韌性,而這種最原本的、自己想走的路才是最有力量,韌性也是最強的。」「家人-玉里傳芳」講述的是一名空軍退伍軍人在了解「玉里模式」後,決定把長年關在家中的罹病胞妹送到玉里分院「治療」的心路歷程。(影片來源/榮民榮眷基金會)帶著精神障礙夥伴創建社區家園,鄭淦元強調「你要出來住,除了生活,還要想到你下一步要做什麼?這個下一步是對自己有意義的…」所以「運」完全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裡。十多年來,鄭淦元一路「陪伴」他們走出醫院、走入社區,不管是團體家屋、社區家園,或協力租屋,生活上的大小事,都由自己決定,而心中的任何想法,乃至遺憾,他也鼓勵大家勇敢地說出來,「當你能很清楚說出自己心中想法或遺憾的時候,運氣真的就改變了,也會找到自己的路。」從病人身上學到不少,也改變不少以前當住院醫師時,鄭淦元一直有個困擾,就是在社區遇見病人的時候,要不要打招呼?因為大家知道你是精神科醫師,打了招呼,大家不就知道他是精神病患了嗎?鄭淦元問過幾位老師,答案並不一致。而成汗的行為,讓這個問題有了解答。成汗很靦腆,生了病之後更是內向,可是遇到曾經幫助過他的人,他都會很開朗勇敢地跟你打招呼,打完招呼之後就又默默做他的事,也就是用推車將大家喝的水送到康復之家。「他們的內心都很單純,不太在乎別人的眼光,所以之後我遇到照顧過的病人,一定會主動和他打招呼。從某個角度看,我也從病人身上學到不少,改變了不少。」康復之家有兩棟,需要的水量也挺多的,成汗都會幫忙從醫療大樓將飲用水推送到康家。每天風雨無阻推水是他的志工工作,這項工作從他住在慢性病房時就開始了,一直到搬到康復之家,再到大家一起搬出去住,他從來都沒有間斷過。成汗離世的前一天,其實就有急性腹痛,但他還是忍痛堅持推送著大家喝的水,鄭淦元遇見他也和他打了招呼,沒想到第二天他送急診後,就驟然離開了。「忽然聽到他走了,說真的我不太能相信。但老實說他的人生過得非常值得,因為有將近三百個人,包括康復之家的人和出去住的人,都聚集到康家摺著紙鶴,把大家的心意送到他西部的家。」另一位讓鄭淦元印象深刻的長輩,他稱為「超級阿嬤」,已經七十歲的人,永遠都帶著笑容,很勇敢地做她想做的事。比如說她很遺憾因為家庭的關係加上患病,導致國小沒有畢業,直到年紀大了,超級阿嬤先把國小讀完,再邀另一位夥伴一起讀國中補校。她也很愛賺錢,所以白天能工作就工作,晚上上補校,每個學期不但都全勤,還參加合唱團和團員一起練唱。有一天鄭淦元和她開玩笑:「超級阿嬤,妳做那麼多事情,如果不賺錢的事就別做了,不要那麼累啦!上課也不一定拚全勤,可以偶爾請個假啊,我們都很心疼妳耶。」她的回答也很有趣:「我錢要賺,書也要讀。」問她為什麼?她開心地說:「你都不知道上課有多快樂,在那邊大家都不知道你是病人,彼此都是同學,老師講課又很有趣,所以課一定要上。」她存了錢,三節回家,總是包大紅包給他的孫子。「她現在讀補校補學分,事實上也在補她人生的學分,因為她知道自己的遺憾在哪。」看著飽受病痛的母親「我可以做些什麼?」從繁華的西部來到寧謐的後山,投入精神科中相對冷門的社區復健,鄭淦元又是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高中時,鄭淦元的母親不幸得到乳癌,之後又有肺纖維化和躁鬱症等衍伸的問題。「我媽媽是一位很勇敢的母親,即使自己飽受病痛的折磨,還是努力關愛著我們。」因為姨丈與阿姨曾在台北榮總服務,因此母親其實獲得很好的醫療照顧,「我也不是因為有什麼遺憾,才會走上精神醫療這條路,而是我在母親生病的過程中,發現我們這個社會很容易忽視精神醫療的重要。」十年前鄭淦元的母親不幸離世,「最困難的不是肺纖維化的問題,而是她的精神疾病,憂鬱對一個人的影響實在太大…..我看到、也體驗過一個人因為精神疾病受到歧視、辱罵等不公平的對待;另一方面,也有遇到很溫暖的醫護同仁能同理患者與家屬,帶給我許多感動,更讓我相信精神病人的不公平待遇是可以被扭轉的。」面對這樣的污名化與不公義,鄭淦元溫和的個性很少反擊或發出怒吼,「但我內心是有感觸的,也會感到憤怒,不過我會試著理解這些憤怒從哪裡來,也會思考,面對這些不公義,在我的能力範圍裡,可以做些什麼?」他認為,太多的批判指責不可能改變彼此的想法,只會造成兩個不同陣營的人更加分裂。怎麼讓更多人來參與,願意理解這件事情,這才是比較重要的。「所以我決定從尋常出發,投入社區復健,因為我認為尋常這件事才能感動人,才能讓人感同身受,他才會漸漸去理解,去包容支持有精神疾病的人。」以後我們的健康就靠你們了結束了在高雄榮民總醫院的實習,與姨丈交好,時任副院長的鄭國琪醫師知道鄭淦元要到花蓮偏鄉醫院的精神科後,非但沒有阻止他加入這個非熱門的科系,還鼓勵他:「好好加油,以後我們的健康就靠你們了!」這句話讓鄭淦元很感動,因為代表著一位長輩相信年輕後輩自己做的決定。在玉里分院帶過鄭淦元的林朝誠醫師是他的前輩,同時也是位非常傑出的研究學者。兩人不但曾一起攜手迎戰SARS,後來林朝誠到台大後也持續指導鄭淦元一些研究。目前在紐西蘭的林朝誠,在2021年的精神科醫學會上推薦鄭淦元主講社區精神醫療及同儕支持的經驗,他也分享了紐西蘭政府如何將原住民的文化、部落的支持,運用在社區精神醫療上。鄭淦元感激地說:「這樣的經驗交流讓我看到不少可以借鏡的地方,讓我視野更開闊,我非常感念學長給我的指導跟協助。」而玉里分院的林知遠前院長,更讓鄭淦元感到敬佩。在他那個年代,鮮少有人走上精神科醫師這條路,更不用說是社區醫療。「林前院長是台灣很早就涉入這個領域的大前輩,玉里分院的康復之家就是他創立的,等於是指出了讓醫院走向社區式照護的方向。他也會鼓勵我們要多多分享經驗,認為這樣才會有機會讓更多人願意投入。」對於玉里模式的成功,鄭淦元謙虛地認為都是前人打下紮實的基礎,才能在他這一代開花結果。他也感激前輩們的信賴,期許自己將這條路走得更寬更遠,繼續傳承下去。投入精神科,圓自己的四個夢在玉里一待就是二十年,不少人會覺得留在大城市的醫學中心多好,或者應該選個大科,但鄭淦元的想法卻不一樣。「其實我的選擇,主要是要去圓自己四個夢。」喜歡做夢的他上大學時就告訴自己,「希望一輩子能夠寫一本書、環遊世界一周、好好做一件事、好好愛一個人。」這就是鄭淦元簡單又樸素的四個夢想。問題是「要做什麼事?」才算是好好做一件事,這才是最難的。他發現,精神科不正是最適合完成這四個夢的地方嗎?「如果我要寫書,會有很多故事可寫;如果要環遊世界,國外很多知名的作家跟藝術家都有一些精神特質,你要理解這些特質,才看得懂他們的作品。」閱讀是人生的養分,鄭淦元很喜歡閱讀小說、散文和詩,偶爾也會寫點文章。「我有空就寫,寫作是寫自己,認識別人是為了認識世界。」他覺得認識別人是件很快樂的事情,透過人,可以認識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是無窮無盡的世界,包括所謂的病患,「你哪知道他的內心世界有多大?」很多作家、藝術家都被世人覺得不太正常,但他們的文學與藝術價值是常人無法想像的。因此,鄭淦元很少用「正常」兩個字,時常強調「尋常」。「不論有沒有生病,可能在某種時空狀況下,這些人不太能讓其他的人理解,就像一些作家、藝術家在當時過得很痛苦,但他們依然執著於自己的創作。」而談到喜歡的作者,「楊牧老師的新詩,我就非常喜歡。他的文字,真叫做雋美。」他也很喜歡魔幻寫實派的作家,例如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在你被壓迫的時代,不能完全寫實,你就必須時空背景交錯。大部分經歷是真的,但必須以創意突破困境。」除了閱讀,鄭淦元還喜歡運動,假日慢跑或陪小孩打籃球,有時也爬爬美崙山。美崙山就在花蓮市區,從住家走上美崙山,再走到海濱步道,這段路程,也是鄭淦元暫時放空自己的時候。花蓮市區到玉里的車程要一小時四十分鐘,疫情後鄭淦元都開車通勤往返,有時候在社區家園夜間服務,或處理行政公務太晚,他都會向太太報備留宿在玉里。他與太太是透過介紹認識的,「人生會遇到誰,最後會在一起,有時候說不出什麼原因,就是因為當時自己的喜歡。」在花蓮市當國中老師的太太,每日都與精力過剩、調皮搗蛋的孩子們搏鬥,讓他非常佩服。偶爾上課遇到挫折時,鄭淦元也會鼓勵她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堅持下去:「在東部服務,讓學生維持在常軌上,就是最大的成就。」他還有許多位醫師好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碰個面,吐吐苦水、說說願景,互相加油打氣。例如現在高雄長庚醫院放射腫瘤部及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主任王友明,是小鄭淦元一屆的學弟,他看到早期醫界腫瘤放射線治療品質不是很好,決定改變這件事,參與了高雄長庚醫院質子中心的設立。大學時期就和鄭淦元很熟的的張賢政,現在則是羅東博愛醫院家醫科主任。「他認為所有安寧緩和的病患,都應該在家裡接受居家照顧,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因為醫院再怎麼舒適,都不如自己漫長人生中最愛的家。」年輕時代的三五好友,如今皆有一番成就,也各自找到了值得自己奉獻一輩子的目標,成為一起將尋常的道路走向繁華的好夥伴。在他們身上看到未來的自己從2014年起,鄭淦元每年都會與東南亞的同業互動交流,直到這兩年因為新冠疫情爆發,才減少接觸的機會。這些年來,他去過越南、泰國、柬埔寨大大小小的醫院拜訪,有時候是一個大堂課的演講,有時候是個案的討論。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在柬埔寨拜訪的前輩,「赤棉時期處在共產極權統治下的柬埔寨,有很多精神科醫師慘遭殺害,最後只剩六人『苟活』下來。」鄭淦元說,這批初代學生們早已成為德高望重的老師,但還是非常有使命感,他們離開公家醫院,自組非營利組織,向國際機構募款來幫助患者。當鄭淦元去拜訪他們時,他們一開口就直白地問:「你願不願Donate(贊助)我們?」「他們絕對是非常有理想的,不然原本可以在醫院裡過得舒舒服服,何必出來投入這種工作,到處向人伸手要錢?」這樣的使命感,讓鄭淦元佩服地五體投地,也讓他知道自己在逐夢的過程中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我在他們身上看到未來的自己。」經過多年耕耘,現在,鄭淦元也成為精神醫療尤其是社區復健方面的權威了,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畢業的鄭淦元,也曾在慈濟大學醫務管理系兼課。他發現有不少學生非常認真,知道現在學的是他們要的,可是他也看到,有的學生還找不到自己的目標。「對學生和晚輩,我會鼓勵他們,勇敢逐夢之外,一定要踏實,過程中除了對自己要有信心,也要有勇氣面對自己不足之處。」鄭淦元認為,每個人做自己會的,不需要勇氣,但知道自己的不足,就需要勇氣去面對、去學習、去克服。築夢踏實,會不會踏實,在於夠不夠勇敢。挾起散文集《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光芒》,鄭淦元在暮色蒼茫中,要趕火車回花蓮。從尋常到繁華,又從繁華復歸尋常,鄭淦元選擇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但他樂在其中。鄭淦元KAN-YUANCHENG,M.D.台灣東部偏鄉執業之精神科醫師,二十年來服務足跡主要在玉里鎮,也遍及壽豐鄉(2年)、台東市(1年)以及鳳林鎮(4年),曾學習臨床藥理研究多年,同時學習公共衛生,因在碩士畢業論文中理解精神復健之重要,一腳踩進社區精神醫療領域,創設精神障礙者之「同儕支持社區家園」服務。深信擁有「尋常」生活是屬於每個人的幸福,回歸常態的社會支持才是台灣發展本土化社區精神復健之圭臬,年近不惑時以發展台灣精神障礙者之同儕支持服務為志業。平時喜好閱讀、有時寫作,慢跑、健行或晚餐後的快走,喜歡讚美家人、朋友以及同事們的「優秀」付出,遇到世間不公不義時,不好爭辯,總堅定自我信念,勇敢做自己以及能力範圍能改變的事,雖步伐緩慢,卻能前進,因為心中總相信會幸運地遇到志同道合的「夥伴」或「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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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人文關懷,就是把病患當成一個「人」 李明濱,自殺防治的守門人
憂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患,已是耳熟能詳的文明病,到精神科就診再平常不過,而在1970年代的台灣,進精神科看病等同「起肖」,更是家族的奇恥大辱。但一個來自高雄茄萣海邊的漁港小孩,走進台大醫學院,敲開台灣精神醫學的大門,以醫者的仁心,矢志陪伴一顆顆迷途的心靈走出晦暗幽谷。他是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李明濱,從當年踏上荒煙蔓草的精神醫學長路起始,他便堅持這是精神科醫師的社會承擔。「醫學的真諦,一定要以人文關懷為基礎,並運用專業、透過治療,為病人找回心與身的健康。」茄萣漁村的赤腳小孩考上台大醫學系李明濱出生於高雄茄萣的小漁村,童年時期,爸爸是漁販,每天載著漁貨到台南販賣,養活一家大小。家裡的經濟並不寬裕,身為老么的李明濱讀小學時天天打赤腳,上了初中第一天才知道「原來上學要穿鞋、爬上二樓教室不用脫鞋」,但他聰明又用功,初高中都考上第一志願的台南市中與台南一中,1969年的大學聯考,更考上台大醫學系。小村裡出現了第一個上台大的孩子,更何況是醫學系。放榜的那天,鄰居向爸爸道賀,爸爸嘴上只是淡淡地「喔」了一聲,連鞭炮都沒放,但他知道父親是驕傲的,更承諾自己要繼續用功,以後當醫生,榮耀父母。剛進台大不久,西洋思潮正風起雲湧進入台灣,李明濱讀到一本佛洛依德的著作「夢的解析」,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心理學,彷彿進入一個神奇的新世界;同一時間學長帶他參加學校的佛學社團「晨曦社」,他很意外佛學有許多概念如存在、孤獨、生死和心理學相通,尤其「心經」短短的二百六十字,更深刻觸及人的認知與意念,讓他很是著迷。父親驟逝祖母的無助與無望心靈上的探索才剛踏出步伐,但在現實生活中,李明濱卻遭遇艱難的人生大課題。大二才剛開學,遠在家鄉的父親突然腹痛送醫,因胃潰瘍緊急開刀,李明濱緊急返鄉,父親已昏迷;幾天後,父親因術後感染而過世,享年才59歲。身為醫學生的李明濱,心中很多疑惑,但更多的是感傷,尤其面對高齡祖母,全家上下沒有人敢跟她說實話。之後的兩三年,每當她問起兒子在哪,家人總是不斷騙她:「伊去台北」、「伊去看病」,後來祖母似乎猜出真相,卻佯裝不也不再追問,只是日益沈默,鬱鬱寡歡,最後連飯也不吃,鎮日臥床,在父親走後4年,離開了人世。「我後來才明白,祖母那時已是憂鬱症,人生無助、無望…」身為醫學生的李明濱更發現,面對生命的重大失落,很多人和祖母一樣無法甚至拒絕承受。但在死亡來臨的當下,該如何告知家屬真相?告知之後又如何給予心理支持?身為醫者,除了治療生理的病痛,醫療與科學又能提供怎樣的心靈協助?雖然還未找到答案,但這些疑惑卻在年輕的李明濱心中,悄悄迴響。翻譯60萬字「自我的掙扎」奠定人生基石與精神醫學的因緣,逐步牽引著李明濱。大四時他主編「台大醫訊」,在一次訪問精神科住院醫師林克明學長時,接觸了新佛洛依德學派,更點燃他心中對精神醫學的探索熱情。林克明給他一本著名心理分析學者、新佛洛伊德派的領導人物卡倫.荷妮(KarenHorney)的英文原文書「精神官能症與人性的成長」(NeurosisandHumanGrowth,譯為「自我的掙扎」)。這本書是荷妮畢生論述的總匯,分析人性發展過程中遭遇的一切困難,在自我追尋時的掙扎,並提出樂觀積極的解決方法,如何認識自我與實現自我,建立健全人生,引導自我走上光明的坦途。對精神醫學的一股熱情,李明濱為了看懂這本書,解開心中的迷惘,他費時2年,一字一句完成60萬字的中文翻譯。「暑假的時候我每天就抱著我的遠東英漢大辭典,翻譯的時候有一種Horney就在面前在跟我講話的感覺,幫我打下了很大的基礎。」當他將完成的稿件拿給老師看時,老師先是一副「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的表情,接著則是驚喜交加。「陳珠璋教授後來不但協助我校閱,幫我寫了新書出版的推薦序,實習醫師結束後也通過評審給我機會進入神經精神科。」翻譯這本巨作影響他極深,引領他從此真正大步走進心身醫學的殿堂,更決心將一輩子都奉獻給這門專科。另一方面,這本書也幫李明濱賺到6萬元的版稅(當時他每月住院醫師薪資是五千元),成為他結婚成家的基金,娶了小他三屆的台大學妹,為他奠定了人生的另一方基石。不得已的謊言:「我在腦科,專門醫頭痛睡不著」1976年,李明濱台大醫學院畢業,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當住院醫師,當時患者主要分為兩種:一是憂鬱、焦慮、失眠、眼睛乾澀等,因為自律神經失調的「精神官能症」;二則是語無倫次、出現幻聽等精神分裂症(現已改稱為思覺失調)。當時台灣還沒有「精神疾病」的概念,甚至認為「精神病會傳染」。這群人不只被視為「神經病」、「瘋子」,還會遭到歧視、驅趕,污名化非常嚴重。因此除了一路支持理解的妻子外,李明濱起初根本不敢讓其他親人知道自己選了這一科。尤其是父親過世後,長兄如父,比李明濱大上20多歲的大哥一路栽培他、關心他,但當大哥每回問起他在哪一科時,他總是唬弄說自己在「腦科」、「幫病人醫治頭痛和睡不著」。甚至連醫界同仁也會對神經精神科「另眼看待」。李明濱苦笑回憶,有幾次和其他科的住院醫師聚會,當他一說出自己在神經精神科時,氣氛瞬間凍結,「他們都以為我聽他們講幾句話就會被看透心理,或被當作瘋子,而怕得不敢多說話。」然而,再多的歧視和冷眼,也澆不熄李明濱對心身醫學的熱情和決心,精神科雖是一條寂寞的路,但他相信,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有被理解認同的一天。尋找守門人,做最堅強的後盾除了誤解,李明濱發現另一個很大的問題:當年的台灣社會,一般人沒有憂鬱症、焦慮症的觀念。「病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症狀來掛號,胸悶看胸腔科、頭痛看內科、胃痛看胃腸科…但很多憂鬱、焦慮、恐慌的病人在各科繞來繞去,都找不出病因,沒人知道可以去看精神科。」因此他決定主動出擊。當時民間遇到類似的情形,第一個反應就是去廟宇找乩童,所以李明濱很有興趣與他們互動,邀請他們擔任第一線的「守門人」。「哇,你救人救很多耶!但要是你遇到那種打人的、自言自語的、傻笑的啦,那個現在吃藥會好耶,你可以叫他來找我。」李明濱操著流利的台語在廟裡泡茶,用易懂的方式跟他們說明醫學的幫助。他不斷地抽空走訪社區,拜訪廟宇,請他們跟民眾們科普。推廣也逐漸出現成果,某次門診快結束前,忽然一群六七個人出現說要看他,「原來他們是某廟宇的乩童指示他們要來北部看精神科,神明最後指名要看李明濱。」他還分享,多年前明華園歌仔戲團當家小生孫翠鳳整天心悸、頭痛、胃痛,提不起勁,但她看遍各科,檢查報告都「正常」,直到有人建議她去看精神科的李明濱,才查出原來是恐慌症合併憂鬱症。「一開始我不認識她,初診時她只有說她的職業是藝術表演者,後來看到電視介紹才知道她很有名。」李明濱談起這段緣分的開端。之後孫翠鳳遵照李明濱的醫囑按時用藥,調整生活作息和心情,加上家人支持和陪伴,終於找回健康。她不止四處演講分享自己的經歷,後來更擔任憂鬱症代言人,鼓勵有憂鬱傾向的人及早尋求專業的醫療協助。她告訴李明濱:「得了憂鬱症,我才知道原來心理會影響生理,要就醫、要吃藥,而且我們會好起來…」深知「心」與「身」會相互作用,李明濱化被動為主動,走出診間積極與第一線的「守門人」合作,並扮演背後關懷與支持的角色,在病人最需要關心的時候看見他們發出的訊息,提供醫療協助,成為他們最堅強的後盾。推動精神科照會制度投入心身醫學就像孫翠鳳的例子,李明濱說,當年他剛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時,在臨床上看到的不只是精神分裂症(現稱思覺失調症),而是看到愈來愈多病人有精神官能症與心身症(心理相關之身體疾病),時稱腦神經衰弱。「身心本來就是一體的,心理的壓力會給生理帶來不適,而生理的病痛也會對精神造成傷害,所以要全面性的去檢視。」他擔任總醫師時,台大醫院正開始積極推動「照會精神醫學」,也就是當病人治療疾病過程中合併有嚴重精神問題或衍生睡眠、情緒問題時,該科醫師要照會精神科,提供身心照護的醫療資源。例如癌症患者因擔憂病情而出現嚴重的壓力或憂鬱時,如果沒有精神科醫師協助處理,可能會影響到身體狀況,甚至病情。當時台大醫院大概有1000張病床,李明濱是精神科唯一一個照會醫師。他每天在不同科別到處穿梭,處理各式各樣的狀況。曾有心臟病患者才剛開完刀,病情明明逐漸好轉,卻突然哭泣不止,李明濱會診後才發現原來是血中鈉含量過低引發的情緒失控;還有腎臟病人突然胡言亂語,緊急照會才發現病人幾乎量不到血壓,以致引發意識障礙。「總醫師時期雖然很累,但一年看了幾百個病人,讓我功力進步很大,我也更明白生理與心理之間的關聯。」照會醫師更常處理的另一個難題是「病情告知」。李明濱說,對於病情嚴重的病人和家屬,他常思索如何告知?如何協助他們面對難關、走出心靈重創?尤其他常想起阿嬤過世前幾年的模樣,因為心情憂鬱導致身體每況愈下,家人們著急難過卻無能為力。現在自己身為醫師,更要用同理心和專業資源,溫柔撫平病人和家屬的傷痛。1980年,台大醫院讓神經精神科各自獨立,正式成立精神科。李明濱也在一年多後前往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研究心身醫學。他說,這趟進修讓他進一步確實了解心身醫學正是「全人醫療」,可以和其他科別合作,為病人提供身心合一的醫療照護。改革醫學教育人文關懷優先返台後,李明濱決心以心身醫學為職志。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臨床照會經驗中,他發現到一件事——很多醫師的醫術和專業雖強,但往往只看器官的病變,卻不曾看清病人和家屬心中的「感受」。有一次,一位心臟病患者裝了葉克膜仍不幸病逝,就在加護病房外,面對淚流滿面的家屬,主治醫師一開口卻是:「這次使用葉克膜,全部費用30萬元,健保不給付,你們得自費…」。李明濱很感慨:「醫學教育不該只是傳授技術,更需要人文關懷」。1991年起,他升任台大醫學院教授,嗣後當時的醫學院院長謝博生邀他投入醫學教育的改革,希望在醫師養成的過程中,注入「以人為核心」的觀念,讓每位台大醫學院學生未來披上白袍時,都有一顆關懷的心。然而,改革並不容易,尤其在台大這座不容挑戰的白色巨塔裡,少數教授級資深醫師,已習慣在病人面前展現高不可攀的權威架勢。但李明濱沒有辜負謝博生的請託,他耐心說明,全力規劃,不久後台大醫學院新設「社會醫學科」,還成立院級的「共同教育室」,李明濱都擔任第一屆主任,前者在教學內容中強調「醫病溝通」與「醫療倫理」等人文關懷的重要性,後者則是協調全院,一起推動教育改革。一聲招呼醫病關係的美好起點李明濱更一遍遍在課堂和診間提醒學生,病人是「人」,醫病之間是平等的雙向溝通,而非上對下的單向指令。醫師即使有高度專業,但每個患者或家屬也有各自的尊嚴、利益和價值觀,「我們彎下腰,多付出一點關懷,病人的心情就會大轉彎。」其實他說,「以病人為師」是他最大的喜悅。他常說一個故事,以前有個學生當住院醫師時,為一位住院年長癌末病患抽血,但因對方血管太細,學生悶不吭聲又是綁緊又是拍打,弄得滿頭大汗抽了十幾次卻還是以失敗告終,搞得患者抱怨連連,氣到向院方投訴,還說不要再看到那位醫師。後來換了前面那位醫師的同班同學去抽血,進門後他先跟病人打招呼:「李太太,我是李醫師,今天過得怎麼樣啊?我來給你抽個血好不好?」一句問候換來病人開心的笑容,哇啦啦回答一大堆,醫病雙方心情都放鬆了下來。後來抽血還是不順利,當醫師越來越緊張,沒想到病患居然安慰他:「你慢慢抽,我不怕痛,我血管本來就比較細。」「同個病人,同樣抽血不順利,結局卻完全不同。人文關懷其實再簡單不過,就是把病患當成一個『人』,讓病人感覺被尊重、被關心。」學生廖士程醫師也曾這樣形容李明濱:「老師不只是拍拍病人肩膀說聲:『你好辛苦啊,加油!』而是能準確地以同理心面對個案,讓他們將積壓的情緒與不滿發洩出來,解開心中的死結。」設計心情溫度計量表帶領病人自覺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的同時,李明濱也沒有落下自己在心身醫學專業上的研究。他觀察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病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生病了。「感冒會咳嗽、流鼻涕,但心情不好是很主觀的事情,很難自我察覺,也沒有工具去了解自己的內心狀態跟憂鬱的程度。」因此,他引用了LeonardR.Derogatis博士所編著的精神症狀量表(SCL-90-R),將滿滿90道題目配合本土與實務濃縮成只有5題的簡式健康量表(BSRS-5),更與團隊花了數年時間進行臨床研究來證明其可信效度,最後將其稱呼為「心情溫度計」。五道題目,只需短短的一分鐘就能快速地檢測自我身心狀況,讓抽象的心情,具象成可評估的分數,並讓患者自己與醫療人員可以立刻發現問題,幫助了許多憂鬱無助的人即時接受了專業治療,成為「自殺防治守門員」最重要的一步。深入基層建立憂鬱症防護網從推廣心身醫學,到醫學人文教育改革,推出心情溫度計,李明濱的努力日漸有了成果,台灣社會逐步正視憂鬱症等精神疾病,醫師和民間組織開始對患者付出溫暖與關懷。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造成2415人罹難、11305人受傷、5萬棟房屋全倒、5萬棟房屋半倒的重大傷害,不少民眾心理都產生了創傷。李明濱擔任心理衛生小組召集人,帶著精神科醫師團隊前進災區關懷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況,「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攤位鮮有災民過來,而隔壁的收驚攤位卻大排長龍。」李明濱馬上跟隔壁攤位打好關係,請他們擔任守門人為民眾做第一線的諮詢:「晚上會不會緊張到失眠?有的話要不要順便去隔壁看一下,填一下心情溫度計?」這個小插曲這也讓他再度體悟,即便已經把門診搬到民眾面前,直接敲門進來尋求幫助的人還是很少,需要他們所信賴的人幫忙推一把。他想到,20年前他剛成為精神科醫師時,曾借助宗教團體的力量,深入社區與廟宇合作。是否還有一群人,了解患者家屬的心情與需求,也能說動家屬將病人帶到醫院的診間呢?2001年,他結合各方資源,成立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目標是推動建立「憂鬱症防治照護網」。「當時台灣很多憂鬱症患者沒有就醫,80%的自殺死亡個案,在過世前一年雖然曾經到醫療診所就診過,但只有50%看過精神科。」李明濱感慨道。相比20年前,醫療資源已經更為豐富,開業診所林立街頭,醫師們也普遍受到患者敬重。他希望教導基層醫師認識憂鬱症,讓他們都能擁有診斷與發現憂鬱症的能力,成為幫助病人們敲開精神科門診的那個人,共同建立起一張憂鬱症防治的大網,避免造成更多遺憾。這份信念和做法引起當時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邱淑媞的高度肯定,2003年力邀他出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推動建立社區憂鬱症共同照護網,強化與一般醫療網之合作,搶救許多在情緒幽谷的患者。2005年,李明濱又出任台北醫師公會理事長,2007至2013年更成為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他站上更大的戰場整合資源、落實理念,協助衛生署(衛生福利部前身)規劃設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讓自殺與憂鬱症不再是不能說的祕密,讓病人盡早接受治療。台灣每年的自殺死亡數也從2006年的最高峰4406人開始逐步下降,2010年起,自殺更跌出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外。點一盞燈讓醫病溝通有溫度「我推動自殺防治,不只是搶救生命,而是為了建立人文關懷的醫療環境。」回頭看這些成果,李明濱念茲在茲仍是人文關懷。他力推十多年的「自殺防治法」,終經總統於2019年6月19日公佈實施;該法開宗名義的第一條也正是以關懷為基礎。他堅持,只要醫師心存人文關懷,醫病溝通便有了溫度,便能在病人心頭點亮一盞燈。就像他行醫數十載,即使行政工作忙碌無比,在門診面對病人卻始終是他最喜歡的事。他至今每週仍有門診,一個下午至少要面對50多位病人,嚴重的有人外遇、有人刷爆卡,輕度的也有人擔心兒子考不上大學、煩惱女兒成天玩手機。曾有位80多歲的病人,原本病情控制得很好,卻誤信了鄰居的話擅自停藥而發病,半夜衝到陽台上正當要跳樓之際卻忽然想到:「我明天跟李醫師還有約,要跳也要跟他講完再跳!」到了門診時老先生邊說邊哭,李明濱發現他自行停藥後,不但沒有絲毫不耐或責罵,反而向老先生道歉:「是我沒跟你說清楚隨便停藥的後遺症,真歹勢…不要怪鄰居,怪我沒有跟你說清楚啦!現在你知道不能停藥了,回去要好好吃藥,而且答應我一定要再回來門診看我喔…」短短幾句話,李明濱放下身段輕聲呵護,讓患者沒有自責,不但答應「好好吃藥」,更做了「回來複診」的約定,建立起人際連結,阻止了悲劇發生。「只要抱著正向的態度,不批判、不下指令,而是用鼓勵、關懷和同理心與病人溝通,讓他們看見希望,他們就會配合治療,人生可以重現曙光。」但他也提醒,精神科醫師時常要接收到病患的情緒與故事,難免會受到影響。只要把握好一個原則,就是「同理(empathy)非同情(sympathy);視病猶親(friendly)但非親(friend)。」態度超然,就能站在專業的角度,更好地去幫助他們。最後一哩路:自殺防治學雜誌從一個不敢向家人明說的神經精神科小醫師起步,李明濱努力了近半個世紀,為台灣的精神醫學、心身醫學、醫學人文教育,從荒涼沙漠走出了碧草如蔭。71歲的他現在依然為憂鬱症防治努力,自殺防治學會今年4月推出全新刊物「JournalofSuicidology(自殺防治學雜誌),為更多專業精進的研究,建構一個永續經營的平台。「這也是最後一里路,要把台灣本土的經驗,推出去讓全世界知道。」李明濱的臉上難掩自豪,而他眼底燃燒的熱情與使命感,一如46年前那個不畏人言的小醫師,始終閃亮,永不熄滅。李明濱MING-BEENLEE,M.D.台灣精神醫學拓荒者,一生倡議並實踐心身醫學,推動精神病去污名化,現為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台灣自殺防治醫學會理事長、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高雄茄萣漁港小村長大的李明濱,考上台大醫學系後深深對心理學感到著迷,大五時他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翻著字典將60萬字的心理學巨著《自我的掙扎》翻譯成中文,奠定精神醫學的基石。成為精神科醫師後,他體會到心理、生理之間深切的關聯與影響,因此積極推動全人醫療的心身醫學,打造精神科照會制度,並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率領團隊打造「心情溫度計」,串連基層診所建立起憂鬱症防護網,並獲任命為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此後又獲選為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他又接受衛生署委辦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扭轉國人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讓憂鬱症患者及早被發現,並協助建構自殺關懷訪視系統,推動人人是守門人理念,2010年終於讓自殺跌出十大死因之外。著有《解憂診療室》、《精神醫學小百科》、《醫學人文饗宴》、《壓力人生:情緒管理與健康促進》、《實用精神醫學》、《精神醫學新知》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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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心之所在,就是故鄉 洪德仁,小鎮醫師的健康社區夢
在內科、外科、婦科及兒科是醫學生最熱門首選的1980年代,洪德仁因健康因素放棄內科的大好前途進入耳鼻喉科,同時選擇回到他出生的北投開設診所,小鎮醫師與地方的緣分就此展開,守護著社區居民健康,至今已超過30年。「人生都是偶然,」洪德仁有感地說:「走入社區醫學,更是意外的意外。」出身貧困的他,追求優渥的生活本來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目標,只是這樣的追求才過了沒幾年,因為一位病人給了他一張為保留北投溫泉公共浴場(現為北投溫泉博物館)建築的陳情書,帶他踏入了社區總體營造的領域。「只有打造一個健康的社區,民眾才會有健康的人生。」小鎮醫師的視野不再只有侷限在診間,洪德仁希望從根本打造出健康的生活環境,用宏觀的視角來推動社區改造。當醫師可以賺錢還能救人挺不錯的小時候洪德仁原本家境不錯,每當有孩子出生,父親總會帶著全家人一起到照相館拍下全家福;只是這樣的生活在他小學三年級時起了重大的變化。父親因為抵押房子幫老闆作保,卻因工廠倒閉導致他們住的房子連帶被拍賣,家庭經濟頓時陷入困境。當時舉家遷往高雄,父親在高雄碼頭擔任理貨員工作,正逢越戰期間,高雄港貨運業務繁忙,全仰賴人工作業,為了多賺點錢,父親曾經有一整個禮拜睡不到六小時的紀錄。「當時家裡真的很窮,但父親下班後,會帶全家到附近的麵攤,點兩碗陽春麵,七個人一起吃。」洪德仁記憶猶新地說道;雖然日子很苦,但這也是他記憶中最幸福的時光。自小身體就不好的洪德仁,初中時有一次胃出血,母親急著帶他到阮外科診所就醫(阮綜合醫院前身)。看著穿著高雄市二中制服的洪德仁,阮老醫師很用心的診斷,但在告知需要住院治療時,發現母親面有難色,便和藹地說:「不用擔心醫藥費的問題,不方便住院的話,就每天帶孩子來看病。」阮醫師為病人著想的舉動讓洪德仁當下感動地想:「當醫師真不錯,除了可以賺錢,還可以幫助人啊!」生活困頓,父母親將希望寄託在課業成績頗佳的他身上,期待長大後的洪德仁可以成為醫師,賺錢幫忙改善家境。洪德仁也不負雙親期待,考上台北醫學院後,靠著助學貸款完成學業。可惜一生辛苦的母親卻在他好不容易當上醫師後,發現肺癌末期而離世,無福享受兒女們功成的回饋。母親臨終時的叮嚀深深烙印在他心中:「當醫師以後,遇到條件不佳的、媽媽帶著孩子而面有難色的,要多給予關懷與照顧…」會如此交待,正是緣於他們曾經在急難時,受到好心醫師的幫助。父母的期待,加上阮老醫師對生活困頓的他們施予援手,堅定了洪德仁當醫師的志向;而當上醫師之後,母親最後的叮嚀與交代,更讓他在日後行醫,開始重新省視自己的人生。一只陳情書,北投溫泉博物館的誕生1982年退伍後,洪德仁進入長庚醫院的內科部擔任住院醫師。「當時最會讀書的才能走內科,但內科常被說是knoweverythingbutdonothing;外科是knownothingbutdoeverything;精神科則是knownothinganddonothing.」他接著說,「不過我因為第一年就胃出血了三次,只好放棄內科轉到耳鼻喉科(ENT),因為ENT代表EasyandNoTension.」洪德仁哈哈大笑道。1986年,洪德仁在北投開設了自己的耳鼻喉科診所,後面就是住家,上班只有一門之隔,初步實現自己生活悠閒,又可賺錢的「社區小醫師」目標。當時中小學強調鄉土教學,老師帶著小朋友看到荒廢的日治時代北投溫泉公共浴場,向市議員陳情希望能將古蹟修復,卻苦無下文。「那個老師是我的病人,他把陳情書遞給我,我覺得這對北投有很大的幫助,就加入了陳情串連的行列。」洪德仁瞇著眼回憶道,這張陳清書也開啟了他積極投入公共事務、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的第一步。終於,市政府在1997年2月同意保留浴場,並且編列預算快馬加鞭地進行修復,老舊的古蹟也終於在1998年10月31日變身為「北投溫泉博物館」,開始對外開放參觀。當大夥因為成功保留老建築而歡欣鼓舞,日本千葉大學名譽教授兼副校長宮崎清卻向洪德仁道出了他的隱憂:「日本對古蹟的修復,動輒都要花費10年以上,你們在這樣急就章地完成,真的沒有問題嗎?」一桶冷水嘩地潑在洪德仁的頭上,讓他瞬間清醒。健康社區,從參與公共事務開始逆耳的話語如當頭棒喝,醫師的專業素養使然,洪德仁快速地將自己從慶典般的快樂氛圍中抽離,冷靜下來想:「這件事雖然是大家期待的結果,但快速完工長期會不會有後遺症?還有,我們要的到底是什麼?」他坦言,一開始他也不清楚自己追尋的到底是什麼,直到2000年到了日本,與峰山富美女士碰面。峰山富美原本只是個生活在北海道一位平凡無奇的家庭主婦,但她憑著對小樽運河的愛,花了20多年的光陰與政府斡旋,將原本預計被填平的運河保留了下來,並改造成現在眾人熟悉的模樣。小樽運河也成了當地的熱門景點,帶動、活化了整個城市。語言不通的兩人憑藉著彼此對土地的熱情,靠著漢字筆談了三個多小時,峰山富美對他說:「心之所在,就是故鄉。」這句話如醍醐灌頂,讓洪德仁霎時領悟,他追求的原來是早就已經在實踐的事情——希望把北投打造成一個健康的社區。「加拿大以前做過一個調查,影響健康的因子,50%是生活型態、20%是物理環境、20%是遺傳因子,醫療只佔了10%。」,洪德仁說,「所以要改善民眾的健康,一定要先從社區總體營造著手。」洪德仁開始著手成立「北投文化基金會」,以打造健康永續的城市為目標,將「健康老化、友善環境、永續農業」定為主軸,並靠著改造北投溫泉博物館時累積的人脈,串連起學校、診所、政商人士,建立起一個社區總體營造的行動平台。而社區營造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他分享,20年來基金會參與了青年文化導覽志工培訓、守護老樹、河川巡守隊、八仙圳整治計畫、老街改造、辦理藝術節、發展各種振興文化活動、小農市集、綠活節……等無數活動,還出版了許多雜誌季刊,幾乎大小事都可以看見基金會的身影。「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醫療健康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一個健康社區的生態體系,其中的健康包括有形與無形的,從個人身體健康、生活習慣、文化、地方產業,甚至政治的決策等,都是健康的一環。」他總結,「雖然參與那麼多公共事務看起來像是不務正業,但這些東西的本質實際上都離不開我的醫療本業,因為這一切都跟健康息息相關。」而當這些熱鬧的活動一點一滴地將生命力注入他所愛的土地時,洪德仁卻習慣躲在後方,安靜溫柔地為這些事物推上一把。「任何的榮耀都要歸諸於別人。」洪德仁微笑說著他的處世哲學,「很多人都會沈迷在這個英雄角色,會想再去爭取更多掌聲。但我認為讓孩子們參與、有個使命、榮耀感,他們才會將這片土地的故事不斷傳承下去,這樣對社區才是好事。」社區營造寬闊了洪德仁的視野,讓他不只看到疾病、看到個體,更放眼全人的醫療照顧。但其實早在30年前,他就開始默默地串連地方醫療資源,改善社區民眾的健康。病人無法就診那就由醫師「往診」吧1990年,洪德仁想改變社區診所互相競爭生意的相處模式,主動邀請周遭的醫師一起成立「厝邊好醫師聯誼會」,一起攜手守護社區民眾的健康。「我們每個月都會聚在一起泡茶聊天,交換資訊跟醫療心得。」他說,加上1995年全民健保開始實施後,湧入醫學中心的患者逐年增長,厝邊好醫師更成了診所之間重要的互助平台。而他看診的範圍不只侷限在診間,當左鄰右舍有需要時,他也會到患者家裏出診,「這叫『往診』,病患既然無法出門,那我就去看他們。」他解釋道,從日治時期到戰後,早年醫師是會應要求前往病患家中看診,這是許多長輩的共同回憶,也是溫暖的醫病關係。「往診時不只看病,給藥、給點滴,往生時我也會開證明給家屬。當時大部分的人都在家中往生,有需要時我就會去,像我的祖母、父親也是留著最後一口氣,在家裡善終。」只是在全民健保開辦後的90年代,病患湧入大醫院已成了常態,也幾乎會在醫院裡嚥下最後一口氣,走完最後的人生儀式。2003年的SARS催生出「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政府希望診所與地區醫院建立雙向轉診制度,來提供更好的社區醫療服務。當時洪德仁厝邊好醫師的網絡早已遍佈整個北投,加上榮總與振興等大型醫院的支援,讓第一線的基層醫師們有了底氣與後盾,能幫病人提供更好的照護。之後,因應人口老化與照護需求,政府陸續又推動「行動不便患者居家照護」、「居家醫療」、「居家安寧療護」、「居家醫療照護整合」等計畫,這與洪德仁長年堅持的「往診」不謀而合,他也很自然地成了各項醫療試辦計畫的顧問與支持者。然而即使有長年往診累積的經驗,洪德仁仍不得不說「居家醫療、安寧療護雖是醫療體系的最末端,卻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居家安寧最吃力但最有意義的工作洪德仁成立的仁和居家醫療照護團隊累計至今,已經收案超過一千多人,其中有65位居家安寧個案。他感嘆,到宅關懷對都會區的基層醫師是很困難的事,因為安寧病人最終結果只有一個——「死亡」,差別只在「善終」或「歹死」。即使病人在臨終階段感受到醫師給予的良好照顧,但也無法為醫師作證,而家屬如果對死亡沒有理解,往往就會對醫師提告,所以多數的醫師都不願意收安寧病人的案子。想要敲開病患家門走進去,前提是要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與信任感,但這樣的醫病關係非一朝一夕可以建立,需要社區醫療人員用心構築。洪德仁提起他曾經陪伴過的一位安寧病人,是個高齡90多歲、同時罹有多種慢性疾病的爺爺,主要的照顧者是他不會說話的大兒子。爺爺因為一次跌到骨折,又傷到頭陷入了昏迷,來來回回醫院多次。由於爺爺在有意識時曾對大兒子說過不要住院,希望在家往生,所以老大尊重父親的交代;但二兒子與兩個妹妹卻認為父親的狀況還是要住院、甚至在醫院往生比較好,雙方因此起了紛爭。「像這種不是主要照顧者,也非同住的家人,但遇到問題有很多意見的,我們把他叫做『天邊孝子』,這也是照護家庭中最常出現的情況。」洪德仁分享他的經驗。他還記得第一次家訪時,有三位子女在現場,兄弟姐妹用手語飛快地你來我往,配上怒目圓睜的表情,耳裡雖然聽不見劇烈的叫囂吶喊,但彷彿能在空氣中聞到那股濃濃的火藥味。洪德仁搖了搖頭,認為需要召集全部的人開一次家庭會議,討論父親的病情與並做出最後的決定。「討論也沒有用啦,最後一定還是不歡而散,意見也不會統合。」老大無奈的向洪德仁表示。「沒關係,有意見的人歡迎都來,下週日我會再來。把整個半天時間都給你們,大家慢慢來談。」他只好安撫老大道。一起dosomething助家屬建立安寧共識隔週的家訪轉眼抵達,大家圍著圓桌坐下,只見大哥幫醫師與個管師倒了茶,卻不幫弟弟妹妹也倒一杯,一開始氣氛就十分緊繃,所幸家人出席卻很踴躍,連下一代也都來了。「各位都清楚,爸爸的病情,現在是呈現平穩的往下走的狀態。」洪德仁開場先讓大家了解爺爺的狀況。不出意外,接下來的溝通劍拔弩張,說到激動時更是敲桌子打椅子,站在父母身後的孩子們也是高分貝的你來我往,洪德仁只是在旁靜靜的聽著,先讓每個人充分表達意見。換到洪德仁開口時他說:「你們都這麼孝順爸爸,他一定很高興,但是你們剛剛講話都這麼大聲,他如果有機會再醒過來,一定會說你們吵死了。」他接著同理家屬們的心情:「大家都是出於孝心,爸爸的想法你們也都很清楚,大哥花心思照顧,從上禮拜到今天,情況也很穩定。我不是算命的,無法跟你們說父親確切還有多少時日,但大概可以推估。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照顧。」當眾人的情緒漸漸平復,洪德仁乘勝追擊:「不過,有幾件事要請大家幫忙,就是有空多回家看爸爸。爸爸在宗教修行很有成就,大家就幫他多念佛,或是回來時翻看舊相片,一起回想跟爸爸過去的快樂時光。人的聽覺是最後喪失的,相信你們說的每一句話,他都可以聽到。」「每個人都要幫爸爸做一些事,或者幫他按摩,或是幫忙擦身,他就會走得很安穩,也會感謝你們的孝心。」洪德仁用他的專業居中協調家屬的意見,讓他們達成共識,可以圓滿一位老父親的善終。「你有什麼需要其他弟弟、妹妹或下一代來幫忙做的事嗎?」洪德仁看向了大哥。老大想了想寫下,「我年紀也大了,力量不夠,幫爸爸清潔身體時真的有點困難。」之後馬上有人表示可以回來幫忙協助爺爺的清潔工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開始表達自己可以幫忙的事。很快的,紛爭平息了,工作也分配好了。之後再度訪視時,他們兄弟間雖然仍不說話,但都願意一起分擔父親的照顧工作,老爺爺也在子孫的陪伴下,安詳的走完人生,全家十多人一起帶著水果到診所感謝洪德仁,讓父親最後可以在家善終。「一起dosomething在居家安寧中非常重要,孝順不可以只有一個人獨享,一個家裡也不能只有一個孝子或孝女,而是大家都是孝子孝女。」洪德仁建議。「而一次好的、有效的家庭照顧會議,最好由外來者或是家屬尊敬的醫師來擔任中間的協調者,讓家人了解他們做的事情都很重要,即使是些小事,都應該給予肯定;幫父親擦拭身體多麼重要!看著照片回憶以前快樂的故事多麼重要!這些都是孝順的表現。」安寧療護強調的「四道人生」,道謝、道愛、道歉、道別,都需要轉換成家屬可以做的事情,家屬有了參與孝道的機會,才能夠生死兩安,了無牽掛。多年來的社區公共事務參與經驗與醫療專業,讓溝通與協調成為洪德仁的長項,特別是在跟病人家屬溝通時,更會想盡辦法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盡孝。「每個後輩都有自己的期待跟想要孝順長輩的方式,這都沒有對錯,但大家要共同面對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死亡。」他接著說,「所以居家安寧的家屬們一定要全員參與達到共識,病人才能走得安詳。」靠著讓家屬「一起dosomething」,洪德仁再次實踐了「讓榮耀歸諸別人」,更一次次地化解糾紛,讓個案得以安詳善終,家屬也不會留下任何遺憾,這正是他身為醫者最溫柔的慈悲。心之所在就是故鄉健康社區的營造,最需要的就是社區內醫療資源的串連銜接。北投耀眼的成績,讓洪德仁時常受到演講的邀約,他也大方分享「厝邊好醫師」的經驗,輔導各區建構當地的醫療群,小小的診所更被指定成為社區醫療實務課程的實習場所,至今已接受兩千多名住院醫師參與見習。他謙虛地說,「我這邊沒有什麼厲害的技術可以教他們,只是安排他們進入社區去感受人文與人性,鼓勵他們發現問題,然後尋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只會待在醫院裡看病。」短短的gapmonth,卻可能成為這群年輕醫師學習生涯中最特別的一個月,讓他們可以踏出象牙塔,體驗台灣的好,認識生命的意義。訪談最後,洪德仁有感而發:「人生不要總去計較想要有好的結果,只要去做認為該做的,老天爺常常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告訴你答案;即使是不好的結果,你也盡力了。」他笑著繼續說:「用世俗話來說這叫做挫折;但在我的概念裡,這是我們的努力、能力還不夠,所以事情無法往你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從選擇專科、開設診所、到投入社區總體營造,守護社區居民健康至今,許多人生的轉折,確實都不在洪德仁最初的計畫中,而是一連串的偶然與意外。誠如峰山富美告訴他的:「心之所在就是故鄉。」只要用心經營、追尋自己的目標,終有一天,每個人都能如洪德仁一般,找到自己內心的歸屬,驕傲地唱出代表故鄉的那首歌。北投的四季詞曲/簡上仁北投的春天有草山的花香味樹青花紅好景緻談情說愛好時機北投的春天摻有娶新娘的喜氣北投的夏天有熱情的日頭味樹頂鳥隻唸歌詩樹腳阿伯在行棋北投的夏天山墘也飛來白鷺鷥北投的秋天有親切的人情味親像天頂月娘圓男女老幼相扶持北投的秋天摻有中秋月餅的香甜北投的冬天有溫暖的磺水味無論日時抑暗暝外來人客來來去去北投的冬天摻有那卡西的KIMOCHI洪德仁TE-JENHUNG,M.D.1973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醫學系,並在2003年台北藝術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畢業,1986年在家鄉擔任社區醫師,這是他從小生涯的理想。他天性好奇,對新奇的東西充滿興趣,喜歡用細膩的角度觀察人生百態。在偶然的機緣中,一份古蹟保存的陳情書,開啟了對於社區公共事務的學習。對於疾病或是社會問題,他總是喜歡用整體的角度構思,持續關心與堅毅不懈的行動。現在台灣面對快速的高齡化,如何建構社區在地化的健康照護體系,以生命價值的感動,讓弱勢族群能夠得到在地溫暖的關懷,加上公民社會政策、工具應用及永續發展,是他認為還要繼續努力的重要議題。著有《居家醫療行腳》、《社造公民的記憶地圖》、《社區醫師的生涯錄像》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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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許下承諾,路不走完不啟程 葉寶專,築起雲林精神醫療網
在早期年代,醫學生避開精神科,病患忌諱看精神科,他卻選擇精神科。當無人願意來到精神醫療尚屬蠻荒之地的雲林,他卻一腳踏入開疆闢土,建立雲林精神醫療網。眼見精神病患就醫困難或不願就醫,他主動出擊,赴個案家中診視、到偏遠地區巡迴醫療。他是葉寶專,曾是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科醫師,即使兩年前退休,轉任信安醫院副院長,仍持續守護病友,只因「路不走完不啟程」,要做就要堅持做到最後一刻。這也是他從醫志業的承諾。成大後醫系,點亮人生方向葉寶專,嘉義鹿草人,初中時在嘉義市念天主教輔仁中學,後來北上讀建國中學,再從東海大學生物系畢業。1983年退伍後,他茫然不知未來人生之路要怎麼走。隔年2月,適逢成功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招收首屆學士後醫學生。首任系主任由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兼任。除成大外,台大、陽明、高醫、長庚也曾加入學士後醫學系招生行列。「知道成大開辦後醫系,彷彿上天為我鋪設了一條路,當下決定要報考。」葉寶專說,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微積分、物理、有機化學等,他的國文、英文底子還不錯,只準備3、4個月,沒想到竟以第一名考上。當時,成大醫學院尚未設立醫院。所有醫學生每半年必須北上,到台大醫院見習。台大醫學院除招收一般年制醫學生外,也設有學士後醫學系,再加上成大後醫系的學生們,對教授形成龐大教學負擔。葉寶專回憶那段在台大醫學院『寄讀』的日子,「雖然感覺自己像個小媳婦,心裡很不是滋味,過得又辛苦,但好處是台大醫學院教學資源豐富,教授治學態度嚴謹。每位教授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典範、景仰的對象。」以嘉義基督教醫院前院長陳誠仁為例,不但曾在台大醫學院教過葉寶專,師生兩人還於2018年同時榮獲第28屆醫療奉獻獎,在醫界傳為美談。精神醫學冷門,卻充滿神秘感醫學生畢業前,要選擇主攻專科,精神科向來並非熱門科別。但葉寶專決定投入精神醫學,至今逾30載,無怨無悔。他自我調侃,「因爲我成績不好,只有精神科願意接納我。」其實,在他看來,精神醫學雖是鮮少人想要走的專科,卻充滿神秘感。他認為自己的個性、氣質,與精神醫學領域很契合。「精神科醫師總讓人覺得學富五車、才華洋溢,不只閱人無數,還飽讀詩書。」醫學院同學得知他選擇精神科,直說:「葉寶專選精神科就對了!」那時,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雖少,但由台大醫院副院長徐澄清親自坐鎮。徐澄清有「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的開山鼻祖」之稱。另還有李明濱、林信男等教授,都是國內精神醫學界泰斗級人物。顯見,成大醫學院與台大醫學院淵源深厚。徐澄清、林信男皆擔任過成大醫院精神部主任,後來返回台大醫院任職。往後,成大醫院精神部住院醫師培訓,主要仰賴葉宗烈主任一手拉拔。在成大醫院精神部受訓第一年,葉寶專曾遇到一名30幾歲男性病人在父母陪同下就診。當他走進會談室,病人雙親一看到他,馬上撲通一聲跪了下來,忍不住嚎啕大哭。葉寶專原以為對方要哀求他救救兒子,結果沒想到這對爸媽開口的第一句話,竟是:「醫生,乎伊死!」(台語:讓他死)。原來,這對老夫婦開設一家雜貨店。患有精神疾病的兒子,每天在店舖前大吼大叫,搞到客人不敢上門,根本無法做生意。所幸在經過治療後,該名患者情況大幅改善,解決老夫婦心中之痛。這次震撼教育,也讓葉寶專深刻體會到精神科病人就醫的重要性。「救一個精神病患者,幫的不只是他一個人,還有背後一整個家庭。如果能把他們找出來,給他們幫助,一定可以阻止更多不幸。」雲林精神醫療,曾是蠻荒之地雲林是精神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縣市。1994年8月,葉寶專初到省立雲林醫院服務時,全縣精神科專科醫師用五根手指頭就能數完,斗六地區2位,虎尾地區1位。三位醫師要撐起全縣兩、三千名精神病患,足見精神醫療資源之貧瘠。葉寶專猶記當時病人趁天還沒亮就會到醫院排隊,精神科醫師一大早6點半已開始看診。當時,醫院只有門診和日間病房照護服務,急慢性病房照顧還只是掛在天邊的雲彩,若以蠻荒之地形容雲林精神醫療情況,一點也不為過。1995年,省立雲林醫院興建精神醫療大樓,設有急性病床50床,成為雲林精神醫療網的責任醫院。葉寶專從省立雲林醫院、署立雲林醫院到2004年改制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歷經「三朝」元老,親眼見證雲林精神醫療篳路藍縷,從沙漠變成綠洲。「省立雲林醫院精神科是由陳宏主任開創的,陳宏以後游章平主任接繼,兩位前輩對雲林縣的精神醫療有很大貢獻,我只是接續他們的棒子而已。」葉寶專謙虛地說。雲林西部沿海偏鄉,距離位於斗六的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約四、五十公里。每次就醫,病人們都要費盡千辛萬苦。首先,必須先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虎尾,再轉乘兩、三次,才能到達斗六,班次又不密集,通常要耗上一整天時間。若搭乘計程車,往返花費動輒高達數千元。不論是時間或金錢,對原已心力交瘁的家屬而言,更是沉重負擔。20幾年前在急診值班的一件個案,更是道盡了家屬的辛酸。「有一位70幾歲老母親包了計程車,帶著50幾歲,全身遭到綑綁的兒子,從雲林沿海地區千里迢迢來就醫,離開時司機向老婦人收了足足七千元的車費!我忍不住問他:『七千元!為什麼這麼貴?你怎麼忍心收下這筆錢?』司機卻理所當然地說:『我不只要載他來而已,還得幫忙綑綁他!』」這件事也讓葉寶專更加堅定,要解決病人就醫困難的決心。他向雲林縣衛生局爭取通過,自1999年起至水林鄉、東勢鄉設置巡迴醫療站。醫院派主治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行政人員共6人組成團隊,到當地衛生所就近提供治療服務。葉寶專也主動出擊,開始居家訪視,先在醫院方圓10公里以內主動發掘隱藏在家中的個案,逐漸納入精神醫療網絡,以便妥善照顧。「精神科病人看診、接受治療,必須整合醫療、警政、社政、民政、戶政、衛生等單位,甚至是司法系統,才能建構完整的精神醫療網絡。」他語重心長地說。居家訪視,深入社區尋找個案台灣社會對精神疾病普遍存有刻板印象,加上病人缺乏病識感,忌諱就醫者並不在少數。由於病人不會主動就醫,甚至認為自己沒病,致使治療困難重重,造成家屬莫大困擾。一位住在虎尾的女病人,因不按時服藥,出現暴力攻擊行為,家人傷透腦筋。葉寶專與醫療團隊第一次居家訪視時,才剛踏進病人家門。老母親看到女兒衝進廚房,馬上轉身就往外跑,留下葉寶專和醫護人員面面相覷,不知所措。結果,女兒拿著菜刀衝出來,要追殺母親。「因為病人無病識感,不知道自己生病,以為媽媽要找人來對她不利,所以才跑去拿菜刀,」葉寶專解釋說。第二次居家訪視時,葉寶專擔心醫療團隊的人身安全,特地找了警察陪同。他請警察先站在遠方以免刺激病人,萬一病人出現攻擊意圖時,再上前嚇阻或制服。幸好在兩次居家訪視後,患者都有定期服藥與追蹤,症狀獲得不少改善。但並非所有的病人都會乖乖地配合。有些病人抗拒吃藥,家屬會把藥水摻入飲用水或湯中讓他服用,但也有些個案的疑心病很重,家人提供的開水、湯或果汁,不論什麼統統都拒喝。「這是精神科跟其他科最不一樣的地方。別科的病人為了復原,都會主動配合治療,但我們有許多病人不願意配合,所以治療常常不順利。」面對這些處於急性期又不願意服藥的病人,葉寶專會先說服他們注射長效針劑,讓藥效可維持半個月至一個月,之後再慢慢進行開導。另一名病人住在斗南,發病後從未接受過治療。葉寶專居家訪視時,病人露出兇惡目光,旋即轉身跑上二樓房間,躺著一動也不動。葉寶專先是傻眼愣住,後來決定上樓與他會談。周旋一陣子後,病人終於願意下樓。葉寶專勸他,因體型較胖,乾脆順便量血壓、抽血,做簡單檢查,又以連哄帶騙方式,跟他說因血壓高、血脂高,說服他當場接受打長效針。經過兩次居家訪視,該病人按時服藥、接受治療,持續長達20年,直到過世。「病人到醫院就醫,與醫師到病人家中訪視,兩者效果不太一樣。」葉寶專說,到病人家中診視,可看到更多面向,了解病人為何會發病、病情好轉後為何會復發,比較能深入釐清家庭環境如何影響病人心情、病程演進以及日後的發展。有時,居家訪視反而比醫院門診更能根本解決病人的問題。但病人急性發作時,還是需要到醫院治療,才能快速穩定病情。病情處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處理方式。精神科病患診斷和治療,牽涉生理、心理、社會等層面,應從多元面向來了解並幫助病人。而且不只有藥物治療,還需要家庭、社會資源投入醫療系統,讓病人願意接納醫師建議。真誠以對,建立互信醫病關係「病人會願意接受你的治療,關鍵在於:信任感。」葉寶專一語道破。如何讓病人相信,而非抗拒,是每個精神科醫師都會面臨的課題。除了醫師本身學識、涵養和醫療技術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顆真誠的心。只要真誠以對,主動關心病人,建立互信的醫病關係,患者自然願意在醫師面前敞開心房。葉寶專相信病人,病人也願意信任他。某次,他在省立雲林醫院精神醫療大樓看診時,一位急診病人突然大聲咆哮,拿刀揮舞。工友跑來向葉寶專求救,他趕到現場時,卻發現急診室其他值班醫師、護理人員和病人都不見蹤影,只剩下這名病人不斷吼叫。一看到他抵達現場,病人馬上大喊:「葉寶專,我認識你!」一聽到對方喊出自己的名字,葉寶專心先安了一大半,之後因爲患者對他的信任,願意將刀子放下交給他。之後葉寶專帶著病人到辦公室墾談,打了一針鎮靜劑後,讓病人先冷靜下來。事件落幕後,病人準備騎腳踏車回家,突然問:「我那把刀子呢?那是我除草用的工具。」眾人聽了面面相覷,難道還要把那麼危險的刀子還給他?葉寶專卻秉著對病人的信任,認為刀子是病人謀生工具,親手將刀子交還。「如果把刀子沒收,病人可能不諒解醫師,更遑論要信任醫師。」他解釋道。不過,在行醫之初,醫病之間要做到互信,並不容易。葉寶專坦言,行醫要抓得住病人的心,但病人急性發作、突然暴怒時,根本無法預料他下一刻要出現什麼樣的攻擊行為。某次門診,一位病患在母親陪同下就醫。當葉寶專詢問家裡是否還有鎮定劑,媽媽答說還有,葉寶專打算把4顆鎮定劑調整為3顆,以避免醫療資源浪費。沒想到病人一聽到葉寶專的提議後,馬上一拳揮了過來,打掉葉寶專的眼鏡,嘴裡喃喃地說:「我要吃4顆,我要吃4顆。」當葉寶專彎腰撿起眼鏡準備再度坐好時,另一拳旋即又打了過來,結果當場濺血,左眼還縫了一、兩針。無怪乎師長們常開玩笑說:「沒有被打過的精神科醫師,不算是真的畢業。」但葉寶專卻從沒有因此而對他們有任何責怪,「其實,病人們很純真,即使是生病了也非常純真,他們只是受到疾病的影響而已。」生病的人通常會主動求醫,但精神科病人很弱勢,大多數都不會主動尋求協助。「因此要由我們主動去接觸他們!」對葉寶專而言,看到病人好轉,既是肯定,更是支持他繼續行醫的動力。精神照護家庭,靠媽媽撐起半邊天行醫逾30載,葉寶專看盡無數精神病患與家庭,「讓我最感動的是台灣的媽媽們。她們悉心照顧家中的精神病人,無怨無悔。許多家庭都是靠媽媽撐起來,印證了『女力撐起台灣半邊天』的說法。」在嘉義鹿草,曾有一位70多歲老母親,身軀瘦小,丈夫過世,生了兩個兒子,不但體重都超過100公斤,還先後發病。葉寶專形容,這名老母親猶如拿著扁擔,一肩扛起兩個兒子的一生,在人生路上踽踽獨行,令人心中滿是不捨。居家訪視時,另一位80歲老婦人,丈夫罹癌臥病在床,兩個兒子也都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工作。全家人靠著年邁老母親每天騎摩托車上山砍柴,賺取微薄收入,養活一家四口。還有一位母親,兒子因為車禍導致腦部損傷,她散盡家產好不容易挽回孩子的性命,卻發現他個性大變,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即使媽媽已經悉心照顧他十多年,仍然每天口出穢言,甚至威脅要拿菜刀砍殺她。某次門診,媽媽望著癱瘓在輪椅上,依舊躁動不安的兒子幽幽開口:「葉醫師,你看他還可以撐多久?」他回道:「應該還有3到4年吧。」沒想到媽媽竟然脫口而出:「還要那麼久喔?」葉寶專心頭一酸,只能拍拍母親的肩膀表達安慰。這句無奈的話,道盡了精神障礙者家庭中照顧者心中的苦楚與艱辛。美國曾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媽媽,照顧思覺失調症的兒子數十年後寫下了一段話:「我寧願我的兒子得的是癌症!」」每天龐大的照護責任讓他們沒有絲毫喘息的空間,卻還是只能咬牙撐住,痛苦可見一班。退而不休,轉換跑道再啟程2020年9月,葉寶專從台大醫院雲林分院退休,隨後轉任斗六信安醫院副院長,繼續看診。對他而言,精神科醫師工作既是責任、是樂趣,也是承諾。他還沒「走完」,只是轉換跑道,重新啟程。回想初到雲林時,雲林精神醫療資源缺乏,病人無處可就醫,所以才會求神問卜、尋求民俗醫療。「那時幫助病人就醫是我的使命。如今,我的使命是要幫助病人回家。」慢性病房的病人通常有7至8成回不了家,有些是無家可歸,有些則是有家歸不得。他們渴望回家,常問醫護人員:「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有些病人久久回家一趟,不到一週,甚至兩、三天內,就被家屬送回醫院。有些病人回家後,發現自己在家裡毫無立足之地,找不到自己的碗筷,甚至沒有自己的房間。電影或電視劇中,常看到家中親人過世,家人會在桌上擺上一副空碗筷,表達思念之情。「但精神病患很可憐,人還沒死,在家裡就找不到自己的碗筷,又被趕回醫院。」葉寶專感嘆說,有些病人則因父母已過世,其他家人幫不了忙;有些病人甚至連自己的家都不見了,只因家人早已搬離傷心地。葉寶專希望病人把信安醫院當作是自己第二個家,住在信安家園,能感覺溫馨與快樂。因此,他致力營造家的氛圍,即使疫情期間,過年時仍精心布置醫院,提供年菜,讓院內充滿年味和過節氣氛,病人心靈也獲得安慰。他說出他的想法:「我一輩子都在做小事,就算勉強說的大事也是這些小事的集合。但我沒有忘記,這些小事或許正是病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恩師諄諄教誨,影響行醫之路自行醫以來,葉寶專始終秉持「路不走完不啟程」的態度,「這是以前成大醫學院黃崑巖院長的諄諄教誨,對我來說很受用,要做就要堅持把它做完。」因此,他許下承諾,居家訪視及下鄉巡迴醫療持續不中斷,彷彿和病人有了約定,在需要中看到責任。黃崑巖自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赴美留學,成為享譽國際的微生物學家。他的觀念新穎、治學態度迥異於老一代的教授,在成大校長夏漢民殷殷邀請下,返國籌設成大醫學院。黃崑巖是擁有人文關懷的醫學教育推動者,非常在乎學生的學習態度和精神,曾提毛筆寫下:「不想走完不啟程」(Goalltheway,ordon’tgoatall.)。在成大醫學院圖書館前,至今仍可見到他的題字。「黃院長的意思是,從醫是一條不歸路,既然已啟程,就要勇敢繼續向前行。」葉寶專說,這句話深深影響他至今的行醫生涯。賴清德逢人誇讚:「我學長唱歌超好聽!」熟悉葉寶專的工作夥伴或相交數十年的患者朋友,都知道他除醫術精湛外,也熱愛書法、水彩畫及唱歌。「藝術除了怡情養性外,也是一種治療方式,精神科常會運用到藝術治療。」他笑說,這是選擇精神科最棒之處,不論做什麼事情,都和精神科有關。十幾年前,葉寶專開始練書法,雖未拜師學藝,但仍透過王羲之、柳公權等字帖臨摹,認真學習,寫了一手好字。五年前,他投入水彩畫創作,畫作色彩鮮明,筆觸大膽,人物畫更是生動活潑,還舉辦過多場書畫展。高中時,葉寶專愛聽、也愛唱英文歌。賴清德是他在成大後醫系學弟,曾經主辦過校內的卡拉OK歌唱大賽,當時葉寶專以《TheGodfather》電影主題曲奪下第一名,好歌聲讓賴清德印象深刻。兩人後來在不同場合上又遇見兩次,賴清德一見到葉寶專就熱情地向眾人介紹:「這是我學長,他不只醫術好,唱歌又好聽,成名曲是《MyWay》。」其實賴清德應該只聽過葉寶專唱過《TheGodfather》,卻一直誤以為他的拿手曲子是《MyWay》,間接透露出這對學長學弟都堅定地走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即便不被所有的人理解,也沒有絲毫後悔與遺憾。(轉自youtube)「這首歌對我而言,不是為了奪標,而是在病友生病之後的復原道路上,陪他們走上一段。葉寶專說。某年望年會,台大雲林分院的黃瑞仁院長慫恿葉寶專上台高歌一曲。這次,他特地演唱了這首電影「奪標」的主題曲,法蘭克辛納屈的經典老歌《MyWay》。獻給病人,也致敬這場美麗的誤會。下鄉巡迴醫療時,葉寶專像病患的朋友。病人看診時,對著他唱歌仔戲,唱出心中的苦楚,傾吐內心的不快。「病人唱歌仔戲,有助於抒發心情,清空心靈垃圾。」葉寶專說,生命的長寬高,由自己決定。生活多元化,生命就會變得豐富精采,這就是他想要追求的人生。他堅信人生要追求真善美,即真誠、善良、美麗,不僅感動人心,也深具自我療癒效果。葉寶專BAO-ZHUANYEH,M.D.第一屆成功大學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第28屆醫療奉獻獎個人醫療奉獻獎得主,原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科主任,現為信安醫院副院長。1994年來到當時猶如精神醫療沙漠的雲林,推動居家訪視、巡迴醫療,範圍擴及台西、水林、東勢等海線鄉鎮,一路篳路藍縷,從無到有建構雲林精神醫療網,讓精神病患獲得妥善的照顧。「以前,幫病人就醫是我的使命。如今,我的使命是要幫助病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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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點亮醫病關係的溫暖火光 賴其萬,醫學教育的無任所大使
考進醫學院,穿起白袍,在世人眼中,有無盡的光榮與羨豔。但從醫學生到醫師,漫長的教育與臨床過程裡,面對疾病治療,除了醫療專業和技術之外,又該如何承擔病人和家屬的焦慮與憂傷,傾聽他們的真心?在仰之彌高的白色巨塔裡,醫者的自省與謙卑,是一門艱難的功課。但幸運的是,台灣有越來越多的醫師,也是老師,把人文教育與醫學倫理帶進臨床與教學的現場。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賴其萬,正是走在最前方的領航人,他用身教與言教,帶領學生與醫師思考醫學倫理的真諦,更致力推動醫學教育制度的改革,讓台灣醫界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初心,來自一條棉被成大醫學院創辦院院長黃崑巖、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和賴其萬,被譽為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三大推手。面對外界讚譽,賴其萬笑得慈藹又謙遜,提起當年的初心,竟是來自在美國進修時,指導教授要求的一床棉被。1969年自台大醫學系畢業,賴其萬選擇神經精神科做為專科,做了四年住院醫師和一年主治醫師後,1975年與同為台大醫師的妻子張燕惠一起赴美進修。初期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神經科,從住院醫師做起,希望精進專業;但有一天跟著老師貝克博士病房巡診時,意外的一幕,卻重重地衝擊了他,帶來更深遠的影響。那天的病床上是一位坐骨神經痛的女病人,貝克博士要為她檢查,但檢查前他回頭請護理師幫他找個小棉被,先放在病人兩隻大腿之間。「我當時不懂為何要拿棉被,但接下來教授抬高病人的一側大腿,那是拉塞克氏徵象(LasegueSign)檢查,要抬腿確認坐骨神經是否受壓,那一刻,看著棉被我才驚覺老師是先幫病人遮住最私密的地方,讓她不會尷尬羞怯…」賴其萬徹底怔住了。那天他完全不記得貝克博士教了什麼神經學的知識,整個腦子裡只有那張小棉被。他不停自問,在台灣讀了七年醫學院,當了五年醫師,不知做過、看過多少次拉塞克氏檢查,「但為什麼從沒有老師或醫師曾經這樣為病人設想過?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此後,貝克博士每一次的床側教學,對病人的尊重、體恤,都深深印在賴其萬心裡,給他全新的啟發,更讓他反思該用怎樣的同理心去對待病人?而醫學教育除了技術與專業的訓練,「人文關懷」又應如何傳授給年輕的醫師和學生?反思,台灣的醫者父權賴其萬更想起自己幾年前在台大醫院實習時,一位醫術一流、教學認真的心臟科主治醫師,在一個氣溫極低的下午,帶著實習學生為一個小朋友做門診檢查,他興奮地跟學生們說:「這是難得一見的先天性心臟病」,接著便攤開孩子上衣,要學生們一一用聽診器去細聽心臟雜音。因為天冷,男孩的父親不忍心,馬上把孩子上衣拉好蓋上,到下一個學生聽診時,醫師又把孩子上衣拉開,…家長和醫師就這樣來來回回的拉開、蓋回孩子的上衣。醫師不悅地對父親說:「我在教學生,你不要阻礙我的教學。」後來更回頭對著學生說:「你們要用心聽,thisaveryinterestingcase…」最後家長終於爆發了,他立刻把孩子的衣服穿好走出診間,憤怒地回頭用流利的英文回道:「toyou,it’saninterestingcase,tome,he’sasufferingchild.(對你們來說,我兒子也許是個有趣的個案,但對我來說,他只是個可憐的孩子!)」類似這樣的台灣醫學教育記憶還有很多,每一幕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裡,也成了賴其萬心中的一塊疙瘩。他回頭檢視自己在台灣的學醫與行醫過程中,醫者常以父權凌駕於病人,犧牲了醫病關係的相互尊重,但他們當下卻渾然不覺,更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直到貝克博士為女病人蓋上的一床棉被,終於掃開他心中的疑惑,也完整了他理想中醫病關係的想像。決心返台奉獻台灣最需要的在美國一待23年,賴其萬從明尼蘇達大學的神經科住院醫師、神經科腦電圖癲癇研究員,到堪薩斯(Kansas)大學醫院神經科癲癇中心主任及神經科教授,成為知名的神經科醫師及癲癇專家。除了身兼臨床與教學工作,他更潛心觀察美國醫學教育制度以及對醫學人文的重視,體驗越來越深。在病人眼中,賴其萬是最溫柔體貼的Dr.Lai。在堪薩斯大學醫院期間,他的病人裡有很多癲癇兒童,他很關心這群孩子的生活與心情,尤其在他得知許多夏令營都拒絕癲癇兒童參加時,立刻創辦專為癲癇兒設計的夏令營「星營」,參加的人數從最初的八人,到後來年年增加,最後多達數十人。1992年,賴其萬的母親在台去世,深愛父母的他日益擔心年邁的父親,想回台灣陪伴父親的念頭越來越強,但又放心不下長期受他服務的病人和學生。躊躇之間,1996年他遠赴英國倫敦在號稱「神經醫學聖地」的QueenSquare進修,並趁這個機會拜訪已退休的蘭大弼醫師。英籍的蘭醫師與其父蘭大衛醫師一生為台灣基層奉獻,是賴其萬最尊崇的前輩;蘭醫師倫敦家中隨處可見台灣的收藏與回憶,老人家言談之間流露出對台灣的愛,更讓賴其萬感動不已,他不禁想道:「一個外國人都能為台灣付出一生,我自己怎麼能滯留異鄉。何不歸國逐夢?」這次拜訪如破曉初陽,撥開了賴其萬心中迷霧,讓他下定決心返鄉。1997年他回台開會,拜訪了當時才成立四年的慈濟醫學院校長李明亮,兩人長談數個小時。李明亮告訴他,台灣的醫學技術已走在很前面了,目前最急迫的是醫學人文教育,希望他回台做些「沒人做的事」。他更勸說:「我們一起推動,一加一的力量,一定大於二。」並非常有誠意地邀請他與也是醫師的夫人一起再回來台灣參觀慈濟醫學院。隨後賴其萬的好友陳榮基教授(前恩主公醫院院長、第26屆「醫療奉獻獎」得主)也特別勸他參觀慈濟醫學院的教學時,務必要參觀他們即具有特色的解剖學科。他深深為院內的人文情懷感動,尤其醫學生結束全部解剖課程時舉辦的「大體老師」告別與火化儀式,更讓賴其萬確認這是一個極重視生命尊嚴的醫學教育環境,也決心以為慈濟醫學院為起點,投入台灣的人生醫學教育。八堂不一樣的課隔年,賴其萬和妻子一起返台,加入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的行列,而且李校長說服了他,一定要有個行政職位,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開始了從沒想過的行政生涯。他第一個職位是兼任慈濟醫學院與慈濟醫院的副院長,一年以後,他為學生開了一堂「疾病、誤解與社會偏見」的選修課,向學生介紹癲癇、癩病、愛滋、精神病、藥物濫用、自閉與智障、結核病、糖尿病等八種常受到污名化的疾病。每堂課以一種病為主題,先由這疾病的專科醫師說明如何診斷及治療,接著由病人或家屬現身說法,讓學生理解病人受過什麼樣的歧視、需要社會給予什麼協助與改變,以及自我主觀的感受。賴其萬總會細細評閱學生的課後心得報告,某次一位學生寫到,他的父親正是癲癇病人,從小每回看到父親發作時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有如中邪,只覺得「好丟臉」。有一次放學回家的路上,發現路人聚在一起對著一個倒在路邊抽搐的人指指點點,沒想到居然正是自己的父親!他剛踏出一步想去幫忙,但耳邊傳來群眾難聽的話語讓他縮回了腳步,羞慚地掉頭就走,回家後更因為怕被責罵,也不敢向媽媽坦承。後來父親雖然從急診處平安送回家,但這件往事一直壓在這個學生心中許多年,直到上了這門課,才終於敢向賴其萬說出來,寫在報告裡深深懺悔。學生的報告讓他邊看邊落涙,更慶幸開了這門課,不但改變了一個年輕人和家庭,也提前教會了一位醫師。「台灣醫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在醫師養成或教育初期,激發他們的同理心,也讓他們有機會檢討自己做過不應該的行為…」那段時間,賴其萬常常在夜深人靜時,寫下每天在醫學人文教育路上的所見所聞,字裡行間有身為醫者的自省,也有對醫病關係、人文教育的期待,每一個故事與心得,都蘊涵著娓娓道來的深情。這些文章刊登在「經典」雜誌的「杏林筆記」專欄,最後集結成書,2006年更獲得新聞局的金鼎獎的最佳專欄寫作獎。德不孤必有鄰賴其萬的努力,換來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一位接一位的「大佬」級的醫師與教授,陸續和他接觸。最早是1994年左右他還在美國時,當時的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託人請他撰文批評台大醫院的紅包文化,賴其萬非常驚喜,一來因為他和李院長並不熟,二來是看見台灣醫界龍頭的自省與改革。李鎮源組織的醫界聯盟,當時特別舉辦一場醫學教育研討會,賴其萬也返台參與。他記得,那次他演講談紅包文化,台下有一邊坐著一位比他略年長,風度翩翩的陌生醫師,銀白的頭髮,專注安靜的聆聽,更不時點頭,眼中充滿熱情。後來才知道他是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也是高他五屆的台大學長。賴其萬返回美國後黃達夫主動打電話給他,雖是初識,但兩人聊起「紅包」的觀念卻完全一致,相見恨晚,他也力邀賴其萬回台參與醫學教育的改革隊伍。「我很感動,原來他早已在台灣開始往前衝了」。賴其萬說。1998年,賴其萬返台,此後與黃達夫的交情日深,兩人有志一同,要以推動醫學人文教育做為餘生的使命。在花蓮慈濟教學、看診三年後,賴其萬因為放心不下住在台北聽力嚴重衰退的94歲父親,2001年辭去慈濟的職務搬回台北。而在台北久候他多時的黃達夫更熱情地伸出雙手,邀他到台北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參加他已成立多年的「黃達夫醫學教育基金會」擔任「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基金會的目的是為了改善醫師的培養教育,黃達夫對賴其萬說了一句,我希望你能做台灣醫學教育的「無任所大使」,期待他加入和信後,能心無旁騖地投入醫學教育改革。這句話深深感動了賴其萬,也因為黃達夫的安排與支持,他才能全心全力為日後的「教育部醫教會」以及「醫學院評鑑為委員會」工作。三劍客成軍醫學教改啟動同一段時間裡,另一位醫學人文教育的推手——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也正全力奔走為台灣醫學教育邁入國際舞台而努力。1998年他代表台灣赴美國華府,出席美國教育部外國醫學教育及評鑑委員會(NCFMEA)的公聽會答辯,最後被判定台灣的醫學系評鑑制度與美國無法相比擬。這個結果,代表了台灣醫學教育程度的不足,但黃崑巖沒有放棄,決心推動台灣醫學教育的結構性改革。他開始規劃台灣醫學院系評鑑的新機制,並獲得當時的教育部長曾志朗和高教司長黃碧端支持,成立「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MedicalAccreditationCouncil,簡稱TMAC),他力邀黃達夫和賴其萬一起加入,希望透過評鑑制度,不但要提升各醫學院的教學品質,更要加強其中的人文精神與醫學倫理。2002年黃崑巖教授接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召集人,邀請賴其萬擔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而後黃崑巖教授2010退休返美後,由賴其萬教授接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的工作。自此,這三位院長級的資深醫師,也是老師,常常一起討論如何推動改革,更積極發表文章,倡議醫學人文教育,被譽為推動台灣醫學教育改革的「三劍客」。賴其萬說,黃達夫院長、黃崑巖校長分別是高他五屆和十屆的台大學長,也都是在美國行醫和教學多年後返鄉,為台灣醫學教育奉獻的前輩,看著學長們奮不顧身的樣子,自己也更有了衝勁。除了評鑑制度之外,賴其萬說,TMAC也與教育部、黃達夫醫學教育基金會換積極邀請國外學者來訪,分享先進國家在醫學人文教育的做法,更設立教師培育中心、規劃課程發展,要為未來一代接一代的台灣醫學生建立起人文精神,未來當他們披上白袍後,除了醫術,更能有體貼的心去傾聽病人,打造美好的醫病關係。拿著雞毛當令箭走進體制發起革命然而,不論是哪一種革命,所有的先行者總會遭遇最多的障礙。賴其萬說,剛開始的兩年,阻力很大,部分醫學院並不太願意配合,那時黃崑巖總會笑笑的告訴他和黃達夫:「教育部支持我們,我們就拿著雞毛當令箭,堅持下去!」後來在賴其萬的建議下,教育部接著成立「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dicalEducatorsforHumanities,簡稱MEH),邀請全台各醫學院選派二位代表(醫學與非醫學領域各一人)參與,20多位團隊成員定期聚會討論,並訪視各醫學院,為醫學教育找出問題,開出良方,訂出人文課程的標準,一步步促成了醫界的自省,達成醫學教育的結構性改革。MEH也實際走遍各醫學院,了解校方做法並傾聽師生們的想法,「有人勸過我以和為貴,不要太硬;我也看過讓人齒冷的醫師,但我絕不寬貸,因為驕矜的老師絕對教不出謙沖的學生!」一向溫和慈祥的賴其萬,說著說著,眼中閃過罕見的嚴厲火光。從TMAC到MEH,賴其萬走進體制推動改革,他很欣慰看到越來越多醫師的自省,也看到醫學院的改變,各醫學院不時會舉辦醫學人文相關的論壇。更讓他感動的是看到學生們在人文教育的洗禮下,學會了謙卑與省思,未來穿上白袍時,不會因為醫者的驕矜傲慢,傷害醫病關係。最後,賴教授也分享他幾年前與七位老、中、青三代的醫師,以及三位非醫師但關心醫病關係的作家、音樂家、神職人員合作,在網路上成立「醫病平台」專欄,希望促成醫病之間的相互了解,進而減少醫病糾紛和誤解,更能帶動政策的改變,提升醫療品質。「我們最希望的是利用『平台』,使醫病雙方可以『平起平坐』,從醫護人員、醫學生到病人和家屬,都能在平台上說出自身經驗和感受,用真實故事打破醫病間的籓籬,大家將心比心,讓醫師有醫德,病人也有病德,創造一個醫病雙贏的環境。」他對醫學人文的執著,從臨床、教室,從此一路延伸到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學生讓我學到更多從國際推崇的癲癇醫學權威,賴其萬轉身成為醫學人文教育的推手;面對學生,他更深知教育「不是裝滿一個水桶,而是點燃一個火種」,尤其學生的反饋更常帶給他莫大的收穫。多年前有一位五年級女學生提出臨床實習時遇到一位末期癌症病人告訴她「想自殺」,讓她很不安。賴其萬開放學生提出看法一起討論,結果有學生說:「我們應和病人溝通,幫他找到活下去的價值,那就是鼓起病人求生意志的利器。」還有學生說:「要勸已經癌末的病人接受新的治療或檢查時,我們要自問,這能為病人帶來什麼好處?而非只為滿足我們自己對醫療探索的好奇心。」「我們不應一昧勸說病人接受我們的建議,而應先探索病人對生命的價值觀是什麼?」學生的討論深深震撼了賴其萬,他原以為這群剛接觸臨床的孩子只會單純地想要力勸病人接受治療活下去,沒想到他們竟然能提出對生命價值的思考,更懂得從病人的立場去討論治療的意義。也因為學生的啟發,他與幾位關心醫學人文教育的醫師同事們開始在和信醫院實習的五、六年級醫學生以及畢業後醫師的訓練課程舉辦兩星期一次的「醫學人文教育個案討論」,由學員提出臨床實習中遭遇到的困難個案,而就關懷病人與家屬的立場做深入的討論。「教學相長,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太多太多了。」賴其萬說,年復一年的努力下,如今他看到醫學人文教育的種子已快速抽芽茁壯,台灣醫學界的學生、醫師都已非昔日。另一方面,對賴其萬自己來說,雖然直接幫助病人的機會少了(目前只在和信醫院每週有半天門診),但他發現「做醫師,只能幫忙一小撮病人,但如果我教好一群醫學生,讓他們成為好醫師,未來可以幫助更多病人。」從「良醫」轉身成「良師」,賴其萬慶幸自己在24年前做對了選擇,回鄉投身醫學教育。他也更期望,在這條醫學人文教育的路上,能有更多人一起點燃火種,舉起火把,讓台灣的醫病關係永遠溫暖明亮。賴其萬CHI-WANLAI,M.D.台灣醫學教育改革、醫學人文重要推手。前慈濟大學副校長、醫學院院長、台灣癲癇醫學會理事長、教育部醫教會常委、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神經內科醫師。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進入神經精神科擔任主治醫師,之後與妻子赴美進修,於堪薩斯大學醫學院擔任神經科教授、癲癇中心及神經生理診斷實驗室主任,2003年榮獲國際抗癲癇聯盟與國際癲癇局聯合頒發的社會貢獻獎。回台後投身醫學教育改革,受黃崑巖院長邀請,與黃達夫院長一起加入「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並建議教育部成立「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促成醫學教育的結構性改革。長期為《當代醫學》、《經典》等雜誌撰寫專欄,並以《經典》專欄「杏林筆記」榮獲2006年行政院新聞局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獎。著有《賴其萬醫師的心靈饗宴》、《杏林筆記1、2》、《話語、雙手與藥:醫者的人性關懷》、《醫學這一行》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