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1 癌症.癌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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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0 養生.心理學解密
ChatGPT給家庭問題「完美建議」精神科醫揭盲點：有件事為何不提？
從感情、家庭、工作到人生困境，許多人開始把難以對親友開口的問題交給AI。即使AI給出的答案溫和又完整，是否就代表它與專業人士的判斷處於相同層次？精神科醫師海原純子實際將自己曾接到的案例交給ChatGPT，並與自己的臨床觀察比較後發現，揭露AI暗藏的疏漏和盲點。海原純子實際將一名當事人透過文字諮詢提出的問題，原封不動交給ChatGPT。案例是一名退休男子，他與妻子原本過著兩人生活。兒子帶著2歲孩子回到老家居住後，原本單調的生活變得熱鬧，夫妻也因為能陪伴孫子而更加充實。不過，夫妻倆對兒子的育兒方式有一些疑慮，當他們提出意見時，兒子卻以「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等說法回應，雙方因此關係變得緊張。當事人因此陷入兩難：究竟應該繼續提出自己的意見，還是乾脆什麼都不要說？ChatGPT給出「標準答案」：不要教導，改成支持ChatGPT的回答首先肯定祖父母因孫子加入生活而感到快樂，也理解「明明是出於好意，卻讓親子關係變得緊張」的困惑。AI指出，育兒上的「正確答案」會隨著時代與文化改變。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教養方式，如今可能受到不同價值觀重新檢視。兒子所言可能代表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養育孩子。另一方面，祖父母關心孫子的心情，以及多年生活經驗累積的智慧，也並非毫無價值。關鍵在於「如何傳達」。例如，與其直接指出兒子哪裡做錯，不如改成「以前我是這樣做的，但現在是怎麼做呢？」以提問方式交流；或者告訴兒子「如果有困難、需要幫忙，隨時可以告訴我」，以支持的態度陪伴。AI最後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不必在說與不說之間二選一，而是思考「怎麼說才能讓對方聽得進去」。如果遇到明顯涉及安全或健康的問題，也不需要完全保持沉默，但可以用「擔心」而不是「否定」的方式表達。醫師真正注意到的，是案例裡「沒有寫出來的事」海原認為，AI的回答相當符合一般期待，但她特別在意案例中的一個細節：「兒子帶著2歲孩子回老家。」在她看來，這個描述背後可能存在一些尚未說明的重要背景。例如，孩子的母親在哪裡？是離婚、疾病，還是存在其他原因？此外，孩子本人如何看待母親不在身邊的情況？生活費與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又由誰負責？甚至，祖父母所說的「對兒子的育兒方式感到在意」，具體究竟是什麼事情，也完全沒有交代。海原特別注意到，這些事情不只是祖父個人的疑慮，而是自己與妻子兩人都感到在意。她認為，為什麼這些具體內容沒有出現在對談中，本身可能就是值得關注的地方。諮詢內容沒寫出來不代表不重要海原指出，人有時候最強烈的情緒，反而藏在「沒有寫」、「寫不出來」或「刻意沒有提到」的部分。當事人可能其實很想說，卻因為羞恥、不安，或害怕破壞人際關係而難以開口。她認為，臨床諮詢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有些人在面談當下沒有辦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結束面談後，壓抑的情緒才可能再次湧現。因此，海原在面談開始時，會先告訴對方，如果有「其實很想說，卻說不出口」的事情，不需要勉強自己立即說出來，但可以先讓醫師知道「有一件想說卻說不出口的事情」。她認為，這是因為難以啟齒的內容，有時可能與當事人目前面臨的問題有關。心裡的「黑盒子」不能強行打開海原將這些沒有說出口的內容形容為「心裡的盒子」。她認為，盒子裡有時可能藏著理解問題與尋找解決方法的線索，但其他人不應該強行把它打開，因為過度逼問可能反而造成傷害。在這個案例中，「孩子的母親為什麼沒有出現」這個不自然的空白，可能會成為臨床工作者注意的線索。不過，海原也強調，這畢竟只是一次文字對談，而且只有單方面提供的資訊，醫師無法即時反問，因此究竟應該深入到什麼程度，仍必須非常謹慎。如果由海原本人回答，她認為仍會維持「祖父母不是教導者，而是提供支持的人」這個基本方向，但可能會增加一段提醒：如果兒子是獨自承擔育兒責任，可能需要關注他本身承受的負擔與壓力；如果祖父母擔心孫子的狀況，也可以把這個問題與「兒子採取什麼育兒方法」分開來看，再找合適時機討論。海原認為，如果祖父母確實察覺到單獨育兒可能存在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提出相關觀察本身不一定就是過度干涉，但表達方式仍然非常重要。人類與AI的差異，就在「沒有說出口的部分」海原最後指出，面對一段文字時，可以選擇完全依照對方寫出的內容回答，也可以思考那些沒有被寫出來的部分。AI通常不會主動踏入「沒有寫出來的事情」，因為避免憑空猜測，是一種謹慎且合理的態度。在臨床工作中，海原認為，「沒有說出口的事情」有時反而可能成為重要線索。人類在長期經驗中形成的「直覺」，可能讓專業人士注意到文字中的異常空白。不過這種直覺是否正確，仍需要透過後續詢問與確認，而不能直接把猜測當成事實。因此，這場AI與人類專家的比較，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AI一定不如人類」，而是兩者處理資訊的方式不同：AI傾向根據已提供的資訊整理出完整、穩妥的回答；專業人士除了分析明確資訊，也可能根據經驗察覺不尋常之處，再透過追問確認。對於涉及家庭、心理或健康的複雜問題而言，這種「察覺—追問—確認」的過程，可能正是人類專業判斷的重要一環。資料來源／ALL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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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內心強大嚴肅，外表自然輕鬆。」—簡哲民醫師側寫
文／邱健吾有人用一句話來形容專業、豁達、樂觀、自在的簡哲民醫師：「他口袋裡常放著一把安『胃』的糖果餅乾，腦袋裡有一堆令人安『心』的專業經驗，還有隨時雙手可抓取的好笑故事。」一樣是Tennis，有沒有Table都能左右手開攻出生於嘉義大林的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簡哲民顧問醫師，回憶起過去時，表示他的青春歲月與運動是密不可分。最初，他是一名熱愛乒乓球的學生，但進入嘉義中學就讀後，教練建議他改打網球，認為在這方面能有更好的發展。於是，他突發奇想，開始用左手打乒乓球，右手專攻打網球。之所以喜歡乒乓球或網球，簡醫師說因為這是比較紳士的運動，不會與對手有身體接觸或碰撞，比較不會有發生衝突的場面。自己本身原本不會打網球，卻從乒乓轉到練網球，因為簡醫師認同嘉義中學不會打球的網球教練，他教授的三個簡單秘訣就就贏球了：「第一個球要過網，第二是不會出界，第三個就是打到沒人的地方。」簡醫師覺得這道理很清楚易懂。可是怎麼打？教練說靠自己練，所以就自己不斷摸索。三年過後，簡哲民在中學時被徵召接受國手培訓，並曾在實踐家專進行三週的強化訓練。然而，由於訓練強度過大，他最終決定將網球當作為一種興趣，而非追求成為國手的夢想，因為他知道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人生使命要追求。離開差點成為國手的培訓後數十年，簡哲民依然保持打網球習慣。無論是在中國醫藥學院就讀，還是在台大病理研究所，榮總執醫的十四、十五年，他都積極參加各類比賽。直到他太太腳受傷後，自己將重心轉回打乒乓球，而他的乒乓球技術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能同時用兩隻球拍與對手對戰，甚至在醫生運動聚會中，以左手持拍讓分的情況下依然全勝。這兩項運動經歷不僅強化了他的體魄，也鍛鍊了他的意志力。至今，他每週仍堅持打三次乒乓球，每次運動兩小時，已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響自己人格發展最重要的人在談到他的樂觀自在性格，簡醫師將其歸功於受到祖父和母親的影響。他的祖父是台灣第二位台灣人賽馬騎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即使耳聾，依然擁有敏銳的感官。簡醫師回憶起童年與祖父一起度過的時光，提到自己小學三年級時便開始學習火藥製作子彈，並與祖父一起使用持有執照的散彈槍打獵。他提到，當父母外出工作時，他會和祖父住在一起，等待他們回來後便跟著祖父一起外出探險。他回憶說，在小學三年級，他就已經開始騎加裝馬達的自行車，並將槍架在車把上，隨著祖父一起去打獵。簡醫師還談到祖父對他的深遠影響，描述他是一位非常樂觀且有能力的人，直到86歲高齡仍擔任地方的鄰長。他回憶起有一次祖父去參加后里馬場的社區活動，祖父指著那些馬都是劣馬，不願意碰，於是馬場人員就牽來一匹好馬讓祖父騎。當被問及母親時，簡醫師形容她是一位非常善良和慷慨的人，與祖父一樣對他影響深遠。他回憶起母親曾經與祖父一起乘船前往日本買馬，也留在當地就讀，但發現那裡的教育制度不適合她，最終選擇回台灣。簡醫師強調母親經常與鄰居分享食物和點心。他的觀察，母親和祖父的行為深深影響了他的性格與對人事物的看法，這也說明生活環境、言教身教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蒙古大夫讓我發願當正牌醫生簡哲民的醫學之路始於對祖母的深切關懷。高中時，他的祖母因中風導致行動不便，他常常背著她四處走動，在沒有輪椅的年代，他就是祖母的輪椅。祖母常對他說：「哲民、哲民，你要救我啊！」所以常有要他去當醫生的念頭。結果，在他高三時，祖母卻在一次大吐血後，病重不治。簡醫師說，他特別去查當時醫師所開的藥物，發現藥物會引起胃出血、胃潰瘍，可是他沒有開胃藥給阿嬤，原來是碰到了不專業的蒙古大夫，但嘉義大林鄉下沒有幾個是像樣專業的醫生，因此讓他下定決心要學醫。我的學醫過程與執醫之路第一次大學聯考並未如願，但先取得進入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就讀，同時準備重考，隔年如願考上醫科。真正進入醫學系後，喜歡與學長們一起解剖，甚至在暑假留校幫助周德程教授撰寫《神經解剖學》。畢業後，簡哲民原本有志於外科，但由於學歷背景的限制，無法順利進入心儀的醫院。此時，他選擇進一步深造，進入台大病理研究所，深入研究病理學。這段經歷中，他對癌症的興趣逐漸增強，特別是在與林媽利醫師的討論中，認識到癌症治療的複雜性與挑戰性，這最終促使他決定專攻腫瘤科。當時，台灣只有榮總設有癌症治療中心，但僅提供放射線治療，沒有化學治療。因為簡哲民的台大病理所學歷，他順利被錄取。升任主治醫師後，他赴英國進修，學習合併放射與化學治療癌症的技術，並將其帶回台灣。回國後，他在榮總創立了台灣首個門診化學治療中心，並推廣至其他醫院，這對台灣的癌症治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後在榮總擔任主任的七年裡，簡哲民逐漸發現傳統醫院在治療上的協作性不足，許多病人在病情復發後才被轉介到放射治療，導致治療效果大打折扣。他在台大研究所指導教授侯書文教授告訴他，黃達夫教授正在籌備孫逸仁癌症醫院，簡醫師就加入團隊，一同致力於建立一個全新的癌症治療體系。認同醫院的文化，行醫路才走得遠當年，簡醫師和最初進入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新醫生一樣，並未詢問或討論過薪資問題，因創辦人黃教授表示，當醫生只要「夠溫飽」便足夠了。這樣的做法避免了過度的醫療商業化，確保了治療的質量而非數量。治療過程中，也會根據病人情況制定全面的治療計劃，而不是單一依賴某一項治療。這種團隊協作模式使和信醫院能夠提供最適合病人的治療方案。儘管如此，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流動率並不高，比整體台灣醫療體系的平均水平還要低。簡哲民醫師透露，最近全台的護理師離職潮並未在和信醫院發生。簡醫師更表示，和信醫院的醫生大多數對病人充滿關愛，他們的工作重點在於病人的健康而非個人利益。這種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模式與一般醫院的商業經營模式形成鮮明對比。醫生們不會因為治療的數量而獲得更多報酬，而是專注於每位病人的全面照顧。簡醫師笑著說：「這樣的理念讓自己真的很像是一位醫生！」簡醫師總結他過去能夠在和信醫院任職快三十年的主因，就在於認同感。醫院文化與制度讓工作產生莫大的價值，身為工作者有尊嚴。大家認同創院者黃達夫醫師的理念，願意一起共同來努力達成。既然有共同的使命感與目標，所以大家就有認同感，就會自發去做。而不是像有些醫院，他們比較重視業績或不諱言講就是愛錢，這是價值觀完全是不一樣的事情。所以我們自己會感覺比較優越感，比較像真正的醫師，同時更重要的是環境培養造就出那些人，能夠將此理念傳承下去。口袋餅乾換來一盒巧克力簡醫師強調與病人互動的重要性，以及使用相同語言的價值。他經常告訴他的同事和醫學生，當病人進入診間時，必須全神貫注，觀察病人有多少人陪同、他們之間的互動以及所使用的語言。簡醫師分享了一個例子，當他聽到病人講客家話時，他就用客家話回應，這立刻讓病人感到放鬆，甚至開懷大笑。他幽默地提到自己會用客家話告訴病人：「我是客家的『色狼』（Selong客語指女婿）」，每次都能引起病友與家屬大笑，迅速拉近了距離。在醫療過程中要重視與病人的情感連結，平時也要察言觀色病人的狀態。簡醫師舉例，有一天下午一點多，一位病人走進診間，發現她已經接續看過好幾科，也做了些檢查，來診間準備看報告。簡醫師口袋裡都放著糖果餅乾，所以第一句話就對病人說：「肚子餓不餓？」病人回答：「有點餓。」簡醫師就從口袋拿出兩塊餅乾給她吃。多年後，病患的女兒專程帶著一盒巧克力來送他，說：「媽媽不好意思拿給你，可是多年來一直感念著那餅乾。」其實，簡醫師早已忘記這件事。問心無愧換來贊助音樂會簡醫師認為，作為醫生，最重要的是問心無愧，確保對病人的治療是最正確的。他強調，在治療過程中，及時發現並解決病人的副作用至關重要。如果這些都做到了，醫生就能坦然面對病人及其家屬，甚至與他們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簡醫師回憶了一位鼻咽癌第四期的病人。在以往，這種情況下病人幾乎不可能存活五年，但這位病人卻在他的治療下，成功延續了生命。這名病人「姓陳」，一家竹科公司的負責人。治療結束後的十年間，病人沒有表達過任何不適。然而，十年後，病人開始出現放射治療後的腦部壞死等副作用，精神狀況也逐漸變差。簡醫師和團隊迅速將他轉送至榮總進行手術，解決了腦部的問題。隨後，病人又因頸動脈破裂和吞嚥困難而面臨新的挑戰。簡醫師堅持建議病人的妻子為病人進行氣切手術，因為不做手術可能導致吸入性肺炎。最終，經過一年多的勸說，病人的家屬同意進行手術。果然，在第十三年和第十四年，病人頸動脈突然破裂導致大出血，但由於早期進行了氣切手術，避免了更嚴重的後果。然而，病人的健康問題並未結束，最後又感染了新冠病毒。由於與簡醫師的長期關係，病人在北醫接受了照顧，並且在過去二十多年中，簡醫師一直持續關心著他的情況。四年前，這位病人突然打電話給簡醫師，得知他的女兒即將舉辦音樂會，便詢問為何沒有告知他們。簡醫師的女兒是國家交響樂團的低音管首席，這位病人問有沒有申請政府補助，簡醫師說沒有申請到，結果這位病人豪氣的說：「以後由陳家補助！」。病人如今仍在與疾病抗爭，但他已經存活了三十二年，這在簡醫師看來是一種成就。去年九月音樂會結束後，病人夫人說希望明年再見。簡醫師感慨，有時與病人的互動中，即便存在副作用，只要能夠妥善解決，病人仍會感到滿足和欣慰，因為他們能夠活著，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成功。醫師生病如何找醫師簡醫師熱愛美食，因為一個朋友帶他認識幾個廚師，曾經在來來飯店的安東廳吃了15年西餐，只因為他們的主廚吉米是大家認識的好朋友。因為熱愛美食，與主廚熟識，漸漸地簡醫師夫妻倆也都練就一身好手藝。但也因此，簡醫師得了糖尿病，8年前糖化血色素高達8.3，得要吃五種藥。後來開始注意節制，增加運動量，漸漸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在6.0，藥物減到一粒。簡醫師認為，一般來講，醫師自己治自己或者醫治自己的孩子，是不好的；因為愛心常常會擾亂了你的思考，容易會有盲點。但是他選擇醫師也有他的道理，找一個年輕可以談的。較資深的醫師，總是比較忙碌沒時間。年輕醫師尤其看到你的位置較高，所以對你也較尊重。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較有時間可以跟你談，所以選擇醫師是很重要的。雖然我也知道他用什麼藥，可能藥要怎麼調配，可是有一個客觀的第三者來監控的話，其實對你就非常好。所以他能在6到7年間，努力使血糖降低。與糖尿病共存之道簡醫師說：「我每天晚上要吃大餐，喝一瓶紅酒。」糖尿病人可以如此不節制嗎？他認為不吃會對不起自己或朋友，「人家熱情好意請我什麼，我都吃，只是吃一半。」簡醫師的飲食習慣是不吃米飯，也很少吃麵，早餐不吃，中午的時候先走路一個多小時，再去吃午餐。午餐就吃兩樣，一個肉一個青菜。肉先吃，先補充蛋白質，接著吃青菜，若肚子還餓就喝水。此外，每周與夫人打三次桌球，每次兩小時，不休息。再加上一點藥物控制，這就是簡醫師與糖尿病共存之道。身懷四隻手機的嗜好簡醫師年輕時也涉獵專業攝影，並為了拍照添購「大砲」鏡頭，但是，裝備實在笨重累贅，過一陣子擱置不用了。直到近年養了一隻愛犬Lucky，同時也拜科技之賜，他開始以手機拍照，且隨身攜帶四隻手機，一隻公務用，一隻私人聯繫，另外兩隻則是用來當專門拍照，一支還可以達到100倍的Zoom效果。說道閒時戶外遛狗，簡醫師觀察別人遛狗時是要在地上鏟屎，而很自豪自己是接屎。他說幾年來只漏接過一次，因他長年打桌球的習慣，造就靈活矯健身手，還曾贏得路人拍手讚賞。當然，用手機拍攝愛犬是絕不能少的。等紅燈60秒時間，不管是夕陽或是街邊風景，都逃不過這兩隻拍照手機的視角。回首來時路，莫忘家人情回顧自己的醫學之路，簡醫師歸納：一個人首先必須有目標，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病人，同時也希望家人能夠理解並支持。後者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很難堅持下去。他回憶起在台大病理研究所的時光，特別是最後三個月寫論文的經歷。當時，他家中剛有一個小嬰兒出生，情況非常艱難。他常常在夜深人靜，把嬰兒喂好後，等家人都睡了，才開始寫論文。那一段時間真的很不容易。後來成為住院醫師後，因為病人而需要隨時待命，要值夜班，家人的體諒與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沒有家人的諒解，專業醫生的培養教育是不容易的。對年輕醫師們的期許談到現在的年輕醫師，簡醫師認為他們的想法與過去大不相同。以往的醫生經常刻苦耐勞，教授叫做什麼就做什麼，現在則不一樣了。如今，許多年輕醫師更多地考量未來，思考如何最快地獲得升遷，實際上真正在扎實學習的時間相對較少。簡醫師分享了自己跨多個領域學習的經歷，從病理學到化學治療藥物動力學，再到放射治療和解剖學，他將這些知識融會貫通。比如說，他在診斷乳癌時，能迅速想到可能的病理特徵，大概知道該如何處理。他認為現在的醫師專精於某個領域，卻可能忽略了其他相關領域的知識。簡醫師建議，年輕醫師如果想要有好的發展，應該多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他經常告訴住院醫師，應該先選擇自己不想做的領域，這樣才能在未來有能力應用到實際遭遇中，否則根本無法應對各種情況。簡哲民：「行醫之路沒有一步登天的捷徑，還是需要扎扎實實地做事前進。」簡哲民JER-MINJIAN,M.D.簡哲民醫師，現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放射腫瘤科碩學主治醫師。專攻癌症治療，創立台灣首個門診化療中心，精通放射治療技術。他強調醫患互動、團隊合作，致力於提供全人醫療。熱愛乒乓與網球，生活中重視運動與美食，並以幽默的態度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是一位專業與熱情兼備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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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從農家子弟到自閉症之父宋維村醫師的非凡之路
文／邱文通「台灣自閉症之父」宋維村醫師從一位鄉下農家小孩，成為兒童精神科的權威醫師，還成了不少自閉症患者的貴人，和他的求學歷程屢有貴人相助息息相關。1945年，宋維村出生在桃園觀音鄉（已改制為區）的農家。父母目不識丁，原本希望他能夠讀師範學校做老師。「從小我功課好，有一天，小學的馮騰慶老師找上我那位正在田裡忙的爸爸，就站在一旁說服爸爸讓我北上參加台北初中聯考，後來如願考上建國中學、台大醫科。」宋維村娓娓道來，感謝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貴人。兒童精神科的初啟之路從醫科四年級起，宋維村就參加林東明教授的乳癌研究，即將畢業之際，本來打算投身於公共衛生領域，但林東明教授建議他「應該以臨床為本業，把公衛當作方法，運用於臨床」。之後在擔任住院醫師，因為健康因素，葉曙教授要宋維村放棄辛苦值班的神經科，改投徐澄清醫師的門下，學習和小孩子玩、看卡通、看漫畫、和父母老師聊天的兒童精神科，從此踏上了一條專注於守護自閉症兒童的道路。宋維村慢慢細述，感謝助他走向執醫之路的兩位恩師。為讓自己在兒童精神科訓練更充實，在台大神經精神科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宋維村透過已逝、台灣精神醫學界先驅林宗義教授的協助，前往加拿大卑詩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接受關於兒童、青少年及家庭心理衛生的全方位訓練。宋維村說，這段經歷對他後來的專業工作和個人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換言之，林宗義前輩更是他打開國際視野的貴人。在卑詩大學醫院和溫哥華總醫院病房合計兩年半的進修期滿，通過加拿大精神科專科醫師考試，當地醫院希望宋維村留下來工作，但他認為加拿大已經有很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反觀台灣當時只有徐澄清老師和他兩位具備完整訓練的兒童精神科醫師，所以他決定回到台灣，投身於改善台灣的精神醫療特別是兒童精神醫療服務。回到台灣後，宋維村負責台大醫院精神科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第一個研究計劃是追蹤過去在日間留院部治療過的青少年，特別是54名自閉症和22名智障青少年的發展情況，結果發現，這些自閉症患者中有一半被關在家裡，需要完全的照顧才能生存。這顯示，當時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和科技研究系統，都未能提供自閉症者及其家庭所需的足夠支持。成立自閉症基金會的歷程於是，宋維村開始在台大精神科成立自閉症照顧團隊，寫文章、演講，介紹國外照顧自閉症的進步做法，同時組織家屬團體向政府陳情，集合有志替自閉症者倡議的家長及各界人士，經三年的努力，在1988年1月24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FACT），同年自閉症被納入《殘障福利法》和《特殊教育法》，台灣自閉症兒童的治療、教育和照顧邁向改善。回憶起創立基金會的原因，宋維村說：「這是一個系統問題，自閉症患者的醫療、教育、職業訓練和就業、福利、社會關係等，乃至於照顧他的家庭，都必須全面關照。只有讓家長們組成自閉症基金會或協會，替自己發聲，才能真正反映出他們的需求。」但要改善自閉症者的系統性問題並非一帆風順。在戒嚴時期，推動這樣的社會變革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宋維村選擇透過立法委員召開公聽會，將自閉症相關議題納入《殘障福利法》，並進一步推動《特殊教育法》的修訂。他以略帶自豪的語氣表示：「我記得很清楚，就是透過立法委員把自閉症放進去殘障福利法，那時精神病還沒有放進去，我們反而把自閉症先放進去。」推動自閉症教育與社會認知宋維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決定將自閉症教育推向校園。他帶著自己編寫的幼兒自閉症的行為與教育矯治小冊子，從屏東、彰化到宜蘭等地巡迴演講，宣導學校老師如何教育自閉症孩子。他還積極通過媒體宣傳。在台大醫學院學生的幫助下，他們在台大醫院新大樓的舊址（當時是教育部）舉行義賣募款活動，引起當時台視、中視及華視三家電視台的關注和報導，宋維村在電視上解釋自閉症是什麼以及如何教育和幫助這些孩子，不僅讓更多人了解了自閉症，也逐漸改變社會對自閉症的認識和態度。基金會的發展初期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宋維村堅持要把大眾募款變成社會活動，募款的同時也讓社會了解自閉症。他說：「我們要把募款變成一個社會運動，讓大家知道什麼是自閉症、自閉症的需要是什麼。」在一次募款活動中，一個小學班級募得了67塊錢，這筆小額捐款代表著孩子們的愛心和對自閉症的關注，讓宋維村感動不已。在臺大醫院服務的義工還組織了一場中山堂演唱會，邀請年輕的校園歌手參加。演唱會的主持人是陶曉清，剛退伍的趙樹海，還有李建復、鄭怡等熱情的支持，成功地將自閉症這三個字推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自閉症並不可怕，也讓社會逐漸認識到自閉症患者的需求。隨著基金會的發展，宋維村的努力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基金會獲得了包括和風獎、社會公益獎等多項榮譽，李登輝總統特別接見該次傑出社會制度提倡獎得獎代表，讚揚他們的工作表現。教育部也頒發了相關獎項，表彰基金會在社會促進類的貢獻。之後，借調高雄凱旋醫院擔任院長、應邀主持雲林天主教若瑟醫院，宋維村心繫基金會，但始終關心而不干預。宋維村說，「當年成立自閉症基金會，邀請徐澄清教授擔任董事長，老師將印章交給我實際執行，也從不干涉會務啊！」1999年，陳永興醫師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邀請宋維村擔任凱旋醫院院長。任職期間，他提升了員工的能力，加強社區的服務，打造凱旋醫院成南台灣最好的精神科醫院，特別是對兒童精神病患的照顧，省去長途跋涉北上求醫的麻煩。在若瑟醫院的奉獻與改革借調期滿，宋維村回到台大。2005年底，若瑟醫院的外國神父年老，希望他去幫忙。宋維村毫不遲疑辦理退休，同意接長，自此每週奔波於台北和虎尾之間。會到若瑟醫院服務，和宋維村是天主教徒有關。自幼在桃園鄉村長大的宋維村，從大學時期開始接觸天主教，但擔心一旦受洗，會對傳統一般信仰的母親造成衝擊，一直到了2000年，他在母親有些微失智的情況下，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才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當時，他的母親說：「你想怎麼樣，就去吧！」宋維村接觸天主教，是在大學參加耕莘文教院辦的山地服務團時，後來的太太邀請他一同參加。服務的區域在新竹尖石那羅的天主堂，他們早上五點多起床，帶著便當，步行一個半小時到那羅(後來改叫錦屏)，下午再走路回來。負責這個專案的是一位美國的張神父，現場幫忙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滿而溢的加拿大修士。「我第一次看到人有這麼大的愛心、完全無私做服務。」宋維村不勝感慨地回憶著，也讓他對天主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宋維村的信仰之路還與妻子相關密切。他們結婚時，宋維村還未受洗，但他的太太一直鼓勵他接觸天主教。宋維村會到若瑟醫院，更是受到醫院兩位神父的感召：一位是來自比利時、負責醫院的松喬院長；一位是來自荷蘭、協助所有庶務及在美國八年募款募藥的畢耀遠。他們都是1954年坐船從進步的西歐來到戰後百廢待舉的台灣，以「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精神，全心全意為雲林鄉親的健康奉獻。宋維村因此自問：「外國神父可以遠從荷蘭、比利時來異鄉建醫院，現在他們老了，難道台灣人不應該把醫院辦下去嗎？」於是他自2005年底受吳終源署理主教董事長鼓勵接下此一重擔，全心全意投入這間有四億多負債的醫院。在六年的任內致力於提供有品質的醫療，並肩負起「作為雲林人的近人」的使命。這六年，既是挑戰重重的旅程，也是充滿感性與承諾的奉獻。當時的若瑟醫院，員工對神父有著強烈的向心力，但對醫院設備陳舊多有抱怨，缺乏現代醫院制度化的運作機制。於是，宋維村開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力執行「護理是醫院的門面、資訊是醫院的神經」的理念，更與同仁逐條討論四百多項醫院評鑑基準，推動ISO認證，成功使醫院在2007年通過新制醫院評鑑區域醫院優等和區域教學醫院的榮譽，2008年全院通過ISO9001-2000國際品質管理認證。施鐵腕開除五名失職醫生他深知改變員工態度的重要性。他說：「成人教育的研究顯示：改變知識最容易、改變技術次之、改變態度最難。」為此，他透過演講、小組討論和讀書會等方式，推廣醫學倫理和醫病溝通，期望以尊重病人自主、提供醫療資訊的方式，建立較平等的醫病溝通模式，同時對急診值班卻未詳實評估病人、沒有做醫療竟虛報健保的不良醫師施以鐵腕，前後「趕走」了五名失職的醫生。在改善醫療品質的同時，宋維村也努力實現「作為雲林人的近人」的願景。他回憶起一次在醫院看照會時，一位小病人的祖母說：「以前我聽說若瑟醫院很差、對病人很不好，這次孫女車禍被送來若瑟，我們一直很不放心。想不到，這兩天下來，醫師仁心仁術，護士親切，完全改變我們的印象。」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宋維村努力的成果，也使他感到無比的欣慰。此外，為了解決原本的財務困境，加上減少健保制度對中小型醫院生存的不利因素，他爭取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的支持，比如亞東醫院派一位婦產科醫師、成大醫院派一位小兒神經科醫師來此支援，衛生署各補助30萬元。當時醫院要好好運作，應該要有70位醫師，但只能夠找到大概57、58位，滿足最小需求（minimumrequirement），還好第一年花很大功夫，在醫院評鑑時優等通過。2007年10月2日松喬神父病逝，享年92歲。在他彌留時，約晚上11點，宋維村跟神父講：「您放心，我會繼續做您還未完成的事。」幾分鐘後，他放心走了。還有畢耀遠神父律己極嚴，絕對不一個人單獨喝酒、吃巧克力，他只喝做彌撒的酒，巧克力也是一樣，全然的自我節制，他的衣服連領子都不讓人家常常洗，他說洗容易壞，如此節儉。「我很佩服他們，也很感動！」宋維村提及這些陳年往事，一時之間為之哽咽，竟說不出話來。引進CST計畫的努力與成果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3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通過精神健康追趕計畫，以縮小精神健康需求和提供服務的差距。在美國自閉症之聲（AutismSpeaks）的努力倡議下，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會中18個國家代表參與討論PST（ParentSkillsTraining）計畫的推廣和實施。自閉症之聲的石副會長（AndyShih），知道宋維村對自閉症的貢獻，邀請他審查PST的九堂課的課程內容，2016年邀請他在台灣推展PST。台灣不是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能參加PST計畫，台灣翻譯修訂的繁體中文版PST教材，不只在台灣使用，也被紐約華人社區使用，宋維村深以此為榮。PST計畫旨在填補全球精神衛生服務的差距，特別是針對自閉症患者及其家庭早期療育的需求未能滿足的差距。PST計畫專注於親職技巧的培訓，PST開始推行後，考慮到自閉症患者的照顧者不限於父母，還包括祖父母或其他照顧者，儘管在台灣仍保留了「親職技巧訓練」的中文名稱，「但英文名稱則從PST更名為CST(照顧者技巧訓練)，更符合實際情況」。儘管台灣並非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國，宋維村還是決定在台灣推展PST計畫。2016年開始翻譯工作，2017年邀請石副會長來台，舉行一場預備會議，並在兩個月後，由石副會長從美國派來3位專家做了為期5天的訓練，培訓了包括宋維村在內的16名督導和主訓導師，正式大力推動PST計畫。宋維村身為訓練的督導，指導了4位主訓導師，2017年在台大醫院和自閉症基金會培訓11位自閉症照顧者。2018年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青少年福利中心、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試辦這項計畫，證明修改的PST計畫在台灣的可行性，之後每年CST計畫擴展到兩個新的縣市的四個單位，到目前為止，已經覆蓋除了屏東、新北市、基隆、南投、金門、馬祖之外的全部地區。截至目前，CST計畫已經訓練了86名訓練師，共同服務了357個家庭。宋維村自豪地指出，這些家庭至少有一個自閉症的孩子，有少數有兩個，甚至有一家有三個，更重要的是，CST計畫的實施改變了台灣早療的模式，促使醫療機構和衛生福利部門更加注重跨單位的合作，整體處理自閉症孩子的行為問題、語言溝通和人際社會互動，既減少了家庭的負擔，提升了治療效果，「相信透過持續的努力，CST計畫將會在台灣帶來更多的改變和希望」。偏遠地區兒童精神科醫師的困境宋維村剛從加拿大回來時，台灣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寥寥無幾，不到十位。隨著時間的推移，兒童精神科醫師的人數雖然增加，但地區分佈卻極不均衡。他最近查閱醫學會的資料時發現，台灣目前有313位考試及格的兒童精神科次專科醫師，其中70%集中在六大都會區。而在新竹以北，包括新竹、桃園、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和宜蘭，則佔了總數的60%。相比之下，花蓮只有9位、台東3位、屏東2位、澎湖3位，這些醫師還不全是全職從事兒童精神科工作的。這種不均衡的分佈，對偏遠地區兒童精神科服務的影響尤為顯著。這些地方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常常在成人和兒童之間分配時間，每週五天中只有一天看兒童病患，既無法滿足當地兒童的需求，服務品質也大打折扣。宋維村感慨地說：「這些兒童精神科醫師都考過專科醫師，能力沒問題，問題在於全民健保。」宋維村詳細解釋健保制度對兒童精神科的負面影響，也對此感到無奈。他說，與內科相比，看一個小兒科病人的時間可能是內科的三倍多，但健保只多付20塊。兒童精神科診所甚至不能收取初診費，這使得看一個小朋友一個小時，醫師只能拿到兩、三百塊錢，根本無法維持生計。許多醫師不得不透過看成人病人來補貼收入，或者將一次應該完成的評估拆成多次進行。「這種健保制度不僅影響了兒童精神科的服務品質，也給醫師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改變健保制度，比如允許兒童精神科醫師收取合理的費用，以保障他們能夠專注於兒童病患的治療，而不是被迫以看成人病人來維持生計。」對年輕醫師的四點建言做為一位資深醫師和自閉症領域的先驅，宋維村對年輕醫師提出四點建議，分別是：抱持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選擇自己喜歡的專科或次專科、面對各種臨床現象勇於提問並努力解決問題，以及以個別化精確評估病人情況，通過討論建立醫生和病家的信任和尊重關係。他語重心長地說：「第一點最重要，就是要有正面的人生態度，要不然，我從一個爸爸媽媽不識字的鄉下農夫孩子，根本不可能來考台北聯合招生，根本不可能變成建中學生，還有住過四個家庭，學會適應各種不一樣的生活。假如我不是正面的人生態度的話，當住院醫師時，有健康的問題，如果就消極了，也不會有後來的我，所以第一個是鼓勵大家要有正面的人生態度。」宋維村的這一生，他碰到很多貴人，也變成很多人的貴人。這不就是所謂「自助人助」的結果、「得道多助」的體現嗎？宋維村WEI-TSUENSOONG,M.D.宋維村醫師，1945年生於桃園觀音鄉，從農家子弟成長為兒童精神科的權威。他是台灣自閉症關懷的先驅，畢業於台大醫學院，後赴加拿大卑詩大學進修，獲得全面的精神科訓練。回台後，擔任台大醫院精神科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任，成立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推動自閉症納入《殘障福利法》和《特殊教育法》。宋醫師致力於提升自閉症教育和社會認知，推動了世界衛生組織的CST計畫，服務了全台數百個家庭。他的卓越貢獻使他成為自閉症兒童及其家庭的重要支持者，推動台灣精神醫療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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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用心傾聽，溫暖陪伴陳乃菁，失智照護不孤單
文／陳雅莉「媽媽失智後，總是很抗拒洗澡！」「失智爺爺很愛『玩』自己的排泄物，還會抓糞塗牆，怎麼辦？」「一天到晚老喊著要找過世多年的媽媽，還吵得要回老家？」「明明失智了，卻超愛錢，甚至幻想我們會侵吞他的錢。」「走路常跌倒，還是乖乖待在家裡比較好。」「如果都不肯吃藥，乾脆去死一死好了！」在老年醫學專家陳乃菁醫師的診間中，經常上演著失智症照顧者訴苦和崩潰的情節。透過患者與家屬間互動的點滴，陳乃菁體悟到「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難處。而照顧的方式百百種，長照路上沒有標準答案。唯有用心傾聽、耐心溝通、尊重包容，才是一帖良方。實習醫師承擔重任就讀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最後兩年，陳乃菁返回高雄故鄉，進入高雄榮民總醫院（簡稱高榮）實習，連續兩年獲得「最佳實習醫師」（BestIntern）肯定。「我發現，我喜歡接觸病人，那時才覺得自己像一個醫生。」陳乃菁憶及那兩年高榮正值實習醫師短缺，加上許多醫師、醫師助理離職，在人力嚴重不足下，反而是她工作盡興又充實的兩年。不論是執行開心手術或內視鏡手術，陳乃菁都是主治醫師的第一助手。她從一個什麼都不會的菜鳥醫師，在很短時間內快速成長與進步。「第一助手原本由總醫師擔任，我只是實習醫師，卻站在第一助手的位置，協助主治醫師完成手術。」陳乃菁坦言，當下覺得自己是承擔重責大任的醫師，不再是只能站在遠處觀察別人怎麼做。高榮實習期間，陳乃菁結識許多好老師，其中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呂聆音，最近剛退休。呂醫師專治紅斑性狼瘡及各種免疫風濕疑難雜症，她曾告訴陳乃菁：「過敏免疫風濕科是門診科，如果你把病人照顧好，他根本就不會住院。」更特別的是，呂聆音還列了一份病人清單，帶領陳乃菁到別科探視病人。陳乃菁好奇地問：「為什麼要到心臟科或腎臟科看病人？」呂聆音答道：「因為我的病人住進心臟科或腎臟科病房，我擔心那科醫師不知道如何調整免疫藥物劑量，我要去幫助病人。」即使現已退休，呂聆音仍持續看診，依然關心病人，絲毫閒不下來。因為對自體免疫疾病病人而言，最了解他的體質，正是長期陪伴他的醫師。這樣的醫病關係也影響了陳乃菁，從神經內科走上老年醫學之路後，與病友及家屬維持緊密的關係。從神經內科走到老年醫學實習結束後，陳乃菁準備選擇專攻的科別。她對神經內科、精神科、家醫科都感興趣。神經內科或精神科處理的疾病，與大腦、情感退化有關。家醫科與神經內科都治療慢性病，但家醫科不會處理如腦中風、巴金森氏症等退化性疾病。「我覺得自己行醫，比較偏向於情感、家庭及支持上的照顧，而非憂鬱症或精神疾病方面的特別照顧。」陳乃菁自我剖析，「我喜歡把病人當成是一個人，有自己的思維、想法，而且值得尊重。」於是，她選擇神經內科，進入高雄長庚醫院執業與接受訓練，再逐漸往高齡照顧、失智照護發展，成為高雄長庚醫院第一位取得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證照的主治醫師。外界以為陳乃菁因家中長輩失智，才專攻老年醫學，其實不然。她的祖父母、外公外婆都很長壽，其中一位甚至活到95歲，才結束美好的一生。「我們家中長輩都健康活到老，生活愉快，而且充滿鬥志。」陳乃菁回憶說，阿嬤活到九十幾歲，仍行動自如，不但去上插花課，還搭遊覽車到處旅遊，讓人覺得她是一個成熟自主、受尊重的大人。陳乃菁以為這是常態，沒想到進入神經內科後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病人活得不快樂，也無法自主決定。曾有一名66歲患者因輕微腦中風而住院，但住院期間無人陪伴，出院時還要經過兒子同意。在醫院遇到一個又一個類似案例，讓陳乃菁逐漸調整自己面對病患及家屬的態度。醫師不只開藥，還要理解人心根據她多年失智照護經驗，醫師不只開藥，當個聆聽者更重要，特別是當患者與家屬各有說法時，更需要耐著性子好好聽、細細想。畢竟，照護長路上沒有所謂標準答案。其實很多時候誰是誰非根本不重要，比起講道理，更重要的是讓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雙方都能安心、舒服，便已足矣。高齡80歲的吳爺爺深受胰臟癌折磨而住院，兒女要求醫師幫忙插上引流管做體外引流，延續父親的生命。隔天陳乃菁到病房，發現吳爺爺自己動手拔除引流管。她問吳爺爺：「要插上引流管，得花好多人力，為什麼要拔掉呢？」吳爺爺沒好氣地說：「這支插管讓我很難受，連睡都睡不好。我活得心滿意足，可以說再見了。可是，他們不讓我死。你知道我的兄弟都得了胰臟癌，他們都六十幾歲就死了。現在輪到我了，我要順其自然地走。」癌末的吳爺爺因癌細胞塞住消化系統，若不插引流管做體外引流，就會引起黃疸，然後慢慢陷入昏迷而死亡。陳乃菁花很多力氣與他的家人溝通，最後他們同意等最後一支管子又塞住時，不再插新的引流管，也不把父親四肢綁在床上，讓他自然善終。「醫師不只是看病，還要善於溝通。」陳乃菁深有所感地說，釐清病人和家屬的意願，讓彼此對人生最後一刻達成共識，並不容易。除了用心傾聽、耐心溝通，醫師還要能理解人心，帶給失智家庭一種安定感。他們需要一個了解病人身體、心理、家庭狀況及家人關係的醫師，協助他們面對人生最後十幾年歲月，即使跌跌撞撞，依然充滿愛與溫暖。自行開業，提供完整照護2017年，陳乃菁懷抱著「從Cure到Care」的理念，從白色象牙塔走入社區失智症照護，再透過居家訪視走進許多病患家庭。累積多年經驗後，她體悟到治療失智症，並非只有藥物可解決。許多失智長者都有肌少症或營養不均衡的問題，但醫院分科很細，神經內科醫師除了開藥外，別無他法。病人若需要復健，只能協助轉掛復健科；若有營養需求，則是安排營養師諮詢。長期下來她的內心難免遺憾，於是在2022年7月正式跳出安全但傳統的大醫院保護傘，走入社區，建立自己的診所——陳乃菁診所。「開業是為了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失智照護理想國』——不只開藥、診斷，也給予失智家庭照護上的建議與支持。這是過去在醫院體系難以做到。」陳乃菁娓娓訴說決定開業的心路歷程。診所裡有物理治療師，若陳乃菁看到病人走路不太穩健，但並非中風或巴金森氏症所引起，而是因肌肉力量不足、缺乏運動，便請物理治療師教導病人運動。陳乃菁也會請病患及家屬加Line，將平時用藥、營養及生活狀況記錄並傳給她，以便回診時可快速掌握病情。若與營養相關的問題，則轉由合作的營養師協助解答。失智長輩除了可獲得較好的諮詢和治療品質外，也能得到全面且完整照護。更特別的是，陳乃菁縮減診間、藥局及收納空間，把診所一半以上空間用來做肌力評估、運動及課程安排。診所裡有各種健身器材，讓長輩候診時邊運動，還安排了精油、手工皂、流動畫、瑜珈、音樂及全腦活化等多種課程，協助訓練長輩的注意力、語言力及反應能力。這些課程不僅可協助長輩訓練肌力和腦力，也能舒緩照顧者的身心，而且治療師還可提供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客製化訓練課程。對失智長輩多理解、多尊重陳乃菁明白照顧者的辛苦，推動失智照護教育時，總不厭其煩地提醒：「最好的失智照護，是好好了解長輩過去的生活，包括他的兒時記憶、職場工作方式和日常生活習性等等。」林奶奶的主要照顧者是她的兒子。透過幫母親洗澡，他發現：「媽媽自小就被原生家庭送人當養女，養父母對年幼的她頗為嚴苛。她說過小時候常被打，還常是脫下衣後狠狠地打。我想她的痛苦記憶一直在腦海中，所以現在每當我要幫忙洗澡，從一開始要幫她脫衣服，我媽媽就會哭喊著說：『我很乖，不要打我啊！』」陳乃菁解釋說，從林奶奶身上，可以得知她排斥的不是洗澡，而是洗澡前被脫衣服的舉動，讓她連結起年幼時被責打的痛苦記憶。這個發現讓照顧者能以更緩和方式幫助林奶奶洗澡，也讓養育5個孩子的陳乃菁更重視孩子們的日常照顧。趙先生的母親失智已走到中重度階段，解便完後總不願把糞便沖下馬桶，甚至會順手拿起糞便，讓他必須與母親爭搶糞便。陳乃菁細問趙奶奶解便的過程，趙奶奶以一種分享祕密的口吻說：「我是在生小孩。」陳乃菁恍然明白這正是古早時生小孩的姿勢。在趙奶奶的生命歷程中，「生孩子」想必是重要大事，致使即便現已失智，仍無法輕易忘懷。因此，陳乃菁建議趙先生：「下次媽媽解便完，別急著跟她搶大便，也別責罵她，順著她的意，安慰她生完孩子辛苦了，請她到一旁休息，等你把新生兒清洗好再抱給她看。」趙先生不但照做，還舉一反三，在廁所裡準備一個小玩偶，一看母親解便完就順手把玩偶遞給她，告訴她這是剛生下來的新生兒。母親抱著玩偶到旁邊哄騙，趙先生也能清理廁所。如此一來，患者安心，照顧者也輕鬆多了。「其實失智照護的核心精神，不外乎多理解、多尊重，將心比心。」陳乃菁強調，家屬看來的問題行為，通常換個方向從患者角度想，就合乎邏輯了。即使失智，依然渴望被愛凡是人都有渴望被愛的需求，不分年齡與性別。陳乃菁的患者王奶奶深愛另一半王爺爺，來看診時總說擔心自己老了，老伴不愛她，所以每天寸步不離王爺爺，甚至半夜睡醒時也忍不住咬一口枕邊人。許多家屬只看見咬人的舉動，誤以為是攻擊性的問題行為，看不見表象下掩藏的是害怕、不安和恐懼失去等情緒。陳乃菁不禁想起大學時期解剖學老師陳建行分享，他曾夢見解剖學教室內的大體老師咬了他一口。他剛被咬到時很驚嚇，可是當看到大體老師咬完後還對他微笑，那一瞬間，他一點都不害怕，感覺到大體老師這一口是在表達親暱，想跟他玩，真是淘氣又可愛呢！如此一想，王奶奶咬老伴一口的舉動也相距不遠，出發點都是基於愛和喜歡。王爺爺的理解與包容，讓家人不忍苛責王奶奶，反而花更多時間陪伴她，讓她感受到自己依然受到家人喜愛，也讓王爺爺得以喘息。經過多日，王奶奶咬過幾次後也就自動停止了。溫暖陪伴，照顧者不孤單照顧父母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能期待相親相愛的電影情節。許多家屬苦惱的是，自己長年負責照顧工作，但有時難免上演「天邊孝子症候群」，遇到偶爾回來的親人下指導棋，提議該如何照顧比較好。對主要照顧者來說，擔起照顧重擔時，不但要犧牲自己的人生夢想，還要盯著失智長輩回診、吃藥、飲食、睡眠、情緒及運動狀況。勞心勞力做這麼多，卻不能奢望藥到病除，頂多只能期待不要退化。「老實說，長照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光靠一個人走，隨時可能有被壓垮的風險。」陳乃菁建議，不如家人間多換位思考，共同分擔照顧工作，讓彼此都能清楚理解照顧的眉角，也讓勞心勞累的主要照顧者能獲得適度的休息。她也提醒，照顧者應先照顧好自己，設定自己能夠付出的底線，千萬別燃燒到身心耗竭。「我常跟他們說，在你的照顧生命歷程中，你一定要設法讓自己快樂。因為你不快樂，身邊的人不快樂，被照顧者也不快樂。」陪伴病人走完最後一哩路照顧年邁父母的最後一關，就是要面對死亡關卡。善終是每一個人的心願，卻是最難達成的目標。畢竟，大多數人仍無法擺脫「拚命救、救到最後一刻，才是孝順」的觀念。陳乃菁居家訪視時，主要是陪伴失智長者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善終不容易，患者和家屬都需要同理與支持，醫病之間的默契及信任度也很重要。」對醫師而言，每天面對生老病死，其中最難的課題是處理死亡。多年來，陳乃菁委婉地勸家屬：「人啊，總有一天要離開人世。告別總是感傷，但要讓人帶著幸福感離開，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許我們可以把死亡當成畢業，如何幫長輩辦好一場畢業典禮，讓他們能歡歡喜喜地畢業。即使分離，仍能帶著愛與溫暖，回憶相處的歲月。」既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過程，陳乃菁期望每個家庭都能盡早談談生死大事，以患者為中心，尊重當事者面對死亡的態度與決策。家屬想通了，好好放過自己，也放過他人，讓人生最後一程多點溫馨。以病人為師，反思自我每個人都會變老。眼前是爸媽、失智長者，但總有一天會輪到自己，屆時要如何迎接老化，希望自己獲得什麼樣的照顧方式？「多虧了和我長年相伴的失智患者和家屬，幫助我理解親子和家庭關係。」陳乃菁珍惜眼前的每一個病人、家庭，看著他們互動、衝突或不快，尤其是中年子女與年老父母的親子關係，讓她不禁思考：自己老了以後要變成這樣嗎？與另一半或兒女的關係也要變成如此嗎？累積多年看診經驗，讓她學會以病人為師，認真經營自己的家庭和親子關係。她對孩子耳提面命：「我老的時候，想要活得像我阿嬤那樣快樂，活得有尊嚴，請你們尊重我的自主權。」盡力盡本分，人生不留遺憾陳乃菁的先生是腎臟科醫師，去年底在醫院看診時，突然心肌梗塞，幸好因人就在醫院，醫療團隊僅花26分鐘打通血管，救回一命。瀕死前他突然領悟到自己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陪伴家人。這讓陳乃菁回想起大學時期司徒惠康老師的一番話。司徒惠康目前擔任國衛院院長，當時他分享自己某次教兒子數學，兒子怎麼學都學不會。他忍不住要破口大罵，卻突然發覺「我在學校教一堆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們常聽不懂我說的話。可是，我竟然有耐心教導他們一、兩個小時，怎麼會沒耐心對待自己的孩子？」司徒惠康提醒陳乃菁，維持正向良好的親子關係，需要時時反思與調整，「明明是我們最親密的人，為什麼卻對他們那麼兇呢？」年輕時的陳乃菁無法體會老師這番話，但經過多年後，她身兼老年醫學專科醫師、失智症診療與照護醫師、診所院長，同時養育5個孩子，於是把一天分成三段，早上看門診，下午開會、演講或居家訪視，晚上照顧與陪伴孩子。「每一段時間我都專注做該做的事，盡力、也盡本分了，我很滿足這樣的生活。」陳乃菁把握每一個當下，認真度過每一天，讓自己的人生不留遺憾，也期許自己成為失智長者與家屬在漫漫長照之路上，一絲溫暖的亮光。陳乃菁NAI-CHINGCHEN,M.D.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自2016年起致力推動失智照護工作，協助培育失智照護人才，關照失智症患者與家屬的照護需求。相信失智照護推動，必須回歸到對社會大眾發聲，因此透過演講、出書、主持電視節目、製作外籍看護工可理解的失智照護手冊、編製國小學童能讀懂的失智照護繪本，努力為失智家庭帶來一線曙光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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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高明見教授的多重角色與貢獻
文／邱文通1939年次的高明見教授，在景美度過了無憂的童年時光。父親後來因生意搬遷至臺北，高明見在南港讀幼稚園和小學，接受了部分日本教育。小學後期，父親轉到繁華的迪化街做生意，本應就讀永樂國民學校的高明見，由於大哥和二哥都在太平國小就讀，便也隨之入學。那時的太平國小僅有男生，體育活動多，尤其是棒球，許多老師都是棒球選手出身。臺灣光復不久，高明見考進成功中學初中部。當時，成功中學是北部臺灣人求學的首選，建中以前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他之後直升成功高中，再以優異成績保送臺灣大學醫學院。大哥學醫，二哥學化工，父親希望他研習法律或政治，「當時臺灣人很少學法政，最終我選擇了醫學院。」高明見娓娓道來。臺大醫學院後的同學都很優秀，都是各地精英，競爭激烈。高明見成績一直不錯，比如有機化學是最困難的科目，許多人要重考，他則不用。各科老師各有長處，對他影響較大的是外科系統的學習。當時的外科主任林天祐是心臟外科權威，還有一位著名的骨科醫師陳漢廷。高明見的成績優異，有優先選擇權，但因林天祐主任的乾兒子要進心臟外科，當時院長邱仕榮希望他選擇將要成立的神經外科。邱院長對高明見說：「你還未婚，可以多花時間在醫院，選擇神經外科吧！」於是，他成了臺大第一任神經外科的總醫師。當時的腦外科，由於儀器診斷不夠精確，手術時間長，又沒有好的降腦壓藥物，死亡率高。高明見未婚，全天待在醫院努力工作，加上表現優異，很快升任主治醫師。適巧林成德醫師剛從美國回來，他成了林成德的助手。當初臺灣的神經外科，以三軍總醫院最好，但隨著臺大醫師們的努力學習、用心鑽研，很快就迎頭趕上了。到東京大學與哈佛大學進修為了精進醫術，高明見申請到東京大學進修顯微手術技術。當時日本對外籍醫師的要求極高，初期只能做動物實驗，無法直接進入臨床。然而，他決心考取日本醫師執照，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日本醫師執照，讓日本教授們大為驚訝。在日本的一年間，正值臺灣退出聯合國，許多同學紛紛出國求學，他那一屆約有一半的人選擇出國。當時，醫院規定嚴格，需要兩位簡任以上的公務人員擔保才能出國並確保歸國。因此，他在東京大學進修一年後便返回臺灣。回國後，他本來對腦膿瘍的研究就有充分的著墨，在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教授稻葉的指導之下，積極完成論文，最終獲得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隨後，他回到臺大醫院。日本教授佐野建議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的麻省總醫院進修，雖然他也只能待一年，但仍爭取到兩年來自庚子賠款的獎學金。在那裡，高明見學到許多先進技術。與他一起受訓的英國醫師認為麻省總醫院的訓練非常嚴格，但他明白自己只有一年時間，必須加快學習腳步，迅速掌握技術。引進雷射技術與內視鏡手術「在麻省總醫院，我學會了三叉神經痛的電燒治療，」高明見自豪地說，「回臺灣後，成為亞洲第一個引進這項技術的醫師。」此外，他當時的指導教授還使用雷射進行手術，於是他也將雷射醫療技術引進臺灣，促進臺灣雷射醫療的發展，因此被譽為「臺灣雷射醫學之父」。在內視鏡手術出現時，高明見用雷射光纖配合內視鏡治療手汗症。過去治療手汗症需要從背面開刀，將胸交感神經切斷，這是難度很大的手術。許多醫生開刀後病人症狀又復發，因為沒找到正確的交感神經。後來，利用雷射光纖，配合內視鏡，可以直接看到胸交感神經，將其截斷。當時內視鏡技術還未普及，負責臺大雷射醫學中心的高明見得以購買到一整套完整的設備，並提供儀器做動物實驗。包括臺大的游憲章、李伯皇，臺北榮總的雷永耀，以及國泰醫院的黃清水等，都是在他的引導下推動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後來，黃清水成為內視鏡手術的頂尖醫生，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據說，以前仁愛醫院一年僅做幾十例的膽囊手術，內視鏡手術普及後，每年可達數百例。過去開膽囊手術需要大切口，現在只需三個小洞，一小時即可完成。」高明見說出了昔今之比。「我開創了三叉神經的電燒治療，也是全臺最早使用這項技術的醫師。」他接著表示，「內視鏡手術剛開始時非常麻煩，內視鏡進去三分鐘就會霧掉。隨著科技進步，內視鏡現在已經有防霧功能，可以持續長久的手術。以前的內視鏡很大很笨重，現在則輕巧許多。」高明見以引進及推廣低侵襲性內視鏡手術為基礎，開創經胸腔鏡手汗症療法，並促進腹腔鏡膽囊切除術的發展，顯著提升了手術品質與成效，為無數病患帶來福音。這些特殊成就讓他成為臺灣醫界的重要人物，這些卓越貢獻使他獲得行政院傑出科技人才獎的高度肯定。當了主治醫師後，高明見無論白天黑夜，總是忙碌於各大醫院。白天在臺大醫院開刀，晚上奔波於馬偕醫院、中興醫院、台安醫院等。由於他從頭到尾親力親為，不必假手於人，所以這些醫院都歡迎並邀他看診、開刀。自1957年保送進入臺大醫學系，到2003年從臺大醫院退休，改當兼任教授，高明見教授的人生大半歲月都奉獻給臺大。他笑言，除了少數時間在日本東京和美國進修外，他幾乎未曾離開過臺大一步。立法委員與考試委員的經歷除了醫生身份，他還擔任過立法委員。原來他的同學、三商行老闆陳河東，與宋楚瑜關係甚好，因這層關係，得以結識當時的新聞局局長宋楚瑜。後來親民黨成立，發現缺乏醫學背景的立法委員參選人，於是將他排入不分區。那次選舉驚險萬分，選票起伏不定，最終還是當選。「那年我64歲，因無法借調，於是提早半年退休，正式進入立法院。」他笑說，立法委員通常九點半、十點才到辦公室，早期在醫院養成早會習慣的他總是九點前就到，久而久之，連警衛都勸他不必這麼早，但高明見依然「擇善固執」。在立法院期間，他推動了幾個重要的法案。首先是通過牙科醫師們推動的廢棄牙冠回收提煉稀有金屬的法案。在此之前已推動多年未果，他作為衛生環保委員會的召委，成功推動這項法案。牙醫師公會感激他的幫助，邀請他擔任顧問。「推動這個法案時，大家都不相信能成功，」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語氣中透著一絲自豪，「但，我們做到了。」另外，還有推動口腔健康法。牙醫師公會希望能儘早通過這項法案，他告訴他們，這個法案不需要花費大量公關費，因為只要對醫生和病人有利，就應該推動。結果在半年內，這項法案順利通過。「這件事後來引發了不少爭議，」他皺著眉頭說，「可能是公關費分配不均，有人檢舉，調查局介入調查，我身為召委，又協助推動，也被約談。」他強調，立法委員的職責是推動對民生有利的法案，不應涉及金錢問題。這場調查持續了一年多才平息。另外，他推動抽煙健康捐也是一項重要成果。他提議每包香煙徵收三塊至五塊錢的健康捐，用來補助健保和貧困家庭的醫療費用。如今已將健康捐增加到每包十五到二十塊錢。高明見也擔任過考試委員。當時，他獲得臺大校友會、牙科醫師公會以及醫師公會全聯會的推薦，順利當上考試委員。考試委員的工作相對於立法院來說，顯得靜態許多。高明見主要負責公務人員和少數專業人員的考試，如醫師、會計師、護理師等。這是臺灣特有的考試制度，國外沒有類似的體系。國外的公務人員考試多由其他單位管理，例如美國的律師考試是由律師公會負責，而臺灣則由考試院管理。這個特殊的制度讓他接觸到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由於高明見有醫學背景，於是，他主要推動的是醫師的臨床技能考試（OSCE）。以前，醫師畢業後只有筆試，臨床技能不一定合格。OSCE強調臨床經驗，涵蓋導尿、換藥和對病人的態度，要求醫生全人對待病人。「這項考試非常重要，能夠確保醫師們具備基本的臨床技能。」他強調，這些考試是使用模擬病人，稱為標準化病人。由於訓練花費高昂，需要準備模擬病人和各種器材，並且有嚴格的評分標準，他協調教育部和衛福部，並與各大醫院合作，共同推動這項制度。並由各大醫院共同分擔經費，每訓練一位醫學生大約需花費五萬台幣，但學生只需繳三千台幣，其餘由政府負擔，教育部和衛福部負擔三成，醫院負擔七成。致力於腦中風的預防與治療隨著退休，高明見不再執刀，並於1999年成立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全心投入腦中風的預防和衛教，倡導早期干預，推廣黃金時間內的血栓溶解劑治療及經動脈取栓術，以有效降低中風患者的致殘率。高明見指出，政府在癌症、慢性病和糖尿病的預防和衛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尤其是乳癌、肝癌、肺癌和大腸癌等。然而，腦中風患者的後遺症尤為嚴重，十個中風患者中，有七個無法重返工作崗位，四個需要依賴輪椅，兩個甚至完全癱瘓，需他人照顧。中風的代價遠超過癌症，理應受到重視。臺灣目前約有一百萬人需要長期照護，其中多數是中風失能失智症患者。政府每年在長照2.0上投入超過五百億台幣，其中七成以上用於中風患者的照護。相比之下，癌症患者多數不需要長期照護，心臟病患者常在突發後迅速去世，而中風患者則需長期照護，需要人力及龐大的醫療費用。預防中風的關鍵在於早期發現高風險族群，及時給予適當治療，降低中風發生的機率和嚴重程度。頸動脈狹窄病變和心律不整的心房顫動是中風的直接主要原因，早期發現這些病變能顯著減少中風風險。現代醫療技術可以有效治療這些病症，例如用藥物治療心房顫動或進行電燒治療，頸動脈狹窄則可以放置支架。通過早期篩檢和適當治療，能減少七到八成的中風風險，減輕病人痛苦和家庭、社會的負擔，也節省國家龐大的醫療資源。他認為，中風的防治比癌症更加緊迫。中風的後果非常嚴重，照護成本高昂。臺灣許多中風患者在家由子女或外勞照顧，實際成本遠高於政府提供的五百億。中風患者需要長期照護，家庭負擔巨大。推動心律不整（心房顫動）和頸動脈狹窄篩檢「若能早期發現並治療，許多中風是可以預防的。」高明見指出，近年來，他在各扶輪社、獅子會、社區和企業機構推動心律不整的心房顫動和頸動脈狹窄的篩檢，去年在全台七十幾個扶輪社推廣，發現扶輪社成員多為企業家，壓力大、應酬多、運動少，心血管疾病風險高。警務人員也是高風險族群，年輕人主要面臨心律不整問題，企業家則多是動脈硬化。「平常的衛教重點是三高控制、運動、飲食和壓力管理，」他解釋道，「現在我們針對高風險族群進行心律不整和頸動脈狹窄的篩檢。早期發現這些問題，治療非常方便且有效，也能大幅減少中風風險。」這幾年來，隨著AI的應用和遠端診療技術的一日千里，心律不整的問題，更方便隨時監控。比如高明見自己也心律不整。「我每天測量20次，如果超過5%的機會，就需要積極治療；如果低於5%，則尚屬於生理範圍。」他進一步解釋，心律不整不易發現，尤其是在情緒激動時，因此篩檢顯得尤為重要。有問題再進一步檢查，一旦確定，可以用藥物或手術治療。現在的治療非常進步，口服抗凝血藥物穩定性高，出血的副作用風險低，原則上，只需半年抽血檢查一次。根據國外的大數據，頸動脈狹窄的病人在五年內未治療的中風機率是一般人的五到十倍，心律不整的心房顫動病人未治療的中風機率也是五倍以上，且中風程度更嚴重，死亡率更高。他們需要先篩檢出中風的高風險群，提前預防和治療，這樣可以大幅減少中風的機會。這些數據和治療效果都非常明顯，因此在社區和各地推動篩檢，讓大家提前發現問題並治療，可大幅減少中風風險。他希望能將這些篩檢列入例行健檢項目，就像量血壓、檢查糖尿病一樣，檢查心律不整和頸動脈狹窄。這個成本不高，但觀念需要普及。「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高風險，但如果能早期發現並適當治療，可以省下大量醫療資源和費用。」他大聲呼籲，公共衛生的預防雖然花費精神和力量，但可以省下更多的醫療費用。他認為，長期以來，醫療系統過於注重治療而忽視預防，這需要改變。在臺大醫院工作五、六十年，主要都是治療已經患病的病人。《黃帝內經》提到「上醫醫未病，中醫醫欲病，下醫醫已病」，現在需要推動預防醫學。他坦言，「這不容易，因為很多人沒有看到立即效果就容易忽視了，但長期來看，可以省下大量的醫療和社會負擔。」辦理全國優秀護理人員表揚此外，從2012年起，他開始連續辦理全國優秀護理人員表揚大會，透過肯定和激勵整個護理團隊，進一步提升了護理照護的品質，造福更多的病人。截至目前，已有超過一千名全國的護理師接受表揚。他深知，醫生固然重要，但護理師的工作更為關鍵，特別是在神經系統疾病的照護上。高明見表示，每年約表揚七十多位至一百五十位護理師，主要是看當年度的經費而定，特別關注偏鄉和離島的護理師。雖然獎金不多，但表揚的意義重大，這些護理師中有許多人已經升職為組長、主任或督導，這些成就令人欣慰。這些護理師的推薦來源於護理師公會全聯會，他們會發公文給各醫院，由院長或護理部主任推薦，再進行審查。經費主要依靠高明見個人的人脈和基金會的支持。他太太以前賺的錢也支持這個活動，他還向企業界的朋友募款，每年大約花費三、四百萬。「雖然費用不低，但能讓護理師得到應有的表揚，這一切都值得。」每屆表揚活動，大約有五到十位特優護理師，他們的故事都十分感人。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有些護理師冒著感染風險，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還臺東某位護理師在偏鄉服務將近二十年，這樣的奉獻精神令人深受感動。「這些護理師是真正的英雄，」高明見深有感觸地說道，「她們在最艱難的時刻仍然堅守崗位，值得所有人的尊敬。」回首高明見教授的生涯，他不僅扮演多重的角色，更有多元的貢獻。那是因為不管在什麼位置、做什麼事情，他始終抱持一本初心的態度全力以赴。高明見MING-CHIENKAO,M.D.,PH.D.高明見教授，臺大醫學院畢業，為臺灣神經外科與雷射醫療的先驅。他曾赴東京大學和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進修，掌握前沿技術，並引進三叉神經痛電燒治療及雷射手術技術，被譽為「臺灣雷射醫學之父」。退休後，他全心投入腦中風防治與衛教，推動早期篩檢和介入，減少中風風險。此外，他也曾擔任立法委員，推動多項重要醫療法案，並舉辦全國優秀護理人員表揚活動，提升護理品質，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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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入於圍棋，出於醫學周德陽觀照全局、洞徹未來
文／邱文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周德陽上了建國中學高中部以後，遇到圍棋四段的老師，自幼就喜歡玩思考性遊戲的他跟著老師學圍棋，愈學愈喜愛，愛到欲罷不能，於是就完全沈迷於圍棋的黑白子世界裡，幾乎是到了「荒廢課業」的地步。「我一度很想成為職業棋士，進日本棋院，後來了解棋院只收14歲以下的院生，只好作罷。」周德陽笑談這段陳年往事，伴隨著一陣陣宏亮的哈哈笑聲。隨著時間的流轉，很快地來到了高三，想到升學在即，他才「幡然醒悟」，開始努力唸書，考進了私立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現今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簡稱北醫）。之所以大學聯考會選擇醫科，是因為父親早逝，辛勤努力工作的母親又罹患心臟病，從小就很會讀書的周德陽希望將來能夠當上醫師，好好照顧家人的健康。周德陽幼時家住台北市大同區，初中及高中都念建中，大學新鮮人的整整一年都在北醫度過，第二年重考，進入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現今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從此展開了他40多年的醫學人生。話題再回到影響周德陽至深的圍棋。圍棋的長與寬各有19條線棋秤，共有361個交叉點，變化多端，厲害的高手大概也只能算出之後的二、三十步，因此棋局永遠超過人能掌控的範圍（如今AI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了，顯現科技的長足進步）。「當年我迷戀圍棋，真的是廢寢而忘食，每天勤於打譜，已經到了能夠覆盤一百多手的程度。」回憶起當年的棋力，周德陽還是些許的得意。覆盤是指對局完畢後，複演該盤棋的記錄，以檢討局中著法的優劣與得失的關鍵，棋手的覆盤力包含了記憶、推理、毅力、耐力和體力等多種能力。一封信牽動周德陽的醫師職涯「後來會去讀陽明醫學院，實在是個意外！」周德陽笑著說，回想當年，有幾位同學嚷嚷說要重考，還吆喝一起去報名，「他們都上補習班，我邊讀北醫邊準備。」後來分發上陽明醫學院，「這不是我重考的第一志願，但因為接到當時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的一封來信，於是我決定到陽明註冊」，也因而改寫他之後的人生。1975年，研究內分泌醫學、原任中原大學校長的韓偉，受聘為陽明醫學院首任院長，首創以公費制度培育醫師的制度──畢業學生必須在偏遠地區服務兩年。就在那一年，陽明醫學院首度招生，韓偉院長在信中談到對年輕醫師的期許，提到台灣有許多「無醫村」需要熱血醫師的服務。周德陽讀著信，當下燃起了一股熊熊的熱情，懷抱著「有為者亦若是」的理想，「幾乎是衝動地進入了陽明醫學院」。在九年院長任內，韓偉以“wearesecondtonone”（我們是首屈一指）來勉勵全校師生，期許每位陽明的學生都具有「陽明精神」──視服務為天職，效法史懷哲的醫德，推動榮譽制度與不吸煙運動，在台灣醫學界獨樹一格。他更以基督徒的精神身體力行，與第一屆的畢業學生組成「陽明十字軍」，在1978年踏出的第一步，是一起到台灣偏遠地區服務，在恆春基督教醫院執行臨床工作半年。45年來，「陽明十字軍」推廣理醫學人文不遺餘力，並曾分別針對癌症、高血壓與糖尿病、精神疾病做衛教工作或家訪篩檢，得到社會的普遍肯定與讚揚，還曾榮獲醫療奉獻獎、大專青年社會服務獎等榮譽。周德陽同樣抱著「病人優先」理念投入偏鄉醫療，畢業後到嘉義榮民醫院服務，挑了神經外科最具挑戰性的領域，除了擅長腦瘤、脊椎手術、中風治療之外，近年則專注於腦癌的治療。他說，因為惡性腦癌治療最困難，癌細胞長得太快且易復發，「我希望能為這些病人多做些什麼。」因緣巧合成了內外兼修的醫師周德陽記得，1984年到嘉榮報到時，院長邊看著他邊皺著眉頭說：「我要內科的，退輔會（榮民醫療體系的上層機關）怎麼會派一位外科的？」但都人已經來了，而且是上層派來的，總不能「駁回」。於是，醫院告訴他洗腎室缺人，要他去報到，就這樣陰錯陽差，他成了嘉榮有史以來第一位正式醫學系出身的外科醫師，而且在嘉榮兩年，還拿了一張腎臟科的專科醫師執照，成了「內外兼修」的醫師。台灣洗腎人口眾多，號稱「世界第一」，擁有腎臟專科醫師的執照很「值錢」，但周德陽的思考很前瞻、樂於挑戰不可能的任務，而且工作起來是「拚命三郎」。1986年，他給自己一個更大的挑戰──從外科跨入神經外科領域。「腦是個未知數，有無限的可能……」。周德陽提起當年的決定，眼神透露著堅毅，「台灣的神經外科才剛起步，但我看到的是無數病人的需求，以及未來醫學發展的想像空間。」他接著說道，腦神經科學和他年少喜歡下的圍棋，在邏輯思維上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下圍棋需要步步為營的縝密思考，舉棋落子間，受到「讀秒」的時間限制，心思細膩且眼明手快，是棋中高手的必勝關鍵，腦外科醫療也是如此。「尤其像是面對動脈瘤的時候，好像是在拆定時炸彈一樣，你只有三分鐘的時間……。」圍棋造就周德陽的全局觀雖說圍棋一度讓周德陽「荒廢」高中學業，卻「養成」了他快速判斷和精準決策的行事風格，更「造就」了他觀照全局的思辨能力與人生觀。喜歡下圍棋的人都很熟悉「金角銀邊銅肚皮」這個棋諺，說明「角」、「邊」和「中央」在重要性上的排列順序，以拿棋子要圍住12目地為例，圍「角」占空所需要的棋子數最少，只需8顆──成本最低且立即的效益最大，圍住「邊」需12顆，次之，圍住「中央」則需18顆，再次之。用在周德陽的身上，如果當初他在嘉榮好好做一個腎臟專科醫師，就好比是占據了「金角」一樣，得到的實際利益最大，但他勇於「棄子取勢」，捨棄容易賺錢的腎臟專科，還從外科跨足神經外科，挑戰難度更高的腦部手術，甚至是個人化的免疫治療、細胞治療等等。這就像《圍棋十訣》裡面所謂的「棄子爭先」──在下棋時，捨棄眼前既有的幾目棋子，先手下更大的棋或圍更大的地。棄子，要求下棋的人要有長遠的目光和全局的觀念，不能只顧一點，要講究互相配合，不計一城一池的得失以換取總體的勝利。這看似簡單的作法卻飽含著豐厚的哲學觀，也體現了比如「先與後、捨與取、局部與全局」等重要的人生觀。開腦手術為病患拚一線生機回到台灣神經外科的發展沿革，1959年施純仁醫師與鄒傳愷醫師協助台北榮民總醫院開設神經外科專科，各醫學院選派實習與住院醫師到三軍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接受神經外科訓練，成為台灣神經外科領域培育的重鎮。1984年王有智接任神經外科主任，也積極培訓人才，1990年借調台中榮總，周德陽成了他的得意門生。周德陽從此開啟了神經外科的視窗，之後許多醫師不敢開的腦部手術，他總是全力以赴為病患拚出一線生機，因而曾被病人讚揚是「救世的菩薩」。1991年，周德陽獲得到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進修的機會，UCSF的神經外科，當時是美國最熱門的科系之一，他在那裡不眠不休地用心學習，不僅在醫療專業上學到一身本領，更以美國教授的敬業態度和認真精神為師：比如早上六點開始查房，教授一定準時出現，門診超過中午，通常只是吃顆糖繼續工作。誠如英特爾公司創辦人、素有「矽谷之父」之號的已故安迪‧葛洛夫（AndrewS.Grove）所說：「唯偏執狂得以倖存！」受到UCSF教授的薰染和啟發。周德陽對於醫療工作的熱情，也已經到了近乎「偏執」的狀態。四十多年來，每天工作平均15小時，好比在台中榮總的12年期間，他開刀或門診之後，馬上鑽進實驗室，然後就忘記了時間，「出來後發現外面已空無一人，我常常是最後關燈的人。」2005年4月在美國紐奧良「全美神經外科年會」會場，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數千位受邀醫師坐滿會場。周德陽是大會論文的發表人之一，在此之前，獲此殊榮的台灣前輩僅有三位。那一天，全場醫師分享了他「內視鏡腦血塊取出術」成就。此一創新手術讓腦部傷口從15公分改良到3公分，比傳統手術足足縮小5倍，手術後遺症大幅減少，造福了數百位年齡從21歲到85歲的出血性腦中風患者。出血性腦中風約佔中風患者的四分之一，但致死和致殘比例各高達三分之一，換句說說，手術後，平均每三個病患中就有一人死亡、一人有殘障的後遺症，僅有一人能夠恢復正常。傳統開腦取出血塊的手術，即使救人性命，但是傷口長達15公分，又必須全身麻醉，對那些上了年紀或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比較不適合。傳統內視鏡手術需在手術部位打三個洞，但周德陽的「內視鏡腦血塊取出術」，為了讓內視鏡等器械進入腦部，特別研發出直徑僅0.6公分的管套，套管在靠近腦部表面時，可撕開，像釘爪般固定，讓內視鏡器材進入，再以吸取的方式取出血塊，僅需一個3公分的傷口，即可迅速將壓到腦神經的血塊清理乾淨，患者不必剃光頭，無法全身麻醉的患者也可以在接受局部麻醉後手術，傷口小，對腦部的破壞也少，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比傳統手術更是大幅的減少。接掌中國附醫全方位施展抱負2009年8月1日，周德陽就任中國附醫院長。為能迅速了解各科室的業務，他利用科部門例會檢討的機會，一一與各科部同仁見面晤談，配合各科別，有時運用7點的晨會，有時找中午的時間，有些則安排在黃昏，因科制宜，長達一個月的見面溝通會議，讓每一位同仁都能充分表達意見，同時也能感受到新院長的用心和理念，進而建立全院的共識，全方位推廣院務，全力塑造中國附醫的特色。如果說周德陽是匹千里馬，那麼中國附醫董事長蔡長海就是伯樂。2001年，蔡長海榮任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以來，秉持求好求真的態度，以果斷明快的決策風格，時而動之以情、時而喻之以理的領導技巧，在一張一弛之間，大開大闔推動中國附醫的變革與擴張，打造出兼具高效率和高品質的醫學中心。「董事長以其卓越的領導力，吸引許許多多優秀的醫師到中國附醫服務，並激勵他們共同為理想打拚。」周德陽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如此推崇蔡長海董事長。周德陽認為，經營醫院的核心在於人才和專業，提升服務品質是運營醫院最基本的要求，至於醫院最終表現優劣的決勝關鍵，則在於專業程度的高低。隨著醫療科技的一日千里、機械材料的日新月異，優秀的醫師一定要兼具創造性和理想性，前者在醫學專業上能夠時時精進，後者在醫治病人時能夠刻刻以人為本。自從周德陽就任院長以來，就一直配合蔡長海董事長擘劃的宏圖大略與發展藍圖，一步一腳印地深耕精耘，版圖與日俱增、規模逐年擴大，目前在台灣僅次於長庚醫療體系，而且具體建樹頗多，舉其犖犖大者，包括：◇2009年，引進全球第一台640切斷層掃描儀，在於速度超快及大範圍掃描，以彌補64切的不足。◇2010年，通過美國JCI國際醫療評鑑認證、獲評為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2010年，經營陽光精神科醫院。◇2012年，通過高齡友善醫院認證。◇2013年，榮獲醫院評鑑優等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正式營運。◇2017年，榮獲國際醫療典範獎「團體獎」；負責的南投信義鄉雙龍部落日托中心揭牌；癌症中心大樓與急重症中心大樓開幕啟用，住院容量增為2,111床。◇2018年，榮獲外交之友貢獻獎；通過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TTQS）金牌；通過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MedicalAccreditationCouncil）評鑑；，榮獲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智慧醫療標章」；藥劑部、護理部、教學部、內科部腎臟科、資訊室、醫療品質部等團隊榮獲國家醫療品質獎；內科部、藥劑部等醫療團隊榮獲國家醫療品質獎「銅獎」；新竹附設醫院開幕。◇2019年，與微軟進行LOI交換。◇2020年，通過「穆斯林友善環境認證」。◇2022年，取得臺中市立老人復健綜合醫院BOT經營權，預計2025年完工啟用。◇2023年，與台灣微軟聯手共創「智海系統──生成式語音智慧醫療」；榮獲Newsweek評比「2024世界最佳智慧醫院」臺灣前二強；榮獲《哈佛商業評論》「數位轉型鼎革獎」數位轉型領袖等三項大獎；與GoogleCloud合作建構全方位「AI輔助醫師（AI-assistedPhysician）」；「眼耳鼻喉科醫學中心大樓」啟用。◇2024年，榮獲美國醫療資訊暨管理系統協會（HealthcareInformationandManagementSystemsSociety，簡稱為HIMSS）全球智慧醫院前三強。從「問應手」談棋道管理學前面提到蔡長海董事長在管理上的一張一弛，讓周德陽聯想到圍棋的「問應手」──試探對方應對的著手，亦即當棋局陷入膠著階段時，有時候棋手會暫時離開眼前的戰場，到棋盤的另一處著上一手，看看對手會如何因應，是一種把局面搞得複雜化的戰術，同時也具有消耗對手思考時間、增加心理壓力的效果。「問應手」應用在人際溝通、商業談判上，也是一種開放式、具有創意的技巧。事實上，一般人熟知的《圍棋十訣》：不得貪勝、入界宜緩、攻彼顧我、棄子爭先、舍小就大、逢危須棄、慎勿輕速、動須相應、彼強自保和勢孤取和，應用在商業經營、行政管理，乃至於兵戎戰場之上，都有其相對應的重要意涵與對策。在台灣，有不少卓越的企業家是圍棋的高手，像前矽品科技董事長林文伯、前聯華電子董事長曹興誠、中環董事長翁明顯，以及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等，而且棋如其人，比如：曹興誠棋風有霸氣、翁明顯愛打游擊戰、林文伯以全局為重。周德陽的棋道則是「隨機應變、觀照全局」這八個字。因為隨機應變，應用在行政管理上，他不會固執己見，若有更好的意見，他可以即時接納並予以修正；因為觀照全局，他在下重大決策之前，會先審時度勢，沙盤推演出最好和最壞的情況及其因應的利弊得失，同時在想好目標和退場機制之後全力以赴。此外，周德陽的圍棋全局觀也具體應用在醫學專業上，不僅「內外兼修」，還廣泛涉獵基礎醫學和生物科技，包括：參與主持國家級的臨床卓越研究中心，大力推動AI在醫療上的多元應用、腦癌疫苗的創新與研發，以及免疫細胞療法的鑽研與推陳出新，在在都著力甚深、貢獻卓越。回首前塵，自從周德陽上大學之後，早已棄圍棋從醫學，但那黑白子的種子早已銘刻入心，至今如影隨行，仍然深深地影響他的醫學視野與人文情懷！周德陽DER-YANGCHO,M.D.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台灣神經外科專家，被譽為腦科治療的先鋒。他的醫學生涯始於國立陽明醫學院，並曾於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深造，專攻神經外科，帶回創新的醫療技術與典範。醫學之路上，周德陽的人生充滿轉折。高中時期對圍棋的痴迷，這段經歷磨練了他的全局觀和決策能力。他的圍棋經歷不僅讓他在醫學領域中能快速做出精確判斷，更培養了他面對複雜手術時冷靜與精準的心理素質。作為院長，周德陽不僅專注於醫療技術的革新，更推動醫院文化的建設。他重視醫德與榮譽制度，並致力於提高醫院整體服務品質。在他的領導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進行了多項國際認證，並積極推廣智慧醫療與人文關懷。透過全方位的專業深耕與創新應用，周德陽不僅是醫學界的佼佼者，更是一位深具影響力的醫療領袖，持續為台灣醫療事業貢獻己力，致力於提升偏鄉與全國的醫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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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屢敗屢戰，勇往前行 范綱維，吹奏國際橋牌金曲
橋牌精采鬥智，引人入勝，牌桌上上演一幕幕的邏輯推理、洞察分析以及團隊精神。熱愛橋牌者多為「有智之士」，像是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熱衷打橋牌，92歲高齡仍征戰國內外，對戰股神巴菲特、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而在以西方人為主流的橋牌世界裡，台灣選手的實力卻不容小覷。2023年杭州亞運橋藝混合團體由范綱維擔任台灣代表隊隊長，帶領妻子蔡博雅以及隊友陳冠瑄、蘇皓沂、劉名謙、吳資麟，以196：185.77力挫地主中國隊，奪下金牌。范綱維正職為耳鼻喉科醫師，和太太蔡博雅已經連續兩屆參加亞運賽。2018年夫妻倆在雅加達拿到混合雙人賽銀牌，時隔5年終於摘金。「我不是天之驕子，我只是堅持、專注、用嚴謹的態度，勇往前行。」屢逢困境，堅持到底「義無反顧，不輕言放棄」可能是范綱維回首過去這20餘年橋藝之路的最佳寫照。「曾經年度大賽我們打到10名之外，有時團隊連續一年都打不出好的成績。這些若發生在其他隊伍，有可能就灰心放棄了，但我們還是屢敗屢戰。」2021年是范綱維夫妻人生最痛苦的一年。首先，以亞運為目標共同努力了2年的隊友，其中一對搭檔在選拔前夕出現紛爭，幾經波折後選擇拆夥。於是，曾一起奮戰的隊友突然變成了競爭對手。禍不單行，太太蔡博雅更在隊伍崩裂的時間點流產，迎面而來的打擊一個接一個。「流產後很憂鬱，每天就是哭，都不知道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很佩服他一個人把這些都扛下來，要承擔隊友分裂，還要面對我的負面情緒。」蔡博雅說，為了重振旗鼓專心備戰亞運，夫妻倆決定暫緩生兒育女這件事。2023年杭州亞運，團隊在9月25日晚間抵達選手村，9月27日開賽後就要連打10天，因此全隊小心翼翼，出入公共場合都全程戴口罩，但到了第4天，還是發生隊友發燒、重感冒的狀況。隊員們個個身心俱疲，必須要克服昏沉上場。第5天半夜蔡博雅更是全身起了紅疹，癢醒後幾乎整夜沒睡，隔天一早全身紅腫脹，左眼整個睜不開。「我緊急請求團本部的隊醫協助幫她打針，也自備口服藥物給她，她當天就要上場比賽……已經打到預賽循環的最後一天了，好不容易克服了全隊重感冒的劣勢，她又因為壓力、或吃了什麼不新鮮的食物出狀況。」一連串的突發事件，讓身為隊長的范綱維心急如焚，但他仍強自保持鎮定，不斷鼓勵大家。「都熬過那麼多困境走到這裡了，我們也只能堅持到底！」亞運奪金，4圈後驚險逆轉10天的比賽中，范綱維、蔡博雅夫妻擔任主力pair。比賽全程總共32圈，倆夫妻就上場打了29圈，幾乎從頭到尾都沒有休息，不論是預賽雙循環、四強賽、決賽，隊伍成績一路維持領先。但到了決賽第4圈，蔡博雅犯了一個錯誤，原本處於優勢的他們反被對手超前。范綱維回憶：「她做出錯誤的防禦路線，迫使我必須讓莊家多吃一墩牌，就這樣被對方超前。」中午休息時范綱維和太太回到休息室拉起窗簾討論，外人卻誤以為他們是在吵架。對橋牌選手來說，52張牌早已深印腦海，牌桌上犯錯1分鐘內馬上會知道，剛打完的牌局，選手多半會趁空檔馬上在腦海裡覆盤，有沒有出錯牌？有沒有幫到隊友？馬上見分曉。「我一拿出牌，他馬上知道我錯了。」蔡博雅說：「他對我很嚴格，所以也很失望，覺得我怎麼會犯下這個失誤？我們夫妻只會要求彼此，隊友的失誤從來不會提。如果那牌我沒有失誤，那一圈本來可以贏的。」從一路領先到突然落後，肩負著國家榮譽，任誰都會感到壓力如山大。「很多人，包括媒體都把焦點放在我們吵架。但準確來講，我們必須把握時間進行有效溝通，重振士氣，只是聲音大了一點。」范綱維解釋。同樣的情景在2018年也發生過，那是蔡博雅第一次打國際亞運賽，緊張得魂都飛了，休息時范綱維把她叫出來劈頭一句：「妳在幹什麼？在緊張什麼？都已經打到第8天了，再緊張我們都要被淘汰，明天不用打就直接回家了，你想回家嗎？」當頭棒喝後，蔡博雅當機的腦袋才終於重新啟動。果然，午休後的第五圈開始，兩人逐漸逆轉了落後的局勢，甚至開始順利超前。選手們在長天期的國際賽事承受著極大壓力，比的不僅是技術面，也是體力和抗壓性的考驗，搭擋在賽況不樂觀時，自然會採取不同的態度與溝通策略，但目的都是恢復最佳狀況。「有時候這樣溝通，把壞情緒釋放掉，壓力一解脫，腦袋馬上就清醒了。」決賽共有6圈，前3圈台灣隊一路領先。第4圈被對手反超，以30：39落敗。第5圈，他們又以38：17痛宰對手，再度超前。最後的決勝圈，范綱維察覺到對手的心情波動很大。「開局後對方出現一牌重大誤會，錯失滿貫，對彼此不滿的心情都寫在臉上，當時我心裡就有勝利奪牌的預感。」當比賽結束，台灣隊勇奪金牌，眾人當下歡聲雷動，想起一路走來經歷的苦澀，范綱維強忍住內心的激動，直到走出會場才淚流滿面。蔡博雅則說：「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希望用這面充滿血與淚的金牌，弔念我無緣的孩子。」橋藝、醫學雙修，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自幼就絕頂聰明的范綱維，父親是小兒科醫師，經營自己的診所，母親婚前也從事醫學相關行業，大概是耳濡目染，讓他從小就對醫學感興趣。從小就是學霸，范綱維自謙運氣不錯，自己從不費心考試。念建中時發現同學都上暑期先修班，超前進度，范綱維不想去，便和母親約定，如果第一次期中考能考到班上前五名就不逼他補習，最後他考了全校第一名。學霸當然也有馬前失蹄的時候。「大學指考選完答案後我一度自我懷疑……因為模擬考時都是第一大題單選題，第二大題是複選題。結果那次物理，第一大題和第二大題都是單選題……。」沒進入台大醫學系曾經是他很大的挫折，但進入長庚醫學系，反而開啟不一樣的人生。「現在回頭看看就覺得，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大一新生迎新時，范綱維的直屬學長沒有出現。登記社團時，他想加入橋藝社，因為他對所有動腦的智力競技都很有興趣，平常也常下圍棋、象棋和西洋棋。念建中時，班上的教室放學後就是橋藝社的活動場地，偶爾他會留下來看大家打牌，有時也一起打，所以興起參加橋藝社的念頭。沒有人發傳單，他幾乎找不到橋藝社，好不容易找到小小的社團後走進去：「請問怎麼報名？」一位學長遞出了張紙條簡略地說：「寫上姓名、系別、學號，開學後星期二過來。」把資料交出去後學長一看高聲回道：「咦，14號？你是我學弟喔！」沒想到迎新時沒見到的直屬學長，好巧不巧卻在橋藝社遇見了。「後來我才知道，我們整個家族都是橋藝社成員，第一屆社長比我大二屆，是創社社長。第二屆社長14號，比我大一屆。我是第三屆社長，也是14號，我們就是一個橋藝家族。」大一正式接觸橋牌，大三就當選青年國手。有一次一群人坐巴士要去參加新竹市長盃，有位共同的朋友說：「這位是學生組剛出來打橋牌的女選手，大家年紀相近，要不要認識一下？」范綱維瞥了蔡博雅一眼板著臉道：「我不是來玩的。」意思是「不用幫我介紹女生，我沒興趣，我是來比賽的。」結果那場比賽蔡博雅拿了冠軍，范綱維一轉態度，虛心求教：「之前那個女生可不可以介紹認識一下……」就這樣，他們從大五藉由橋牌認識，一路無話不談，成了最心有靈犀的夫妻檔。確定取得亞運參賽資格後，蔡博雅的身分不僅是范綱維的太太、搭擋、選手、還成了團隊經理，打點隊裡大小事。舉凡隊伍聚餐、團購、訓練、線上練習，只要是能凝聚團隊力，讓隊友融入彼此的事情，她都樂於付出。而張羅出國比賽的行前準備、設計比賽服裝、跟國訓中心要求人力支援、跟教練提出行前需求、跟奧會協商選手村住宿的安排……只要對提升團隊戰力有幫助，她樣樣都來。他們在比賽期間還有一個特殊儀式來提振士氣。「前一天的晚餐我們會吃隔天要比賽國家的食物，比如隔天要打印尼，當天晚上我們就吃印尼泡麵、打韓國就吃韓國泡菜、打日本就吃日本料理……我們就是要吃掉對方！」在輕鬆大笑中凝聚的小樂趣，也能化解比賽緊張氛圍，增添隊友信心。打橋牌要嚴謹，與醫學相輔相成范綱維對橋牌的癡狂，並沒有因為住院醫師的忙碌生活而減退。「比賽大部分都在假日，我就要跟人換班。為了換假日班，有時還要拿比較好的班換比較累的班，或拿兩個班跟人家換一個班。」5年的住院醫師訓練結束後，要面對專科醫師證照考試這個重大關卡，而耳鼻喉科的考試正好與年度四大賽之一的竹塹盃撞期。「我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五，早上我先搭高鐵到新竹參加橋牌比賽，晚上再趕回台北準備考試，隔天上午筆試、下午口試。」考完後他等到放榜，確認自己拿到專科醫師執照後，火速與同梯戰友們拍了張合照，又飛奔到捷運轉高鐵再搭計程車繼續參加後續的比賽，他對橋牌的熱情可見一斑。「住院醫師訓練這幾年，對我打橋牌其實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觀察力。」范綱維說，耳鼻喉科兼備內外科的特色，要透過病人細微的不同症狀去分析、診斷出病因，另一方面也要進行手術，是一個要兼具手巧與心細的科別，「老師對我們的要求也因此相當嚴格。」第二個是體力與專注力。跟其他外科晨會後才查房不同，耳鼻喉科在七點半前就要提早完成查房、換藥、寫病歷、開order，之後才開晨會。「開完會8點半直接進開刀房，常常一站就是8小時，頭頸癌的刀甚至要站10小時，5年下來體力有很大的進步，跟橋牌一打7、8個小時，要一直維持很高的專注度一樣。」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幫助則是「嚴謹的態度」。「我們看待每一個細節都很嚴謹，有一次我幫病人移除鼻胃管，因為不熟練，取出鼻胃管時稍微濺出了一點痰液，一出病房就被主治醫師訓斥。」即便只是一個簡單的小動作，但要如何快速取出、減輕病人不適、保護好自己，同時不讓病人感到不被尊重，卻是非常重要的。「魔鬼藏在細節中，跟打橋牌一樣，許多錯誤都是透過不斷鑽研來避免的。」「橋牌很重檢討，這就是進步的方式。」張忠謀打完牌之後會跟團隊分析檢討，范氏夫妻手機裡更有一個共享相簿，裡面甚至幫錯誤「檢傷分類」——第一類「急診檢傷區」、第二類「加護病房區」、第三類「宣告不治區」，兩人保存每一次的細節與改善的約定，經常複習。許多人不了解，為什麼橋牌選手們即使成績不錯、或處於領先時，打完牌出來為什麼都還是面色凝重，「那是因為我們希望每一張牌都滴水不漏，絕對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磨練腦力最佳選擇，AI至今無法超越在歐美，打橋牌是屬於紳士、高級社交的智力競技遊戲，屬於一種榮譽競技，與金錢沒有任何瓜葛，正式比賽場合也多是歐美參賽選手較強勢，亞洲參賽者並非主流。「橋牌沒有絕對完美，只有相對完美。」無法被預測，就是其獨特的魅力所在。在棋盤上，不論是圍棋、象棋或西洋棋，只要有足夠的算力，所有的情勢都能被預測得一清二楚。「但橋牌是每個人只看到一半的牌，隨著局勢逐漸獲得資訊，被隱藏的地方還牽涉到心理戰，玩家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建構策略，狀況隨時會逆轉，機率一直在變化，是目前AI電腦還演算不出來的。」巴菲特甚至曾說：「橋牌是如此絕妙的遊戲，如果要我坐牢，有三個獄友是好牌搭子，我就不介意。」范綱維則認為，打橋牌是最好的腦力鍛鍊方法，無時無刻都在面對新的狀況，隨時衡量損益、進行計算，能夠促進大腦發育，活化腦部細胞，「最明顯的就是增強記憶、提高專注力。」而橋牌以兩人為一組，不是一位優秀選手一支獨秀就能掌控全局，與同伴溝通十分重要。注重邏輯、推理、心思敏捷、有耐心，需具備合作精神，其實這些都是「成功者特質」，再加上策略、戰術、概率，提高了解決難題的能力，這也是成功企業家都喜歡玩橋牌的原因。「張忠謀90幾歲都還在打，我們與張忠謀先生過招時都戰戰兢兢，雙方有輸有贏。他的牌搭子來歷都不小，包括亞洲橋王黃光輝、中國橋牌女子世界冠軍王文霏等等，每回應戰都是一場硬仗。」「橋牌使我們成為更出色的人，面對生活中或工作上的複雜狀況，都能用科學思考的方法，對問題進行評估與處理。」用一輩子，走向世界第一范綱維說，橋牌是一輩子的遊戲，任何年齡開始都不嫌晚。「圍棋頂尖好手，一定要從小訓練，巔峰期大概就在20到25歲；橋牌卻可以打一輩子，還需要夥伴一起應變合作。」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代表台灣參加亞運混合團體橋牌的金牌隊員，大多都是業餘選手。「我從醫學系學生打到出社會，中間從來沒有中斷過，就連當兵時都堅持參加比賽。」打牌不止不賺錢，多半還要自費出去比賽，范綱維可說是業餘選手中最熱血奮進的一位。全憑興趣成了頂尖，范綱維夫妻完成了亞運金牌的階段性目標，努力多年的付出終於看到成果，可以預見這對橋牌界的神鵰俠侶將繼續朝著世界盃冠軍的目標前進。他眼神炯炯：「或許是天生不甘平庸，我從小就有個志向，希望在某個領域走到世界第一。」接下來除了做好醫師本分，他更期待亞運能連續三屆納入橋藝，讓其晉升為常設正式項目，這對橋藝的發展和普及推廣有極大幫助。他甚至希望未來有一天，奧運也能將橋牌也納入，「這應該是所有橋牌人共同的夢想了吧！」他笑著說。范綱維KANG-WEIFAN,M.D.耳鼻喉科醫師，同時也是台灣橋牌國手，曾獲杭州亞運混合組金牌、雅加達亞運混合組雙人賽銀牌。大學加入橋牌社起就與橋藝結下不解之緣，大三就成為青年國手代表台灣出賽，甚至於耳鼻喉專科證照考試期間來回奔波於考場與賽場，雙雙取得佳績。醫師訓練中的邏輯思考與追求細節的能力，也大大加強橋牌桌上對局勢的掌握與判斷，助其在世界舞台上屢獲佳績。與妻子蔡博雅組成搭擋，為橋牌界知名的「橋牌俠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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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認真看病，用心看人 黃瑞仁，以愛展開醫者新旅程
有一句廣告詞是這樣說的：「我是當了爸爸以後，才學會如何當爸爸的。」對輔大醫院院長黃瑞仁來說，他是上了醫學系以後，才知道自己適合當醫師，而且服務得越久，越發覺得自己太愛這個工作了，「因為醫師，可以直接幫助到人。」台灣的醫療分工現在越來越細，訓練出來的醫師常常只看到「那個病」，沒有看到「這個人」。幸運的是，黃瑞仁在讀台大醫學系四年級時，就從一位病人身上學習到什麼是全人醫療──不僅認真看了「那個病」，更用心看到「這個人」。一張鼓勵卡片，堅定行醫之路台大醫學系大四有一門課叫做「醫學病歷寫作」，要學生們練習用英文寫病歷。三小時的課程中，前兩個小時到病房一對一訪談病人，包括診斷、治療過程等，最後一個小時書寫病歷，每個禮拜周而復始。有一天，黃瑞仁被分配到一位50多歲、癌症末期的媽媽，他循例先問病況，談完之後無話可說，只好開始閒聊，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宗教信仰，碰巧兩人剛好都是基督徒。她對黃瑞仁說：「過沒有多久，我就要回天家，回到上帝身邊。」因為上帝的帶領，她對死亡顯得達觀，但仍放心不下的，就是她那三個還在念小學、中學的孩子，擔心沒有媽媽的他們將來該如何成長？「我也只能用有限的話語跟她鼓勵，沒辦法給出什麼具體的建議。」黃瑞仁接著說，兩個禮拜後他收到這位母親寫給他的一張卡片，「就是這張卡片，堅定了我這一生行醫的選擇。」「黃醫師，你是我在這個整個醫療過程中碰到最有愛心、最好的醫師。」卡片裡的每一個字，都重重敲擊著黃瑞仁的心。「我只是個醫學生，沒有醫師執照，根本就不是醫師。那個課程要我跟她聊兩個小時，聊到最後無話可聊，只好東扯西扯。我不會診斷病人、不會開刀、不會化療，我什麼都不會，但病人的卻認為我是最好的醫生。」於是黃瑞仁就想，醫學這個行業真的不錯，你什麼都不會，人家就說你是最厲害的。如果你還會有某個技藝可以幫助到病人，加上這樣的精神，那不就是perfect了嗎？假設你會開刀，開刀的過程也給病人這樣的感受，那不就是病人所期待的好醫生的樣貌嗎？慈愛母親的生命教育「我個性裡有強烈服務人的動機，應該很適合學醫這一條路。」這位母親教了黃瑞仁習醫的第一堂課──「醫師要時時刻刻懷抱著強烈服務人的動機。」而黃瑞仁的母親，則教了他行醫的第二堂課──「醫者要有視病如親的素養，更要有敬畏上帝的情懷。」她時常叮嚀：「阿仁啊！你有機會當醫生，不只是要幫助到病人，而且要從內心裡面真的關心你的病人。」母親從病人的角度不斷地提醒。「我母親就是用她的生命教育，在教我如何當一個醫生，就是care（真心關懷）這個字。」不僅如此，母親還要黃瑞仁學習、學會敬畏上帝，並保持謙卑：「阿仁，你成績這麼好喔，千萬不要驕傲。你必須要有智慧、要有能力、要有健康，將來才能夠服務人，你的智慧、能力跟身體健康，這些都是上帝給你的，你千萬不能驕傲啊！」七年級當實習醫師的第二個禮拜，黃瑞仁的母親被診斷罹患胃癌，經過三年的奮鬥，還是回到了天家。母親一開始在嘉義檢查，當時只有兩位醫師會做胃鏡，也沒有病理科醫師判讀檢體，只好送到台北病理中心（當年位於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化驗。心急的黃瑞仁特地跑到仁愛醫院情商搶先看到病理報告，但報告裡顯微鏡下的癌細胞圖像就像戒指環一樣，讓黃瑞仁如墮冰窖。「我看到很多顆戒指環細胞，心裡就有數，母親得到的是惡性度最高的胃腺癌……」之後他緊接著安排母親在台大醫院接受手術治療，還有連串的化學治療，之後又卵巢腫瘤開刀……。母親生病的這段期間，不管是陪伴就醫還是母子兩人之間的相處，都對他的職涯及生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以人為本的醫者之道、台大醫院雲林分院12年的深耕經營，更包括讓他一輩子受用無窮的愛與智慧。「我在大二時認識我太太，她念台大中文系。我們在畢業後當兵前訂婚，計畫兩年後8月30日退伍後的9月28日教師節結婚，但母親在我退伍當月的8月2日就回天家了，沒辦法看到我退伍、當住院醫師，當然沒辦法看到我結婚。」談到母親，黃瑞仁不禁哽咽，他也因此更體會到生命的無常。「從那時候起到現在，我記取善用每一天，只有把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才能夠不斷地讓組織成長、讓病人受到好的照顧，這是母親給我最深刻、最重要的生命教育。」不論是病歷寫作課程時遇到的那位母親，抑或是自己的母親，她們在人生的最後，放心不下的都是自己最親愛的孩子，兩幕場景一直烙印在黃瑞仁的心中，她們都用自己生命在教導黃瑞仁：「對我的病人、我的同仁，都要時時以關心關懷為念」。書香之家與基督教的雙重薰陶當年黃瑞仁結婚的日子訂在教師節，是因為爸爸是小學校長，媽媽是小學老師。後來，太太拿到中文博士，也在大學教書，黃瑞仁一家是實至名歸的教育之家。「大家都知道奮起湖便當吧？」黃瑞仁總是如此介紹自己小時候長大的地方，就在嘉義奮起湖旁的交力坪。交力坪位於阿里山林業鐵路的中高線附近，海拔在1400公尺上下，常有雲海出現，風景優美，現在還保有懷舊氣息。山上有所仁壽國小（1998年裁併），黃瑞仁的爸爸在26歲就被派任到此當校長，直到65歲退休前，輪流擔任不同小學的校長。外祖父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也是台南神學院的老師，受到外祖父與母親的影響，黃瑞仁從小就受洗為基督徒。母親懷黃瑞仁時在台南神學院，所以台南神學院成了黃瑞仁的出生地。後來跟爸爸住校長宿舍五年半，在交力坪成長、讀幼稚園、念以棒球聞名的垂楊國小、蘭潭國中、嘉義高中，在嘉義市住了12.5年，搬到嘉義以後，媽媽在垂楊國小當老師，等於父母都是教育界人士，直到18歲考上台大醫學系他才離開嘉義。在如此的教育與宗教背景長大，黃瑞仁的年少歲月都過得很單純。比較深刻的是，他功課特別的好，不僅第一名考上省立嘉義高中，還是台大醫學系的年度榜首。同一句「太可惜」，不同時間的不同詮釋為什麼會考醫學系？「因為成績好才考醫學系的！」黃瑞仁笑著說。受台大機械工程學系教授的二舅影響，高二時他原本要選甲組念工科，但有一天嘉中的老師跟他說：「你成績這麼好，不念醫，太可惜！」跟爸爸、媽媽討論，他們開明地讓孩子自己決定，後來他才改丙組攻醫科。「我從來沒有立志學醫，老實說只是因為成績剛好夠。」老師這個「太可惜」，代表一個社會普遍的價值觀。黃瑞仁說，後來他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擔任副院長時，台大總院林芳郁院長指派他到台灣大學管理學院上EMBA，同學們討論互動，彼此之間越來越熟，大家無話不談。有一天一位同學跟他說：「黃瑞仁，以你的個性和能力，如果來我們業界的話，你的年薪可能是現在當醫生的十倍以上，你會不會覺得當醫生太可惜了？」再次聽到「太可惜」，黃瑞仁這次則肯定地回答是：「不會！不會！我覺得我當醫生，個性很適合，因為可以幫助人，所以不會太可惜啦！」黃瑞仁回想，走上醫學之路以來，從念醫學系，正式當醫師，到任職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雲林分院，乃至於現在的輔大醫院，從診間的看病醫人到做醫院的行政管理，不論是對一位病人、一個單位、一個組織，甚至是整個醫院，「盡心用愛去做好每一次的服務，是我的中心信仰，或者說是我這個人存在的價值。」雲林分院深耕12年，成就他人與自我就是這個「存在的價值感」，讓黃瑞仁有機會並同意到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服務，前後12年，將這片醫療沙漠用心澆灌為縱橫阡陌的良田，成就了雲林高品質醫療網。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的前身是省立雲林醫院，期間經歷了1999年7月1日精省改制為行政院衛生署雲林醫院、2001年7月台大醫院團隊進駐，於2004年4月1日完成改制，原於虎尾籌設的雲林分院則規劃為雲林分院虎尾院區，2005年7月14日動土，2007年9月啟用。2004年8月，林芳郁教授接任台大醫院總院院長。林芳郁教授是心臟外科，高黃瑞仁十屆，兩人幾乎是老師跟學生的關係，而且林芳郁教授的病人要手術，常要黃瑞仁做心導管檢查，兩人可謂亦師亦友。他深知黃瑞仁的人格特質、對病人的態度，就打電話問他：「雲林縣連一台心導管都沒有，所有心肌梗塞的病患都要往北往南外送，死在路上的不計其數，台大醫院要讓雲林鄉親感受到我們有誠意，要趕快把心臟血管中心建立起來，你要不要考慮到雲林分院擔任副院長，兼任心臟血管醫學中心主任？」當時台大醫院的政策是，所有住院醫師必須到分院服務至少兩年，結束後才能夠回台北升等主治醫師，雖然罵聲不斷，但制度上必須如此，否則誰要去醫療資源不足的地方服務？那時黃瑞仁是副教授，準備升等為教授，他原本心想：「現在總院院長要我去，能不去嗎？」但林芳郁講了一段讓黃瑞仁終生難忘的話：「你回去跟太太討論，能或不能夠去，都沒有關係，我都支持，因為你很認真努力，請你慎重考慮。」回家後，黃瑞仁馬上跟太太討論。那時兒子念小學五年級，女兒是幼稚園大班，小孩子的接送是最大的困難，還好太太在和平東路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擔任副教授，時間比較彈性，可以接送孩子，加上岳父岳母都住嘉義市，所以太太就說：「雲林、嘉義等於是我們的故鄉，你回去幫助故鄉的人，我也支持啦！」「如果拿分數來形容，把當時台大醫院的心臟醫療資源當作100分，嘉義縣市大概是60分，那雲林基本上就是0分了。」黃瑞仁想起當年母親就醫檢查，會做胃鏡的醫師就只有兩位，如今聽到雲林沒有心導管的設施，心肌梗塞都要外送，而自己有機會把制度和團隊建立起來，回去幫忙故鄉的聲音慢慢在內心浮現，而且愈來愈強烈。最重要的是，他跟太太都是基督徒，信仰更堅定了他去的決心。太太還說：「你成為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去日本又去美國進修，勤學醫術專業，想要醫療傳道，現在就當作一個實現醫療傳道的機會，等建立好制度以後，兩年就能回台北了。」締造門診心導管零死亡率紀錄兩年任期屆滿，時任雲林分院院長的黃世傑教授說雲林分院剛改制不久，制度還不是很好，人員還不穩定……，結果他副院長一做就是6年。後來再回去接任院長一職，又做了6年，前後12年，黃瑞仁不僅為雲林分院奠定厚實的發展基礎，也締造了無數的傲人紀錄。以心血管中心為例，在副院長這六年期間，雲林分院心導管做了4000多例、心臟手術370幾例，心肌梗塞150幾例。其中心導管的4000多例中，黃瑞仁就執行了2000多例，因為除了他比較資深外，其餘的成員都是剛升任一、二年的主治醫師，所以病人通常都掛他的門診，更創下了零死亡率的耀眼成績。在地處偏鄉的雲林，黃瑞仁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引進人才。在某次台大總院的會議上，醫學院前院長陳定信教授詢問總院及各分院的院長：「在你服務的單位，最困難的是什麼事？」黃瑞仁直言，雲林分院最困難就是醫師人才的取得、留任跟培養。雲林在濁水溪以南，台北人相對不熟悉，所以講城市魅力，是它的最大弱項，而這正是醫療人才難覓的主要關鍵。在院長的六年期間，黃瑞仁不斷努力地創造醫院的魅力，打造雲林分院幸福感、光榮感和價值感的「三感文化」，希望透過這樣的文化，為雲林取得、留任跟培養醫學人才。現在雲林分院的主治醫師約235位，對比最低時期的35位有了接近7倍的驚人成長，其中雲林人差不多10位，這表示很多醫師都是「新住民」，且留在雲林超過5年的幾乎占了60%以上，這些人就有機會把這裡當作他們行醫的扎根落腳處。用心營造育才愛才留才的環境為了營造一個「育才、愛才、留才」的環境，黃瑞仁設計了優質的進修制度，鼓勵來分院服務的主治醫師第一年就報考博士班，考上了可予以留職留薪兩年，第三年還可以留職停薪，每個月給相當不錯的生活費，條件是：只要在雲林分院維持一次門診，且不用值班，主要目的是維持他們與病人的互動關係及對醫療的敏感度。以去年8月1日為例，到雲林分院服務的主治醫師有35位，回台北的只有8位，顯然已大大翻轉雲林分院對新進主治醫師的吸引力，尤其是台大訓練的醫師。此外，為了創造雲林分院的幸福感、光榮感和價值感，六年前開始推薦主治醫師爭取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結果第一年就高分通過，緊接著第二、三年都有分院同仁入選。到了第三年，教育部長潘文忠對黃瑞仁說：「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很少有單位可以連莊的，你們單位連續三年都有同仁入選，已經打破教育部的記錄，非常不簡單，而且你們送來的申請資料，所有評審委員看了都很肯定、非常感動。」事實上，從2018年起，雲林分院已經連續6年都有同仁獲選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依序是：徐士哲主任、陳崇裕醫務特助、洪壽宏主任、林綺英主任、楊豐榮醫務特助，以及張惠琇醫師，可以說已寫下了空前且可能是絕後的紀錄。黃瑞仁的卓越表現，也為他贏得了實至名歸的榮光，包括：2021年中小企業總經理類「第39屆國家傑出經理人獎」、2022年衛生福利部傑出公務人員三等專業獎章及第32屆醫療奉獻獎。道法術兼備，再一次邁開醫者的新旅程2022年7月底，黃瑞仁從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的院長任期屆滿返回總院，2023年8月1日接任輔大醫院院長。對打造輔大醫院成為「全人照護、社會關懷、世界一流的天主教大學醫院」，他成竹在胸、充滿信心，因為除了擁有豐富的醫管經驗和宏大的國際視野之外，黃瑞仁還將以「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為道、百年樹人的教育理念為法、鑽研精湛的醫學專業為術」，展開另一段新的醫者旅程。黃瑞仁JUEY-JENHWANG,M.D.,Ph.D.台灣心導管專家，現為輔大醫院院長。曾於台大雲林分院擔任副院長、院長共12年，被稱為「雲林史懷哲」，並獲第32屆醫療奉獻獎。成長於嘉義，黃瑞仁憑著優秀的成績考上台大醫科。受母親影響信仰基督，天生有股強烈服務人的熱忱，認為自己從醫再適合不過，收到林芳郁教授的邀請後毅然赴雲林服務前後共計12年，從無到有建立起雲林縝密的醫療網絡。2023年8月接任輔大醫院院長後，致力打造將其打造為「全人照護、社會關懷、世界一流的天主教大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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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9 焦點.醫學有故事
從「換手」到「變臉」 郭耀仁，奇幻的「醫」想世界
1990年美國科幻電影《支離人》（BodyParts）的手臂移植場景，以及1997電影《變臉》（Face/Off）的驚悚情節，至今仍令影迷難以忘懷；但這些虛構的醫療技術，卻分別在1998年及2005年成為現實，由法國相繼完成世界首例的手臂及臉部移植手術。當時還是整形外科小醫師郭耀仁，就像追星般對換手、變臉手術產生憧憬，開始鑽研深奧的移植醫學。「這一切如夢似幻，人類不斷在挑戰極限，化不可能為可能。」勇敢築夢的郭耀仁就像個魔術師，不但具備「換手」的本領，也擁有「變臉」的技能，至今已完成三例手部移植手術，創下台灣移植醫療的里程碑。2024年3月中旬台灣外科醫學會議將於高雄醫學大學舉行，身為大會主任委員的他，積極建構海內外外科醫師的交流平台，希望台灣優異的醫療水準，被世界看見。書畫奠定醫學人文路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外科教授兼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副院長的郭耀仁，開啟國內對手臂及臉移植的研究與先機，可緣自他的醫學養成。1965年出生於以紅豆聞名的屏東縣萬丹鄉，父母親分別是大學與國小教師；現年近90歲的父親郭新財是國立屏東農專（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退休教授，在校時教食品化學及生物化學，38歲就升上教授，在50年前純樸務農的萬丹廈南村郭家莊轟動一時。郭家雙親生養的4名兒女，全都是醫師；郭耀仁排行老二，上有一名哥哥，下有二名妹妹，除大哥是牙醫師、大嫂是藥師外，其他三人及其另一半都是醫學系畢業。每逢年節全家聚會，滿屋子的醫師包括外科、小兒科、復健科、眼科及腎臟科，彷彿在開世界醫學高峰會議，話題總離不開健康與醫療。郭耀仁說，父母並沒有刻意栽培子女從醫，小時候甚至因為頑皮被媽媽送去學書法及國畫。他也學出興趣，柳公權、顏真卿、歐陽詢及張猛龍魏碑等四大楷書名家、隸書、行書都有臨摩學習。另外梅蘭竹菊、花鳥及山水畫也多有涉獵，還參加過屏東縣政府、南部七縣市、全國美展及企業界所舉辦的書法比賽，多次獲得大賽首獎殊榮。雖然長大後沒報考藝專成為藝術家，但郭耀仁認為書畫的薰陶對他日後從醫耐心傾聽病人心聲，以及手術穩定度都有很大的助益。出國進修或參加醫學會時，遇見對仰慕中華文化的知名外國學者，郭耀仁也時常揮毫贈送小作墨寶，成了最佳的國民文化交流。「教授家裡什麼都有，禮輕情意反而重，他們把這些承載文化的書畫視若瑰寶裱框懸掛。」他笑著說。彌補父親遺憾，立志當「超級醫師」郭耀仁和兄妹都從醫，多少受到父親影響。他說，小時候父親除大學教書兼課，幫阿公數甲農地耕作外，假日常帶著他們兄妹到學校寫作業玩耍，看著父親和同儕專注做實驗的精神，四個小蘿蔔頭耳濡目染，也慢慢從父親身上學知識、長經驗。郭耀仁說，雖然父親年輕時成績極佳，但家中務農，因經濟因素無法栽培他念醫科，因此常耿耿於懷。加上自己年幼時期常患感冒看醫生，讓他對醫師更加景仰，於是立志長大後要當個「超級醫師」。走上醫學之路，也算是彌補父親的遺憾。國中畢業後，郭耀仁考上台北師大附中，隨著哥哥北漂，忍受異鄉求學的孤寂。當時沒有高鐵，逢年過節台鐵火車一票難求，他常從台北一路站到屏東，體會遊子返鄉的艱辛。大學如願考上中國醫藥學院（今中國醫藥大學），課餘他悠遊於學校社團活動，包括土風舞社及書畫社等，並持續拜師學藝競逐大專及中部地區的書畫比賽，屢屢得獎甚至奪冠，打破向來由師專學生獲獎的傳統。大學生活多采多姿的郭耀仁，擔任系班代及參與系學會運作。青春沒有留白，也修了「戀愛學分」，認識了學妹林千微，彼此因著相同的志向與興趣，相知相惜，進而十年長跑結為連理、攜手同行。林千微現為小兒科醫師，夫唱婦隨，為杏林佳偶。名師傳承，打下顯微重建堅實基礎醫學院實習期間，郭耀仁在林口長庚醫院跟著外科名醫張昭雄、陳敏夫、鄭隆賓等人拉勾學習，對他們霸氣神乎其技的刀法深感佩服，而對外科產生濃厚的興趣，並高分錄取林口長庚外科。之後因緣際會通過高考，分發到有「小台大」之稱的省立桃園醫院（今部立桃園醫院），並輪訓到台大醫院當一般外科住院醫師，向時任桃園醫院外科主任林水龍教授、王文彥主任、廖廣義院長，以及台大李伯皇、朱樹勳、林芳郁等教授學習外科技巧，耳濡目染日漸成熟。當時還是菜鳥住院醫師的郭耀仁，原本想在習得一技之長後，回屏東老家當個小鎮醫師，為社區鄉親服務，實踐童年的濟世夢想。當時對整形外科仍一知半解，但他萬萬沒想到往後的發展是走進學術巨塔，深入研究尖端的移植醫學，成為斐聲國際的移植專家。郭耀仁謙虛地說，他的外科之路一直有貴人相助，在省桃時受台大整形外科教授湯月碧常來開刀並指導研讀顏面解剖教科書，慢慢對整形外科產生興趣。之後在恩師林水龍鼓勵下，當時業已有鮭魚返鄉打算，以第一名申請進入高雄長庚醫院整形外科受訓，並到林口長庚輪訓。住院醫師期間先後獲得曹賜斌、鄭勝峯、江原正、葉明中、陳添興、劉奕添、陳宏基及魏福全等前輩醫師的傾囊相授，醫術與學術得以不斷精進，才成就了現在的自己。他深知要當個頂尖的外科醫師，除了名師的醍醐灌頂外，自身的努力更為重要。在長庚當住院醫師時，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當時沒有工時限制，常因值班手術通宵達旦整夜未闔眼，白天再繼續開刀，連續36小時沒休息亦稀鬆平常。他常以醫院為家，睡在值班室的時間比宿舍還長，「值班室的被窩都被我睡出一個人的形狀。」當時高雄工安事故、交通意外頻繁，醫院收治了大量病患，郭耀仁總是站第一線搶救病人，不但從中練就了顯微手術的好刀法，更將臨床累積的點滴經驗寫出了許多知名期刊論文，成為當年長庚整外體系最早晉升教授的一員，也奠定了他在顯微重建手術的扎實基礎。早年詐領保險金案件盛行，曾有一名嘉義菜販自砍手臂送醫，斷臂尋找很久才在草叢中找到。雖然缺氧時間很久，但郭耀仁依然迅速以顯微手術將手臂成功接合。他仔細研判斷肢情況與X光後，直覺認為案情不單純，於是扮演起「福爾摩斯」的角色，協助檢警調查，最後判決出爐後還上了新聞版面。接連幾天緊追新聞的記者有次跟郭耀仁打趣說：「你的領帶這兩天都沒換喔。」其實是因為他開刀到天亮繼續上班，根本還沒回家。縫合病患家庭，堅定異體移植夢想1997年郭耀仁升任主治醫師，同年考上長庚大學研究所博士班，師承恩師國際免疫學專家楊崑德教授及鄭勝峯教授，成為高雄長庚創所第一位博士畢業的醫師。他所發表的論文，陸續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上，也在整形重建外科領域逐漸打響了知名度；2003年榮獲美國外科學院（AmericanCollegeofSurgeons）國際學者獎（InternationalGuestScholarship），是該學院成立37年來第一位獲獎的台灣醫師，2005年應邀成為美國外科學院院士，為台灣當時最年輕獲此榮銜的院士。郭耀仁的專長在頭頸腫瘤顯微重建、手外科肢體重建，乳房重建、蟹足腫疤痕治療、及糖尿病足慢性傷口治療、複合異體移植等。臨床近30年特別專注頭頸癌及肢體重建，迄今顯微相關手術超過5,000人次，拯救了許多家庭。曾有病情嚴重的病患與家屬在求診時說，神明擲筊指示找他顯微重建救治才能活命，郭耀仁姑且信之，後來的確九死一生拚搏度過難關。還有一名乩童出身的病人，因下肢嚴重外傷需要截肢，起駕浮現郭耀仁為貴人，就在神明加持下經10小時斷肢再接及加護病房救治穩定，再顯微皮瓣重建及植皮手術後，平安出院，繼續服務信徒眾生，讓這位講求科學的醫師感到不可思議。長期在頭頸重建手術技術精進，並研發不少皮瓣及重建術式，郭耀仁和其團隊2011年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SNQ）銀獎殊榮，代表為「亞洲第一」的水準。近年更以《以階梯皮瓣及迴旋刀輔助重建口腔癌術後唇頰變形》作品榮獲第18屆國家新創獎及第19屆國家新創精進獎肯定，並已獲多國專利及廠商承接，將來可運用嘉惠更多病患。對於嚴重外傷、先天性異常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顏面及肢體重大缺損，顯微重建手術的設備與技術雖已臻成熟，但美觀及功能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最好的方法是用同樣的組織，修補同樣的缺損。」郭耀仁說，複合組織異體移植因而成了他一生追逐的夢想。好還要更好，鑽研肢體與臉部移植1998、1999年法國及美國先後完成全球首例及第二例異體手臂移植，激發郭耀仁探索移植醫學的好奇心與想像力，他於2004至2005年間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福全的推薦下前往美國移植醫學重鎮——匹茲堡大學整形外科做博士後研究，向曾為美國大兵完成雙臂移植、名揚國際的華裔美籍教授李為平拜師，學習複合性異體組織的移植醫學。除了基礎研究以外，他在美國進行了超過40隻手臂的大體解剖，把豐碩的研究成果與經驗帶回台灣，並持續投入動物免疫移植的研究，招兵買馬籌組臨床團隊。剛學成回國時人力經費不足，除了用小老鼠研究以外，想進行人體實驗前還要先進行大動物移植演練並觀察肢體的存活率。他因此開始養豬，還買了動物解剖書進行研究，甚至手術後假日常需自己穿上雨鞋，清掃豬糞避免傷口感染，久而久之也和豬隻培養出感情。身為醫療團隊靈魂人物的郭耀仁，帶領整形外科、口腔外科、復健科、感染科、麻醉科、腎臟內科及精神科等30多名團隊精英，除以黑豬、白豬進行動物實驗，甚至從國外進口新鮮大體、以及赴花蓮慈濟醫院大體模擬試驗中心，共演練過近50具大體肢體及臉部移植手術，3D影像模擬手術，不斷累積了實戰經驗並在國際發表成果。「其實豬還蠻聰明的，看到熟悉面孔搖尾巴。」有時候他還會因為豬吃了免疫抑制劑不想吃飼料，擔心到睡不著。回想起那段研究的日子，實在是百感交集，「我太太說那段時間我身上都有豬味，真的不折不扣成為獸醫了！」異體移植，獲國際最高榮耀2007年郭耀仁因移植研究榮獲第四屆世界顯微重建學會（WSRM）研究論文首獎，綻露頭角，為台灣整外第一次在大型國際會議研究獲獎者。2009年又摘下國際外科醫學總會（ICS）特優論文獎，2009年那一年他升任高雄長庚醫院外科部長，隔年晉升長庚大學教授。任內無論醫療服務、臨床、教學、基礎研究及論文發表質與量，均突飛猛進。2010年獲得美國顯微重建外科醫學會（AmericanSocietyforReconstructiveMicrosurgery）最高榮譽「高帝那（GodinaLecture）」獎座，此獎項每年全球僅遴選一位傑出顯微外科醫師，至世界各國巡迴演講。郭耀仁是繼前林口長庚教授鄭明輝之後，台灣第二位醫師獲此殊榮者，迄今再也沒有台灣醫師獲獎，建立起他的國際學術聲望。他利用此次機會遍訪歐美世界知名移植中心，親眼目睹手臂及臉部移植病患，那一刻心中燃起有為者亦若是的使命感。2011年郭耀仁的學術成就再度攀上高峰，獲得美國移植年會（2011AmericanTransplantCongress）青年學者獎，2014年再取得AAS美國外科學術學院（AssociationforAcademicSurgery）國際客座教授獎，成為整形外科界的常勝軍。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準備，2014年9月郭耀仁在高雄長庚醫院為一名獨臂30年的中年男子完成異體手臂移植，創下國際複合組織異體移植學會（ISVCA）認可亞洲第一例的紀錄。患者在術後2年，新的左手就已能打繩結、洗碗及騎單車，復原狀況很好，成為四肢健全的正常人。當病患訴說當年因貼補家用打工失去手臂，經移植手術成功出院回家時，病患媽媽感動泛淚的畫面至今仍盤旋在他腦海裡。2015年郭耀仁轉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服務，隔年完成東亞首例高位手臂異體移植手術，將台灣異體移植水平推上國際舞台。郭耀仁說，目前全球已完成100多例手部移植，很多患者存活超過15年，這項異體移植的突破性發展，讓許多殘疾人士重燃生機。2019年底高醫手移植團隊再度成功執行一例手臂異體移植。受贈手臂者是名中年男子，因工作時左手不慎被棉花機捲入而遭截肢，等了2年多才獲得手臂捐贈機會，當時在法國開會的郭耀仁接到緊急電話，認為機不可失，隔空視訊指導，委由曾執行鱷魚咬斷臂接合手術的骨科醫師、現為大同醫院院長的傅尹志教授主刀及林高田、張智豪等醫師協助，團隊經過12個小時手術及全方位照顧後康復出院。他和團隊也建立起革命情感。超級醫師，帶台灣站上世界舞台除臨床服務外，行醫近30年的郭耀仁，也熱衷於偏鄉服務，秉持高醫的傳統，「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足跡遍及高雄桃源區拉芙蘭、那瑪夏、台東縣蘭嶼及大武鄉衛生所救護站等地支援，還曾遇過飛機無法起降的氣候，仍毅然搭船前往當地醫療服務，令當地醫護和居民敬佩。2015年更帶隊前往南太平洋索羅門群島義診近三週，除一般診療給藥外，更在極簡易手術設備下，進行許多外傷手術縫合清創和摘除巨大腫瘤，「像回到十八般武藝皆通的醫師」，期間還巧遇產婦急產，緊急協助接生嬰兒，後來嬰兒父親竟以他的英文名字為嬰兒取名，以紀念台灣的醫療協助。2020年獲得高雄醫界崇高榮譽「高杏獎」。那一年郭耀仁還獲得美國杜克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醫學院（Duke-NUSMedicalSchool）合聘教授，是台灣第一位獲此教職者，並當選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會全球唯一的國際理事AmericanSocietyofPlasticSurgeons（ASPS）；2021年再獲美國史丹佛大學公布為2020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迄今為高醫外科體系唯一連續3年獲選學者，如願成為他童年的「超級醫師」夢想。然而，這位超級醫師並不自滿，他要挑戰更高難度的臉部移植手術。他多次前往臉部成功移植的法國及美國參訪，心中強烈的使命感不斷激發他：「不能讓台灣在世界顯微醫學頂峰中缺席！」郭耀仁說，自2005年世界首例變臉手術實施迄今，全球共完成約40個成功案例，患者有槍傷、燒燙傷、神經纖維瘤等，5年存活率達80%以上，臉部外觀與術前原貌相似度達8、9成。高醫在2018年底首獲衛福部通過人體試驗核可後，對外徵求志願臨床試驗者，希望幫助毀容者經由臉部移植手術，重拾接近正常的容顏。惟臉部移植手術困難度極高，病人術後可能產生敗血症感染、排斥等併發症風險外，還牽涉到家庭、人際關係和社會倫理問題等，以及國內器官捐贈意願不高。「至今諮詢的病人不少，特別是頭頸癌切除顏面變形病患，但經過嚴謹的評估，癌症病患因術後免疫抑制劑易引起癌復發，並不合適，加上台灣槍傷或車禍嚴重顏面外傷案例不多，目前尚無適合手術的案例」。言語中有些許惆悵，但郭耀仁仍堅持不放棄。大師風範，FromGoodtoGreat「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郭耀仁移植之路深受恩師祖魏福全的教誨、提攜與親承。這位曾是郭耀仁曾經心中高不可攀的「巨人」，是台灣唯一榮膺院士的外科醫師，向來治學嚴謹，實事求是，對於學生的要求近乎苛求挑剔。郭耀仁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國顯微重建學會「高帝那講座」特別演獎前，郭耀仁自認英語流利，但魏福全覺得還不夠到味，特別派專人訓練他，如何精準表達論文的精髓，連「嗯嗯啊啊…」的口語贅字都要去除，以掌握有限的演講時間。他和魏福全下榻同一飯店房間，恩師耳提面命：「你不單代表個人，也代表長庚及台灣」，睡前魏福全要求他反覆練習，隔天一大早又把他叫醒，不看講稿演講給他聽，再三演練力求盡善盡美。40分鐘演講會後獲得許多掌聲。「GoodtoGreat（從優秀到卓越）絕非易事」，也締造他日後國際學會與大師平起平坐地位。對魏院士嚴以治學的態度及提攜更加敬佩！對於論文內容魏福全更是字斟句酌、仔細修改。郭耀仁說，在出國飛機上，多數人閉目養神時，魏院士卻是開著小燈認真審閱學生的論文，讓身為學生的他自愧不如，「成功不是偶然，羅馬不是一天造成」。郭耀仁深刻體悟到成功的背後，必定是辛勤的付出和努力的汗水。從魏福全身上，他看到了大師的行誼與風範。追求夢想，勇敢前行2023年8月接任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副院長的郭耀仁，一天的行程，除了看診、手術、會議、教學、研究等外，又多了醫院管理重任，生活步調總是分秒必爭、忙碌不堪。但勇敢築夢，仍保有赤子之心的他，不忘力求蛻變、傳承經驗，也有世界各國的年輕醫師前來學習，郭耀仁從不藏私，總是傾盡其所有指導學生。「科學研究迷人之處，就在於人類追求夢想成真」，自認愛作夢的郭耀仁笑說，夢想可讓自己有不斷前進的力量，因站在夢想前端永遠是挑戰。器官移植之父史塔哲（ThomasStarzl）曾說：「醫學的歷史，通常是昨日認為不可思議的，今日也很難達成的，只要堅持理想不斷努力，明日往往成為常規。」在尖端複合組織移植重建這條醫學路上，固然佈滿荊棘、充滿坎坷，但只要目標明確，郭耀仁會勇敢、執著地一直走下去。郭耀仁YUR-RENKUO,M.D.,Ph.D.顯微頭頸重建、肢體重建、複合異體移植國際知名專家。現為高雄醫學大學外科教授，兼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副院長。年輕時曾學習國畫與書法，奠定人文基礎。踏上醫學路後受魏福全院士等大師引領，立下「複合組織異體移植」的夢想，逐漸在國際整形外科領域嶄露頭角，於2014年率領團隊完成台灣首例、也是國際認可亞洲第一例手臂移植手術。堅定的夢想，讓他於移植重建這條路上披荊斬棘，目前也積極演練臉部移植技術，期望為顏面部嚴重缺損患者重建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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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8 焦點.元氣新聞
俄羅斯疑鼠疫死亡事件傳出第2例 疾管署：持續加強發燒篩檢
俄羅斯驚爆實驗室人員疑似感染鼠疫死亡且傳出第2例，為嚴密掌握國際疫情狀況，疾管署已於本月6日透過我國國際衛生條例（IHR）對口單位，函詢世界衛生組織（WHO）以查證相關疫情資訊。目前仍加強邊境發燒篩檢等檢疫措施，並針對俄羅斯轉機乘客詢問旅遊史，同時觀察美國、歐盟對於公衛事件態度。疾管署表示，國際媒體報導俄羅斯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州（Irkutsk）鼠疫防治研究所，於今年10月2日報告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並於6日傳出新增第二例疑似鼠疫死亡病例。WHO已於7日正式回復，根據WHO提供資訊，俄羅斯當局6日向WHO說明，伊爾庫茨克州近期並無報告任何鼠疫病例。針對該州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員工罹患嚴重肺炎事件，該國已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並啟動相關預防與控制措施，所有接觸者皆已匡列並接受檢查，目前均未檢出高威脅病原體。WHO表示，因相關案件資訊不完整，現階段不足以對本事件是否對公眾構成潛在風險得出實證結論，需保持謹慎並進行動態風險評估。WHO秘書長也於6日公開發表聲明，正式要求俄羅斯當局釐清首例嚴重肺炎確切病因，及導致官方實施大規模公衛措施致病原，並針對媒體報導第二案不明原因肺炎資訊提出具體說明。WHO將持續與俄羅斯當局保持聯繫，積極查證媒體報導內容真實性。疾管署發言人林明誠說，目前已加強邊境發燒篩檢等檢疫措施，持續針對有至俄羅斯轉機乘客詢問旅遊史，同時國內已建置相關檢驗量能並建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對於不明肺炎相關病原仍在觀察，相關治療藥物也為國內臨床醫療常備且供應穩定抗生素藥物，可供確診治療與暴露後預防性投藥之用，請民眾勿過度恐慌。疾管署指出，我國自1953年後未再出現鼠疫病例。另依據WHO統計資料顯示，2019至2025年間全球累計10國曾報告3860例鼠疫疑似病例，其中2646例為確定病例，並造成423例死亡，疑似病例致死率11%。全球約98%的確定病例報告於剛果民主共和國及馬達加斯加；鄰近國家如中國報告19例確定病例，蒙古報告17例確定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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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4 寵物.寵物故事
認養老毛孩還是小毛孩？被犬貓幼萌照收服前 先問自己適合跟誰「當室友」
貓派-成貓個性穩定可能更適合忙碌的你「想養貓，當然要從小養才會親！」這可能是不少準飼主的迷思。「拼圖喵中途之家」創辦人燒賣陳人祥表示，幼貓確實可愛、黏人，也能讓飼主充分感受「被需要」，但照顧難度也比想像中高。反而個性、生活習慣已趨穩定的成貓或中高齡貓，對工作忙碌的現代人而言，才是更適合的「室友」。領養前，先評估自己的生活型態與節奏。燒賣建議，領養前不妨先問自己5個問題：1.每天能否固定撥出時間照顧？2.工作與生活作息是否穩定？3.能否負擔長期飼料、用品及醫療支出？4.身邊是否有家人、朋友能在必要時協助？5.如果毛孩個性不如預期，仍願意照顧牠一輩子嗎？如果工作忙碌、作息固定但陪伴時間有限，又是第一次養貓，成貓或中高齡貓可能更合適。燒賣說，貓咪在進入成年後，個性、生活習慣及健康狀況相對容易掌握，也不像幼貓需要頻繁陪玩，「比較像室友，你回家牠跟你打招呼，你忙你的，牠也可以做自己的事。」對有工作、社交及家庭生活的飼主而言，彼此相處壓力可能更小。如果時間充裕，願意投入大量陪伴，也有耐心處理幼貓旺盛精力、飲食、健康及行為問題，幼貓也有獨特魅力。幼貓正值探索世界的階段，對照顧者依賴程度較高，飼主可以參與牠的成長過程。燒賣提醒，「從小養才會比較親」並非必然，動物有自己的天性與個體差異，不能期待只要從幼齡開始飼養，就一定會長成自己想像中的個性。領養前另一個容易忽略的關鍵是「醫療準備」。燒賣表示，犬貓沒有健保，一旦生病，醫療支出可能突然增加，建議平時就建立毛孩醫療基金，例如每月固定存下500元至1000元，累積緊急醫療準備金，也可依自身需求評估寵物保險，避免突發疾病時因經濟壓力陷入兩難。醫療準備常被忽略，看待生命態度更重要。比經濟能力更重要的，則是「如何看待生命」。燒賣曾遇過認養人為了方便清理排泄物，打算限制貓咪喝水，所有飼養安排都以人的方便為優先，完全忽略動物健康。他強調，沒有養貓經驗可以學，照顧技巧也能慢慢建立，但最基本的前提，是理解動物不是附屬於人的物品，而是一個與人平等、具有自己需求與個性的生命。領養的意義也不只「帶一隻貓回家」。當收容所或中途之家的犬貓順利找到家庭，就能騰出照顧空間與資源，讓下一隻需要幫助的動物有機會進入安置體系，形成正向循環。燒賣說，「不要問哪一種貓最好，而要問哪一種生命最適合和你一起生活。」領養不是把寵物挑回家，而是決定未來十多年，願不願意為另一個生命留下一個位置。狗派-養狗陪玩陪散步時間空間要充足想領養狗狗，幼犬和成犬該怎麼選？松山動物醫院獸醫師謝仲偉表示，兩者照顧重點不同，幼犬就像「從零開始」，飼主得投入較多時間訓練；成犬雖然生活較穩定，卻可能已有固定的如廁、散步模式，領養前不能只看外型、年齡，更要評估自己的生活是否能配合。幼犬剛到新家，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定點如廁習慣，可訓練在家中固定位置排泄，避免長大後只能依賴外出上廁所。部分成犬已習慣在戶外排泄，甚至碰到下雨、颱風天仍堅持出門，因此飼主得先衡量是否能每天固定安排散步與如廁時間。運動量則須依年齡、體型、品種及健康狀況調整。尤其精力旺盛的中大型犬，外出不只是上廁所，也需要透過散步、嗅聞與活動消耗精力。幼犬則應循序漸進，疫苗及防疫措施尚未完整前，可先和獸醫師討論安全的社會化及外出方式。領養前不妨先做「8項評估」：1.每天能否固定安排時間餵食、陪伴及散步？2.狗狗白天獨處多久？3.家中能否訓練定點如廁？4.居住環境是否適合犬隻體型及活動量？5.能否負擔飼料、疫苗、寄生蟲預防與醫療費？6.若狗狗年老、生病或行動不便，是否有能力長期照顧？狗狗經常外出，也應依獸醫師建議做好心絲蟲等寄生蟲預防；飲食不宜直接以人的飯菜作為主食，應選擇符合犬隻營養需求的完整均衡飲食。外出則應做好牽繩等安全管理，並依法完成寵物登記、晶片及相關飼主責任。若領養的是高齡犬，更應把長期照護納入考量。狗狗年老後可能陸續出現心臟、關節、牙齒、視力及認知功能退化。大型犬一旦站不起來，抱下樓如廁、協助翻身與移動，都可能考驗飼主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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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同理尊重，從「心」溝通 程文俊，逆轉危機的永續管理學
1997年，林口長庚內科部離職率居高不下，程文俊奉命接下主任職位，隔年內科反成了全台住院醫師應聘的熱門科部。2003年，高雄長庚發生SARS院內感染，剛下飛機的程文俊立刻南下坐鎮，穩住院內醫護信心，平安解除危機。2017年，林口長庚爆發急診部出走潮，程文俊銜命出面溝通，留下近7成考慮離職的醫師，緩解這場全台關注的危機。2020年，COVID-19席捲全球，位於國門的林口長庚負責全國超過3成的檢驗量，程文俊領著全台長庚體系10個院區，謹慎執行院內感控、資源調度、協調整合等，成功地打贏這場前所未有、長達3年的防疫戰役。「沒有什麼技巧啦，我覺得『同理』跟『尊重』是最重要的，去現場找到問題出在哪裡，討論出解決的辦法，然後執行改善。」在長庚服務近40年，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能看見程文俊大步邁入、穿梭現場，與一線人員溫和溝通，並在盤根錯節的狀況下找出癥結，直面問題本質。他謹守每一次許出的承諾，成功帶領長庚一步步往前邁進，奠定全球最大醫療集團的地位與卓越聲譽。天生天養善觀察，叔叔影響欲從醫程文俊出生於新北瑞芳，父親是小學校長、母親是老師，雖然家教嚴格，但也不限制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由於校長每隔幾年就要輪調，因此全家一路從新北、台北搬到基隆，光是小學他就念了4間，也間接養成快速融入新環境的好本事。在基隆的海邊長大，程文俊形容自己是個「天生天養」的孩子，「在防波堤看到人家游泳，就在旁邊看人家怎麼游，不是跳下去就會游了喔，先看那個手怎麼擺，下水後就這樣自然游了起來。」不只游泳，籃球、足球……他都是先「看」人怎麼做，再下場跟著大家一起玩，自然而然培養了很多興趣。「那時候哪有什麼訓練班，我只是很喜歡參與，那個環境也培養了我對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跟想法。」由於父母的要求，程文俊從小就維持不錯的成績，初中畢業後保送上基隆中學，之後更順利考進高雄醫學院（現為高雄醫學大學）的醫學系。「其實我小時候很不喜歡醫師！」他笑著說，以前不管是去醫院或診所，總是看到醫師板著一張臉，甚至對病人破口大罵，所以從小他心裡就對醫師感到畏懼。改觀的契機，是家中一位叔輩的親戚程東照（前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他對待病人總是十分客氣，不厭其煩地解說病情，關心他們的家人，所有人都對叔叔非常尊重。這鬆動了他小時對醫師懼怕的心情，甚至引以為榜樣，在小學三年級的作文中他就寫下：「我將來要成為一位醫生。」在那個沒有高鐵、高速公路的年代，程文俊若要從家裡返回學校，就要搭上晚間9:40的夜快車，才能在隔天一早6:00抵達高雄。無聊的旅途中，常會有老一輩的叔伯嬸嬸跟年輕的學生們搭訕聊天，一聽到程文俊是醫學生，每個人對他又是稱讚又是鼓勵，熱情說起自己曾遇見好醫師的故事。久而久之，受到一個個故事的薰陶影響，「好醫師」的輪廓也深深烙印在他的言行舉止，以及未來想像中。年少輕狂大學時用幽默改變校園制度身為長庚決策委員會主委，程文俊時常接受媒體採訪，他總是一身白袍，行止如儀，回答問題有條不紊。但誰能想到，40多年前他可是班上的風雲人物，不只擔任康樂股長，還被同學一致推舉連當了4年！來到高醫，興趣多元的程文俊彷若自由放飛的鳥兒，悠遊於不同的社團跟校園活動。大二那年他被選為班上的康樂股長，迎新活動少了一個節目，班代讓他想一想，他思索了一下：「不然來演布袋戲好了。」1980年代，黃俊雄布袋戲風靡全台，還曾創下97%的超高收視率，只要播出時間一到人人都擠在電視機前，萬人空巷。他雖然看過布袋戲，但完全沒表演過，技術先不提，腳本內容才是最令人傷腦筋的地方。程文俊卻發揮了他的幽默本色，把校園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寫成故事，用人偶與搞笑的對話表演出來，讓台下的院長、系主任、教官、學生們人人看得捧腹大笑。「你不能直接跟老師教官說你們辦法錯了嘛，我就透過布袋戲把大家都會遇到的無理事情用好笑的方式講出來，達到這個效果。」最後師長們不但沒有怪罪，還認真地檢討了當時的制度，他也從此一砲而紅，從大三到大六不斷被要求表演布袋戲，還要擔任活動壓軸，直到大七太忙碌才作罷。校慶的運動會，各年級的系所都要組隊參加比賽，班上的網球隊卻遲遲無法組成，因為全班只有一個人曾打過網球。但輸人不輸陣，沒人會也不能直接缺席放棄，「最後同學說我看起來好像很會打球，直接叫我當隊長。」對陣的四年級學長看著對面的小學弟士氣高昂，以為他們個個身懷絕技，擔任隊長的程文俊球技一定高人一等，趕緊把王牌排在最後一場跟他一決勝負。「結果當然是慘敗啊，我們幾個連規則是什麼都不知道。」除了布袋戲與運動比賽，鬼點子很多的程文俊還曾推動全班票選「十大傑出青年」——「書卷獎」的得主不是班上的第一名，而是一位足不出戶，每天窩在宿舍看小說的同學；「最佳運動獎」不是頒給校隊王牌，而是班上最愛去舞廳鬼混的舞棍……繁重的課業有了程文俊的幽默調劑，似乎也少了幾分壓力。年少輕狂的大學生涯，隨著七年級進入醫院實習後逐漸淡去。但這段歡樂的時光累積出濃厚的同學情誼，仍是程文俊最珍惜的片段之一。「我們班的line群組可熱鬧的，大家經常翻出過去的事彼此互糗，這才是同學呀！」Hybrid文化，打開全新視野大七開始實習，程文俊開始在第一線面對病人。實習醫師的任務包羅萬象，他每天要在七點半的晨會前幫所有的病人抽血、化驗、打點滴，接著參加各式各樣的討論會議。「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陪伴病人，雖然實習醫師不像住院或主治醫師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但給病人一些溫暖安慰，我想這多多少少也是有幫助的。」實習期間，程文俊開始對心臟科感到興趣，「心臟是一個挑戰性很高的領域，病人的狀況瞬息萬變，要在幾秒鐘內做出決定，我覺得蠻合適我的個性的。」他頓了頓繼續道。「醫學本來就是救人的職業，找到一個讓自己可以全力以赴的專科、了解最新的醫學進展、給病人最好的處理方式，我想這是我選擇心臟醫學的目的。」當時的畢業生，幾乎人人搶著申請台大或榮總的住院醫師名額，但他卻選擇了當時甫創院不久的長庚醫院。台灣大學的前身為台北帝國大學，保留一絲不苟的日式精神；榮總則是由許多留學歐美的頂尖人才組成，延續自由奔放的想像。但長庚的心臟科裡不但有王永慶董事長親自從美國延聘回來的吳德朗院長，還有東京醫大畢業的洪瑞松副院長，多元的醫學文化融合出嶄新的風氣，是吸引程文俊加入的最大原因，也是當時非常難得的機會。從七八十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程文俊度過住院醫師的訓練生涯，成了可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當時心臟醫學日新月異，他也興起出國進修的念頭。主治醫師第二年，正好日本國立循環器病中心、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各自提供了一個獎學金名額，他抱著嘗試的心態申請看看，「那時候運氣是還不錯啦，兩個單位都是第一屆，全世界只給一個名額，我想說機會應該不大，沒想到兩邊都同時錄取！」於是他決定先赴日本，再去美國取經。日本人的訓練方式比較一板一眼，「開會時教授進來大家都要站起來，教授沒有講話下面沒有人敢講話。晚上大概九點十點鐘，辦公室還沒有人要走，因為教授的燈還亮著，結果教授一走人全部都跑了。」程文俊笑著說起在大阪訓練的日常。美國開會又是另一幅光景。「每個人都翹著二郎腿，教授晚一點進來沒位置坐只好站著。討論的時候也不是說教授說了算喔，每個人有什麼想法都很敢講出來，禮拜五五點一到，啪一聲人全都沒了！」開放的心態、嚴謹的論證，師生像朋友一樣交流，也大開程文俊的眼界。「在海外訓練，學的除了是他們比較先進的技術、了解趨勢以外，其實最重要是vision（視野）。」程文俊認真地說。觀察、理解、吸收、轉化，在兩個國際頂尖心臟中心的學習經驗一點點在他骨子裏融合，跟長庚醫院的文化一樣成為一種獨特的「Hybrid」價值觀。帶著這份珍貴的寶藏學成歸國後，程文俊慢慢成長為國內心臟內科權威。國內第一個「心臟衰竭中心」心臟衰竭（HeartFailure）被稱為「心臟的癌症」，心臟本身不會有癌症，但某些疾病會讓心臟功能惡化，動一下就喘，末期更幾乎寸步難行。過往被診斷為心臟衰竭的患者就彷彿被判了死刑，五年存活率低於50%。擔任基隆長庚院長期間，程文俊開始著手規劃一個心衰患者的整合照護中心。「過去台灣的心臟衰竭治療指引都是仿照歐美的，台灣不管是人種、環境都不相同，當時我正好是心臟學會裡心臟衰竭委員會的主委，就想說來統合全台灣各家醫學中心跟教學醫院，訂出適合台灣人的protocol。」集合眾人智慧，基隆長庚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心臟衰竭中心，整合了心臟內科、心臟外科、復健科、營養師、藥師與個案管理師跨科室的合作。「心臟復健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讓病人站起來，然後去走入社會，因此會要病人定期到醫院，由專業的人來教他怎麼去跑跑步機，帶到樓下的便利商店教他怎麼吃，追蹤體重、血壓、心跳等等，來監控效果。」程文俊說，個案管理師在裡面扮演吃重的角色，隨時隨地都要跟病人聯繫，解決他們的疑惑，最後大家都變得像家人朋友一樣，沒什麼距離。而心衰中心的成立，讓患者的再住院率從33%降到10%，死亡率更直接減半。程文俊曾有位患者是個導遊，遊遍世界各地。被診斷為心臟衰竭時不僅走路會喘，也經常感覺疲累，無法繼續熱愛的工作。但他每週耐心復健，聽從營養師與復健師的安排調整飲食與作息，最後不僅回到工作崗位，陸續又跑了100多個國家。基隆長庚心衰中心的成功，吸引各大醫學中心絡繹不絕前來探訪取經，希望複製這樣的照護模式，但一見到要跨科整合那麼多的人力與資源，紛紛搖頭卻步。「基隆長庚心臟科資源有很豐富嗎？我覺得還好。心衰中心需要很多資源，說實話不賺錢，但大家都覺得這是對的、對病人有意義的，所以願意去做。」「病人第一」不再是一句口號，全院上下同心一起為病人著想，才是心臟衰竭中心成功的主因。之後，程文俊更在心臟學會支持下，聯合全台21家教學醫院對心衰病人執行大規模登錄計畫，2016年整理數據發表於醫學期刊。有了本土數據，治療更接地氣，新版的心臟衰竭指引讓所有的台灣醫師有了一致的治療方向與模式，以及可遵循的準則。這份身先士卒的堅持，也在他每次投入長庚醫院的危機處理中，能被清楚看見。「同理」「尊重」，溝通的秘訣1997年，林口長庚內科部住院醫師的離職率高達3、4成，讓當時的主委張昭雄頭痛不已，連忙找了在基隆長庚當內科部主任、善於協調溝通的程文俊回林口接任內科部部主任。新官上任，程文俊沒有大刀闊斧地制定很多規章制度，而是直接跑去跟住院醫師面對面聊天，了解他們想離職的原因。了解問題的癥結後，他先闡明對內科部未來的願景，並把處理改善的計畫提出來。「隔年原本要收30幾個，結果來報名了70、80個，因為他們有感覺到內科有心要做改革。」接著，他發行了長庚體系內第一份以部為單位的《內科通訊》雜誌，內容有內科相關的論文新知、醫院布達的最新政策、部內的最新動態，醫師們還紛紛投稿發表他們的觀念跟想法，讓大家有個一個暢所欲言的管道。「那時候沒有網路那麼方便，藉由這個內部刊物跟大家溝通，把整個內科串連起來。」內科部還有一個長年的問題，就是沒人願意去急診支援，但程文俊接手沒多久後就解決了。張昭雄主委得知後還嚇了一跳，連忙問他是不是退讓了很多？他回：「沒有啊，我只是跟內科、急診的同仁坐下來互相了解對方的難處，好好溝通想出解決辦法，彼此感謝對方的幫忙而已啊！」2003年的SARS風暴，是台灣醫界一場悲壯的戰役，為國內醫院的感染控制與傳染急症處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風聲鶴唳的氛圍下，高雄長庚也不幸傳出院內感染的消息，在國外出差的程文俊，才下飛機就接到當時長庚體系高層的電話，從機場直奔高雄長庚現場。抵達時，在吳德朗主委的領導下，院方已經安排院內的進出動線與感染控制。「我和吳主委進入院區，最大的作用是讓大家知道，我們跟醫護在一起，能夠安心面對SARS帶來的未知恐懼。」程文俊在高雄長庚待好待滿兩個星期，順利度過院內感染的高危險期。說完全不怕嗎？當然不可能，但程文俊為何有勇氣及信心前往第一線和團隊站在一起？他靦腆地回應，「每個人有每個人生活的難處，包含病人、醫護同仁，大家都有辛苦的地方。我們適時伸出援手，互相支援，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醫院裡時刻面對生死，人員長期處在高壓的環境下，難免會有比較情緒化的時候。但「同理」、「尊重」這兩個處事的核心原則帶來良好的溝通，這也是程文俊能屢屢化解危機，成功帶領龐大醫療團隊最重要的因素。化解危機，重擬經營方針2017年林口長庚急診醫師爆發大量出走危機，起因為高層企圖改革卻疏於溝通，引起醫師不滿而炸了鍋，估計至少46名急診醫師出走。基隆長庚急診面臨倒科危機，風暴往南延燒，雲林長庚自7月1日起沒有專任急診醫師。當時正巧是醫學中心的評鑑期，若評鑑沒通過，林口長庚將從醫學中心降格為全台最大的區域醫院，程文俊再度銜命出面處理這場風暴。「當時每個人都跟我講，這是一個火坑，內外都是。」講話溫和的他回憶起接棒時的情形，展現勇於承擔的態度。「但如果覺得這是個負擔、是個壓力，每天就會覺得很沉重。」程文俊低調展開一系列的溝通，親自參與無數個會議，上從董事會下至一對一，了解每個人的需求與感受。獲得董事會充分的授權與支持，他委婉辭正，溝通在理，面對問題直接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優化急診與住院流程、提升急診醫師的工作津貼、合理化工時分配等等。但他談得更多的，卻是未來的經營理念——「醫師們當初選擇這個職業，一定都有同樣的使命，就是拯救病人生命，」程文俊說，「在這樣的共識下，我上任第一天就跟大家談醫院的走向，不用過去的損益、績效為主要考量，我希望提升品質、專業，跟社會貢獻。」他認為，醫院的管理者要創造透明公平的制度，讓每位員工在適當的位置發揮所長，沒有後顧之憂；對於醫療品質，他鼓勵各專科發展特色醫療、挹注研究經費、強化醫學教育；而社會對醫院本就有公益的想像，他更會積極投入社會公益，讓民眾、員工們都能對長庚這個品牌更加認同。在以同理與尊重為溝通基礎，制度的合理化與光明願景的斡旋下，原本提出辭呈的急診醫師們最後有7成回到工作崗位，危機就此落幕。迄今仍友情深厚的大學同學、婦產科名醫鄭丞傑也說：「程文俊謙沖溫和的個性，說了就真的會做到，面對批評，他也不會跟你爭論或用權威，而是用委婉的方式讓你覺得有理。」挺過疫情，擁抱智慧永續浪潮過去3年，全球籠罩在COVID-19的陰影之中，全國醫護堅守崗位，廢寢忘食守護民眾生命與健康。靠著SARS經驗，程文俊在最短時間內就建立起國內10個院區的感控規範——設好進出動線、落實TOCC（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與群聚風險）、依疫情嚴重性降載營運、盤點院內所有醫療物資、醫療人員防疫規範等。不僅如此，長庚醫院還導入的智慧化的「疫情戰情室」，精準追蹤最新的重要數據，隨時調整決策。其實早在2014年，林口長庚就獲醫策會頒發台灣首家「智慧醫院標章」，而現在長庚不只談AI（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更講BI（Businessintelligence，商業智慧）。除了拿藥、看診等個別智慧應用，還開發了感染控制、急重症、專科疾病、經營管理等六大主題資料庫，把數據變資訊，幫決策做得更快、更好。例如「感染管制智能監測儀表板」就能看到哪層病房有人發燒、比例是否過高？是一般發燒還是新冠肺炎？一但發現不正常的數據，就要開始追查、解決問題。2023年，林口長庚參加美國「醫療資訊暨管理系統協會」（HIMSS）的「數位醫療指標」（DHI）評鑑，以積極運用資訊科技，有效提升醫療相關工作效能、促進病人安全，獲得高度評價，榮獲全球第二名暨台灣第一名的殊榮。「長庚積極發展智慧醫院不是為了要節省人力成本，其中一個原因是要更有效地整合數據、幫助決策，讓醫師有更多時間跟病人互動。」就如程文俊總是把尊重和同理置換到對方身上，以人為本，讓醫病關係更有人味與溫度，便是他不變的原則。而面對已經到來的ESG浪潮，當其他機構還在為減碳節能大傷腦筋的同時，長庚早已做好「綠色轉型」的準備。林口長庚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高雄質子中心、林口研究大樓、新北土城醫院、長庚轉運站等各項重大建設，皆已陸續獲得「國家綠建築黃金級證書」。其他如採用LED節能照明、水資源再利用、設立太陽能板、推動無紙化、綠色採購、廢棄物回收、遠距醫療、IOT穿戴裝置……等，程文俊在各方面提早佈局積極作業，推動長庚永續發展，這也讓他在2022年獲頒「亞太頂尖永續長獎」。他再度謙遜道：「ESG牽涉的範圍很廣，後面其實是要有一個很高的使命、每個部門都要一起努力才能達到，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領這個獎而已。」「長庚很巨大，就像一頭大象要轉身，總是會比較慢，」他堅定地說：「但他終究會轉過來。」「同理他人、尊重堅定、腳踏實地、以身作則」，程文俊的經營管理學，將長庚全員點滴的力量匯聚成河，轉身度過一次次的危機。但他的眼睛注視著更高更遠的目標，帶著長庚一步步攀上下一座高峰，為了國人健康，永續前行。程文俊WEN-JINCHERNG,M.D.心臟衰竭治療權威，現為長庚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瑞芳出生，基隆長大，善於觀察學習事物，用幽默樂觀的態度處事，以同理尊重解決問題。成立台灣第一個心臟衰竭中心，並在林口內科部出走潮、高雄長庚SARS院內感染等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在2017年林口長庚急診部集體辭職時臨危受命接任林口長庚院長曁決策主委，成功留任7成醫師。「同理」與「尊重」，他的管理方式緊緊凝聚長庚每一個人，朝著永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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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醫師病人化，病人醫師化賴春生，用雙手打開病人的視野
一名出身清寒的苗栗客家庄稼囝仔，一路苦讀到醫學系畢業，實現幼年從醫救人的心願。行醫半世紀，他研發新創手術，幫助眼瞼下垂及眼瞼痙攣的病人打開視野，重新看見世界的美好。不只榮獲美國Expertscape網站評選為「世界第一眼瞼下垂專家」的肯定，他又取得成人教育博士學位，將自己所學無私分享。高雄醫學大學的外科教授賴春生，浸淫於整形及美容外科已逾40載，2022年7月自高醫延齡退休後仍退而不休，除了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與高雄市政府顧問外，他還持續在診所、地區醫院及醫學中心看診施術，傳承他最熱愛的醫療專業與教育。賴春生一步一腳印地走出自己的精采人生，如同他用雙腳征服百岳一座座山頭，對他而言，人生七十才開始。身懷媽祖救人心立志行醫賴春生出身苗栗卓蘭農家，家中九個兄弟裡他排行老么。1950年代，鄉下家庭普遍貧窮，醫療資源不僅匱乏，更是沉重的負擔。「我小時候看過一個鄰居肚子痛，痛到沒有力氣去找醫生，就走了；還有隔壁有一個小朋友發高燒，爸媽不知道是沒有錢買藥還是沒照顧好，最後變成腦性麻痺。」這樣的慘劇在當年俯拾即是，賴春生還在小小年紀就認識到「貧病交迫要人命」的道理，於是暗自決定長大要當醫師，不僅救人，還能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有了明確的目標，賴春生的課業成績一直名列前矛，卓蘭小學、初中畢業後考上台中一中，之後考取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也是家中唯一習醫的孩子。大學時代賴春生就對外科很有興趣，已故的外科教授郭宗波說過的一席話更啟發了他——「想要當外科醫師，要具備媽祖婆的心、老鷹的眼睛，跟豹子的手三個條件，也就是要有『眼明手快』的本事。」他便以外科為一生的職志。外科領域十分廣泛，賴春生當年卻選擇了相對冷門的整形外科。原因是他在彰化基督教醫院擔任實習醫師時，常跟著醫療團隊到社區義診與衛教，看到很多病人因為長期臥床，褥瘡惡化發臭甚至長出蛆蟲，卻沒辦法受到適當的治療。「看到他們的樣子、聞到那個味道你真的會一輩子難忘，會覺得很不忍心，所以我才決定走整形外科，專攻傷口重建手術。」整形外科早年稱為重建整形外科，與當前熱門的美容醫學、美容整形手術完全不同，是以治療性的重建手術為主：包括燒燙傷、先天性畸形、腫瘤切除、組織重建、糖尿病足、褥瘡治療等等。賴春生跟隨高醫整形外科林幸道教授，一起為高醫整形外科奠定扎實的基礎，成為南台灣整形外科界的標竿。神乎其技只是幫病人多想一點1980年代前後台灣經濟起飛，高雄工業蓬勃發展，高雄港更有「拆船王國」的美名，但頻繁的工傷意外也隨之而來。燒燙傷、斷指、斷肢……賴春生搶救過的患者早已不勝其數。他在顯微手術上更有獨道之處。曾經有位20多歲的女性，長髮連帶頭皮不小心被捲入機器中，緊急送來醫院。賴春生透過顯微手術一針針縫回她的頭皮，還巧妙地將傷疤藏在她的頭髮裡，外觀上根本看不出她曾受過嚴重的傷；還有一名男子在作業時不慎切斷睪丸，賴春生巧手幫他接回後，仍具有製造精子的功能。如此神乎其技連其他醫師都嘖嘖稱奇，他卻謙遜地說，「只是幫病人多想一點。」為求醫術精進，賴春生曾赴美進修燒燙傷技術，返國後救治無數顏面傷殘的病人；因為自己出身的家庭也不富裕，他對貧困的患者更是照顧有加。有一名來自屏東車城、六十多歲的原住民婦人，因為唇腭裂由女兒陪同就醫。現代的新生兒只要發現唇腭裂，基本上在小時候就會開刀修補，因此賴春生好奇地詢問病人，為何拖延至此才要開刀？婦人含淚說出，因為家裡窮付不起醫療費用，從小她就飽受部落族人歧異的眼光，甚至還被指為祖靈詛咒。她隱忍了一輩子，現在女兒要相親了，本想著躲在山上不出面，但禁不起女兒的哀求，她才鼓起勇氣就醫。學生時代郭宗波教授那句「媽祖婆的心」，一直被賴春生放在心上，提醒自己行醫的初衷。因此他不但全力醫治這名唇腭裂的婦人，還協助解決醫療費用的問題。當術後掀開紗布的那一刻，女兒看到媽媽恢復正常的顏面及笑容，激動得抱著母親痛哭。「第一次看到媽媽的微笑居然那麼的美……為了我她忍耐到今天才手術⋯⋯」在場的醫護人員都深受感動，連賴春生都不禁紅了眼眶。醫師病人化病人醫師化「醫師病人化，病人醫師化」一直是賴春生奉行的圭臬。他認為一個良醫一定要有同理心，「每個病人都是我的老師。」「醫師治病不能只看疾病本身，還要深入瞭解疾病背後的問題，包括病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習慣、經濟狀況及求醫動機等等。醫師要多站在病人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幫助他們遠離病痛，這就是醫師的『病人化』。」而所謂的「病人醫師化」又是什麼呢？賴春生解釋，隨著醫學日新月異，資訊也越來越發達，病人也要被教育，甚至主動學習健康知識。畢竟醫師不是神仙，疾病治療不能全靠醫療人員或藥物手術就能痊癒，「病人也有責任要學習相關知識，一起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才能擺脫疾病糾纏。」在這個前提下，醫病溝通就變得十分重要，醫師必須把艱澀的專業詞彙，轉化為病人聽得懂的話語。賴春生本身是客家人，在高醫裡常遇到從屏東、美濃等地的客籍病人前來求醫，有些老人家怕醫師聽不懂客語，總是皺著眉頭，用生硬的閩南話或國語陳訴病情。「我一聽到口音知道病人是客家人的話，就會馬上用客家話來交談，他們的表情會一下子從愁眉苦臉變得很開心，好像病痛都好了一半。」細心入微的賴春生也觀察到，很多病人對「看醫師」這件事有很大的心理壓力。有人擔心醫療費用、有人擔心檢查出不好的東西，而面對穿著白袍、充滿權威的醫師，更多人想說的話、想問的問題都開不了口。「但只要我用他們的語言來溝通，那個緊張、焦慮的感覺一下子就消失了。」2006年賴春生擔任醫學系主任時，有感於現代接受西方醫學教育的年輕醫師們已習慣用英文寫病歷、論文及演講，對本土語言多半不夠「輪轉」，在診間裡時常跟病人雞同鴨講，便與高醫皮膚科鄭詩宗醫師在學校裡首創「醫療客家話」、「醫療閩南話」選修課程。他們邀請文化工作者前來授課，讓醫學生學習用在地語言來跟病人對話，這對醫學生將來與病人溝通有很大的幫助，這門課也成為全國各醫學系醫學本土語言課程的濫觴。眼瞼手術讓病人睜開雙眼1990年代台灣錢淹腳目，美容手術逐漸盛行，賴春生也開始接觸到眼瞼下垂及眼瞼痙攣的病人。眼瞼俗稱眼皮，是一塊負責保護眼睛的皮膚，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有雙明亮的大眼睛，但這其實取決於眼瞼張開的程度。眼瞼下垂好發於年長者，肌肉退化與皮膚鬆弛造成眼皮覆蓋住眼球的大部分，遮擋住大部分的視野。但還有一群小朋友或年輕人屬於先天性的眼瞼下垂，主因是負責睜眼的「提上眼瞼肌」發育不良，讓眼睛無法順利睜大。有一位讓賴春生印象深刻的中年男子，他說自己從小就長得一副瞇瞇眼，常被老師誤會上課打瞌睡而罰站，也飽受同學嘲笑、霸凌，長大後求職也不順利。經過賴春生手術後，男子得以大開眼界，恢復正常生活，「這位病人後來捐出一百萬元給醫院成立基金，他希望能幫助眼瞼下垂的病童在成長的過程中，不用受到跟他一樣的疾病折磨跟心理創傷。」還有一名服裝設計師，隨著年齡漸長眼皮愈來愈下垂，必須靠黏貼膠帶才能撐開，還常貼到眼睛破皮，苦不堪言。他特地從海外返台接受賴春生的治療，術後不但炯炯有神、容光煥發，取得海外工作續約，搭高鐵還曾被站務人員拒用敬老票。賴春生笑著說：「他跟我說他最後拿出身分證解釋了半天站務人員才肯放他走，後來我幫他開了診斷證明書給他隨身攜帶，好『驗明證身』。」累積了眼瞼下垂的手術經驗後，賴春生挑戰更高難度的眼瞼痙攣手術。他說，在台灣約有四成的眼瞼痙攣病人都曾發生過車禍，因無法預期什麼時候張不開雙眼，所以意外事故特別高。這類病人長期以來大多由神經內科醫師用肉毒桿菌及抗痙攣的藥物治療，但仍有10-15%的病人無法得到緩解，病人常在診間淚訴無法獨自出門，隨時都要家人陪伴，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曾有名計程車司機罹患眼瞼痙攣，在家老撞牆、撞門，出門則撞車，陷入極度恐慌中。賴春生查閱全世界頂尖的文獻，發現即使是最新的治療方式效果也不盡人意，於是自行研發出「肌肉原位切開術」，把眼輪匝肌切成幾小塊像豆腐般，讓它收縮的力道和神經都遭到破壞，但仍保留皮下之所有組織，讓外觀不致受到影響。由於肌肉的再生需要血液供應及神經長期之修復過程，一旦被切成十幾小塊的「豆腐」，想再聯結完整微乎其微，也就不會再發生痙攣收縮的問題。精益求精感激病人形塑自己談起其自創的「賴氏刀法」，賴春生笑說因為自己個性龜毛，「只要遇到困難，就會想辦法解決。」從最基礎的解剖學及組織學入手，他不斷改進手術的技巧，經年累月愈臻成熟。如今更是已練就火眼金睛，靠著簡單的目測就能知道病癥所在。他的患者不只遍布各年齡層，2017年賴春生被美國知名網站Expertscape評選為世界排名第一眼瞼下垂（Blepharoptosis）專家後，更多海外患者紛紛慕名而來。「愈來愈多的困難案例會找上你，不斷挑戰你的極限，所以我告訴自己要有承擔世界第一困難的責任跟勇氣！」他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態，遇到意想不到的難關時，絕不輕易放棄，總是正向思考，以醫治病人為優先考量，並設法突破障礙，從經驗中學習、修正，精益求精。「我的行醫初衷是幫助病人，」賴春生說，「但其實是病人形塑了我。」他從病人身上學會了各種治療，包括早期的顯微肢體重建、燒燙傷治療、褥瘡傷口、糖尿病足照護…….到現在的眼臉下垂與眼瞼痙攣治療，每一刀都要精準到位，不能有絲毫差錯。經過十餘年的努力，累積更多案例後，賴春生陸續投稿國際知名期刊，包括2002年「以隔板皮瓣治療眼瞼上縮」、2009年「復明皮瓣治療嚴重的眼瞼下垂」、2011年「部分肌肉切除術治療眼瞼肌肉異常連症候群」、2016年「使用復明皮瓣治療藥物難治的眼部重症肌無力」及2020年「肌肉原位切開術治療眼瞼痙攣」等，都是全球首度發表，改寫整形外科教科書，為醫界所引用。新創手術要被國際期刊接受很困難，因為無前例可循，審查委員審查的過程非常嚴謹，不斷提出許多疑問，賴春生笑稱他的論文常「流浪」了一年多才獲刊登。2022年國際頂尖期刊《整形外科年鑑（AnnalsofPlasticSurgery）》接連接受他2篇新作，肯定他的學術地位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無私傳承都是病人教會我的秉持醫學利他的精神，賴春生不斷將手術的經驗與方法發表，留下許多醫學文獻紀錄，並耐心指導學生及年輕醫師，鼓勵他們能以更好的醫療品質為病人作出貢獻。20年前他擔任高醫大醫學系暨後醫系主任期間，率全國之先進行醫學課程改革，在人本概念下，以器官系統為主，將基礎及臨床課程進行整合，打破過去兩者各自授課的方式。他後來就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博士班後，更進一步把成人學習的概念也應用到醫學教育上。例如，賴春生發現國內的醫學生鮮少發問，就設計了一個術中敎學簡表，包括診斷、麻醉、手術、解剖部位及術後照顧等，來增進師生的對話。在手術前的刷手時間，他也不厭其煩地先向學生簡述手術內容，術中說明每個步驟的用意與解剖教學，術後再讓學生填寫表格，臨床老師則當場評分解惑。這樣「問題導向、雙向回饋」的教學機制，有助於學生「做中學、學中做」的養成。這項創新教學也成為兩岸醫學院校學習的標竿。為了培育下一代，2006年賴春生擔任高醫大醫學院院長時，率先推動「客觀結構式入學面談」（OSEI）甄選醫學生，精選具有「關懷鄉土、服務社會、放眼世界」理想及抱負的學生入學；同時舉辦第一屆「白袍典禮」，深化白袍賦予醫師的專業意涵；還指導學生主辦「孔夫子獎」，獎勵教學卓越的老師。賴春生也常帶學生到戶外教學，體驗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他還成立「醫學教育發展基金」，募款資助師生參加國內外醫學教育活動。北京大學醫學部曾派遣12名老師到高醫觀摩課程改革的成效；2011年北大醫學部100週年，賴春生還受邀特別演講，講稿獲刊在北大醫學部百週年紀念專刊上。2022年5月，賴春生指導醫學生及年輕外科醫師發表論文共239篇，其中PubMed可搜尋到的SCI論文有222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高達1,941次，並且每年都受邀到國內外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或大學發表專題演講，從學術專業到臨床服務病人，其研究創新與敎學傳承不僅在台灣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貢獻。2023年3月台灣外科醫學會年度大會特別頒發「教學典範獎」表彰賴春生行醫近50年來的貢獻，他謙虛地笑著說：「這都是病人教會我的！」踏穩每個腳步翻越一座座高山一路走來，賴春生的人生境遇宛如攀登高山，一山比一山高。他的休閒嗜好就是登山，至今台灣百岳已征服90座，他總是踏穩每個步伐，努力向前邁進。幾年前他到中國大陸旅遊，脊椎板突然斷裂，當下左腳完全無力，緊急提前搭機返台，經過半年的手術及復健才完全康復。「我對自己的身體要負責」，賴春生認為，爬山可以跟自己的身體對話，只要身體某一部位出現病痛，就要反思是否善待自己的身體？這場大病後，讓他對大自然更加謙卑，每年和山友至少爬二、三座高山，藉此訓練肌肉及體能。他的爬山哲學是，攻百岳只是激勵自己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攀爬過程，就像寫論文之前須查閱相關文獻，「研讀過程比寫論文更重要」。已屆「從心所欲，不踰矩」之齡的賴春生，一生獲獎無數。難得的是，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碩士到博士，共獲得六個傑出校友獎。他謙虛地說：「並不刻意追求獎項，榮耀卻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他育有三名女兒，其中大女兒賴雅薇及二女兒賴昕隄，都步其後塵，成為整形外科醫師，一門三傑為醫界津津樂道。他對女兒的要求甚嚴，在課堂上從不假辭色，「爸爸對其他學生還有一點客氣的包裝，對我則是連包裝都省了⋯⋯」現任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整形外科主任的賴雅薇，在父親的榮退紀事上回憶，幾年前她當總醫師時，有次自認傷口縫合不錯，但賴P看了一眼直接動手拆了，只因差了0.1公分，不顧一旁還有其他醫護人員，當眾讓她難堪。「妳差了0.1公分，重縫只需花一分鐘的時間，但對於患者，那可是一輩子的印記！」嚴父的教誨，讓她銘記在心，時時惕勵自己。退休是人生重要的轉折，賴春生一本「吸收知識、應用知識、創造知識」的終身學習態度，繼續服務病人，貢獻其專長。「病人豐富了我的醫療知能，我則回報以精進的謙卑」。春風化雨，生生不息，這就是許多病人、同業及學生敬重的「賴P」。賴春生CHUNG-SHENGLAI,M.D.,Ph.D.世界知名整形外科大師、醫學教育家、登山家。曾任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副院長、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創院院長，以及高雄縣立鳳山醫院院長。出身苗栗農家，九位兄弟中排行老么，因鄉下醫療資源不足，抱著想救人的心念從醫。不忍見到褥瘡病人受苦加入整形外科，在燒傷治療、肢體重建、糖尿病足等各大領域皆有貢獻，並在眼瞼下垂／痙攣術式上屢做突破，被收錄至整形外科教科書。20多年前即以人本概念進行醫學教育改革，培育英才無數，春風化雨，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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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習醫從醫，始終如「醫」 侯明鋒，守護南台灣「少奶奶」
台灣外科醫學會將於3月18-19日於高雄醫學大學暨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行第28屆年會，這是該學會相隔22年後再次於高醫舉行，對高醫畢業、行醫近半世紀，有「南台灣乳癌第一刀」美名的侯明鋒而言，意義格外重要。台灣外科醫學會成立於1967年，歷史悠久，在台灣醫界的地位舉足輕重，為國人、乃至地球村成員的健康福祉，做出了不可抺滅的付出與貢獻。該學會現有六千多名會員，過去多由中、北部醫師掌舵，2022年3月由侯明鋒接下重任，是繼已故的高雄醫學大學外科教授郭宗波及洪純隆之後，第三位擔任外科醫界大家長的高醫人，讓高醫的影響力再次被看到，侯明鋒對此備感珍惜，更感任重道遠。從醫近50載的侯明鋒，出身嘉義朴子農家，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兄，下有一弟及一妹。其中弟弟是具有超高人氣的新北市長侯友宜，從政成績有目共睹，常被點名角逐總統大位，侯明鋒也曾被「報派」政治參選，他也多次強調澄清。「我習醫、從醫，始終如『醫』，沒有想過要改變這一生的職志！」成績優異，拉住生命的那條線對醫學的熱愛與執著，侯明鋒說他多少受到父親的影響。已故的父親在日治時期，曾於日本海軍造船廠工作，後來被派去日本充軍，二戰結束後回到嘉義，在菜市場賣豬肉，把4個孩子辛苦拉拔長大。教育程度不高的父親，總希望孩子讀好書，將來做大事。自幼就喜歡讀書的侯明鋒，不負父母的期待，在校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就讀台南一中時曾獲頒「勤勉獎」，也是家中唯一考上醫學系的孩子。就讀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期間，為減輕父母的負擔，不只兼任家教賺取生活費，還利用課餘到高雄生命線當志工、參加「幼幼社」及「山地醫療服務社」等學生社團，跟著師長上山下海，深入偏鄉服務，度過充實的醫學生涯。讓他特別難忘的是在生命線的服務階段，他從學生志工當到醫師理事，長達30年之久。在學時，當同學下課去玩樂，他卻是去生命線值大夜班，耐心接聽失意人的訴苦電話，試著排解他們的人生難題，挽回了不少悲劇的發生，對他未來從醫，尊重生命、關懷弱勢的態度，有很大的啟發與激勵。醫學院畢業時，侯明鋒榮獲全校德育獎，這個獎對身著白袍、誓言從醫救人的他，是莫大的榮耀，也是責任的開始。步入職場，他先到林口長庚醫院擔任1年的住院醫師，再回到母校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服務。踏出南台灣乳癌防治第一步成為主治醫師後，為了精進學術與技能，侯明鋒赴美深造1年，專攻歐美國家很重視的乳癌防治。當時台灣乳房醫學專科尚未成立，他是第一個開路先鋒者，在全然陌生的國度裡，辛苦地摸索，從頭學習。學成歸國後，他率先在高醫建置一套「乳癌防治模式」。當時沒有先進的檢查儀器，一切只能靠徒手觸診，在那民風保守的年代，婦女多羞於被男醫師檢查，他苦苦等不到病人上門，於是主動出擊，配合衛生單位走進社區做篩檢，足跡踏遍了南台灣各山地、離島，甚至遠至後山台東。「醫療巡迴車進入部落跟社區，我就拿著大聲公講話，進行地毯式的篩檢與宣傳，曾經一個下午篩檢了400多名婦人。」慢慢地，婦女對乳房疾病的態度發生了改變，她們開始願意走出家門，進到醫院做定期檢查。累積了豐富的診治經驗後，上門求診的病人多如過江之鯽，在高醫一度有「看診天王」稱號，門診病人動輒二、三百號，經常從白天看到深夜，跟診的護理人員都輪了二班，再加上開刀、查房、教學及研究等，往往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當然有時候會很累，但看到病人身體好轉、抗癌成功，心裡就很滿足、快樂。」照顧病友，不只醫療近50年來，侯明鋒診治的病人超過20萬人次，讓許多潛藏的病人得以早期發現，並獲得良好的治療，大大改善生活品質及延長生命，這是他從醫最大的成就。醫者父母心，讓侯明鋒念茲在茲的，就是乳癌病人，27年前他在高醫成立國內第一個乳癌病友團體「木棉花關懷俱樂部」，透過醫護與病友的相互扶持，幫助無數因手術切除乳房的「少奶奶」勇敢抗癌，也使高醫連續3年勇奪國民健康署的「乳癌生命搶救王」第1名。精湛的醫術也讓他聲名遠播，曾有日本、中國等亞洲海外病人慕名前來求醫，讓他印象深刻的是，15年前有名退休的日籍婦人，隨日籍台裔先生來台養老，意外發現胸部腫塊，經友人介紹前來求診，經檢查證實罹患乳癌第二期，隨即接受手術及化療等療法，病情獲得穩定控制，迄今已80多歲。日籍老婦罹癌期間，曾返回日本接受追蹤，日籍醫師對侯明鋒的診治讚譽有加，還透過這名病人的安排，組團搭機來台拜訪侯教授，進行學術交流。行醫也不忘研究，侯明鋒是國內第一位發現兩個變異乳癌基因（BRCA1和BRCA2）是造成國內婦女乳癌元兇的學者，至今發表在SCI的論文已超過380篇，其中以2017年的跨國乳癌基因研究榮登國際頂尖雜誌《Nature》最具影響力，對台灣乳癌治療方向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並榮獲歐洲醫學會頒發「最佳醫療實踐獎」及「帕拉賽爾斯玫瑰獎章（RoseofParacelsusaward）」及「健康醫院典範獎」。他也是國內第一位以乳癌研究升等教授的醫師。他深知學術交流的重要性，每年在台灣舉辦國際癌症研討會，鼓勵年輕醫師發表論文、參與對話，以提升學術知識與臨床技能，創造與世界接軌的機會。在科技進步、環境快速變遷的時代，侯明鋒認為，「維持現狀即是落伍，不進步就會被淘汰！」他曾以半百「高齡」，考了兩張臨床試驗的國際證照。當時國內醫師很難有機會參與國際臨床試驗，他取得國際認證數月後，國外的臨床試驗就找上門來，侯明鋒後來還成為台灣的國際臨床試驗講師。執掌高醫，每天嗡嗡嗡學而優則仕，在長官的厚望下，侯明鋒開始涉獵醫院管理，先後擔任委託高醫經營的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小港醫院，以及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共8年，橫跨3家醫院的院長資歷，在高醫體系是唯一。他珍惜每個階段的歷練，帶領團隊全力以赴，2019年為高醫創造9.38億元的「醫務收入」，名列全台第三，也是高醫附院創院一甲子來盈收最好的一年。2018至2020年在高醫院長任內，侯明鋒每天清晨6時，就已穿好白袍出現在醫院急診室，接著全院走透透，縱使在COVID-19疫情最緊繃期間，他仍不改「走動式管理」習慣。往往忙到晚餐店都打烊了，他還要再次巡查一遍，再騎著鐵馬披星戴月返家。同仁笑稱，「柯P（柯文哲）還沒有嗡嗡嗡的時候，侯P早就嗡嗡嗡……！」像蜜蜂勤做工般還「嗡」到台東的防疫部署上，他主動巡視24小時緊急救護站的防疫動線、支援防疫物資、加強人員在職教育等，沒有遺漏高醫支援的台東大武衛生所也要一起動起來。在高醫院長任內最大的挑戰便是迎戰COVID-19疫情，在高醫人眼中，他每天衝衝衝，超前部署成立防疫「戰情室」，每天「朝七晚五」各召開一場防疫會議，帶領全院投入這場世紀戰「疫」，從守護校園、醫院到社區安全，再透過視訊與國際交流，包括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世界衛生大會（WHA）視訊會議，即時掌握全球疫情，將防疫工事做到滴水不漏，同時分享台灣及高醫寶貴的防疫經驗。衛生福利部高度肯定高醫的防疫作為，特別委託高醫製作防疫影片，做為全國各醫療院所的教材範本。侯明鋒在中研院院士、高醫大董事魏福全的建議下，再將這支影片翻譯成15國文字、3國語言，向國際社會發聲；另在短短4個月內，出版台灣第一本新冠肺炎防疫專書《世紀戰疫：高醫總動員》（厚達288頁），用實際行動粉碎了國際間原本因兩岸地緣關係而看衰台灣疫情的預測，也讓世界看到台灣防疫的優異表現。那段抗疫期間，侯明鋒幾乎是不眠不休，體重一度瘦了近十公斤，但責任感的趨使，讓他勇往直前、永不退縮，成功將疫情阻絕於外。2020年底他榮獲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發「防疫特殊貢獻獎」，由時任衛生福利部部長的陳時中頒獎，這個獎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肯定，更是對高醫團隊的肯定。照顧後山，接上救命的最後一哩路守護民眾的健康，一直是侯明鋒從醫的信仰，在歷經職場高峰後，「找回初心」成了他職場下半生的驅動力。2019年時任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的他，不僅自許扮演南台灣民眾健康的靠山角色，更伸出援手當起後山的靠山。當他得知曾獲醫療奉獻獎的高醫校友、大武衛生所主任盧克凡，面臨缺乏醫師的困境後，毫不遲疑帶著醫療團隊跨過中央山脈，將愛的力量延伸至100公里外的台九線南迴公路，透過台灣這段最美的公路，將醫療資源帶往後山，承擔起平衡醫療資源的重任。短短不到一年，高醫團隊就照顧了5千多人次的病人。2020年元旦更因應台東、屏東二縣交界的「草埔隧道」通車後，可能增加的緊急醫療需求，而進一步啟動24小時急診醫療，讓有「全台最美衛生所」美名的大武衛生所新大樓，擁有全台唯一24小時緊急醫療、醫學中心品質的專科門診，以及超音波、胃鏡及大腸鏡等一條龍檢查服務，加上電信公司5G遠距醫療的導入，終於接上救命的最後一哩路。2020年《康健雜誌》縣市首長健康施政滿意度調查，台東縣長饒慶鈴獲得全台第一名，滿意度破8成，是全台進步最多的縣市；同年《遠見雜誌》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台東縣再度摘下4.5顆星，施政滿意度為75.9%，較前一年大增15.1%。其關鍵就是高醫與台東縣府合作，共同克服地理限制，讓偏鄉居民可以接受到醫學中心級的服務，也使大武鄉衛生所的成功模式，成為全台各地偏鄉衛生所升級的典範。大武鄉長黃建賓曾說：「以前在大武鄉很難找到醫師，居民到台東市或屏東縣就醫都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自從高醫團隊進駐後，到衛生所求診很方便，還可任選科別，讓居民受寵若驚，尤其可省下往返台東市區就醫約1,500元的計程車費，對經濟弱勢的鄉民很有感。」有了大武衛生所的成功經驗，激發侯明鋒來到同樣距高雄一百公里外的澎湖離島，2019年10月他配合澎湖縣政府「提升在地醫療合作計畫」，帶領醫療團隊飛往衛福部立澎湖醫院支援門診，從過去的五個科別增加至十餘科，而且支援的醫師都是副教授級以上。他認為：「澎湖每年約有300人次到高醫求診，病人搭飛機或渡船都很辛苦，不如讓『醫師動、病人不動』。」連他自己都站上第一線為病人診治。他還在高醫設置「澎湖醫療窗口」，由專人提供掛號、住院、檢查及轉診等便民措施，榮獲時任澎湖縣長的賴峰偉聘為縣政顧問。一百公里看似遙遠，但在行醫近50年的侯明鋒心中，卻永遠不是距離；偏鄉醫療支援就像一場接力賽，必須一棒接一棒，沒有中斷的理由。「五千公里的索羅門都去了，一百公里的台東算什麼？」侯明鋒說，高醫曾經支援索羅門群島長達十多年，直至兩國斷交才中止，對近在百公里外的鄉親豈能視若無睹？縱使隨著歲月增長，步伐不再飛快，他仍然履行行醫初衷，用愛一步一腳印繼續接力下去。2020年8月卸下院長職務後，侯明鋒仍信守和鄉親「南迴不難回」的約定，每月定期到大武衛生所看診，看到鄉親對醫療的渴望與追求，來回近6小時車程的疲累頓失全消。回想起醫學生時代投入山地醫療的熱情與使命，對即將邁入「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的他，猶歷歷在目，樂此不疲！侯明鋒的白袍身影感動了許多年輕醫師，包括全台唯一通過衛福部「變臉（臉部移植）」手術人體實驗的外科教授郭耀仁、小兒科教授楊瑞成、胃腸內科教授吳登強等，都曾跟著侯教授的腳步來到大武看診；他們在這裡「喚起習醫的初衷」，即使只是簡單的打針、開藥或檢查，但多些病患的關懷，少些醫學的道理，讓高醫人道關懷的精神延續、發光，是這群重量級醫師風塵僕僕來到後山看診的最大收穫。侯明鋒在2020年8月卸任前將醫療行動歷程集結成書《當後山的靠山——高醫支援台東醫療行動》，並於台東舉辦新書發表會，分享台東偏鄉醫療的改善，此書不只是留下紀錄，更重要的是帶給偏鄉醫療持續前進、不斷超越的動力！也是高醫校友的衛福部政務次長石崇良（現為健保署署長），在新書發表會上有感而發說：「每次聽到『台東人跟路比命長』這句話就很揪心，很感謝侯明鋒學長帶領高醫堅強的團隊進駐，把急重症和健康照護做了起來。」他說，這根本是「史懷哲精神的再現」！秉持尊重生命的人文價值、關懷弱勢的仁醫精神，縱使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亦無畏舟車勞頓之苦，侯明鋒願意不辭辛勞，為的就是讓有需要醫療的民眾廣泛受益，讓高醫的醫療大愛生生不息！台東縣長饒慶鈴為此特別頒發「台東縣榮譽縣民證書」，感謝侯明鋒疼惜台東，無怨無悔為後山所做的一切。行醫救人，始終如醫當了一輩子醫師從沒想過轉換跑道，未料，2019年的總統大選，以及2020年的高雄市長補選，都有媒體指稱他將參選，在政壇一度掀起波濤巨瀾。尤其和台灣首富郭台銘搭擋競選正、副總統的報導，讓一向應對媒體從容有餘的他，一度招架不住。「其實我不懂政治，我們家一個人（侯友宜）從政就好」，他說，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是因永齡基金會的研究合作案而結識，雙方往來單純在乳癌防治上。侯明鋒和侯友宜相差3歲，兄弟感情深厚，他們常笑稱，哥哥拿手術刀、弟弟拿衝鋒槍；一個靠女人吃飯，一個靠壞人吃飯，殊途同歸都是在為民除害。有個高知度的弟弟，侯明鋒不認為對自己的發展形成助力或阻力；他們各有專長，一個為人解除病痛，一個為百姓除暴安良，都是在拯救人民。他的生活也很簡單，育有二名女兒，工作之餘，喜歡爬山、健走、騎單車，每天都騎一輛老舊腳踏車上下班。「行醫救人」則是他的最愛，這個從醫學院畢業宣誓過的誓詞，至今奉行不渝，秉持恭敬、真誠之心去做，希望一生無愧於「醫師」這兩個字！2022年3月侯明鋒接下台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重任後，除了推動既有的會務外，希望在後疫情時代，建立更有效的交流平台，強化外科系的溝通；未來也會致力推動AI智慧醫療，並集結各專科團隊，以及不同專科之醫學會，互相學習砌磋，以凝聚會員的向心力，創造更優質的醫療環境，造福更多的病人。而即將登場的台灣外科醫學會年度盛事，正是他實踐醫者濟世救人的理想。侯明鋒MING-FENG,HOU,M.D.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前任院長，現為台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近50年的行醫生涯全數投入到乳癌治療與防治中，有「南台灣乳癌第一刀」的美名。大學時期即投入山地醫療，擔任生命線接聽電話；赴美取經習得最新乳癌治療技術，在高醫開創「乳癌防治模式」、成立「高醫木棉花關懷俱樂部」；更率領高醫團隊前進台東、蘭嶼，甚至索羅門群島。重視研究的他期許能為醫界持續貢獻，與外科醫學會共同提供台灣的知識技術，與世界形成更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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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醫學是因為人而存在 司徒惠康，顯微鏡裡見大愛
夜幕低垂，斗大的明月升起，當下班人潮開始湧現，大樓的燈火一盞盞熄滅，南港軟體園區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辦公室中，司徒惠康才剛結束上一場會議，抓緊時間在〈醫學有故事〉專訪開始前，抽空回覆幾封E-mail。以合十代替握手，一口一句「麻煩你們、謝謝、辛苦了」的問候，才剛坐定的司徒惠康馬上轉頭對著早過了下班時間的同仁說：「你們趕快回去吧，不用等我，我自己鎖門就好。」平易近人的態度讓人幾乎忘了眼前這位正是國際知名的自體免疫疾病學家、新科中研院院士，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新任領導人。「小時候我們家很窮，一家七口擠在只有兩個房間的塌塌米房子裡，但我從小就想當科學家。」司徒惠康轉開保溫壺瓶喝了口水，娓娓道出一路走來的轉折與精彩。異域孤軍落腳花蓮的老芋頭1944年，中國的抗日戰爭已持續數年，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中正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識青年入伍。司徒惠康的父親出生於廣東，家境小康，十七歲才剛新婚，十八歲血氣方剛的年紀，就背著家人響應號召從了軍，成為12萬5千名「中國青年軍」的一員，踏上了戰場。戰鬥嚴峻，青年軍的訓練與物資都不夠，死傷慘重。司徒惠康聽父親說，幾次戰鬥後他被編入運輸連，負責開卡車運送物資跟作戰人員。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原本可以榮歸故里的父親又遇上國共內戰開打，只能跟著部隊一路轉進。之後國民政府遷台，父親跟著李彌、余程萬將軍的部隊從雲南撤退，在泰、緬、寮國交界的金三角一帶一待就是五年。這段期間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補給，靠著一股意志，擊敗過緬甸國防軍、反攻過雲南，直到1955年蔣中正迫於聯合國壓力，將這隻總數約一萬的「孤軍」解散，他才得以離開戰場，卻已回不了原本的家。賭上性命從軍10多年，經歷大小戰役無數，才搭著船一路晃蕩到台灣，踏上花蓮這塊陌生的土地沒多久，司徒惠康的父親就被通知退伍，拿到少少的幾百塊退休金。「兩袖清風、一事無成，不知父母生死，與妻子斷了音訊……」孤單、懊悔、擔憂、難過、徬徨，各種情緒夾雜心頭，天地雖大，卻不知該往那個方向邁出下一步。為了討生活，他靠著開卡車的一技之長，在台肥的花蓮廠找到了一份穩定的駕駛工作。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了傳宗接代，他再娶了小他16歲的太太。「老芋仔配蕃薯」這樣的時代寫照，正是描述當年這群飽經戰火摧殘，與家人與故鄉一別數十年，在大時代中掙扎生存的縮影。平靜的日子裡，孩子一個接著一個出生，司徒惠康排行第三，一家七口窩在花蓮美崙小小的台肥宿舍中，過著簡樸的生活。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透過報紙看世界「我到現在還忘不了，我爸早上買回來豆漿的那個焦香味。」司徒惠康咂了咂嘴笑著說，父親會在天剛亮時起床，帶著一個燒水的大水壺去菜市場買豆漿，早點去的豆漿渣渣比較多，便宜又營養。一個交通車司機，每天一睜眼家裡就有七張嘴等著吃飯，讓三餐可以溫飽已經讓他操碎了心，更別說教育孩子什麼人生的大道理，「不用爸媽說，我們也知道不能增加家裡的負擔。」而看著剛正不阿的父親、傳統善良母親的背影長大，「做個誠實的人」、「想要的東西自己努力去爭取、「不該拿的不拿」、「能幫人家就幫」這些美德，早已自然而然烙印在司徒家每個小孩的性格裡。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五個小孩國高中後大都念公費學校，拿著從鄰居要來的二手課本與參考書，當然沒有補習，但成績個個都名列前茅。這樣單純，甚至可以說是單調的生活，唯一能讓司徒惠康每天期待的娛樂就是看報紙了。雖然家中經濟不寬裕，但踏遍大江南北的司徒爸爸了解知識的重要性，堅持一定要訂報，而且只訂中央日報。「我爸說中央日報的社論寫得很好，副刊、文學、小說也都是名家撰寫，邏輯通暢、結構嚴謹。」他接著道：「可能是從小養成這樣的閱讀習慣，刺激了思考，那時候又沒有現在那麼多花花綠綠的資訊，可以很仔細地吸收、沈澱、消化，我有很多知識跟思考方式都是那時候養成的。」透過這個課本以外唯一的資訊管道，司徒惠康一點一點拼湊出世界的樣貌。當時政府推崇「科學救國」，強調「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與「賽先生」（Science科學）的重要性，中央日報更是用很大的篇幅報導諾貝爾獎的華人得主——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及吳健雄等偉大科學家…，司徒惠康津津有味地把他們的每篇報導看過一遍又一遍，將這些頂尖的科學家視為他的偶像。「這些好消息，是台灣當時很悶環境裡一個很大的出口，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決定未來一定要成為一個科學家的。」司徒惠康說。向左走，向右走夢想的兩頭抱著遠大的夢想，司徒惠康考上了花蓮高中。那時正當台灣經濟起飛，部分老師喜歡在上課「留一手」，私底下另外開補習班收取學費。加上大學聯考失利，他沒能考上夢想中的台大電機跟物理，只好參加國防醫學院的軍校招生。心中雖然不甘，但自己的失誤卻怪不了別人，家裡的環境更不允許讓他重考一年，軍伍出身的父親更開心兒子能考上軍校，於是司徒惠康只能將自己的夢想默默收進角落，到國防醫學院報到。「我記得那時候北迴鐵路剛通車，父親帶著我搭平快車，一路晃了七個小時才到台北，他跟台北也不熟，只好搭計程車。」他緩緩地道，「我一路看著窗外的風景，一直到車子開到羅斯福路四段，才發現我夢想中的大學就在左手邊，而右轉往思源街走的國防醫學院，才是我的目的地。」司徒惠康頓了頓道，「有一部電影叫《向左走，向右走》，我在那個時候選擇了向右。」話聲輕輕落下，彷彿還能聽見當時那位年輕人心中的遺憾。放不下夢想，醫學院前幾年的通識課、解剖課，司徒惠康都抱著交差了事的心情去應付。直到大五，一群醫學生披上白袍，進到三軍總醫院實習，司徒惠康才從中找到了行醫的熱情與責任。小醫師立大功決心走上外科路「那時候我們要去內、外、婦、兒實習，有些原本就想當醫師的同學很認真，大三大四就跑去醫院裡跟著資深醫師學習，我才意識到前幾年過得太混，考試只是在應付，考完就全部忘光光，到了現場什麼都不會。」他說，「大五實習的時候，我就很認真在補。」大六輪訓到外科，他每天凌晨四五點就會起床幫病人換藥，等六點多醫師來查房，七點半乖乖坐在會議室參加晨會。有天早上，帶著司徒惠康的主治醫師提出一個緊急案例出來討論，一個阿兵哥的精神有點狀況，為了退伍吞了一大把釘子下肚。Ｘ光片一放出來，10幾根釘子已經有一兩根快到小腸了。幾位醫師你一言我一語沒有結論，突然有位醫師提議：「叫學生去查國外論文啊！」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最年輕的司徒惠康頭上。會議才結束，他急忙跑到圖書館，試圖在下午前找出答案。他把所有外科的重要期刊全部搬出來堆了滿滿一整桌，一本一本翻看目錄找著「釘子、玻璃、尖銳物、消化道」等關鍵字。眼看時間已到中午，一口水都沒喝的司徒惠康卻還沒有任何斬獲。一般人到了這個地步，可能就會直接跟主任報告找不到答案，但來自花蓮鄉下的憨厚耿直，加上心裡有個聲音不停催促：「國外到底有什麼答案？」支持他繼續找下去。下午兩點，當所有的老師陸陸續續進入會議室，司徒惠康緊張地站起來，放出剛整理好的膠片：「根據第一篇文獻，某年某時某位小孩吞下尖銳物，48小時後順利排出…」辛苦了四、五個小時，翻過上千篇論文，他終於找到兩篇相關的案例，都建議觀察即可，讓尖銳物自然排出。所有醫師的眼睛都亮了起來，最後決定照著國外期刊的建議採取保守治療。從那一刻起，大家就知道有個小小的實習醫師，解決了當時許多資深老師都沒把握的問題，有耐心、報告有邏輯、開刀手巧又細膩，是個當外科的好材料。這件事大大鼓舞了司徒惠康，讓他找到了從醫的價值與努力的目標，兩年的臨床實習成績都拿到全班第一名，他也決定未來要好好朝著外科發展。沒想到畢業前夕，上天又給他開了一場玩笑，他的人生也再度迎來一個髮夾彎。豬羊變色改變命運的一支籤國防醫學院有個傳統，就是將自己的畢業生培養成為未來擔任基礎醫學的師資。當年醫學系共有165位畢業生，要留下六人當助教以及做基礎研究。除了兩位自願留下來的同學，還有四個缺額沒人認領，所以學校將大家聚在一起，抽出留校的「幸運兒」。司徒惠康因為成績優異，第一個走上台。「我第一個抽，就抽到留在學校。」司徒惠康笑著回憶，那時震耳欲聾的歡呼幾乎要掀破屋頂，「在學校七年，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得到全班同學那麼熱情的掌聲。」這豬羊變色的一抽，讓已經決定要在外科好好學習的司徒惠康全身如墮冰窖，腦袋一片空白的他幾乎忘記是怎麼走下台的。冷靜過後，他決定選擇去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免疫學幾乎被所有的醫學生公認是最困難的一門基礎學科，各種不同的免疫細胞之間靠著釋放出不同的分子、細胞激素來傳遞訊息，最終構成人體複雜的免疫系統。選擇進入這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領域，是因為司徒惠康在大三時上了啟蒙老師韓韶華教授的課。韓韶華是從上海隨著國防醫學院來台的「流亡學生」，他雖操著一口濃厚的江蘇口音，但在課堂上能將複雜的免疫系統抽絲剝繭，條裡分明地攤在所有學生面前。「上韓老師的課真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如沐春風。」司徒惠康感念道，「台灣早期有這樣傑出的學者來教我們這些軍校學生，真的是非常幸運。」幾年前的緣份，讓司徒惠康與免疫學間產生了一絲特別的連結，牽引他走上這條路。「未來我是否也能跟韓老師一樣成為令人敬重的學者呢？」他開始這樣期待。基礎研究重拾科學家的夢一位外科學界可能的明日之星，被迫關在枯燥的實驗室裡，一般人難免心緒難平。但司徒惠康卻發現，免疫學的世界複雜得不得了，需要大量的邏輯判斷、掌握多元的知識，與他小時候夢想要當物理、化學科學家的性質一模一樣，只是領域換成生命科學而已。兜兜轉轉，他沒想到自己居然有機會走回科學家的路，「後來慢慢越做越有興趣，就決定繼續走下去。」他去了葉明陽教授的實驗室學單株抗體知識、去壽廉教授的實驗室學T淋巴細胞、去病毒實驗室、細菌實驗室…那段時間的接觸與刺激，讓他的視野與格局漸漸開闊，而教學的工作，也幫他扎穩了最基礎的知識。之後他更申請去了中研院的生醫所。「中研院那時候是全國做分子生物、細胞生物學最前沿的地方，很常請國外的大師來演講，還可以登記一起午餐交流，我在那一年遇見了很多很好的老師。」這一年的國際交流經驗，也讓司徒惠康之後在國外求學時如魚得水。1992年，他申請到美國攻讀博士，來到了以自由、平等、跳脫學術框架著稱，匯聚全世界天才與菁英的史丹福大學。沒人要收四年畢業的不可能任務「我的同學大多都20幾歲，還有一個20歲就從柏克萊大學畢業，直接跳級唸博士班的。」一個花蓮出身的鄉下小孩，躋身進入這個「天才聚集地」，表現絲毫沒有落人之後，但在找老師收他時，卻費了好大一番功夫。司徒惠康找的指導教授Dr.HughMcDevitt是世界知名的免疫學專家，1980年代還曾被諾貝爾獎提名。「這是我心目中No.1想進的實驗室。」他說，Dr.McDevitt實驗室永遠保持30個人左右的規模，除了固定的秘書、助理、技術師外，其他20多個學者大都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機構，不是某某諾貝爾獎得主推薦，就是發表過什麼令人驚艷的論文。Dr.McDevitt只收能獨立思考、有經驗獨立進行實驗的博士後學者，唯一一個博士生名額，還是因為學校規定，他為了盡教學責任才收的。而身負軍職的司徒惠康，當時規定最多只有四年就要拿到博士學位，時間一到，不管有沒有畢業都要回台灣。「老師沒收過台灣的學生，看我年紀不小，又聽我想要四年就畢業，馬上回我說it’simpossible.」他叫來隔壁實驗室一個20歲就從麻省理工畢業的博士學生說：「生物醫學領域博士平均畢業的時間是6.8年，惠康，如果你四年就要畢業，表示有另一個MIT畢業的學生要9.6年才能畢業，」他把話說得很清楚：「你覺得你有比這些MIT的資優生聰明嗎？你的英文有比他們好嗎？而且你還有家人跟小孩。」「我這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我一但決定，我有非常strong的意志力，我就覺得一定要說服advisor一定要收我。」司徒惠康笑著描述他如何對老師死纏爛打。Dr.McDevitt是個名符其實的「空中飛人」，可能這兩週在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審查會議，下禮拜去英國皇家醫學院演講，之後直接去美國國衛院開會，一個禮拜大概只會有一天在實驗室，還有20幾個人搶著要約他討論。知道自己不可能約得到老師的時間，司徒惠康只能耐心地守在辦公室外。「60幾歲的人，總要上廁所嘛，我就在他洗手兩三分鐘的時間找他談。」Dr.McDevitt原本只想隨口應付他兩句，但四次、五次後，司徒惠康依然沒有放棄，老師看出了他的決心，答應讓他可以留在實驗室內「實習」兩個月。兩個月後，司徒惠康再度提出留下的請求。Dr.McDevitt找來資深的博士班學生，問他覺得司徒潛力怎樣，有沒有機會拿到博士學位？又問了帶他實驗操作的博士後學者他的學習態度如何，能不能自我要求？最後問了實驗室最資深的管理人，在工作、生活、文化上能不能融入這個團隊？結果三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惠康應該留下來，而且他很有機會能在四年畢業。」歷經千辛萬苦，司徒惠康終於被Dr.McDevitt收下，他的科學家之夢，也在加入全球最頂尖的實驗室後，翻開下一個篇章。得力的助手人生沒有白走的路加入實驗室後才是一切的開始，要挑戰四年就畢業這不可能的任務，司徒惠康比所有人都來得認真。「老外通常都九點十點進實驗室，七八點走，我每天帶兩個便當，早上七點多來，晚上十點十一點左右才離開。」一句話，道盡數年如一日的努力與累積。秘書還沒來上班的時候，司徒惠康常幫忙代接打來找Dr.McDevitt的越洋電話，有時是某某奬的委員會催促Dr.McDevitt提出得獎者建議名單，有時候是倫敦某個會議主辦單位通知飛機的班次。他操著不太流利的英文，將所有的留言清楚地寫在紙上，等秘書上班後轉交給老師。「後來秘書乾脆叫老師直接問我，老師甚至還會直接交代我跟某某postdoc說實驗要注意哪些地方，」他笑著說，「久而久之，我反而對整個實驗室裡20幾個人的研究計畫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史丹福大學的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非常難畢業，當年與司徒惠康一起錄取的博士研究生共有四位，其中兩個在博二時就被刷下來，倖存率只有50%。而二年級時有個非常重要的口試，要學生提出一個假說，然後設計完整的實驗去驗證，考驗他的創意、邏輯、實驗設計嚴謹度等。當年司徒惠康觀察到，免疫T細胞受到抗原刺激時會大量增殖來抵抗入侵者，並在任務結束後自我凋亡，避免傷害到正常細胞，但這種自我凋亡的機轉並不清楚。因此他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也跟隔壁研究室要來只帶有單一種T細胞的基因轉殖小鼠，用抗原刺激後觀察T細胞的增殖及凋亡狀況，進一步了解T細胞自我凋亡的分子機轉。口試當天，他不但清楚地說明研究假說跟驗證的實驗設計方式，甚至還報告了幾個月下來累積的數據跟初步成果，五個評審委員一致同意給他一個非常罕見的A+，還破天荒聯名寫信給Dr.McDevitt說：「惠康這個口試專案非常值得繼續研究下去，Hugh你一定要支持他。」「老師是個很驕傲的人，原本指定我做的題目是他幫我精挑細選的，沒想到居然有五位資深老師，聯合推薦一個台灣來的小子為了資格考試想出來、且只準備幾個月的專案題目！」司徒惠康笑了笑說：「後來我跟他保證兩個題目都會做好，只需要給我一些材料跟經費支持一下。他看我時間分配沒問題，六日都還跑來實驗室加班，就答應了。」Dr.McDevitt這一個點頭，點出了司徒惠康順利畢業的康莊大道。專題實驗進展得非常順利，曾當過外科實習醫師的他因為手巧，殺老鼠、取器官乾淨俐落，萃取、分析細胞也是信手拈來，實驗的重現性極高，連其他同學的實驗都常請他幫忙動手。「人生果然沒有白走的路，」他笑著說，「老師那時候就覺得我應該可以順利畢業。」1996年，博班第三年結束前夕，司徒惠康與老師一起將論文投稿到免疫醫學雜誌第一名、Cell出版的《免疫》上並獲得刊登。之後，他又有兩篇論文發表在其他的重量級期刊，四年一到，老師就跟司徒惠康說可以回台灣了。只花四年就獲得當代免疫學大師認可，拿到史丹福大學的博士學位，這份成就背後沒有任何僥倖。「這個成功經驗讓我覺得只要有足夠的準備，能敏銳的構思好的想法、有好的實驗資源，加上客觀精準的分析，我們台灣也能做出很好的研究。」他分享道。突破框架的校長教育重在啟蒙1997年，司徒惠康回到國防醫學院。在國外的這段期間，他深刻體會到基因轉殖動物的重要性，因此說服了院長整合資源，建立基因轉殖核心設施，大大促進了台灣生物醫學實驗跟技術突破的研究效率。接下來十年，除了教學以外，他每天心無旁騖地進行實驗，不只深入探討第一型糖尿病等自體免疫疾病的致病機制，也努力開發治療的策略，期待未來能幫助這些病患。處在外界人眼中硬梆梆的軍事學院，身為做事一板一眼的軍人，司徒惠康又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屢屢衝撞體制、突破框架，達成如此亮眼的科學成就？其實他也花了不少時間才將兩種衝突的價值觀與體制「融合」，找到了自己的界線——在軍事教育、作戰核心理念與價值，指揮官下命令時，一定是無條件服從。「但在科學的創新，在實驗室裡，永遠要去質疑、挑戰教科書裡現有的知識，才能突破框架。」這樣的理念，在司徒惠康擔任國防醫學院校長時，更落實在學生的教育方針上。「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非常鼓勵學生去多多接觸。」那幾年只要每逢寒暑假，就有許多國防醫學院學生湧入桃園機場。出境大廳裡，學生們推著行李開心地跟司徒惠康揮手道別：「校長，兩個月後見！」國防部還一度緊張地認為這樣管理一所軍事學院會不會太鬆散？他卻堅持認為，學生們要趁年輕去經歷、看過、聽過、體會過，將來才能成為一位好醫護人員。因此他跟國防部與教育部申請經費，鼓勵學生勇敢走出去，到學術機構進修，或去援助機構實習。「我帶學生去柬埔寨，十幾二十個學生共用一個廁所，洗澡只能用很少的水。」他接著說，「還有學生去印度德瑞莎修女的垂死之家當志工，回來後邊哭邊分享病人傷口腐蝕到骨頭，只能勉強維持生命的故事。」「有時候內心有了感覺，就會改變他的作為。」他認為教育重在啟蒙，「那怕是軍校，我也要我的學生走出去。」善良的選擇醫學人文的千百種樣貌從科學的觀點來突破軍事院校的教育窠臼，司徒惠康對醫學人文的看法，則充滿了多元包容與尊重，「醫師的善心、人文關懷是從生活中培養的，每個人都不一樣。」他說。當年他剛回國時，國內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醫學教育改革，強調要有好的人文觀、社會觀、歷史觀、國際觀、藝術觀，才能成為一位好醫師。「但像我從小只有中央日報可以看，連電影都沒看過，怎麼培養藝術觀？很多同學還要請假幫家裡割稻、捕魚，這些難道沒有美感嗎？」他又舉例，「台灣有很多窮困的小孩進醫學院，就是想未來賺錢孝順父母，這不也是一種人性情操與人文關懷嗎？」他認為，每所醫學院也都跟人一樣，有他獨特的歷史、學風與價值，台大的研究、慈濟的大愛、北醫的自由、國防的榮耀……「不需要制定一套統一的價值觀念跟制度去稽核、教育學生，重點在啟發他們，讓他們去感受，學生自然能自我成長。」不只第一線的臨床醫師，實驗室裡也有很深的醫學人文關懷。司徒惠康接著說，「mRNA疫苗從科學的角度跟成就來說真的是無庸置疑，但實在太難保存。」從製造到施打，莫德納都要保持在-80°C，許多貧窮落後的地方根本沒有這樣的條件。「但牛津大學的莎拉．吉爾伯特教授放棄專利，讓AZ疫苗的成本只需要四塊美金，務實地解決全球疫情，這是科學家最偉大的人文關懷。」他欽佩道。「我的老師Dr.McDevitt，我們都說他就像一頭獅子一樣，個性非常強硬。他的文章要是被Cell或是Nature退了，會直接拿電話打給總編輯跟對方吵架。」司徒惠康笑著說。「他認為科學研究者就該這樣，當你一層一層去剖析這些很複雜的生命現象，並得出很好的實驗結果，你永遠要去捍衛，讓這些東西被更多人看見，才能幫助更多人。」他頓了頓道，「這是老師強硬背後溫柔的人文關懷。」接任國家衛生研究院期待更多整合2018年，司徒惠康從國防醫學院榮退，離開待了38載的學校，接任國家衛生研究院副院長。2022年，他不但獲選為中研院院士，更於12月接任國衛院院長。「國衛院是一個任務導向的單位，專門承接國內最重要的健康相關議題，保有法人的彈性跟研究機構最重要的公信力。」勇於顛覆傳統的他，現在站在國家的高度去預測未來五到十年內國家可能要面臨的健康議題，並提前提出政策與佈局，好面對全球的衝擊與變化。「例如Covid-19的疫情，我們的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過去因為做過很多相關的研究，所以在一知道病毒的核酸訊息後，馬上就設計出各種不同的疫苗發展平台。」司徒惠康接著說，「碰到空污的問題，我們有環境醫學研究所；碰到跟高齡醫學跟慢性病相關，有群體健康研究所及高齡醫學中心等，我們有非常堅強的團隊。」「國衛院是一個量小質精，串連基礎研究、場域驗證及應用、甚至政策推廣的一個研究單位。」他笑著幫自己下了個清楚的定義。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串聯、整合台灣的醫學中心研發能量，例如打造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NationalBiobankConsortiumofTaiwan）。「台灣有很好的醫療資源跟臨床研究，可是各大醫學體系山頭林立，大家都各做各的資料庫，很難有效的合作。」他說，國衛院沒有醫院、沒有公權力，卻有很強的公信力，是最好的協調者。懷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責任心，司徒惠康已從當年看著報紙的少年，成為他夢想中的科學家。只要是對國人的健康有幫助，未來他也一定會不斷突破框架，朝著目標全力以赴。「我們不是刻意為了要發表什麼文章才去做科學的研究，也不只是要應付國家什麼政策才幫政府推廣。」他暖暖地說，「我們只是一群科學家，而生命醫學，正是因為人而存在。」司徒惠康HUEY-KANGSYTWU,M.D.,Ph.D.第33屆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組院士，國衛院院長，前國防醫學院校長。從小立志成為科學家，卻因聯考失利進入國防醫學院，又在畢業時抽籤抽中留校擔任助教，意外重回實驗室，投入自體免疫研究已30載。師從國際免疫學大師Dr.HughMcDevitt，只花了四年就從史丹福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畢業，回國後於國防醫學院推動建置基因轉殖核心設施，透過基因轉殖小鼠開發出多種防止白血球攻擊胰島素細胞的模式。接任國衛院院長後，除承接國家任務導向研究，更串連全台各大醫學中心成立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NationalBiobankConsortiumofTaiwan），期待能透過數據整合找到更多新的疾病防治方式。「醫學是因為人而存在。」用顯微鏡為武器，司徒惠康希望用研究的力量，守護全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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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為醫療診脈，開人文處方 吳明賢，醫者俠客行
五月梅雨前的溽暑，走進台大醫院二樓會議室，牆上掛著兩幅墨寶，一邊是「羣賢畢至」，一邊是竹雕《心經》。一席白袍、雙鬢貼耳的吳明賢走了進來握手寒喧，雖是初見，卻像熟識老友的重逢。他拿著加註筆記的採訪大綱，對時下的醫療文化、全民健保制度有著深刻的反思與針砭。他說，台灣醫療正面臨嚴峻的高齡化、少子化問題，如同武俠小說裡的俠客遭遇「雙刀流」高手的挑戰。善惡分明行俠仗「醫」今年58歲的吳明賢，是二戰後嬰兒潮世代最後一年在嘉義出生的，家境清寒，爸爸做棉被生意，媽媽家管，生了三個小孩。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常需幫母親做家庭代工，但考試都拿全校第一名。有一次小學老師來家庭訪問，發現他都是在床上念書，驚訝到不行，到處跟人講：「吳明賢家裡沒書桌，都可以念到全校第一名！」他說自己小時候就很會念書，也很喜歡念書，什麼書都讀，而且一讀就懂。天啊！上學之外，他還要幫媽媽做家庭代工，帶弟妹，怎有時間念書？而且那個年代課外書不普遍，價格也不便宜啊？他笑笑說，除了小學課本，嬸嬸家佛堂裡眾多的書籍及佛經是他的小天地，寒暑假只要一有空就泡在佛堂裡，最喜歡讀的是《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版本），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印象深刻。國高中時他更是迷上報紙連載的武俠小說，金庸小說是他的最愛，影響也最深；嘉義高中二年級時，心中即有當醫師雖然不能「行俠仗義」，但可以「行俠仗醫」的念頭。國小、國中、高中，吳明賢一路上都是學校的風雲人物，高中考大學時，在校長、老師的鼓勵下，更以台大醫科為目標。不過，他也悄悄地透露，他曾經「移情別戀」，一度受到美國發展太空科學的影響，想改念物理，以後出國留學當科學家，但最終因考慮家庭環境不允許而不得不作罷。儘管有這段小插曲，他仍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台大醫學系，讓父母親笑不攏嘴！在南部，家裡有一個小孩當醫師、開醫師館，可說是光耀門楣、榮耀整個家族的大事！當時人人認為，當醫師除了名聲好，更能賺很多錢。「其實收入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啊！我也是當了醫師才知道。」吳明賢笑著解釋，台大醫院是公務體系，薪水跟公務員差不多。但他無怨無悔，一生奉獻，「畢竟行醫本來就不應該以利益為導向。」行醫之前先做人當事業還要當志業台大醫院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即「行醫之前先做人」。僅僅七個字，卻富含了崇高的精神，吳明賢娓娓說道：「這是日據時代高木友枝校長（當時台大醫學院長）奠定的，要求醫師把醫療當事業的同時還要當志業！迄今我們很多的老師都把這句話奉為圭臬。」他強調，醫學人文素養關係到醫師的價值觀，進而影響病人福祉，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病的時候往往都是無助的、茫然的，醫師說什麼就會聽什麼。但如果醫師沒有利他的觀念，就可能會做出一些奇怪的事，例如輕症重治，或用最昂貴、而非最合適的方式治療，比如用達文西手臂開兩公分的子宮肌瘤等等，病人不知道什麼才是對自己最好的方式。」這樣的事在近幾年愈發層出不窮，吳明賢不禁嘆了一口深深感慨：「醫師處理的是活生生的人，人命關天啊！」他補充說：「不是說醫師不能賺錢，而是假若醫師只為了賺錢，就對病人做出不利的選擇，比如選擇最貴的治療方式或做過多不需要的檢查，病人付出高額的代價還不見得能夠治癒，最後就會讓病人對醫師、甚至整個醫療系統都不信任，更會導致醫療資源嚴重浪費。」尤其現在的醫療制度（健保）是做愈多、賺愈多，這已誤導年輕醫師，讓他憂心忡忡。所以他常跟醫學院的學生說，「醫師如小說裡武功高強的人，可以是見義勇為的大俠，也可變成攔路搶劫的綠林好漢。要如何選擇？完全在一念之間。」他相信台灣醫師專業度是夠的，但這群人很會考試、很聰明，智商比人家好的孩子，卻不見得比較有愛心，也不見得志向高。他點出台灣醫界目前面臨的更大問題：「高齡化及少子化」。這使得某些專科有一堆人搶破頭，某些專科卻乏人聞問。「過度專科化會導致醫師見樹不見林，只看病而無法全人醫療，因此醫療體系會大失衡。」吳明賢認為，台灣醫療現在正受此「雙刀流」的嚴酷挑戰。四位恩師言教身教回憶起在台大的求學時光，吳明賢說有四名恩師的身教與言教影響他非常深，讓他學會在醫療專業上的「深度」、「高度」、「廣度」及「溫度」。賴明陽教授是引領吳明賢走入胃腸肝膽科的貴人。「賴教授對學生很嚴格，但對病人非常好。每次做完肝臟穿刺後，他擔心病人會內出血，都直接睡在醫院，而且隔天就會跟學生要穿刺報告的結果。如果報告還沒出來，還會要我們直接去找病理科醫師看報告。」賴教授為病人著想的精神，教會他專業的「深度」。中研院院士、被稱為「台灣肝帝」（肝臟領域裡的皇帝）的陳定信教授是吳明賢當胃腸科醫師時的主任，也是提拔他進入台灣消化醫學會任擔副秘書長的師長。「陳教授非常重視研究，認為醫師把看病的研究心得發表出來，告訴其他醫師一起治療，可以幫助到很多病人，這就是行善的力量。」吳明賢說，教授教會了他行事的「高度」。林肇堂教授是他博士班的指導教授，也是首位系統性探討「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與胃癌」的改革者，並驗證三合一療法可治癒幽門螺旋桿菌。吳明賢說，林老師堅持「醫師是助人的行業」這樣的理念，對學生有很大的啟迪作用。林教授和其他領域的老師維持很好的關係，教會他跨領域的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是「廣度」。最後一位是前副總統陳建仁教授。他除了是吳明賢博士班另一位指導教授，也帶他看見公共衛生及流行病學的重要性外，陳教授對人的關懷與對學生的照顧，教會他為人要有「溫度」。「老師們的身教、言教會影響學生，學生跟著老師，可以學到老師的行事模式、如何做選擇、決策，還有價值觀的傳承。」台北市前市長柯文哲曾經說過：「台大醫院根本不可能有「胡椒鹽（服務、教學、研究）三項全能的人。」吳明賢非常不認同，「假如柯文哲講的是對的，那現在治療消化性潰瘍，可能還抱著是生活緊張、壓力大，吃太辣等老觀念造成的，只要休息就好了。但是醫學研究已經證明這是幽門螺旋桿菌造成的，只要把它去掉就可以可治癒。」他再次強調：「台大有不少的老師像陳定信教授一樣，以研究做為精進教學和服務的基石，帶領台大醫院研究病人的問題，提供世界一流的醫療服務，培養未來服務病人的醫師。」上醫醫未病名醫未必為良醫20年前，馬祖是全台灣胃癌發生率最高地區，死亡率高達台灣的三至五倍。台大醫院研究發現這是幽門螺旋桿菌所造成，只要吃藥即去除，因此花了15年時間進行六輪大規模篩檢與治療，成功將當地胃癌發證率降低了53%。因為全島民眾一起篩檢及預防，現在胃癌在馬祖已經很罕見，「馬祖計畫」的經驗更被刊載在全球第一名腸胃期刊《Gut》60週年的封面上。「這就是預防醫學的力量！」吳明賢振振有詞地說。關於預防醫療的重要性，熟讀歷史的引用個一個戰國時代名醫扁鵲的故事。扁鵲是魏文侯的御醫，也是當時最知名的大夫。有一天魏文侯問扁鵲，你們家三兄弟都是大夫，誰的醫術最好？魏文侯心想一定是扁鵲醫術最好，才會被舉薦給他當御醫。扁鵲卻告訴魏文侯，他大哥的醫術最好，二哥其次，他最差。魏文侯覺得奇怪，問為什麼？扁鵲說，他大哥在人還沒發病前把病治好，因為病還沒發作，大家認為大哥醫術不好；二哥是症狀剛剛出來，還是小病時醫好，大家以為二哥只會醫小病；他則是病人病得很嚴重，才做針灸、放血及切除救人，大家就覺得他醫術最好。「扁鵲講的沒有錯，只有家裡的人才知道大哥的醫術最好，村里的人認為二哥的醫術最好，全國人都認為扁鵲是醫術最好的大夫，但名醫未必等於良醫！」吳明賢說，扁鵲的故事正是預防醫學的三段論：初期預防、次級預防、三級預防。他接著解釋，人生病後才看醫師，這時疾病已很嚴重，醫師只能讓病人恢復健康，不能促進健康，而初期預防是大哥做的事，針對病因事先預防；次級預防是二哥做的事，早期診治。以癌症來講，現今大家耳熟能詳的標靶治療、免疫療法，動輒就要花費數百萬元，但真正能成功的不到二成，若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幾乎只能讓腫瘤縮小、延長壽命而已。但如果癌症在早期（零期、第一期）就發現並處理掉，不僅不用花這麼多錢，更有很大的機會重新取回健康。他強調：「上醫醫未病，中醫醫欲病，下醫醫已病。」這也是他一直主張「自己的健康自己顧」的原因。現代醫學檢查技術相當進步，許多疾病都可事先知道發病原因，包括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是癌症。台灣因為有健保，看病不用花太多錢，雖然照顧到貧窮弱勢，但也釀成困境。「政府如果能多投資一些癌症篩檢與預防的工作，事先找出早期癌症，予以治療就沒事了，老百姓不用花大把鈔票做標靶或免疫治療，政府也可減省可觀的醫療資源。」不只處理疾病還應影響政策唐代大醫家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診候》說：「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吳明賢說：「我常講我們要做上醫，我們訓練出來的醫師要有高度，醫師處理的是人不是疾病，更高層次則是可以影響政策，讓社會更健康、國家更強壯」。「健康力就是國力啊！」他說只靠治療疾病人是不會健康的，歐美重視運動，人民身體健康就能省下很多醫療花費。像英國女王快一百歲，去世前三天還在接見新任首相，三天後突然過世。「這在台灣一定是插管又氣切，使用呼吸器、葉克膜等等，做些過度又無效的醫療。」他搖搖頭嘆道。台灣健保花在過度醫療、無效醫療的錢很多嗎？「我們的健保設計，強調多做多給，卻不管做了有沒有效。」吳明賢說，他有一位律師朋友在慢跑時跌倒，被送到某家私人醫院，醫師說要馬上開刀，朋友問他意見後轉到台大，最後骨科醫師檢查後只幫他綁個三角巾就放行回家。他問骨科醫師：「另一家醫院的教授主張要開刀，你為什麼不開？」骨科醫師答道：「這種症狀本來可以開也可以不開，開了，那家醫院可以拿比較多錢；不開也會好，只是要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正常。」他說，這也是為什麼希望醫師是善良、重視醫學人文精神的原因，因為大大影響了醫師的選擇。「我不希望我們的制度要讓醫師犧牲他的善良，才能得到他應有的報酬，這也是我一直主張健保必須改革的原因。不要讓這麼聰明的醫師，為了得到一定的收入而做一些奇怪的事。」「好的制度可以讓鬼變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讓人變成魔鬼。」吳明賢再一次苦口婆心地提出忠告，「當然人鬼其實都是一念之間，所以我們要回到當醫師的初衷。」疫情考驗透明溝通凝聚士氣2020年8月吳明賢從台大醫院副院長升任台大醫院院長。他說，管中閔校長在醫院提出的三名人選中，指派最年輕的他擔任。「我完全沒有背景，我的家庭很平凡，家族也沒有半個醫師，所以我很感謝管校長的知遇之恩！」要管理台大醫院如此龐大的機構，不只要花時間，還必須很用心。「我接任時就碰到新冠疫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疫情處理好。」他很快做出彈性調整，因為新冠病毒不像SARS半年就過去了，需要極大的靭性。他首先做的是安置。當時衛福部還未成立專責病房，和平醫院因為院內感染不收治新病人，加上2021年初萬華爆發社區感染，台大醫院很快在一週內湧進幾百個確診病人。幸好台大醫院有2003年SARS的經驗，吳明賢先將一天內收容兩床救護車（已送到其它兩家醫院都拒絕）的、已經插管病人，安置到兒童醫院負壓隔離病房。之後在同仁的努力下，在一週內用簡易的通風設備把許多一般病房改成專責的負壓病房。那段時間他每天忙得焦頭爛額，但不管再怎麼累，每個禮拜一定會撥空寫一封信透過臉書傳達給同仁，說明目前醫院的處理情形及處置原則，溫暖鼓勵提振全院同仁的士氣。他也聯繫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衛福部石崇良次長，提醒大家不要重蹈SARS的覆轍。他還透露，疫情期間政府補助尚未發下來前，台大醫院都是靠著募款來支付照顧病人的醫護津貼，「光那四個月，台大醫院就虧了十幾億元，再虧下去，績效獎金就發不出去了，讓我很擔心。」事過境遷，吳明賢認為這些磨練與經歷幫助他快速成長，也才知道醫院經營多麼辛苦。2023年他擔任總策劃，將台大醫院防疫的點點滴匯聚成一本《那些病毒教我們的事：台大醫院COVID-19防疫全紀錄》，忠實紀錄整個過程，期待後人能從中獲取一些經驗。羣賢畢至仗「醫」同行吳明賢說，他上任時曾引用三個故事來勉勵同仁，做事要有正確的方法及態度。第一個是二戰時，美國巴頓將軍為了提高降落傘的品質控管而改變驗收方式，達到了零誤失，保障士兵們的安全；第二個是英國政府將人民送到澳洲開拓時，付款方式由上船按人頭支付改為下船後支付，大幅提高抵達的存活率；第三是美國的甘乃迪總統到太空總署（NASA）參訪後在廁所碰到一名黑人清潔工，當他跟清潔工握手表達感謝時，清潔工卻回說：「總統先生，我不是來NASA掃廁所的，我是來幫大家登陸月球的。」「醫療不是單純的服務業，它關係到病人的健康與生命的權益，我們常放在嘴上的生命無價、視病猶親，不是一句口號、一個標語，而應是我們所有從事醫療人員的核心價值！」在吳明賢眼裡，台大醫院與其他財團法人醫院不同，是公家醫院也是大學醫院，除了提供優質標準的醫療服務，創造新知、培育人才，更要負起社會責任。「既然在這個位子，我就要努力讓台大醫院繼續是世界一流的大學附設醫院，並在公共衛生及政策上發表更多建言，在第一線的我們最知道目前醫療制度的缺點，就應該勇於發聲。」他擲地有聲地說。上任三年多來，吳明賢競競業業、親力親為，更在2021年為醫院募得20億元的資金發展細胞治療、基因治療以及再生醫療等尖端醫療技術。他說台灣即將面臨「高齡化、少子化」雙刀流的挑戰，因此一定要及早做好打算。起身告別時，吳明賢介紹起牆上的兩幅墨寶，竹雕《心經》為朋友所贈，每次遇到重要決策，他看了後心情都會變得平靜、頭腦也更冷靜，給他很大的幫助。另一幅「羣賢畢至」，則是他希望眾多賢能的人能聚集在一起，一起揮灑心中的熱血，為共同的目標努力。「台大醫院有明確的目標、同心的團隊跟共同的願景，」他說：「我們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拚死相救。」面對醫療崩壞在即、高齡化、少子化、四大皆空等挑戰，俠肝義膽的吳明賢絲毫不感到畏懼，因為「台大永遠會為了民眾健康，仗『醫』而行。」吳明賢MING-SHIANGWU,M.D.,Ph.D.胃腸科研究權威、世界級胃病專家，現為台大醫院院長。幼時家境清寒，家中非但沒有書桌，還要時常幫忙母親家庭代工賺取家用。熟讀《地藏菩薩本願經》，熱愛歷史與武俠，養成是非分明的俠義性格。受台大老師們教誨，透過研究來行俠仗「醫」，學術論著高達500多篇，著重在幽門螺旋桿菌和胃腸道癌症。接任台大醫院院長後立志發展精準醫療、智慧醫療，尖端醫療，為民眾健康努力。著有《胃何不輪轉：淺談功能性腸胃障礙》、《胃何不舒服：淡談胃癌》、《身體警訊與生活習慣病百科》、《那些病毒教我們的事：臺大醫院COVID19防疫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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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照顧最困難的傷口 湯銘哲，實踐以「人」為本的醫學
灰白短髮、黑框眼鏡，溫文儒雅的湯銘哲教授，舉止間散發濃厚的人文氣息，自然地流露出教育家的風範。朋友形容他，個性浪漫樂觀，猶如充滿理想主義的唐吉訶德。當年棄醫從研的決定，讓湯銘哲毅然從臨床醫學走入基礎醫學研究，再從基礎醫學研究走到產學應用。一路走來，他始終堅信「以人為本」的價值。這樣的信念，在他接下成功大學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主任，接觸了泡泡龍病友及家屬後，開始想為這群社會中最弱勢的族群做點事，希望能照顧世界上「最困難的傷口」。為父一圓習醫夢與國內多數莘莘學子一樣，湯銘哲起初是基於家人的期望才就讀醫學系。升上高三前，他偶然聽見父母之間的對話，父親遺憾自己兒時因家裡不支持無法從醫，於是他動念想一圓父親的習醫夢想。高三開學第一天，湯銘哲跑去找教務主任說要報考醫學系。主任聽了很高興，馬上讓他從甲組（理工科系）轉至丙組（生物、醫學及農業科系）。「當年我就讀台南一中，對文學、藝術、音樂及運動充滿興趣，卻不知道自己長大後要做什麼。」湯銘哲憶述，當時社會風氣並未鼓勵學生們了解自己的志趣、追求自己的夢想，「我想如果我考上醫學系的話，爸媽應該會很高興吧！」事隔幾十載，即便現今仍有不少人念醫學系、當醫師都是奉了「父母之命」。成大醫學系每年招收70到80名新生，據湯銘哲私下詢問，因個人興趣而決定就讀醫學系的學生，人數不到一半。2020年，台南一中首次沒有應屆畢業生考上台大醫學系，引發家長擔憂南一中的升學招牌褪色。湯銘哲的老同學劉夷生（當時服務於台中榮民總醫院）傳訊給他表達擔憂。湯銘哲回覆：「沒人考上台大醫學系，只是顏面無光罷了，事實上沒有那麼嚴重。你、我都沒有讀台大，但我們照樣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貢獻！」湯銘哲認為，影響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特定的大學與科系，而是終生學習的廣度與態度。一個劃地自限的人，即使讀了台大醫學系，人生不會有特別的意義與貢獻，反而是懂得自我探索並樂於與人分享的人，到哪裡都可以活得很精采。厚植人文素養底蘊走進湯銘哲的辦公室，書架上不只排放著生物、醫學相關的原文書，更有不少詩集與文學作品夾雜其中。理性與感性、科學家與文人的身分，在這方小小空間中恰如其分地交織在一起。「南一中的多元學習，讓喜好文學藝術的我充實了音樂、美術及體育的嗜好，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礎，對今天的我有很大的幫助。」湯銘哲對高中生活念念不忘。1971年，湯銘哲加入南一中合唱團，國際知名導演李安也是同期團員。在指導老師李欣蓮帶領下，合唱團同學不但學習許多中外名曲，提升音樂素養，也參加兩次台灣區高中合唱比賽，獲得佳績。「李欣蓮老師以音樂薰陶學生，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很懷念她，喜歡音樂成為我一輩子的享受，都是當年參加合唱團的影響。」念舊的湯銘哲憶及，父親也喜歡音樂，經常在家裡聆聽黑膠唱片。家中那台老舊音響猶如書桌般大，至少有60幾年歷史。幾年前，他打算處理掉時，赫然發現他在音響裡面藏了自己國高中時期的週記、未用完的支票簿，乘載了父親無數回憶。就讀高中時，湯銘哲跟著父親好友、台南知名藝術家沈哲哉學繪畫。他才得知自己的名字就是取自沈哲哉的「哲」，乃因父親希望「銘」記這段友好的情誼。高中時湯銘哲曾擔任兩年班長，高一那年他帶著同學一起在全校運動會拿下體育總錦標，班上運動風氣很盛，他也越來越熱衷於體育活動。某次校長李昇（李安父親）邀請學業成績優良的同學到校長室導談，他手裡拿著同學的成績單一一唱名，幾乎每個人都被問：「為什麼你的功課這麼好，但是體育分數這麼低？」輪到湯銘哲時，校長看到他地理只有60分，體育竟然有89分，跟其他人顛倒而感到驚訝，但也沒有否定他，反而給予肯定。這段短暫交流讓湯銘哲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也影響了他一輩子：「原來校長支持體育。我一直很喜歡運動，也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應該與校長的鼓勵有關。」以詩文會友的北醫生活喜好詩文藝術的他，就讀台北醫學院（現為台北醫學大學）期間，不斷充實自己的通識與人文素養，也積極尋找自己的興趣。當年北醫生活，是湯銘哲最津津樂道的過往。北醫學涯形塑出他充滿熱情的理想性格，他一生最好的朋友都是北醫同儕；而他愛詩、喜好舞文弄墨的習性，也都是在北醫養成。「我就是個文藝青年，」湯銘哲一邊笑著，一邊翻閱《北醫人報》合訂本，細數當年擔任《北醫人報》總編輯、「北極星詩社」副社長、加入台北愛樂合唱團等等，在北醫自由開放的學風中，優游於醫學與人文之間。不只穿梭在教室與社團之間，湯銘哲還會跑到校外，去師大旁聽中國文學史，到台大聽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講述中國美術史。李霖燦講述的內容精采絕倫，旁聽者不只擠滿整個講堂，還湧到教室之外，湯銘哲要從吳興街轉兩班公車趕到台大上課，常常沒位子可坐。沒想到，有一次他看到高三的國文老師陶芳辰也跑來上這堂課。「陶老師畢業於燕京大學，先生是中研院院士王世中博士。她每次都穿著旗袍來上課，雍容華貴，舉止高雅，言談之間流露出一股令人神往的人文氣息。」後來，陶老師每次都提早到，順便幫湯銘哲和王主科（現為台大醫院小兒心臟科主治醫師）佔位子，讓他們可以心無旁鶩地聆聽中國美術史的精華。這些經歷奠定了他對人生的想法：「人生可以走的路非常廣，可以學的東西很多，生命應該是一段可以不斷學習的過程。」來到成大任教後，湯銘哲的詩心依然不減。在成大教務長任內，他將「詩」詞書畫帶入大學教育之中，讓許多硬調子的儀式，加入了感性。在成大許多活動，他引「詩」慶賀；在醫學院大體老師慰靈祭典上，他吟「詩」緬懷；位於成大力行校區的統一健康研究大樓落成時，他做「詩」慶賀。當他邀請成大傑出校友龍應台在成大主管會議上演講，校長與一級主管均在場聆聽她對人文精神的詮釋。龍應台說，她要為成大學生舉辦一場「思沙龍」，喚醒他們思考與討論。在主管會議上，湯銘哲以「思沙龍」為主題，寫了一首詩介紹龍應台。「『思』既有思想，又像鬼。」湯銘哲一臉燦笑：「歡迎一位人文大師最好的方式，就是對她朗誦一首詩。」從他的身上，再度印證了學醫的人，一樣可以很感性，一樣充滿人性。棄醫從研，返國作育英才湯銘哲擔任《北醫人報》總編輯時，總主筆是名政論家楊憲宏，北醫牙醫系畢業後，曾擔任民生報及聯合報記者。欣羨楊憲宏的記者工作，湯銘哲從北醫醫學系畢業後，第一份求職工作就是記者，卻未獲國內兩大報社錄取。他只好走回醫學之路，在台北市立婦幼醫院的婦產科當住院醫師。「我喜歡學習，婦幼醫院不是教學醫院，整個氛圍很suffocating（窒息），再繼續做下去，感覺自己一定會完蛋！」為了逃離那個環境，湯銘哲在1983年決定出國深造，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生理學博士學位。「出國學習改變了我的一生。」他說，當時密西根大學教授對學術研究的投入、對教學的熱情，以及對學生的啟發和關懷讓他深受感動。他在那裡找到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學習典範，也見識到什麼叫做真正的好醫師、好教授。「美國的老師把學生當朋友，台灣的老師和醫師很有權威、高高在上，學生不敢問問題，或是問題太多反而會挨罵。」愛思考、愛發問的湯銘哲回想自己的求學經歷，才發現原來是台灣傳統的教育觀念，讓自己總是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籤。「美國的老師認為，會激勵學生、讓學生思考和問問題，才是好老師。」這點完全顛覆他以往對老師的想像。美國大學的臨床教授不僅醫學有專精，更重視學術研究。湯銘哲的指導教授RichardLTannen是位腎臟科醫師，是當年密西根大學醫院的腎臟科主任，之後還被南加大延攬，並被選為當年美國腎臟醫學會的理事長，對國際腎臟醫學的學術發展與深化做出重要的貢獻。由於湯銘哲是以老師實驗室獎學金出國留學的，因此他花了3個月的時間，以實驗室正在研究的題目寫出了畢業論文計畫書（proposal），沒想到Dr.Tannen只看了一眼就說“Thisismyproposal,notyourproposal.”湯銘哲形容當下簡直晴天霹靂，辛苦了3個月的結果被評論得一文不值，沮喪又傷心。但Dr.Tannen不是責怪他，反而跟他說：「既然要讀博士班，就要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題目。」湯銘哲轉念一想，發現這其實是個很好的機會，埋首圖書館兩個月後，再次提出了一份令指導教授讚賞的論文計畫書。「這件事情改變了我的一生。我要成為這種老師，鼓勵支持學生要有自己的想法。」湯銘哲說，做自己喜歡的事，發揮自我潛能，才會怡然自得。在這種研究氛圍薰陶下，才能感受到研究的快意，創意自然源源不絕。「這才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意義。」1990年，湯銘哲返回自己的家鄉台南，在成大醫學院任教並投入生理學研究，作育英才無數。像是成大校長沈孟儒、成大醫院泡泡龍暨皮膚罕病團隊許釗凱醫師等，皆深受他的影響。醫學融合了科學與人文湯銘哲進入成大醫學院執教，時任成大醫學院院長黃崑巖常找他閒話家常、交換意見。某天黃院長召集幾位創院同仁開會，談及成大醫學院院訓。當黃院長在黑板上寫下“Beforeyoubecomeadoctor,becomeaman.”湯銘哲不假思索地填上中文翻譯：「成為良醫之前，先做成功的人。」從此，這成了成大醫學院師生們朗朗上口的格言。1992年，成大醫學院迎接第一屆七年制醫學系學生，招生前兩年的準備工作，可說是充滿人文挑戰的旅程。像是《成大醫學院簡介》，黃崑巖指派大學時就有豐富經驗的湯銘哲擔任主編，這本簡介於1991年出版，雖然經過多次改版，但這句格言在歷經40個年頭後依然沿用至今。“Medicineisanart.”湯銘哲笑笑地說，醫學不是冷冰冰的學問，而是將科學與人文融合在一起，「何謂成功的人？簡單來說，要有良好的人文素養。現在回想起來，醫學人文的薰陶讓我們在大學之中養成尊重人的文化。」2007年，充滿人文氣息的賴明詔校長上任，揭櫫「專業與人文素養均衡發展」的教育目標，希望教導成大學生提升人文素養、擁有創新思維、國際視野，以及跨領域學習。作為賴校長的教務長，湯銘哲也以人文教務長自我期許，舉辦音樂會、推動藝術季，在校園中引進現代雕塑及藝術品，週五下午的咖啡叩門，博物館的成立，以及成大校刊改版，在在都與醫學院的人文思維聲氣相通，相輔相成。湯銘哲坦言，醫師看愈多病人、外科醫師看愈多傷口，時間一久，可能會遺忘行醫的初心，「提倡醫學人文素養，在於提升醫師對病人病痛的敏感度。我們仍持續學習，希望做的事情能到位，解決病人切身的問題。」東海大學事件，人生轉了彎2012年，東海大學校牧室牧師李貽峻原本想邀請黃崑巖院長到東海大學談教養，沒想到黃崑巖剛病逝。後來他改邀受黃崑巖影響甚深的湯銘哲，暢談黃崑巖的教育理念。當時適逢東海大學遴選校長，李貽峻鼓勵湯銘哲參選，湯銘哲也順利當選。東海大學董事會成員，7至8成都是東海大學校友，少數為社會賢達，如台灣海洋大學前校長汪群從、中研院院院士賴明詔等，後來陸續因故退出董事會。擔任東海大學校長一年後，某些董事會成員的態度變得趾高氣昂，甚至對湯銘哲說話頤指氣使。他與東海大學董事會意見不合，起因於某位「萬年董事」把持且不當介入校園工程招標案。當時，湯銘哲為了捍衛東海大學的學術環境想處理此事，卻反遭董事會於2015年1月21日以一紙公文無預警逼退，予以「停職調查」處分。雙方為此對簿公堂。此案纏訟4年多後，湯銘哲於2019年9月收到最高法院寄來的通知，他與東海大學董事會「請求確認委任關係存在」訴訟，三審定讞，最高法院駁回董事會的上訴。從台中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三審都由湯銘哲勝訴，司法最終還給他公理與正義。「幸好有李貽峻牧師陪伴我度過那段辛苦、受挫的日子，我們一起讀大衛的詩篇。」湯銘哲是虔誠的基督徒，透過禱告與懺悔，深信神的安排自然有祂的旨意。結果，神先安排他於2016年返回成大生理所任教，接下傷口中心主任一職。2018年，他延攬李貽峻加入傷口中心。兩人再度合流，一起為冰冷的學術研究單位注入一股暖流，也為全台的泡泡龍家庭摸索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延伸閱讀：闖入研究中心的牧師李貽峻的全人醫療實驗室）與泡泡龍初次相遇，照顧最困難的傷口2018年12月，台北市東昇扶輪社在台北市長官邸舉辦「愛心輪轉，夢想昇起」泡泡龍醫療照護宣導暨愛心公益捐贈記者會，捐出價值110萬元的營養品與敷料幫助泡泡龍病友，湯銘哲也受邀參與。（延伸閱讀：東昇扶輪社攜手成大傷口中心助「泡泡龍病友」完成夢想）「當天的主持人是佩菁，口才非常好，後來我才知道她還會畫畫、寫歌、演唱，非常highlytalented。」第一次認識泡泡龍，湯銘哲就折服於他們對生命的熱情與勇氣。他下定決心，想辦法幫助泡泡龍病友，讓傷口中心不只做學術研究、發表論文，更要實踐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對社會有所貢獻。（延伸閱讀：化傷疤為38佩菁：我的生命不會只有痛）2019年，傷口中心成立新創公司「創甡生物科技」，技轉湯銘哲研究團隊的魚皮膠原蛋白萃取技術，研發出膠原蛋白強效保濕修護乳。從小到大，只要跌倒受傷，醫師們總是不斷耳提面命要「保持傷口乾燥」。直到某次活動，佩菁媽媽跟湯銘哲分享：「我照顧她20年，最重要的經驗是傷口一定要保濕！」湯銘哲嚇了一跳，怎麼跟傳統的照顧觀念不一樣？她解釋道，「只要保濕，傷口就不會癢，痛也會比較少。」湯銘哲原以為傷口中心的研究無法直接幫到泡泡龍病友，聽到佩菁媽媽的分享，令他非常興奮。之後，他每年募款，邀請好友與創甡公司一起捐贈修護乳給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價值已超過數百萬元。「雖然公司還沒開始賺錢，但我們仍樂於展現公司成立的初衷，只要我們可以照顧『最困難的傷口』，公司是不可能倒閉的！」他充滿信心地說。在湯銘哲領導下，傷口中心不但將研究成果技轉成公司，更為泡泡龍開設特別門診、舉辦慈善音樂會、戲劇營、畫展等活動，實踐人文關懷。「過去醫學教育提倡醫學與人文，現在我們真正實踐醫學與人文，這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病人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湯銘哲強調，「良醫的使命，在於愛人的實踐。」幸福人生，夫復何求！「能成為老師，是一種福氣。」從湯銘哲言談當中，可以一窺科學與人文結合的學者風範。他不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而是期許自己能「教之而成天下之英才。」自1990年進入成大任教至今已逾33載，期間他致力於引導醫學生發揮天賦，走出自己的路。成大醫學院成立迄今四十年，早年參與打造醫學院的教授陸續退休，延長退休的審查非常嚴格。湯銘哲從東海回到成大時正好60歲，原以為5年後就得離開教職，沒想到他接下傷口中心主任的重任後，在2018年獲得教育部、科技部研究經費補助超過五千萬元，學校自動幫他延退1年。2022年，湯銘哲榮獲教育界最高榮譽師鐸獎，學校又主動再度幫他延退三年，只因要是湯銘哲退休，實在是學校與教育界最大的損失。獲獎當日，湯銘哲在臉書上寫下：親愛的黃院長：您在天上好嗎？今年很榮幸得到師鐸獎，我想把這個榮譽送給您，因為您才是我心目中的師鐸獎得主。若不是您創辦了成大醫學院，我也沒有機會回鄕任教，貢獻所長，更不用說在學術界創新研發，教學相長，如今得以傳承「先做文化人，再做專業人」的理念而有所成就。今天見到了總統，我禁不住想起您當年在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的提問：「請問兩位候選人，教養是什麼？」教養有如一陣風，與您共事的日子有如沐浴在春風裏，春風化雨的滋味，至今仍然難忘。自己跟所有人都融不進去，好像卡在生病的人跟正常的人中間，去哪邊都不會有人接受。」年輕時的湯銘哲，茫然不知未來要做什麼，原以為會從醫，卻執起教鞭，如今更看見自己培育出的天下英才正在各地為社會服務與貢獻。「人生很奧妙，我喜歡藝術人文，並與他人分享，沒想到竟然可以走出寬廣的道路。」湯銘哲謙沖地笑說，「回首來時路，我的人生很幸福。這樣的幸福人生，夫復何求！」湯銘哲MING-JERTANG,M.D.,Ph.D.醫學教育家、前成功大學教務長、前東海大學校長、詩人。就讀南一中時，就對文學、藝術、音樂及運動充滿興趣，為一圓父親習醫之夢改報考醫學系。北醫期間活躍於北醫人報社、北極星詩社、台北愛樂合唱團等藝文社團。臨床實習一年後，毅然決定出國深造生理學博士，啟發他對學術研究的熱愛，決定成為能鼓勵、啟發學生的老師，作育英才無數。湯銘哲無論談吐或為人處事皆充滿人文素養，在獨特的領導哲學下，成大傷口中心不只做醫學研究，還有對病友的愛與價值。他也呼籲更多企業一起加入傷口中心的行列，讓愛永續，也讓世界上「最困難的傷口」，能永遠被溫暖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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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脫軌了，也能繼續向前 蔡伯鑫，給懼學孩子被理解的可能
兒童青少年心智科，是近20、30年間，人們漸漸不再陌生的名詞。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們，生理上已可被視為半個大人，但心靈上卻如同正要化繭成蝶般地敏感脆弱。他們努力應付繁忙的課業，好待在「預設」的人生軌道上，同時又極度渴望得到肯定與認同。越來越多的科技工具便利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卻更弔詭地讓他們陷入焦慮的陷阱與孤獨之中。忙著理解過多的定位與標準，努力適應社會主流，他們承受的壓力比大人們所想像的還要巨大，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地步！這樣的壓力，讓一群孩子從人生的軌道上落了下來。就像下錯了公車站，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們搭著車一路揚長而去，自己卻困在原地，在孤獨的環境中掙扎。基隆長庚兒童青少年心智科的蔡伯鑫，努力想接住每個落下的他與她，他花費數年完成20萬字的長篇小說《空橋上的少年》，被許多學校和老師選為指定讀物。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告訴他們：「你們不孤單，還有一個願意試著理解、陪伴你們的地方。」當醫師？因為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基隆，常是下著細雨的天氣，情人湖院區靜靜的佇立在住宅區邊緣，僻靜的環境在雨絲的滋長中似乎正等待著什麼被召喚。若是套用蔡伯鑫小說中的概念，「每次的互動都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什麼。」天氣如是，我們的到訪如是。蔡伯鑫說話的語速飛快，像是只要啟動就幾乎停不下的高速引擎，每個句子扣合著上面還沒說完的思想，話語在還沒落完的起承中又延伸下去。「為什麼你會想要當醫生啊？」「因為我以前成績很好，大家都希望我當醫生。」「為什麼是做別人要你做的事，不是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呢？」「對啊，那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會當兒童心智科的醫生喔。」這是蔡伯鑫2023農曆年前最後一次門診，和一位男孩的對話。「我小時候，就是很『乖』吧。」這是他對自己人生軌道順利運行狀態的描述。唸書對他沒有太多障礙，考試拿高分輕而易舉。當建築師的父親曾經遺憾自己考不上醫學系，蔡伯鑫有三個姊姊，大姊念藥學系，二姊讀牙醫系，三姊沒念數理生物，於是他便順理成章繼承了父親的「心願」。在青春躁動不安的年紀，蔡伯鑫用「乖」來迎合父母與師長的期待，但即使是這樣的他，內心也累積了許多壓抑與反抗。「我覺得『乖』跟『乖張』，是一體兩面的解讀。」當年台大醫學系和其他醫學系不同，有個特別的規定：不收色弱的學生。有色弱的蔡伯鑫曉得這個規定，還是填了台大醫學系，心裡想著：「考上後，等學校發現就會把我刷掉，沒念醫學系就不是自己的錯了。」可惜天不從人願，那年台大醫學系調整了這個規定，微小的叛逆與革命沒有成功，他依然成了別人眼中的學霸、人生勝利組。醫學系中的哲學系對走在已安排好的既定道路上感到厭煩，但只要蔡伯鑫一被問到：「如果不當醫師，那你要做什麼？」20歲的他卻也答不出來。「聽起來可能會很討人厭，我確實可以做到大家（對成績）的期待。」蔡伯鑫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把書讀好，藉由這樣的方式維持「讀書、好成績、獲得認同與成就感」的正向循環，讓他覺得沒有偏離人生軌道，便也不會太過不安。但即使一直待在通向「人生勝利組」的康莊大道，就讀台大醫學系的7年間，蔡伯鑫對自己的未來依舊感到迷惘與慌張。「因為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會成為怎樣的醫師。」「冒險」對很乖的蔡伯鑫來說是生命裡的重要元素，「旅行」則是他選擇「不乖」的一種形式，溢出尋常軌道的轉換，算是人生的必須。多數人旅行花錢買的是娛樂、是享受，但蔡伯鑫卻喜歡到一些較難抵達的地方「買罪受」，把自己丟到不同的國度與文化中，感受脫離日常的自己。當然他不可能做出電影中冒險犯難的行為，旅行就變成他被允許、且風險不會太高的「探秘」。越是自己無法想像、不舒適、不能在台灣安穩環境中感受或體察的國度，越能為他帶來更多改變的可能。大學畢業、選科進入醫院開始當住院醫師前，蔡伯鑫拉著高中同學前往南美壯遊，回台後反芻那段時光寫出了厚厚一本《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書名當然帶有雄心壯志的宣示，以改變古巴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回憶錄《摩托車日記》比擬，一次南美出遊可能引起的改變，或許超乎蔡伯鑫自己想像。他曾經在訪談中說：「沒有摩托車，但我們一樣是這場『出走革命』的盟友。」從那時開始，他便標誌出自己對旅行的定義——抵達目的地（或者一般人習慣說的景點）不是重點，而是這一路的「經歷」，他從不預期自己會邂逅什麼心靈啟發，或超乎想像的美景，也不曉得自己會遇見什麼、碰到什麼。「那些說早早就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都是bullshit！」他大笑道：「在旅行中那種茫然、不確定，才是人生最自然常見的狀態。」不像其他科系需要面對「畢業後要找什麼工作」的問題，應付接踵而來的課業壓力才是醫學生的主旋律，畢業後的「壯遊」為他找到適時的出口，直到兩年兵役的空檔，他更有時間好好思考自己想當什麼樣的醫師。最終他選擇了精神科，父親對他的決定下了個註解：「這是醫學系中的哲學系。」他則自嘲因為自己的手不巧，因此沒辦法走外科，只好用刪除法一項一項去蕪存「剩」。但其實最大的因素，是源自他對人的好奇。「一直吸引我的，是能幫助另一個人；對人好奇，都是我想做的事情。」細察人心一直是蔡伯鑫的特質，親身體會過那種不安，他更能抽離自我，設身處地站在患者的角度，理解他們遍尋不著解答的痛苦。人性vs去人性病人教他的事若說每個學生都有個影響自己深遠的老師，對蔡伯鑫而言，影響他最大的，則是他實習醫師期間在加護病房照顧的病人。這位伯伯已經在加護病房待了一段時間，肺功能惡化伴隨著其他合併症，令他一直戴著呼吸器，無法說話。蔡伯鑫照顧他的兩個禮拜期間，什麼事情也沒發生，船過水無痕地又繼續輪調到下個單位去實習。幾週後，蔡伯鑫剛好去加護病房找學長時，伯伯的狀況突然往下掉。因為家屬事先簽署了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因此沒有出現電視劇裡搶救病人、兵荒馬亂的場景。「這是我遇過最寧靜的『急救』場合，」蔡伯鑫回憶，「看著儀器的數字，隨著固定時間打入一些強心劑，偶爾只會聽到遠處有些講話的聲音，模糊的像是在水裡面聽聲音。」這樣有些抽離的場景，醫師的手下彷彿不是一具活生生的肉體，而是在安靜的無塵室裡處理一件物品。最後家屬希望幫伯伯留一口氣回家，蔡伯鑫上前幫忙移除身上的管線，靜脈導管被移除時，流出的血液已不再是代表生命力的鮮紅。「那是個很衝擊、又很疏離的感覺。」回想照顧伯伯時，曾見到他在半夜裡流淚，但沒人知道他心中在想著什麼。這讓蔡伯鑫忍不住思考，身為醫師究竟能帶來怎樣的幫助？曾經擔任伯伯第一線主要照護者的蔡伯鑫，應該是最能幫助到伯伯的人，但他也是時間一到就到下個實習單位。「醫學生的寫照，就是不停地在各科遊走。」醫療是個很專業的行業，甚至得做到「去人性化」般的理智，才算得上是「好」醫師。但那個場景一直烙印在蔡伯鑫腦海裡，時刻提醒他：「一定要保有人性。即使和病人只是短暫的相遇，但如果能在過程中帶來一些幫助，那也正是做醫師的意義。」“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蔡伯鑫引用了這句19世紀北美特魯多醫師的墓誌銘，這是眾多醫師對自己的期許，但同時也說明了從19世紀到現在，即便醫學再進步，仍有許多無法企及的地方。而這份體貼病人與「想要理解」的心意，則是他身為醫者獨有的溫柔。兒童心智科，不同系統大不同在台大精神科經過4年訓練，選擇次專科時，有個「續留一年」的選項，但蔡伯鑫最終選擇到台北榮總受訓。他的第一本小說《空橋上的少年》內有段描述，主人公從台大來到榮總日間病房時曾被問道：「你真的想來我們醫院，還是只想離開？」彷彿是他對自己的自問自答。他老實承認，現實是繼續待在台大也不一定有缺，當時也正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模樣，因此到了北榮。台大兒童心智科最早是由研究自閉症開始，副院長高淑芬教授更是國內ADHD的研究權威。而北榮的日間病房則是以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心智治療為主，因為地緣的關係，和社區的合作也更加緊密。「青少年是人生很特別的階段，他們不再是小孩了，但又還沒成年，需要有一個特別又不一樣的環境去接受治療，如果直接把他們丟進急性病房剝奪生活環境，不見得能帶來最大的幫助。」蔡伯鑫解釋，他們大多數都是因為適應不了學校環境，無法如同一般學生每日規律上下學，就算學校通報中輟，或對家長罰錢也往往效果有限。北榮建立的青少年日間病房「向日葵學園」，在1999年由陳映雪醫師創立，提供精神醫療與特教整合性治療，便是結合「醫療」與「教育」概念的實行。青少年日間病房在台灣是非常稀有珍貴的資源，蔡伯鑫選擇了這裡成為他的次專科醫師訓練，這不但是他下個旅程的「冒險」之地，也是《空橋上的少年》故事發生的所在。沒有原因，生命就此卡住「回想整個醫學養成的不同階段，幾乎都在學習看病和治病。只有在精神科實習時，才有機會看到更完整的人，有機會對人好奇，以及做更多思考。」曾經，蔡伯鑫不覺得精神科是會常碰觸到「生死」的科別，但在日間病房接觸得越多，他更加堅定了截然不同的想法。「精神科是非常關乎生死的！」他說：「尤其在面對青少年情緒困擾、自殺等問題。」雖然醫師不會直接面對死亡場景，但當服務的個案稍微一失足就會墜落萬丈深淵，更逼迫他不停思考：「做為一個『人』的存在，身為醫師到底可以為他們帶來什麼幫助？」《空橋上的少年》以「蔡醫師前往拉達克的旅程」和「少年朋城的治療歷程」雙軸並行。一邊是學霸醫師，在成為主治醫師前夕考慮著要不要離職；另一邊則是懼／拒學少年，在18歲成年前要不要逼自己回學校的故事。這兩個看似在「成功人生」光譜兩端的人，卻同樣陷入對生命的迷惘和掙扎中。蔡伯鑫雖沒有明確地寫出，但就連台灣頭腦最頂尖的一群人，也會對生命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做？不曉得為什麼來到環境艱困的異地？連要到拉達克看什麼都不清楚──更何況是對人生還懵懂未知的青少年？一般人總以為，青少年懼學都有一個明確的原因，像是課業跟不上、被霸凌……但現實上，很多時候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就是……只要一到學校門口，那個不舒服的感覺就會整個湧上來，壓得我胸口喘不過氣，身體像是動也動不了。也不是不想進去，心裡明明覺得可以，就在前面了，就一步的距離而已，但就是……做不到，就是在害怕。可是你說我在害怕什麼？人際關係。課業，老師，都還好啊。我就是沒辦法說出來自己在怕什麼。也許我怕的，根本不是學校，而是我心裡的什麼？就好像……好像有一個黑盒子在那裡，讓人很害怕，甚至讓人覺得它本身就是害怕，可是一旦打開來，裡面很可能什麼都沒有。好像我就是害怕，害怕，就是我……這是來自於日間病房內的真實聲音，也是小說中的少年朋城發自內心的哀鳴。蔡伯鑫也在診間聽過許多青少年描述：「我也想跟大家一樣，但我就是做不到啊！」一旦他們發現不能適應環境，無法在團體、人生軌道軌上「定位」自己，生命就會卡住，無法繼續向前。「當別人都往前走了，就會發現剩你一個人。」解開一個個結，陪伴一段段路完成北榮的訓練，蔡伯鑫落腳基隆長庚，開始精神科主治醫師的日常。精神科門診不像其他科別，醫師大多站在專家的角度「掃描」病人，查出病因、擬定計畫、開立解方。「我們更要能看到一個完整的人，幫他們把疾病的因素減少，讓他們的生命不會持續被卡住。」診間裡，他遇見了許多連該怎麼說出自己狀況都不知道的孩子，他們就像被關在一個黑暗的房間中，被自己、家長、社會的期待朝不同的方向拉扯，內心被撕扯得殘破不堪。某次，一位病人對蔡伯鑫慢慢說著自己因為國中課業壓力開始憂鬱，之後經歷幻聽、幻覺、多重人格、多次自殺……最後甚至苦笑著下了個註解：「事情就是從糟糕變成難以理解。」蔡伯鑫則盯著她的眼睛認真回答：「沒關係，我們重新讓這件事情變得一點一點可以被理解。」「我不會只是停在說『你會好起來的』這樣的安慰。給予希望感很重要，但我覺得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空間，讓他的故事好好地被聽見，告訴他經歷過的事情與感受都是真實的、可能也有其他人經歷過的，這會讓他原本孤單的感覺少一點，對他們就有幫助。」蔡伯鑫說。幾次回診後，病人在診間崩潰落淚。「可以不要放棄我嗎？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覺得這話很蠢，但我真的想活得好好的。壓力好大，身邊一堆人鼓勵我，但我達不到他們的預期……」「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成功』，或讓他們『恢復正常』。」蔡伯鑫頓了頓道，「不小心偏離常軌這件事造成了很多茫然與不確定，導致人生卡住。但路不會只有一條，或許能找出其他更多的選擇或可能，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他在演講中也時常分享，戰或逃（Fight-or-flight）是面對人生的兩種態度，但一定要永遠選擇迎戰嗎？只要能從卡住的地方暫時離開，傷害或許便不會那麼必然。談起醫病關係，蔡伯鑫給出了很哲學的看法。「醫師跟病人是一種一開始就注定要結束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但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有些醫師習慣用專業、抽離的角度去看病，判斷患者的問題、提出解方，蔡伯鑫則總是專心看著他／她，全神貫注地聆聽患者的一字一句。「精神科醫師比較有時間去跟病人、家庭談話。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即使有些不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我就會當作被帶出舒適圈，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硬要賦予意義的話，就是每一段的旅程，他分享風景給我，我分享風景給他，一起走一段路。」守在診間裡，蔡伯鑫陪伴了一位位新的、舊的病人，春夏秋冬，日復一日。曾經有個青少年的治療終於告一段落，在最後一次門診時他說：「醫生，我們可以把這5年來談話的內容都印下來嗎？」蔡伯鑫欣然答應。有些個案帶著一段經歷走了，更多孩子之後就沒來了，而那些把自己緊緊鎖在房間裡，從沒出現在診間裡的病人，該怎麼辦？《空橋上的少年》搭建通往孤獨內心的通道「最明顯的就是『懼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提到寫《空橋上的少年》的初衷，是因為蔡伯鑫一直想觸及沒有來到診間的那群孩子，讓他們擁有「找出口」的動力。「我一直在想，有什麼方法能讓他有力量往前移動一點？」而什麼是「人生的出口」？這個抽象的形容，說穿了就是人生的一種狀態，甚至是一種標籤——成為醫師、進台積電工作、年薪百萬等等。每種「出口」，其實都會隨著時間、社會觀點，與價值判斷而浮動，好像只要抵達那個地方，人生就跟幸福劃上了等號。「人生的出口根本不存在！」蔡伯鑫喊道，「重點不是出口是什麼，而是尋找出口的動力。我們要不斷往前走，『移動』才是最重要的。」整整4年，蔡伯鑫幾乎每個假日都會背著電腦去咖啡廳「上班」。寫稿也不總是一帆風順——揭露醫病關係到底好不好？把自己丟到大家面前妥不妥當？醫院會不會有意見？更重要的，書裡牽涉到的當事人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書寫而受傷？每當遇見撞牆期，他更好幾度懷疑自己，想為接住他們多盡點心力，會不會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去學校……就只是去那邊浪費時間。生活可能規律一點，可以接觸人群，可是不會融入。就會有一種感覺，自己跟所有人都融不進去，好像卡在生病的人跟正常的人中間，去哪邊都不會有人接受。」一個躁鬱症的孩子這樣說過。「如果人是社會上的螺絲，我就是那顆壞掉的螺絲。」另一個罹患憂鬱症的大孩子，說著對自己的看法。但一個個年輕孩子震撼、甚至哀傷的宣言不斷在他心中迴盪，刺激著蔡伯鑫一一克服所有的困惑與恐懼，最終完成了《空橋上的少年》，這本為他們而生的書。小說的問世，讓蔡伯鑫多了一個暢銷作家的身份，書成了延伸到診間外的一份關懷，他也常受邀到學校和家長團體中演講。校園裡，有個大男生在分享會後跟他談了許久，哽咽地向他感謝：「從來沒有人願意這樣聽我講話，而不是覺得我是在找藉口。」另一個受到情緒困擾的高中生則對他說：「能在書裡感受到那種找不到出口的感覺。我也曾經有過那樣的經歷，但故事裡的主角選擇拒學，我沒有。我很幸運。我有父母，我有書，還有朋友。」這些回饋，讓蔡伯鑫獲得巨大的鼓勵。他更明白這些付出，終於成功搭建起通往那群孩子孤獨內心的橋樑。串連每個微小的聲音離開北榮後，蔡伯鑫便一直待在基隆長庚，他也是目前基隆市少數的兒童青少年心智科醫師。擺脫了早年順從期待的「乖」與迷惘，他已把兒心科醫師當成自己的身份認同，寫作則是支撐他標誌方位的器具。他笑稱自己是個「聊天系醫師」，門診裡每個病人花上15分鐘是家常便飯，初診更是長達40分鐘到一小時。他從不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單純「治療」疾病的醫師而已，孩子們需要被聆聽、陪伴，或許那種孤單感就能消解不少，大人眼中所謂不好的事情，便不會輕易發生。即便不符合醫院的「經濟」效益──因為心智科看診花的時間總是太長，但在基隆長庚的支持下，蔡伯鑫仍想把兒心科的環境發展得更好；長庚也支持他走入校園、四處演講，因此他正慢慢摸索，希望未來能打造出一個串聯學校、家庭和醫院的平台，更有機會能接住這群脫軌的孩子。「當然沒有那麼遠大的抱負啦，只是我願意去表達自己的看法，或許就有一些迴響，這些零碎的聲音就能被串連起來。」他暖暖地說。「兒心科醫師真正能做到的，就是讓孩子們微小的聲音、念頭，都能被保障、被聽見。」結束訪談時，基隆的細雨也正好停止。厚厚的雲層依然遮住藍天，但光線仍從縫隙灑落，映照在蔡伯鑫趕往夜晚門診的步伐上。「在你不斷尋找你是誰的過程中，那就已經是你了。」《空橋上的少年》的最後，蔡醫師對朋城這麼說。這也是蔡伯鑫在診間中細心傾聽，陪伴孩子們「移動」時，沒有說出口的溫柔。蔡伯鑫PO-HSINTSAI,M.D.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現於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服務，著有《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空橋上的少年》。成績優秀，被家人期待而就讀醫學系，成長過程中卻不停自我思辯，摸索各種方向與可能。因對人抱持強烈的好奇心選擇加入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希望能幫助人生陷入迷惘暫停的孩子。為了觸及診間外的病人，耗費4年撰寫《空橋上的少年》引起學子強烈共鳴，並被多所學校指定為必讀刊物。期待未來能打造一個串聯「學校−醫院−家庭」的平台，聆聽每個細小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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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Boys, be Ambitious! 張重義，縫補小小心世界
「大血管轉位」、「法洛氏四重症」、「主動脈肺動脈窗合併主動脈弓截斷」……這些聽來複雜的病症，是出現在新生兒身上的先天性心臟疾病。面對只有鴿蛋、鵪鶉蛋大小的心臟，以及細如髮絲的血管，張重義試圖在有限的時間內，想出辦法解決術前檢查沒能發現的新問題。「每個判斷，都能決定這個小孩是生、是死。」這，就是張重義行醫四十多年來的日常。曾任台大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現任馬偕醫院暨馬偕兒童醫院心臟血管外科榮譽資深主治醫師兼教授及台大醫院心臟外科兼任教授的張重義，是國內新生兒及嬰兒開心手術的先驅。四十年前，台灣複雜性新生兒及嬰兒先天性心臟病開心手術，幾乎是「開一個死一個，開兩個死一雙」；在他的老師、台灣心臟外科權威洪啟仁教授的建議下，張重義出國研習，帶回相關技術、知識甚至醫療文化，為有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的新生兒和嬰兒，帶來新生的希望。肩負母親期待，走上行醫路時間轉回到1950年代，張重義在高雄鳳山出生，父親原本開書店，後來代理報紙，書店收掉後的藏書都放在家裡，「我真的是在書堆中長大的！」他特別喜歡西洋翻譯文學，像《戰爭與和平》、《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包法利夫人》、《雙城記》、《塊肉餘生錄》等。不過小時候對他影響最大的，卻是不識字的母親。母親雖不識字，但很重視子女教育，「她跟鄰居一位才女感情很要好，聽來很多忠孝節義和人情義理的故事說給我們聽，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念書時，母親甚至還會陪在一旁削鉛筆，也跟著學習，「她會要我教她唸三字經，也會用台語念漢文詩，十二生肖的詩。」但最重要的，是母親的身教，「她不管對員工、對貧苦的人講話都很客氣，祖先的祭拜非常虔誠，也很常捐東西給弱勢的人。」張重義覺得母親很聰明，也許她缺的，只是一個機會。而張重義這一生有不少機會，他把握了，也很感恩自己遇上很多貴人。那個時代，普遍覺得成績好的孩子就要學醫，母親也承襲了這種社會期待，希望他能念醫科。家中年紀最小的張重義與兩位哥哥、一位姐姐的年齡差距不小（大哥大他12歲），他覺得當老么的好處多多，不只可找他們請教功課，還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經驗。像填選大學志願時，台大商學系國貿組畢業的姐姐問他「想過大學生活還是想學醫？」因為在好的大學裡可以結識各方不同人才，打開眼界，台大是比較好的選擇；若想學醫，志願表就全部都要填選醫科。雖然肩負母親的期待，但張重義也很嚮往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於是在第一志願台大醫學系後填的都是台大的其他科系。所幸成績夠好，他註定走上行醫這條路。醫學人文啟蒙，洪啟仁教授醫學系的五、六、七年級，都要到病房及急診部實習，當時台大醫院急診有四個診，每天都有上百位病人，像菜市場一樣吵雜。某天張重義看到一位大腿骨折的病人送進來緊急開刀，打了一根Kuntschernail進去架住後，竟然就可以撐著枴杖自己走出去！就是這一刻，讓他覺得外科立竿見影的成效，非常適合自己，「我這個人是這樣，不太喜歡拖拖拉拉的治療，當然內科的學問很大，但我比較喜歡動手，又能很快看到效果。」畢業、當兵，退伍後張重義放棄台大內科，選擇剛成立的長庚醫院外科擔任住院醫師，但過了一年後還是返回台大外科，「長庚那時才剛成立，師資還沒有很齊全，我覺得住院醫師時代學習很重要，所以不想留下遺憾。」對自己有著嚴格的要求，加上想走一條跟別人不同的路，張重義在住院醫師第三年更是選擇了極具挑戰的心臟外科，並在影響他一輩子的恩師——洪啟仁教授門下學習。洪啟仁是台灣心臟外科的權威與先行者，張重義形容，老師雍容大度，個性幽默，對病人溫柔，對學生負責，從不隨便罵人，有問題一定自己承擔。受日本教育的洪啟仁曾對他說，總醫師在日語叫做「醫局長」，「對上面負責，然後教導下面的學弟妹，要承擔整個外科醫局的責任，學弟學妹做不好就是醫局長的責任，老師的命令沒傳達到下面也是你的責任，重要的是老師如果做不好，也要糾正老師。」他回憶，老師很忙，但還是每天早晚查房兩次，他也養成了跟老師一樣的習慣，「心臟病人不像其他外科，有時候變化很快，查兩次比較放心。」還有一次，他跟著洪啟仁老師開刀，看到有個問題不小心「嘖」了一聲，沒想到老師非但沒有生氣，還立刻回說：「張重義，哪裡不對你趕快講喔！每一次你嘖，我的病人都會有問題。」教學有兩種，一種是授課，教你技術；一種是親炙，就是相處在一起，感受師長的行為風範，張重義說：「老師的教育屬於後者，我們甚至可以聊一整個晚上的天，喝光一瓶威士忌。我對待病人、對待人生的態度，都受到老師很大的影響，所以我也這樣對我的學生。」在名師的薰陶下，張醫師不只打下了堅實的醫療基礎，更種下一顆疼惜病人的心。但當時要在台大升任主治醫師，必須參加中沙醫療團至異國服務，於是他背起行囊，成為後來台大「阿拉伯幫」的成員之一，也在遙遠的異鄉遇見相知相惜一生的伴侶。中沙醫療團，擦亮台灣招牌「我太太是吉達國王醫院心臟外科加護病房護理長，也是第一批去沙烏地阿拉伯的成員。」了解心臟外科醫師的工作環境、生活型態，張重義的太太從來沒給過他壓力，「真的很感激她，讓我這輩子完全沒有後顧之憂。」才卸任住院總醫師沒幾天，轉瞬間張重義就抵達了滿地黃沙的吉達。「那個時候我才33歲，當地的大鬍子們看我年輕，都認為這個人怎麼可能會開刀？還開心臟手術！」後來他俐落地完成一台單一心室的複雜手術，讓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事實上在沙國兩年，張醫師開了近360台刀，只有兩例不幸過世。在異地執行醫療業務的壓力很大，尤其擔心發生醫療糾紛，沒有後援，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不只要跟來自印度、中東、埃及、歐洲的同僚相處、周旋，擔任副團長的他還要照顧團員，處理護照被扣留等大小問題。但他也累積了許多珍貴的回憶——騎駱駝、抽水煙、探訪美麗的清真寺，「我還主持了國慶活動，第一次當證婚人幫團員證婚。」離開沙國前夕，當地的麻醉科主任邀請他到家裡吃飯，「因為宗教關係，他們很少請人到家裡吃飯，」張重義笑著回憶：他跟我說「你剛到時，我們都認為你一定會完蛋，我們都等著看笑話…。」但最後，張重義帶著他們的敬意離開。利用休假，荷蘭進修心臟病理學在沙國工作，除了待遇不錯，還有帶薪長假；在那個還未開放出國觀光的年代，很多團員會利用長假就近去歐洲旅遊。張重義在結束中沙醫療團的工作後，利用累積達三個月的長假前往歐洲，只不過他不是去度假，而是進修。「心臟病理，尤其是先天性心臟病理對外科醫生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很多變化，像是破洞在哪裡、血管長錯位置、只有一個心房心室…等等。」那時心臟病理有兩大重心，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荷蘭及英國，張重義利用假期先去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在Dr.AntonE.Becker門下學習，看了很多心臟標本，還因此寫了篇論文，登在心臟外科最好的期刊上。在荷蘭的三個月期間，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正好邀請另一位泰斗，美國佛羅里達大學Dr.LodewykHVanMierop當客座教授。教授需要短期住處，張重義馬上提議分享租屋，「我煮飯給他吃，教授很大方的教我解剖，分享標本給我看。」教授的標本不是泡在福馬林裡，而是灌蠟呈現原本的樣子，對脊椎動物心臟都有研究的他，甚至還在美國家中養了鱷魚等兩棲爬蟲動物。「他拿了一個兩棲類的心臟、一個爬蟲類的心臟給我看，跟我說可以從這些動物看到人類心臟的發育過程。」一趟荷蘭行，學到兩位心臟病理泰斗的研究精華，張重義覺得自己運氣實在太好了。選擇未行之路，新生兒開心術回國後，張重義順利升任主治醫師，將在荷蘭所學的知識慢慢印證、內化。他說，當時心臟外科主要是成人心臟和一般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新生兒的先天性心臟病，因為風險太高，沒有人願意接觸，但洪啟仁教授認為一定要發展小兒心臟外科，指定他去美國學習。「一方面很開心老師看得起我，但另一方面覺得壓力很大。」張重義解釋：「新生兒的心臟只有小鴿蛋般大小，要切開在很深的地方補洞，或把血管改道重建，這麼精密的手術本來就要花很多時間，開刀時要利用體外循環才能把心臟停掉，並把體溫降到18度，甚至全循環中止，這種暫時死亡的狀態又不能持續太久，一定要在60、甚至40分鐘內趕快完成手術，讓心臟再跳回來。」當時新生兒開心手術真的是「開一個死一個，開兩個死一雙」，看不到任何未來。「很多同事跟我說，這是教授去學的，教授一年開四、五百個病人，死掉一、兩個沒人知道；你一個年輕主治醫師開死一個病人大家都曉得，死兩個，誰還敢讓你開？」但他想起美國詩人Frost的那首詩「未行之路」（Theroadnottaken.），決定選擇那條沒人走的路，挑戰自己的極限，想辦法為心臟病的孩子們摸索出一條「活下來的路」。他先到全世界新生兒和嬰兒開心手術做得最好的三個醫學中心之一的美國哈佛波士頓兒童醫院，做為進修的第一站。早上觀摩或上刀，下午跟著美國另一位心臟病理泰斗RichardVanPraagh教授學習。初次上課，他只覺得「外國年輕醫師好幸福」，課堂上十個心臟標本一字排開在前面的桌上，第一排只能坐醫學生，二、三排是住院醫師，年輕的主治醫師坐在後頭，教授、副教授想聽課只能站在最後面，「這就是外國教育厲害的地方，教授都有經驗了，不必坐在前面看這些標本，重要的是學生的學習。」之後，張重義花了整整一年把所有的標本看完，甚至常常待到深夜，錯過回家的末班車。會如此努力，是因為他認為外科醫師絕不只是個「動手的木匠或水管工人」。「外科醫師的訓練是困難，且漫長的，他同時得是個很好的內科醫師、影像科醫師、病理科醫師，最後30%才是外科醫師。」在荷蘭、美國看了無數個心臟的病理標本內化的成果，就是他對每個階段的小兒心臟結構都能瞭若指掌，「之後我在看超音波、導管，不管什麼狀況，腦海裡都能立刻浮現心臟結構的畫面。」1989年，張重義回國後馬上面臨考驗。大動脈轉換術，返國大挑戰甫下飛機，隔天返院報到，張重義馬上接到電話——有個新生兒病人罹患大血管轉位的複雜先天性心臟病，在等他回來進行大動脈轉換術。手術順利完成後，張重義為了照顧他整個禮拜都沒回家，但小病人還是因為氣管內管痰塊阻塞急救，之後撐了一個月還是走了。後來兩例大動脈轉位的新生兒，手術都很成功，但一位因胃幽門手術併發腹膜炎、另一位出院後因融合性病毒感染相繼離世。「我那時候好像一個礦工戴著頭燈，在陰暗的礦坑地道裡，怎麼看都看不到盡頭。」心情沈重的張重義，不禁猶豫是否要繼續做下去。直到第四例病人，完成手術的張重義一樣睡在加護病房內就近照顧，「睡到一半護理師叫醒我說病人危急，我趕快跑去幫他急救，心臟才跳回來了。」張重義欣慰地說，這位病人現在在台東當體育老師。他說，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很困難，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包括術前準備、術後照顧、麻醉都是，都要從頭學起。隨著經驗的累積，大家逐漸知道呼吸器要加濕，痰塊才不會塞住氣管內管；或是術後心臟腫脹，先不關胸，要等三天心臟消腫後才能把胸骨傷口關起來。此後，張重義的手術成功率就一直進步，更完成10種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的台灣第一例手術，當年新生兒開心手術原本只佔台大醫院所有心臟手術的1%不到，後來不但上升到15%，且成功率高達八成五以上。完整全面溝通，醫病心關係換上無菌衣走入加護病房，「阿公你怎麼又來了」、「阿公又來看小朋友喔」，護理站此起彼落響起了招呼聲。張重義拿起玩具吸引小病人的注意，熟練地拿出聽診器聆聽呼吸與心跳，還時不時用手直接感受他們的體溫。為了了解這群不會說話新生兒的身體狀況，張重義練就了一身中醫「望聞問切」的好功夫。「不只是要觀察他，還要摸他、聽他、感覺他，你才能知道他是好還是不好。有時候看監視器，有心跳、血壓，不代表病人沒有問題，很多藥物可以維持這種假象。」張重義認為，這其實是每個醫師都該做到的，經過這些過程，其實可省掉很多不必要的檢查。只是現代醫學仰賴各種檢查，不做的話會被病人質疑。他感慨時代環境的變遷，讓醫療的某些部份變得昂貴又無效，醫病之間也因為減少了本該有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反而逐漸變得對立。不只耗費心思在孩子上，張重義更不吝花時間跟新生兒的父母們好好溝通。他說，在美國著名的梅約診所學習困難的單一心室手術時，對這個百年醫療機構最深的印象是「重視每個細節」——人來人往的醫院內不只沒有任何髒污、破損，連電梯也少有磨擦痕。「他們還特別重視病人隱私，例如決定要開刀後，會把病人請到一個房間，由內科醫師跟外科醫師一起去看病人，說明為什麼要開刀、怎樣開刀。」回國後張重義也盡量這樣做，每個病人，他都會花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說明解釋，讓他們盡情發問，而且希望內科醫師和他一起去（雖然不可能每次如願）。幾乎我的每個學生都問過我說：「老師，你每次都和病人這樣解釋不覺得煩嗎？同樣的病大同小異，你就畫個圖，複印給他們看，叫他們在問題表格上打勾，這樣不是很好嗎？」明知這樣子會比較有效率，但張重義一直認為這樣不好，卻不知道該怎麼跟學生說明。直到六十歲快退休前，他想起年輕時跟洪啟仁教授一起去看一位隔天要手術的老先生，老師握住病人的手輕聲撫慰：「阿伯，你放心，我明天會好好幫你手術，你今晚好好睏，要記得不可以吃東西，不能喝水。」「我當下可以感覺到，老先生在聽到老師的那句話後，整個人如釋重負一樣放鬆了下來。」後來張重義都跟學生說：「你們想，我們每天對病人解釋同樣的東西很煩對不對？但對病人來說可能一輩子就這麼一次。要開刀的心情是很惶恐的，讓他看錄影帶，給他自己勾表格，那是冷的，沒有溫度。讓他知道你會好好幫他做，你要讓他問問題，這樣病人才會覺得你在關心他。」張重義說，醫病關係會出問題，是因為病人覺得醫師不關心；如果病人過世，家屬自然會不捨，但如果他們了解你在這個過程中盡心了，醫病關係就不會那麼緊張。珍惜相處的每一刻，醫心也醫人這樣的溫暖溝通，也延續到成人先天性心臟病病人身上。張重義說，先天性心臟病不是出生時治療完就結束了，隨著逐漸長大，還有很多殘留的問題要解決。他還記得，有一位小時候由洪啟仁教授治療的病人，長大後瓣膜失去作用，心臟腫得厲害，但患者不想開刀，甚至想放棄人生。張重義坐下來與他長談，一一解決他擔憂的問題，努力讓他了解這是可以治療的。「現在病人不但過得很好，還可以帶團爬山呢！」但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平安地長大。有一位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得分次開刀，可惜療程還沒結束，五歲時就去當小天使了。「孩子的媽媽告訴我，她很感謝我，讓她和小孩有五年的相處時光。」還有一位手術只開到第二個階段，媽媽問他還能不能開最後一次，完成治療。「我說不要開了，條件不夠，妳就讓他快樂地過剩下的日子。」孩子後來回台大住院，張重義當時已轉任到馬偕，還是回去看他，鼓勵他要撐過去，可惜最後還是離開了。參加告別式時，媽媽抱著張醫師哭，很感激讓她和孩子有二十年美好的時光，終生懷念。「我從來不讓病人選擇你要做什麼手術，這是不應該的。」張重義語重心長地說：「他們不是專業，這等於是把責任丟在他們身上。」將所有辦法的好壞細說分明，張重義會向父母提出建議，但尊重他們最終的選擇。「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跟爸媽都很辛苦，」張重義語氣充滿了體諒，「如果我覺得預後不是很好，我會明白的告訴父母，如果一旦決定要留下，他們就要有心理準備。這是一條漫長的路，只要做了決定，就不要後悔，否則日子難過。」他也清楚，父母都是為孩子著想的，即使決定放手，也不要覺得對不起孩子，沒有父母親願意這樣做，醫師會陪伴父母堅強地一起度過；一起開心，共同悲傷，不留遺憾。人生三境圓滿，依然胸懷大志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這條「未行之路」，已被張重義走出一片海闊天空，他形容這段過程如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提到的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乃第一境界。當時張重義立定了目標，洪啟仁老師用「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的詩鼓勵他：「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誓不還。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他也感謝老師給他這個機會，挑戰這條艱辛的道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是第二境界。回國後，他為了病童們幾乎每天住在醫院中，忙得廢寢忘食、夙夜匪懈。有一次他兒子還在週記裡寫道「我們週末常去台大醫院郊遊」，充滿疑問的老師趁著家庭訪問時詢問才知，「因為周六周日如果要帶他們去玩，我一樣會先去醫院查房，看完病人沒問題才出發；如果有問題，太太會跟兒子說，我們先回家等爸爸。」張重義笑著說，很感謝太太的體諒，成為他最堅強的後盾。第三個境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張重義說，他幾十年來一直在尋找更好的方法治療病童，最後發現「越簡單的方式反而越有效」，手術方式也要化繁為簡。但他更大的體悟是：「人類無法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果病人真的無法好好治療，Letitbe，就讓他好好過活吧。」即便人生三境已圓滿，但張重義依然胸懷大志，從台大退休後，選擇轉進馬偕。「因為馬偕的婦產科和新生兒科都很強，可是在複雜性先天性心臟方面還有發展的空間，我希望讓北台灣有多一個能治療先天性心臟病的醫學中心。」此外，他還積極建立整套的「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溝通照護」制度。馬偕與其他婦產科診所合作，若產前超音波發現異常就會轉到醫院。「由放射科醫師、婦產科醫師、小兒心臟科醫師、個管師組成團隊，跟爸爸媽媽一起從產前、產後、術後定時討論溝通，讓父母充分了解狀況，並對孩子進行產後兩年發育情況的定期追蹤。」張重義希望，這樣能讓爸爸媽媽覺得溫暖、安心。四十年來，在先天性心臟病孩子小小的胸膛裡，張重義「造橋、鋪路、改道、重建」，讓孩子可以和父母一起譜寫自己的故事；面對未來，71歲的張重義還想擔起責任——「Boys,beambitious!」他引用WilliamSmithClark先生告訴北海道札幌農校（現為札幌北海道大學）學生的名言，鼓勵更多後進跟他一樣勇敢挑戰，一起照顧兒童與成年先天性心臟病人的健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張重義有壯心，也還有夢。張重義CHUNG-I,CHANG,M.D.心臟外科專家，台灣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先驅，執行新生兒大動脈轉位暨多項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手術首例。師承台大洪啟仁教授，聽從其建議赴歐美學習新生兒暨嬰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後集世界三大心臟病理泰斗之所長，扭轉當時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開一個死一個，開兩個死一雙」的悲慘局面，為病童與家屬帶來希望。退休後轉任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建立完整的「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溝通照護」制度，產前、產後、術後皆有專業的團隊陪父母一起討論溝通，讓醫病之間更溫暖、安心。「Boys,beAmbitious!」他鼓勵後進跟他一樣勇敢接受挑戰，照顧兒童與成年先天性心臟病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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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再進一步，照顧更多病人 王照元，點亮高屏生命之光
「太開心了！我連續爭取了4年啊！中央剛剛宣布低前位直腸切除術納入健保，南台灣大腸直腸癌患者不必再擔心達文西手術費太高了！」壬寅年臘八的前兩天，南下艷陽暖照的屏東，和部立屏東醫院（屏醫）院長王照元在院長辦公室初次見面，兩人好像都還沒坐定呢，王院長立即熱切地?報一個大好的消息：中央健保署剛剛宣布了，新增17項達文西手術費納全民健保給付，新制最快明年3月1日上路。接著，他忙不迭地拿起自個兒的手機，迅速搜尋當天的新聞報導並馬上轉傳。「我太高興了，爭取了四年，達文西手術費終於納保了！」戴著口罩的王照元，聲調裡透露出他那無比的興奮與喜悅，眉目間藏不住他那滿滿的欣慰與感動：「謝謝李伯璋署長、謝謝審查委員，謝謝所有一起努力的醫界夥伴們。」他那眉飛眼笑的致謝詞，差堪比擬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接到獎座的最佳男主角。12月28日的即時新聞如此報導：去年起，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台灣胰臟醫學會等多個醫學會陸續向健保署建議，「肝部分切除術」、「肺葉切除術」、「低前位直腸切除術」等17項達文西手術，經醫療科技評估（HTA）評估具安全及療效實證。健保署表示，經討論後決定通過「肝部分切除術」等17項達文西機械手臂輔助手術，預計最快明年3月1日公告實施，推估近千人受惠，而依手術類別不同，最多可省下16萬多元手術費。事實上，台灣自2004年引進達文西手術，迄今已有21種疾病可以使用達文西手術。期間，經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提案，達文西手術最常使用的攝護腺癌，終於在2017年納入全民健保部分支付項目。之後，包括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台灣機器人手術、台灣胸腔外科、台灣胰臟等醫學會，或個別發聲或聯合倡議，接二連三爭取擴大納保達文西手術項目，其中，在2018年擔任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理事長的王照元更是不遺餘力，為腸癌患者爭取納入，因此，他為努力有成而感到欣喜。相較於傳統開腹或是腹腔鏡手術，執行達文西手術，只要一名外科醫師就可操作多隻手臂，且具有3D視野，術程更精準。對病患來說，達文西手術傷口較小，可有效減少輸血量與疼痛、縮短住院天數、降低感染風險、術後恢復速度較快、身體負擔較小，是種進階有效的手術選擇，但價格昂貴，一台刀高達約30萬元，因此，王照元一直強力訴求健保可以有條件開放給付，以嘉惠更多病人。翻閱台灣達文西手術的簡史，不能不提王照元。他不僅是南台灣達文西腸癌手術的一把手、創下全台大腸直腸外科醫師達文西手術九年逾600例的歷史紀錄，同時更和他的團隊盡心竭力，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醫）在2020年6月獲得國際原廠認證，成立全台第一家大腸直腸外科達文西手術「觀摩看刀」中心，供國內及亞洲各國醫師前往學習操作技巧，王照元是主要示範醫師，而他絕不藏私，也因此傳出了好口碑。49歲學達文西讓高醫發光發亮一般醫師30多歲開始學達文西，王照元49歲才學，為了精熟技術，他格外用心。高醫在2013年引進達文西機械手臂，同年4月，他就用達文西為病人手術。「第一次為病人動刀，為了求好，整個過程戰戰兢兢，從早上八點多開始，一直晚上快十點結束，超過12個鐘頭，開完刀，整個人都快虛脫了。」從結果來看，王照元果然沒讓賴文德院長失望。「我是個知恩圖報的人！」王照元認為，最大的圖報，是把醫術學好，把病人治好，讓他服務的醫院發光發熱。「只要是錐子，總是藏不住的」！也許就因為主動學習、用心醫術的態度被看到，以及勇於任事、積極創新的能力被肯定，八年前（2014年）賴文德院長拔擢王照元為副院長。「當時我跟院長說，先生（對老師的尊稱）！比我資深的學長、優秀的醫師有很多，您有沒有選錯啊？」賴文德院長回答他：「我已經看了很久，就你，最適合！」「就你」！成為家族首位醫生「就你」！時光倒退，回還在讀在高雄中學、理個學生平頭的那時彼刻，王照元之所以會選讀醫科，與其是出自父親的期許，毋寧說是神明「就你」的指示。「爸爸跟我說，我們家族都沒有人當醫生，你要不要當醫生？」當時一心嚮往當工程師的王照元覺得，當醫生工作應該非常無聊乏味、生活應該非常平淡無奇，於是就和有虔誠民間信仰的父親商議，並達成了「先請問神明看看」的共識。不記得是何年何日了，但父子倆前往參拜的台南北門南鯤鯓代天府，王照元倒是記憶深刻。在虔誠參拜之後，開始跟代天王爺擲筊問事，包括適不適合讀醫科？會考上醫學系的第幾志願？結果是連續六、七次聖杯，「除了明確指示適合念醫科，還說會考上第三志願，結果應驗了。當年台北醫學大學（北醫）有些風風雨雨，我選填台大、陽明、高醫、中國、中山等醫學系，最後如神明所示考上高醫。」南鯤鯓代天府建於明永曆15年（1661），距今360餘年，主祀「代天巡狩」李、池、吳、朱、范府千歲五府千歲。由於靈驗事蹟很多，吸引了各地民眾前來分靈，至今全台已經超過1萬7000多座分靈的廟，因為分靈為數眾多，南鯤鯓代天府成了台灣的王爺總廟，香火鼎盛。父母在不遠遊深耕高雄王照元考上高醫後，一直是用功念書、認真學習的學生，他用「乖寶寶」來形容自己從小到大的求學歷程，而且常常以大局為重。在接受住院醫院訓練時，他選擇胃腸外科，主要30年前胃癌病人多，是主流，大腸癌病人少，做大腸只有兩位年長醫師，等他當上總醫師時，胃領域的醫師已經太擠了，加上兩位做大腸的老醫師先後離開，就跟老師說：「我來做大腸好了，不然高醫的大腸就空了。」「乖寶寶」認真負責的個性與作為，加上凡事從大局考量的視野和格局，王照元在高醫的表現一路受肯定，到台大醫院實習也被看好。實習結束後，台大大腸直腸外科王世名教授希望他留在台大發展，但王照元住南部的父母親身體違和，讓身為人子的他非常掛慮，為方便就近照顧父母，毅然讓出這大好機會，返鄉服務。為了盡子女的孝心，王照元真心實意力行了《論語・里仁》篇裡「父母在，不遠遊」這句話。自此之後，他一直留在高雄，持續在高醫拿到醫學研究所的碩士學位、博士文憑，然後歷經高醫的外科學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曾任高醫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學術推動組組長、醫學院研發組組長及醫院的小兒外科主任、副院長。埋首工作驚覺兒女長大王照元強調，孝順父母是做人的根本，在行有餘力時回饋社會，是人生的意義，「我這麼做，也這麼教導我的兩個孩子。讓我很欣慰的是，他們都這麼做了。」2011年3月11日下午2時許，日本宮城縣牡鹿半島東南偏東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發生規模8.4的大地震，是有紀錄以來日本規模最大的地震，伴隨而來的巨大海嘯以及餘震，為日東帶來大規模災害和衝擊，罹難、失蹤及受傷者近兩萬五千人。當聽到這樣的不幸消息，兩個孩子趕快拿出他們多年的儲蓄傾囊相助。王照元的一兒一女，現今都在美國，大兒子和媳婦都在西雅圖亞馬遜公司（Amazon.com,Inc.）上班，女兒在南卡羅萊納州一家3D列印公司做事。他們都覺得老爸的醫生工作太過辛苦了，沒有人願意克紹箕裘，倒是女兒的公司做人造心臟、人造器官，勉強跟醫學扯上了關係。「做醫生以後，我是別人眼中的工作狂，而我則一直樂在工作。」一直到孩子要出國了，王照元才赫然發現：「哇！孩子都這麼大了。」還好，趕在孩子出國前，他盡量找時間跟孩子們相處、說話談心，總算拉近距離，也建立了不錯的父情誼子、父女感情。如此美好的親子關係一直持續維持著，並沒有因為COVID-19疫情的阻隔而受到一絲一毫的影響。雖說王照元忙得無暇照顧、陪伴孩子，但他公而忘私的身教更勝言教，讓兩個孩子因了解而體諒、因體諒而敬重。當然，箇中有賢內助支持，更是功不可沒，「我非常非常感謝太太持家有方、把孩子照顧得很好，有時還要當我的情緒垃圾桶。」全年無休投入偏鄉醫療時光和場景拉回2004年，當時高醫承接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山地鄉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簡稱IDS計畫），院方希望聚集一些熱心且願意犧牲例假日至偏遠地區服務的醫師，包括桃源、三民（現那瑪夏鄉區）與茂林等偏遠地區。王照元秉著一股熱血就毅然決然地接下外科負責醫師的角色。「在高醫期間，我有14年深入山地鄉鎮，為弱勢的居民診療，多次經歷像原始人般缺水斷電的生活；而且14年中有13年的除夕都是在山地鄉過夜的。」早期山路大部分是土石路，路況不佳，尤其夏天雨多，泥濘難行，車子拋錨、送修，是常有的事。期間，王照元發生過兩次車禍，還有一次大雨後土石流沖入車內的險況，還好吉人天相，車損人安。2009年莫拉克風災，山區雨量超過2500毫米，三個山地鄉對外交通完全中斷，高醫緊急應變，深入災區協助醫療救援，王照元也在第一時間進入重災區，服務災民，度過像原始人般缺水斷電的生活。這一路走來十四個寒暑，其中十三個除夕都在山地過夜，「媽媽和太太不免叨唸，我都會告訴家人今年是最後一年不在家中過除夕夜……」。他無私無畏艱難的奉獻，於2014年獲得高雄市醫師公會高杏獎殊榮。在2018年6月出版的《山地醫療紀念專刊》裡，王照元發表一篇〈十四餘載支援山地醫療之心路歷程〉的專文，描述了這段陳年舊事：只要想到自己是山地醫療的排班醫師，就覺得身為領導者更應該在此時擔負起此一工作，而這種精神的傳承，相信是高醫人一脈相傳對社會用心負責的態度。因此家裡的長輩從起初的不諒解到後來逐漸地接受，甚至於認同，因為他們知道高醫擔負起此一重任，必須靠一群願意默默地犧牲與奉獻的第一線醫護人員，才不辜負社會對高醫的期許。貴人提攜跨入精準醫學範疇高醫余幸司校長看到王照元這種以公務為重、使命必達的精神，非常欣賞，並大力栽培。余幸司校長在2006年至2012年任高醫校長，不遺餘力地推動跨領域資源整合，偕同該校兩位副校長葛應欽及鐘育志合力推動，設立環境醫學研究中心，並於2008年2月獲得教育部「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連續三年每年新臺幣9000萬元重點補助，在環境醫學跨領域研究上引入了更多資源與人才。「我的專業領域從原本的胃腸外科，邁入腫瘤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營養學和癌症分子標記，我可以服務更多的病人」「余校長是我人生的貴人，因為他，我才有機會參與和中研院合作的台灣癌症研究計畫。」王照元緊緊把握住那四年從事研究的黃金歲月，專注分子生物學、生物標記及基因體等研究，不僅擴大了自身的研究視野，而且跨入精準醫學的學術範疇，專業領域從原本的胃腸外科，邁入腫瘤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營養學和癌症分子標記，「從此讓我在基礎研究與臨床醫療之間搭了橋，至今發表的論文已超過378篇，而且我偏好能夠用來服務病人、照顧病人的應用型研究。」由於兼具深厚的學術涵養與豐富的臨床經驗，讓王照元得以率領高醫達文西手術團隊，與北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合作，八年蒐集605名直腸癌病例，發現接受達文西手術的第一至三期直腸癌患者，五年存活率達91.1％，與國際頂尖醫療機構相比毫不遜色。這項研究成果報告，2022年8月刊登在SCI期刊《癌症（Cancers）》上，展現台灣卓越的手術水準。擔任屏醫院長超前部署2021年8月30日，王照元借調擔任部立屏醫院長，任期三年。為了屏醫的發展，他馬不停蹄，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每天工作14、15個鐘頭，腦筋從來沒停下來過。「常常在洗澡時靈感乍現，迫不及待記下來。」驗收他上任第一年的成績，占床率從原來的七成提高至八成多、服務量也增加16%，在所有部立醫院中排名從第六竄升為第四，「但這還不夠，永遠要追求第一。」王照元坦承，除了自律甚嚴之外，不論手把手訓練醫師開刀、要求子弟兵研究升等，或者帶領屏醫轉型，「我真的很嚴！」他笑著說。「我們從事醫療工作，在在關乎病人的生命與安全，因此，不論做臨床醫療、基礎研究，或者醫院行政，容不得有任何的馬虎隨便、更絕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虛偽造假，必須以最高道德、最高標準來自我要求。」王照元嚴肅道。由於屏醫是高屏地區唯一的傳染病應變醫院，在COVID-19疫情期間，屏醫開設的專責病房及病床數量都居屏東縣所有醫院之冠，即使過程中曾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醫護人員染疫，仍然想方設法、盡心盡力照顧病患，共同打了一場漂亮的防疫戰。對此，王照元特別感謝屏醫同仁的盡心努力，以及衛福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委員會執行長王必勝、副執行長林三齊和李新民的大力協助。病人第一屏醫邁向準醫學中心當前要務之一是，全力打造屏醫成為具有準醫學中心癌症醫療特色的區域醫院，引進癌症治療新觀念，如基因檢測、分子生物學、免疫藥物治療等，讓在地民眾不用舟車勞頓，也能享有與醫學中心同級的醫療服務。另一項關鍵轉型工程是，建立台灣第一個包含戰備、防疫、智慧與綠能四大特色的新醫療大樓。這座多功能醫療大樓，預計四到五年完工。基於戰備需要，從一樓至地下三樓的所有樓地板，都需具備戰時防爆、抗震的功能。一樓在戰時成為大量傷患處理中心，地下三層樓平時為停車場，戰時可避難、防災。王照元表示，無論是面對疫情或是國際情勢，要打勝仗的前提，就是要提前準備，醫療端也不例外，只有超前部署，面對大量傷患就醫，才能臨危不亂，屏醫願意承擔這個重責大任。時間過得很快，王照元借調屏醫的任期還有一年七個多月，但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像新醫療大樓確定無法在他任內完成。拚命三郎的他先是說：「我是7-11，全年無休。」接著他又表示：「全力以赴，成功不必在我。」王照元JAW-YUANWANG,M.D.國內大腸直腸外科權威、南台灣達文西腸癌手術一把手，創下全台大腸直腸外科醫師達文西手術九年逾600例歷史紀錄。2020年6月，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在他的團隊努力之下，獲得國際原廠認證，成立全台第一家大腸直腸外科達文西手術「觀摩看刀」中心，供國內外醫師學習。行醫30年，手術與治療大腸直腸癌病患超過4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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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3 焦點.醫學有故事
每道眼神，我都希望盡快回應 林易超，將愛宅配到府
位於花蓮市區的林肯牙醫，候診區的木質板牆上掛著「墾．懇．肯．啃」大大的四個字。院長林易超是個小兒痲痺患者，雖然行動不便，但他還是拄著手杖，從週一到週六，幾乎每個診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2017年，他開始投入到宅醫療服務。拄著拐杖，拖行沈重器材跋山涉水的身影感動了無數人，讓人看見他不畏環境與身體侷限，也要幫助照護弱勢的火熱心腸，更因此獲贈2022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身為牙醫師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盡全力幫助患者，解決他們『痛』和『吃』的問題。」懇切的言辭中，流露出他對每位病人的重視，以及對自己的期許。鬼門關前走一遭生來註定受主恩典出生於彰化員林，林易超的父親開中藥房幫人抓藥，常從員林挑著扁擔走到台中買賣草藥與藥材，出門一趟往往就要一兩個禮拜。母親雖不識字，但也是個「電頭毛」的職業婦女，兄弟們從小都托由阿嬤照顧。10個月大時，林易超連續高燒、腹瀉了好幾天，在那個醫療知識不普及的年代，阿嬤只能焦急地帶著愛孫到廟裡求了香灰，祈求神明庇佑，卻遲遲不見好轉。直到父親做生意回家，見到他肚子整個脹大，才趕緊借了錢將他帶到彰化基督教醫院，但值班醫師卻只是搖搖頭嘆道：「這孩子應該救不回來了。」那時正好有個外國宣教士見到，主動說要幫林易超禱告。林爸爸當下發願：「如果這孩子活了下來，我們全家就改信基督教。」說也神奇，在禱告過後，林易超的肚子開始「消風」，小命也終於保了下來，但左腳還是不幸受到影響，已無法施力。之後林易超被確診患了小兒痲痺症。那時雖然疫苗已經問世，但一劑的價格高達300元，抵得上一般家庭一整個月的飯錢，只有少數經濟能力良好的人能夠負擔。但阿嬤仍感到滿心愧咎，不管煮飯、洗衣、外出，一定都揹著林易超，「我可以說是在阿嬤的背上長大。」他毫不介意地笑著說。從啟智班到學霸村裡第一個建中生阿嬤因病過世後，林易超的爸媽忙於工作，無法代替阿嬤成為他的雙腳，「我小時候的記憶，大多都是在地上爬行。」因為身體不便，林易超幾乎不能跟著哥哥弟弟在外面遊玩，偶爾灌灌蟋蟀，也成了他小時候為數不多的珍貴回憶。而為了矯治左腳，父親只要聽到哪裡有醫治的可能，不辭千辛萬苦也要將兒子帶去。南至屏東，北至台北，最後林易超在振興醫院接受了三次手術，住院了大半年，終於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接受治療這段期間正逢聖誕節，振興醫院的創辦人蔣宋美齡在圓山飯店舉辦活動，他也被選中參加表演。「對那時候的小朋友來說，這是一份很珍貴的『殊榮』，也讓我第一次覺得，我的腳是上天給我的印記。」就算當年的興奮和悸動已經遺忘，但伴隨榮耀而來的自信，彷彿化成他另一根手杖，在往後的人生支撐著他繼續前行。結束療程，林易超返回員林就讀小學。一開始，他只覺得班上同學都怪怪的，不是很好溝通。直到三年級的某次自然課，老師在課堂上問起：「同學們，知道風怎麼來的嗎？」全班只有他一個舉手回答說：「空氣。」讓老師嚇了一跳。原來當時根本沒有特殊教育的概念，肢體障礙與智能障礙的孩子，都被編在同個特殊教育班。老師趕緊重新鑑定他的智能，他才回到一般班級上課，最後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從啟智班變成學霸是什麼感受？林易超謙虛地說，因為自己行動不便，所以平常也只能看書。「考得好能在司令台上受到表揚，這些榮耀慢慢增加我的一些自信，叫我『跛腳』的小孩也不敢再欺負我。」好成績變為日常，之後林易超更成為員林第一個應屆考上建中的學生，還上了報紙的地方版面。父親表面雖裝做不以為意，但強自壓抑心中喜悅、故做鎮定的神情，現在還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上帝雖然給了我殘缺的腳，卻也賜給我一個還算聰明的腦袋。」他深深感激著。滑鐵盧考上牙醫成為大學風雲人物當時整個社會上普遍的價值觀就是「考上醫師，未來就能擁有美好的人生。」來到臥虎藏龍的建中，林易超意識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更加努力用功。聯考前夕父親還特地北上來照料他陪考，但沒想到當晚父親的鼾聲嚴重影響了他的睡眠，精神不濟的他隔天數學大失常，最後只上了高醫的牙醫系。當時鄉下地方的牙醫，通常只是幫病人拔牙、補牙洞的「仙仔」或「師傅」，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就是密醫。「你真的要唸牙醫唸六年嗎？隔壁村王伯伯的兒子去當齒膜學徒，只要兩年就能出師。」父親非常擔憂，自己的兒子花那麼長時間念書，學出來是不是跟那些「仙仔」一樣？但不想再經歷一年痛苦高壓的備考日子，林易超決定順著上帝的旨意，如期到高醫報到。「其實我剛進入大學時，對牙醫還是充滿忐忑。」林易超回憶，只能從事室內活動的他擁有一顆敏感纖細的心，熱愛文學及寫作，甚至曾興起轉學到中山大學中文系就讀的念頭。「但認識的老師勸我說念中文賺不了什麼錢，叫我把寫作當興趣就好，我才打消轉學的念頭。」他哈哈大笑。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大大拓展了林易超的眼界，也安撫了他那顆徬徨躁動的心。仰賴於肢架技術的進步，他不再需要撐著拐杖，日常活動幾乎不受阻礙，因此在課業以外時間，他將全副的心力都投入在社團活動上，參加了不少藝文與服務性的社團。大三時，喜愛寫作的他成了牙醫系刊社團「鼎社」社長的不二人選；大四時接下「幼幼慈惠社」的社長；就連實習前一年的大五也接下「海天社」社長的任務，十足是個學校的風雲人物，畢業典禮時甚至從學弟妹手中收到了3、40束花。他曾到育樂院陪小朋友玩耍，到老人院幫老人家更衣；跟著服務隊到台東達仁鄉和大武鄉義診，也望見震撼人心的滿天星斗；還因過於熱衷服務，大五參加高雄北門漁村義診時忘了事先跟家裡報備，還被爸媽報警協尋，鬧了一場烏龍。他感慨地說：「大學時我到過很多詳和、美麗的偏鄉，但那些地方，卻都是缺乏醫療的所在。」這些珍貴的經歷，讓「服務」自然而然地成了林易超生命中的重心，也變成日後支持他往困難之處前進的動力。老師vs醫師的掙扎畢業前，身為基督徒，且充滿著服務熱忱的林易超早已決心要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但沒料到不只彰基，連應徵附近二林、埔里基督教醫院也陸續落榜，讓他遭受了很大的打擊。「我最後才明白，儘管實習成績再好，自己行動不便的腳，才是我應徵失敗的主要原因。」他苦澀地說。對成為「牙醫師」感到萬念俱灰，林易超決定攻讀研究所，改以成為「老師」為終身職志。他的指導教授林立民剛從美國拿到博士回到高醫任教，同屆報到同學中幾乎都選擇研究熱門的「補綴」或「矯正」領域，只有他一人選擇了「口腔病理」，好得到留在大學教書任職的機會。不負學霸之名，林易超在短短兩年間與老師共同發表了三篇「檳榔汁對口腔癌化」的研究論文，為國內口腔癌的防治跨出大大的一步。「我要幫上百隻倉鼠的口腔粘膜塗檳榔萃取液，每週三次，加起來超過一千次，」他笑著回憶，「還接過檳榔業者打來恐嚇的電話，要我小心一點！」研究所畢業後，林易超到台中中台醫專任教，孩子也陸續出生，原本想著從此能過著穩定的生活，某天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我已經在員林蓋好了一棟房子要給你開診所，如果你不回來，爸爸還不出貸款，只好被抓去關。」在父親看似威脅的親情攻勢之下，其實早就看穿林易超放不下對「服務病患」的渴望，才一把將他正式地推入了臨床領域，「從抗拒到接受，兜兜轉轉了11年，我最後還是走回了『牙醫』的老本行。」從後山走向世界除了辛苦更有愛憑著精湛的醫術與熱誠的服務，「易超牙醫診所」在員林當地漸漸聲名鵲起，加上不斷進修，他更成為當地少數能執行牙齒矯正的名醫。事業蒸蒸日上，林易超忙得不可開交，後來因為大女兒生病，全家決定搬遷到能多親近大自然的環境，因此興起了海外移民的念頭，但「服務奉獻」的精神同時在林易超的內在不斷被喚起。一番權衡下，他們決定「島內移民」到花蓮——他相信在美麗的後山，孩子能更自在健康的生活，自己的力量也能有更大的貢獻。搬到花蓮的頭兩年，林易超除了在門諾醫院服務，每週都還會飛回員林看診。「沒辦法，很多患者的療程還沒結束，我走了以後他們該怎麼辦？」放不下員林的病人們，他花了整整兩年才將易超牙醫診所結束。之後，「林肯牙醫」才在花蓮悄悄開幕營運。而早在林易超還在員林時，便已經和十幾位志同道合的牙醫友人，成立「中華牙醫服務團」，一開始是在綠島和蘭嶼偏鄉進行牙科義診服務，2007年他第一次走向世界，前往尼泊爾義診。「往加德滿都的航班要先在曼谷轉機，光是候機時間就長達17、18個小時，直接在機場打地舖休息是家常便飯。」而義診需要的機具重達上百公斤，若全部托運費用實在令人咋舌，「我們每個人手上都分配提著20公斤的手提行李，義診團就是要把吃苦當吃補。」林易超興奮地分享。義診的地點波卡拉，從加德滿都出發還得翻山越嶺8小時，充當診間的山區小教堂環境非常簡陋，一行人只能睡在磚瓦房內的稻草堆上，但是隔天一大早開始進行義診前，早就有許多病人排成了長長的人龍。林易超好奇地問起一個小病人：「你家住在哪裡？」他對著遠方的山頭一指：「就在那裡，很近啊。」翻譯人員告訴林易超，孩子們大多是光著腳，要在碎石子山路走兩個鐘頭才能來到這裡。他不由得一怔：「每個患者在我手上最多不會超過10分鐘，但卻可以解決困擾他們幾個禮拜甚至數個月的疼痛，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事啊！」他重新體會到醫療的珍貴，並感受到這對世界上的弱勢族群有多麼重要。直到新冠疫情爆發前，林易超幾乎每年出國義診，足跡遍及尼泊爾、印度、肯亞、緬甸、中國青海等地。而義診不只辛苦，也經常遇到意想不到的狀況——他曾遇到排隊的孕婦忽然臨盆，整個團隊只好停下來手忙腳亂地幫忙生產；也曾遇到媽媽帶著大腿外傷，已惡化為蜂窩性組織炎的小朋友前來求診，一行人只好克難地靠著牙科的器具手術治療。「真的什麼事情都遇過，但幸好他們都渡過難關，恢復得很好。」他滿足地說，縱使每天都得拔至少20、30顆牙，拔到手指腫脹變形，但是圍繞在他身上除了奉獻的服事精神，一定有更多的愛和滿足包圍。建立身障巡迴醫療據點、第一個到宅醫療團隊除了海外服務，林易超也沒有忘記故鄉的弱勢族群。某次他透過教會，與位於美崙的黎明教養院有了接觸，在一次主日禮拜過程中，教養院的院生突然牙痛，他才發現這些孩子罹患蛀牙和牙周病的情況十分嚴重。門諾醫院距離教養院短短不到1公里，走路只需12分，但「到醫院看醫生」這件事對身心障的孩子們來說，不只是非常大的心理壓力，更是難以逾越的一座高牆。「每次院生們要出門看診，至少需要三位老師的陪同，人力有限，他們的牙齒就沒辦法受到很好的照護。」「那就我去吧！」於是林易超找了幾個跟他一樣熱血的醫師，集資在教養院內設置一個專屬的診療室，由幾位醫師排班輪迴到教養院輪班義診，讓院生們不用出門也能獲得治療。「距離的遠近，不是用里程數就能計算得一清二楚的。」他認真地說。但看病的過程也不是一路順遂，身心障礙的孩子們會因為害怕，會極力掙扎、揮舞四吱、甚至吐口水！「頭常常被打到，有一次手指還被咬傷。」林易超笑笑地說，雖然很辛苦，但他從來沒有一句怨言。診所穩定經營，林易超也身兼花蓮縣牙醫公會理事。一次例行會議中，理事長提到花東地區牙醫到宅醫療的服務量一直「掛零」，希望能突破這個窘境。當下所有牙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人想接下這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也難怪，花蓮從南到北幅員廣大，不少需要到宅醫療服務的患者，往往還在偏僻山區或原鄉部落，除了牙科器材器具不易攜帶，光是找路可能就得找個半天。「出門一趟只能治療三個病人，賺健保少少的補助，有時候甚至會虧錢。哪有在診所裡吹冷氣，一個一個治療來得輕鬆。」他一語點破現實的困境。看過海外偏鄉以及教養院小朋友的狀況，林易超知道醫療照護對他們的重要性，他心想：「花蓮的到宅醫療服務，總不會比落後國家義診還難吧？」經驗豐富的他主動請纓，希望拋磚引玉，「跨出第一步後，接下來應該就會有醫師前仆跟上吧？」他充滿期待。從那天起，林易超開始帶著護理師淑儀以及一位診所的資深助理，北從花蓮秀林，南至玉里，三人搬運著3、40公斤的器材，一戶戶地將醫療，宅配到行動不便的病患家中。不只醫人，更想醫心敲敲門，一面寒暄問著彼此的近況，一面將器材搬進個案家裡，就像來到熟悉朋友家中作客一樣。「這些問候是必要的，它不但是團隊進行評估時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也傳達給個案跟家屬，我們是很真心的在乎。」住在銅門村的阿明長期臥病在床，治療前阿明的妻子會先用兩條被子裹住他，預防他出手亂動或掙扎。洗牙的過程，林易超除了不斷出聲安慰，一旁的淑儀也一面熟練地操作吸唾機，一邊技巧性地幫忙固定。每當阿明嗆咳時，就要暫時中止，然後重頭再來。「一般洗牙大概只要5分鐘，但在宅醫療往往要花半個小時。」治療結束之後，林易超也不會馬上拍拍屁股走人，而會坐下來仔細地跟家屬說明今天進行了什麼療程、下回將進行什麼追蹤，甚至再示範一次患者口腔的清潔方式。他還會讓所有人圍在病人身旁，為患者與家屬祈禱與祝福。「最辛苦的其實是這些照顧者們，我希望能帶給他們一點關心跟支持，讓他們有力量能繼續走下去。」林易超團隊也不只到患者住家，還將服務延伸到其他的身心障礙托顧中心，也會協助「調查訪視」，確認提申請的個案是否符合「牙科到宅醫療服務」的條件。「如果允許，每一道期待的眼神，我都希望能盡快回應。」林易超感性道。雖然每次到宅醫療都像打了一場硬仗，結束後回到診所的林易超往往累個半死，但每次看到病人慢慢好轉不再疼痛，他又會重新充滿活力，樂此不彼。我是個牙醫，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墾：腳踏實地、吃苦耐勞來開墾花東這片樂土。懇：用誠懇謙卑的態度來服務每一位患者。肯：以肯認真、肯負責的精神來提升專業技術。啃：最終以能恢復一口健康、可以啃骨頭的牙齒為治療目標。這四個「ㄎㄣˇ」字是林易超的精神指標，高掛在林肯牙醫診所的牆上，隨時提醒著他的初心，也鼓舞他立下心願——希望有更多醫師，看見他誠懇地開墾出「到宅醫療」這項服務，一起加入行列，讓更多有需要幫助的患者，都能得到醫療照顧和心靈慰藉。太太朱育範曾用《聖經》〈馬太福音〉裡的一段話形容自己的先生：「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一路看著林易超走過來，朱育範心中滿是不捨，尤其他第二次攻頂玉山回程時在東埔溫泉摔斷了左腳，變得不得不靠手杖支撐才能走路，加上長期看牙導致了板機指，在接受完手術矯治後，片刻不停留地繼續堅持到宅醫療。她曾問他：「這麼辛苦，為什麼還要這麼逞強？」「很簡單囉，」他輕聲地回：「我是個牙醫，所以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拄著拐杖的身影，既堅強，也孤獨。走在林易超開墾過後的康莊大道，相信到宅醫療的行列會有更多人加入，讓美麗的後山，也充滿著光輝的愛。林易超YI-CHAOLIN,D.D.S.花蓮第一位到宅服務牙醫師，林肯牙醫診所院長，被稱為「拐杖牙醫」。幼年時罹患小兒麻痺導致左腿行動不方便，還曾因為身障被誤編入啟智班。大學時就開始參與許多公益服務，育幼院、老人院以及偏鄉義診團都有他的足跡；自行開業後，義診的行腳更是遍佈全世界。曾經到尼泊爾、印度、緬甸、非洲肯亞、青海、外蒙古等地方，而他也不曾間斷地關心自己住的土地，持續送愛到台灣的原民偏鄉。為了率先響應政府的長照政策，他拄著拐杖成為花蓮第一個到宅醫療牙醫，希望透過他的拋磚引玉，讓更多有志的醫師一起加入服務弱勢族群的行列，回應病患期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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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01 焦點.元氣新聞
男子腹瀉失眠「耳見焦黑斑」 就醫7天後確診大腸癌3期
現代人生活作息不正常，大腸癌近年更有年輕化趨勢，體表微小異狀往往成了及早揪出病灶的關鍵。中醫師吳宏乾分享義診時的真實案例，透露曾遇過一名長期為失眠所苦的志工前來諮詢，未料在望診檢查耳部時，赫然發現其耳朵上的大腸反射區竟呈現如「燒焦般的黑色斑塊」；在進一步詢問排便狀況並強烈建議對方就醫後，短短一週內便證實該名志工已罹患大腸癌第3期。吳宏乾醫師在節目《祝你健康》中表示，當天該名志工原本是為了調理睡眠障礙求診，他依常規檢視其耳廓是否有失眠相關徵兆，視線一掃卻意外在大腸反射區位置，看到一處宛如被火燒焦般的黑褐色沉積。正常健康狀態下的耳朵皮膚大多呈現紅潤且具光澤的粉紅色，該處浮現異常暗沉的焦黑色顯得格外突兀，讓他立刻警覺情況並不單純。察覺異樣後，吳宏乾隨即追問對方的排泄狀況，該名志工才坦言近期腹瀉相當劇烈，且排泄物中經常夾雜些許血絲與黏液。雖然志工一開始以忙於服務、想等有空再去醫院為由推託，但吳宏乾態度堅決，嚴肅告誡對方務必在三天內赴醫院詳細檢查；不料僅過了一週，隨隊護士便來電回報，經由醫院大腸鏡與切片檢查，確認該名志工確實已是大腸癌第3期。吳宏乾解釋，從中醫全息反射與經絡觀點來看，人體耳朵與臉部都有對應大腸的關鍵區域。其中耳朵的大腸反射區位於耳輪角內側，一般人多為光亮粉紅色，一旦出現焦黑或異常咖啡色，便是體內腸道發出的警訊；此外，從眼球正下方引垂線、鼻翼向外水平延伸的臉頰交會處，同樣也是大腸經循行與反射的範疇。他提醒民眾，若發現這些區域出現異常深黑的斑塊，且近期伴隨腹瀉、血便等排便習慣改變，應盡快前往醫院安排大腸鏡檢查，及早截斷惡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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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鐵道與衛生所 許乃懿，守護偏鄉兩條生命線
超過100歲的虎尾糖廠，現仍保有台灣唯一「服役」的五分車與糖業鐵路，向來是國內外鐵道迷的朝聖勝地。近年來，由家醫科醫師暨鐵道文化研究專家許乃懿帶領的「騎單車追火車」，更是虎尾糖廠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眾多鐵道迷騎上單車，在金黃色的陽光照映下，隨著許乃懿向前奔馳，追趕載運甘蔗的台糖火車。活動不僅復刻了數十年前嘉南平原的庶民生活，也讓鐵道迷見證甘蔗採收的盛況，品嘗初出爐砂糖的滋味；而時速16公里的五分車與300公里的高鐵「跨世紀新舊鐵道列車」交會的一刻，更是整個活動的最高潮。曾在雲林縣土庫鎮衛生所服務20多年的許乃懿，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深化、廣化了台灣鐵道文化的研究面向，並致力推動鐵道文物、古蹟保存，被鐵道迷們敬為鐵道文化研究大家。不僅在虎尾糖廠的活動，中南部縣市的獨立書店、社區大學，只要是由許乃懿主講的鐵道課程與講座，幾乎場場客滿，足見他在鐵道文化領域的號召力。上班時，許乃懿照顧居民的健康；下班後，他研究、書寫、演講，投身台灣鐵道保存與活化運動；滿頭華髮、身材清瘦，到哪都揹著一台相機的他，在遠離都會的衛生所一面守護民眾健康，一面守護有「經濟交通血管」之稱的鐵道兩條生命線。鐵道，串起對外婆的思念1960年許乃懿出生於雲林縣北港鎮。父親原本是北港高中老師，在他2歲時考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前身），從教職轉為公職，全家也跟著搬到台北，在離台北火車後站不遠的長安西路租屋，這也是他投身鐵道世界的起點。「小時候我被爸媽託給外婆照顧，所以跟外婆感情相當好，總是黏著她不放。跟著爸媽搬到台北時我年紀還小，常會因為想外婆而哭鬧。媽媽只好帶著我看火車，讓我安靜下來。」他笑著回憶。1970年代，台北市鐵道尚未地下化，許乃懿只要從家裡後門就能望見南來北往的各式火車。「我知道，從台北車站搭上火車，南下到嘉義市，再轉公車到北港鎮，就可看到外婆。」小學時，父親先後轉任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經濟部國貿局前身）、中央銀行等政府機構。每逢寒暑假，他都會被爸媽送回北港鎮暫居，主要交通工具自是火車，「那時沒有自強號，速度最快的列車是光華號，到我小學四年級時台鐵才推出莒光號。我通常都搭平快車，要搭5個多小時才能抵達嘉義，但那個時公路運輸還不發達，火車通常一票難求。」他如數家珍地道。西部縱貫鐵路就像一條長長的臍帶，串聯了許乃懿對外婆的思念，亦是他安全感之所繫。當時，台北市鐵道周遭多為菜園，當家裡蔬菜告罄時，媽媽只要扯開嗓門，就可向鄰近的農家訂菜。這也是後來許乃懿從事鐵道研究時，特別聚焦在鐵道與鄰近經濟產業，如糖業、礦業、林業連結的原因。僑居日本，視野大開小學畢業後，父親奉命外派日本，全家也從台北遷往日本東京。雖然他就讀的是華僑中學，但每天靠著看電視、與鄰居交談，聰慧的他很快就學會了日文，順利地幫他融入了日本社會。在一位鄰居大哥引導下，許乃懿開始對東京的鐵道產生興趣。他搭乘了所有行經東京的火車與地鐵，閱讀鐵道研究的相關書籍，開始鑽研拍攝列車的技巧，並樂此不疲。「日本鐵道的研究很早就起步了，從專家級的研究專著，到給入門者的科普書籍，琳瑯滿目、一應俱全，即使是中學生，也可領略鐵道研究的奧秘與樂趣。」他回憶。然而，在許乃懿就讀高一時，父親遭人密告曾與旅日的台獨人士聚會，差點身陷囹圄，幸獲後來擔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力保，才得以全身而退，但駐外職涯也就此中斷，許家被迫返回台灣。但僑居東京的4年讓許乃懿視野大開，更學習到日本人嚴謹的治學、工作態度，成為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回台後，許乃懿考進師大附中夜間部接續高中課業，之後考上陽明醫學院。原本想選讀理工科系並投身與鐵道相關的工作，但因為家人的期待最後選擇從醫。醫學系的課業繁重，學校裡也沒有同好，許乃懿只能將最愛的鐵道研究暫時放下。課餘時間，他會參加學校的勵青社，跟著教授、學長姐一起到偏鄉服務，這也埋下他日後回歸故鄉行醫的種子。「我是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第4屆的學生，當時全班都是公費生，同學們畢業後不是留在榮院體系服務，就是分發到衛生署的所屬醫院。」父親的職涯全數奉獻給公家機構，深知箇中甘苦；許乃懿雖如父親所願從醫，卻走上醫師兼公務員的公醫之路。汲取父親的教訓，加上他對在地方服務的嚮往，許乃懿決定離開台北，從此在地方深耕服務30餘年。回鄉行醫，重燃志趣畢業後，許乃懿被分發至省立桃園醫院（現更名為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家醫科，在主任傅振宗的影響下，選擇專攻糖尿病治療。「與單一器官的疾病不同，糖尿病是全身性的疾病，而且容易跟高血壓、高血脂併發，照護、保養都得相當費心，否則也可能致命。」他強調。兩年後，衛生署四處探詢願意到雲林縣土庫鎮衛生所任職的醫師，出身雲林的他遂答應赴任。土庫鎮鄰近虎尾鎮，許乃懿到衛生所報到後，對鐵道研究壓抑多年的熱情再度被熊熊點燃，從此一頭栽進糖業火車研究的世界。「你知道嗎？台灣糖業鐵道的發展史，跟民眾罹患糖尿病的比例消長息息相關。」許乃懿就像鐵道研究的傳教士般，語氣興奮又熱情，「以前糖的出口佔了台灣外匯高達七成，你能想像嗎？」自己的醫療專長是糖尿病，許乃懿又早想深入研究台灣糖業的發展史，糖業火車正是他研究最好的突破口。「能將自己的專業與興趣結合，沒什麼比這更好的事了。」但當他開始投入台灣糖業的鐵道研究後，卻馬上遇見第一個瓶頸——許多文物、資料早已散逸消失；台糖、台鐵也將這些資料視為不可公開的機密，歷史文獻取得困難。幸好天助自助者，他在拍火車、參訪的過程中遇到許多資深的老員工，許乃懿一一向他們探詢當時的風光，累積不同的記憶碎片，這才一點一滴地拼湊出全貌。「他們都是糖業火車歷史的見證人，透過他們的描述，可以了解台灣糖業是如何從興盛走入平凡。」許乃懿說。而因為台灣糖業火車幾乎全數由日本進口，精通日文的他，轉為直接閱讀日本文獻。他效法日本鐵道研究專家的方法，耙梳、彙整糖業火車的訪談，考證史書內容的真偽，再將全貌撰寫成文章，終於重塑出糖鐵昔日的榮景與風華，開啟了台灣鐵道文化保存的第一個篇章。深耕基層，看見人性雖然在鐵道研究與文化保存上有著不少成就，但許乃懿笑著澄清，他可從來沒有因為沉迷興趣而耽誤了公醫的工作。「剛到土庫鎮衛生所時，我很不習慣，因為天天都像是星期六。」許乃懿回憶道，衛生所平日午後總是門可羅雀，不像以往在醫院中每分每秒都像戰場，「不過隨著衛生所的服務項目跟便利商店一樣愈來愈多元，到衛生所的民眾逐年增加，之後就變得越來越忙。」除了看診、打疫苗，與執行各級政府交辦的衛教事項，許乃懿最重要的業務之一，就是為在家自然死亡的縣民進行相驗，開立死亡證明書。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他遇過互相推諉，不願意在死亡證明書上簽名的遺屬；神色木然，臉上盡是「你來做什麼」神情的家屬；因為宗教信仰，認為動到大體會讓靈魂痛苦而遲遲不肯答應相驗的家庭；甚至還有人在爭吵中請他幫忙主持公道……當然，也有不少子賢孫孝，相驗過程極盡不捨的家庭，不一而足。「執行這個業務，讓我看遍了世間百態、人情冷暖，也親眼見識到種種不可思議的迷信、算計。」他感慨道，但令人感動的親情，讓他始終對人性懷有希望，以及期待。對抗疾病，不全是醫師的事待在基層服務30年，許乃懿感慨，直到今日年長者們健康意識普遍還是不高。不少人對疾病能忍則忍，或道聽塗說服用來路不明的藥物，直到病情惡化或無法控制時，才來找醫師收拾爛攤子。他無奈道，「很少求診者把醫師當成維持健康、對抗疾病的夥伴，反而期待醫師像神明一樣無所不能！」身為糖尿病專科醫師，他看過不少糖友對醫囑陽奉陰違，或選擇性施行，到了回診前幾天才忙著「臨時抱佛腳」，希望檢測時數字可以漂亮些。結果抽血出來一看發現數值變差，他們就像考試作弊被發現的學生不停解釋，「一時沒注意，應該沒關係吧」、「那是朋友請客，不吃不近人情」，五花八門的藉口，總是讓許乃懿哭笑不得。還有許多六、七十歲的長者，因為膝關節退化或磨損，一走路便疼痛難遏；許乃懿建議置換人工膝關節，他們卻只肯繼續服用止痛藥，「很多長輩害怕開刀，即使痛不欲生，也不願接受新的治療方式，逐漸失能臥床，需要被照顧，還會衍生不少家庭問題。」他無奈地說，「即使到了70歲才換人工膝關節，還有機會能享受十幾年行動自如的人生；就算手術不成功，不過是回到原點。」多數長者雖然知道手術成功機率很高，但在回診時，卻永遠只會問醫師：「有沒有更有效的止痛藥？」他也常在晚上或假日時加班執行癌症篩檢業務，「衛生所的免費癌篩活動雖然都不用錢，但通常都乏人問津。如果獅子會、扶輪社這些社團提供獎品，就會吸引很多人踴躍參與；唉，他們在乎的不是自身的健康狀況，而是獎品。」他長嘆了一口氣。「對抗疾病，不全是醫師的事！」許乃懿語重心長地說，「還好青壯年的健康觀念跟意識都比上一代高，知道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未來這樣的狀況應該可以逐漸改善。」衛生所與鐵道，偏遠鄉鎮的生命線聊到火車，許乃懿的話匣子就關不起來：「糖業火車是我的最愛，其次才是阿里山的林業鐵路、鹽業火車。」他不僅出版了《五分仔紀行》、《台灣糖鐵攬勝》等鐵道研究專書，還積極參與鐵道迷組織，投身鐵道與環境保護運動。原本定居彰化的他，後來搬到嘉義市，而擁有扇形車庫的彰化市，與作為阿里山林業鐵路起點的嘉義市，正好都是台灣鐵道研究重鎮。「衛生所與鐵道，看似毫無關聯，但對許多偏遠鄉鎮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生命線！」許乃懿正色說道，台灣尚有難以勝數的「無醫村」，如果沒有衛生所，村民可能要花好幾小時的車程才能就醫。鐵道上的小站雖然載客量不高，也只有普通車停靠，「卻是周遭村莊最穩定、最準確，甚至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長者就醫、學生求學，都得倚賴它！」曾經如此重要的生命線隨著時間逐漸沒落，可是當初政府並不認為這些鐵道文物、設施，有保存、活化的價值。他與眾多鐵道迷經過無數的陳情、請願，花了許多時間與努力，才成功留下了這些珍貴的鐵道文物、設施，與歷史記憶。彰化的扇形車庫、阿里山的林業鐵路、台鐵舊山線勝興段與龍騰斷橋……近幾年，這些鐵道設施都成了當地非去不可的熱門景點，「那時候高鐵還沒通車，我都會開車到嘉義航空站，搭飛機趕到台北去立法院參加公聽會。」他笑著回憶。他更是台灣與日本鐵道迷的共同樞紐，促成在1973年被轉賣到日本的蒸汽火車頭，在2003年回歸嘉義。「保存這些鐵道文物的價值，在於保存當時的歷史記憶與產業文化，讓後世見證台灣經濟史、交通史的重要篇章。」他說。鐵道研究將成為未來的顯學從公職退休後，許乃懿轉赴民營診所兼職，除了工作以外，其他時間都奉獻給鐵道研究與教育。他不只在台南擔任社區大學鐵道班的講師，最近更將研究心力聚焦在新北市煤礦場台車的調查，「煤礦業是台灣早年的重要產業，礦工得搭台車深入地底挖煤。透過研究台車，可以深入探討台灣煤礦業的起落、興衰。」假日時，他時常凌晨3點就開車出門到其他縣市研究鐵道，一拍就是數萬張照片；到日本、歐洲旅遊時，行程也多與鐵道相關。許乃懿的太太常問他：「你最近交了什麼新小三？」指他當下在鑽研何種型號的火車；他則會詼諧地回答：「66年次的，比你還年輕。」他很感激太太的包容，一起出國時還會幫忙拍攝鐵道、火車的照片，「只要求我不要在家裡囤積火車模型就好了。」他笑著說。「火車、台車、捷運、高鐵、輕軌列車，都是鐵道列車。」許乃懿熱切道，鐵道列車現在依然是世界各國陸地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先進國家都相當注重鐵道研究，鐵道研究並不是考古學！代表著生命線的鐵道，穿越了時光，連接起大地上的每個人。未來隨著鐵道的持續進化，醫療資源的平等，或許將不再只是個夢想，「馬斯克（ElonMusk）正在研發超級高鐵，行駛速度比飛機還快，鐵道的研究在未來一定會成為一門顯學！」他充滿期盼，眼神閃閃發光。許乃懿NAI-YIHSU,M.D.土庫衛生所前主任，台灣知名鐵道大家。在雲林縣北港鎮出生，隨父親職位異動在台北度過童年，在東京度過青少年，也激發他對鐵道研究的熱忱。回鄉擔任衛生所醫師後，一直堅守基層醫療崗位，直至退休；工作之餘，他投入鐵道研究，特別聚焦在鐵道與周遭產業的連結，如糖業、礦業、林業等。許乃懿不僅是台灣鐵道研究的拓荒者，記錄、整理許多資深鐵道員工的訪談，並積極參與鐵道迷組織，投身鐵道、環境保護運動，台鐵舊山線的勝興段與龍騰斷橋、彰化扇形車庫得以保存，他皆居功厥偉。他更扮演台、日台灣鐵道迷溝通的樞紐，曾促成離鄉多年的蒸氣火車頭，返回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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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不忍見到孩子受苦 黃璟隆，仁心守護兒少
2020年，新冠肺炎正影響著全球，疫情動盪之際，籌備10年的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託管）開始正式營運。土城長庚是一個區域級教學醫院，佔地廣闊，總床數約1,000床，預估每年可提供85萬門診人次、5萬急診人次、20萬的住院床日，守護土城、樹林、三峽、鶯歌約120萬人的健康，免去居民跨區就醫奔波之苦。因為新，團隊年輕化是必然，卻也少不了老舵手站在高處掌握方向──院長黃璟隆擅長組織團隊，拆解迎面而來的種種困難，並產生一加一必然大於二的效益。他的辦公室裡，擺滿各項肯定和獎盃，而讓他執著「手」護之一的，是塊不太起眼的紫色獎牌──衛福部兒少保護最高榮譽的「紫絲帶獎」。與其他受獎人最大不同的，他不是兒童急診或加護科醫師、社工師、警察等第一線人員，而是因為有計畫的推動防止兒少受虐制度，以「兒少領域貢獻卓著」而獲獎。出身梧棲純樸農家單純個性寫進DNA靠海的台中梧棲地區，早年一般人家不是捕魚就是務農，但可別以為會是綠油油的稻田風景。梧棲的農地因為瀕臨海岸，風勢強勁許多不利農業發展，黃家的農地除了種些稻子，還有玉米、花生及番薯等作物，自小幫忙家裡農事當然也少不了。而出身純樸，也是黃璟隆待人誠懇和善的原因之一。回憶起自己為什麼嚮往從醫，黃璟隆的想法很真、很單純，「當時梧棲只有一家診所，我看醫師坐在那邊就有人上門，不用出外曬太陽，辛苦地下田務農，工作輕鬆還可以幫助到人。」他打趣道。考上了醫學系，選擇兒科的動機也很純粹。黃璟隆自認個性不適合外科，內科又太複雜，最重要的是他很喜歡小孩子，「你看，醫院每一科的病人都愁眉苦臉，只有兒科的病人會笑。」他笑著解釋，兒科自然就成了他最好的選擇。完成兒科住院醫師訓練後，原本已打算照著人生規劃回老家開業，卻被恩師洪悠紀強烈阻止：「長庚醫院需要發展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你很適合走這個科。來，我都幫你規劃好了，你先去台大受訓，跟著謝貴雄老師打好過敏免疫基礎，之後再去美國做完整過敏免疫學的訓練。」要隨著自己的本性當個輕鬆悠閒的小鎮醫師？還是留下來面對充滿挑戰與不可知的未來？站在人生交叉路口的黃璟隆，頓時陷入一場天人交戰。三位良師指導，一生奉獻兒童過敏氣喘風濕病人老師如此為他著想，純樸的黃璟隆也感念醫院的栽培，「就算想回鄉開業也不急於一時嘛！」因此決定順著老師的安排走走看。他說，非常幸運年輕時遇見那麼好的老師，「她教會我要當一個好醫師，並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要幫學生、幫醫院發展，這樣才是真的對病人好。」因為如此，之後黃璟隆不論在當老師或帶領團隊時也都抱持同樣的想法，總是設身處地的思考如何幫大家、幫團隊一起發展。到了台大，黃璟隆跟著兒童過敏氣喘的權威謝貴雄教授做研究。「老師訓練學生的方式就是要我們發覺問題，想做什麼研究，然後自己想出可行的辦法來證明。」他說，謝教授做事很有系統性，非常清楚研究方向、擅長跨領域合作的研究，他會讓學生自己先摸索，再適時的引導。當時他的研究是「環境污染物是否會誘發兒童氣喘發作」，「我跑去跟台大環工所合作，將林森南路地下道的廢氣裝成五公升一袋，然後讓實驗者吸，追蹤他們肺功能有沒有變差，呼吸道有沒有變敏感。」他笑著解釋，當時醫學倫理的觀念還沒有很發達，所以才會設計這麼直接的研究方式。他接著苦笑，「研究結果污染的空氣並沒影響肺功能。」陷入瓶頸的黃璟隆，乖乖跟老師報告。謝貴雄教授沒有任何責怪，而是建議他再讓受試者吸入塵蹣萃取物看看，沒想到氣喘病人呼吸道敏感度真的顯著上升。「老師在兒童過敏領域的研究很有經驗，知識非常豐富，所以在我當初提出的假設不成立時，他很快就能指引我朝新的方向去嘗試。」不只是研究領域，在黃璟隆眼裡，謝貴雄教授在臨床與行政管理工作上也都做得很完美，讓他看見「一位醫師除了臨床醫療服務外，還可以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遇到問題的解決方式，以及永遠記得要抬起頭來，讓視野看得更寬更遠。完成了台大的訓練，黃璟隆深刻了解到謝貴雄老師在兒童過敏氣喘領域已經豎立起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想在這方面「青出於藍」的難度實在太高，因此他改變發展方向，改去加拿大跟Dr.RossE.Petty專心研究兒童風濕病醫學。Dr.Ross是U.B.C.兒童醫院的教授，更是國際知名的兒童風濕病學權威，他寫的教科書就是該領域的聖經，待在大師身旁，黃璟隆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不斷吸取養份。但他最好奇的是，60多歲的老師不論到走哪都會背著一個沈重的大書包，不知道裡面到底裝著什麼東西？直到某個中午休息的空檔，陽光落在身上異常的舒服，黃璟隆決定帶著午餐到草坪上享用。遠遠地，他看見老師坐在樹蔭下，從書包裡翻出一疊疊的稿件與論文，修改每年都要更新的教科書內容。「我那時候第一個念頭是，老師都已經是國際頂尖的學者了，居然還抓緊時間，那麼努力。」成功的背後果然不是偶然，而是數不清的累積。就這樣，從三位良師身上學到做人的態度、做事的方法，台灣第一個兒童風濕病醫生，學成歸國。投身氣喘衛教，永遠想為孩子多做一點從加拿大回國後，黃璟隆回到長庚，開始臨床和研究並重的生活。雖然他的研究重心是風濕病，但在台灣氣喘過敏仍是折磨許多小病患最大的因素。「氣喘是慢性病，不能光靠藥物；一定要讓民眾搞懂發病原因，同時也要懂得如何辨識症狀，以期早期診斷、早期治療。」黃璟隆語重心長地說。一個診次，看30到50位病人就算很多了，而且因為地理因素，黃璟隆能幫到的幾乎都是北部病人。照顧不到其他地區的小朋友，他開始想該如何把氣喘過敏相關的知識從診間散播出去。一開始，他先在報章雜誌上寫文章，在大成報發表了兩年之後，被國民健康局邀請擔任審核計畫的評審。當了幾次評審委員，也讀了不少計畫，他突然靈機一動——「國小國中的老師與校護，一年平均照顧一千個小朋友，五年下來就能接觸到5000名。如果他能把衛教知識教給校護和老師，那幫到的小朋友該有多少！？」「氣喘的兒童，運動時容易咳喘，體育課時只能坐在球場邊發呆，掃地時也因為塵蟎不用做事，沒有參與團隊活動的機會，很容易變成邊緣人，這對他們人格發展很不好。」黃璟隆接著說，「只要好好治療過敏氣喘病，正確用藥、運動，這些小朋友都能過著一般人的生活。」這也是他推廣「全國中小學護理師教育訓練」衛教計畫的初衷。一開始，他直接找上台北長庚醫院旁邊民生國小的訓育主任，說要教老師們認識氣喘。從來沒遇過這樣的人，主任把他當成推銷氣喘藥品的廠商婉拒：「我們學校氣喘小朋友很少耶！」黃璟隆抓住機會開始衛教：「聽你的回答，我就知道你們不了解氣喘。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10的小朋友患有氣喘，他的初發症狀，僅是一點點咳嗽、胸悶，很容易被校護或老師們忽略。」初次的校園衛教雖然獲得小小的成功，但要向每個學校說明來意、取得信任，效率實在太差。這時國民健康局正好有筆預算，黃璟隆立刻提出他校園衛教的想法與計畫，不僅順利獲得執行經費，靠著公家機關發送的函文，他也終於取得進入校園的通行證。「我真的很幸運，每當想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時，都剛好有人跳出來幫忙。」黃璟隆笑著說，那時師大衛生教育研究所、長庚跟國防大學護理所的老師，都需要一位醫師幫忙指導博士生的氣喘病研究，看到報上的文章跟他聯絡。「我們就組成一個全國氣喘衛教團隊，我教他們認識氣喘病，然後跟他們學怎麼做衛教、大家一起做研究。」之後，黃璟隆帶著團隊每個月造訪不同縣市，馬祖、金門、澎湖、台東……全台各鄉鎮早已被走透，甚至達成2、3趟的巡迴。「今年教完校護，過兩年教老師，然後再教全國藥師。」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也陸續加入，團隊的力量與規模也逐漸增加。20多年下來，不只黃璟隆自己變成主任、院長，當初蔣立琦、趙淑員、賴香如三位博士生也變成教授、校長，衛教推廣的影響力更具效益，無遠弗屆。如此順利，難道沒有遇到什麼挫折嗎？「當然有啊！」黃璟隆笑著說：「我常被質疑，你一個醫師為什麼要去做這種護理師的衛教工作？做這個有什麼好處？」「三位老師的共同特點，就是都做了許多醫療外的事情，我只是跟他們做一樣的事而已。」他頓了頓，眼神清澈堅定，「而且有些事情一定要醫師跳下去帶頭去做，效果才會好。」注重團隊及教學培育人才為醫療時光流逝，黃璟隆成為林口長庚兒童內科部主任，甫一上任就遇見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當時小兒科缺住院醫師，影響醫療作業，連教學傳承都會受到影響，因此他決定全力改善整個兒科的教學環境。首先，黃璟隆帶頭下去一起值班。我都值班了，底下的主治醫師們當然沒有別的藉口，解決了值班人力不足的問題。接著，為了改變教學生態，他選出肯教學、願意付出的醫師，對他們「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必要時還「逼之以力」。黃璟隆笑著說：「一開始，只要五分之一肯教，就會影響到其他的醫師，自然帶動整個教學的風氣。」最後是秉持「有教無類」的精神來教育學生，「來應徵的住院醫師不可能個個都是俊才，但老師們還是會幫他找出最適合的成長路線，讓大家知道當長庚的住院醫師成長性跟可塑性是很高的。」透過這些方式，黃璟隆將長庚的兒科當成一個品牌來經營，全國的醫學生都漸漸知道來這裡能受到很好的訓練，「20年下來，當其他頂尖醫院還收不到住院醫師的時候，我們卻是滿招的。」黃璟隆十分自豪地說。但醫院的兒科醫師不足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外開業比較賺錢，工作量還相對輕鬆，因此每年都會流失不少人才。這個問題在基隆尤其嚴重，因此他又被委派兼任基隆長庚小兒科部主任，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會留在醫學中心的醫師一定不是為了錢，所以我們要滿足他們在教學、研究上的需求。」黃璟隆迅速擬定了策略。城市不同，這時就得因地制宜。林口長庚醫療偏急重罕症，每天處理從全國蜂擁而至的疑難雜症；基隆長庚則以一般兒科為主，大多處理常見的兒童疾病。黃璟隆費心安排，除了教導兒科學外，並讓輪訓到基隆的住院醫師可以到皮膚科、心智科、眼科學習，讓住院醫師學到的東西與林口不同，形成互補學習，老師也能把自己拿手的領域傳承下去，同時滿足師生的需求。研究上，他找來林口的兒科專家與基隆的年輕團隊一起合作。從2007年開始，原本不擅長做研究的醫師，現在已經有3位升教授、3位升上副教授，「他們的研究現在都做得比我還要好！」說起這件事時黃璟隆的臉上堆滿笑容，比自己升教授時還要開心。受到洪悠紀影響，黃璟隆最重視的就是培育人才，「一個醫院或者一個科，最重要的就是教學；只有教學好，才能吸引到好的醫生和人才。」他接著說出他的願景：「我希望全台的小朋友受到的照顧是一致性的。全台的兒科越來越強，每個地方的人才培養出來，各區都有不同特色。」認真對待每位病人，家屬自然感謝管理、研究、教學上的成就幾乎已可跟師長們比肩，但黃璟隆最喜歡的，還是待在診間裡與一個個小病童相處，「可能是小朋友們的單純跟自己很像吧！」他笑著說。但罹患風濕病這種自體免疫疾病的孩子們，有些病情較為嚴重。黃璟隆一定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治療、支持與陪伴。印象最深的，是有個患有紅斑性狼瘡的小男孩，因為住在遙遠的台東，男孩的父親總是帶著他搭著一大早的飛機北上，從不爽約或遲到，看診一段時間後，病況都算穩定。有次預定回診當天，黃璟隆接到爸爸電話，焦急地說他們已經在機場了，但孩子正發著高燒，希望抵達後能盡快治療。黃璟隆算好時間，提前到急診等待，但卻遲遲見不到父子倆的身影。不安的他主動打給父親，沒想到小朋友在候機時昏迷，送到台東醫院急診，已經離開人世了。「那個孩子和父親的樣子，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這個衝擊，也是他後來不停鑽研兒童風濕免疫研究的原因。還有一次，他正走在醫院的地下街，突然被一位年輕的女生叫住，「黃醫師，你還記得我嗎？」他端詳一會兒後想起，有個十幾歲的小女生，都是由姊姊帶來看診──也就是眼前的女性。「黃醫師，我想謝謝你，雖然妹妹最後還是走了，但是我曉得你一直很盡心照顧妹妹的病，如果可以的話請收下這個禮物……」他腦袋一片空白，愣在當場完全說不出話來，心裡頭不斷迴響：「妹妹都走了，還特地來感謝我…」細數這些曾照顧過的小朋友，悲愴的回憶哽住了他的喉嚨，深刻感受到他對年輕生命逝去的無奈和痛惜。那些沒有說出口的話語或許是：如果可以懂得更多、如果可以知道的更多，是不是就能碰到姊妹同時跟他寒暄？紅著眼眶，黃璟隆感慨：「縱使沒有把孩子救回來，但只要認真的做，病患家屬還是很感謝。」不忍孩子受到傷害跨入兒少保護變專家身為兒童內科部的大家長，除了行政工作外，黃璟隆也時常要主持院內的跨科共同會診。他注意到，有些孩子受傷似乎不是因為自己調皮，而是由不當外力所造成。而家庭暴力的產生，通常發生在比較弱勢的家庭。比如父親離異，母親帶著孩子跟其他男性同居；大人染上毒癮、酒癮或失業；或孩子天生帶有缺陷、智能不足，或是自閉症。「只要大人心情不好，就容易把小孩子當成出氣筒。經濟狀況不好，或者偏鄉的孩子們，更容易遭受不公平的對待。」黃璟隆說。這些兒少虐待的案例，每每讓黃璟隆看得怒不可遏，他握拳道：「我越來越不能忍受小孩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決定做出行動，改變這一切。2011年，黃璟隆升任為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加上王瑞慧董事長的大力支持，他便籌組了一個跨科別的團隊，積極促進兒童虐待症的整合照護。這個「兒少保護小組」裡，包含了兒童內科、骨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小兒外科、心智科等醫師，還有個案管理師、心理治療師與社工人員，陣容完整堅強。只要疑似兒虐的案例，第一時間就會聯繫其他成員共同判斷，並請警察與檢察官一同介入。「全台醫院兒少保護的一條龍機制，是林口長庚率先開始進行的。」他充滿自信道，「組織團隊、解決問題，這是我擅長的、也越來越駕輕就熟的事。」自助天助善的循環成就好的結果如同當年走出醫院，在全台各地進行氣喘衛教一樣，黃璟隆也希望全台有更多單位，一起加入這個兒少防虐的安全網。2014年，在他擔任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期間，獲得了衛福部的支持，邀請全國兒少保護相關領域的專家，主持編撰《兒少虐待及疏忽－醫事人員工作手冊》。該書成為兒虐處理的教科書，讓第一線醫護工作人員、社工人員有標準程序可供依循指引，也因此在2016年榮獲兒少保護最高榮譽「紫絲帶獎」。「像是小孩子身上新舊傷痕很多，不該骨折的地方卻出現骨折，腦出血、腋下瘀青受傷等，這些都有可能是兒虐的跡象，早期發現，便能盡早阻止不好的事情繼續發生。」他舉例道。之後，黃璟隆每年主持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專家論壇，更深入的瞭解台灣醫療、社工、警政及教育各界面對的兒虐困境，也認識了更多各領域的專家，探究不同虐待事件的原由，深入了解警察部門運作模式，社福單位的困境等等。此時他又發現了一個問題，「醫師、警察、社工，每個領域的人都很認真在處理兒虐事件，但跨領域間的協調溝通卻有很大的落差。」在長庚醫院公益基金會的支持下，黃璟隆將各界的專家集結起來，與警政署、衛福部、法務部、教育部合作，幫全國警察、社工、檢察官、法官、老師們上課，教授如何評估處理兒虐。例如長庚醫院與警政署合編《兒少保護－警政人員工作手冊》，拍攝「醫警合作，守護兒少」影片，串連起醫生、警察和社工橫向聯繫。「常常有同仁問我說，院長，你怎麼會跟警政署、法務部長官那麼熟？好像走到哪都有認識的人？這都是之前參與兒少保護計畫認識，之後朝著共同目標努力，才漸漸變成好朋友。」就這樣，在各方的支援下，台灣的兒少防護網，越來越緊密、結實，接住了越來越多的受虐兒。率領團隊朝著更好更光亮的未來當年只想當個小鎮醫師的黃璟隆，如今承擔著一院之長的重責，但他已經習慣面對各種困難與挑戰，帶著醫學團隊，不斷朝向「越來越好」這個目標前進，「土城醫院團隊成員雖然年輕，但各個充滿熱忱，是一個很富潛力的團隊！」如何讓熱忱持續充盈在同仁們的心中，便是他目前最大的任務。至於兒少保護，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在第一線人員「找出被虐待個案」，由警政司法或社工單位適當介入，進一步「避免兒虐案件發生」，兩個階段的運作與溝通模式都已成熟，運行流暢。但受虐兒心中留下的創傷，卻不像表面的傷口容易治癒。黃璟隆說，最後「要怎麼走出來」，輔導過程漫漫長路，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與資源，這是我們需要持續努力的地方。「我有點後悔當初選擇兒科，因為我越來越無法看到孩子們受到一點痛苦。」他最後苦笑著說。話雖如此，但即使時空環境再度變遷，相信一直秉持「誠實可信賴．社會公平正義」初心的黃璟隆，一定仍會持續擘畫著更好的醫療願景，依著不忍孩子受苦的仁心，往更光亮的未來前進。黃璟隆JING-LONGHUANG,M.D.台灣第一個免疫風濕病專門醫生，兒少保推動的主要執行者之一，現為新北市立土城醫院院長。1958年生於台中梧棲農家，原本只想當小鎮醫師，成為兒科醫師後卻越做越多、越做越好。一生看過無數個門診，每個小孩子的笑容都是他更喜歡生命的契機；做過的研究不少，最近還獲得史丹佛大學團隊發布「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終身科學影響力（1960～2020）的肯定；做了20幾年衛教，全台走透透2、3圈沒有醫生像他這樣；不忍孩子受苦，關心兒少保編教材還不小心拿到「紫絲帶獎」的殊榮。雖然喟嘆著人生而不平等，「誠實可靠．社會公平正義」仍是他的信念。為了醫療更好努力建立團隊，「有念則花開」彷彿變成他的人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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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用心做正確的事情 盧星華，唯一的信念就是救人
走進台北榮總桃園分院醫療大樓，一架無人鋼琴自動彈奏著悠揚的琴音，大廳的氛圍顯柔和又從容，讓人不自覺放緩了腳步；一位正在等候拿藥的女士熱情地向桃榮院長盧星華打招呼，認出是自己的病人，盧星華問她恢復的情況如何？她開心地說：「好多了，謝謝院長讓我可以重新過回正常的生活！」轉過頭來，大廳的一面牆上掛著一幅「榮譽榜」，上頭寫著兩句標語：「今日桃榮以我為榮，明日我以桃榮為榮。」榜上還張貼了許多張病人的感謝函，這是盧星華鼓舞醫護士氣的作法。他解釋，「感謝函給了大家前進的動力，而今天每個人都做好份內的工作，有好的表現，桃榮會以我為榮；當桃榮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會以身為桃榮的一份子感到驕傲。」泌尿科權威獲選百大經理人盧星華是台灣知名的泌尿科權威，曾獲《商業週刊》評選為「百大良醫」。但特別的是他也曾被《經理人雜誌》評選為百大經理人，還獲贈了「服務創新獎」。從沒想過要參賽的他都是接到通知才知道自己獲獎，「我覺得這是種鼓勵，只要默默努力，別人自能看見你的付出與成果。」他謙虛地說。而走上醫學這條路，盧星華受到父親很大的影響，「他很尊崇醫師這份職業，小時候聊天常跟我們說，當一個好醫師可以幫助很多人，勉勵我們將來也能做一個受人尊敬的好醫師。他的期許和教誨，我一直謹記在心。」以前輩為榜樣加入泌尿外科選擇外科也是受了父親影響。雖然不是醫界的人，盧星華的父親卻對榮總的人事非常了解，「像盧致德是早年的榮總院長，盧光舜是胸腔外科醫師，後來也當上副院長。父親對兩位醫師十分欽佩，告訴我一定要以他們為榜樣，剛好他們也都姓盧。」他笑著說，「對剛進入外科的我來說，這個榜樣實在是遙不可及，但我就是把目標放在心上，一步一腳印，向他們看齊。」外科的住院醫師頭兩年會輪流到各個專科訓練，了解各科的疾病，一些基本技巧都在此時養成。但盧星華白天跟著老師們到處跑，晚上不是值班就是唸書，幾乎沒有一天能睡好覺。他歪著頭回憶：「我記得在神經外科訓練時，有一次腦部手術急診刀開到天亮，出來後趕在主治醫師查房前幫病人換藥、抽血、打針，接著去開科裡的晨會，結束後又一頭鑽進開刀房。」緊湊的生活，讓他常常只能隨便灌瓶糖水充作早餐，「1分鐘就完成早餐的動作」，盧星華笑著強調那只能叫「動作」，根本不叫「吃早餐」。到過心臟外科、胸腔外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大腸直腸外科、還有加護病房、急診室，盧星華終於來到了泌尿外科這一站。「在台灣的泌尿科界，我認為榮總是最強的。」他驕傲地說，泌尿外科有個特色，就是「可大可小，可柔可剛」。盧星華解釋，大的像是膀胱癌根除手術、腎臟癌腎臟切除手術、攝護腺癌根除手術等，都算是比較大的刀。而像內視鏡手術，比如攝護腺肥大手術、輸尿管鏡結石手術，或是膀胱癌經尿道膀胱內視鏡刮除手術，甚至割包皮、疝氣修補等等，就屬於小手術。而不管是執起尖銳的手術刀，或是要用細膩精準的手法操控內視鏡在細微的輸尿管中進行複雜作業，剛柔並濟就成了泌尿外科醫師需具備的另一個最大特質。「住院醫師時一開始時我跟的是泌尿科主任陳明村醫師，他現在是書田泌尿科診所執行長；還有後來當過泌尿科主任的陳光國、林登龍醫師等都對我很好，影響我很深，他們都是我學習的典範。」正因為有這些好的老師，不但把榮總泌尿科的金字招牌撐起來，也讓盧星華決定投入泌尿外科領域，要向前輩們看齊成為一個優秀的醫師。但影響他最深的，莫過於他的恩師——張心湜。老師教我如何成為一個「好醫師」張心湜35歲就當上榮總急診室主任，成為全台最年輕的專科主任，後來歷任泌尿科主任，又在43歲時當上榮總外科部主任。之後擔任陽明醫學院院長、陽明大學校長，又成為國際外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是當時頂尖的醫師兼學者。盧星華當時就是由他引進外科，加入泌尿外科後就跟著在他身邊學習。張校長常告訴我們：「同理心非常重要。」他還鼓勵所有學生攻讀博士，總是叮嚀我們：「醫師要不斷進修研習，增強己身的知能，這樣才能夠照顧好病人。」「父親常常期許我們要成為受人尊敬的『好』醫師，以前我以為只要醫術精湛就夠了，但跟在老師身邊，我才理解了『好醫師』的真諦。」病人不幸離世「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住院醫師第四年，盧星華的父親因肺炎住進榮總加護病房，病況嚴重，插管後就拔不下來。「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去照顧父親。回想起來，那是段非常辛苦、難忘的日子。」每天被事情追著跑的日子，有時順利，有時則沒那麼順。但到了晚上休息時，不論再疲倦，盧星華都能在無形中感到一股力量在撫慰他的心靈、支撐著他——那是來自父親的愛，「爸爸，在您的庇佑下，我會完成這些事，會克服所有困難，成為像老師一樣的好醫師，您不用擔心。」他在心中默默地說。在台北榮總熬過最基層的住院醫師，經歷快速成熟的總醫師階段，盧星華終於成了能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有人說，好醫師最難忘記在自己手上離世的病人，盧星華心裡也一直記得一位癌症末期的老先生，在經過極力救治後，還是很遺憾地救不回來。在會談室裡和家屬說明情況時，「講著講著，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盧星華自己很shock，家屬也真切地感受到醫師難過的情緒。「我唯一的信念就是救人！可能是因為太過全心投入，認真治療還是沒能挽回，才會那麼不捨，那麼不能接受……」他接著道：「當然，當時多少也想到了自己的爸爸。父親過世的時候，我也哭了很久…」，那時更讓他體會到「視病猶親」的真諦。回憶到此，盧星華停頓了幾秒，無法言語；即使事隔多年，回想起來都還是會讓他感到心痛。中研院院士曾志朗曾說過：「看看張心湜所培養出的醫生，最大的共同特點就是會多花一些時間和病人說話的『良醫』。」照顧父親的日子，盧星華體會到病患與家屬的心情；跟在老師身邊，又讓他學會同理、面對病人的方式。就這樣，他最尊敬的長輩，領著他一步一步，蛻變成當初自己期許成為的好醫師。留美研究幹細胞拿到國際學術大會榮譽獎一位好醫師，除了態度要好，醫術當然也是重中之重。在擔任總醫師時，老師張心湜就鼓勵他去考臨床醫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張心湜教授指導他臨床醫學，另一位生化所的魏耀揮教授則指導他進行基礎醫學研究。由於學生眾多，實驗室的桌面總是異常擁擠，所以盧星華總喜歡晚上下班後從榮總走到陽明大學魏耀揮教授實驗室裡做實驗。魏耀揮教授只是笑笑地說：「盧大夫，你晚上來實驗室，所有的table和bench都是你的，但是走的時候要記得關燈喔。」除了晚上去，盧星華假日也會去實驗室。不用跟人搶設備，他的研究進行得非常順利，偶爾卡關，在老師的指導下也一一攻克，結果博士班讀了三年就畢業了，速度驚人。畢業後，盧星華又帶著太太和兩個小孩到美國進修。提到出國進修，有人會選擇名校，例如哈佛或UCLA；有人則是選名師，因為名師不一定都在名校；還有人是選風景名地，可以邊學邊遊覽。盧星華選擇了跟隨名師Dr.deGroat，到他的實驗室進行藥理生理學實驗與幹細胞的研究。Dr.deGroat是全美做膀胱研究的權威學者，是NIH（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膀胱研究的召集人、藥理學博士，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ofPittsburgh）醫學院教授，在名師身邊每日接觸全世界最先進的醫學研究，一年下來盧星華有了長足的進步。一年的進修時間轉瞬即逝，與Dr.deGroat一起合作研究的老師Dr.Chancellor問他：「你這個研究做得很好，願不願意繼續留下來？我有NIH的計畫，可以提供你的獎學金。」受到老師的肯定，盧星華立刻向榮總提出多留一年的請求，依照規定醫院同意讓他留職停薪。好在美國提供的獎學金讓他可以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於是盧星華咬牙決定多留一年，將研究做得更完整。2003年，盧星華拿著研究論文參加美國泌尿醫學會國際學術大會論文比賽，最終橫掃全場，拿到一個第一名、一個第二名，還有一個榮譽獎，總共三個獎項。在那場全球泌尿醫學界最大規模的會議，全世界的醫師和研究人員薈萃雲集，盧星華在兩萬多人的注視下上台領獎，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IcomefromTaiwan.」讓台灣的名字響徹國際。以病人為中心提升醫療品質回台後，盧星華重回臨床第一線，在榮總當主治醫師，也是陽明大學專任副教授。當時陽明大學和台北市聯合醫院建教合作，要派8位不同科別的醫師過去，盧星華就被借調去擔任泌尿特色中心主任，負責整合忠孝、仁愛、中興、和平、陽明五個院區的泌尿科。中心位在忠孝院區，盧星華第一天看完診，回去跟太太說：「今天只有3個病人，我感覺不太習慣。」他不斷思索該如何創新，服務病人。他回想起以前在美國時有次去診所看病，他先被請到一個房間，由護理師先問問題、填寫資料，沒多久，醫師才進來問診。這種病人不動，由醫療人員到不同房間服務的「以病人為中心」模式，讓他印象非常深刻。因此他就把美國的觀念引入中心，「我們把流程改善變為Allinone，病人的全部問題一站解決，不用今天驗尿，兩週後照超音波，再兩個星期後安排膀胱鏡，而是全部一天就完成，不用等一個月才能知道結果。」這項以病人為中心的革新不但申請到SNQ國家品質標章，也是聯合醫院10個院區第一個獲得的SNQ認證。好的服務吸引到更多的病人，盧星華診間外排隊的人也越來越多，一天要一百多個病人，上午看診，下午開刀，中午便當都沒時間好好吃，導致後來得了胃潰瘍。不過他還是很高興能在當時忠孝院區的邱文祥院長的幫助下，打響泌尿特色中心品牌。桃榮革新，創出「桃園式打法」借調時間結束後，盧星華從聯合醫院回到北榮，接任泌尿科主任，2018年12月再調到北榮桃園分院當院長。剛到桃榮的時候，盧星華覺得醫院怎麼這麼老舊？整整八公頃大的院區，一路上馬路不但坑坑洞洞，一到晚上更是一片烏黑讓人不敢進入，醫療大樓跟加護病房更是一遇逢雨天就漏水。「我是泌尿外科，如果不能治漏水，那不是笑話嗎？」他一聲令下，先將整個屋頂做好防漏工程治好漏水，再整理地面重鋪柏油，讓馬路回復平整，並將路燈全面換成LED，還改善停車空間，讓院區在夜間變得明亮優雅，值完夜班的護理師，下班時也不再感到害怕。此外，他將醫療大樓大廳整建為明亮寬敞，批價掛號和領藥的櫃檯也改建走向親民，過去高冷的距離感也不復見，同時也整理老舊水管和電梯，也新建和整理護理之家等。這些煥然一新的樣貌，讓全院上下更加期待新院長還會帶來什麼改變。然而正要一展拳腳之際，盧星華馬上遇到任內最大的挑戰——COVID-19疫情。「桃園有九家大型防疫旅館，都是桃榮負責篩檢，入境旅客就不用到醫院來篩，由我們過去，就能減少移動及散播的風險。」他親自坐鎮指揮，並鼓舞同仁：「桃園是國門之都，也是疫情最危險的一級戰區，但只要我們守住國門，我們身後民眾的健康就有保障。」另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幫國人施打疫苗。盧星華也常到接種站為同仁加油打氣，甚至在人手不足的時候，還會親自下場執行醫師評估的工作。有一次扶輪社來醫院捐贈物資，其中有一位社友說：「院長，前兩天在巨蛋打疫苗，就是你幫我打的。」盧星華聽了只覺得：「真是機緣巧合！」但施打疫苗，並非找個場所將人力安排下去就好。當時大家都採用日本的「宇美町式打法」，民眾在坐定後，先由醫師移動到面前一個個問診，再由護理師注射疫苗，最後移動到其他地方觀察15分鐘。有一次他到八德的注射站時，看到一位先生推著施打完畢、坐在輪椅上的老父親要到觀察區去休息，但因為前面有人擋住了去路而引發爭執。盧星華一步步檢視流程，想著還能如何優化。最後他改良了日本的方式，創新設計出「桃園式打法」，讓接種疫苗者和家屬從頭到尾都只需坐在同一個位置上，不用移動，可以解除民眾的焦慮和緊張。他也謙虛地分享：「只要直想著要以病人為中心，怎麼樣對他們最好，答案就自己出來了。」打響名聲，病人一直來領著團隊漂亮地完成重大任務，加上身先士卒的領導風格，大大凝聚了院內的士氣。而疫苗施打的優質體驗，也讓民眾對桃榮的印象大幅改觀，來門診的初診率較前年整整提高了14.5%。急診的醫護同仁不但感覺到「病人一直來」，急診室主任也告訴盧星華：「院長，我以前是坐在那裡等病人，很輕鬆，但現在是我讓病人等我，比以前忙，但有被人需要的感覺，我喜歡這種感覺。」自2021年7月至今，桃榮配合政府政策，為民眾施打疫苗累積近60萬劑次，應為全國之最，鄭文燦市長也常稱讚桃榮打疫苗打得又快又好。桃榮同時也執行COVID-19篩檢任務超過14萬人次，全院同仁發揮團隊精神齊心抗疫、貢獻顯著。交出亮眼的成績單，贏得了榮耀與掌聲，盧星華卻毫不居功，一切都是桃榮全院同仁齊心協力才能達成，他只是代替大家受獎而已。他更感謝退輔會馮世寬主委、邱國正前主委、台北榮總陳威明院長、張德明前院長以及許惠恒前院長的支持與幫忙，才能讓任務執行得如此順利。想起到桃榮就任之初，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盧星華時常向當時北榮的院長張德明請益，張德明總會在最後鼓勵他：「盧院長，你去桃榮，我很放心。」而有了院長及以後幾位總院院長的信任，盧星華放手大刀闊斧逐步推動改革，不僅在醫療服務和疫苗施打的任務上增強了民眾對桃榮的信心，桃榮也榮獲四個國家品質標章（SNQ)認證。不只品質的提升讓眾人刮目相看，在桃竹苗地區13家大型醫院的健保業務成長率，桃榮也從2018的最後一名，2019的第6名，到2020年直接躍升為第一名，2021年桃榮門診初診病人較前一年上升14.5%。連鄭文燦市長都誇說：「桃榮醒過來了！」亮眼的成績，也凸顯出盧星華來到後產生的改變。當然，興利除弊有時難免遇到阻力，但問他遇到過哪些阻力或挫折？盧星華想了想笑著說：「嗯，我都忘了！阻力挫折過去了，也就忘掉了。」他又接著補充：「只要是對的事情，我就堅持去做。」「以病人為中心，堅持做對的事情。」這位「百大經理人」的創新院長，就是憑著這兩點樸實無華的經營哲學，讓桃園榮總改變重生。病人的回饋是最溫馨的互動在經營管理上取得優秀的成績，但從醫生涯中，最難忘的還是來自病人的回饋。在忠孝醫院時，有位瑜伽老師因為腎積水置入了雙J導管，導致做瑜伽動作時非常不舒服，甚至會出血。盧星華安排她到榮總，用達文西機械手臂幫她開了輸尿管手術重新修補，之後她連雙J導管都不用裝了，又可以順利教瑜伽了。她很感謝盧星華改善了她的生活品質，他也為她感到高興。另外一位病人的輸尿管扭曲又狹窄，導致泌尿道經常感染。他在別的醫院放了雙J導管，但扭曲的輸尿管穿進穿出導致安放的位置不理想，讓他苦不堪言。手術難度雖高，卻難不倒身經百戰的盧星華，回診時病人不斷謝謝他，還連說原本女兒回國也要一起前來致謝，可惜因為疫情入境要接受隔離，沒法陪他來。還有一位病人也很特殊。2000年盧星華到美國做博士後研究進修時，租的房子因故要一個月後才能入住，所幸有位朋友的晚輩騰出房間讓他們暫住了一個月。那段期間盧星華不但受到他們照顧，也認識了旅美的台灣朋友。「前陣子屋主帶著媽媽來看病，我跟病人說很謝謝當時在美國受到妳女兒和女婿的照顧，她也回我那麼久的事你怎麼還記得，我說當然不會忘記。」細數著與患者間溫馨的互動，也是這股力量，推動著盧星華越走越遠，越飛越高。過去在北榮總院當醫師時，盧星華忙到沒有時間運動，快走就成了他最好的選擇。他時常提前一兩個捷運站下車，或故意不搭接駁車，用快走方式到北榮，「走十幾分鐘到榮總，已經流汗了，相當好」。到了桃榮，因為院區廣大，盧星華更是時常從這棟樓走到那棟，旁邊又有虎頭山，有機會他也會帶著同仁一起登山健行。站在山頂，盧星華想起父親的教誨：「一切以病人為重，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如今的盧星華，已是國內泌尿科權威，也是「百大良醫」，成了別人心目中想看齊的榜樣。站在院區馬路上，一位不認識而推著輪椅的病人家屬向盧星華比「讚」的手勢；站在桃榮醫療大樓大廳內，不時與熟識和不認識的病人點頭招呼，他在心中默念：「父親，您的期許，我做到了。」盧星華SHING-HWALU,M.D.,Ph.D.謹記父親教誨：「做一名受人尊敬的好醫生」，以病人為中心，義無反顧將對的事情做好。百大名醫盧星華於醫院營運及個人表現均獲各界肯定。具有陽明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博士及美國德州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高階企管碩士學位，擅長達文西機械手臂及攝護腺泌尿科手術。目前擔任台北榮總桃園分院院長，陽明交通大學泌尿學科教授，亞太地區攝護腺醫學會理事，曾任亞洲婦女泌尿醫學會理事長。接任北榮桃園分院院長後積極提升軟硬體設備及就醫環境，為醫院募得許多社會資源擴增儀器設備，發展特色醫療，榮獲績優醫院獎、公共衛生貢獻獎，四個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且近年在桃竹苗健保醫療分區中成長位居第一，整體醫療量能與品質不斷提升。於疫情期間，更是配合防疫政策，致力於篩檢及疫苗接種，績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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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堅持一輩子，做好一件事 李茂盛，從無到有的生殖醫學傳奇
文／王瑀謙車水馬龍的路上，一棟低調卻不失優雅的氣派建築，上面寫著大大的四個字——「茂盛醫院」。位於台中市北屯區的茂盛醫院，不同於一般的婦產科診所，擁有專屬的產後護理之家與停車場；沒有一般醫院的消毒水味與嚴肅緊張的氣氛，從門口走進院內，奶白色的大理石地板、牆壁上的藝術品、裝飾每一處角落的收藏品，搭配悠揚的古典音樂，舒適悠閒的氛圍讓人以為走進了美術館。遠處的走廊盡頭有一人踏著快速又穩健的步伐走來，炯炯有神的雙眼，彷彿被歲月遺忘，直至走到近處，花白的髮絲與臉上的細紋才提醒眼前這位已年近七十。他是李茂盛，中部不孕症的治療權威，不但在生殖醫學近代史留下了濃厚的一筆，也將幸福送至無數艱辛求子的家庭。不向環境低頭改善家境的醫生夢1987年，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簡稱中山附醫）迎來第一位「100%本土」試管嬰兒的誕生，也是繼榮總後成功完成的全台第二例，這樣的結果跌破眾人眼鏡，也讓李茂盛的名字一夜之間響遍醫界。從中山附醫的生殖中心，到後來獨立出來開業的茂盛醫院，有成千上百對的夫妻多虧了他的仁心仁術，誕下了最珍貴的孩子。這樣亮麗輝煌的成就背後，是坎坷困苦磨練出的決心。出生於雲林農家，李茂盛在家中排行第七，「小時候家裡沒錢，人家帶去學校的便當裝的是白米飯，我只能帶番薯簽。」擔心被別的同學看到會招來嘲笑，他常常一個人躲進廁所吃午餐，甚至曾經連四塊錢的學費都繳不出來，差點中斷學業。過年時張燈結綵的歡樂氣氛也與他無關，來到家中的都是債主，一家人只能四處躲債，踩著冰冷刺骨的田水繼續工作。為了反轉人生，單純的他在作文中寫下自己的夢想：「我要成為醫生，讓父母親能夠過上好的生活。」即便被同學嘲笑癡人說夢他也不為所動，只是埋首苦讀考上中山醫學院，用事實証明一切。追尋熱情踏入生殖醫學當時，每年約有三四十萬新生兒誕生，醫學生們畢業後幾乎人人搶著進入婦產科。一心想賺錢改善家中經濟的李茂盛也拼了命地拿到進入這炙手可熱的專科門票。婦產科內又分為三個次專科，分別是婦科、產科與內分泌生殖醫學。婦科治療疾病，產科迎接新生，而內分泌生殖醫學在當時才剛起步，是婦產科中的冷門科系。「生殖醫學相對賺的錢少，讀的書卻要更多，就經濟效益來看，是比較差的一條路，」李茂盛說：「可是我對研究很有興趣，所以就沒有跟著大家走。」雖然從醫的出發點是為了翻轉命運，但內心裡李茂盛對學術研究卻充滿了滿滿的熱忱。1978年，全球第一個試管嬰兒的出現，李茂盛受到不少啟發，也讓他對生殖醫學更加著迷。為了學到更進步的醫學知識與經驗，他決定直接到國外深造取經，最後前往美國賓州大學附設醫院成了博士後研究員，每天泡在實驗室進行生殖醫學的工作與研究。異國埋首研究，歷經千錘百鍊進修期間的壓力非常大，並非只要單純地讀書、做實驗就可以。當年與李茂盛同期的研究者共有來自巴西、日本、義大利、阿根廷等國家的七位醫生，每天一起培養細胞，研究顆粒細胞對卵子的影響狀況。當時這樣的研究所費不貲，若無法跟上進度、做出成績，對出資的教授來說就等於是個燒錢的累贅，會被「請回家」。不到半年的時間，同期們只剩四個人被留下來，三人被迫打道回府，折損率接近一半。面對隨時都會被淘汰掉的壓力，李茂盛回憶道：「當時在美國的日子的確比較嚴酷，」他苦笑說：「光是在語言上就有非常大的困難，跟教授還有其他夥伴在溝通上會有一些障礙。但只能堅持下去，想辦法找出一條路慢慢適應，然後在實驗室中表現好。」多數的休假日，外國人習慣放鬆自己、享受生活，但為了跟上進度，李茂盛總是會默默回到學校，在偌大的實驗室裡獨自做著研究，培養細胞。賓州的冬天很長，約有半年的時間都在下雪，但即使積雪再高、路再滑，他也一樣堅持守在實驗室中。「外國人都讚嘆台灣人如此打拼，路過實驗室看到我都面露驚訝、或是給我比個讚鼓勵一下，表達佩服。」堅持與努力被老師看在眼裡，後來李茂盛在實驗的過程中遇上困難，教授也都盡力幫忙。他的表現也越來越優秀，不但在可以在賓州大學附設醫院參與生殖醫學的臨床討論，也發表了不少篇論文。留學的種種回憶，如同一幀幀老照片浮現眼前，過程中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但李茂盛最終依然堅持下來，千錘百鍊出他在生殖醫學最堅實的一步。永不放棄的堅持，迎來本土第一次成功經過世界舞台的洗禮後脫胎換骨，1986年返回中山附醫的李茂盛，對生殖中心的成立與研究計畫已有初步的構想。當時的台灣只有台北榮總與國外團隊合作，成功培育出第一個試管嬰兒，台大、長庚等大醫院也投入大量資源緊跟在後。「中山醫比不上大醫院，沒有儀器設備，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利用，所以我就勉強在廁所旁邊拉出一個兩三坪左右的地方開始做實驗。」李茂盛回憶道。「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物資沒物資、要空間沒空間，大多數的設備都是台灣還沒有的，要找也很難。可是我從沒有打算放棄，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成功！」李茂盛接著說，「當時也有國外的團隊說要來幫忙做，一個儀器要價將近一百萬！我就想不用，我自己也可以做出來！」從小苦到大，李茂盛早已養成不輕言放棄的態度，更培養出他在逆境中，不斷想方設法尋找解決之道的堅持。因此在各種條件落後的情況下，他帶領著團隊克服拮据的環境，在該年就有婦女順利懷孕，並在隔年成功誕生出試管嬰兒。這是台灣第一個本土團隊成功誕生出的試管嬰兒，當他發表成功案例時，大醫院們更是震驚，因為他們有更多資質優秀的醫生到國外進修，也投資了大量資源打造環境與購買設備設備，卻都尚未成功。「他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像台大這樣一流的醫院做不出來，中山附醫卻做出來，而且還在廁所旁邊！他們便對我另眼相看。」說著當年的情景，李茂盛嘴裡呵呵地笑著，可以感受到在經歷過努力不懈後所獲得的成功滋味是多麼甜美。但他也不吝於分享，因此也不少人專程來到中山附醫參觀與學習。永不停止的腳步，都是為了患者得來不易的成功，讓李茂盛的團隊獲得不少資源，得以前往國外的醫學中心做進一步的學習跟觀察。除了醫學技術更加精進，年輕醫師們也不斷帶回新的知識與概念。從那時候起，台灣試管嬰兒迎來了高度的發展期，生殖醫學也從婦產科裡的冷門專科成為了顯學。在新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的這些日子，李茂盛也沒有停下他的步伐，不斷吸收新知，「每天臨床業務結束後，就回到實驗室用新的方式培養細胞，或研究改良其他醫療團隊的做法，好提高受孕率。」如此沒日沒夜的拼命，背後的動機其實只是單純對病人的一份關懷。「台南有個婦女，因為一場大火失去了三個孩子，想透過人工生殖的技術把孩子生回來，但因為年紀太大停經了，就想從妹妹那裡借卵。」李茂盛語氣低沈地說，那位因無情之火失去孩子的母親，跪在他前面聲淚俱下哭求他的幫忙，「是人都會不忍心！」出身困頓的李茂盛看遍世間冷暖，對弱勢本就多了一份感同深受，那位母親的眼淚更讓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成功讓孩子回到這個世界。他日以繼夜地查閱論文、做實驗，彷彿回到國外留學的日子，最後終於靠著他的專業與經驗，借卵懷孕並成功誕下一對雙胞胎，也是全台第一個「捐卵生子」的個案。為個案在所不辭的口碑傳了出去，許多被其他生殖中心拒絕的家庭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來找他。聽著家庭背後的故事，李茂盛帶著團隊不斷突破極限，四胞胎、基因診斷、超低溫冷凍囊胚、脊椎損傷夫妻…，不知不覺間，他完成了一個又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創造了許多亞洲第一、世界第一的紀錄，將台灣的生殖醫學推向另一個高峰。開闊生殖醫學新世界的夢向在生殖醫學的前沿上不斷突破，珍貴的經驗化為一篇篇的學術論文，短短9年，李茂盛就從講師一路升為教授，成為炙手可熱的名醫。慕名而來的家庭越來越多，每次門診都有一兩百人，在寒冷的12月，甚至要帶著家裡的毯子睡在走廊上等待，讓李茂盛十分心疼。但醫院的服務量能早已飽和，無法及時擴充空間、病床或升級實驗室，讓個案們得到更完善的照顧。「如果再不升級，不但是生殖醫學『黃金年代』，個案們求子的『黃金時期』也要被消耗掉了，所以還是決定自己走另一條路出來。」李茂盛遺憾地說出當時的心路歷程，念舊的他心裡藏著在中山附醫經歷的一切酸甜苦辣，但那裡已經無法支撐起他的夢想。1994年，他離開中山附醫，在台中市北屯區開設「李茂盛婦產科」診所。與一般婦產科診所不同的是，小小的診所設了「生殖研究中心」，培育專職醫師進行研究，還有自己的國家級動物實驗室。離開醫院的李茂盛終於能夠展開拳腳，憑著對生殖醫學一股無法壓抑的熱情，以及幫助他人生命的熱血，不斷將診所的盈餘投入實驗室進行更多研究。多年下來，他逐步把「李茂盛婦產科」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樣，持續在台灣生殖醫學領域中創新，更圓滿了無數個家庭。奉行一生的誠信原則永不放棄的專業力量2015年，診所正式升級成為茂盛醫院。除了專業的治療沒有改變以外，有了更完善的實驗室、升級過的設備儀器、如同五星級飯店般舒適的植入室、備有下午茶的家屬休息室……每個細節都可以感受到李茂盛對個案們的用心，讓醫院不再冰冷，心情感到舒適放鬆。他堅持，心理的感受也是治療過程非常重要的環節。如此疼愛病人的李茂盛，也不是一昧地讓個案與取予求，他心中堅守著幾個原則，甚至看得比醫術還重要。「第一就是要符合社會規範。我曾經遇過有些婦女不是生不出來，而是怕痛、想逃避，想利用別人的身體幫忙生孩子。這在整個醫學倫理上是不對的，將來必定會造成家庭破碎，這就與我最初想幫助這些不孕婦女的初衷背道而馳了。」他嚴肅地說。「第二就是對病人要有耐心，並且充滿誠心，要誠實地告訴病人狀況，不能有隱瞞的行為。有些醫生為了賺錢，病人明明沒有卵了還一直給她打排卵針。我們必須視病猶親，把病人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照料，保護病人在整個療程中不受到任何傷害。」醫生除了專業，也應該給患者像家一樣安心的感受，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堅持。「最後就是病人中有許多是經濟弱勢者，有些是達官貴人，但沒有人可以因為經濟的關係影響治療的順序。」小時候的貧困經歷，讓李茂盛深深明白金錢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價值的標準，人人都該擁有求醫就診的權益。因為堅持與專業，茂盛醫院聲名遠播，求診者橫跨五大洲、三十六個國家，上萬個試管嬰兒在此成功誕生，李茂盛更因此被個案們親切地稱做「送子爺爺」。「不只是做台灣的茂盛，要成為世界的茂盛！」這是他許下的願景，話語溫柔且堅定。從無到有，傳承生命的火焰月娘像條小船皎潔月光悄悄地輝映著希望的光亮執醫之手創造了生命誕生的新紀元隱喻著……人類愛的傳承與永不止息茂～如天上繁星盛～如地上繁花〈送子船〉撰文／林秀芬在茂盛醫院大門左側的一座青銅雕塑「送子船」，滿載了所有前來求子的夫妻心中的盼望。數十年來，李茂盛與他們一起同舟共濟，為了孕育出新的生命而不停努力著。他從無到有，提升台灣的生殖醫學技術，實現許多家庭的希望，讓台灣生殖醫學的成就受到國際的肯定與讚揚。他更樂於培養那些懷抱理想與熱誠的年輕醫生，因為他彷彿就像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那份隱藏在炯炯雙眼後的赤誠，以及積極學習的身影。他毫不藏私，將五十多年的經驗傾囊相授，把努力了近半世紀的心血結晶交棒給下個世代。世界知名人工生殖醫院院長、不孕症權威、醫療典範獎得主、國策顧問、送子爺爺……即便有無數響亮的稱號，李茂盛依然還是當初那個秉燭夜讀、熱愛研究、埋首實驗、為個案義不容辭的熱血醫師。年近七十的他也沒有被歲月消耗掉熱情，至今仍然帶著研究團隊做著實驗，優化生殖技術。「一輩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做到專業就對了。」李茂盛滿足地笑著說。朝著目標堅持到底永不放棄，是他一生的寫照，他將繼續努力，讓生殖醫學的火焰能夠永遠燃燒，點亮生命之光。李茂盛MAO-SHENGLEEM.D.,Ph.D.不孕症治療權威，茂盛醫院院長兼創辦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前往美國進修，回國後靠著有限的資源與設備，帶領中山附醫成功地完成本土第一例的試管嬰兒。1994年開設李茂盛婦產科，診所中設立了先進的生殖研究中心以及國家級的動物實驗室，多年來不但在人工生殖領域創新與突破，並創下許多第一，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家庭帶來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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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做足準備，給病人最好的選擇 黃挺碩，用科技守望大基隆
四十多年前，雲林東勢鄉的天空和現在一樣蔚藍，但交通卻很不方便，更別說要看醫生了。年幼的黃挺碩看著外公幫著鄰居找了台野雞車，一路顛簸到30分鐘外的北港診所，甚至要坐50分鐘到虎尾才能找到醫生。「鄉下老人家要看醫生真的困難啊，所以外公常鼓勵我去當醫生，他常指著前面那塊地說，以後這塊地就給你蓋醫院。」當時四、五歲的黃挺碩聽了外公的話只是笑一笑，卻在心底悄悄種下了一個當醫生的夢。三十年後，沒回到媽媽的老家雲林，沒在那塊農地上蓋醫院，黃挺碩選擇落腳台灣東北角基隆；然而想到當年外公和左鄰右舍老人家看醫生碰到的種種困難，黃挺碩決定用各種方式，尤其是科技，讓基隆人能在地就醫並有機會接受最好的醫療，不但節省病患和家屬奔波往返的時間，也要省下復原時間。他是黃挺碩，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部長，專長是消化道的微創手術，尤其是達文西機械手臂手術。他帶著外科部近五十位主治醫師，在這個位處台灣東北角的區域醫院，努力厚植不輸醫學中心的實力——他召集團隊成立了東北角唯一一個重度級急救外傷中心；串連民間企業與消防局，用智慧眼鏡為緊急個案進行到院前診斷；協助將最新的達文西機械手臂手術引入基隆，並成為消化道微創手術先行者之一……。放眼東北角大基隆地區，他期望除了基隆市民外，汐止、瑞芳、金山、萬里、貢寮、平溪等地共七十萬民眾，再也不必跑到大城市就醫，在自己家鄉就能擁有最好的醫療。註定走上一般外科雖然從小就在心底藏了個醫生夢，黃挺碩求學過程其實轉了個彎。從雲林北上三重念小學，國中念的是私中，因為管得嚴，考上建中後自我「放鬆」，打籃球、玩橋牌，結果考上台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一路念到大三，黃挺碩開始思索醫技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走的路？這時外公的話再度浮上腦海，他決定邊修學分邊準備重考，最後進入了陽明大學醫學系。重來一次的黃挺碩少了迷惘，畢業後憑著優秀的成績申請到林口長庚住院醫師的名額。長庚醫院的整形外科世界知名，R3時成績好同學們紛紛選擇整形外科，名列前茅的黃挺碩也不例外，但因為他就讀陽明大學時屬於公費生，R4時必須選擇人才稀缺的科別，於是2005年黃挺碩加入基隆長庚的一般外科，一待就是17年。其實黃挺碩拿到醫師執照後，也曾一度想回林口長庚走整形外科，「整形外科可以彌補天生或後天的顱顏殘缺，改變病人的人生，我覺得蠻有意義的。」但就在他當上總醫師沒多久，親愛的媽媽被診斷出罹患子宮頸癌，已經轉移到骨頭。一路陪著母親手術、化療、電療，在他升主治醫師時，媽媽溘然離世。「總醫師本來就很忙，又要準備專科考試、照顧媽媽、申請研究所，回整形外科的事就被擱著了。」因為太忙，沒時間好好準備研究所的黃挺碩被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刷了下來，但回想起媽媽一直鼓勵自己不要放棄進修，他再度申請了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沒想到反而一鼓作氣考上。當時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正是國內研究肝炎的權威、中研院院士陳培哲，陳教授治學非常嚴謹，每次的討論都對黃挺碩有不同的啟發，讓他愈發確定了往消化道的領域鑽研。「陳培哲老師常說，真理會愈辯愈明，他鼓勵我用不同方法去驗證同一件事，這對我做研究以及人生的選擇上，都有很大的幫助。」現在想來，外公讓黃挺碩走上從醫這條路；而媽媽也在他面對一般外科和整形外科的交叉路口時，輕輕為他推了一把。自此，黃挺碩一路朝著一般外科的道路上前進，再也沒有回頭。打好基礎功，盼讓民眾不用奔波黃挺碩是在住院醫師第四年才開始學習一般外科中比較困難的手術。外科是師徒制，提及他的老師陳晃洋主任，黃挺碩語氣中滿滿都是感激。「陳主任教學真的非常用心，有時在縫合比較困難的部分，他甚至會牽著我們的手一針一針縫過去。」在外科手術裡，基本功非常重要，「就像運動員一樣，想要達到頂尖，基本動作一定要做得很確實，外科醫生也是。」打好了外科基礎，黃挺碩這群六年級生的醫師們，卻面臨著一波科技變革的浪潮。以往在醫院學的是傳統的手術技巧，但近十幾年，外科的科技進展十分迅速，從傳統手術進入腹腔鏡，再由腹腔鏡躍入達文西機械手臂，「當時我這個世代幾位主治醫師，大家都邊摸索邊學習，也會出國去觀摩。像日本和韓國胃癌病人多，胃癌腹腔鏡手術做得很好，我們就會去學。」年輕一代的主治醫師都認為應該大力發展腹腔鏡手術，不只能用在癌症治療，也能應用其他領域如減重代謝、甲狀腺手術上；但不少老師前輩們對腹腔鏡能否將癌細胞清除乾淨有所懷疑，因此抱著保守觀望的態度。雖然發展的起步較慢，但黃挺碩耐心地累積治療經驗，直到成為一般外科主任後，他決定邁開大步，加速跟上「微創」這個必然的未來趨勢。「以前外公因為交通不方便跟醫療不普及，想自己蓋醫院；但現在一般人生病，不管認不認識醫生，還是想往大城市跟大醫院跑，雖然整體醫療資源變多了，但根本的情況沒有太大的改變。」他無奈道。其實基隆長庚自1985年創立以來，出過許多知名的外科醫生，像肝臟移植享譽全球的陳肇隆院長、骨科權威杜元坤院長、乳癌治療名醫陳訓徹、腎病專家吳麥斯等，是個地靈人傑的寶地，實力更是不輸一般的醫學中心。歷任的程文俊、陳建宗等院長打下良好的基礎，加上現任院長賴旗俊的全力支持下，黃挺碩不停思考：「我們這些中小型的區域醫院要怎麼讓病人相信我們？讓他們不用再舟車勞頓地奔波？」他決定從根本做起，由提升醫療技術和治療設備開始改變。引入頂尖設備，看見不同視野首先，添購設備成為基隆長庚提升醫療品質的重點。2016年，在當時的院長陳建宗的支持下，副院長吳俊德主導引進當時最新的第四代達文西機械手臂。黃挺碩說，當時林口長庚原本想把淘汰下來的第三代達文西交給基隆長庚，但院長霸氣地說：「我們要進當然要進最新、最好的」。四隻機械手臂從上方懸吊而下，代替醫生的手進入病人體內，而醫生坐在控制台，看著放大五到十倍的3D立體影像，操作機械手臂精準切除組織，並縫合毫米大小的組織或血管，而且全程可以坐著施術，手不沾血。如果15世紀的達文西穿越六世紀時空而來，也會對這樣的設備歎為觀止。「以前老師教我們的傳統手術，都是病人躺著醫師站著，從上往下的視角開，可是利用腹腔鏡或機械手臂，我們可以從下往上開，或是由後往前開。」角度的不同帶來全新的視野，黃挺碩打開電腦螢幕，一邊指著手術影像一邊說，「解剖的位置和方向和以前完全不一樣，手術的觀念與方法也要全部砍掉重來。」基隆長庚醫院副院長吳俊德曾比喻，腹腔鏡手術就像醫師手拿筷子來切割、縫合，筷子可以前後移動、旋轉、夾取，但活動角度有限制；而達文西機器手臂有關節，左右可進行270度旋轉，比腹腔鏡更加靈活，而且沒有手抖的問題。「消化道的傳統手術通常4-5小時可以開完，達文西手術一但過了學習曲線，時間只比傳統手術多1-2小時。但傳統手術的病患要在床上躺一個禮拜，達文西1-2天就能下床了，這對老人家的幫助尤其更大。」黃挺碩雙眼炯炯有神地說。學習慾望強、很容易接受新事物的黃挺碩很快就知道，機械手臂會在很短的未來取代腹腔鏡，成為主流，「身為外科醫師的我們，一定要為病人先做好準備。」各有所長，打造黃金團隊提升了硬體，接下來是軟體，黃挺碩特別注重醫師的培訓。由於是區域醫院，基隆長庚外科部的規模與編制比醫學中心小，但就像達文西手術可以顛倒施術一般，黃挺碩也轉換角度思考，「雖然規模小，但有些前輩醫師們的實力跟林口一樣好，新進醫師反而有更多機會近距離學到頂尖的技術，只要夠努力，進步的幅度與速度會更大。」「我的理念是，我不需要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然後沒人能複製他的技術經驗。我跟我的學生也這樣說，我需要的是一個團隊，每個團隊成員負責好自己的事，並可以把這些技術經驗不斷的傳承跟精進。」年輕的醫師對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也比較高，只要願意投入，他就全力支援。「資源有限，所以就要將它聚焦在一個領域，才能做到世界最頂尖，要尖端才能突破。」黃挺碩自信地說出他的策略：「我assign（指定）他一個領域，把所有病人都給他，他的任務就是要把技術做到好，沒有全世界第一，也要做到全亞洲或全台最頂尖，這個科才能慢慢發展起來。」像胰臟癌治療裡常見又十分複雜困難的胰頭十二指腸切除術，因為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案例多（一年超過700台達文西肝膽胰手術），又發展出可以縮短手術時間的手術方法，黃挺碩特別指派一般外科的王致遠醫師到北京修習，一待就是半年，幾乎每天都進手術室觀摩學習3-4台達文西胰頭十二指腸切除術，自然進步神速。另外像經口（自然孔）甲狀腺內視鏡手術，因為其要透過大體解剖來模擬路徑練習的限制，所以全世界首例是由篤信佛教、大體老師較多的泰國甲狀腺名醫AngkoonAnuwong完成。黃挺碩指定科內的陳育賢先去向AngkoonAnuwong醫師學習，在泰國待了三個月後，再赴韓國學了經口甲狀腺的達文西機械手臂手術。現在陳育賢已成為全球極少數精通自然孔甲狀腺內視鏡及達文西手術，具備嫻熟技巧及經驗的醫師，去年他還發表了全球第一篇比較這兩種微創甲狀腺手術的論文，也獲邀在國際會議中現場示範。除了鼓勵團隊成員精進新技術，黃挺碩自己也沒有停下學習的腳步，他一直在思考：「達文西機械手臂需要五、六個微型傷口才能進行手術，有沒有辦法讓傷口再減少？這樣不但病人術後恢復得快，看起來也更美觀。」他最後成功發展出只需要在肚臍開一個2.5公分的單一孔洞加一個輔助孔，就能完成胃癌手術，這個技術今年也發表在國際期刊上。「最新一代的達文西機械手臂就是單孔，但我們用第四代就可以做到了！」他得意地說。病人健康，是醫師最大的快樂醫生技術和醫療設備的進步，直接受惠的當然就是病患。六十多歲的趙先生，有胃潰瘍和腦中風病史，四年前因為胃出血住院檢查，切片證實罹患胃癌二期，雖然沒有轉移，不過趙先生還是對手術非常擔心。黃挺碩建議他採用單孔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切除全胃並清除淋巴，術後不但很快就可以下床走動，門診追蹤不但看不到疤痕，而且和正常人幾乎一樣，現在已經超過5年，連重大傷病卡也不用了。不過相對於治療癌症病人，黃挺碩覺得治療減重及代謝手術病人更開心，「因為每個病人回來都很開心！」他笑著說。他記得有個20多歲、150公斤的年輕人，跟在媽媽後面進診間，看起來心不甘情不願，從頭到尾不說話，「我想他也許因為體重的關係，社交行為比較少，對人的接觸比較陌生，不知如何表達，有自卑感。」黃挺碩為他安排減重達文西手術，半年後再進診間時讓黃挺碩幾乎認不出來，整個人從150公斤對半砍到剩75公斤，「更重要的是看起來非常陽光，一直笑，還跟我分享他健身心得。」還有一位50多歲的徐先生，168公斤，BMI值高達51。過重伴隨的糖尿病要打胰島素，有心臟病得吃藥，睡覺時會呼吸中止要戴陽壓呼吸器……生活已經被滿滿的藥物與治療綁架。進行胃繞道達文西手術後，他的體重在半年內降到110公斤，整個人瘦了三分之一不止。不止糖尿病、高血壓的藥完全停掉，心臟病藥減半，胰島素也不必打了。他說自己38歲時爬基隆山，走了200公尺就不得不回頭；現在50多歲的他不但可以走完基隆山，還許下願望要去登百岳。「所以做減重及代謝手術是開心快樂的，病人回來都很正向，因為你是在幫助他變成一個健康的人，很有成就感。」黃挺碩笑著說。成立外傷中心，與死神拔河這六年來，一般外科進行了約三百台達文西機器手術，其中100台和減重代謝有關，而減重成效不如預期的只有不到10%。「沒辦法，要他吃流質，喜歡吃甜食的就喝很甜的果汁。」不過也因為減重做出口碑，前兩周有四個年輕人相約一起來門診想做減重手術，住在基隆的他們原本要去台北做，發現基隆這裡就有不錯的醫師，馬上來報到，「還鼓勵我開粉絲頁，要幫我宣傳。」黃挺碩終於覺得，自己想留住大基隆人在地就醫的想法，愈來愈真實。在地就醫最重要的除了節省時間，而另一個要爭取時間的，就是緊急救護。基隆市在2002年到2011年間，自殺率全國第一，後來才逐步下降；而東北角靠山鄰海，各種水上活動、浮潛、攀岩、飛行傘等，難免有意外發生，所以在地緊急救護非常重要。過去只要是重大外傷病人到急診，都是急診醫師先診治，再依據不同問題會診次專科值班醫師，等次專科醫生過來，通常早已超過一個小時，「重大外傷病人最常見的問題是流血，怎麼可能等醫生一個小時後再來處置？」黃挺碩搖頭說。在他升任主治醫師不久，時任基隆長庚院長的程文俊（現為長庚決策委員會主委）決定成立「外傷小組」，要求相關醫生去考「高級外傷救命術執照（ATLS）」，規定24小時都要有醫生值班，只要TraumaBlue（外傷急救小組）啟動，15分鐘內要到急診，絕急刀30分鐘要進開刀房。黃挺碩記得，有一天早上八點上班途中突然急診呼叫，有一位外傷病人被海巡署的車子撞到，到院時已無血壓心跳。除了立即輸血，腹部斷層掃描還來不及做就推進開刀房。肚子打開後發現右邊腎臟撕裂，一直裂到下腔靜脈，只好和泌尿外科的林承家醫師一起起拿掉右邊的腎臟，補好下腔靜脈，先把人救回來。傷患的臉也被撞得嚴重顏面骨折，保住一命後，再轉去顱顏整形外科權威的陳建宗院長（當時擔任外傷整形外科主任）進一步治療。經過大半年，傷患回診時已經能自己走進診間，而太太也一路相陪，對外傷小組成員的辛苦救治十分感激。有年過年，黃挺碩負責值除夕到初一的班，「結果一連來了10台急診刀，走出開刀房的時候已經初二了。」還有幾次半夜接到緊急電話，他只花了20多分鐘就從林口飆到基隆，「我都不敢去看時速多少。」他苦笑回憶道。而這麼拼命，只因有個理直氣壯的理由——外傷狀況瞬息萬變，我們小組不只要和死神搶人，還要告訴死神：「NotToday!」從無到有，外傷小組成立至今已經15年，現在每年可以服務一萬個外傷病人，一千個住院病人，平均每天會有一位病人需要啟動TraumaBlue。黃挺碩說，基隆長庚成立外傷小組的同時也成立外傷資料庫，利用資料庫發表一些外傷相關的論文，做品質管理、醫品指標，把重大外傷死亡率從20%以上降低到16%，跟各大醫學中心非常接近，也因此成為東北角唯一的重度急救責任醫院。不過黃挺碩覺得不夠，他還想再爭取更多的時間。爭分奪秒，串連各界合作有次經由朋友介紹，黃挺碩認識了生產智能眼鏡的佐臻公司的董事長梁文隆，他突發奇想——如果第一線急救人員配戴智能眼鏡，不但可以即時把傷病患的狀況回傳醫院平板，醫護人員能指導現場怎麼緊急處置，還能讓急救團隊先做好準備。「需要斷層掃描的就先淨空檢查室，需要緊急手術先準備好開刀房，這樣救命會更有效率！」說來湊巧，當時的基隆市消防局長唐鎮宇與黃挺碩是相熟的「網友」，時常會在網球場上切磋。經由他的牽線，以及現任局長陳龍輝的幫忙，基隆市成了全國第一個利用智能眼鏡試辦「視訊實境救護機制」的縣市。黃挺碩說，智能眼鏡等於是把後端的醫護人員帶到急救現場，「只要把救治病人的時間往前移，就有機會降低死亡率。」而5G時代的來臨，一定會讓智能眼鏡在緊急救護的前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隆長庚這個區域醫院雖然規模比不上醫學中心，但論設備、技術，還有與院外單位的串連整合，黃挺碩很有信心地說，差別真的不大，有些甚至還超出水準，「為了讓病人在家鄉就能就醫，我們真的做了很多努力」。看向未來，但初心不可忘展望未來，他說目前台灣健保補助的達文西手術只有攝護腺癌的攝護腺切除，以及部分腎臟切除，其他使用達文西的手術都需要自費；以全胃切除或胃繞道、縮胃手術來說，大約需要15-20多萬元。他解釋，醫師不會要病患一定要選擇哪一種方式，不論是傳統、腹腔鏡或是達文西手術各有優缺點，即使是有一定優勢的達文西手術，也要考慮醫師的技術和經驗。在台灣外科學會擔任理事的黃挺碩，也是（外科學會）健保委員會委員，希望透過學會向健保署爭取達文西消化外科手術健保給付，少則省下四、五萬，多則省十幾萬元，病人只需要支付耗材費，相對負擔較少。「機器手臂手術以後一定是微創手術的趨勢。」他篤定地說，目前Johnson&Johnson和Google合作開發機械手臂，英國、德國也在研發，韓國有一個模仿達文西機器手臂的設備，中國大陸也有；為什麼這些公司和國家會發展機器手臂？就是因為微創是趨勢，機器手臂更是微創的趨勢，「等這些設備一出來，機器手臂手術費用就會降低，當降到和一般腹腔鏡手術差不多時，一定會取代腹腔鏡手術。」下一步，黃挺碩還要將達文西手術模組化，建立開刀的標準操作技術，幫其他院區的一般外科也發展起來，讓不論住在哪裡的病患，都能一同受惠。「機械手臂開刀，每台都可以錄影，現在人工智慧發達，影像錄起來可以透過擴增實境（AR）去指導年輕的主治醫生。」他還說，以後機器人自己開刀，我們未必看得到；但用VR（虛擬實境）或AR去做教學或指導一定可行，而且很快就可以看到。台灣癌症患者發生年齡的中位數大多落在六十多歲，這個年紀的患者大多還有其他疾病。「癌症病人開刀，一輩子很可能只有這麼一次機會，我希望把自己準備好，才能給病人更好的選擇。」黃挺碩說。知名的書畫家朱振南是黃挺碩的好友和病患，他寫了一幅「初心不可忘」相贈。黃挺碩也不時提醒自己，保持從醫助人的初心，不論是在故鄉雲林，還是新故鄉基隆，都是如此。黃挺碩TING-SHUOHUANG,MD.,PhD.基隆長庚外科部部長，消化道達文西手術達人，擅長胃癌、胰臟癌、減重外科手術。在雲林東勢鄉渡過童年，因鄉下生重病都要包車到北港或虎尾才能看到醫師，外公鼓勵他從醫，並回家鄉服務。落腳基隆後，發現即使醫療資源較數十年前豐沛，一般人還是習慣湧進大城市裡的醫學中心求醫，情況並無改變。他協助醫院成立外傷小組，讓基隆長庚成為東北角唯一的重度急救責任醫院；與消防局合作，利用智慧眼鏡讓醫療可以在緊急救護現場提早介入，降低死亡率；院方採購第四代達文西機械手臂後，積極發展達文西微創消化外科手術，讓區域醫院也有不輸醫學中心的技術；栽培後進，讓外科團隊個個身懷絕技，技術與世界同步——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民眾免於奔波，在家鄉就能獲得完善的醫療。樂於應用新科技，認為外科醫師一定要隨時做好準備，才能給病人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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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捍衛醫護人權，守護民眾健康 劉宗瑀，溫柔堅定的暴走女外科
今年五月，公視醫療喜劇《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上映後，掀起熱烈討論。在劇中，藝人蔡淑臻飾演個性直來直往、放浪暴走的女外科醫師「小劉」，從醫學中心放逐到鄉村醫院，最終尋回濟世救人的初心。這齣戲正是改編自阮綜合醫院乳房外科主治醫師劉宗瑀的真人真事。人稱「小劉醫師」的劉宗瑀，在網路上寫著一篇篇關於醫護勞動人權、性教育、家庭育兒酸甜苦辣的文章，文筆犀利詼諧，穿插嘻笑怒罵，卻也反映出醫護人員面臨的真實處境，包括：面對生與死，該如何坦然釋懷？當工時過長、工作過勞、長期高壓，又不幸發生醫療糾紛時，該如何保持當初從醫的初心？人生的酸甜苦辣在醫院中活生生地上演，經由小劉醫師的妙筆生花，不但讓局外人得以一窺白色巨塔內爾虞我詐，更顯露出她對捍衛醫護勞動人權的堅定決心。想走外科，卻遭親友勸退在台灣，只要孩子會念書、功課好，難免會被逼念醫學系，劉宗瑀也不例外。第一年考上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的她，在母親的殷殷期盼下選擇重考，隔年考上長庚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劉宗瑀先在林口長庚、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間往返見習三年，然後返回家鄉高雄，進入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在接觸並瞭解各科內容後，她唯一感興趣的就是外科。不過，一開始她的外科之路走得不太順利，「所有人都勸退我說：『女生走外科，很辛苦又累！』」不敵週遭強烈反對聲音，劉宗瑀只好先到兒科待了一年，結果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處理小孩受傷的問題和安撫家長的情緒。兒科屬於內科，步調較緩慢，「我的個性比較急、沒耐性，外科給人的感覺很熱血，能激勵、感動人心，又可以看到病人有明顯進步，讓我更有成就感。」放不下外科夢的她還是決定轉換跑道，原本打算先做個三、四年，若真的不行再轉到其他科別，「至少我挑戰過了，不會覺得不甘心。」沒想到，這一待就是十幾年，直到今日。血汗外科，吃苦當吃補在外科世界，尤其又是某些血汗醫院中流傳著一句話：「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畜牲用。」不論男女，只要一進入外科全都得認命，把吃苦當吃補。實習期間，劉宗瑀是醫院外科裡的唯一位女醫師。在她之前的上一位女外科醫師早已是師字輩等級，兩人之間隔著二三十年的空窗期，可見女性外科醫師的稀有程度。她解釋，醫學臨床分科把「內外婦兒急」等性命相關的科別稱為「五大科」，工作壓力大、工時長，還需要輪流值班以應付緊急醫療狀況。其中，又以外科的男女醫師比例失衡最嚴重，還有醫護人員過勞、人力分配不均等問題，導致現今願意投身五大科的新血愈來愈少。醫學生畢業後，寧可選擇「三小科」（耳鼻喉、眼、皮膚），受訓過程不但輕鬆，將來還可以在外自行開業。然而，正所謂「外科虐我千百遍，我待外科如初戀。」雖然外科醫師工作時間超長，受訓過程慘無人道，甚至可能有過勞死等生命危險，但每年還是會有一些「想不開」的醫學生選擇踏上這條不歸路。劉宗瑀說，外科醫療現場判斷的緊急感與自己的個性能產生共鳴，老師和學長的個性也都是如此。「開刀房是極高壓的環境，醫生們常常會講些五四三的黃色笑話來放鬆心情。要講黃色笑話我也沒在怕的，甚至可以講得比他們更黃、更暴力！」直來直往的她哈哈大笑，每日混在一群男人堆中，即便被稱做「男人婆」她也毫不在意，因為她清楚，選擇自己真正有興趣的科別，才能走得長久。人力短缺，一人照顧35床然而回想起住院醫師受訓的那段日子，劉宗瑀只能以「慘烈」兩個字來形容。當時住院醫師尚未納入《勞基法》的適用對象，工作採責任制。平日白班結束後，緊接著就要輪值夜班，到了早上只能撐著眼皮繼續工作，每次值班就是連續兩天不用睡覺，而這樣的日子每個月要重複十多次。「休息是什麼？」劉宗瑀說，在住院醫師裡的字典裡，找不到這兩個字。台灣醫學教育人才養成本就不易，尤其外科醫師的培養過程更是漫長，除了要面對扎實嚴酷的醫學教育訓練，開刀久站、值班熬夜、過勞、高壓、高風險等問題，女性更要面臨生理痛、懷孕、水腫等不適。醫療環境的崩壞，不少當初懷著雄心壯志投入外科的學弟們，禁不住如此長期非人道的折磨，一個個陣亡倒下，提出辭呈。當時擔任總醫師的劉宗瑀，要負責各種排班與大小雜事的協調，面臨大票學弟們離職而突然空出來的班表，令她不得不向院方請求協助。然而院方卻決定以現有人力無限擴大負責所有的值班區域，尤其三間共35床的加護病房，原本由三位醫師照顧已頗為吃緊，竟然也縮減到一個人來承擔。負責任的她面對這樣不合理的要求，咬著牙扛了下來，甚至把人力最短缺那幾日加護病房班留給自己值。當時劉宗瑀正懷著第一胎，她白天上班，晚上值大夜照顧三間加護病房的病人，還要兼顧急診室的會診，時常能在深夜裡見到她挺著日益變大的肚子，不斷在不同大樓間來回地奔跑。一開始，劉宗瑀覺得還能拼一下，但當孕期的不適一個接一個找上門，身心俱疲的她，終於也逼近了臨界點。崩潰的一夜，是救人還是殺人臨盆前兩個月，長期熬夜的她患了重感冒，為了寶寶健康又不敢亂吃藥，病況纏綿不絕，咳嗽一直都好不了。看診時「咳咳咳咳咳」，開刀時「咳咳咳咳咳」，嚴重時甚至一咳就漏尿，不論用產褥墊或成人紙尿布都沒有用，最後居然沒有乾淨的褲子可換穿。但她又不能請產假，總醫師也是臨床訓練的最後階段，只要考過專科醫師證照就能取得主治醫師資格，一旦請假超過兩個月，隔年就得重新受訓一年，之前的辛苦等於付諸流水。除了狂咳不止外，大腹便便的她晚上根本無法躺平睡覺，只能坐在值班室沙發休息。明明是酷暑如火的七月，她全身裹著厚重的衣物卻還是感覺冷得要死。值大夜班時一遇到緊急狀況，老公蜜蜂先生還必須牽著她的手、撐著她到急診室會診，因為她已經完全沒有力氣起身和走路。住進加護病房的病人原本就猶如一顆顆的未爆彈，偏偏在某個值班的夜晚一口氣爆炸開來，先是一名病人呼吸衰竭，又有一名病人血壓下降，當她正在進行急救時，手機響起，另一區的病人癲癇發作。・「小劉醫師三十床的阿公黑掉了！」「立刻Onendo（插管）！」劉宗瑀才把喉頭鏡放入病人嘴吧，卻發現左移右挪都抬不起病人的下顎，猛然才想起原來是因為自己挺著大肚子。「幫我拉！」在護理師的幫助下終於順利將氧氣送入病人肺中。・「第二加護病房敗血性休克！」「CPR（心肺復甦術）！」嘴邊喊著，劉宗瑀直接跳上病床上雙手交叉準備心臟按摩，卻被肚子擋住不好施力，只能顫抖著被護理師拉下床，由她們輪流按壓……・護理師大口地喘氣、病床吱呀吱呀地哀嚎、生命監測儀器急促地提醒……混亂間一陣尖銳的手機鈴聲再度響起：「劉醫師，病人seizure（癲癇）！」對面的護理師喊道！「這裡在CPR沒空，先打抗癲癇藥，快死了再叫我！！！」劉宗瑀只能朝著話筒大吼。・・・「我的意識只剩下把工作反射性做完，完全忘記自己其實是個快生產的孕婦。」劉宗瑀回憶說，「從凌晨兩點忙到天亮交班後，護理師把渾身發抖的我架到旁邊的角落吸氧氣，比插管的阿公還要喘。」死死握著細細的氧氣鼻管，劉宗瑀像是抓著汪洋中的稻草，人來人往、嘈雜的急診室中，她只能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聲……「再這樣下去，會有病人死的，而我跟肚子裡的小孩也……」恐懼加上喘不上氣，緊緊攫住劉宗瑀的心臟，恍惚間，她突然醒悟：「我怎麼把自己逼到這個地步？這根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殺人！」不願當制度的幫兇，只能離去醫護人力不足，對病人生命安全來說是一大威脅。在醫療崩壞疾風下，醫師與護理人員仿如走到窮途末路。當天回家，劉宗瑀握著蜜蜂先生的手崩潰大哭：「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要再值這種會死人的班、我不想要當這種會害死人的外科醫師！」那是她這輩子第一次說出：「我不要當外科醫師。」當初滿懷雄心壯志的熱情進入外科。受訓期間，師長們醫者仁心的風範，歷歷在目，結果卻是一個個陣亡離職，新進來的戰力又不能馬上派上用場。身陷不足人力的值班陷阱中，醫師被迫去謀殺這些病人……堂堂一個醫學中心，病人居然得快死了才找得到醫師，這樣真的是對的嗎？一週後，劉宗瑀將每晚的值班慘況呈報長官，換來了一番檢討與事後諸葛。她憤而拍桌起身，抗議醫院的值班人力安排簡直與殺人無異，卻無法扭轉院方態度，只換來冷冷一句：「這樣配置符合評鑑規範」。「如此高壓的工作環境，我實在無法再多撐一年。對我來說，專科醫師證照就像一面高牆，身懷六甲的我，想要跳過這面高牆，卻怎麼樣也跳不起來。」劉宗瑀苦笑著說。就這樣，在滿懷悲憤下，她遞出辭呈，跑去屏東當醫師。一個台灣，兩個醫療世界最近，公視播出《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改編自劉宗瑀的同名小說，正是描述她在屏東行醫寫照。她每天上下班的路線，都跟運豬車同進同出。「我以為屏東在高雄隔壁，相差不大。沒想到跨過高屏溪，城鄉醫療資源差距超乎想像，令我深受震撼，」劉宗瑀坦言。例如，曾有一名七、八十歲的病人求診，經檢查出是手部長出罕見的骨肉瘤。劉宗瑀對病人說，必須先做核磁共振檢查，再切片，然後做化療。但這一切都是按照教科書上教的流程，非常理想化。實際上，在醫療資源不足的屏東，光是做這些檢查和化療，必須分別跑兩、三家醫院，才能完成全部流程，病人很可能就此放棄追蹤與治療。如果病患有心要醫治，則得跨越高屏溪，到高雄的醫學中心或大醫院診治，搭火車轉公車或捷運，從早上排檢查，等到醫師看診，再回到屏東家中，已是晚上。她也曾遇過15、16歲的年輕人因車禍而嚴重外傷，送進急診室時心跳、血壓不穩定，還內出血，需要緊急開刀。但家屬一聽到要搭乘救護車轉到大醫院治療，就放棄了。「原來，我之前是過著多麼『醫療天龍國』的生活。原來，人的命真有貴賤之分，城鄉差距居然如此大不相同。」劉宗瑀感慨地說。那時深刻體會到離開了大城市，鄉下地方的生命力都很強。如果不是強悍的生命力，根本撐不下去！但由於往返屏東和高雄的路途遙遠，每天來回車程至少要三小時。有時半夜急診劉宗瑀被叫回去開刀，開車時精神渙散，醒來時發現自己竟然將車子開到人行道上，讓她嚇出一身冷汗。最後，她還是決定回到高雄市區的醫院工作。母親驟逝，重新體悟人生母親突然離世，至今仍是劉宗瑀及家人心中的痛。那時她剛生完老二，住進坐月子中心。在此之前，母親一直抱怨頭暈，做過抽血、核磁共振等各種檢查，卻查不出所以然來。直到某日，母親在家裡突然狂吐、雙腿發軟，父親連忙送她到隔壁醫院的家醫科看診。家醫科醫師想到要檢查白血球指數，結果發現她的白血球數量高達16萬（正常值上限是1萬）。在月子中心靜養的劉宗瑀，一看到父親傳來的檢查結果頓時大驚失色，這代表白血球正在崩解中。家醫科醫師也建議母親趕緊轉診到大醫院。儘管母親神智仍然清楚，但隔天再做一次檢查，數值竟飆高到30幾萬。「當時主治醫師向我們詳細地解釋病況，看到醫師欲言又止，我心中雖已經有底，但還是快要崩潰。」醫師離開後，父親焦急地問她：「還有一線生機嗎？」腦中一片空白的劉宗瑀逐漸回神後，邊哭邊跟父親與弟弟重新解釋一遍：「媽媽快不行了，現在是命懸一線，我們要想一下她的後事。」到了第三、四天，母親已進入彌留狀態，不但叫不醒，呼吸也出現喟嘆式聲音。隔天一早，醫師詢問是否要插管，劉宗瑀完全僵住，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但她回想母親生前曾表明不想插管，還沒來得及幫母親做決定時，母親就離世了。父親因悲痛與愧疚，堅持不計費用地為母親安排各種法事、儀式，挑選最好的棺木、骨灰罈及塔位等，盡力讓妻子走得風光。然而，這種花大錢彌補心態，讓父女二人經常起衝突。當時，劉宗瑀拖著脹奶不舒服又悲痛的身心，在家庭和繁瑣的喪禮儀式間來回奔波。辦理母親後事，反而成為一段身心俱疲的回憶，衝突也在家人的心裡留下難以癒合的傷口。從母親確診是急性血癌到過世，僅僅五天，劉宗瑀實在很難接受她的驟逝，但也讓她重新體悟人生：「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會先來。所以一有機會，就要好好把握。」她坦言，自己是個沒耐心又很嚴厲的媽媽，但即使白天與孩子吵架，她也會好好道歉，並在睡前抱著她們：「媽媽雖然很生氣，但還是很愛妳們。」她也會在每晚睡覺前，回想自己當天所做的事情，有沒有全力以赴？有沒有把網路社群經營的正面聲量發揮到極致？希望每天都能過得值得，不留下任何遺憾。吃飽睡飽，保持從醫初心而在她書中提到的黑傑克、老狐狸、老萬醫師；其中，黑傑克醫師是真有其人，深深影響了劉宗瑀的醫學品德，是非常值得後輩學習的楷模。他是印尼華僑，在台灣待了四十載，2006年被迫離職，返回印尼。這件事讓劉宗瑀心中充滿無限感慨，在痞客邦上寫了第一篇網誌，沒想到就此開啟了她的小說創作之路。編輯稱讚她的文章充滿畫面感，文字淺白易懂，但閱讀所感受的衝擊卻是雷霆萬鈞。更令她驚喜的是，這些故事可以集結出書，甚至改拍成電視劇。一手拿手術刀、一手搖筆桿，劉宗瑀說：「身為一個外科醫師，我用刀剖開人體；可是在這齣劇中，我用筆取代刀，劈開我自己的過往。」當初離開醫學中心，她陷入低潮，不想再碰外科，曾到醫美診所打工，後來發現：「外科看病人，醫美看客人；我喜歡看病人，而不是看客人。」真正救命的醫師，只要對病人好，病友口碑就會相傳。「外科，就是我的初心。我可以用外科的力量，再去擴大影響力。」劉宗瑀笑說，就像劇中女主角腦中只有吃跟睡，「通常我只要能吃飽睡飽，就能繼續保有從醫的初心，有力氣再去面對下一個挑戰。」溫柔堅定，推動醫護勞動人權透過這齣戲，劉宗瑀希望能喚起社會大眾重視醫護勞動人權和過勞議題。這也是她一開始經營網誌的初心。過去曾有一項研究統計，自2018年往前回推十年間，就有十幾位醫師因過勞而倒下、致殘、腦損傷或智力無法恢復等新聞。在這些醫師中，竟然有六個是她的學長，兩個是她的老師，一個是她的同學。其中一名醫師在倒下前一週，劉宗瑀在醫院自助餐廳裡還跟他借了100元買午餐。隔週碰到他太太要拿錢還她時，卻聽到這位醫師因過勞而死了。「醫院工作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很容易陷入弱弱相殘的惡性循環。」例如有些外科醫師會抱怨，女生懷孕只會拖累大家，早知道就不要收女生。就像當時劉宗瑀懷孕，卻不敢請產假一樣，「工作時常覺得會拖累大家，心中充滿愧疚。後來想想，這樣不對呀！女人懷孕生子天經地義，不應該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女性。」她握著拳頭說。她的某位學長患有痛風，幾乎每週發作，發作時腳腫到穿不下鞋子，「我親眼看到他拄著拐杖進開刀房幫病人開刀。」劉宗瑀說，正因如此，她倡議醫護勞動人權時，從不以女權角度，而是強調人權。「每個人都會生病，休息是基本人權，根本無關性別。」近年來醫護勞動人權已逐漸改變，包括護理師、住院醫師陸續被納入《勞基法》，她希望未來主治醫師也能納入《勞基法》適用對象，並透過全國醫師醫療產業工會持續爭取權益。試映會當天，有許多老戰友們出席相挺，其中有幾位正是當年跟劉宗瑀一起並肩作戰，將她從急救床上架下來吸氧氣的護理師。「她們說當年我拍桌抗議走人後，醫院高層的規則逐漸改變，護理人員再也不用擔心值班時找不到醫師了。」她欣慰地說。「醫療是很珍貴的資源，不是服務業。」推動醫護勞動人權議題，至今十六載，面對這個議題的初心，劉宗瑀從未改變或動搖過，「感謝有網路，讓我找到溫柔且更有效的管道，傳達醫護勞動人權的重要性。我們需要社會理解和支持的聲音，因為守護醫護，就是守護民眾的健康。」劉宗瑀TSUNG-YULISALIU,M.D.長庚大學醫學系畢業，2011年成為外科專科醫師，現為高雄阮綜合醫院乳房醫學中心、馨蕙馨醫院乳房外科主治醫師。與國小同學蜜蜂先生結婚，目前育有兩個女兒及兩隻狗狗。網路上人稱「小劉醫師」，在一手拿手術刀、止血鉗與繃帶剪的外科手術日常裡，另一手則抓緊空檔，書寫發生在她周遭職場的諸多不公不義，以及身為母職在家庭育兒之間的各種酸甜苦辣，並長期關注醫護勞動人權、兒童安全福祉等社會議題。著有《女外科的辛辣日記》、《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跟著小劉醫師，來玩性教育翻翻書》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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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8 焦點.醫學有故事
人文關懷，就是把病患當成一個「人」 李明濱，自殺防治的守門人
憂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患，已是耳熟能詳的文明病，到精神科就診再平常不過，而在1970年代的台灣，進精神科看病等同「起肖」，更是家族的奇恥大辱。但一個來自高雄茄萣海邊的漁港小孩，走進台大醫學院，敲開台灣精神醫學的大門，以醫者的仁心，矢志陪伴一顆顆迷途的心靈走出晦暗幽谷。他是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李明濱，從當年踏上荒煙蔓草的精神醫學長路起始，他便堅持這是精神科醫師的社會承擔。「醫學的真諦，一定要以人文關懷為基礎，並運用專業、透過治療，為病人找回心與身的健康。」茄萣漁村的赤腳小孩考上台大醫學系李明濱出生於高雄茄萣的小漁村，童年時期，爸爸是漁販，每天載著漁貨到台南販賣，養活一家大小。家裡的經濟並不寬裕，身為老么的李明濱讀小學時天天打赤腳，上了初中第一天才知道「原來上學要穿鞋、爬上二樓教室不用脫鞋」，但他聰明又用功，初高中都考上第一志願的台南市中與台南一中，1969年的大學聯考，更考上台大醫學系。小村裡出現了第一個上台大的孩子，更何況是醫學系。放榜的那天，鄰居向爸爸道賀，爸爸嘴上只是淡淡地「喔」了一聲，連鞭炮都沒放，但他知道父親是驕傲的，更承諾自己要繼續用功，以後當醫生，榮耀父母。剛進台大不久，西洋思潮正風起雲湧進入台灣，李明濱讀到一本佛洛依德的著作「夢的解析」，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心理學，彷彿進入一個神奇的新世界；同一時間學長帶他參加學校的佛學社團「晨曦社」，他很意外佛學有許多概念如存在、孤獨、生死和心理學相通，尤其「心經」短短的二百六十字，更深刻觸及人的認知與意念，讓他很是著迷。父親驟逝祖母的無助與無望心靈上的探索才剛踏出步伐，但在現實生活中，李明濱卻遭遇艱難的人生大課題。大二才剛開學，遠在家鄉的父親突然腹痛送醫，因胃潰瘍緊急開刀，李明濱緊急返鄉，父親已昏迷；幾天後，父親因術後感染而過世，享年才59歲。身為醫學生的李明濱，心中很多疑惑，但更多的是感傷，尤其面對高齡祖母，全家上下沒有人敢跟她說實話。之後的兩三年，每當她問起兒子在哪，家人總是不斷騙她：「伊去台北」、「伊去看病」，後來祖母似乎猜出真相，卻佯裝不也不再追問，只是日益沈默，鬱鬱寡歡，最後連飯也不吃，鎮日臥床，在父親走後4年，離開了人世。「我後來才明白，祖母那時已是憂鬱症，人生無助、無望…」身為醫學生的李明濱更發現，面對生命的重大失落，很多人和祖母一樣無法甚至拒絕承受。但在死亡來臨的當下，該如何告知家屬真相？告知之後又如何給予心理支持？身為醫者，除了治療生理的病痛，醫療與科學又能提供怎樣的心靈協助？雖然還未找到答案，但這些疑惑卻在年輕的李明濱心中，悄悄迴響。翻譯60萬字「自我的掙扎」奠定人生基石與精神醫學的因緣，逐步牽引著李明濱。大四時他主編「台大醫訊」，在一次訪問精神科住院醫師林克明學長時，接觸了新佛洛依德學派，更點燃他心中對精神醫學的探索熱情。林克明給他一本著名心理分析學者、新佛洛伊德派的領導人物卡倫．荷妮（KarenHorney）的英文原文書「精神官能症與人性的成長」（NeurosisandHumanGrowth，譯為「自我的掙扎」）。這本書是荷妮畢生論述的總匯，分析人性發展過程中遭遇的一切困難，在自我追尋時的掙扎，並提出樂觀積極的解決方法，如何認識自我與實現自我，建立健全人生，引導自我走上光明的坦途。對精神醫學的一股熱情，李明濱為了看懂這本書，解開心中的迷惘，他費時2年，一字一句完成60萬字的中文翻譯。「暑假的時候我每天就抱著我的遠東英漢大辭典，翻譯的時候有一種Horney就在面前在跟我講話的感覺，幫我打下了很大的基礎。」當他將完成的稿件拿給老師看時，老師先是一副「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的表情，接著則是驚喜交加。「陳珠璋教授後來不但協助我校閱，幫我寫了新書出版的推薦序，實習醫師結束後也通過評審給我機會進入神經精神科。」翻譯這本巨作影響他極深，引領他從此真正大步走進心身醫學的殿堂，更決心將一輩子都奉獻給這門專科。另一方面，這本書也幫李明濱賺到6萬元的版稅（當時他每月住院醫師薪資是五千元），成為他結婚成家的基金，娶了小他三屆的台大學妹，為他奠定了人生的另一方基石。不得已的謊言：「我在腦科，專門醫頭痛睡不著」1976年，李明濱台大醫學院畢業，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當住院醫師，當時患者主要分為兩種：一是憂鬱、焦慮、失眠、眼睛乾澀等，因為自律神經失調的「精神官能症」；二則是語無倫次、出現幻聽等精神分裂症（現已改稱為思覺失調）。當時台灣還沒有「精神疾病」的概念，甚至認為「精神病會傳染」。這群人不只被視為「神經病」、「瘋子」，還會遭到歧視、驅趕，污名化非常嚴重。因此除了一路支持理解的妻子外，李明濱起初根本不敢讓其他親人知道自己選了這一科。尤其是父親過世後，長兄如父，比李明濱大上20多歲的大哥一路栽培他、關心他，但當大哥每回問起他在哪一科時，他總是唬弄說自己在「腦科」、「幫病人醫治頭痛和睡不著」。甚至連醫界同仁也會對神經精神科「另眼看待」。李明濱苦笑回憶，有幾次和其他科的住院醫師聚會，當他一說出自己在神經精神科時，氣氛瞬間凍結，「他們都以為我聽他們講幾句話就會被看透心理，或被當作瘋子，而怕得不敢多說話。」然而，再多的歧視和冷眼，也澆不熄李明濱對心身醫學的熱情和決心，精神科雖是一條寂寞的路，但他相信，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有被理解認同的一天。尋找守門人，做最堅強的後盾除了誤解，李明濱發現另一個很大的問題：當年的台灣社會，一般人沒有憂鬱症、焦慮症的觀念。「病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症狀來掛號，胸悶看胸腔科、頭痛看內科、胃痛看胃腸科…但很多憂鬱、焦慮、恐慌的病人在各科繞來繞去，都找不出病因，沒人知道可以去看精神科。」因此他決定主動出擊。當時民間遇到類似的情形，第一個反應就是去廟宇找乩童，所以李明濱很有興趣與他們互動，邀請他們擔任第一線的「守門人」。「哇，你救人救很多耶！但要是你遇到那種打人的、自言自語的、傻笑的啦，那個現在吃藥會好耶，你可以叫他來找我。」李明濱操著流利的台語在廟裡泡茶，用易懂的方式跟他們說明醫學的幫助。他不斷地抽空走訪社區，拜訪廟宇，請他們跟民眾們科普。推廣也逐漸出現成果，某次門診快結束前，忽然一群六七個人出現說要看他，「原來他們是某廟宇的乩童指示他們要來北部看精神科，神明最後指名要看李明濱。」他還分享，多年前明華園歌仔戲團當家小生孫翠鳳整天心悸、頭痛、胃痛，提不起勁，但她看遍各科，檢查報告都「正常」，直到有人建議她去看精神科的李明濱，才查出原來是恐慌症合併憂鬱症。「一開始我不認識她，初診時她只有說她的職業是藝術表演者，後來看到電視介紹才知道她很有名。」李明濱談起這段緣分的開端。之後孫翠鳳遵照李明濱的醫囑按時用藥，調整生活作息和心情，加上家人支持和陪伴，終於找回健康。她不止四處演講分享自己的經歷，後來更擔任憂鬱症代言人，鼓勵有憂鬱傾向的人及早尋求專業的醫療協助。她告訴李明濱：「得了憂鬱症，我才知道原來心理會影響生理，要就醫、要吃藥，而且我們會好起來…」深知「心」與「身」會相互作用，李明濱化被動為主動，走出診間積極與第一線的「守門人」合作，並扮演背後關懷與支持的角色，在病人最需要關心的時候看見他們發出的訊息，提供醫療協助，成為他們最堅強的後盾。推動精神科照會制度投入心身醫學就像孫翠鳳的例子，李明濱說，當年他剛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時，在臨床上看到的不只是精神分裂症（現稱思覺失調症），而是看到愈來愈多病人有精神官能症與心身症（心理相關之身體疾病），時稱腦神經衰弱。「身心本來就是一體的，心理的壓力會給生理帶來不適，而生理的病痛也會對精神造成傷害，所以要全面性的去檢視。」他擔任總醫師時，台大醫院正開始積極推動「照會精神醫學」，也就是當病人治療疾病過程中合併有嚴重精神問題或衍生睡眠、情緒問題時，該科醫師要照會精神科，提供身心照護的醫療資源。例如癌症患者因擔憂病情而出現嚴重的壓力或憂鬱時，如果沒有精神科醫師協助處理，可能會影響到身體狀況，甚至病情。當時台大醫院大概有1000張病床，李明濱是精神科唯一一個照會醫師。他每天在不同科別到處穿梭，處理各式各樣的狀況。曾有心臟病患者才剛開完刀，病情明明逐漸好轉，卻突然哭泣不止，李明濱會診後才發現原來是血中鈉含量過低引發的情緒失控；還有腎臟病人突然胡言亂語，緊急照會才發現病人幾乎量不到血壓，以致引發意識障礙。「總醫師時期雖然很累，但一年看了幾百個病人，讓我功力進步很大，我也更明白生理與心理之間的關聯。」照會醫師更常處理的另一個難題是「病情告知」。李明濱說，對於病情嚴重的病人和家屬，他常思索如何告知？如何協助他們面對難關、走出心靈重創？尤其他常想起阿嬤過世前幾年的模樣，因為心情憂鬱導致身體每況愈下，家人們著急難過卻無能為力。現在自己身為醫師，更要用同理心和專業資源，溫柔撫平病人和家屬的傷痛。1980年，台大醫院讓神經精神科各自獨立，正式成立精神科。李明濱也在一年多後前往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研究心身醫學。他說，這趟進修讓他進一步確實了解心身醫學正是「全人醫療」，可以和其他科別合作，為病人提供身心合一的醫療照護。改革醫學教育人文關懷優先返台後，李明濱決心以心身醫學為職志。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臨床照會經驗中，他發現到一件事——很多醫師的醫術和專業雖強，但往往只看器官的病變，卻不曾看清病人和家屬心中的「感受」。有一次，一位心臟病患者裝了葉克膜仍不幸病逝，就在加護病房外，面對淚流滿面的家屬，主治醫師一開口卻是：「這次使用葉克膜，全部費用30萬元，健保不給付，你們得自費…」。李明濱很感慨：「醫學教育不該只是傳授技術，更需要人文關懷」。1991年起，他升任台大醫學院教授，嗣後當時的醫學院院長謝博生邀他投入醫學教育的改革，希望在醫師養成的過程中，注入「以人為核心」的觀念，讓每位台大醫學院學生未來披上白袍時，都有一顆關懷的心。然而，改革並不容易，尤其在台大這座不容挑戰的白色巨塔裡，少數教授級資深醫師，已習慣在病人面前展現高不可攀的權威架勢。但李明濱沒有辜負謝博生的請託，他耐心說明，全力規劃，不久後台大醫學院新設「社會醫學科」，還成立院級的「共同教育室」，李明濱都擔任第一屆主任，前者在教學內容中強調「醫病溝通」與「醫療倫理」等人文關懷的重要性，後者則是協調全院，一起推動教育改革。一聲招呼醫病關係的美好起點李明濱更一遍遍在課堂和診間提醒學生，病人是「人」，醫病之間是平等的雙向溝通，而非上對下的單向指令。醫師即使有高度專業，但每個患者或家屬也有各自的尊嚴、利益和價值觀，「我們彎下腰，多付出一點關懷，病人的心情就會大轉彎。」其實他說，「以病人為師」是他最大的喜悅。他常說一個故事，以前有個學生當住院醫師時，為一位住院年長癌末病患抽血，但因對方血管太細，學生悶不吭聲又是綁緊又是拍打，弄得滿頭大汗抽了十幾次卻還是以失敗告終，搞得患者抱怨連連，氣到向院方投訴，還說不要再看到那位醫師。後來換了前面那位醫師的同班同學去抽血，進門後他先跟病人打招呼：「李太太，我是李醫師，今天過得怎麼樣啊？我來給你抽個血好不好？」一句問候換來病人開心的笑容，哇啦啦回答一大堆，醫病雙方心情都放鬆了下來。後來抽血還是不順利，當醫師越來越緊張，沒想到病患居然安慰他：「你慢慢抽，我不怕痛，我血管本來就比較細。」「同個病人，同樣抽血不順利，結局卻完全不同。人文關懷其實再簡單不過，就是把病患當成一個『人』，讓病人感覺被尊重、被關心。」學生廖士程醫師也曾這樣形容李明濱：「老師不只是拍拍病人肩膀說聲：『你好辛苦啊，加油！』而是能準確地以同理心面對個案，讓他們將積壓的情緒與不滿發洩出來，解開心中的死結。」設計心情溫度計量表帶領病人自覺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的同時，李明濱也沒有落下自己在心身醫學專業上的研究。他觀察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病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生病了。「感冒會咳嗽、流鼻涕，但心情不好是很主觀的事情，很難自我察覺，也沒有工具去了解自己的內心狀態跟憂鬱的程度。」因此，他引用了LeonardR.Derogatis博士所編著的精神症狀量表（SCL-90-R），將滿滿90道題目配合本土與實務濃縮成只有5題的簡式健康量表（BSRS-5），更與團隊花了數年時間進行臨床研究來證明其可信效度，最後將其稱呼為「心情溫度計」。五道題目，只需短短的一分鐘就能快速地檢測自我身心狀況，讓抽象的心情，具象成可評估的分數，並讓患者自己與醫療人員可以立刻發現問題，幫助了許多憂鬱無助的人即時接受了專業治療，成為「自殺防治守門員」最重要的一步。深入基層建立憂鬱症防護網從推廣心身醫學，到醫學人文教育改革，推出心情溫度計，李明濱的努力日漸有了成果，台灣社會逐步正視憂鬱症等精神疾病，醫師和民間組織開始對患者付出溫暖與關懷。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造成2415人罹難、11305人受傷、5萬棟房屋全倒、5萬棟房屋半倒的重大傷害，不少民眾心理都產生了創傷。李明濱擔任心理衛生小組召集人，帶著精神科醫師團隊前進災區關懷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況，「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攤位鮮有災民過來，而隔壁的收驚攤位卻大排長龍。」李明濱馬上跟隔壁攤位打好關係，請他們擔任守門人為民眾做第一線的諮詢：「晚上會不會緊張到失眠？有的話要不要順便去隔壁看一下，填一下心情溫度計？」這個小插曲這也讓他再度體悟，即便已經把門診搬到民眾面前，直接敲門進來尋求幫助的人還是很少，需要他們所信賴的人幫忙推一把。他想到，20年前他剛成為精神科醫師時，曾借助宗教團體的力量，深入社區與廟宇合作。是否還有一群人，了解患者家屬的心情與需求，也能說動家屬將病人帶到醫院的診間呢？2001年，他結合各方資源，成立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目標是推動建立「憂鬱症防治照護網」。「當時台灣很多憂鬱症患者沒有就醫，80%的自殺死亡個案，在過世前一年雖然曾經到醫療診所就診過，但只有50%看過精神科。」李明濱感慨道。相比20年前，醫療資源已經更為豐富，開業診所林立街頭，醫師們也普遍受到患者敬重。他希望教導基層醫師認識憂鬱症，讓他們都能擁有診斷與發現憂鬱症的能力，成為幫助病人們敲開精神科門診的那個人，共同建立起一張憂鬱症防治的大網，避免造成更多遺憾。這份信念和做法引起當時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邱淑媞的高度肯定，2003年力邀他出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推動建立社區憂鬱症共同照護網，強化與一般醫療網之合作，搶救許多在情緒幽谷的患者。2005年，李明濱又出任台北醫師公會理事長，2007至2013年更成為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他站上更大的戰場整合資源、落實理念，協助衛生署（衛生福利部前身）規劃設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讓自殺與憂鬱症不再是不能說的祕密，讓病人盡早接受治療。台灣每年的自殺死亡數也從2006年的最高峰4406人開始逐步下降，2010年起，自殺更跌出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外。點一盞燈讓醫病溝通有溫度「我推動自殺防治，不只是搶救生命，而是為了建立人文關懷的醫療環境。」回頭看這些成果，李明濱念茲在茲仍是人文關懷。他力推十多年的「自殺防治法」，終經總統於2019年6月19日公佈實施；該法開宗名義的第一條也正是以關懷為基礎。他堅持，只要醫師心存人文關懷，醫病溝通便有了溫度，便能在病人心頭點亮一盞燈。就像他行醫數十載，即使行政工作忙碌無比，在門診面對病人卻始終是他最喜歡的事。他至今每週仍有門診，一個下午至少要面對50多位病人，嚴重的有人外遇、有人刷爆卡，輕度的也有人擔心兒子考不上大學、煩惱女兒成天玩手機。曾有位80多歲的病人，原本病情控制得很好，卻誤信了鄰居的話擅自停藥而發病，半夜衝到陽台上正當要跳樓之際卻忽然想到：「我明天跟李醫師還有約，要跳也要跟他講完再跳！」到了門診時老先生邊說邊哭，李明濱發現他自行停藥後，不但沒有絲毫不耐或責罵，反而向老先生道歉：「是我沒跟你說清楚隨便停藥的後遺症，真歹勢…不要怪鄰居，怪我沒有跟你說清楚啦！現在你知道不能停藥了，回去要好好吃藥，而且答應我一定要再回來門診看我喔…」短短幾句話，李明濱放下身段輕聲呵護，讓患者沒有自責，不但答應「好好吃藥」，更做了「回來複診」的約定，建立起人際連結，阻止了悲劇發生。「只要抱著正向的態度，不批判、不下指令，而是用鼓勵、關懷和同理心與病人溝通，讓他們看見希望，他們就會配合治療，人生可以重現曙光。」但他也提醒，精神科醫師時常要接收到病患的情緒與故事，難免會受到影響。只要把握好一個原則，就是「同理（empathy）非同情（sympathy）；視病猶親（friendly）但非親（friend）。」態度超然，就能站在專業的角度，更好地去幫助他們。最後一哩路：自殺防治學雜誌從一個不敢向家人明說的神經精神科小醫師起步，李明濱努力了近半個世紀，為台灣的精神醫學、心身醫學、醫學人文教育，從荒涼沙漠走出了碧草如蔭。71歲的他現在依然為憂鬱症防治努力，自殺防治學會今年4月推出全新刊物「JournalofSuicidology(自殺防治學雜誌），為更多專業精進的研究，建構一個永續經營的平台。「這也是最後一里路，要把台灣本土的經驗，推出去讓全世界知道。」李明濱的臉上難掩自豪，而他眼底燃燒的熱情與使命感，一如46年前那個不畏人言的小醫師，始終閃亮，永不熄滅。李明濱MING-BEENLEE,M.D.台灣精神醫學拓荒者，一生倡議並實踐心身醫學，推動精神病去污名化，現為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台灣自殺防治醫學會理事長、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高雄茄萣漁港小村長大的李明濱，考上台大醫學系後深深對心理學感到著迷，大五時他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翻著字典將60萬字的心理學巨著《自我的掙扎》翻譯成中文，奠定精神醫學的基石。成為精神科醫師後，他體會到心理、生理之間深切的關聯與影響，因此積極推動全人醫療的心身醫學，打造精神科照會制度，並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率領團隊打造「心情溫度計」，串連基層診所建立起憂鬱症防護網，並獲任命為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此後又獲選為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他又接受衛生署委辦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扭轉國人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讓憂鬱症患者及早被發現，並協助建構自殺關懷訪視系統，推動人人是守門人理念，2010年終於讓自殺跌出十大死因之外。著有《解憂診療室》、《精神醫學小百科》、《醫學人文饗宴》、《壓力人生：情緒管理與健康促進》、《實用精神醫學》、《精神醫學新知》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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