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6 新聞話題.科普好健康
【歷史故事】台灣為何發展生技？這要從30年前李國鼎的眼淚說起…
前言：還記得今年初鬧得沸沸揚揚的「浩鼎案」嗎？又或者你因而想起四年前也是滿城風雨的「宇昌案」？如今「生技產業」四個字在台灣的定位實在尷尬，到底代表「希望」還是「絕望」，沒人有把握、沒有人敢說。但不論最終結果是哪個，都不能否認，這個新興產業大起大落、跌跌撞撞地走了30多年，還撐著、依然咬著牙前進著。推著它的，是當今台灣很缺乏的「信念」，還有30年前李國鼎的堅持跟眼淚。年終歲末，這個充滿挫折和血淚但始終沒有放棄的故事，獻給歷經挫折但仍堅持住的你。很奇怪、也不奇怪，跟台灣產業發展有關的故事，總要從李國鼎說起。說到「科技教父」李國鼎，你第一個聯想到的不外乎是台灣的半導體、IC設計等電子產業，但你可能不知道，和電子業同期「誕生」在李國鼎腦海裡的，還有台灣現在當紅、後勢看漲的「生技產業」。至於到底是怎麼開始的？一切都要從1982年那場「遺傳工程研討會」說起。◤第一個十年時任科技政委的李國鼎，那時有個煩惱：地狹人稠、缺乏資源的台灣，到底有本錢發展什麼產業，才能讓經濟穩定地成長下去、並提升國內的工業品質？1982年1月，中研院和國家科學委員會（即現在的科技部）聯合舉辦一場為期十天的「遺傳工程研討會」，由當時的中研院院長錢思亮主持，邀集國內外學者，分享最新的技術和應用可能性。遺傳工程是1970年代中葉，國外剛崛起的新科技，是讓生物的DNA可以在實驗室重新被組合的技術。由於不同的DNA會在生物體上表現不同特徵，若想植物可以抵抗蟲害，可以在植物DNA內植入一段抗蟲DNA，讓植物具有抗蟲害的特性，這是大家後來耳熟能詳的「基因改造」，也是遺傳工程在做的事。那時還沒有「生技」這個詞，遺傳工程儼然是「生物技術」（利用生物製造各種產品的技術）的同義詞，但其實只是生物技術的一部分，其它還包括發酵技術、細胞技術、組織培養技術、蛋白質工程等。遺傳工程在各國剛起步 台灣有機會搶先機李國鼎在前往研討會開幕致詞時，表示「遺傳工程有可能被選為我國下一階段發展的策略工業。」為什麼？這得看回台灣的環境條件：環境脆弱怕汙染、缺乏原物料和能源，只有人力資源充沛；所以李國鼎認為，遺傳工程這樣高度仰賴知識和人才、又低汙染的產業，很適合台灣來做。另一方面，則和國際競爭有關。1980年代李國鼎規畫生技政策時，正是美國Amgen（安進）創辦初期，其中讓安進一夕致富的重要研發成果紅血球生成素EPO，正是台灣人林福坤發明的。遺傳工程在各國都才剛起步，李國鼎認為台灣並未落後太多、有機會搶得先機，不像其它尖端科技，只有我們追在別人後面跑的分。所以與其說「台灣適合發展生物技術」，不如說「生物技術比較適合台灣發展」。因此，同年行政院長孫運璿便在全國第二次科技會議中宣布，將生物技術列為我國發展「八大重點科技」之一，並隨後於1984年成立「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DCB），擔任橋樑角色，協助生技的上游學術研發，銜接、技轉到下游廠商，類似工研院之於電子業的角色。但生物科技包含的範圍這麼廣，對1980年代的台灣學界和產業界來說又都相當陌生，到底該優先發展什麼呢？如果你Google一下「八大重點科技」，會發現其中還有一項「肝炎防治」，這，是台灣生技發展的「序曲」。當年的生技發展 幾乎和「B肝防治」畫等號彼時台灣是全球B型肝炎的高感染區之一，大概兩成民眾是B肝帶原者，十大死因中的肝癌和肝硬化都和B肝有關，是惡名昭彰的國民病。因此，「如何防治B肝」是政府的當務之急，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施打預防疫苗。為了確保疫苗供應不虞匱乏，而且夠便宜讓大家打得起，政府決定我國不能仰賴進口、必須自製疫苗；一方面，透過自製疫苗，也能讓國內的生物技術得以學習、發展，是「一兼二顧」的作法。因此，80年代的台灣生技發展，幾乎可以和「B肝防治」畫上等號。生技中心和國科會當時被指派兩項任務，一是即刻進口國外大廠的第一代血清B肝疫苗，給新生兒和學童預防接種，並在國內設疫苗工廠製造，另一個則是和大廠洽談未來第二代遺傳工程B肝疫苗的技術轉移優惠條件。這家疫苗工廠叫做「保生公司」，1984年由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交通銀行、中央投資公司、生技中心共同投資，等於算是官方企業，首任董事長是生技中心董事長汪彝定。保生公司成立後，便引進法國巴斯德藥廠的疫苗製造技術，開始生產第一代B肝疫苗；兩年後，疫苗成功問世，卻在上市時碰壁，先後跟衛生署還有民意代表槓上。一邊，保生公司認為每一批生產的疫苗，只要都做一次黑猩猩安全試驗就可以上市了，因為疫苗是按原廠方式做的、品質無虞，且一次黑猩猩試驗得花上數月，但疫苗上市應愈快愈好。然而，衛生署堅持要求疫苗得比照國外，進行連續五批黑猩猩試驗、發許可證之後就不用再試驗的作法，才能維護民眾生命安全，雙方僵持不下。另一邊，第二代疫苗在國外研發上市的速度，比料想的還快幾年，保生還沒獲得技轉，但民意代表已開始提出質疑：用血清製造的第一代疫苗，有遭愛滋病毒汙染的風險。相較之下，第二代用酵母菌培養的遺傳工程型疫苗，更安全無虞，因此要求第二代疫苗要從美國進口。結果，衛生署採納民代的意見，先於1992年宣布不再採購第一代疫苗，接著跟美國藥廠購買第二代疫苗。因為美國藥廠看準台灣市場，特別以國際市場價1/6的優惠價賣給台灣。不久後，保生也取得技術、開始生產第二代疫苗，卻被「技術轉移費」和「低價進口貨逼迫壓低售價」兩方夾殺，最後不堪市場壓力和輿論影響，而於1995年關廠。「台灣反其道而行」 保生公司黯然收場生技中心前執行長田蔚城當時接受媒體採訪時感嘆，在歐美日等許多地區、國家，疫苗工業因高度仰賴研發、需要長期發展而受到國家保護，在美國不會看到日本進口的疫苗，在日本也不會看到法國、瑞士進口的疫苗，但台灣卻反其道而行。以「保生大帝」為名的疫苗工廠，是當時國內發展生技產業的寄託，一路走來卻曲折坎坷、保不了自己的生命，黯然收場。不僅李國鼎獲知後難過地掉淚，對台灣剛起步的生技業來說，無疑更是一大挫折。對於當年保生藥廠的興起與結束，對日後台灣疫苗產業和生技產業的關聯性，至今仍是生技界的辯論議題。一派認為，若當年保住保生，今日台灣生技產業發展應不只如此。但另一派卻主張，疫苗和新藥領域畢竟不同，影響應該有限。80年代還不是重點的生技業如果翻翻1980年代的報紙，提及國內生技產業發展相關的報導並不太多，多以外電編譯為主。提到八大重點科技時，討論也多集中在光電科技與材料科技，生技業的消息既混沌又零散。彼時民眾最熟悉的生技話題，恐怕是1985年我國首個「試管嬰兒」張小弟誕生，連帶造成滿街一陣「試管盆栽」、「試管標本」的風潮。直到1989年，關於生技產業的報導才開始多了起來。有趣的是，許多篇報導的開頭都是這樣的：「生物技術是21世紀最有潛力的產業，有鑑於此，我國早於民國71年（1982年）將生技列入發展的八大重點科技之中，但……」十足「只聞樓梯響」之意。台灣發酵之父蘇遠志 生物產發協會推手1989年，社團法人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成立，由產官學研界人士共同發起，希望解決產業界資訊來源不足、學界研發和產業脫節、政府法令缺乏有效傳達管道等「生技發展絆腳石」問題。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會員的來頭可不小，以政府官員為例，就包括當時的總統府資政蔣彥士、經濟部長陳履安、經建會主委錢復等人；至於協會的幕後推手，是發酵專家、台大農化系前系主任蘇遠志。蘇遠志最為人所知的是作為「台灣發酵之父」，研發「麩胺酸發酵技術」，讓原本相當昂貴、只能從日本進口的味精，變得便宜、可以大量生產，在1960年代帶動台灣一波味精工業崛起，成為國際有名的「味精王國」。生技產業在80年代末因疫苗工業挫敗時，蘇遠志便提出問題癥結，在於業者雖有能力技轉量產，但缺乏研發能力，一旦現有產品量產飽和後，就無法再開發新產品。但上游學界的研發項目，又無法滿足產業需求、難以技轉，最後業者只能陷入泥淖。蘇遠志建議，生技應從相對成熟的發酵工業開始做起，或從機能食品、製藥工業切入，和傳統產業結合，先改善製程、提高產能，比較實際可行，「先立穩根基、不可好高騖遠」。另外，蘇遠志也點出一個關鍵問題：生技產業缺乏相關法令配合，令業者無所適從，不敢投入資金。為何「缺乏法令和配套法規」會成為問題？這得看回1991年的時空背景，正好處在我國生技業發展的轉折點上：政府提出的「十大新興工業」，將「製藥工業」納入範疇中。製藥是台灣傳統產業 卻面臨兩大困境製藥原是台灣的傳統產業，1980年代台灣有近800家藥廠，大部分規模都不大，主要生產「學名藥」，也就是國外大藥廠研發、但專利權已經過期所以配方公開的那些藥品。那時製藥工業面臨兩個困境：一是許多小藥廠缺乏品管和標準規範，製藥品質參差不齊、危害國民健康；二是學名藥人人會做、台灣市場又小，大夥兒搶同一塊大餅，讓藥價愈來愈低，藥廠難以生存。針對問題一，衛生署於1988年開始實施藥廠GMP（優良生產規範），的確讓很多不合格的小廠關門；政府也提出將「製藥工業」歸入生技產業中，目標是「研發新藥、開拓國際市場」。當時的經濟部覺得「製藥工業要有效突破，就得從新藥研發上著手」；然而若不想複製別人、改開發利潤高的新藥，台灣藥廠不僅缺錢、缺人，還面臨許多行政困難。◤第二個十年1991年，一場製藥工業的座談會中，就有業者提到開發新藥，除了找出新藥外，後續還有藥理、毒理、動物、臨床測試要做，這些設備、資源都需要一大筆錢，以台灣藥廠的小規模，不可能負擔得起。另外，在人力資源方面，除了藥學專業人才，藥廠還需要技術、經理、行銷、法規人才，而且得有國際經驗才行，但業者根本找不到人。最後一個瓶頸，是業者對「符合政府開發新藥規定」缺乏充分資訊、也沒有明確的法規可以依循；例如臨床試驗的標準和規範，到底該學國外那套，還是自訂一套本土專用的？業者無所適從，自然不敢做大筆的投資。人才、法規、資金或資源三大問題必須分別解決，這便是台灣生技產業第二個十年的發展重點。1993年，中研院的「分子生物研究所」和「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成立，這是吳大猷還是中研院院長時就發起的計畫，兩所分別負責尖端生物科學和醫學的研究同時，也肩負培育人才的責任。「分生所」主要著墨在遺傳、免疫、藥理、病理等基礎科學領域，「生醫所」則鎖定新血管疾病、感染、癌症、神經疾病和新陳代謝疾病的研究，並和台大、榮總、三總成立臨床醫學中心，結合臨床與基礎研究，使前瞻研究可往應用層面延伸。光有中研院兩個研究所還不夠。1988年受吳大猷延攬回台的生醫所所長吳成文，旅美時曾在美國國家衛生院（NIH）擔任研究員，他認為台灣也應該有這樣的單位，負責重要疾病、醫藥衛生政策和醫藥科技的發展研究，培養醫藥人才。1991年剛上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得知後，便將國家衛生研究院納入甫推出的「國建六年計畫」項目中，並於1996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由衛生署主管，吳成文擔任首任院長。法規面問題 得先從訂標準下手新藥研發最「麻煩」的地方，就是產品做出來後，還須通過層層嚴謹的檢驗關卡，確定安全無虞後才能上市。這些關卡包括藥理、毒理、動物等檢測，所以1993年，經濟部工業局和國內製藥業者共同成立「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負責提供檢測服務。當然，這些檢測須有統一標準且須符合國際規範；過去，衛生署規定廠商新藥需取得三個先進國家的審查證明，才可以上市，對業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因此1998年，衛生署成立「財團法人藥品查驗中心」，將過去審查新藥的工作從署內藥政處獨立出來，排除仰賴他國和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一方面讓審查、檢測終於有所本，一方面也大幅改善過去「積案不審」的陋習，加速新藥上市的速度，從原本需費時兩、三年審查，到半年、數個月就可通過。巧的是，藥品查驗中心成立前，正逢「藍色小藥丸」威而鋼推出之際，在陸續傳出威而鋼於黑市橫行的新聞後，不少有需求的民眾「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殷殷企盼威而鋼能作為查驗中心第一宗審查的新藥，並成為國內有史以來上市最快的新藥。不過第一個真正通過查驗中心審查的新藥，是1999年推出的乳癌新藥截瘤達（Xeoda），由於藥廠資料準備齊全，只花了三個月便通過。沒資源，就和國外大廠合作吧！至於資源不足的問題，可以靠和國外大廠合作來解決部分。1992年，在經濟部工業局的媒合之下，當時台灣第一大藥廠永信藥品公司和美國藥廠Genelabs合作，開發擁有世界專利的抗癌新藥GL-331。合作方式是，Genelabs將關鍵製藥技術引進台灣，由永信藥品派技術人員到美國，參與第一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接著再回台灣和中研院分生所、生醫所及國內幾家大型醫學中心，合作進行第二階段人體臨床試驗；這是我國藥廠首次和國外大廠合作開發新藥。至於缺乏資金的困境，則有賴財經、金融相關法規的修訂，放寬對生技產業的規定，或給予優惠。1995年，行政院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後，政府陸續取消生技業者的技術作價百分比上限，並給予長期限的融資優惠。其中一項備受討論的改變，是放寬生技產業的上市上櫃標準，因為生技產業需要龐大的資金投入，但不夠的錢總不能都靠政府給予補助；然若業者可以發行股票，便能從公開市場募資、以投入研發工作。因此，2001年政府正式通過「放寬生技產業上市上櫃條例」，只要生技業者拿得出具有市場性的產品或技術，便可申請上市上櫃。◤第三個十年西元2000年，發生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情，多數人可能記得Y2K（千禧蟲）、我國首次政黨輪替，但最重大的一件，莫過於科學家解開人類的基因密碼，公布「人類基因圖譜草圖」。人類基因定序可說催生個人化醫療趨勢，也帶動相關生技產業布局與投資熱潮。人類基因定序也對台灣生技產業有很大影響，許多生物晶片、基因檢測公司隨之成立。包括「台灣人基因資料庫」計畫也可追溯於此。2000年6月26日，攻占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頭版新聞是這個：美國總統柯林頓和英國首相布萊爾透過衛星連線，向全世界宣布「人類基因定序已完成草圖」。人類的細胞裡有23對染色體，染色體上承載2萬多個基因，如果能把這些基因密碼解開，就能使科學家了解某些因基因病變造成的疾病，例如癌症、關節炎、糖尿病、高血壓、失智症等，也許就能針對基因找出預防或治療的方式。布萊爾說這是「醫藥科學的革命」，柯林頓則表示「醫療保健會因人類基因密碼破解而永遠改變」。一時之間，媒體和大眾開始討論起活到1,200歲的可能性和隨之帶來的希望和困擾。學術界和醫界則認為，基因定序後，意味個人化醫療的時代來臨。雖然天下人百百種，每個人擁有的基因表現都不盡相同、因此生理特徵皆有差異。但過去醫生開給病人的藥卻都是同一種，頂多針對身高、體重、年齡調整劑量，卻無法解決某些藥物會在具特定基因特徵的病人身上，產生副作用、嚴重的甚至可能造成死亡。不過基因定序後，未來就有可能讓藥物針對每個人的基因特性量身打造，做到更精準有效的治療，或是避開副作用。李遠哲：要設立「基因體中心」時任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便提出要設立「基因體中心」，專門研究基因功能、蛋白質體的科學等。有別於傳統中研院「做基礎研究」的定位，基因體中心的任務，還包括發展新的治療疾病的技術及藥物，並作為「育成中心」將研究成果技轉給新創高科技公司，終極目標是帶動台灣生技發展。但這麼新的領域，國內專家並不多，因此李遠哲花了許多心力，把海外的台灣生技領域專家們，一一動之以情找回台灣「坐鎮」，包括當時的生醫所所長陳垣崇、動物所所長游正博、副院長賴明詔等人都是。有了這些「明星級」的專家學者，就如同伯樂還視，要吸引人才回來才更有說服力。基因體中心主任 李遠哲相中翁啟惠基因體中心的首任主任，李遠哲則相中生化學者翁啟惠，也就是後來接班李遠哲的第七任中研院院長。雖然翁啟惠在2016年5月因為浩鼎案而請辭，但他擔任中研院長時，以最高學術殿堂負責人主動打破學術界與產業界涇渭分明的界線，促成多個重要科技法規的立法。翁啟惠彼時是美國加州史克里普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講座教授，史克里普斯研究院以生物醫學著稱，是世界上最大的私立非營利性醫學研究機構之一，而翁啟惠做的是當時還很冷門的醣化學研究。2003年，基因體中心成立，不久後便和史克里普斯研究院簽約合作，研究重點為針對新流感、禽流感等病毒、泛抗藥性結核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等細菌、乳癌及肺癌等重大疾病的防治，成果近年授權給十餘家新創公司，並有半數成功研發產品、正式獨立分割。翁啟惠扮演的生技推手角色，則在2006年接任中研院院長後，大刀闊斧地動了起來。關鍵：「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誕生其中最關鍵的一步，就是2007年推動「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被業界譽為「台灣正式邁向生技製藥研發」的象徵。這個條例又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特急件條例」，因為從提出到立法院三讀通過，前後不到半個月，和許多在立院一壓就是20年的法案比起來，簡直神速地不可思議。不過事實上，草案本身已經醞釀已久。翁啟惠說，早在2003年他當基因體中心主任時，就發現生技發展受法規阻礙一事，例如開發新技術的研究人員受限「公務員服務法」，無法擔任育成中心或企業的科技諮詢委員、創辦人。這和美國容許教授創業、開公司的規定大不同，因為以創新技術為本的企業，若沒有熟悉技術的人作為領導，很難經營下去；如果不解決，不僅創新型態的生技公司難生存，對學界和產業界的人才交流更是一大阻礙。另外，國內企業要從國外引進新技術時，會被課高額的稅，令投資人望而卻步、不願意投入，也是一大問題。然而，當時翁啟惠和政府談生技新藥產業展條例時，卻相當不順、屢被擋住，或許是因為那時大家都對新藥研發不熟悉、產業界也不看好台灣有能力發展新藥。翁啟惠卻不這麼認為：「如果台灣人無法做出新藥，那為何一出國就統統有辦法了？」他解釋，生技產業要能發展，只有在非常注重法規、法治的國家才有辦法，如果不克服「人治」的影響就辦不到。換句話說，也可以把生技產業視作「櫻花鉤吻鮭之於水質環境乾淨與否」之類的指標，只有夠成熟的社會才有辦法發展。這是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第三個十年的重點，重整相關法規和研發環境，盤點台灣要發展生技產業還欠缺哪些條件，需要「整修」或「補上」。翁啟惠2006年成為中研院長的同時，也擔任行政院的首席科技顧問，他認為立法時機成熟、且台灣生技業阻礙迫切需要打通，便和當時的行政院財經小組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提及此事。特急件：行政院副院長＋立法院長出手蔡英文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後，也覺得應該趕緊著手進行，就和經建會主委何美玥與考試院、財政部，分別協調如何排解公務員限制問題和技術股課稅問題。協調完，分頭花了四天將條文寫出來。但即使行政院提出法案，法案能否生效還得看立法院通不通過。為了在立院會期結束前完成此事，蔡英文獲得民進黨同意後，找了立法院長王金平碰面，請他領銜提案，因為王金平出面，就是朝野對立間最好的潤滑劑。一開始王金平還有些猶豫，但後來仍點頭答應了，因為他知道生技產業之於台灣的重要性，本身也想推類似的法案。於是，在該會期結束前的凌晨兩點，「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成為最後一個三讀通過的法案。從此以後，擁有技術的公務員可以技術取得合理股權，並擔任企業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另外，以研發為導向的生技公司，未來從國外取得新藥技術時，可不再受到技術股課稅的限制，能更容易募到資金。但法條生效後，生技業就一帆風順地起飛了嗎？當然沒有，而且不久後，還發生了重挫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宇昌案」。宇昌案 為台灣生技發展上了一課以「愛滋病雞尾酒療法」聞名的華裔美籍科學家、中研院院士何大一，在1995年提出「將當時兩大抗愛滋病藥物組合使用，以有效抑制愛滋病毒擴散」的治療方法，被時代雜誌選為1996年的風雲人物。2007年，行政院國發基金想將何大一推薦的一種新的、可防止愛滋病毒進入人體內複製的藥物TNX-355引進台灣，作為我國生技新藥的切入點，於是請何大一作為顧問，評估是否適合在台灣成立一個生物新藥開發公司，並取得TNX-355的授權。何大一和數位生技大老對這案子樂觀其成，因為他們期待這個新公司可以創新為基礎，並和世界一流的大藥廠、擁有TNX-355專利的基因泰克（Genetech）合作，挑戰當第一個獲得美國FDA批准上市藥物的台灣生技公司，為我國生技業進軍國際打頭陣。有了技術不夠，要成立公司還缺資金，但以當時生技公司未出現過成功案例的情況下，除了統一集團、台泥和永豐餘集團，少有人願意砸錢投入。另外再加上原本的投資者抽手，眼看要和基因泰克拍板、我方資金條件卻不符合對方最低資本額的要求，大老們便詢問蔡英文是否能擔任新公司的董事長，協助資金到位。甫跟著行政院長蘇貞昌總辭、離開內閣的蔡英文，由於之前經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對生技業頗有興趣，雖然知道生技公司成功的機率僅2%，評估一番後，仍答應出任，這家新公司就是「宇昌生技」。2008年總統大選民進黨敗選，李遠哲鼓勵蔡英文回到政界參選黨主席，為避免外界觀感不佳，蔡英文將手上有的宇昌持股轉賣給潤泰集團，並退出經營。總統大選 生技風暴但2012年總統大選前，國民黨質疑已為總統參選人的蔡英文，當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先是通過生技新藥條例、讓國發基金投資宇昌生技，接著又於卸任後接掌宇昌董座，有圖利自家、違反旋轉門條款之嫌。這件事在選前一個月前爆發，燒得沸沸揚揚，幾位參與宇昌生技創業的科學家，包括共同創辦人何大一、院士陳良博、羅氏製藥全球技術總裁楊育民，還有翁啟惠等人，也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中。2011年底，特偵組因此啟動調查，數月後，特偵組宣布查無不法並偵結此案。且先不論宇昌案對於選情的影響，在案發之後，不少國內外的生技學者、創投業者對於在台灣投入生技產業，不小心可能陷入政治困境，多有所疑慮、望而卻步，讓生技產業又經歷好一段低潮。不過看回當時對手針對宇昌案提出數點「剪不斷、理還亂」的質疑，其實正可以反映出國人、媒體、官員們對生技產業發展的陌生與不了解。宇昌案爭議 源自對生技產業的不了解其實宇昌案凸顯了生技新藥產業的特性：一項潛力新藥在實驗室被證實有效後，並不代表藥品進入人體內就同樣有療效，且也還不確定該藥是否適合人體使用，會不會造成嚴重副作用。因此，潛力新藥出了實驗室後，就像最開頭提到的，還得經過藥理、毒理測試確保安全性，再進入鼠、狗、猴等動物體內試驗。但還沒結束，新藥最後還得經歷人體臨床一期、二期、三期試驗，看看人類合不合用。等到通過這些關卡後，潛力新藥才能正式變成「實體產品」上市。這些程序前前後後，可能耗費五至十年不等，因此在新藥正式上市前，生技新藥公司並不會有實體產品。換句話說，生技新藥公司也不可能像一般製造業一樣，先有產品原型後才成立。這樣看來，宇昌案其實也替台灣的生技產業發展，上了相當好的一課。鑽石方案的四大推手與四大支柱在宇昌案爆發之前，政府於2009年推出「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試圖強化我國在生技產業價值鏈（value chain）的第二棒、將研發產業化的角色。什麼叫作第二棒？為什麼台灣要跑「第二棒」？生技產業的投入是長期而高成本的，台灣生技研發總經費，還比不過國外略具規模的藥廠。所以與其包下整條產業鏈，專家建議上游研發出色的台灣，不如專注發展「動物實驗到第二期臨床試驗」這段路、也就是所謂「第二棒」，待新藥或新醫材發展為半成品後，轉賣或授權其它國家的藥廠商品化。鑽石方案背後的四大推手，分別是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中研院院士兼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朱敬一、政務委員張進福和經建會主委陳添枝，方案的原始構想，來自2008年「生技諮議委員會」的會議結論。方案是當時四個人開了四個月的早餐會跟便當會而來的，因為他們平日工作行程滿檔，只能在早上七點多、傍晚六點多的吃飯時間，邊吃飯邊談。該方案以「四大支柱」為主軸：成立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成立生技創投基金、成立生技育成整合中心、成立快速試製中心。1.食藥署成立2010年，衛生署轄下的食品衛生處、藥政處、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理局先行整併為食品藥物管理局，後來於2013年配合衛生署改制為衛福部，食藥局也變為食藥署。要成立食藥署，是希望可以加速新藥和醫材的審查流程，讓兩岸的醫藥可以互相認證，並針對重大或特殊疾病治療的藥物，提供輔導及建議。當初它被設定的重要功能，是「立法修法改善效率，以幫助生技產業」，不過後來一連串的食品造假與安全問題，讓食藥署每每在媒體上高度曝光時，幾乎都是以「食安危機救火隊」的樣貌出現。2.生技創投基金設立生技創投基金的目的，則是在新藥醫材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能引進市場力量、支持生技業者營運，基金預計由國發基金投入四成、創投公司業者六成，翁啟惠解釋，這是為了讓國家得以有權主導產業發展方向所設計的。為此，四人找來在高階醫材創投經驗豐富、美國The Vertical Group創投公司執行合夥人張有德，回台設立生技創投公司TMF（Taiwan Medtech Fund）。但在推動過程中，卻面臨政府層層限制，包括生技創投公司只能設在台灣，因此無法引進國外資金，加上國發基金的投入從原本的四成縮為兩成，資金始終無法到位，張有德大嘆不如歸去，TMF公司最後也無疾而終。3.生技育成整合中心生技育成整合中心（Si2C），則是鑽石行動方案的另一個重點。朱敬一曾撰文解釋，生技產業是場馬拉松賽，在發展過程中，各國法規的改變、專利保護、競爭者的進程、接洽潛力買主、市場定位和財務等事，林林總總相當複雜，業者難以應付。因此，生技業者需要一個能幹的整合服務團隊協助他們，就像藝人明星有經紀人、公司有營運長，生技產業的「經理人」，就是「生技育成整合中心」。問題是，誰夠專業、經驗夠豐富，可以主持這個育成中心？他們找來羅氏藥廠和BiogenIdec公司的資深副總裁蘇懷仁，回台籌措並擔任育成中心的執行長。蘇懷仁是旅美的生物化學家，曾在哈佛醫學院工作，後來進入羅氏藥廠，他最為人所知的是帶領團隊開發治療流行性感冒的新藥「克流感」，該藥在2003年SARS肆虐之後，就被大規模使用。蘇懷仁在新藥開發的實驗、臨床、上市、行銷方面都相當純熟，浩鼎生技董事長張念慈曾說，蘇懷仁是成功開發最多種新藥的美國華人。事實上，生技育成整合中心這個點子，就是蘇懷仁在2006年的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中提出的，因此不論就專業或是理念原生的角度，他都是職掌生技育成整合中心的不二人選。2011年底，生技育成整合中心正式成立，往後兩年間，蘇懷仁便到處奔走，一方面尋找資金和人才，一方面領導中心篩選出有潛力發展的新藥和醫材，且專攻華人特有疾病。2014年，蘇懷仁發現罹患淋巴癌，同年7月病逝於美國，讓許多生技、產學界人士唏噓、難過不已。4.國家生技園區除了資金人才需要整合外，硬體也需整合。2007年，中研院院區不足，加上想要將基礎研究和產業端拉在一起、縮短彼此的隔閡，提議將台北南港的202兵工廠的一部分，改作為「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翁啟惠的規畫是，把科技部的動物中心、經濟部生技中心的臨床前研發服務中心、食藥署的法規諮詢中心，和中研院的轉譯醫學和育成中心，都搬到那裡。然而2010年生技院區確定落腳202兵工廠後，卻引來一陣不小的爭議。原來，202兵工廠因為長期未開放給公眾，裡面其實保留一片相當完整、美麗的綠地，生物多樣豐富。因此，時任立委的作家張曉風聽聞此事後，便以「報告總統，我可以有兩片肺葉嗎？」為題投書媒體，希望阻止開發202兵工廠、別讓園區廠房製造汙染、破壞台北最後一片綠地，後來更不惜下跪陳情。不過，時任中研院長翁啟惠回應表示，大家都誤會了，生技研究園區的定位和一般科學園區不一樣，並不會蓋工廠生產，純粹只做研究，以動物實驗、臨床試驗為主，若新藥或醫材試驗成功，再去科學園區由業者量產。當時政府一度考慮將園區遷往新北市林口區，而不少縣市也爭相邀請中研院到那裡建園區。但中研院評估後仍認為，還是留在台北較佳。牽涉「產業聚落」問題 生技園區留台北為什麼生技園區非留在台北不可呢？這牽涉到「產業聚落」的問題。翁啟惠說，生技產業是高度知識密集的產業，因此對業者和研發人員來說，能在同一個城市裡頻繁互動、交流，是最理想、有效率的狀態。另一方面，生技產業的研發過程中，也會受到交通移動的限制。比方說，如果要運送檢體，可不能透過高鐵或宅配運送，因此即使是台北到新竹這樣同在北區的地理關係，也不比都在台北市來得方便。以美國波士頓、舊金山、聖地牙哥為例，生技產業之所以能在這三個地方蓬勃發展、並產生研發聚落，是因為當地有最好的醫學中心、學研單位環繞在生技業者周遭，加上生活機能佳的緣故。檢視台灣，現在有這樣條件的，只有大台北地區，學研單位有中研院、台大、陽明大學，醫院有台大醫院、榮總、三總，有各大醫學中心，相關的政府主管機關如食藥署、查驗中心等也都在附近，加上研發階段所需要的核心設施、人力，同樣位在南港的中研院也都有，因此將生技園區蓋在南港，有著聚落形成。不過翁啟惠同意張曉風的看法，生技發展生態環境必須兼顧、兩者不該衝突，所以在事發之後，便修改開發規畫，先減半開發面積、擴大溼地範圍，並在環保署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大會之前，先辦實地探勘和資訊會議等，落實公民參與。最後，南港生技園區計畫有條件通過環評，要求開發單位中研院增加人工溼地復育區、生態保留區，讓民眾可接觸202兵工廠內的多元生態。◤第四個十年台灣生技產業的第四個十年剛過一半，我們現在走到哪兒了呢？2013年，台灣生技產業營業額達2,769億元，比2012年成長5%，生醫產業商家家數超過1,600家，從業人員超過7萬人。2014年，台灣生技產業營業額達2,886億元，民間生技投資超過458億元，較2013年成長9%，到年底有88家生技公司成功上市上櫃。2015年，截至6月底，台灣已經有87家生技新藥公司，生技新藥產品達209項，有28項生技新藥取得上市許可。2016年2月，台灣浩鼎生技公司宣布他們的新藥「抗乳癌醣分子疫苗OBI-822」，其台灣臨床三期試驗的結果將公布。OBI-822是全球第一個用醣分子合成技術完成，透過活化人體的免疫系統來殺死癌細胞的療法，因此備受各界矚目。令人期待的乳癌新藥解盲？OBI-822的臨床三期採用「雙盲測試」，希望讓結果可以不受人為因素影響、更為客觀。作法是，將受試的349名乳癌患者隨機分兩組，一組使用新藥OBI-822，一組使用安慰劑，但到底誰被分配到用哪種藥，醫生跟病患都不知道。研究人員也是，他們只知道誰用什麼藥，但不知道使用後的療效，要待醫生把療效結果跟研究人員手上的測試名單兜在一塊分析，也就是「解盲」，才會知道OBI-822的效果如何。由於OBI-822的醣分子合成技術是翁啟惠研發、再由中研院技轉給浩鼎，加上浩鼎的大股東包含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等「名氣加持」，投資人相當看好浩鼎發展，在解盲前數天，浩鼎的股價從400多元一路飆升至750多元，重回生技股股王寶座。浩鼎解盲案 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然而解盲結果公布，浩鼎發現其試驗在統計上並未通過「有效標準」，也就是使用OBI-822的病患的疾病無惡化存活期，並沒有明顯超過使用安慰劑的對照組，因此並不算成功。對此，翁啟惠在解盲當天接受媒體採訪詢問如何解讀結果時，表示雖然數據未達預期，但「就科學上來說是成功的」。他推測，可能是受試者的樣本不夠，或是有些癌末病患本來就無法產生免疫反應等原因，才使得統計結果沒達標準。但實際上有八成五的病患在使用OBI-822後，產生免疫反應且副作用低，因此翁啟惠認為，未來若再將試驗重新設計，OBI-822仍然值得期待。不過浩鼎的股票還是因此暴跌，短短三天連跌三根跌停板，股價跌了184元；輿論開始質疑解盲資訊不夠透明清楚，使得投資人缺乏判斷資訊。新藥評估專家、台北榮總婦女醫學部科主任莊其穆當時便投書媒體，指出國內生醫發展的透明度和新聞稿的資訊客觀性，相較於先進國家仍嫌不足，投資人也缺乏對臨床試驗的數據解讀的基本常識。另一方面，則有人向金管會檢舉解盲前似乎有人大舉借券買浩鼎股，櫃買中心和檢調因此進入調查。金管會前主委、現任立委曾銘宗批評翁啟惠不應在解盲前關鍵時刻，針對單一股票發言、背書，翁啟惠則發聲明澄清自己是受訪才談浩鼎新藥，且他並沒持有浩鼎股票。然而，沒多久後翁啟惠卻被爆出女兒持有浩鼎股票3,000張、前後說法兜不攏等問題。宿命重演 生技成政治風暴彷彿宿命般，如同當年宇昌案，浩鼎解盲案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甚至最後讓翁啟惠請辭中研院院長一職。至於OBI-822的未來何去何從？是否申請食藥署藥證、重新設計試驗方式、轉往治療其它癌症的發展方向，後續仍有待觀察。未來，生技產業能真的起飛嗎？鑽石真的閃亮？能成為繼ICT產業之後，另一個翻轉台灣經濟的奇蹟？或是輪迴宇昌案和浩鼎案般「總和政治掛勾」的宿命，會成為生技業走不出去的慟？也許，我們都在等那個答案吧！本文摘自《生技，原來要這樣看》一書，想看更多請至：https://goo.gl/IKg299，udn買東西12/26-1/1限時最低特惠，單本免運66折：https://goo.gl/XWfaAC。回顧生技40年，走過2016最慘淡的一年，生技大師講堂元富投顧董事長劉坤錫將帶你擺脫2016，預測2017健康產經趨勢！購票請至：http://www.accupass.com/go/biotaiwan第1本最完整解構生技入門書●瞄準精準醫療最新趨勢●40位生醫領導者、創投、財務專家齊聚●總市值2500億元標竿生技創新商模●讓生技人也掉淚的年度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