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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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會能改變對『照顧』的既定印象,政府能建構完整的長照政策和公共照顧體系,讓照顧不再被認為是家務事或是個人的事,並能尊重照顧者、重視照顧事,那麼照顧這件事才不會變得可怕;接受它是高齡社會中一件正常、普通的事。」
根據統計,目前台灣的家庭照顧者中,超過八成都是女性,其中還不包括蠟燭兩頭燒的「隱形照顧者」。我們在訪問的過程中還發現,辛苦的台灣女人們擔任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往往被家人認為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甚至連自己也認為:「誰叫自己身為女人。」
社會對於性別的刻板標籤,還是如此深遠地影響著許多人的生活。但誰該是照顧家人的第一順位,是她還是他,或是「我們」一起照顧。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微笑地說:「雖然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者都是女性,但不只是在照顧領域,台灣的女性自覺和性別平等,還有好長的一條路要走。」
話鋒一轉,覃玉蓉指出:「目前台灣的長期照顧者,如果感到處境堪憐,充滿層層疊疊的不安和壓力,主要是來兩個原因,一個是台灣勞動條件落差大;一個是台灣根本不重視照顧工作。」台灣對照顧者的勞動環境,一直都不太友善。
「台灣女性在職場上同工不同酬,薪資普遍只有男性的八成,回到家庭後,又需滿足家庭中對女性的期待角色;而台灣照顧者的人權太低,無論是本勞或是外籍勞工,其實都是都吃力不討好,有苦無處說的困境。所以當女性成為照顧者後,在勞動條件上的不平等,加上照顧勞動的不平等,容易變成『弱勢中的弱勢』。」
女性容易擔任主要照顧者,其實符合了目前社會家庭對女性的期待,尤其是對於奉行傳統孝道的家庭,女性的相對剝奪感較低。
但只因為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度較低,所以必須辭職照顧父母;只因為單身沒有嫁出去,就必須照顧父母;只因為你是媳婦,所以下班後還是得照顧公婆……每個因為的背後,都有脈絡可循;只不過許多照顧者長期照顧到最後,都會發出怒吼:「我受不了。」
表面是損失了薪資、消耗了體力;看不見的長期損失更為嚴重。不只是犧牲了長期的職涯發展,甚至是磨損了健康、耽誤了健康,照顧者的重要時光與被照顧者綁在一起,如果沒有其他力量從中協助喘息,照顧者無形中累積的長期負面情緒與壓力,是非常可怕的,也難怪許多媒體以「長照悲歌」詮釋照顧者的現況。
覃玉蓉表示,社會在專業上,會認定照護工作應該是高工時、高專業,卻又在職業上,認為它是低成就、低報酬的工作-「因為照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不要碰它。」
那麼,到了最後,誰願意擔任照顧者呢?再來,一旦接下這個角色,似乎就注定了要為責任而「犧牲」。因為它的責任重,其他人不想做;因為它的專業,其他人做不來;家裡總要選個人來做,那就讓家裡薪資水準較低的人來做吧!
仔細盤算一下,是不是發現其中許多矛盾和衝突的地方呢?需要照顧者,卻又不協助他;需要照顧者,卻又看不起他。
所以覃玉蓉堅定地指出:「是社會促成血淚照顧者,是社會讓照顧這件事情變得可怕。」
在台灣,不管是女性或是男性,同樣能感受到在長期照顧上的孤立無援。除了女性權益還須長期抗戰、努力爭取外,更重要的是爭取「照顧者的權益」。
許多女性因傳統觀念束縛、相對剝奪感不強,還能辛苦努力地過每一天,但對於台灣許多男性而言,剝奪感和自尊心都是十分強烈的,加上從小不熟悉與不了解照顧工作,讓照顧的每一天都苦不堪言,所以家總才指出「男性照顧者是高風險者」。
「傳統的男性教養是不能哭、不能喊累,要堅強、要承擔,諸此總總,讓男性不願意向外求救,或是不懂得如何向外求救。當他們逼不得已成為了照顧者,容易比女性有更多的挫折感,也更不容易對外尋求資源。每天起床,要面對地還是漫漫不知盡期的照顧歲月,身、心、錢都不斷地被消耗,所以才說男性是高風險照顧者。」
婦女新知基金會推動性別平等,也是讓男性有了解和接受自己各種情緒的機會,真正地選擇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活出他人期待中的自己。
「如果社會能改變對『照顧』的既定印象,政府能建構完整的長照政策和公共照顧體系,讓照顧不再被認為是家務事或是個人的事,並能尊重照顧者、重視照顧事,那麼照顧這件事才不會變得可怕;接受它是高齡社會中一件正常、普通的事。」
一個成熟進步的社會,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沒有誰該成為受害者,或誰就該平白犧牲,這首「長照悲歌」已經悲情太久了,也該換個曲調彈了。
如果你不希望今天發生在別人家庭的事,明天發生在你身上,請與愛長照一起分享長照資訊,讓更多的人關心長照議題,促進公共照護體系的完善;甚至可以再更積極地規劃自己的健康老化。
社會由眾人組成,沒有人可以完全脫離社會獨立生存,眾人之間是休戚與共,想要怎樣的未來,需要靠眾人來決定。
(本文獲「《愛長照》」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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