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同性戀」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移除疾病範疇，「同性戀不是病」已是醫學界的共識。
但直到現在，同性戀在很多人眼裡是「不正常」的。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我們找到幾位同志聊了聊。
現實版的「飛越杜鵑窩」，讓他做了整整一個月的惡夢
張可，男40歲，曾接受強制住院治療，
2015年，張可結婚的第12年，兒子當時也已經11歲了。
他鼓足了勇氣，對老婆坦白了：
他其實喜歡的是男的。他希望跟老婆離婚。
張可早就知道自己的取向偏好，但他出生在小城鎮，同性戀是不被接受的。張可年輕的時候，更是沒期望能與男性一起生活。
於是在父母的安排之下，他像很多人一樣，相親、結婚、生孩子......他希望自己能因此變直。
但在2013年，他在網上認識了現在的男友大偉，進而相戀，他決定不再逃避自己真實的取向。
但張可的老婆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第二天，她和張可的哥哥，強行將張可送到了某精神病醫院。
醫院以「性偏好障礙」為名，將張可強制收住院。住院單上，標註了「預防出走」。
那是一棟嶄新高大的住院樓，病房卻似戒備森嚴的牢房。
張可與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被關在了一起，每一層樓都是一個隔絕的世界。
入住的第一晚，張可被綁在了病床上，綁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知道厲害了」，才被鬆綁。病房裡有專門的人員負責看守，他們對病人兇道：「好好聽話」。
張可看到，那些「不聽話」的病人，會被拳腳相向。
在病房裡面，每天要和醫生談話、定時定點地服藥。
不止如此，張可的手機也被收了起來，所有與外界的聯繫都被切斷，哪怕是親戚朋友也無法探視。想要聯繫外界，唯一辦法是向主治醫師申請，讓他幫忙打電話，但若是醫生覺得你「狀態不好」，連電話都沒得打。
整層病房有澡堂、衛生間、食堂，衣食住行全都不用離開一層樓，唯獨一周有一次「放風」。
但所謂「放風」，也只是從住院樓的一層到了另一層，活動範圍也依舊被圍欄圍住，生怕「病人」逃了。
同樣的，不聽話的人，連「放風」也去不得。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張可不敢反抗，每天準時地服藥、談話。但最令人絕望的是，在與世隔絕的生活中，日復一日，看不到頭。
所幸的是，張可在醫院裡時，男友大偉四處奔波，找到了張可所在的醫院，又四處聯繫公益組織、律師、公安部門等。
在張可入院的第19天，大偉成功地將張可「解救」的出來。
但說是「解救」，其實也是被家人接了回家。
出院後的整整一個月內，張可時常會在夜裡做噩夢，夢見自己仍在醫院裡被拘禁著，被嚇得醒來。
回家於張可而言，也只是程度輕一些的煎熬。
在出院後的第7天，大偉和張可做了一個決定——他們「私奔」了。
他們跑到了南方的一座城市去打工，遠離了「家鄉」。
一個不存在的病 卻讓媽媽得了焦慮症
小夏，男25歲，曾接受同性戀「診斷」，
「同性戀治療」的這門生意，主要的「客戶」倒不是同性戀者本人，而是他們的家人，尤其是父母。
一位未向父母「出櫃」的同志說，「如果我爸媽知道了，大概也要送我去醫院吧。」
很多的同志都不敢向家人出櫃，畢竟「結婚生子，天經地義」的觀念太普遍了。
小夏的母親就是其中一員。
大四寒假的某個晚上，小夏洗澡出來，就感覺氛圍不對勁，看見了一臉慍怒的的媽媽。媽媽徑直問他：「這個是誰？」
桌上是小夏的手機，此刻手機屏幕亮著，正是小夏和男朋友的微信聊天界面。小夏的媽媽向來強勢，以前也曾拆過小夏的信件。
小夏知道，媽媽已經對他的取向有過懷疑，這次他也不再隱瞞了：「就是這樣的，我喜歡男孩子。」
這份坦誠換來的卻是媽媽的暴怒。她罵他，說就不應該讓他去那麼遠上大學，去外面學壞了，還問他「有沒有得愛滋，或者什麼亂七八糟的」。
但暴怒之後緊接著是崩潰，她哭著求小夏說：「你為什麼不能做個正常人？變回來吧！」
但其實對於小夏，壓根兒沒有「變過」，又如何「變回來」呢？
他也曾經嘗試交女朋友，但交往的兩三個月裡，完全對女生提不起興趣，牽手、擁抱等步驟對他來說像是打遊戲時的一個個關卡。
他牽手的時候甚至是掐著時間，感覺「牽了一分鐘，應該夠了」就趕緊鬆了手。
小夏的大部分生活軌跡都和大部分人差不多，求學找工作，更沒有給社會添過麻煩，他嘗試解釋同性戀很正常、不是變態。
但媽媽沒能接受。
第二天，媽媽立刻帶著小夏去醫院查了病毒全套等檢查。
但哪怕結果證明沒有染上病，媽媽依舊覺得自己的兒子「很髒」。
頭幾天在家裡，小夏碰過的東西，媽媽甚至要用醫用酒精擦一遍消毒，再往後幾天，甚至徑直搬了出去住賓館。
到了第七天，她更是找到了某大學的附屬醫院精神衛生科的副教授，她聽說這位醫生能幫人治療同性戀。
在父母的軟硬兼施之下，小夏答應去看看。
在那位副教授的私人診所裡，副教授告訴小夏一家人：同性戀分0至7級。
「0是最接近異性戀，7是完全的同性戀。但是，可以進行干預。」
副教授一直沒用「治療」兩個字，但介紹方法時，說的都是激素、藥物注射等。這些仍處於試驗階段。
小夏的父親有一些懷疑，他向副教授問到：「同性戀不是正常的嗎？而且在一些國家都婚姻合法化了。」
這位副教授也不否定同性戀，但「有些人接受不了自己是同性戀，或者是家人排斥他，他受不了了，就到我這裡來接受干預。」
小夏在醫生的安排下，做了抽血查生殖激素、問卷、腦部核磁共振等檢查。
而有些問捲和小夏做過的測IQ的問卷幾乎一樣。
還有一個檢查項目是：讓小夏快速地念出字體的顏色（不是字的本意），
小夏雖然不明白這是為了什麼，但一一跟著做了。
直到第二天，小夏做完了最後一項檢查出來之後，副教授給他下了一個診斷——「假性同性戀」。
根據副教授的說法，小夏的腦子跟大多數同性戀不一樣，邏輯感比較強，對色彩不是很敏感，而一般同性戀對色彩是很敏感的。
並且告訴小夏一家，這個「假性同性戀」是可以被干預的。讓他們回家考慮考慮。
正是副教授的一句「考慮考慮」，成了小夏一家新矛盾的導火線。
原本在檢查之前，小夏媽媽已經不那么生氣了，對同性戀的偏見也有些許鬆動了。
結果檢查回來之後，當小夏表現出堅決地反對治療之後，他們又開始新的爭吵。
「一開始我爸跟她說，兒子這是天生的，他也沒得選。
但現在，我媽覺得我至少可以選擇減輕同性戀的程度。我拒絕的話，是我做的選擇，放棄變直。
我媽就說那是你自己不選，你為什麼不選擇？是你自己不想要跟大多數人一樣，你自己不選擇接受他們的干預，
反正就變成是我的錯了。
醫生這麼一句話，就變成了，我生而如此還是我選擇去當同性戀。」
原本平靜的小夏，說到這番話突然語速快了起來，最後又突然沮喪地說到：
「直到現在兩年多過去，我媽還是認為，是我不願意選擇過正常人的生活。」
在剛出櫃的那段時間，小夏的媽媽患上了焦慮症，常常失眠，一度需要吃藥。
而當小夏拒絕了醫生的方案，媽媽一怒之下把小夏的身份證等藏了起來，不讓小夏回去學校完成最後半年的學業，小夏幾次撞牆、割腕，以死相逼，才能回學校。
然而即便回到學校，媽媽也偶爾會打電話給輔導員，讓他幫忙半夜到小夏宿舍「查房」，唯恐小夏半夜與男友出去。
兩年多裡，母子二人時常因這件事兒吵起來。
同性戀不是病，不需要被治療
2014年，燕子接受了重慶一家同性戀治療機構的電擊治療，後來他對這個機構提起訴訟，並勝訴了。
在燕子的民事判決書中，法院也寫下了：「同性戀並非精神疾病」。
而張可現在也已經和妻子離婚。
他的兒子跟著他倆生活，平時在學校住宿，一個月回家兩天，對張可和大偉的關係，只淡淡說一句：「我不管」。
張可不願回憶起當時被治療的經歷，他的故事是由他的男友大偉向我們講述的。
一家人只希望生活不再被打擾。他和男友大偉兩人現在則在家鄉搭伙生活，兩人在鎮上擺個小攤，相互扶持。
但現實是，「同性戀治療」依舊存在在許多地方。
今年行為藝術家吳老白暗訪了多家醫院、診所，發現至少仍有96家機構在開展這樣的治療。其中不乏公立醫院，有一間就是小夏當時去的某大學附屬醫院。
事實上，「同性戀不是病，不需要治療。」已是醫學界的共識。
同性戀治療或許離大部分人很遠，但其實正是每一個非同性戀者的不接受、嘲笑、排擠......讓這些治療的需求源源不斷。
越是害怕同性戀，就越是可怕。
曾經，膚色、種族、宗教信仰都成為過被迫害的理由。
今天，同性戀會被強行「矯正」。
說不定，某一天你我也可能因為身上某個標籤，而成為少數人，需要被「矯正」的一員。
但是，「大多數人」就等於「正常人」嗎？在不對他人社會造成影響的前提下，我們有沒有當「少數人」的權力呢？
註：文章中張可、大偉、小夏、燕子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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