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捕魚扮演了重要卻為人忽視的角色。打獵、採集植物和捕魚是人類取得食物的古老方法，而三者之中，只有捕魚在大約一萬兩千年前農業發展、存糧增加後，仍然維持重要地位。在現今的世界，無論何地，採集野生植物都已不再具有經濟影響力。打獵之所以還存在，主要是因為象牙的非法盜獵和傳統藥材貿易，次要則是為了在北美洲控制野生動物的數量。然而，捕魚不僅留存下來，更擴大規模，為法老提供配給糧食、為北歐水手提供補給，並為今天數百萬計的我們提供食物。可是漁人和他們的社群卻幾乎隱身幕後。他們將捕魚的知識放在心底，其社群也鮮少誕生強大的君主或神聖統治者。因為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和死去，書寫他們的歷史意謂著要引用大範圍的秘傳和專門資料。
許多歷史都隨著當時親身經歷的人們一同消逝。這個問題在捕魚之人身上尤其嚴重。在代代口傳知識的輔助下，他們的過去才得以被呈現。其中許多知識來自海上難熬的時光。丹麥藝術家麥可・安徹在一八七〇年代末畫下丹麥北部斯卡恩的漁民，當時漁夫仍仰賴帆船在北海工作。有幅畫描繪了兩名漁夫倚靠著一艘船，迎風凝望，背景是陸地。海洋的意義蝕刻在他們臉上：滿臉鬍子、飽經風霜、堅毅且不屈。漁民是從一個無法控制的險惡世界獲取生計，而且海洋絲毫不關心他們的苦樂。這本歷史書試圖闡明，這些漁人如何催生出我們的現代世界。
最早的捕魚活動源自於機會主義這項基本的人類特質。謹慎觀察，再加上把握時機，促使我們的先祖在大約兩百萬年前開始捉魚。要將受困的鯰魚從非洲淺池中抓起需要靈巧的雙手，也必須小心翼翼追捕，以免在水面上留下倒影。其秘訣在於知道要在何時留意何處，這與採集蜂蜜、撿食獅子吃剩的獸屍，以及追捕小羚羊所運用的技巧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這些鯰魚位在淺水中，使這幾乎稱不上是捕魚，反而比較像是伺機打獵，以此形式維持了數萬年之久。
同樣的觀察方法可以適用於捕捉軟體動物，儘管牠們遠比魚類更容易捕捉。蚌蛤、笠貝、牡蠣和蛾螺密集地群聚在小範圍內，捕捉時的變數在於容易靠近與否，以及水流或潮汐。一如魚類，牠們也是補充性的食物，通常不是最受歡迎的食物來源。以狩獵採集者的角度觀之，貝介類是可預期的食物，也是種在變動生活中帶給人安全感的資源。人們會在其他食物短缺時造訪軟體動物棲息地，尤其是在冬末和春天之際。
無論獵場範圍是大是小，伺機捕魚和採集軟體動物成為每年踏遍獵場的覓食之旅中不可或缺的行程。游至近岸的正鰹在四萬年前就是東帝汶人的獵物。尼安德塔人與生活在離現代最近一次冰河期的獵人都會在需求或機會出現時，捕捉魚類和軟體動物。到了一萬五千年前，在法國西南部的韋澤爾河（Vézère River）河畔等地生活的人們會在春季和秋季鮭魚洄游時捕獵。此外，還有藝術家在馴鹿鹿角和洞穴岩壁上雕刻魚類的圖案。
沒有人「發明」捕魚。所有人都知道，魚就在那裡，供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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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今日熟知的觀念，一萬五千年前，自然發生的全球暖化使最後一次冰河時期劃下尾聲後，捕魚才變得重要，尤其是在距今（Before Present，簡稱BP）約六千年之後，海平面高度終於穩定的時期。攀升的溫度、退縮的冰層和升高的海平面改變了北方的自然環境。人們遷居至海岸、河岸、湖濱與潟湖。此時，捕魚成為生計的核心，對於居住在新生海岸線旁的族群尤其如此，因為那裡棲息著大量的淺水魚類和軟體動物。有史以來，人類生存的動力首次發生了變化。許多社群開始長住久居在同樣的地點，若非永久定居，也會在一年中在同個地方住上好幾個月。
隨著地方人口增加，領地的劃分變得更加精確。來自軟體動物的棲地與漁場的漁獲耗竭。海洋資源的爭奪有時會導致暴力衝突，譬如加州南部的楚馬仕人及斯堪地那維亞的艾德布勒人。在這些區域等地，仰賴軟體動物、植物糧食和豐沛漁場維生的社會發展得更加複雜。重要的氏族領袖成為權威人士，並透過受人尊崇的先祖，進而與超自然世界建立特殊連結。
這些人和法老或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領袖那樣的神聖統治者不同。他們的權力仰仗個人魅力和經驗，以及追隨者的忠誠度，總是變化無常。人類歷史上從未有捕魚社會發展成有城市和常規軍隊的文明。他們沒有這樣的發展途徑。他們的領袖享受特權與財富，並且分配豐富財產，如過剩的食物，以及像是飾品等能為其帶來聲望的外來物品。但這些領袖永遠無法成為君王，因為漁場的資源基礎變幻莫測。漁夫總是處於前工業化文明的邊緣。
多數捕魚的歷史皆與變動有關，不僅是關於捕魚行為本身的動力，還有捕魚社群與仰賴他們的其他群眾之間的互動。捕魚是發展造船的主要誘因，造船這項技術又促進了人類的貿易、遷徙與探險。四萬五千年前，人們在東南亞外海乘船捕魚，而一萬五千年後，太平洋西南部的俾斯麥群島上的人們也這麼做。到了西元一二〇〇年，隨著獨木舟航行至社會群島、復活節島及夏威夷，太平洋島嶼上的生計開始仰賴專業的領航和潟湖捕魚技術。
日本北部繩紋時代的捕魚社群高度依賴鮭魚洄游，以及冒險出海至千島群島的洶湧海域，最遠甚至來到東北亞的堪察加半島。繩紋時代的漁民所捕捉的物種，幾乎和第一批美洲人在阿拉斯加海岸定居時的漁獲如出一轍。在遙遠的北方，大約一萬一千年前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兩地的白令陸橋上，人類仰賴機動性與高度發展的機會主義心理，使捕魚和獵捕海洋中的哺乳類動物成為擴展生存策略的方式。
旨在為家庭和村莊提供更多食物的自給性漁業是一回事，但捕撈大量的漁獲當作商品販賣又是另一回事。在古代世界，漁獲豐收不足為奇，但即使有部分漁獲會被用以和其他或近或遠的社群交易，捕獲的魚大多僅供自用。在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區，掌控鮭魚洄游是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主要來源，在繩紋人的聚落可能也是如此。多瑙河上的漁夫在鱘魚來到淺水域產卵時可以大大豐收。
各式各樣的自給性漁業都必須仰賴有效的保存技術，諸如乾燥、鹽漬或煙燻，這些技巧獵人已經使用了數十萬年之久。
就算是有組織的季節性豐收，地方的自給性漁業在本質上也不同於為供應配給糧食給興建吉薩金字塔的古埃及人，而進行的大規模漁撈。此種規模的捕魚需要大批抄寫員和負責不同事項的官員，來記錄用大型圍網工作的全職漁夫所承攬的漁獲。那些漁獲由數千人去除內臟、清洗乾淨、剖開攤平並乾燥保存，作為提供給在前工業化的經濟體的勞工的配給口糧，帶來了許多好處。這樣的魚製品重量很輕，容易放在籃中攜帶，也能長時間保存。當魚成為配給食物，漁業的規模就改變了。隨著非農夫的人口增長，城市市集出現，再加上提供軍隊和水手營養豐富的食物配給的需求增加，把魚當作配給口糧是合情合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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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也不是任何人發明出來的。當對魚的需求迅速增長，導致地方水域遭過度捕撈，人們擁有的應對方案相當有限。
魚曾被視為異教的符號，象徵死亡，後來則變成了一道適合用來代表基督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苦難的餐飯。長達兩千年來，星期五都是天主教徒有義務禁食肉類的日子，懺悔的信仰者在這天會改吃穀類、蔬菜和魚。到了十三世紀，信徒在一年中近半數的日子都不吃肉。對於海魚永不滿足的需求，尤其是鯡魚和鱈魚，創造出鹽漬鯡魚和鱈魚的國際貿易，範圍從挪威的卑爾根與波羅的海國家遍及歐洲各地。十五世紀，北海漁夫開始在冰島南部外海捕撈鱈魚。義大利航海家約翰・卡博特在一四九七年航行至紐芬蘭島後，北美洲外海和離岸沙洲的鱈魚漁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不尋常的是，捕撈鱈魚的技術基本上直到十八世紀皆與中世紀無異。
十九世紀的新技術將漁撈轉變成工業化的產業。漁獲量減少促使長釣線和更大型的流刺網出現，以及第一批摧毀海床的底拖網誕生。隨後蒸氣引擎、汽油動力接連問世，最後則是柴油，讓拖網船可以前往比過去都更深的海域，並引發我們今日面臨的漁業危機。
漁業危機最終與現今規模更大的海洋和氣候災難合而為一。這個問題對文明構成貨真價實的生存威脅，已經是數量多到可以塞得下好幾座圖書館的書籍所著墨的主題，我沒有資格也並不想再添一本。然而我深信，我們需要歷史性的觀點，以了解人類最後一個從大自然取得的主要食物來源。當魚不再扮演這樣的角色，我們將與自身長遠歷史一刀兩斷。
※ 本文摘自《漁的大歷史：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文明？》。
《漁的大歷史：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文明？》
作者：布萊恩‧費根
譯者：黃楷君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1/03/31
《漁的大歷史：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文明？》書封。
圖／八旗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