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選自聯經出版《如果可以好好說再見》，作者宮下洋一】
醫師的違法行為
莎賓娜死後的隔天下午三點，我再度從近郊的車站步行到普萊希克的家找她。這天是涼爽的晴天，暖和的空氣中彷彿能嗅到一股香甜。
普萊希克在之前滑雪受傷的右腳做完X光檢查後就直接回家了。她的婆婆替我開門，進門後，我便坐在面對廚房的椅子上。說起來，當下我倒是沒看到她家的秋田犬，後來才聽說高齡十六歲的秋田，幾個月前已經去世了。
普萊希克從三樓拖著受傷的腳走下樓梯，分別替自己和我倒了杯紅茶和咖啡，我們就坐在我第一次和她談話的地方，由我先開啟話題。
「上一次在這裡和妳聊天，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這段時間我走遍各國，漸漸確立了自己的想法。所以今天，包括妳我意見不同的地方在內，我想和妳好好聊聊。」
說完，我便提出自己的想法。我認為比起荷蘭的積極安樂死，她所做的協助自殺是不對的。理由在於決定臨終方式的人不是醫師，而是患者本人，所以責任應該要由患者自己來承擔才對。
另一方面，我也不贊成推動部分國家的安樂死成為國際標準，畢竟每個國家的宗教、歷史和文化都不同，每個人的生死觀自然也不盡相同。我並不是要要求已經承認安樂死的國家廢止安樂死，但仍認為推動全面合法有其風險。
普萊希克問我：「你為什麼覺得推動合法化不妥？」對於這個問題，我斷言：「因為法律會遭到惡用。」於是她接著告訴我：
「我也擔心會遭到惡用，所以才反對積極安樂死。在荷蘭、盧森堡和比利時這些地方，不是由患者自己（將致命藥物注入體內或服下）來結束生命，而是讓醫師下手，過程也沒有錄影存證。這樣一來，安樂死是否真的是患者的意思，就說不清楚了。你覺得如果以我的協助自殺（的作法）來說，有可能遭到醫師的惡用嗎？」
普萊希克繼續針對安樂死未法制化的危險性提出論點。在墮胎尚未合法之前，世界各地都有違法墮胎的行為，因此相關意外層出不窮，最後，各國才掀起了一股在符合前提的情況下承認墮胎合法性的聲浪。
「協助自殺也是一樣，我認為可以在符合前提的方式下進行。如果不這麼做，肯定還是有醫師就算違法也會幫助患者結束生命。」
她私下透露，事實上就連承認協助自殺的瑞士，在政府管不到的地方，還是每天都有醫師為患者進行積極安樂死，因為「協助自殺必須接受警方偵訊，還要處理一些行政作業，這對醫師來說太麻煩了」。這是最近她參加一個由三十五名醫師共組的研討會時，大家聊到的現況，這些實情若是公諸於世，執行的醫師肯定都會遭到檢舉。對於這樣的現實，她感到相當無奈。
不過，我對這說法仍然存疑。一旦國家承認協助自殺的行為，執法單位就會嚴格檢視執行過程和患者的死因。在主張違反安樂死的人因此減少的同時，私下卻還是有違法行為存在。那麼究竟該規範到什麼地步才好呢？這樣的討論只會不斷在原地打轉而已，於是我改變了話題。
就算那是依照嚴格規範進行的協助自殺，但是對沒有末期症狀的患者執行，我實在無法認同……。
隨著醫學發展，維生治療已經不可避免。我可以理解有些人認為讓沒有恢復可能的人繼續活著，是一件「沒有尊嚴」的事。但是，還有存活機會的患者，在當事人的強烈希望和醫師的判斷下結束生命，我覺得是不對的。
這時我想起前天採訪的莎賓娜。昨天早上，普萊希克替還可以繼續活下去的她結束了生命，讓我心有疑慮。
「你覺得她的人生活得有尊嚴嗎？聽好了，如果我過著像她一樣的人生，我不會想再活下去的。她可是連上廁所都無法自己來，得包著尿布才行呀！」
以前，我會覺得普萊希克對於生死的觀點聽起來很正確，也很美好，不過，現在的我已經不這麼想了。身患重病的人覺得自己的人生很不幸、有尋死的念頭，這些或許都是事實，但我知道有些人雖然對抗著疾病，卻也活得非常幸福。每個人面對疾病和身體障礙的方式不同，不應該一概而論。於是，我換個角度向普萊希克提出疑問。
是妳決定了莎賓娜人生的最後一步，但妳想想，妳對她過去漫長的人生又了解多少？
普萊希克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她的意思應該是指，既然莎賓娜決定要死，包括普萊希克在內的「他人」，就只能接受這個選擇。而我想告訴她的是這個說法，正是她和我的生死觀不同的地方。
假設問我「死是個人的事或是關係到族群和社會的事」？成年之前都在日本長大的我，秉持的觀念一直都是屬於後者，也就是個人的「死」，會牽涉到家人和伴侶，甚至是地域等各種因素。
但打從在歐美國家生活以來，我在「理智上」已經可以接受死是個人的權利。然而，透過這次採訪安樂死，我不禁開始對歐美的這種觀念產生質疑。
這篇文章對你有幫助嗎?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