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選自聯經出版《如果可以好好說再見》，作者宮下洋一】
反對派的意見
和艾咪見面的隔週，我就去拜訪她的主治醫師莉芙．蒂恩蓬。蒂恩蓬的診所開業於二○一五年六月，主要治療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直到二○一六年十二月為止，她已經為一七一位希望安樂死的患者進行診斷，並做出最後的判斷。
「艾咪非常聰明，她說的話沒有半點虛假。我很想為她找到活在世上的意義。」蒂恩蓬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一個方法竟然就是安樂死。
「如果無法接受安樂死，重度精神疾病患者將會不斷自殺，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
艾咪也是在獲得安樂死的許可之後，才向蒂恩蓬說出深藏在心底的祕密。她向蒂恩蓬感嘆，身邊的人都不願意試圖了解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實。
「有些癌症患者在知道自己可以安樂死之後，感覺都鬆了口氣，痛苦也得到了緩解。但病了十幾年的精神疾病患者，卻不能得到相同的理解，這一點實在讓人感到非常遺憾。」
瑞士的普萊希克也曾經說過，「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問題就和癌症一樣，都是生理學上的問題」。換句話說，重度憂鬱症患者都有血清素或多巴胺等神經傳導物質無法分泌等生理學上的障礙。
只不過，就現實層面來說，一般很難判斷精神疾病患者是否符合「承受難耐的痛苦」、「沒有復原的可能」等安樂死的條件，因此反對派的態度十分堅決。
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生物倫理研究所」的事務經理克勞努．布魯謝爾（六十歲），不僅反對安樂死，甚至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安樂死批評如下：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的是家人的支持和關心，更有許多精神科醫師可以為他們提供治療。然而在這個國家，『死亡是個人的自由』的觀念卻大行其道，而變得過度猖獗。大家千萬不能忘記，安樂死為活下來的親人所帶來的是多麼大的傷痛。」
為什麼比利時的安樂死法案，沒有考慮將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外呢？二○○二年該法案實施當時，在「安樂死管理評估聯邦委員會」中參與安樂死合法化過程的成員——費南多．庫爾尼爾（六十九歲）律師，提出了以下的見解：
「當初法案在制定階段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關於精神疾病患者的適用與否。我們不曉得一般人對於他人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究竟可以理解到什麼程度。因為要判斷一個人承受多大的痛苦相當困難、也非常主觀。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外。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指的是『身體和心理等一切皆處於完滿狀態』，因此我們在討論安樂死時，必須從廣義的角度來思考，而不能只是針對身體上的痛苦。」
上述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我都一一做了採訪，他們也都向我提到了蒂恩蓬的名字，表示蒂恩蓬在為精神疾病患者爭取安樂死的議題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當然也見了蒂恩蓬，更針對她的患者和家屬進行過好幾次訪談。在這當中，我從自己的角度發現，對於那些和精神疾病患者沒有直接關聯的專家學者所提出來的論點，我雖然不得不贊成，但那大多只是一些訴諸情感的說法。換言之，那些論點都缺乏針對精神疾病患者安樂死的見解和數據資料，而蒂恩蓬至少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臨床經驗提出論點。說到這裡，個性冷靜的蒂恩蓬不禁變得激動：
「我當然也想讓患者活久一點，這是我的責任。我並沒有想過要殺了他們。」
我想起皮耶．溫克對我說過的話：
曾幾何時，我也漸漸開始認為，安樂死是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某種「預防手段」。
在那之後，我不時會想起決定好自己的死期、隨時都能付諸行動的艾咪，經常透過WhatsApp詢問她的近況。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距離那次採訪已經過了十個月，我收到一封她的訊息：「嗨！（對於你的書）我很感興趣喔！」
艾咪還活著！那個曾經坦白「每天都想死」、活得十分掙扎的她，如今還在那煙霧瀰漫的昏暗房間中，延續著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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