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怡芬的先生壯年罹癌，離世前在加護病房搶救，身旁沒家人陪伴。來不及跟先生說「我愛你」是她10多年來最大的遺憾，「先生走後的每天晚上，我都反覆對他說這三個字」。
周怡芬是社團法人台灣醫病和諧推廣協會的創會理事長，因家人生病的關係，她很早就有接觸醫護人員的經驗。除了體悟生命的最後，應好好說再見，和諧的醫病關係也是無憾道別的關鍵。
周怡芬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表示，10多年前，先生正值壯年時罹患腎臟癌，在住院開刀、化療放療後，追蹤3年都控制得很好。但第4年復發，半年後就轉移到腦，接受標靶藥物治療。
醫師本來都說治療效果不錯，腫瘤有縮小；但一次才剛看完門診，周怡芬先生的腳突然不能動，緊急再回門診，結果住院檢查卻發現腦水腫，腫瘤竟突然又變大了。
那次住院後，周怡芬的先生就沒能出院。他離世前一天，忽然從昏迷中清醒，要周怡芬陪他走一小段路，並對周怡芬說：「老婆，我很愛妳，要不是妳我早已不在了。」隔天，他變得誰也認不得，接著開始吐血。
周怡芬說，當時很希望可以陪著先生，但長輩很心急，希望送到加護病房搶救，這也是人之常情。先生運送途中，她握著先生的手，告訴他：「好好走吧！」捨不得他再受苦。兩人再見面時，先生已經斷氣。
沒能陪伴丈夫生前最後一刻，成為周怡芬最大的遺憾，她常常自問：「我怎麼可以讓他自己躺在冰冷的加護病房？」先生走後1年多間，她總每天一直睡，也不吃也不喝，腦海裡有時浮出不好的念頭，很想跟著先生一起走。
直到當時13歲的女兒點醒周怡芬：「媽媽，不要這樣，妳還有我啊！」周怡芬才重新振作起來，但這12年來，她心裡自責陰霾遲遲不散，「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我做錯了什麼事。」
在丈夫離開1、2年後，周怡芬的軍人父親罹患膀胱癌。腫瘤很快轉移到脊椎，家人們知道父親應該撐不了太久，住院期間每天病房都像開派對，家族朋友齊聚，笑聲不斷。
當醫師宣告，父親可能只剩一週時間可活時，周怡芬跟父親說，病大概好不了了；父親也坦然地說：「夠了，值得了，已經活到80歲，而且有你們在也不怕。」
周怡芬回憶，父親臨終時，每個家人輪流擁抱對他說，「我愛你，我們後會有期」；爸爸也溫柔的回應：「愛妳」。在一家人又哭又笑中，爸爸帶著家人滿滿的愛，微笑安詳的離開，全家人都很安心。
先後經歷了先生和父親兩種截然不同的告別，周怡芬表示，面對死亡的準備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應思考放棄急救的可行性，考慮善終的選項。生命的最後一段路可以全家人陪在一塊，說說心裡感謝的話，讓生死能兩相安。
周怡芬父親過世已10年，但她回憶起當時照顧父親的醫師，仍滿懷感動與謝意。周怡芬說，那名醫師是基督徒，主動詢問家屬，能不能幫父親禱告？隨後就跪在父親的病床邊禱告，畫面非常溫馨。只要醫師多付出一些，讓家屬感受到，醫病的關係一定會更加和諧。
雖然丈夫驟逝，周怡芬說，她不會去想先生病程中醫師做錯了什麼，而是覺得醫護團隊都盡力了。先生人生的最後一段路，有醫護的陪伴，真的都很辛苦，有時候先生半夜疼痛，醫師黑著眼圈跑來，用各種方法緩解不適。醫護人員能做到這點就夠了。
醫病之間關係緊張常是資訊不對等、沒有互相換位思考、缺乏同理心所致。周怡芬表示，民眾除了可透過相關的法律保障善終權利，也透過醫病共享決策更了解疾病的狀況、治療的選擇、可能的結果和併發症，醫生也能傾聽病人和家屬的需求，同理心並不難，善的意念和行為能在醫療各角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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