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之死 浮誇之必要？

倫敦這個城市，向來以優雅的含蓄謹慎著名，在情感表達上尤為如此，卻在黛安娜王妃過世的一九九七年夏天使出了渾身解數。她的喪禮據說是史上最知名的單一事件，媒體以生動的方式和顯眼的字體在全世界放送轉播；其中有毫不掩飾的悲傷、有真誠、有猜疑，也許還有一些犯罪、一些難堪，說不定「某個單位」裡甚至會有人覺得鬆了口氣。

全世界為黛安娜守靈一週，其間各方反應不一，有覺得愚蠢的，也有覺得可敬的；有認為她勇敢的，也有為之心碎的；有覺得憤怒的，也有衷心哀悼的。幾英畝的鮮花、悲傷的歌聲，還有日報上火速擬好的悼辭。一具屍體，長長的隊伍遊行全市，送進教堂，最後運回家中等待下葬。一對親生子、親手足，難以接受的現實朝他們漫天襲來，幾近殘忍。

就像所有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這場喪禮為一切留下了空間，無論是荒謬的、崇高的，或處於這兩個極端中間絕大多數的事。但到最後，這似乎達到了效果──這是場「好」喪禮，讓死者和生者都到了他們該到的地方，即便半途必須不斷閃躲攝影機與麥克風。

當然，當地居民現在開始覺得，這樣一場喪禮會不會弄得太過火。宗教界人士對「黛安娜崇拜」感到憂慮，也有傳聞說她根本沒葬在艾爾索普（^註1）（這是免不了要出現的陰謀論）。大學裡開了「黛安娜學」新課程，以她名字開的新網站將近百萬，大家為了紀念基金吵翻天（「黛安娜紀念山」含金量驚人，看來每個人都想挖一點回去）。情況顯而易見，英國人會懷疑是有理由的。

而我們也是這樣懷疑。

屬於華盛頓特區、曼哈頓和海恩尼斯的甘迺迪家族，從這次的皇室經驗上了一課。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很願意付出身為公眾人物的代價，但現在似乎不願再與媒體分享私人的不幸，畢竟媒體為了收視率、為了填補播放時段，已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提高警覺是對的。

一九九九年夏天，小約翰‧甘迺迪、他太太及其大姨子因空難而英年早逝，他們的家人在岸邊迎接運回他們遺體的船。他們陪著遺體一起到鱈魚角的達克斯伯里火葬場，連夜火化遺體。接著他們出海，讓骨灰回歸大海。然後他們去教堂，至親好友已在那兒等著。基於對全國同胞感情上的考量，他們在報紙發表了悼辭與感謝聲明，接著便帶著這份喪親之痛回歸自己的生活。

當然，關於這件事的新聞、故事及事實，都非常簡短也極為悲傷。而由於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件悲傷的事，因此我們身為一般市民、身為人類的一分子，可能會暫時停下手邊工作，為他們祈禱一下或表示同情。但不管是哪件悲傷的事，都不屬於大眾。

至少直到最近都不是。

媒體雖然可以把剛剛發生的事，在幾分鐘內或只用幾段文字，以重點方式播報到全世界，但媒體對於填補新聞版面的文字和內容，胃口卻遠超乎新聞報導本身。為滿足社會大眾的興趣與病態的好奇心，媒體需要包裝這類喪親事件，因而搖身一變，成了我們的虛擬悲傷治療師，這支由「熟手」組成、捏造而出的大軍，後面負責的人顯然隨時準備好把他們送往奧克拉荷馬市、科羅拉多利特爾頓、或下一個出現這種「需求」的任何地方。

主持人和名嘴穿著深色服裝，以符合場合的低沉音調侃侃而談，所有畫面都帶著標題和符號，再加上以小提琴聲為主的主題音樂，來自四面八方的專家長篇大論滔滔不絕，找一個隨便認識誰的誰的誰來訪問，以前從沒見過的影片片段播出來了，而且一播再播，一播再播。無處不在的「簡易靈堂」和「自發的追悼儀式」從每十五分鐘更新一次的轉播中一個個冒出來，覺得自己該做些什麼的民眾對著攝影機喋喋不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企圖引人淚下的特寫鏡頭勾留在泰迪熊、玫瑰和氣球之間。幾週以後，只要手邊準備好信用卡，撥打免付費熱線，就可以獲得紀念影片。此外，圖片精美、光鮮亮麗的各種雜誌，也都發行了紀念專刊。

那些成日癱著看電視的沙發馬鈴薯，可以從悲劇式的拍攝手法及哀傷的電視節目中，輕鬆獲得「療癒」，他們對這些「舉國哀悼」的人並不熟悉、不知道、或者也不感興趣，就只是在等待室或排隊付帳時隨手翻閱的雜誌封面上看過。有線電視頻道的報導日以繼夜，還有網路新聞雜誌和特別報導，眾人無須調整日程表、穿上西裝、訂鮮花、做一盤燉菜、親自去殯儀館或教堂、試著說些安慰的話，或在這些話發揮不了效果、再也無話可說時，忍受著艱難的沉默。也無須親眼目睹遺體、幫忙搬運、付錢，或一輩子關心這件事。他們動也不需要動一下。

這種情感宣洩方便易用，這種「療癒」送貨到家。「親臨現場」對全然陌生的人來說向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待他們覺得看夠了、煩了、膩了，只要抓著一支巧克力雪糕，遙控器一按，轉到電影臺或購物臺，然後等著直升機鎖定特寫下一個情緒激動的現場，再轉回來就行。

不管他們從這一切感受到什麼，那都不是悲痛。悲痛，是我們為深愛的人付出的稅，而不是為了興趣、消遣或娛樂性。我們之所以悲痛，是因為想保住一份關係或親或疏的賭金──我們會依自己在別人生命和年歲中投下了多少情感資本，去決定賭金的多少；並在發牌之前，在我們自己這方不斷加注。倘若賭這局是為了消磨時間，我們可能會好奇自己輸掉了多少；假使純粹找樂子，說不定會覺得有趣；一旦發現這種遊戲的魔力，甚至會有點不可自拔。但只有當我們想在遊戲中「保住什麼」的時候，才會因「失去」而悲痛，因一份真正的愛、真正的恨，以及真正支離破碎了的情感而痛。

電視節目給我們的是景象療法，過了頭便麻木──人性總因過量的東西而變得遲鈍，就像過多的色情作品讓真實的性變得乏味，過大的音量最後讓人耳聾，而過多資訊也模糊了真實。

面對偶像名人之死，我們有股亟欲擴張自己反應的衝動，這是不是一種補償心理？是不是因為我們面對真正該在意的人、面對自己人的死去，反應逐漸冷淡了？堆在肯辛頓宮或紐約翠貝卡區（^註2）那些鮮花，要是送去慰問或紀念真正的鄰居、朋友，會不會更好？過往的一個個夏天裡，我們落下的眼淚，有幾滴是屬於那些過世的父母、伴侶或孩子？而這些人的逝去，長久以來從沒人看見、沒人紀念，也沒人曾表達適度哀悼。我們是不是在以一種全球式的誇張哀悼，去補償面對當地人死去時的冷淡？

或許，如果我們願意用「開放」的心面對悲傷（也就是，放棄控制、不再計畫、不管規矩，不要在意那種可能會讓自己放肆得很丟臉的悲傷），光榮的扛起這個擔子，就比較不會隨波逐流，不會再把時間花在媒體提供的越來越多「包套」喪親事件操作上，而導致沒來由的心痛。如果我們能更注重守靈與喪禮，辦好我們舊時辦在客廳的「保住」情感儀式，公告周知我們埋葬或火化了逝去親人的消息，公開哀悼我們本地的喪事，那麼，就可以把電視關了。如此一來，我們便能讓那些名人真正的安息。

【文／摘自好讀出版《活在一個愛恨剛剛好的世界》Chapter13，作者湯瑪斯‧林區】

註1：艾爾索普（Althorp）：英國黛安娜王妃的兒時故居，也就是黛妃娘家史賓塞（Spencer）家族的官邸。莊園坐落於英國北安普敦郡。
註2：翠貝卡區（TriBeCa）：位於紐約市，直譯下東城的地區。北是堅尼街，南是法蘭克街，西是西街，東是瓦里克街。這裡以前是工業區，後來改成住宅區，地段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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