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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疼痛控制藥物的濫用」,由三位國內在這方面的權威分享他們的看法。非常難得的是這三位學者是在同一所大學醫學院七年的「同窗」,又是進入同一所大學附設醫院接受精神科住院醫師訓練的「同門」,而後各自走入不同的學術領域、不同性質的單位服務,但他們相約對他們所共同關切的,也是目前醫學、社會、各國政府所重視的主題,在「醫病平台」由不同角度分享他們的看法,希望他們的用心可以使醫界與社會大眾對這主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母親十五年前死於癌症,在病程的最後一段,癌症疼痛加上原有的消瘦與抵抗力不佳因而併發感染的問題,讓生活品質受到嚴重的影響。當時我曾經建議她可以更積極地接受疼痛治療,就算用上了嗎啡止痛也無妨。然而我母親當時聽到嗎啡仍非常抗拒,「那樣我不會上癮嗎?」她問。
我過去的專業是精神醫學,雖然沒有實際使用嗎啡治療癌症疼痛的經驗,但是過去我曾經從事過好幾年鴉片類藥物的成癮治療,而且母親患病當時,我正在進行一個成癮藥物相關的社會學博士研究,可以說對於此類藥物相關的科學證據、社會爭議、歷史包袱都有點了解。我跟母親說:「使用這種藥物是有明確目標,會仔細監控劑量與反應的,是一種治療性的使用,與容易導致成癮的娛樂性使用有很大的差異。」
「那萬一控制效果不好,需要加大劑量而且拿不掉怎麼辦?」母親還是擔心。
「如果需要加大劑量或者使用時間延長,表示你的癌症疼痛比較棘手,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嗎啡的成癮性可能會比短效型的同類藥物來的少。而且過去對於成癮的負面印象,多半是來自使用者為了避免戒斷症狀的不適,因而無所不用其極取得藥物所產生的行為問題,例如偷拐搶騙之類的違法行為。你既然是醫療目的使用,就有合法管道取得藥物,沒這層問題。」我解釋。母親似乎放心一點,但是接下來幾天她還是寧可忍受疼痛,也不願要求增加止痛處方。
前陣子因為教課緣故,看了密西根大學人類系副教授,同時也是內科醫師的Scott Stonington的TED talk。Scott跟我在研究所時一起修人類學的理論課,當時滿聊得來。他的博士研究是關於泰國的臨終照護和疼痛控制。他後來完成了住院醫師訓練,成為了一個疼痛控制的專家。他在TED裡面討論的主題是醫師應當且如何「和病人一起坐著,度過那些並不舒坦的事」,他舉的例子是那些難以控制的疼痛與超高劑量的鴉片類止痛藥。
他演講中講了一個臨床疼痛控制的兩難,幾乎喚起了我當年陪伴母親抗癌的點滴回憶:「如果眼前坐著一個人,他的可怕疼痛其他方式都治不好,我就得做個決定。我可以不理他,這讓我感覺很糟糕;我也可以開立處方給他鴉片類止痛藥,這也一樣覺得很糟糕。」在目前美國嚴重的鴉片類止痛藥濫用風暴當中,疼痛控制變成左右為難的困境。Scott表示,許多同儕因此逃避疼痛控制問題,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
然而,止痛或是上癮,真的只能選一個嗎?當然不是。Scott提示,醫者必需要能夠耐下心來和病人一起坐著,討論著各種選項與因應態度,和病人一起感受疼痛,並耐心度過(如果不能真正消弭)這些不舒坦的事情。在他提到的案例裡,那病人因為他的願意分擔與聆聽,因而逐漸減少了止痛劑的劑量,也感覺更能掌控自己的疼痛了。
台灣因為對於具有成癮性的鴉片類藥物管制相對嚴格,因此濫用的情況並不嚴重。根據研究指出,用2015至2017年間的資料來看,在幾項主要的鴉片類止痛藥物的使用上,台灣的使用量(通常使用的單位是每百萬人口每日定義劑量,英文簡寫為S-DDD/m/d)在亞洲低於南韓與日本,高於新加坡、香港與中國。但如果和北美或歐洲的數據比起來,則僅有這兩地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針對台灣本地的趨勢研究則指出,2015年到2019年之間,健保資料中的平均申報用量只有微幅的增加,但使用藥物的類型則有所轉變,傳統上使用的配西汀(pethidine)快速減少,可待因(codeine)也逐年緩慢減少,用量增加最快的則是主要以經皮使用的吩坦尼(fentanyl)。而吩坦尼以及其他的合成類止痛藥物正是美國目前面臨的止痛藥濫用流行當中,造成大量使用者過量死亡的主要角色。
當然,美國的藥物濫用流行的成因眾多,許多條件並不見得會出現於台灣情境。台灣如果能夠嚴格執行此類藥物從上游到下游的管制,提防經由非法管道的製造、散布與分流,也許短時間內也無須過分擔心。但目前沒有發生並不表示未來不會發生。
這些合法疼痛控制藥物使用型態的轉變,未來會如何反應在疼痛控制改善與生活優化程度,以及是否真的會造成醫源性成癮藥物依賴的可能,是臨床醫療與藥物管制兩方面都需要注意的事情。對於蒙受疼痛所苦的臨床病人,以及治療疼痛的臨床醫師,乃至於擘劃與執行成癮藥物管理制度的行政人員,甚至是身在其外但可能蒙受藥物濫用之害的一般民眾,這些都是那些「不舒坦的事情」,需要耐心以對。
責任編輯 吳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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