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培養下一代的好醫師，也要用心營造理想的行醫環境

【編者按】：這星期三位老一輩的醫師，與社會大眾分享他們所關心的台灣醫學教育與醫療環境的問題。一位醫學院院長，在教師節寫出他與一位願意以自己的疾病幫忙醫學生學習的病人及家屬的互動，醫師讓醫學生學習到如何使用聽診器傾聽病人的心音，同時也見證醫病的互動，可以透過關懷、溫馨的對話，建立彼此的尊重與信任。→想看本文

剛從6年8個月健保署署長的崗位退休下來的醫學院教授語重心長地道出：「我認為台灣醫療改革一定要落實『分級醫療』、『醫藥分業』，要有『使用者付費的部分負擔』做配套，如此才有機會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行為，也才能有效減少醫療體系人力的負荷。」→想看本文

一位曾經當過醫學院院長、參與教育部醫學教育與醫學院評鑑多年的老醫師，分享兩篇美國關心醫學教育的社論，《美國醫師的道德危機》指出過度企業化的管理凌駕醫療專業，造成美國醫師的「道德危機」，另一篇《社會對醫師的觀感：騎士、騙徒或士兵？》，激發醫界、教育界以及社會大眾集思廣益，如何營造理想的行醫環境。在「教師節」（9/28）與「醫師節」（11/12）的期間，在「醫病平台」討論醫師的培育，我們希望能聽到更多的關心台灣醫療環境的醫療團隊成員、醫學院師生以及病人團體的心聲。

一位我尊敬的學長與我分享了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美國醫師的道德危機」（The Moral Crisis of America’s Doctors）（2023.7.14），看完以後使我非常震撼。

作者一開始就以美國陸軍醫院精神科醫師在研究醫師自殺的問題時，引用的「moral injury」（道德傷害）一詞，這本意是指像軍人因為執行任務，犧牲了無辜的平民而引起情緒創傷，而作者就以「道德傷害」來形容醫師因為制度逼使他們做了他自己為不對的事所引起的情緒創傷。

文中指出許多醫師在訪談時表示，他們的專業尊嚴因為醫院太注重服務量而受傷。這種不滿的情緒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更是嚴重。這些需要面對病人或家屬的醫師，對於院方這種以醫療獲利為主要考量的上級單位，要求讓病人提早出院或開不需要的檢查，尤其感到憤怒不滿，他們覺得自己的對錯觀念被這種幕後操盤者扭曲而受傷。

有些醫師認為病人與家屬真正需要的是關愛與說明，但這種花時間的工作卻不受制度上的鼓勵。有醫師直言：「我每天聽到的是因為這病人的這種保險，你不能開這種藥或做這種檢查。」 「每天我都得提醒自己這制度是多麼的野蠻！」

在急診處與加護病房工作的醫師特別感受到這種制度給予的壓力。年輕的醫師尤其感到無奈，他們醫學院畢業時，身上還背負著許多醫學生貸款的壓力，當他們發現自己所期待的「高尚職業」竟有這種困境，真是情何以堪。

最後作者訪問了幾位醫師，他們因為受不了聽任非專業人員的指使，憤而離開大醫院，選擇自己開業，做一種他們稱之為「直接照護開業」 (direct-care practice)。他們不受過去醫院規定必須七分鐘內看完一個病人，而今他初診可以用一個小時或以上的時間，複診可以長達半小時，醫病雙方皆大歡喜。當年因為以「助人」為動機而學醫的年輕人終於找回自己的快樂。

這篇文章之所以讓我產生「戚戚之感」，是因為它說出了許多關心醫療品質、醫學教育以及醫病關係的醫界人士所擔心的問題。我們捫心自問這種過度企業化的管理凌駕醫療專業，所造成的醫療環境不也發生在台灣嗎？難道我們不也應該正視「台灣醫師的道德危機」嗎？

這也使我想起幾年前看了一篇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社會對醫師的觀感：騎士、騙徒或士兵？》(Societal Perceptions of Physicians: Knights, Knaves or Pawns?) （JAMA 2010）引起很深的反思，並曾在我的「杏林筆記」專欄分享個人的看法。

這篇社論的大意是，如果我們認定醫師大多是能自律、不用規定也能作出符合職業道德的「騎士」，那政府就不需制定太多規範，否則為書掣肘，反倒使他們無法做專業認為應該做的事；但如果社會觀感認為醫師大多都是只顧私利，罔顧病人安危的「騙徒」，那政府就要以防範小人之心，訂定罰則，執法從嚴；如果社會觀感認為醫師都是自我要求不高，只關心不要抵觸法令的「士兵」，那政府就需要制定法條細則讓醫師遵守，才不會傷害病人。

這篇論文的結論是，「目前的醫療照顧品質不一、呈現明顯的醫療浪費或甚至詐欺，以致於美國的醫師被人認為不是『騙徒』、就是『士兵』，而很少是『騎士』。然而真正導致大眾對醫師的不信任，並非都是來自一樣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的健康照護系統仍然有不少的『騎士』醫師。」

我認為在醫學院的醫學教育中，除了利用各種科技、言教、身教，讓醫學生學到「診斷」、「治療」之外，還要用心檢視「產品」出廠之前的安全性，做好「把關」，確保在他們畢業之前，不是「士兵」，更不是「騙徒」。

其實更重要的是大環境，如果醫院大多是營利為主的極端企業化管理，而社會人士(包括病人與家屬)又只關心自己的權益、不守秩序、不尊重醫護人員，這種「騙徒」充斥的大環境，又怎能期待我們能培育出秉持理想的「騎士」醫師呢？

這也使我想到幾年前年一位台大醫學系畢業的年輕醫師，在畢業典禮過後來見我，談話中表示自己深深後悔學醫。他說他當初考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時，他的高中同學都非常羨慕他，他自己也非常滿意自己的選擇，而每年都回到他的母校建國中學與一些學弟分享學醫的樂趣以及他對將來行醫，救人濟世的憧憬。

想不到五年級開始進入醫院臨床實習之後，他看到有些病人或家屬對住院醫師的無理要求，甚至言語或肢體的暴力，也看到辛苦教學、照顧病人、作研究的老師，因為醫療糾紛而感到心灰意冷，説到激動得流下淚來。

當時我深受這位年輕學子對台灣醫病關係的失望所刺激，而找到醫界七位老中青三代的醫師以及三位關心台灣醫病關係的社會有心人士共同開始了「醫病平台」的電子報，希望能讓醫病雙方可以有個平起平坐的園地各自發表對各種醫療有關問題的看法，讓醫療團隊與社會大眾（包括病人與家屬）透過瞭解對方的看法與困難，而能改善台灣的醫病關係。

坦白說，當時我們並沒有真正意會到我們的醫療大環境的危機並不只是醫病關係一環，漸漸地我們開始注意到醫療過度企業化的趨勢，也嚴重影響到執業環境、醫師的士氣，進而導致醫病關係的惡化， 我們不也應該正視「台灣醫師的道德危機」嗎？

我誠懇地希望在我們一起耕耘的「醫病平台」，台灣醫病雙方可以藉這兩篇發人深省的文章《美國醫師的道德危機》、《社會對醫師的觀感：騎士、騙徒或士兵？》，激發醫界、教育界以及社會大眾集思廣益，用心營造理想的行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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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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