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投入研究在國際上發表論文很容易想像，但寫小說寫到被翻拍成電視劇則是罕見。台灣醫界就有一位橫跨杏林和藝文的醫師，在醫學界專研幹細胞，在文壇書寫台灣原住民故事。
攤開陳耀昌的人生，可以看到許多大轉彎。早期全心投入血液學，將骨髓移植技術引入台灣；創立台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催生出法醫師法。在國民大會走入歷史前，陳耀昌還曾任不分區國大代表。近年推出《傀儡花》、《島之曦》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幾乎讓人忘了他的本業其實是醫師。
從顯微鏡到筆桿
陳耀昌出生於台南，父母分別是醫生和藥師。從小看著父親提著診療包為鄉親奔走的他，當了醫師後也一樣總是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四十年前將骨髓移植技術引進台灣、發起骨髓捐贈活動，之後更是投入幹細胞研究，成為台灣幹細胞的先驅者。
「我本來要當醫務部主任，但是我想跳去法醫學。」就這樣，陳耀昌成為了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的創所所長。當時他覺得法醫學很重要，政壇的朋友也希望他能為台灣建立起法醫的制度，一當就是十年的所長，終於催生出了台灣重要的法醫師法。從骨髓移植、血液腫瘤轉入法醫，這段常被同事們笑說「不務正業」的歷史，沒想到竟然只是個開頭，也成為他後來文學創作的養分。
1998年，他因法醫專業去國外出差，回來提出的報告被一家雜誌看到，便邀他執筆生技專欄，從此走上了搖筆桿的路。「其實我50歲前只寫過兩次文章而已。」陳耀昌笑著說，但他從小就喜歡看各類型的書籍與電影，連當時最熱門的瓊瑤小說都看得津津有味，也因此打下了文學創作的基礎。
血液細胞到人類社會，陳耀昌的文學作品也跟他的醫學歷程亦步亦趨，最終匯流成了台灣原住民視角的歷史故事《魁儡花》，並被公共電視選中，策劃拍攝台灣的大河劇——《斯卡羅》。
寫原住民的故事
為什麽會以原住民的故事為題材？陳耀昌說，他一直想要寫一些沒人寫過的、顛覆固有印象的主題。有一年返鄉掃墓，聽叔叔説起陳家母系先人可能是荷蘭人，身為血液學專家，又有法醫考證個性的他頓時興起了用血液尋根的念頭。
爬梳歷史的過程中，讓他結交了不少原住民部落的朋友，甚至有了原住民的名字——馬耀・陳。感受到原住民在歷史上的弱勢，加上過去少有作家會從原住民的視角作為寫作題材，最終陳耀昌尋根不成，卻創作出台灣第一部以原住民視角書寫的歷史小説《福爾摩沙三族記》，更讓他興起了「要為原住民發聲」的念頭。
但這也為陳耀昌帶來不少的挑戰。他解釋，以漢人背景成長的自己，要揣摩小説中的漢人人物不難，但要揣摩原住民角色就不是那麽容易了，需要很多的踏查、文獻參考以及採訪部落耆老等田野調查。
因為原住民的歷史都靠口語傳承，沒有文字，存在不少誤差。而文獻紀錄也是從漢人甚至外國人的角度出發，查證的時候如何能夠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矛盾，困難度相當高。
台灣的原住民不論是在清代、日治時代或是台灣民主化前，都可以説是被利用的工具。陳耀昌特別找出了二戰時期日本在台總督府出資、松竹映畫與滿洲映畫拍攝，宣揚「理蕃政策成功」的皇民化宣傳電影《莎韻之鐘》作為例子。 電影描述泰雅族少女莎韻的日籍教師受徵召上戰場，在協助他搬運行李下山時，因颱風溪水暴漲而不幸落水失蹤。台灣總督府感念她的行為，頒贈一座刻有「愛國少女莎韻」的銅鐘來紀念她。陳耀昌說，雖然原住民頻頻被拿來作為宣傳重點，好像頗受重視，但實際上整部電影的演員都是日本人，根本就是從當政者的角度述説不實甚至虛構的故事。也間接證明了原住民們在為自己發聲這個方面，非常地弱勢。
即使是現在，也是有很多的文獻或者紀錄都是由漢人執筆寫下來的。就像台灣早年拍攝的原住民主題電影《吳鳳》，也是以犧牲自我、教化撫蕃為名，用漢人的思維角度將不合真相的内容拍攝成電影。陳耀昌說，所以他寫這些故事除了為原住民講話之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還原真相」。
(本文獲《醫學有故事》授權刊登，更多內容請看>>精采全文)
這篇文章對你有幫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