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媒體與醫療 搭一座時代的橋樑

投入醫療新聞採訪二十年，親身經歷媒體生態和醫療生態重大的轉折，兩者皆是映照時代生活形態與社會整體價值觀的鏡子。

早年，傳統媒體不輕易處理未經法院判決的醫療糾紛案，在我剛開始跑醫療新聞時，遇上北部某大醫院接連爆出生產事故的醫療糾紛，少見出現病家集體串連抗爭、立法委員也介入協調處理，但醫院態度十分強硬，幾家大報多以冷處理或不處理。

當年媒體為維持「權威」與「專業」，多以社會菁英與意見領袖發言為準。常有在醫療事件中受傷害的民眾，拿著厚厚的病歷影本前來報社陳情，這些民眾多為社會底層，無論行政調處、司法訴訟、甚至資訊取得與理解的能力，都很貧弱，媒體是他們認為「最不需要靠關係」的途徑，或許求的也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管道，但我們往往得狠心婉拒，當時的主管認為，媒體無法、也無權去裁決專業度極高的醫療行為。然而，法律，是否是媒體處理醫療事件唯一的守門線？「菜鳥記者」時期的我，心裡常因而掙扎。

幾年後，香港《蘋果日報》來台，打破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視角與訊息搜集的生態，大開「民眾投訴信箱」，確實繳出不少「揭弊」報導，為社會不公不義發聲，給不當的既得利益者與權利掌握者極大的壓力，在民眾的信賴度上快速取代傳統媒體。《蘋果》的成功，某方面反映社會對過往政、商、媒緊密集合的資訊披露的過程與結構不信任。

我也曾轉戰這個新興媒體，《蘋果》初期不受任何外力(包括廣告或政黨壓力)的新聞處理原則，確實更貼近民意與更具媒體應有的獨立性。當年最多的爆料即為醫療投訴，當然，過程需要一定的查證，但去除不合理的投訴，即便確為不盡完美的醫療行為，受傷害的一方便是「絕對的弱勢」嗎？記憶中，幾宗被投訴的事件主角、甚至也在司法判決中有疏失的醫師，是長年採訪熟識、關心病人的認真醫者，不完美的醫療過程或結果，涉及的因素極為複雜，有時非醫師個人或團隊可以負擔，整體醫療環璄的問題，如值班人力不足等，最後卻可能由較有「名氣」的醫師個人名譽承擔，數百、數千次的完美被一次的污名毀滅，「名氣」在此時又何嚐不是一種「弱勢」？

如今，科技更完全巔覆生活型態，對於媒體生態和醫病關係，產生更大的挑戰。醫療糾紛甚且不必透過媒體爆料，臉書和網路社群的「爆料公社」等，反過來成為媒體取材的來源，並且連最基本的查證都沒有時間，這些社群網站不僅是民眾投訴醫療人員、亦有醫療人員公布惡劣病人，醫病溝通的空間更被壓縮、醫病關係更形緊張，擴大社會各層級的不信任感，媒體甚至只能淪為「複製貼上」的抄寫員。

時代不同，生活、環境與價值觀丕變，這些不同不只是好或壞的差別，大家在意的事不一樣、生活慣性與意見陳述的手段也不同。社會民心在改變，專業的權威逐漸瓦解，不只病人對醫師的挑釁更多、醫師對病人防禦性的反制也愈多，醫病間的紛歧多在「溝通不夠完善」，網路時代太多未經沉澱的訊息，加深了對立、讓鴻溝更形擴大。

但醫療核心的價值並沒有改變。生命健康權是社會發展最根本、也是最無法推翻的目的，沒有任何行業與生命的關聯性比醫療工作更大，一個社會如何鼓勵好醫者、好醫療人員願意投入，受惠的是全體人民。但醫療是通過「病人」的生命提升與發展，醫師如何能把每一個病人慎重對待，當成醫療生涯最重要的老師？也是彼此互信的關鍵。

二十多年來的醫療新聞採訪工作，心中留存太多令人感動的故事。2017年年底，台灣小兒血液腫瘤專家梁德城大夫病逝，這位生前對待學生、甚至記者都有些嚴厲的老醫師，對門診中的孩子和家長，卻溫柔耐心得像天使，他不只把馬偕兒童白血病治療帶到全國頂尖、也追上世界一流。曾經有朋友的孩子，在同個領域另位「名醫」治療出現極為嚴重的藥物不適副作用，向醫師反映，只換來「這是正常狀況」的回應；後向梁大夫求助，梁大夫接手後只說「我們一起來想辦法看看」。朋友說：「常看到梁大夫查房完，在病房門口直抓頭。」她能理解醫師不是萬能、但能把病家的觀察和感受當成一回事，就讓他們好放心，十多年過去，她的孩子已治癒，但她始終把梁醫師放在心裡。

無論時代的轉折多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都建立在一顆心。如何在訊息光速飛行的網路時代，讓人心沉澱，專業者緊守份際、民眾亦能感受醫者的用心，身為神經內科醫師、長年關注醫學教育與醫療倫理的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賴其萬教授，創建「醫病平台」，堅持以老派的方式搭這座橋——以動人真誠的文章，拉住偏移的人心，許多文章甚且是他一封一封電郵請託人寫，從發起的方式到目的，都在尋找美好醫療關係的初心，讓彷彿已漸行漸遠的醫病關係拉近一些，也讓年輕醫者不輕退。

兩年多來，醫病平台的文章，在不同的媒體平台曝光，許多文章有極好的迴響，對於媒體也具有啟發，快時代裡的慢文章，有時給社會更大的省思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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