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自臉譜《我在一樓急診室的人生》，作者詹姆斯．馬斯卡利克】
流動有各種不同的種類。急診室的流動、醫院的流動，還有在人體血管中的流動。身為醫生，我們所受的訓練是要特別留意最後一種。流經我們體內的液體各有不同名稱，例如血液或脊髓液，那是無視於地球引力的變動海洋，會來回滲漏，之後排出。
人體每天都有兩公升的水流出，會透過呼出的霧氣離開，也會透過皮膚與尿液排出。天氣熱的時候會流失比較多，發燒時更多。腹瀉時，大量病菌在你的胃酸中存活下來，在你腸子內大啖食物，有毒的軍隊使你原本你緊密的連結鬆開，於是水分湧出。如果湧出的速度比你補充的速度還快，你就會乾涸，留下的鹽分會使你死亡。
體內的變化是不停歇的。每個零件都會更換，有些部分會故障，或被分解得更小，打造成新的東西。體內的一切必須動個不停，才能創造出新的。如果血管中沒有足夠的液體產生大而緩慢的搏動，把東西四處推，就會以快速的小搏動取代。這麼一來，我們會心跳加速：八十。九十。一百。一百四十。
那可不妙。
再嚴重一點，如果繼續排出水分，心臟就會乾得無法跳動，導致血壓往下掉，開始休克。這個過程開始失靈。這是最後能見到的跡象。
「我⋯⋯好⋯⋯冷。」
聽到這句話，外傷急救室的護理師與急診醫生就知道，有人距離忽然死亡僅有幾步之遙。
這感覺迫在眉睫，即使在記憶中我彷彿也碰觸得到。那種恐懼令人難忘，其他人必須親身感受，才能體會。正因如此，你不能透過電腦教學，或只是捐錢。在試算表上列出死於腹瀉的孩童或死於生產失血過多的產婦人數，並不會不寒而慄。你必須親上火線，與問題搏鬥，同時傾聽哀嚎，才會知道為什麼情況危急。否則就只是個遺憾，無法從中累積出任何長久的成就。
我曾在納米比亞與索馬利亞之間一條乾燥、狂風吹拂的道路上，經過坦克與大砲護衛隊。上百支部隊的士兵遮住眼，抵擋陽光與飛沙。在我後方，五十萬索馬利亞人住在帳篷中，再後方是他們拋下一切，剛穿越的模糊邊界。部隊並未在營區停下。
戰事越漸嚴重之後，邊界兩邊都有人到此地停留，多數人逃到世上最大的難民營—達達阿布。不久，產房的地上躺滿產婦，而餵哺中心滿是行走了幾個星期、口渴舌燥的孩童。途中幾乎沒有什麼水，數以千計的難民突然抵達難民營後，會發現水也多不到哪裡去，絕對不足以洗滌衣服或身體。
數以千計的人離家時，只帶了能帶的東西。為了規畫用水，就需要花時間掘井，或是用卡車載送每人少少十公升的水，供煮食、清潔、洗滌與飲用。十公升聽起來似乎充分，甚至奢侈，直到你發現每個加拿大人一天就使用了三百公升的水。這多出來的兩百九十公升用來把排泄物沖進下水道、灌溉啤酒花來釀啤酒，或是推入焦油層以獲取石油。不久的將來，人類就會為了剩餘的水交戰。衣索比亞築壩攔下了尼羅河水。埃及與蘇丹很焦慮。葉門首都已經乾涸，洛杉磯也是。中國絕大多數的井水都受到污染。這情況來得比我們想像得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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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水，成年人會在五天內死亡，孩子更快。有些家庭缺水太嚴重，因此一到這裡，地上有什麼水他們都喝。雖然用布過濾過，但水依然色深污穢，漂浮著細菌。
在烈日下，哺育中心外鋪著白色塑膠布的白色桌子上，躺著一排脫水的孩子。在一些病到無法吞嚥的孩子細瘦手臂上，護理師設法綁一圈橡膠手套，而幾秒後，負責讓液體流進心臟的塌陷血管，就會膨脹到能把針插入。我總是無法看到那扁扁的血管，找不到黑色皮膚下細如鉛筆筆芯的東西，但護理師鮮少錯過。每當孩子哭泣，母親們總是咯咯地安慰。
靜脈導管及通過導管中心的血與水，讓婦女能在大量失血的生產過程中生存下來，使液體能流到危及生命的乾燥中。以相同長度而言，直徑兩倍的導管能讓流量多十六倍。這是摩擦力的問題，管徑粗的導管有較多流速較快的內層。我的老師總是反覆問，如何治療假想中瀕死的病人？我重複答案的次數相當頻繁，使答案幾乎連成一個單字：「兩條大管徑點滴流速調快。」
我們把鹽水滴入這些孩童體內，有些會活下來，有些會死去。同時有一份研究出現，確認了我們從經驗中學到的事：若水流得太快，有些人反而會讓肺部淹水，喘氣而死。但很難分辨哪些人會發生這情況，哪些人又需要盡快輸液。
關於《我在一樓急診室的人生：現代醫學的邊境來信，一位人道救援醫師的自白與生命省思》
二十四篇時間跨度逾十年、交錯在衣索比亞與加拿大急診室的故事，
人道救援醫師以行醫札記，向急診室的悲歡、貧病、絕望與希望，深深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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