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資料照
上海一名17歲的中學男生，日前與母親發生口角後，當場在行車天橋上跳橋身亡。消息指，男學生當時疑似正向母親訴苦在學校與同學有糾紛，未料卻受責罵，以致一時情緒激動下做傻事。
上海17歲少年跳橋自殺，許多人為之震撼。有些人同情逝者，有人同情家人，都是人之常情。但還有人出來指責逝者，「怯懦」、「極其不負責任」，不想想親人受到多大打擊……
事實上，這種「指責自殺的人不負責任」的論調，相當不負責任。不僅污名化了自殺者，而且會造成更多（而非更少）的自殺。
指責「自殺不負責」，能阻止自殺嗎？
現在的研究共識是，自殺的原因非常複雜，背後作用的因素有很多——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周圍家庭、小環境、大社會、族群文化……
光在個人的層面上，風險因素就包括本人的基因易感性（家庭有近親自殺過）、精神疾病（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鬱症、躁鬱症、精神分裂等）、身體疾病（哮喘、癲癇、慢性疼痛等自殺風險特別高）、較為衝動、曾被欺凌、童年經歷逆境和創傷比如曾被虐待等等……
在所有的個人層面的自殺風險因素裡，沒有一條叫做「不負責任」。一個極其不負責任、不在意他人感受的人，會是自殺的高危群體嗎？他身邊的人自殺風險怕是更高吧。
想到了家人，但是並沒有用
再說「想想家人」。
什麼樣的人在自殺前會完全不想家人？大概是嚴重的精神疾病造成神智錯亂，要求這樣的人「想想家人」，顯然是沒用的——客觀情況限制，他們做不到。
除此以外，每個自殺者在自殺前，一定想到過家人。問題是，他們想起的家人，可能是冰冷，不愛他們，已經討厭他們，不需要他們，懶得聽他們說話，視他們為麻煩為負擔，甚至認為他們死了更好……這樣的家人。
研究顯示，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度」越低，自殺風險就越高。青少年的自殺傾向，與和父母間的依戀不良也有關。自殺身亡的青少年與父母交流更少，交流質量也更差。還有研究顯示，不需要身體虐待或者性虐待，光是「忽視」就足以預測青少年的高水平自殺率。
「想想家人」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在自殺者的想像裡，家人不會因為自己的離去而悲傷多久，反而可能暗暗鬆了口氣。沒有自己這個負累，再過一段時間，家人就可以擁有更好的人生。甚至在一些案例裡，「家人」不是把能把自己拉出泥沼的繩索，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家人」，可能就是那個叫自己去死的人。
指責自殺者，會造成更多的悲劇
自殺，與其說是「個人性格問題」，不如說是「公共衛生問題」。正因如此，世衛組織才特地出了預防自殺的專刊，提到了三個層面上的預防措施：
1.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預，要宣傳心理健康知識，讓更多人有機會接受心理醫療服務，讓人們更難接觸到自殺工具，最後，讓媒體報導自殺時更負責任，比如「不要清楚描述方法，不要提供自殺地點的詳細信息，不要使用未經剪輯的視頻錄像」……不要引發「自殺傳染」。
2.面向「脆弱的易感人群」的選擇性干預，比如多宣傳熱線電話等求助渠道，比如培訓專業人員識別高危人群。
3.面向「更特定脆弱人群」的針對性干預，比如對於已經嘗試自殺的個體，在醫療結束後要繼續進行隨訪，提供社區支持等等。
在所有推薦的預防自殺策略裡，沒有一條叫「指責批判自殺者」。
「指責批判自殺者」這種行為在學術上叫什麼呢？叫「社會支持低」——而社會支持低，正是導致自殺的一大原因。
不止如此，很多自殺者有精神疾病——自殺身亡者60%的患有抑鬱症，患有躁鬱症的青少年裡20%有自殺企圖，患有厭食症和貪食症等飲食失調症的女孩的自殺行為風險明顯增加……指責這些人「不負責任、不夠堅強」，就好像指責因病癱瘓的人「自私不顧家」一樣，不但不可能起到「激勵」的作用，而且把自殺和「道德低下」聯繫了起來，會引發羞恥感，妨礙有自殺念頭的人求助就醫，結果可能造就更多的悲劇。
自殺是悲劇，許多自殺是疾病所致。它不該被美化，但也不該被污名化。
青少年自殺，到底是為什麼？
《不同族群的年輕人裡的自殺行為》（Suicide Among Diverse Youth）這本書裡，講了一個叫J的男孩的故事。
J是個15歲的華裔男孩，他的父母是越南華人，家裡既說中文也說越南語。父母後來移民到美國加州，生了J和比J小兩歲的妹妹，兄妹倆感情不錯。J在學校所有科目的成績都很好，沒有精神病史，沒有酗酒吸毒，生長發育過程裡也沒啥明顯問題。唯一的問題是，父母覺得J最近太沉迷一款叫《部落衝突》的網路遊戲了，於是開始禁止他用手機和打遊戲。
有一天，從學校回來的路上，J和父親因為J的手機使用問題吵了起來。回到家裡，J又因為想用妹妹的平板電腦而和妹妹發生爭執。吵架後，J在憤怒中衝出了家門，在附近走了一圈，最後去了火車站，打算在下一班火車來時跳軌自殺。
青少年自殺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並不罕見。很多人覺得，青少年人生剛開始，青春健康前途無量，遇到的挫折也是些小事，怎麼會去尋死呢？
事實上，全球15~29歲的年輕人，死因排第二位的就是自殺。我國情況也類似，根據《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的數據，自殺在10歲之前還比較少，但在此後就風險迅速上升。10~25歲之間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裡，自殺可以排到前三，另外兩個分別是交通事故和溺死。
有自殺念頭的青少年，差不多7個人裡就有一個。他們沉默無聲，但就在你我身邊。
2007年有一篇文章調查了2416個從五年級到高二的上海中小學生，發現認真考慮過自殺的人佔15.23%，有自殺計劃的人佔5.84%，有過自殺行為的1.74%。2012年有一篇文章調查了杭州市的7335個初中生到大學生，其中有14.3%的人認真地考慮過自殺，6.9%的人已經定過自殺計劃，2.1%的人有過自殺行為，1%的人反覆嘗試過自殺。接受調查的都是還活著的人，但也可以據此估算死亡——自殺未遂和自殺身亡的比例，一般是在10:1左右。
接著講J的故事。
J沒死。
火車來了，但速度很慢，J擔心死不成還留下終身殘疾。猶豫再三，火車開走了，J在車站又呆了幾分鐘，然後回家了。在家裡，J和妹妹聊起了自己去火車站打算自殺的事，並要求妹妹絕不把這事告訴父母。妹妹非常不安，第二天，她在學校和自己的朋友談了這件事，繼而驚動了學校。學校緊急聯繫了J的父母，正式建議他們帶J去看醫生。
通過和J以及J父母對話，醫生發現了兩件事——
1.父母覺得自己和J的關係很正常。而J則把「和父母交談」列為會令他恐懼的事情之一，因為長久以來，父母不斷批評J懶惰、很少幫忙家事。
2.父母覺得J的問題在於沉迷遊戲，不在現實裡交朋友。他們認為，沒收手機後，J就會轉向與人交往了。而J則表示，自己並不是「沉迷遊戲」，只是覺得無聊或者感覺難受時才玩，另外，他害怕和父母交談，因此呆在自己房間裡打遊戲是一種躲避父母的辦法。他跟妹妹或者堂表親在一起玩時就不需要玩遊戲，因為和他們在一起時，他可以舒適地做自己，而不必擔心被評頭論足。至於交朋友，J說自己本來就內向，而且特別害怕被評判、被羞辱、被社交拒絕，他恐懼和人互動，恐懼在班級裡發言，因為那一刻他會成為全班人盯著看。他初中時曾有過很好的朋友，但後來朋友搬家了失去了聯絡。從此，J的朋友就剩下了13歲的妹妹，以及在網遊裡交到的網友。然而，父母開始注意到J花在遊戲裡時間越來越多，於是J和父母之間不斷爆發衝突。當父母沒收了J的手機，J和遊戲網友完全失去了聯絡，也失去了減壓的方式和空間。在又一次爭吵後，有了J的火車站嘗試自殺之行。
青少年自殺的第二個特點，導火索常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於是有人據此得出結論——「現在的青少年實在是心理脆弱，一點打擊都承受不了」。實際上，青少年自殺，往往是「最近的直接誘因」再加上「久遠的危險因素」——後者雖然發生在過去，卻還在影響青少年的心理。最近的直接誘因，可能是一個耳光，一句斥罵，一場爭吵，一個處分，一個拒絕，一次失戀，一個低分……總之，都是小事。而久遠的危險因素，也許是五歲時受到的虐待，近六年來的孤獨與無助，兩年前開始的校園欺凌……問題在於，假如當事人逝去，就很難再弄清「久遠因素」為何了。
作家劉亮程說，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我們只看見最後的那一記打擊，更多的傷痕被沉默地埋在了他們心中。
圖／shutterstock
孩子有自殺念頭，但很多父母並不知道
有項研究調查了自殺未遂後被送到急診室的青少年患者，發現85%沒告訴任何人自己有自殺念頭；90%的自殺嘗試，是父母不知道的；近70%從考慮自殺到開始行動，間隔不到30分鐘。這意味著許多青少年死去後，父母都是驚痛茫然的——怎會如此？我們親子關係很好啊？我事先一點都沒察覺……
J在嘗試自殺之前，已經情緒低落了六個月。他覺得孤單，抑鬱，絕望。慢慢地，他開始相信沒有人在乎他。
J的父母當然是愛他的，但論文裡這樣評價這對父母——
「他們能力有限，只會禁止J打遊戲，而無法提供活動來幫J與同齡人建立有意義的聯繫」。父母禁止J打遊戲是希望J去交友，但客觀上的效果，是讓J又失去了僅剩的一點同齡人社交聯繫。那棟小房子的支柱本就不多，父母提起斧子就又砍了一根——哪怕是「為你好」，結果也是增加了小房子倒塌的機率。
J的父母具體如何跟他對話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們和J交流的方式，不是讓J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而是讓J感覺被批評被否定。慢慢地，J開始恐懼與父母交流。
父母越嚴厲，孩子越容易內疚
有研究發現，華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負罪感策略」（guilt-inducing strategy），具體操作如：
「我們這麼努力工作來給你提供一切，你為什麼還不開心/成績不好？」
「我們這麼辛苦，你就這樣回報我們？」
「你什麼時候才能每天高高興興/成績變好，這樣我們才能開心起來。」
負罪感策略很好用，比起歐美青年，華裔青年更努力地想考出好成績取悅家長（但對考試的焦慮程度也更高）。
負罪感策略也有代價。當父母不斷告訴青少年要為父母的情緒負責（我不開心都是因為你），青少年就會越來越內疚。當青少年感覺自己怎麼做都達不到父母的期望，他們就會痛苦絕望。而且他們不願求助或者就醫，因為擔心這樣會給父母增加額外負擔，也擔心會給自己招來額外的責罵。
慢慢地，華裔青少年習慣了「報喜不報憂」，甚至就算去看心理醫生，這種習慣都會延續下來。有些歐美的心理醫生發現，亞裔青少年表達的「自己在好轉」更可能是謊言，他們只是習慣性地在說心理醫生想聽到的話，就像他們習慣性地說家長想聽到的話一樣。
在華裔家庭裡，父母越是採取嚴厲管教，青少年就越容易抑鬱。在親子衝突嚴重的家庭裡，青少年的自殺風險提高了30倍。還有研究顯示，感覺到「自己令家庭蒙羞」，會導致更多的自殺念頭。
如何挽留年輕的生命？
J為什麼能活下來？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因為火車恰好開得很慢，必然是因為，他有一個感情好、彼此信賴的妹妹。最後拉J一把的人，其實是妹妹。如果沒有妹妹這個傾訴出口，J的這次火車站之行將無人知曉。而他的下一次嘗試，也許就導向死亡。
而心理醫生的重點放在了兩個方向上。
一是讓J和父母一起進行家庭治療，父母需要調整自己的交流方式，才能讓J不那麼恐懼和他們交談。另外，父母也要意識到，在現在這個時代，網友也是一種有意義的友誼。
二是針對J的社交焦慮症去進行認知行為治療。J意識到，網遊確實幫他逃避痛苦，但也使他沒法接受社交挑戰因而難以成長。經過治療，J找到了這樣一個新朋友，既對同一款網遊感興趣，又能每周和J一起在戶外打籃球。J後來報告說，他的焦慮在改善。
青少年自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預防青少年自殺，也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最需要關注的，可能是那些有過自殺念頭或自殺經歷的青少年。他們不是在「要挾嚇唬人」。有個實驗曾追蹤了1018名自殺未遂者，在14年的隨訪研究中，6.7%死於自殺。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在醫院裡可以得到照顧，但出院後又掉入缺乏支持的境地。有辦法長期幫助這樣的青少年嗎？
社區可以如何支持青少年？
2019年《美國醫學會精神病學》上的一篇研究建議，組建一個「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組」（Youth-Nominated Support Team，YST）。
除了教育青少年，這個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圍的成年人。研究者鼓勵十幾歲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自己認識的、關心他們的成年人——可以是老師、其他親戚、或者善良的鄰居。研究者會去勸說這些成年人，告訴他們，只要做一個有愛心的支持的人即可，不用為孩子做出的任何選擇負責。然後，這些成年人會接受專門培訓，學習如何與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交談，青少年的具體心理問題是什麼，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殺警訊，如何確保他們堅持治療，如何主動去接觸、去交談、去幫助……在隨後的3個月裡，研究人員還會每週打電話給這些成年人，詢問進展並給予指導。
最終的目的，是在青少年周圍搭起一個長期存在的支持網絡，也讓青少年感覺到自己與他人有聯繫、被關心、被肯定、被理解。
11~14年後，採用普通干預的225個青少年裡，有13人死亡。而在有支持小組的223個青少年裡，只有2人死亡。
學校應該提供哪些幫助？
除了社區支持，學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預作用。一方面，學校可以反校園霸凌，開展生命教育課程，舉辦預防自殺講座，宣傳心理衛生知識，減少青少年的自殺念頭。另一方面，學校可以建立危機預警機制，重點關注那些學業困難、家庭困難或被霸凌的青少年，確保他們想求助時可以得到專業協助。
家庭該怎樣幫助孩子？
家庭是青少年成長的地方，是他們最初也是最後的避風港。家長應該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與子女交流的能力，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
傾聽青少年的聲音，即使你覺得他們的煩惱「不值一提」。對成年人來說無關痛癢的小事，對青少年來說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災難。青少年對社會壓力非常敏感。青少年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尚未發育成熟，容易衝動，過度敏感，在遇到事情時會應對錯誤，而讓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
家庭不和、學業壓力、交友受挫、經濟困難……這些負面事件每個青少年都會遇到，但有了家庭的支持，他們就不至於完全失去勇氣和信心。
同時，家長千萬不要覺得「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恥」，疾病並不可恥，要及時帶孩子尋求醫療幫助。
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誰會傷害自己，也不可能保護到每一個人。但所有的努力、培訓、學習和干預，只要能留住一條寶貴的生命，就是值得的。
從社會，到學校，再到家庭，有許多可以做的事。我們可以增強方方面面的「保護性因素」，而不是把改變的責任全壓在自殺者這個最弱的一環上。
自殺，不能解決難題；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請打1995 ( 要救救我 )
這篇文章對你有幫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