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卵子、先生，唯獨沒有健康的子宮，為什麼不能擁有自己的孩子？」倡議代理孕母27年的和信治癌中心藥劑部主任陳昭姿說，少子化已成國安問題，為何不能成全那些不能生，但願意養，且有能力養的夫妻、夫夫心願；在性平會反對下，代理孕母法案即將付諸流水，一切歸零，讓人痛心。
性平會反對 法案遭綠冷凍
陳昭姿在臉書貼文，「我的代孕法案再度被我長期支持的政黨糟蹋了，我沒有義務愛它，沒有義務忠於它，但我有權力監督它！」「感謝吳秉叡委員2020年5月協助完成代孕法一讀，但此案後來被多數黨民進黨冷凍，因性平會一堆老女人反對，二讀想必也難過關，所以根本未優先排入會期討論。」
「性平會成員中有著一群永遠杯葛我的女性。」陳昭姿說，這些人打著女性主義的旗幟，卻是異常保守，聽不到先天子宮異常、無法懷孕生育女性的卑微請求。令人難過的是，這一屆立委任職即將結束，這代表所有努力一場空，必須重新再來過。
陳昭姿指出，國民黨執政時，當時國健署署長邱淑媞積極推動代理孕母法案，沒想到自己人執政8年，反而遭打壓，明明這麼多人有這方面需求，政府卻永遠不正視。
「解鈴還須繫鈴人，民進黨要讓法案通過是舉手之勞的事。」邱淑媞說，代理孕母法案要在今年通過，「應該是沒辦法了」，當一名女性無法生育的原因，來自於沒有子宮，內心除長期受到「疾病的烙印」外，又擔心公婆沒有面子，讓需要代理孕母合法化的女性是「弱勢中的弱勢」。
現行「人工生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受術夫妻：指接受人工生殖之夫及妻，且妻能以其子宮孕育生產胎兒者。」因此，排除代孕的情況。邱淑媞說，若要開放代孕，刪除「且妻能以其子宮孕育生產胎兒者」等文字即可。
邱淑媞說，代理孕母就是人工生殖技術的一種方式，如今已開放捐卵，對於不孕女性來說，可以使用別人的卵子受孕，代理孕母則是藉由別人的子宮孕育自己的孩子，「這為何不行？」代理孕母在人工生殖技術上沒有問題，但當初受到少數支持民進黨的民間團體反對，因此，如果民進黨政府要讓法規通過，「它就會過了」，若是國民黨執政想要通過法案，還會受到民進黨反對。
逾八成支持 盼有相關配套
邱淑媞表示，國健署多次針對代理孕母一案舉辦全國性民調，超過八成受訪者支持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制度。例如，2010年民調指出，53.5%民眾贊成妻子子宮無法懷孕的不孕夫妻，可以找人代孕，這些贊成者中，高達95.6%贊成給予代理孕母因懷孕所需的費用或損失。
2013年民調更顯示，86％民眾贊成針對某些特殊情況，在有相關配套和管理的條件下，將代理孕母技術納入規範，提供給經過評估、有特殊需要的民眾；88.26％贊成委託者提供代孕者營養和健康風險補償。
醫界：代孕有條件開放 解少子困境
不過，目前人工生殖法的代理孕母部分，討論相當多元。王瑞生表示，醫界整體對於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其實樂見其成，反彈不大，不過婦女團體會擔心女性子宮被商品化。
試管嬰兒之父、台北婦產科診所生殖中心創辦人暨執行長曾啟瑞指出，代理孕母不是常態，是「不得已的選項」，例如先天沒有子宮、只有卵巢的女性，可以做試管，但一定要代理孕母，或是洗腎、高血壓、腎臟疾病等患者都不適合懷孕，可能會影響健康，並非不想要承受疼痛就找代理孕母。
因此他表示，只要擬定好配套措施，就可以避免讓代理孕母成為「有錢人專屬的服務」，人工生殖法應該跟得上時代腳步，制訂規範，就能保障捐精、捐卵者、代理孕母、求子者等權益。
「有生育意願的人，不應該剝奪他們成為人父、人母的權利。」台北婦產科診所生殖中心副院長王瑞生指出，有些人是因為先天無子宮，或因為疾病手術切除，或子宮內膜腔太薄，導致無法一直受孕，甚至同志伴侶，都需要代理孕母，我國想提升生育率，應適時放寬法規。
透過人工生殖順利產子兒子的媽媽A也表示，為了生小孩與丈夫做了十多次的試管都失敗，連醫師都找不到原因，除了年紀大不可改變的因素；也曾想過到國外找代理孕母，雖然後續有成功受孕，但當時陷在求子不得的愁雲慘霧中，壓力非常龐大，「不應該一開始就拒絕我們。」希望台灣可以在法規上做好配套措施，讓想要孩子的族群都能夠有所選擇。
專長生殖內分泌及不孕症治療的台大醫院婦產部主任陳思原表示，要做代孕，台灣專科醫師技術應無問題，但現行法規嚴格，醫師只能建議當事人至代孕合法的國家；部分醫師參與國際會議學術交流，如果認識國外專精代孕醫師，也會將相關資訊提供給求診民眾。
不孕治療權威教授李茂盛表示，代理孕母在台灣仍屬違法，但需求人數逐年增加，政府應重視，不要再讓相關草案延宕立法，如果這些想生且有能力生育的民眾一償夙願，相信也有助於改善少子化困境。
單身、同志邊緣化 赴美求子代價近6百萬元
陳昭姿爭取半輩子的代理孕母草案極可能胎死腹中，日前一名兩性權威專家建議她，如果想讓代理孕母法案上路，不再拖延下去，可能必須跟同志綁在一起，對象從生殖系統異常女性擴大至同志伴侶，或許執政黨基於選票考量，可能將其排入本會期優先法案。
王瑞生也說，現行人工生殖法將同性婚姻伴侶排除在外，如果夫夫們想養育下一代，就必須到國外找捐卵者、孕母，付出雙重費用；也有女同志伴侶來到診所希望凍卵，但台灣的人工生殖法規定一定要「夫妻」關係才能放入胚胎，導致他們只能將卵子送往國外，從國外找捐精者，才能放到自己的子宮內。對於人工生殖法修法，醫界樂見其成，希望政府能夠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理事鄒宗翰表示，台灣生育率已然低靡，應讓想要小孩、有經濟能力的族群，能夠合法擁有生育權，且台灣生殖技術不輸歐美，不少國外夫妻來台求子，但因人工生殖法不合時宜，島內單身及同志族群卻被排拒在外。例如，女性凍卵後，若要解凍使用，當事人須處於婚姻關係，建議單身女性也能使用自身凍卵，懷孕生子；同時，女同志族群也應該能夠使用人工生殖的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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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宗翰與伴侶經歷了三年半赴美國的求子歷程，他說，要找到代孕者前就得先花一年多的時間「互相面試」，要植入胚胎前，孕母得吃避孕藥避免排出自己的卵，同時補充賀爾蒙、雌激素讓子宮內膜增厚，讓胚胎順利著床，但經過四次嘗試，都沒能成功。
「每次的失敗都在提醒我們，真的要生這個小孩嗎？」鄒宗翰表示，目前與伴侶成功育出四個胚胎，第一次植入是最健康的胚胎，有成功率七成，但找不到原因的失敗，全部心力都抵押在上面，卻一直活在不確定當中，自己與伴侶內心都相當煎熬。
鄒宗翰說明，代孕在美國是「互相選擇」，部分代孕者可能不幫同志、單身者代孕，因此配對過程相當繁雜；從計畫生養小孩開始，與生殖中心簽約就花了三、四個月，配對到代孕者花費一年多，植入過程中又花了一年；目前規劃更換代孕者，即使最順利狀況下，恐怕也要花上四、五年才求得一子。
已透過代理孕母求得一位女兒的伊森，他從2019年就開始規劃，中間經歷疫情一度延宕，透過仲介公司媒合，但第一位代孕者因心理疾患，懷孕後嚴重失眠、嘔吐、情緒不穩，短短七天就流產。
後續在親友介紹下，找到另一位孕母。伊森表示，帶著代理孕母到泰國進行胚胎植入時，礙於當地法規，得要先與代理孕母具有婚姻關係，植入胚胎後回到台灣生產。
伊森的女兒順利出生後，還得先對代孕者「提起訴訟」，進行親子鑑定，證明女兒與代孕者之間99.9%「無親子關係」，後續跑法院流程，取得公文，再拿著公文到戶政事務所將名義上的媽媽除名，才能進行後續伴侶領養女兒的手續。
「我們不可能把花上百萬生小孩當作兒戲。」伊森表示，願意又有經濟能力希望生小孩的人都非常喜愛小朋友，為了生下孩子，與伴侶花了三、四年生，不像是異性戀會有不小心懷孕的狀況，都是歷經很多千辛萬苦才生下來的。
男同志求子的費用相當高昂，鄒宗翰表示，為了取得胚胎已經花費100萬，植入胚胎前給代孕者的醫藥費、營養費每次就要20萬，已進行四次；若下次順利成功懷孕，加上後續代孕者的保險、生活費、營養品費用、醫療費用，總計400至500萬跑不掉；有另一對男同志伴侶，找代孕者懷孕後又流產，前前後後花費高達700萬，都得把房子拿出來抵押貸款。
「同志族群在求子的過程中得面對很多汙名。」鄒宗翰表示，自己快要40歲，伴侶則40多歲了，大多數人都已經在規劃退休，但我們仍關注在小孩上，真的很想陪伴一個生命成長；同志也是社會的一部份，也相當願意為國家奉獻，由衷希望國家能夠讓想要小孩的同志，擁有基本人權，在這塊深愛的土地上，平等的生養小孩。
事實上，民進黨一名高層人士的美國金孫，就是花錢請代理孕母幫忙，才順利出世；該名高層的大兒子畢業於名校，考上會計師，表現優異，在與另一名東方男性結婚後，計畫代孕事宜；現已撫養一名兩三歲的小男生，規畫再做一次，希望再生一個男寶寶，因為兩個大男人自認無法妥善照顧女嬰。
目前除了到美國、加拿大等代理孕母合法化的國家，也有許多到泰國、烏克蘭等地求子的同志伴侶。鄒宗翰指出，目前有很多仲介公司在協助媒合，但沒有法律保障，當出現糾紛時根本無法提告；但需求一直存在，只要台灣代孕者沒有合法化前，就會持續走向地下化，也定會叢生非常多亂象與問題。
礙於台灣人工生殖法的延宕，遲遲無法進入會期討論，下個會期中可能也無法排入議程。王瑞生說，國外已有國家開放「單親人工生殖」、「未婚懷孕」等選項，全球生育率低，頂客族不想生小孩，要提升生育率「法規要開放一點」，讓不想結婚但想要生小孩的單親者自己生小孩，不用認領。
社會已有代孕共識 僅差法案臨門一腳
曾啟瑞指出，代理孕母的需求不大，但是無法生育者的「基本人權」，應該納入尋求人工生殖法的保障範圍內，「給他們一條生路」，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已有相關規範，台灣其實只差臨門一腳。
邱淑媞指出，代理孕母制度在其他國家均已成熟，美國或正在發生戰爭的烏克蘭都有制度，連保守的英國也上路多年，並在經驗、科學數據、代理孕母孩子的權益及福祉都有相關配套措施，「台灣憑什麼不能做，沒有道理。」
（責任編輯：周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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