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警察殉職案讓我國精神醫療照護網被重新檢視，強制治療法源問題再度被討論。我國精神衛生法2007年修訂，顧及人權拉高強制治療門檻，卻同時遭批審查機制法源不明，使臨床醫師怯於提出申請，目前年度強制治療人數已降至修法前的五分之一。有精神醫學界人士表示應重新修訂法令，才能讓需要者即時接受適當治療。
思覺失調症患者阿強（化名）酗酒，酒瘋與被害妄想症狀同時發作時，會拿起刀械揚言傷人。阿正老師（化名）一度在化學實驗室點燃酒精釀災，經評估疑似有思覺失調症、但沒有病識感而不曾就醫。醫師認為他們需要強制治療，但有審查委員考量人權，認為「酒醒後應改善」、「過去不曾就醫，就不該約束他的人身自由」等，最終兩案均遭否決。
上述審查機制源於我國2007年修訂的精神衛生法，臨床上兩名專科醫師判定個案需強制治療，填具申請文件送至衛福部相關審查會，且須經多數決同意。
不過，台灣精神醫學會副秘書長、草屯療養院院長藍祚鴻表示，該審查會並非法庭，其決定常受質疑，且有違我國簽署的人權兩公約之虞的見解；經審查同意的個案若依提審法提出抗告，法院判決可能立即使審查會結論失效。不少醫師考量法源模糊，或者認為手上案件送審難過關，因此降低送件意願。
台灣精神醫學會統計，2005年我國強制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有3565人，新法實施至今持續走低，2019年僅剩683人；在強制社區治療方面，過去十年來年均件數僅約50件。
而根據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整理資料，以澳洲維多利亞省為例，其人口約台灣的四分之一，但一年強制住院為2502件，強制社區治療為3423件。
長庚醫院復健及社區精神科主任張家銘表示，在澳洲維多利亞省，28天以下的強制治療審查者為指定精神科醫師，28天以上的審查者則為精神健康法庭，法庭參與者為三人、低於台灣的七人，不過比起台灣審查會多以視訊電話與醫療機構對話，澳洲法庭則直接到院面對面評估，其審查機制更具彈性。
藍祚鴻表示，我國針對強制治療審查未過的嚴重病人個案，依法會由地方衞生主管機關立案列管，可採包括關懷、協助就醫等非強制性作為，不過各縣市衛生局作法與強度不一。我國應修訂精神衛生法，取消疊床架屋的審查會設計，改將臨床醫師判定需強制治療的案件直接送交法院審理，以簡化程序且使法源明確化，讓嚴重個案即時接受適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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