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摘自商周出版《世紀之疫》，策劃／主編楊惠君】
新加坡自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現第一起新冠肺炎確診案例後，在沒有封鎖邊境、持續各類經濟活動的狀態下，維持了兩個多月的低確診案例狀態，即便有發生群聚感染，人數最多就是近五十人；直到當地稱為「客工」的外籍移工宿舍，一處接著一處爆發群聚感染事件，到了五月初累積確診案例已從數百飆到破萬，也把新加坡從防疫優等生的寶座拉了下來。
防疫如作戰，新加坡在「移工」這一役上，也許早就埋下了失守的種子。
移工宿舍爆發群聚，疫情一夕高漲
三月三十日開始，先是東北邊的榜鵝S11宿舍出現了四起確診個案，然後是西南邊的西雅卓源宿舍也有四個案例，接下來一週裡，每天都有來自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到第七天，新加坡政府眼見苗頭不對，四月五日隨即宣布，分別住著一萬三千人的榜鵝S11，與六千八百人的西雅卓源宿舍成為隔離區―所有住戶隔離十四天，不可出門上班，棟與棟之間住戶不能互相往來，而且不同間、不同樓層的也不可有社交接觸。
接著在四月七日，新加坡政府就宣布了實施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四週，關閉非必要的服務場所，各級學校在家上課，減少非必要外出，出門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
就在四月初宣布這一連串措施後，四月九日，新加坡的單日確診案例創下兩百八十七例新高，自此曲線一路攀爬，四月二十日甚至出現一千四百二十六例確診，截至五月初的將近一萬六千多例中，高達八成五是住在宿舍裡的移工們。
居民淡定：移工被隔離，我們很安全？
雖然政府如此緊張，但是新加坡當地人對於高漲的疫情緊不緊張呢？
住在新加坡兀蘭的永久居民Gary 說，宣布阻斷措施那天他跑去宜家家居(IKEA)幫小孩買桌椅、準備在家線上上課。他看到宜家家居和玩具反斗城店外，人們有秩序地排著長長的隊伍要買桌椅和玩具，以預備接下來一個月和孩子長期待在家中。
四月二十一日，政府宣布阻斷措施再延長四週至六月一日。這時，奶茶店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接下來一個月喝不到奶茶這件事遠比感染可能性來得重要。Gary 道出多數新加坡人的心理：「沒有恐慌啦，那些外勞都被隔離在外勞宿舍裡，不怕，社區傳染有受到控制。封城後，路上都看不到外勞，所以很安全。」
新加坡政府在疫情發展初期，就已將移工隔離在他們的宿舍中；不過為了持續維持新加坡經濟，允許他們外出工作，但採取無座位平台貨車統一接送的方式，完全隔絕他們與新加坡當地人群接觸的機會。
這樣的隔離措施確保移工隔絕於社會大眾之外，但又有效讓經濟持續活絡，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務實的管理思維。這就是新加坡人民依然對政府保有信心的原因，因為感染群並不和大眾生活在同一時空―只要移工不被允許出現在街道上，新加坡還是安全的。新加坡人David 說：「疫情主要是外籍移工引起的，只要把感染群都放在一起，不讓他們出門，相信政府還是有能力控制。」
這反映了新加坡社會由上到下，對於人口管理和空間規劃的嚴格、有序、理性、務實與工具性思維；其中的嚴格，體現在人民遵守、政府執行上。旅居新加坡八年的前大馬媒體人吳惠恩就點出：「新加坡人在控制疫情政策上，是無比信任和遵循政府的限定，如初期無需戴口罩、阻斷期間硬性規定戴口罩，人們都是循規蹈矩的，這些加諸的限制，沒有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依賴。」
回過頭來看，新加坡政府初期為了不讓經濟蒙受巨大損失，讓移工繼續為該國的營建業打拚，也未宣布類封城的措施，即便有十幾起群聚感染，卻能將疫情控制在千例之下，那麼之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失守？
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二十人擠一間房
先從移工宿舍的環境說起。從開始實施阻斷措施後，三十歲的大馬籍移工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形容：「移工現在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宿舍─醫院─隔離區，他們已經不能外出工作，若確診， 只有醫院和隔離區兩個選擇。我感覺移工就好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許通美則是早在他的臉書上直批，新加坡對待外籍移工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這些宿舍就像定時炸彈一般。」
許通美這樣生氣不是沒道理的，這些移工居住的環境，並非像是新加坡政府二○一五年制定的《外籍雇員宿舍法》所規定的百分之百美好。法律規定每個移工都必須擁有十六平方公尺、約四•八坪的個人空間，但一些移工宿舍卻並非如此。
新加坡NGO情義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HOME)個案經理陳宇翰受訪時表示，有的宿舍是二十個人擠在一間房裡，沒有床、只有木板，沒有私人儲物櫃，造成移工行李只能放在床上，幾乎沒有私人空間。此外，廁所、食堂、廚房等公共空間都屬於共用設備。
負責管理三層樓小型宿舍的負責人黃先生則提到，他負責的宿舍住了兩百人，環境和大學宿舍差不多，只是一間房同時會有十到二十人居住。其中，九坪的房間住十個人，二十一坪到三十坪的住二十人。
而新加坡人居住的政府組屋區以及一般大學宿舍，擁有的個人空間較多，不只床位，還備有書桌、衣櫃、儲物櫃等。就算在外租房，一間房只有一到二人，擁擠程度不如移工宿舍。
執法不力，放任雇主剝削
陳宇翰認為，「NGO已經針對如此大型勞工營提出抗議，幾萬人擠在一個地方，不具人性化的空間設計，任何傳染病都輕易在這樣的空間流傳，就算沒有新冠病毒，其他傳染病還是有機會大爆發，對移工健康造成影響。」
「需要問責的是，為什麼政府會允許如此有問題的宿舍規劃建設起來？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這樣的營運方式？如此採用龐大勞工營安置大量移工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人道？是否道德？不論組織如何呼籲政府關注移工居住情況，都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根據新加坡外籍勞工法令，人力部要求雇主承擔移工保險(醫藥及工傷)、生活費(住宿和飯食)、人頭稅、身體檢查費用、申請費等，如果雇主要求移工承擔是違法的。
「但是，要證明雇主違法卻很難，雇主能在工資單上動手腳、扣工資，甚至我經手的案例中有九○％工人根本沒有拿到工資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當局也沒辦法執法，」陳宇翰描述移工舉證困難的情況。
他說，即使法令規定雇主必須發出工資單，但很少見到人力部嚴格執法，使法律變得可有可無。「外籍勞工法令是保護工人，但卻變相賦予雇主絕對權力，掌握對付工人的去留大權，移工被迫接受各種不平等合約及剝削條件，也不可隨意換工作，否則雇主終止工作准證，則一切將前功盡棄。」
另一名當地學者卓君美(Stephanie Chok)在臉書貼文質問，截止二○一九年六月，新加坡有九十八萬一千人為工作准證持有者，十九萬七千八百人為S准證持有者，「政府每年賺取多少外籍員工人頭稅？又有多少被用來促進移工的住宿與工作環境？為什麼有這筆錢還需要團體籌款來幫助移工？」
歐新社
政府帶頭暗示，移工是「你們」不是「我們」
病毒感染人類，只要環境與生理條件適合，基本上是一視同仁。新加坡當地社會對外籍移工的不理解與排斥心態，早就鋪陳了新加坡確診案例一舉破萬的基礎環境。
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在談到新加坡人的心態時指出，部分新加坡人向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對外籍人士缺乏同理心。「我們委任一個中國工人去屋主家鋪地磚，工作期間工人不幸被地磚割傷手腕流血，隱約可看見骨頭。可是屋主一點都不關心工人的傷勢，他們在意的是他們家的地板哪裡被血沾到，有沒有病毒，要趕快清潔消毒，想要我們快點把工人帶走。」
陳宇翰說：「很少新加坡人會關心這些移工生活過得好嗎？快樂嗎？舒服嗎？這顯示新加坡人對移工的態度有問題，這也因此反映在政府政策上。新加坡政府治理方式像管理一家商業機構， 而不像是國家。制定政策的傾向以獲得多少利益為主，只要有利於機構的政策，政府就會嚴格執行，忽略從人性化的角度去同理移工的處境。」
也許新加坡政府追求效率的經營方式，忽略了幽微的人性層面。舉例來說，總理李顯龍在四月十日的電視談話中更呈現出「新加坡是好雇主，讓外籍移工們可以把賺到的錢寄回家」的「資方對勞方」態度，而不認為這些為新加坡基礎建設打拚的移工們，也是新加坡社會中值得被同理心對待的一員。他在宣布第二次阻斷措施時也強調，疫情大爆發多集中在移工宿舍，但社區感染未擴大，再加上新加坡政府自四月十六日開始，每日疫情報告會將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與其他本土案例分開，無形中更坐實了新加坡社會對移工的「你們」概念。
排斥化為歧視，新加坡付出慘痛代價
吳惠恩認為，新加坡政府刻意劃分移工感染和社區感染，會造成更多社會歧視，歧視多為語言暴力，普見於社交媒體。他歸納，社交媒體上普遍的批評包括：他們來自落後國家，公共衛生意識低落，個人衛生習慣差，造成病疫快速在宿舍群爆發；比起母國，新加坡給這些移工充裕生活條件和照顧，他們應該感恩，不是要求更多；患病人數倍增，使政府不得已落實阻斷措施，影響經濟；移工病例增加，給醫療體系造成壓力︙︙等。
他坦言，「歧視從語言暴力延伸，到身體力行是環環相扣，疫情過去，生活回歸正常，移工或更難融入新加坡社會。」
截至二○一九年底，新加坡境內總共有將近百萬的外籍移工，不僅包括營建業移工，還有家庭移工。四月下旬，社交軟體WhatsApp 上，一度流傳著「十七名確診的家庭移工是被營建業移工所傳染」的錯誤訊息，但事實上這些家庭移工大多都是被雇主所感染。
新加坡整體人口五百七十萬人，包含家庭與營建業移工，這些算是外籍工作者中最低階、從事勞力技術型的工作者們，大概占了一八％，而這次住在宿舍裡的營建業移工們大概僅是五％人口， 卻是新加坡社會持續運作、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試想：這些人不在，誰來駕駛新加坡當地的巴士？誰來蓋出一棟又一棟的摩天大樓？移工不能融入當地、為整體社會所接受的代價，新加坡在二○一二年的百名中國籍巴士司機罷工抗議、二○一三年的小印度暴動已經見證過。
這一次，新加坡為其隱身於全體社會裡的「你們、我們」心態，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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