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照護／照顧年邁父母一定是女兒的責任嗎？

蔡碧倩（化名）是位獨身女性，在外商工作近十年，能力受上司賞識，時常外派到其他國家考察，或代表台灣分公司到亞洲區總公司開會。對她而言，工作不僅為了謀生，更是肯定自我的最重要方式，這種生活卻遭到了嚴重的挑戰，來自家裡的挑戰。

蔡媽媽失智了一段時間了，最近狀況越來越嚴重，原本勉強靠蔡爸爸照料，但鄉下地方門戶一向不嚴，蔡媽媽已經不止一次獨自外出，被鄰居帶了回來。蔡爸爸要打理家務，很難時時顧著她，加上體力漸衰，自己也有不少小毛病，這問題在今年過年，兄弟姊妹四個回中部老家時吵開了。

碧倩是么女，上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只有她未婚。

大哥首先發難：「媽媽現在這樣，實在需要找個人來照顧了，不然連爸爸也撐不下去了。」

大姊說：「那就找個外傭來照顧媽媽，錢大家攤。」

二哥馬上反對：「外傭問題很多，有的語言不太靈光，還聽過會偷竊的，我們四個都在台北，根本沒辦法看到家裡狀況，何況，萬一她做到一半逃跑，不是更麻煩？」

碧倩在旁默默不語，她隱隱猜到結論了。

果不出其然，大姊說：「我也知道最好由我們自己來照顧爸媽，但四人都有工作，家小也全都在台北，總不能輪流回來吧？」

大哥馬上擺出長子的架勢：「碧倩呀，只有她單身沒家小，爸爸也最疼她，她回來照顧爸媽最合適。」

碧倩終於不得不面對，這衝著她而來的結論。她抗議的聲調，低得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也有工作呀。」

二哥一臉不耐地說：「妳又不結婚，賺這麼多給誰用？如果要錢，我們三個把顧人的錢都給你，也算給妳補償了。」

碧倩終於忍不住了，她提高音量說：「照顧爸媽只是我的事嗎？你們出些錢就解決了，我卻得犧牲我喜愛的工作，配合你們的狀況？難道沒結婚是罪過？」

大姊無奈地說：「那不然，你說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家庭面臨有人需要照顧時，幾乎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家庭照顧工作一向被視為「愛的勞動」（Labor of Love），而女性，則常常被認定是最適合的照顧者，這種以性別為基礎的勞務分工，造成照顧工作女性化的普遍現象：年輕時照顧小孩；中年時照顧公婆；老年時照顧配偶，甚至被視為照顧孫子女的最佳解決方案，許多女性終其一生，都擔負著這種無酬的家庭照顧工作。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由長照十年計畫三年全國長照個案資料中，主要家庭照顧者之性別分佈以女性的60.46%多於男性的39.54%；至於照顧者與個案關係，主要由兒女照顧佔49.32%為最多，配偶佔34.84%次之；老年照顧者（如祖父母、父母、岳父母、公婆）約佔4%。

照顧工作女性化的結果，讓許多女性付出相當的代價，如經濟的依賴、老年的貧窮及社會孤立等等，例如：女性為了在家專心照顧家人，辭去工作，而臺灣老年人口的平均年齡，女性又比男性高，導致女性老年時喪偶，失去了經濟來源，也面臨老年貧窮的問題。加上長期照顧家人，與外界失去聯繫，而落入社會孤立的窘境，讓老年女性更維艱辛。

以「愛的勞動」來描繪照顧工作，隱含著：「愛」可以克服並解決照顧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與挑戰，照顧者自身的需求不僅常被漠視，還會招致倫理或道德的罵名。此外，華人社會「以孝為尊」，照顧往往被責任化，甚至「私化」成一種「無酬性」的工作。責任成了壓力，壓垮了許多照顧者，據統計，長期家庭照顧者有87%罹患慢性精神衰弱、65%有憂鬱傾向、20%確診罹患憂鬱症，另外，家庭照顧者死亡率，比非家庭照顧者更高出60%。

由此來看，社會共同的責任應該是，設立更好、更合適的照顧方式，而不是把「性別」當作承擔家庭照顧的理由，不管是政策上的協助，或是利用民間照護服務，都有機會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以碧倩的例子來說，她的工作狀況與經濟能力，大可把父母接來台北，白天請專業的照護人員照顧他們，晚上一樣可以隨侍雙親，既能保有職涯生活，也顧及家人照顧。當「流沙中年」成為一種社會問題之後，「辭職照顧家人是最後手段」是目前政府、學界逐漸形成的一種共識，不管以社區型的照護模式，或是在居家尋求照護人員協助，不但能提升照顧家人的品質，也解除傳統觀念對女性帶來的「枷鎖」。

家庭照顧者 長照 失智 優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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