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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9 養生.保健食品瘋
褪黑激素抗骨質疏鬆症？教授告訴你正規醫療機構建怎麼說
一個多月前，我和三位大學同學，以及我們的老婆，一同在美國東岸旅遊。遠從台灣來的同學老婆問我對於用褪黑激素來預防（甚至逆轉）骨質疏鬆的看法。在談話的過程中我可以感覺到她是已經相當相信，而且似乎有意要買一些回去送給親友。（註：褪黑激素在英國、歐盟 、澳洲、及台灣都是處方藥，攜帶入境可能觸法，請看食藥署1、食藥署2）她在我們這個旅遊群組的LINE寄來兩則資訊。一則是Mount Sinai發表的Osteoporosis：由於褪黑激素水平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因此褪黑激素可能跟骨質疏鬆症的發生有關。需要更多的研究。另一則資訊是2024-6-8發布的影片，標題是：【增骨密】這招 強健骨質又好眠【feat.醫師 江守山 ｜健康主播鄭凱云】。影片下面的留言幾乎是清一色地感謝江醫師，但有一個留言是：我有一次吃了褪黑激素，整晚睡不著，結果第二天開車，開了半小時以後困得不行了，不得不找個地方停下來睡覺，所以我再也不會吃這玩意了。我上網搜查關於褪黑激素抗骨質疏鬆的中文資訊，搜到的全都是這位江醫師在各個媒體的宣傳。原來，他是在2023-11-27發表了一本褪黑激素的書。內容簡介是：（1）近代科學界一項最驚人的發現：褪黑激素，（2）科學實證，身體有足夠的褪黑激素可抗糖尿病腎病變、肥胖腎病變、預防膽囊老化、預防椎間盤變扁引起的老化變矮、降低尿酸……。事實上我在六年前（2018）就發表褪黑激素奇蹟療法，批評一本當年在台灣發行（英文原著發表於1996年），鼓勵大家吃褪黑激素的書。我指出：1.褪黑激素被聲稱是連伊波拉病毒都能治療。2.其他褪黑激素治療的對象還包括高血壓，癌，阿茲海默，記憶衰退，帕金森，毒癮，心血管疾病，寄生蟲，糖尿病，精神病，眼疾，口腔炎，胰臟炎，牙周病，肝病，細菌感染，中風，肥胖，頭痛，等等等。3.可是，縱然是目前最確定的「失眠治療」，也不是人人都有效。還有，眾所皆知的「時差調整」，也一樣是因人而異。4.所謂的「褪黑激素奇蹟療法」，的確是奇蹟。尤其是所謂的「增進性能力」，想想看，吃了褪黑激素之後，是不是會昏昏欲睡，而當你昏昏欲睡時，還會想嘿咻嘿咻嗎？5.也就是說，褪黑激素似乎是什麼病都能治，但似乎又是什麼病都不能治。一切都是似有若無，捉摸不定。6.至於「沒什麼副作用」，當然也是誇大。目前已經確定的副作用有頭暈、噁心、嘔吐、嗜睡、焦慮、等等。另外，褪黑激素也會影響其他藥物的作用，例如抗凝藥（阿司匹林）、免疫抑製劑、糖尿病藥、避孕藥，等等。7.我們平常吃的食物，幾乎都含有褪黑激素。尤其是穀類（玉米，紫米），含量更是高（請看Dietary Sources and Bioactivities of Melatonin）。但是，雖然是天天吃，您卻根本就不知道，也沒有任何感覺，不是嗎？所以，這又是「什麼功能都有，卻什麼功效都沒有」。我在兩年前（2022）又發表褪黑激素的濫用，報導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剛發表一篇醫療新聞Climbing Melatonin Use for Insomnia Raises Safety Concerns（為治療失眠而持續上升的褪黑激素使用引發安全擔憂）。重點如下：1.褪黑激素的銷售在短短三年裡增長一倍多，從 2017 年的 3.39 億美元，到 2020 年的 8.21 億美元。 可以預期的是，褪黑激素的銷售將持續增長，原因是人口老化而面臨的更大睡眠問題風險，以及越來越忙碌的生活方式可能導致焦慮和睡眠障礙。2.褪黑激素補充劑的褪黑激素含量比標籤所顯示的含量高出將近五倍，並且在不同批次之間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 在測試的 31 種產品中有 8 種含有血清素，這是一種褪黑激素分解的產物，具有潛在的健康風險。3.我們大腦松果體所釋放的褪黑激素是以picogram（皮克）來衡量的（1皮克等於一百萬分之一毫克），而用於治療晝夜節律紊亂的劑量（約半毫克），也是遠低於許多市售產品的劑量（幾乎都是10毫克）。4.褪黑激素補充劑通常是安全，但並非完全沒有風險。 不良反應包括頭痛、疲勞、頭暈、嘔吐、以及白天嗜睡。 小型研究還記錄了潛在的更嚴重後果，包括同時服用褪黑激素和抗高血壓藥物的患者的葡萄糖耐量降低以及血壓和心率增加。5.我們對褪黑激素的長期安全性知之甚少。（版主加註：您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在許多國家，包括台灣，褪黑激素是處方藥？）儘管的確是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但目前並沒有任何正規的醫療機構建議用褪黑激素來預防或治療骨質疏鬆症。連國際骨質疏鬆症基金會以及國家骨質疏鬆症指引小組都沒有這樣的建議。台灣的骨質疏鬆協會在2002年首次發表《骨質疏鬆症預防和治療臨床指引》，之後每兩年發表一次更新。在最新的2022年更新論文裡，melatonin這個字是連一次都沒出現過。不管褪黑激素是否真的能抗骨鬆，可以肯定的是，把它說成「奇蹟」或「最驚人的發現」，都是違背醫德的行銷技倆。延伸閱讀：防止骨質疏鬆最有效的方法原文：褪黑激素抗骨質疏鬆？責任編輯：辜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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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9 醫療.感染科
人畜共通傳染病為何愈來愈多？哪些疾病屬此傳染病？5大QA一次看
從COVID-19、猴痘、伊波拉病毒、禽流感到愛滋病毒，近年由動物傳染給人類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幾乎呈倍數增長，引發人們對新興流行病的擔憂。法新社彙整5大常見QA，究竟什麼是人畜共通傳染病、有哪些類型、可能涉及哪些動物一次看懂。● 什麼是人畜共通傳染病？「人畜共通傳染病」是一種由脊椎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疾病或感染症，也可能由人類傳染給脊椎動物，細菌、病毒或寄生蟲都是可能的病原體。這些疾病可能在動物接觸人的時候直接傳染，也可能間接透過食物或像是昆蟲、蜘蛛、蟎蟲等病媒來傳播，有些疾病最終會演變成人類獨有的疾病，好比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指出，人類傳染病當中有60%屬於人畜共通疾病。● 哪些疾病屬人畜共通傳染病？「人畜共通傳染病」是個統稱，其中包括許多疾病。有些會影響消化系統，譬如沙門氏菌感染症；有些會影響呼吸道系統，像是禽流感、豬流感以及COVID-19，另像狂犬病則會影響神經系統。● 哪些動物是疾病的潛在宿主？在許多會影響人類的病毒當中，蝙蝠都是主要宿主。有些早在多年前就被人類發現，像是狂犬病病毒，但也有許多是在近幾十年間才出現，例如伊波拉病毒（Ebola）、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導致COVID-19的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以及1998年曾現蹤亞洲的立百病毒感染症（Nipah）。獾、雪貂、水貂和鼬通常與病毒性的人畜共通傳染病有關，而其他哺乳動物，如牛、豬、狗、狐狸、駱駝及囓齒類動物等，也常扮演中間宿主的角色。● 人畜共通傳染病出現頻率為何愈來愈高？人畜共通傳染病現蹤已經數千年，卻在過去20到30年內成倍地增加，國際旅行增加使得疾病傳播更加快速。另像是人類破壞生態系統、產業化養殖增加動物間病原體傳播、野生動物交易使人類更易接觸到動物攜帶的微生物，以及森林砍伐使野生動物更易接觸到家養動物和人類等，都是人畜共通傳染病增加的重要原因。● 未來是否可能出現另一次大流行？頂尖國際科學雜誌「自然」（Nature）2022年曾發表一項研究警告，氣候變遷將促使許多動物逃離原有生態系統，尋找更宜居的地方。在更多的接觸之下，各物種間傳播病毒的機會大增，促使可能傳人的新疾病出現。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專家小組（UN Biodiversity ExpertGroup）2020年10月警告：「如果沒有預防策略，流行病將更頻繁出現、傳染得更快、殺死更多人，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破壞性。」根據2018年發表在「科學」（Science）期刊上的估計，哺乳動物及鳥類體內有170萬種未知病毒，其中54萬至85萬種具備傳染給人類的能力。延伸閱讀：．懶人包／猴痘疫苗開放預約施打！全台詳細施打時間及預約流程．人畜共通傳染病 變得更常見！新冠、猴痘之外 疫情恐還沒完．出國如何保護自我？醫師點出出國的14個注意事項責任編輯：陳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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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6 醫療.風溼過敏免疫
為什麼身體會出現過敏反應？其實跟免疫系統太過激進有關
你一生之中最喜歡的食物是螃蟹，是這些在海底爬行、看起來很滑稽的巨型蜘蛛，具有奇怪的口感而且非常美味。在注意飲食和節食一段時間的幾個月後，今天是你和朋友一起放縱的夜晚。有酒，還有很多的螃蟹。但是在咬了第一口螃蟹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身體開始感覺有點怪，有一點不舒服。你覺得很熱並開始出汗，耳朵、臉和手感覺有點怪。突然間你發現呼吸變得困難，讓你有點驚慌失措。起身後，你不得不立即坐下，因為你覺得頭暈目眩。這時候朋友問你是否還好。接著，你在一輛急速前往醫院的救護車中醒來，手臂上有一根針將化學物質一滴滴地注入你的身體，平息了幾乎殺死你的過敏反應。你突然意識到—再也不能吃螃蟹了。過敏代表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正如在本書中多次看到的，免疫系統接受的是非常嚴謹的控制。如果它反應得不夠強烈，即便是很小的感染都可能快速演變成致命的疾病，並且殺死你。但如果反應很劇烈，那麼就會造成比任何感染都更大的傷害—與任何病原體相比，免疫系統可以讓你的生存面臨更大的危險。想想伊波拉，即使是這種非常噁心可怕的疾病，也需要六天左右才能殺死你。免疫系統卻有能力在大約十五分鐘之內殺死你。患有過敏症（allergies）的人都體驗過防禦網絡黑暗面的經歷。當免疫系統失去自我鎮靜的能力時，會變得致命。每天有數千人死於過敏性休克（anaphylactic shock）。免疫系統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過敏代表免疫系統對於可能不是那麼危險的東西產生了過度的反應。這代表調動免疫部隊並準備戰鬥，儘管沒有真正的威脅存在。在西方，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患有某種形式的過敏症—最常見的是即發性過敏（immediate hypersensitivity），意思是在接觸後的幾分鐘內會很快就觸發症狀產生。這有點像是在客廳裡找到一隻蟲子，然後召喚軍隊以核武消滅你居住的城市。這當然解決了蟲子的問題，但也許沒必要把你的房子變成一堆會發光的瓦礫。在已開發國家中最常見的即發性過敏反應有花粉症（hay fever）、哮喘（asthma）和食物過敏，嚴重程度各不相同。基本上，你有可能對任何東西都產生過敏反應。有些人對乳膠過敏，既不能戴乳膠手套，也不能穿全身乳膠裝（如果這是他們的喜好，這還真是一場悲劇）。其他有些是對某些昆蟲的叮咬過敏，從蜜蜂到蝨子都是。還有很多種食物過敏，當然你也可以對任何種類的藥物過敏。讓免疫系統做出這些反應的是抗原，一些無害物質的分子。在過敏的情況下，抗原被稱為過敏原（allergens），儘管它們在功能上是相同的—都是一小段的蛋白質，像是來自蟹肉。只要是被後天免疫細胞和抗體識別，並且能引起過敏的物質都是過敏原。免疫系統為什麼會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呢？嗯，它並沒有。它不會有目的地進行思考或做任何事情，而是有些機制嚴重失調。在這種情況下，引發即發性過敏反應的東西源自於血液。在這裡整個免疫系統最煩人的部分—IgE 抗體，發揮了作用。你可以感謝IgE 抗體帶來許多與過敏相關的痛苦。生產IgE 的特化B 細胞並不常駐留在淋巴結中，反而是常駐在皮膚、肺和腸道中。在這些地方，IgE 抗體可以造成最大的傷害—它們原本要對付突破防禦牆的敵人，但此時卻是針對你。IgE 抗體在你遭受過敏反應時，實際上有什麼作用呢？過敏反應是由兩個步驟所產生過敏永遠是以兩個步驟產生的—首先，需要遇到新的致命敵人。接著，必須和它們再次相遇。舉例來說，你吃了螃蟹或花生之類的食物，或者被一隻蜜蜂螫到。第一次發生時，一切都還好。過敏原注入了你的系統，但是因為某些原因，受體當中能與過敏原結合的B 細胞被活化了。它們開始製造針對過敏原（像是蟹肉蛋白）的IgE 抗體，但現在一切都很平靜，什麼也沒發生。可以將這一步想像成準備好炸彈。現在，在接觸蟹肉後，大量能夠附著到蟹肉過敏原上的IgE 抗體在你的系統中存在。但IgE 抗體本身不會造成問題，因為它們的壽命不是特別長，在幾天後就會溶解。它們需要來自皮膚、肺和腸道中特別容易接受IgE 抗體的特殊細胞—肥大細胞──的幫助，才會成為問題。之前談論發炎時，我們曾短暫接觸過肥大細胞。翻新一下記憶，肥大細胞是大而臃腫的怪物，是攜帶著充滿極強化學物質的小炸彈，像是組織胺，會導致快速且大面積的發炎。科學家仍在爭論肥大細胞的工作—一些人認為它對於早期的免疫防禦相當重要，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次要的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肥大細胞可以成為發炎的超級充電器。不幸的是，在過敏反應的情況下，它對於自己的工作過度熱情。肥大細胞具有受體，可以連結並附著在IgE 抗體的屁股。因此，如果你在第一次接觸過敏原後產生IgE，肥大細胞就會像一塊大磁鐵一樣往釘子猛撲過去。所以可以把一個有「充電和武裝」功能的肥大細胞想像成一個大磁鐵，上面覆蓋著成千上萬的小刺。當過敏原經過時，肥大細胞上的IgE 抗體極輕易地就可以連結到它們。更糟糕的是，肥大細胞上的IgE 可以穩定存在數週甚至數個月，因為與肥大細胞連結可以保護它們免於衰敗。因此，在你初次接觸過敏原時，皮膚、肺部或腸道中早已準備好這些很快就可以被活化的炸彈。隨著時間過去，什麼也沒有發生。直到你終於再吃了一堆蟹肉，讓你的系統中充滿過敏原，使得被IgE覆蓋的肥大細胞能夠連結到它們。現在武裝的過敏炸彈在體內爆炸。過敏反應像是個慢性事件武裝的肥大細胞會進行去顆粒化動作，這是形容它們會吐出所有化學物質的一個美好說法。這些化學物質是發炎的超級充電器，尤其是組織胺。這會導致過敏反應期間你體驗到的所有極度不愉快的事。它告訴血液要收縮血管，讓液體流入組織，導致發紅、發熱和腫脹、瘙癢和一般的不適感。如果這種情況同時發生在身體許多的部位，會導致危險的血壓下降，而這是足以致命的。組織胺還可以刺激生產和分泌黏液的細胞加強表現，讓呼吸系統產生額外和不必要的鼻涕和黏液。但最危險的是，組織胺會導致肺部平滑肌收縮，讓呼吸困難甚至無法呼吸。你並不是無法吸入空氣，而是肺裡的空氣被困住，使得再次將氣體排出變得很困難。所有黏膜製造的多餘黏液對這種情況完全沒有幫助。因為肺裡有很多肥大細胞，在該地發生過敏反應很快就會變得危險，因為多餘的液體和黏液會填滿肺部，讓呼吸變得越發困難。最壞的情況可能是過敏性休克，它會在幾分鐘內致人於死。過敏反應可不是開玩笑的。我們在前面幾段當中給了肥大細胞一個惡名，但這有點不公平。因為它不會獨自造成這所有的混亂。肥大細胞有個同樣有害的哥兒們。一旦肥大細胞被活化並去顆粒，同時也會釋放細胞激素，要求另一個特殊細胞—嗜鹼性球（Basophil），去增強過敏反應。嗜鹼性球在血液中巡邏著身體，直到被召喚為止。它們也有連結IgE 抗體的受體，可在初次接觸抗原後進行充電。嗜鹼性球像是第二波的恐怖浪潮。一旦肥大細胞引起第一波的過敏反應，它們需要補充破壞性組織胺炸彈，但會暫時缺貨。而嗜鹼性球填補了這中間的空檔，確保過敏反應不會太快停止。它們也可能為自己感到自豪，認為自己正在做重要的事，無辜地向身體放火。於此同時，你正在抓撓著皮膚或排空發炎的腸道。這兩種細胞負責引起即發性的過敏反應。不幸的是，這還沒有結束。許多哮喘患者悲痛地知道，一些過敏反應更像是個慢性事件，而不是一次性的。讓我們認識第三種（很幸運地，這也是最後一種）將過敏反應視為好主意的細胞！嗜酸性球（Eosinophil）確保過敏反應的症狀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它們只有少數存在於身體內，多數是在骨髓裡，遠離一切熱鬧的行動。肥大細胞和嗜鹼性球釋放的細胞激素會活化它們，但它們需要一點時間慢慢地增生和選殖自己，然後才姍姍來遲地抵達派對現場，然後不幸地在那裡重複著之前犯過的錯誤，引起發炎和痛苦。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問—為什麼自己的免疫細胞會這樣做？事實是，我們還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與某些過敏原或其他物質接觸時會產生大量的IgE 抗體。但是，雖然不確定為什麼有些人受到的影響比其他人嚴重，我們卻認為我們知道IgE 抗體最初是為了什麼而存在：它們是免疫系統的超級武器，用於對付對吞噬細胞、巨噬細胞和嗜中性球來說太大而無法吞噬的大型寄生蟲。尤其是最可怕的寄生蟲—寄生蠕蟲（Parasitic worms），一個數百萬年來人類不得不應付的威脅。讓我們學習關於IgE 抗體的真正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它們平反惡名。※ 本文摘自《免疫：認識你的免疫系統，45個打造身體堡壘的必備知識》。《免疫：認識你的免疫系統，45個打造身體堡壘的必備知識》作者：菲利普．德特默 譯者：周序諦出版社：鷹出版出版日期：202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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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2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權威期刊研究稱中國研發VV116比Paxlovid更安全？教授這麼說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前天（2022-12-28）發表VV116 versus Nirmatrelvir–Ritonavir for Oral Treatment of Covid-19（VV116 對比Nirmatrelvir–Ritonavir用於 Covid-19 的口服治療）。這是一項三期臨床試驗。VV116是中國研發的口服瑞德西韋（Remdesivir），而Nirmatrelvir–Ritonavir則是目前首選的新冠藥物，也就是輝瑞的Paxlovid。所以這項研究就是要看VV116是否能勝過Paxlovid，而它的結論是：「在有進展風險的輕度至中度 Covid-19 成人患者中，VV116 在持續臨床恢復時間方面不劣於 nirmatrelvir-ritonavir，且安全性問題較少。」我們先來看為什麼「安全性問題較少」。我在新冠口服藥：輝瑞與默克，優劣與禁忌（上）這篇文章裡有說，Nirmatrelvir是對抗新冠病毒的M蛋白酶，能抑制病毒的複製，而Ritonavir則是對抗人體裡的CYP3A4。CYP3A4是一種酶，主要存在於肝臟和小腸。它可以氧化外源有機小分子，如毒素和藥物（例如Nirmatrelvir），促使其排出體外。在同時服用Ritonavir的情況下，Nirmatrelvir的血中濃度可以增加大約8倍。也就是說，因為有了Ritonavir，才使得Nirmatrelvir能成為有高效力的抗新冠特效藥。可是，由於Ritonavir 會抑制CYP3A4，所以它當然也會影響非常多藥物在體內的代謝。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就列舉了104種會受到影響的藥，而這些藥都是很多人平常都在服用的（例如他汀類）。這就是為什麼，相對於nirmatrelvir-ritonavir來說，VV116的安全性問題較少。VV116主要是由中國的五家學術機構和兩家公司共同研發。五家學術機構是：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新疆理化技術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中亞藥物研發中心/中烏醫藥科技城、臨港實驗室。兩家公司是：旺山旺水生物醫藥公司和君實生物科學公司。第一篇有關VV116的論文是2021-9-28發表的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oral remdesivir derivative VV116 against SARS-CoV-2（針對 SARS-CoV-2 的口服瑞德西韋衍生物 VV116 的設計和開發）。我在武漢肺炎：試驗新藥似乎有效這篇文章有說，瑞德西韋是美國的吉利德公司原本為了治療伊波拉病毒而研發出來的藥，但後來放棄。它在2020年1月被用來試驗性地治療美國第一位被證實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它是靜脈點滴針劑，而療程是5到10天，所以對病患而言是相當不方便。從上面那篇論文的標題就可看出VV116是口服藥，但嚴格來說，VV116並不是瑞德西韋的衍生物。事實上，論文裡面有清清楚楚地說，VV116是GS-441524的衍生物。GS-441524也是吉利德公司研發出來的藥，但一直沒有商業化，所以到目前都還只是用GS-441524來作為代號。GS-441524是口服藥，而瑞德西韋則是靜脈點滴藥。事實上吉利德公司是先研發出GS-441524（2009年獲得專利），然後才將它修改成瑞德西韋（2017年獲得專利）。那，為什麼吉利德公司會捨棄較方便的GS-441524，而選擇較麻煩的瑞德西韋來商業化？目前有兩種說法。第一，由於GS-441524的專利技術有許多別家公司研發的先例，所以可能會經不起這些公司的挑戰而賺不了錢。請看GS-441524 for COVID19 not pursued by GILEAD（吉利德不追求用GS-441524來治療COVID19 ）。第二，因為GS-441524的專利會比瑞德西韋的專利早8年失效，所以GS-441524的賺錢期限也就會比瑞德西韋少了8年。請看How China beat US pharma giant Gilead in the race to create a covid antiviral pill（中國如何在創造一個抗新冠病毒藥的競賽中擊敗美國製藥巨頭吉利德）。那，也許您會問，中國的VV116就不怕被吉利德挑戰嗎？答案是，吉利德可能會挑戰，但成功的機會不大。這是因為，中國團隊是將GS-441524通過一個叫做deuteration（氘化）的步驟而衍生出VV116，而這個步驟就可繞過GS-441524的專利。（註：氘2H是氫1H的同位素）有關deuteration，我們來看一篇2014年發表的論文Deuterated drugs; where are we now?（氘化藥物； 我們現在在哪裡？）裡面的一段話：「碳-氘鍵比碳-氫要強得多。所以，在藥物分子中用氘來替代氫可以導致藥物生物學效應的有益變化，例如通過降低藥物代謝速率從而減少給藥頻率。這種替代還可以通過減少有毒代謝物的形成而具有降低毒性的作用。」吉利德是在今年一月宣布他們正在研發一個名叫GS-5245 的口服新冠肺炎藥。但直至目前這項研究還只是在一期試驗，遠遠落後已經完成三期試驗的VV116。原文：中國研發的口服瑞德西韋，吉利德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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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4 醫療.感染科
人畜共通傳染病 變得更常見！新冠、猴痘之外 疫情恐還沒完
新冠疫情還未結束，猴痘又在世界各地傳播。法新社報導，這類「人畜共通傳染病」已存在千年，但在最近數十年變得更常見，專家指出，這是因為人類引發動物世界劇變，包括大面積砍伐森林、大規模飼養牲畜和氣候變遷等。猴痘一個月逾千例 世衛示警其他從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疾病包括愛滋病、伊波拉病毒感染、茲卡病毒感染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ＳＡＲ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ＭＥＲＳ）、禽流感與腺鼠疫等。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九日說，仍在調查新冠疫情起源，不過「最強的證據仍是關於人畜共通傳染」。過去一個月全球各地通報一千多個猴痘病例，世衛警告，這種疾病在數十國傳播開來的風險「確實存在」。世衛首席緊急情況專家萊恩說，人類與動物互動的方式變得不穩定，「人畜共通疾病傳給人類的次數增加，接著，我們增強這種疾病和讓疾病在人類之間傳播的能力也增加了」。猴痘並非最近才從動物傳給人。人類首例猴痘於一九七○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發現，從此在中非和西非傳播。七成五新興傳染病 人畜共通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資料，人類所有已知傳染病中，約六成是人畜共通疾病，而在新興傳染病中有七成五是人畜共通疾病。英國劍橋大學流行病學家雷斯提夫說，最近幾十年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病原體和疫情增加，是因為「人口成長、牲畜增加和野生動物棲息地逐漸被侵占，野生動物為了因應人類活動大幅改變自己的行為，搬離愈來愈小的棲息地。免疫力變差的動物在人類和家畜附近徘徊，當然會促進病原體傳播」。法國發展研究院人畜共通傳染病專家霍許說，大規模砍伐森林的結果是，大自然中調節病毒的動物不見了，以致病毒更易傳播。病原體網絡改變 威脅人類更糟的是，今年稍早發表的一分大規模研究顯示，氣候變遷使傳染病大流行發生的風險提高。研究寫道，動物因為棲息地氣溫升高而逃離之後，將首次遇到其他物種，可能把據說大多在熱帶森林野生哺乳動物之間「悄悄傳播」的一萬種人畜共通疾病病毒，部分傳染給其他物種。研究共同作者、美國喬治城大學疾病生態學者艾伯里說：「宿主—病原體網絡將大為改變。我們必須加強監視都市和野生動物，以便找出病原體是在何時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如果被病原體侵入的宿主是都市動物，或活動範圍接近人類，我們就該提高警覺。」加強偏鄉醫療 能及早防疫英國利物浦大學和肯亞國際家畜研究所傳染病專家費弗說，「可能會有一系列危險傳染病出現，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包括關注偏遠地區居民公共衛生，以及加強研究這類區域的生態，以理解不同物種如何互動。雷斯提夫說，這個複雜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最保險的方法是盡可能降低風險。我們必須投入鉅資，在世界各地貧困區加強醫療和檢測能力，以便及早偵測、辨認和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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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3 焦點.健康知識+
為何人類咳嗽、打噴嚏對病毒生存至關重要？專家解析病毒傳播原理
▍咳嗽、打噴嚏會傳播疾病事實上，細菌和病毒大不相同。最明顯的不同在於尺寸―多數病毒比細菌小得多。如果仔細觀察咳嗽和打噴嚏時發生的事情，這點就很容易理解。我們認為這是令人討厭的感冒前兆。雖然有些其他病毒也會引起類似感冒的疾病，但多數感冒都是由一種名叫「鼻病毒」（rhinovirus）的特定病毒引起的。如果大家回想感冒時常見的打噴嚏、鼻塞、流鼻涕等症狀，就會發現鼻病毒這個名字很貼切，因為「rhino」源自希臘語「rhinos」，意思是鼻子。鼻病毒是最常侵襲人類世界的病毒感染，在秋季和初冬達到季節性高峰。我們對鼻病毒了解愈多，就愈能看出牠多麼適合牠的自然環境，以及傳染行為和傳播的生命週期。鼻病毒極為細小，直徑約十八至三十奈米。奈米，簡寫為「nm」，一奈米是一米的十億分之一。從這裡就可以清楚知道，單一鼻病毒有機體（稱為「病毒顆粒」）當真是微乎其微。在稱為「分類學」的演化分類系統中，鼻病毒被歸類為「微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rnavirus）科中的一個屬。「picornavirus」一詞用了「pico」，代表「小」；「rna」則是因為鼻病毒基因組是由核酸RNA組成，而不是我們較熟悉的DNA。關於遺傳分子的討論先暫時到這裡為止。在後續的章節中，我們會再回頭看以RNA為基礎的病毒基因組有哪些重要含意。回到病毒和細菌在尺寸上的差異。鼻病毒太小，在普通的實驗室光學顯微鏡下是看不到的。病毒顆粒只有在電子顯微鏡驚人的放大倍數下才能看到，形狀大致呈球形，類似細小的羊毛球。事實上，如果我們在電子顯微鏡下更仔細地檢查個別的病毒顆粒，會發現它們並不是真正的球體― 它們的表面有多個切面，就像切割過的鑽石。以技術術語來說，鼻病毒的多切面表面是病毒「殼體」（capsid），相當於人類細胞封閉的細胞膜。這個殼體具有驚人的數學對稱性，由二十個等邊三角形組成。所有病毒都有基因組，由DNA或其姊妹分子RNA組成，蛋白質殼體就是包裹住病毒基因組的保護外殼。鼻病毒也是因為這個殼體而具有準晶體的外觀，稱為「二十面體」對稱性― 這個詞說白了就是希臘語中「二十個面」的意思。然而，這個多面對稱性不是由金剛石晶體構成，而是由生化蛋白質組合而成。早在電子顯微鏡發明之前，微生物學家就已經認識到病毒的存在。藉由病毒對宿主細胞的影響，微生物學家找到方法偵測病毒，甚至可以從病毒在培養物中的細胞病變作用中計算出精確的數量。科學家發現最適合培養鼻病毒的培養物，是來自人類鼻腔內壁和氣管內壁的細胞，著實不足為奇。同樣地，發現培養感冒病毒的最佳溫度是攝氏三十三度到三十五度，正是寒冷的秋冬季節人類鼻孔內的溫度，也在意料之中。鼻病毒在宿主環境中有很高的適應能力，也很擅長感染特定宿主。各種已經感染過人類的鼻病毒中，當科學家試著用牠們的亞型去感染包括黑猩猩和長臂猿在內的實驗室動物時，只感染特定宿主這點變得很明顯―他們無法在任何動物身上複製典型的感冒症狀。我們由此學到病毒一項重要的特徵：鼻病毒在選擇宿主時很挑剔，完全只限智人。這點關係重大，因為這代表感染人類對病毒的生存至關重要。只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傳染，病毒才能傳播並繁殖出新一代的鼻病毒。我們就是感冒病毒天然的傳染窩。但只要多想一下，這種排他性就會讓我們看到另一個切入點，也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這些微小的多面球體沒有明顯的動力機制，牠們怎麼可能在人類群體中穿梭，輕而易舉地跨越國家甚至國際界線，大肆傳播、感染？我們其實已經知道答案了：這一章的標題就是暗示。我們為什麼會咳嗽、打噴嚏？因為當我們的鼻子、喉嚨、氣管受到刺激時，就會咳嗽、打噴嚏。這是天然防禦機制的一環，防止可能有異物進入、堵住氣管，並在不經意間阻塞呼吸道，威脅我們的呼吸。鼻病毒的作用是藉由刺激我們的鼻腔內壁，引發相同的生理反應。病毒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染，是因為每次咳嗽、打噴嚏時，會爆炸般地將病毒噴射到環境空氣中，再被新宿主吸入，造成新的感染。我們由此再次了解與病毒有關的重要知識：病毒不需要任何動力機制，因為牠們都搭人類動力機制的便車，而且無論我們去哪裡，都會因為咳嗽、打噴嚏而進一步助長牠們擴大感染範圍。「病毒真聰明！」我們會這樣想。但病毒不可能聰明。它們太簡單，簡單到無法替自己打算―諸多與病毒有關的謎團中，這又是一件讓我們大惑不解的事情。例如，一個直徑只有三十奈米的有機體，怎麼可能具有我們在普通感冒中發現，如此狡猾但極為有效的行為模式？答案是演化，病毒藉由演化做到這一點。其實，病毒具有非凡的演化能力，演化速度比人類快得多，甚至比細菌快得多。後面的章節會說明病毒利用宿主動力機制的方式，就是諸多演化適應的案例之一。那麼，鼻病毒進入我們體內後，會做什麼呢？我們已經看到，鼻病毒鎖定的目標細胞，就是鼻腔內壁的纖毛顫動細胞。一被吸入，病毒就會瞄準這些內壁的細胞，在細胞表層膜上發現某個特定「受體」，利用這個受體突破細胞膜的屏障，進入細胞內部，或稱細胞質。病毒會在這裡攔截細胞的代謝途徑，將之轉化為複製子代病毒的工廠。子代病毒被擠壓到鼻腔和呼吸道中，在那裡尋找新的細胞加以感染，持續入侵。似乎只要從感染者的咳嗽或噴嚏中吸入微量病毒，就會在新個體中引發感染。抵達新個體後，從病毒進入受感染的鼻細胞到噴出新的子代病毒這一段潛伏期，可能只有一天。一旦吸入病毒，我們就沒什麼機會倖免於感染。病毒複製會在第四天達到高峰。幸好這一仗病毒並非占有全面優勢。儘管病毒發動攻擊，人體免疫系統已經記錄了威脅，也辨識出病毒抗原特徵，我們稱之為血清型。問題是，新血清型出現時，免疫系統需要時間辨識威脅，並備足強大火力反擊。到第六天時，鼻腔成為病毒與免疫系統交鋒的一級戰區，雙方寸步不讓。這種強烈的免疫反應，導致鼻腔大部分的內壁細胞脫落，暴露出高度發炎的原始表面，變窄的呼吸道滲出大量黏液，含有愈來愈多對抗病毒的抗體。鼻病毒最終會被中和性抗體消滅，「戰爭殘骸」則被吞噬性白血球的吞噬作用清除。在免疫戰火延燒期間，新宿主也會步入同樣的不幸循環，經由咳嗽、打噴嚏傳染其他人，持續一至三週。大家都說感冒死不了人― 這句話大致上是正確的。但感冒會使兒童更容易罹患鼻竇炎，或中耳炎這種討人厭的中耳細菌感染。感冒還可能導致有氣喘體質的人氣喘發作，且在有囊腫纖維化或慢性支氣管炎的患者身上，會引起繼發性細菌性胸腔感染。儘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鼻病毒最終會從絕大多數被感染的人身上消失，我們會澈底康復。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將感染這種感冒的風險降到最低？或是當我們因感冒而不舒服時，有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在羅馬時代，小普林尼建議親吻老鼠毛茸茸的鼻吻治療感冒。班傑明．富蘭克林比較理智，他認為罹患感冒要歸咎於暴露在大氣中的寒氣與溼氣裡；他還建議呼吸新鮮空氣，並避免接觸其他人呼出的空氣。更現代的時期，我們看到名副其實一籮筐的旁門左道，統統號稱可以預防或治療感冒。其中最受歡迎的，是美國著名化學家萊納斯．鮑林大力推廣的維他命C。但是，唉，經過科學縝密檢視後，發現維他命C其實不見得比老鼠的鬍鬚更有效。也許我們應該更重視常識？感冒是由感染者咳嗽、打噴嚏傳染的。擠在辦公室上班的人，或甚至是生病在家的親人，都應該遵守基本禮貌：遮住口鼻才衛生。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罹患感冒的風險特別高，當暴露在感染源中時，戴上病毒級口罩必定可以降低感染的可能性。但還有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免疫系統已經能辨識鼻病毒並加以反應，為什麼我們這輩子仍然還是有可能受到影響，再次感冒？事實上，鼻病毒大約有一百種不同的「血清型」，因此對任何一型免疫都不足以保護我們不受其他血清型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另一件事：血清型會演化，因此牠們的抗原特性經常改變。※ 本文摘自《病毒圈：從COVID-19、流感到愛滋與伊波拉，全面認識在我們身邊的病毒》。《病毒圈：從COVID-19、流感到愛滋與伊波拉，全面認識在我們身邊的病毒》作者：法蘭克‧萊恩譯者：范明瑛出版社：貓頭鷹出版日期：202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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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6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為什麼我們無法像消滅天花那樣 靠疫苗根除流感和新冠病毒？
▍流感和COVID-19：大流行的威脅我們能不能藉由專門的疫苗接種計畫，根除流感大流行的威脅，就像根除天花那樣？儘管疫苗可能證實愈來愈具有預防作用，新的抗病毒藥物也可能改善流感的療法，但恐怕我們不太可能澈底根除流感。天花能被根除，是因為人類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傳染窩― 但人類並不是流感病毒唯一的天然傳染窩。全世界的水鳥都是流感的天然傳染窩。野鴨、其他水禽，已經窩藏了約十四種不同的H抗原。恐怕這就代表這個天然基因庫已經有潛力產生新的流感大流行病毒株。這些不同的流感病毒都會在野禽的消化道中複製，然後再被這些鳥類排泄到牠們棲息的水生生態系統中。例如，當科學家在冬季從加拿大廣大的湖泊中採樣時，發現不同種群流感病毒的廣泛汙染。然後呢，沒錯，這裡再度出現如同發生在其他病毒與天然宿主關係中的情形：當科學家檢視被流感病毒當成天然宿主的鳥類時，發現流感病毒並未引起明顯的疾病。幾年前，我拜會了亞特蘭大CDC當時的流感部門主任南希．考克斯，討論未來流感大流行的風險。考克斯的說法是：「在人口缺乏免疫力、毒性強大的流行病毒株蠢蠢欲動的情況下，我們觀察到的發展情形相當戲劇性。」考克斯博士辦公室的牆上貼著世界地圖，上面裝飾著四散的輪廓線和各種彩色圖釘。她就像全球其他流感專家一樣，試圖預測何時、何地可能會出現新的流感大流行。她相信過去的行為可能會有蛛絲馬跡，讓她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因應大流行流感病毒株的專家，多數時間都會像這樣檢視病毒株的行為，追蹤病毒的演化。她的牆壁下半部是一張中國地圖，有六個不同的地點被圈了起來。這些地點都有觀察員密切注意，希望在新病毒株一出現就發現牠們。但中國並不是唯一可能出現病毒的地方，觀察員也在密切注意全球其他地點的情況。二○一七年，H7N9禽流感捲土重來，創下自二○一三年首度出現以來最致命的紀錄，在中國造成七百一十四人重病，死亡率據報超過三分之一。一有新的流感大流行病毒株出現，就是一場戲劇性競賽的開端，目標是盡快將新病毒的適當抗原納入預防性疫苗中。這種大流行病毒株一問世，我們就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能搶在病毒以噴射客機的速度橫掃全球之前，準備、分配足夠的新疫苗。速度和預測的準確性將成為攸關全球人命的關鍵。二○○二年，一種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為SARS的全新病毒威脅在中國廣東省出現。SARS不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而是由一種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的冠狀病毒引起的。在SARS流行之前，世人已知冠狀病毒會感染動物和鳥類，導致類似感冒的疾病。SARS冠狀病毒讓我們對這類病毒完全改觀：牠引起類似流感的疫情爆發，在三十七個國家感染約八千零九十八名患者，其中約七百七十四人死亡，然後才被嚴厲的公衛干預策略控制。自二○○四年以來，SARS銷聲匿跡，世界各地都沒有疫情回報。但是這種令人安慰的統計數字，隨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在武漢爆發，一路發展成當前的大流行而瓦解。那麼，我們對冠狀病毒整體、尤其是對 COVID-19 的了解有多少？冠狀病毒這一科的組成病毒與流感不同；兩者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具有由RNA編碼的基因組，其他統統不一樣。流感病毒的基因組或遺傳資訊很小、相對簡單，但冠狀病毒的基因組，是所有以RNA為基礎的病毒中最大、最複雜的，意思就是冠狀病毒的生物、遺傳機制也更加複雜。讀者已經見識過，當兩種不同的病毒株在同一宿主身上重組時，會產生能釀成大流行的流感，意思就是個體被感染時，體內的免疫防禦系統面對的基本上是一種新的病毒。因為冠狀病毒具有更複雜的基因組，演化出非凡的重組潛力，這是牠們基因的一部分。兩種不同的冠狀病毒可能和流感一樣重組成新病毒株之外，還能重組表面抗原，不需要將兩種不同的病毒混合成一種。這種能進行演化的內建變化潛能十分驚人，加上極高的傳染性，讓 COVID-19有成為「超級病毒」的潛力，與流感疫情旗鼓相當。冠狀病毒藉由患者咳嗽時噴出含有數十億病毒的飛沫狀液滴，讓附近的人因為吸入飛沫而被感染，造成人際傳播。吸入飛沫後，病毒會直接接觸呼吸道內壁細胞，突棘會與細胞壁上的關鍵受體結合，使病毒能將基因組釋放到細胞內部。病毒在這裡挾持核糖體，就是充斥在細胞內的迷你蛋白質工廠，指示核糖體製造以病毒編碼的蛋白質。受到病毒指示製造出來的第一批蛋白質，是名為RNA聚合酶的關鍵酶。讀者可能還記得著名的PCR，全名為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能大幅強化犯罪現場留下的DNA痕跡，在鑑識科學界掀起革命。病毒聚合酶對病毒基因組RNA的作用相同，也是在受感染的人類細胞內產生數十億子代病毒的第一步。子代病毒身披病毒殼體和包膜蛋白，包括為傳染性突棘編碼的蛋白，讓大量新病毒穿過細胞膜、釋放到宿主氣管中，然後被咳到周圍空氣裡，形成具高度傳染性的飛沫。COVID-19 的傳染與流感非常相似，在人群匯集的地方特別容易發生，例如地鐵、汽車、公車、飛機、遊輪、辦公室、學校、酒吧、咖啡館、劇院、大眾娛樂性音樂會、體育場館，還有，唉，家庭住宅。另外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 COVID-19 還有第二種極其有效的途徑傳播―感染者咳嗽時用手摀嘴，然後將手上的病毒轉移到周圍的表面，如門把、交通工具上的拉桿和圍欄、電腦鍵盤、手機和無數其他表面。相關研究顯示，COVID-19 在飛沫中可存活並具有傳染性長達三小時，在紙板上長達二十四小時，在塑膠和不銹鋼上長達七十二小時。第二種傳染途徑是病毒接觸嘴脣、嘴巴、鼻子、眼睛之後，從這些身體部位設法進入氣管和肺部。不幸中的大幸是，大流行等級的新興病毒非常罕見，但牠們仍為全球政府和國家衛生當局帶來最具挑戰性的困境。那麼，這種威脅性十足的新病毒是哪裡來的呢？在首篇有關COVID-19 的公開科學論文中，中國醫生透露，約百分之七十的個案曾去過湖北省武漢市的海鮮市場―非法交易「現殺野味」在這裡是家常便飯，就是捕獲野生動物後把動物運到市場，在市場當場宰殺取其鮮肉。讀者可以想像一下，驚慌失措的動物（多數是哺乳類）被運到市場，與其他動物和人類密切接觸― 這種危險的親密關係，在野外絕不會發生。後面兩章中我們會發現，這種情況造成的風險，就是病毒可能會與這些動物自然地共同演化，從而跨越物種並感染人類。我已經從漢他無名病毒的行為中學到相關知識，並將這種演化現象稱為「侵略性共生」，表現出這種行為的病毒則稱為「侵略性共生體」。以 COVID-19 而言，即使是症狀輕微或無症狀的人，也能將病毒傳播給身邊其他人。患者會經歷長達十四天的潛伏期，有時甚至更久。但病毒不是一路長驅直入。從病毒入侵開始，人類免疫反應的回擊就愈來愈明顯。常見的早期症狀包括喉嚨痛、發燒、顫抖、不舒服、疲勞、頭痛、四肢和背部疼痛。在輕微的個案身上，病症的發展可能不會超出這些前期症狀太多，與流感的症狀發展相似。但與流感不同的是，COVID-19 似乎在兒童身上不會造成太嚴重的疾病，卻對老人較具威脅性。在較嚴重的個案身上，患者體溫會飆升至攝氏三十九度左右，導致大量出汗。更險惡、令人不安的症狀是呼吸困難，可能代表病毒性肺炎即將開始。到這個階段，患者會因為毒血症（血液中有毒素）而一病不起。在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個案身上，病毒性肺炎預示著疾病將危及患者性命，因為這種肺炎能抵擋抗生素，對大多數已知的抗病毒藥物可能都具有抗藥性。諷刺的是，這些表示感染已發生的症狀、體徵中，有一部分並不是病毒感染呼吸細胞的直接影響，而是由我們自身奮勇抵抗的免疫反應引起的。病毒入侵會引起白血球（又稱為巨噬細胞和嗜中性球匯集到受感染的組織，製造名為細胞激素（cytokine）和趨化激素（chemokine）的化學物質來發出警報，召喚增援部隊，包括被稱為「士兵細胞」的T淋巴細胞，與病毒戰鬥。「戰鬥」在這裡是名副其實的關鍵字，這些士兵會殺死我們自身被感染的細胞，導致殺戮區嚴重發炎，湧出大量黏液，堵住氣管、引起咳嗽。雖然病毒通常被限制在氣管中，但同樣的化學警告成分會進入血液，引發高燒、頭痛、懨懨無生氣的疲勞感、不舒服的肌肉痠痛。雖然自身的士兵會殺死自己的細胞著實讓人困惑，但T細胞功能下降這樣在老年人或免疫功能不全的患者身上會發生的情形，可能使情況變得更糟，遲遲無法康復，或導致少數病患罹患病毒性肺炎或繼發性細菌性肺炎，兩種都可能危及生命。令人欣慰的是，與季節性流感一樣，大多數 COVID-19 患者只會發展出較輕微的症狀，無需住院即可完全康復。但我們不應低估少數患者可能發展出的嚴重病症；這些患者可能是任何年齡層的人，甚至包括一般的健康人士。不幸的是，這種病毒性疾病已經證實對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不全的患者特別危險。這類患者住院風險明顯較高，死亡風險也很大。如貫串本書的說明，傳染病流行、尤其是大流行，基本上都是由致病微生物和宿主之間強烈的演化交互作用驅動的。COVID-19 正是因為事先已演化出這種演化的必要條件，因此牠在人類身上出現後才短短幾個月，就從湖北省開始一路感染了近十萬人；這些相同的必要條件現在正驅使病毒擴展到中國以外的地區，傳播模式變得更全球化。現代世界被恰如其分地形容為是「地球村」，就算是最孤立、遙遠的人群，也可以藉由飛機、鐵路、輪船、機動交通工具而接觸到彼此。到二○二○年三月，由於中國政府嚴厲的圍堵措施，包括湖北省強制封城，有效控制病毒傳播；但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方正開始目睹感染個案節節上漲。許多國家的衛生當局對似乎勢不可擋的統計數字益發感到震驚。這些數字中的感染人數，根據驚悚的數學可預測性，似乎約每三天就會翻一倍。一如預期，較大的市鎮和城市是必然的感染源，因為大量人口在這些地方親密無間地生活、往來、工作。同樣一如預期，人類的天性就是一開始會不相信當下發生的事情，公共與政府部門的回應就會發生各種誤解、延遲、混亂，難以因應一九一八年流感大爆發以降最嚴峻的公衛威脅。※ 本文摘自《病毒圈：從COVID-19、流感到愛滋與伊波拉，全面認識在我們身邊的病毒》。《病毒圈：從COVID-19、流感到愛滋與伊波拉，全面認識在我們身邊的病毒》作者：法蘭克‧萊恩譯者：范明瑛出版社：貓頭鷹出版日期：202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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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5 新冠肺炎.台灣疫情
確診死者急火化爭議 陳時中秀公文重申：從未變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去年6月8日曾提及「24小時內要火化」，指引中新冠肺炎註明「盡快」，同為第五類傳染病的伊波拉病毒卻要24小時內火化，遭立委質疑指揮中心標準不一。指揮官陳時中今日再度說明，他說，伊波拉與新冠情況完全不同，但新冠的相關規則一直從未變過，都是盡速火化為原則。陳時中今日針對火化議題再次說明，他表示，伊波拉病毒與新冠肺炎兩者的狀況完全不同，是根據傳染力、致死率，以及對社會危害狀況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陳時中表示，自109年1月15日就已公告告知新冠肺炎是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同步公告相關防治措施，是以「儘速火化」為原則，若因宗教因素不得火化，可報准後依法盡速深埋，從當時到現在都沒有變過。「唯一變過，就是指定醫療機構加上指定處所。」陳時中說，原本病人處置措施，只有在必要時，會在指定隔離治療機構，但現在有居家照護了，5月26日的行文也主要是要處理可以在指定處所診療照顧，只是公文後面，在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後面寫上要24小時處理，但對於新冠肺炎，原來的規定都是火化、深埋要報准，都是希望盡速，並沒有定時間。至於陳宗彥先前的說法，陳時中說，是發言人莊人祥表示「裝入屍袋後不能打開」，但沒有規定24小時火化，只是要盡速，以減少可能帶來的風險。表示陳宗彥說的是，雖然沒規定時間，但相關單位都希望在24小時內處理完成，不是陳宗彥規定要24小時。陳時中表示，傳染病防治法第50條規定，醫療機構或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對於遺體的處置不得拒絕，第五類傳染病都不能再打開屍袋，所以家屬要見最後一面也會是雙層屍袋隔絕的狀態，因為擔心有氣體或病毒跑出來，對於處理遺體的人是一個風險，所以遺體進入屍袋前要身著全防護裝備，但裝入後則毋須全防護。陳時中補充，兩年多以來，我們對病毒也更加了解，如何滿足家屬見最後一面的期盼，又能兼顧防疫，相信殯葬業者也有一定方式能夠處理，例如透明的屍袋等等，殯葬業者可與指揮中心討論，一方面要保障業者安全，一方面要滿足家屬間最後一面的渴望，應該可以兩全其美，會一步步達成兩者兼顧，也儘速找業者討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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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31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讓開發過程縮短了好幾年 AZ疫苗牛津負責人坦言一開始就「賭很大」
即使牛津大學有自己的臨床生物製造機構，也有能力執行臨床試驗，但當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第三期試驗時，所需資金也超出大學能取得的金額。所以我們必須發表研究結果，等待大藥廠或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這類大金主對我們的研究產生興趣。這就像是把所有的蔬菜都煮好，把熱騰騰的菜放在窗前展示，然後希望有人願意賣你一隻雞。這種從決定要做疫苗到第一期臨床試驗要花好幾年時間的做法，就像是跛足前進，在2020年根本緩不濟急。疫情正在導致數十萬人喪命、使整個社會停擺，用疫苗來控制疫情已成了當務之急。在1月、2月和3月時，我們決定冒險搶先開始作業，使牛津大學承擔巨大的財務風險，也把我們在業界的聲譽推上火線。但是到了4月，投入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究是當務之急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於是我們得以一次購足所有的食材。在2020年，從前的資金申請週期被極度壓縮，讓開發過程一下子縮短了好幾年。我們能獲得的金額也大幅提高。我們原本只靠極少的資金在運作，到了4月底，我們得到政府挹注的兩千萬英磅，以及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的充沛資源，包括疫苗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的能力。美國政府也在5月投入十二億美元，透過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計畫，在美國進行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的臨床試驗。隨著疫苗開發工作在資金界從灰姑娘變身成公主，其他的重要資源也開始大量湧入。格林的臨床生物製造機構暫停伊波拉疫苗的生產，轉而開始製造新冠肺炎疫苗。尋找數百位志願接種者來進行第一期試驗原本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但我們在幾個小時內就搞定了，因為所有人都很想幫忙。藥物與保健產品管理局決定優先審查與核准我們的臨床試驗，然後再看結果，於是把我們和其他的新冠肺炎疫苗排在審查名單的第一位，同時召集數十位外部專家參與，他們和我們一樣，每天長時間工作，而且沒有休假。由於其他的研究失去急迫性，原本要進行其他臨床試驗或研究的許多優秀科學家，也開始加入我們的行列。而且，全世界的科學家和專家比以往更樂意協同合作。我加入世衛主導的視訊會議，許多疫苗研發團體在會議上展示他們的計畫並報告進度。所有人都想要向彼此學習，全都明白現在是非常時期，大家並不是為了有限的市場在比賽或競爭，所以沒有贏家全拿的情況。一般對於某些有商業價值的疫苗來說，搶先進入市場可以賺到最多錢，因為當市場廣泛採用最早進入的疫苗之後，其他的公司將難以進入。但這一次有七十億人的性命岌岌可危，需要靠不同國家、不同公司、以不同方法生產的多種疫苗來對抗病毒，所有人都需要分享自己所知道的東西，才能盡快達成目標。▌下重注我們的動作如此快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從一開始就「賭很大」，我們把原本要按照順序進行且相隔漫長等待的很多工作，改採同時與接連不斷的進行。我們說過，「賭很大」指的不是冒安全性的風險，而是指從事開發工作的人賭很大，我們有可能會浪費時間和金錢。舉例來說，我們通常會等到研究等級疫苗在動物身上看到效果之後，才會讓格林的臨床生物製造機構開始製造臨床試驗等級的疫苗。這一次，我們讓這兩件事同時進行，我們冒的風險是，假如疫苗在動物身上沒有效果，我們製造疫苗的時間和金錢就白白浪費了。同樣的，我們通常要等到完成所有的臨床前試驗（動物試驗）之後，才會開始設計臨床試驗。因為如果臨床前試驗顯示疫苗不安全或沒有效果，我們就不必浪費時間為不會進行的臨床試驗做準備。這一次，我們在臨床前試驗還在進行的時候，就開始設計和準備臨床試驗，包括召募與篩選志願接種者。因為我們冒了這些險，我們才能在取得臨床前試驗安全性數據的隔天，也是臨床生物製造機構做出疫苗的那一天，就讓第一批志願者接種疫苗，展開第一期安全性試驗。我們一拿到所需的安全性數據，就開始同時進行臨床試驗的不同階段。我們在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之前，就開始大規模生產疫苗。在正常情況下，這種做法連想都不敢想，因為代價太高昂了。阿斯特捷利康公司及其合作夥伴在我們取得數據證明疫苗有效之前，就已經生產了數百萬劑疫苗。他們的代價更高，因為假如證明疫苗沒有效果，他們就必須把這數百萬劑疫苗拿去丟掉。我們很早就開始和藥物與保健產品管理局溝通，而且一直保持聯繫。他們並沒有等我們交出每一項證據後才開始審查，而是以滾動式機制審查我們所有的數據（超過五十萬頁）。在滾動式審查機制之下，他們會和平常時期一樣，謹慎的檢閱他們平常會看的所有資料，包括臨床前試驗資料、生產資料，以及安全性與效力資料。只不過，他們起步的時間提早了，也投入更多人力，所以他們完成審查的速度變得更快。我們最後縮短的是等待效力試驗結果的時間。2014年伊波拉疫情爆發之際，等到第三期試驗開始的時候，疫情已經控制住了。因為接受試驗的人已經不那麼容易接觸到病毒了，使得我們難以判斷疫苗有沒有效果。不過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世界快速擴散，而志願接種者大多是最容易接觸病毒的醫護人員，所以我們不需要等那麼久才進行第三期試驗。在2020年之前，沒有人在一年之內開發出一種疫苗，但這並非因為辦不到，而是因為沒有人嘗試過。我們在2020年的動作比平常快，不是因為我們走捷徑，或是拿產品來冒險。研發安全的疫苗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我們都做了。我們沒有跳過任何步驟，我們以同樣的謹慎和專注完成每一項工作（充填製劑、為志願者接種疫苗、分析圖表）。我們的速度加快，是因為這一次我們非這麼做不可。全世界需要盡快取得疫苗，我們從每天公布的死亡數字知道，我們必須分秒必爭。※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作者：莎拉．吉爾伯特, 凱薩琳．格林譯者：廖建容, 郭貞伶出版社：天下文化出版日期：20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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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8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我曾數度後悔選擇了這條路」 AZ疫苗牛津負責人親揭科學工作的骨感現實
▌籌錢也是一種科學工作其實最近這些年來，籌錢已經成為我的主要工作。我猜大家想到科學家時，會想像我們待在實驗室裡，與複雜的器具設備為伍，或是眼睛緊盯著試管裡的東西看。那是我以前的模樣，我也經常希望，現在的我依然如此。我喜歡待在實驗室裡，每週都得到許多小小的勝利，好比為我剛剛造出並截取的DNA製作一幅完美的圖像，或是在病毒滴定時發現和我的預期完全相同的病毒數量。經過多年的訓練，我已經非常善於「從事科學工作」，我也善於訓練別人成為優秀的科學工作者。但直至2020年初，我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在實驗室工作了。我這段時間真正在做的事情，主要是找錢。牛津大學雇用我不是為了教學，而是要我進行研究。那意味我必須為自己的研究弄到資金。我必須設法找錢購買實驗室使用的設備和材料，像是組織培養容器或是培養細胞的培養基。我也必須負擔管理費，來支付我們在大學裡所用建物的經常費用，諸如此類。我還必須負責支付我自己和團隊成員（主要是臨床醫生和實驗室研究員）的薪水；為了幫助我們取得資金、記錄花費，並向資助者提交報告，我更另外請了三位全職專案經理和一位約聘專員。在本質上，每個研究團隊都像個小型企業或是慈善機構。它由一群人組成，執行一連串相關聯的專案，研究團隊的頭兒（也叫作計畫主持人）必須負責找錢，讓團隊裡的人保有這份工作。這項責任會為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壓力和挫折，也可能與科學研究的宗旨背道而馳。舉例來說，有些補助金贊助的是特定領域的研究，所以對於資金的用途給予一定的彈性。不過，有愈來愈多的補助金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設立。另外還有些時候，我們申請並取得的不是補助金，而是合約。合約的規定比最嚴格的補助金還要多：我們要用這筆特定的錢進行特定的計畫，並且要在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完成。假如我們能預先徹底的規劃我們需要做的每件事，就可以順利完成這種合約，例如，製造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疫苗，然後執行臨床試驗。然而，若合約缺乏彈性，就可能造成問題。有些原因是基於政府的補助時程週期，所以我們必須同意在某個日期前展開計畫，每三個月提交報告，然後在某個日期之前完成計畫。這代表研究者往往要試著在規定的時間和預算範圍內，硬塞入所有想做的事，專案經理要花很多時間追蹤研究者的活動內容，填寫更多表格來爭取更多時間、更多錢，或是變更合約的其他要求。團隊裡若有人請產假或是調到另一個職務，就可能讓整個專案偏離正軌。更重要的是，缺乏彈性的合約會扼殺創造力或新發現的空間。我們透過合約的嚴謹結構可以瞭解該做什麼事，以及有多少時間可以完成。對於能事先定義的研究來說，這是行得通的，但是對於探索、創新性質的研究就行不通了。即使在平時，取得資金也是場漫長且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鍛鍊。申請書填寫起來非常複雜，流程從開始到結束通常要花一年時間，而且成功率總是遠低於三分之一，這可以從第2章我們向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申請失敗的例子得到印證。研究委員會和其他贊助者（在我的領域，主要包括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威康基金會、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最近還多了歐盟）會發布「計畫徵求」公告，徵求某個特定領域的研究申請，申請書要在某個截止日之前提交。當然，每個贊助單位有自己的申請流程和癖好，會用不同的方法陳述應該要完成的事、所需花費和時間。每個贊助單位對於支付項目也有不同的規定。例如，威康基金會不支付個人防護裝備的費用。在研究實驗室裡，研究者需要使用拋棄式手套，一方面保護研究者的安全，另一方面保護研究工作不被人汙染，因為我們皮膚上的細菌和酶可能會汙染我們接觸的東西。護目鏡和實驗衣也是大多數實驗室的標準配備。又例如，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會支付個人防護裝備的錢，但不支付文具費用。大家可能以為科學研究工作很穩定。但事實上，學術研究是一種充滿不確定因素的職業。補助金支持的計畫期間從一年到五年不等，但大學只允許我們在取得補助金之後才能刊登求才廣告，所以又拉長等待的時間。這也代表計畫展開幾個月之後，才會有人真正開始工作，而這些人的聘雇合約不能超出補助金涵蓋的時間範圍。換句話說，若某個人受雇參與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但他在計畫開始六個月之後才報到上班，那麼他的合約長度就是兩年六個月。當這些研究者的合約快到期時，他們通常不知道計畫主持人能否取得更多資金，好讓他們的研究工作和聘雇狀態能夠延續下去。此時他們會承受很大的壓力，並面臨抉擇，看是要投入所有的精力完成研究並發表論文，藉此提高獲得更多補助金的機率，還是開始找其他的工作。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基於缺乏穩定性和持續存在的壓力，而離開學術研究的領域，塞巴斯蒂安就是一個例子。找錢、寫論文、到世界各地參加會議以便跟上最新科學進展（並提高個人知名度）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所以像我這樣的計畫主持人通常很難繼續進行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的那十年，我曾數度後悔選擇了這條路。但在2020年初，後悔的情緒完全消失，我反而把那些年無止境申請計畫補助金的工作視為重要的訓練，因為從摸索的過程中，我學會面對複雜性和挫折感。若沒有累積那些經驗，我一定無法走出2020年上半年尋找資金的迷宮，讓我們的疫苗計畫能夠跑得這麼遠、這麼快。▌檢驗需要時間，也需要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全世界還沒有意識到情況有多麼急迫，但當時我們覺得有必要開始啟動疫苗計畫，幸好那時我能夠運用疫苗中樞的資金來啟動計畫。我當時得到的其他資金都屬於目標明確的計畫，但疫苗中樞的資金支持的是一般疫苗開發工作，因此我們得以展開疫苗開發計畫。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疫苗中樞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其宗旨是改善疫苗製造的方法，並邀請英國和海外（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的製藥公司參與。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新疫苗從研發到讓民眾接種的過程中，製造環節有可能成為關鍵的瓶頸；在實驗室裡做出看起來很厲害的疫苗，卻無法大量生產以展開臨床試驗，就等於派不上用場。如果為了大量生產而必須回頭重新設計疫苗，那可能要多花好幾年的時間。疫苗中樞的資金來自英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預算，代表這筆錢可以用於其他國家的開發計畫。2015年，英國政府承諾把0.7%的國民所得毛額編列為政府開發援助預算。2014年伊波拉疫情爆發之後，英國政府決定善用這筆預算，把一部分的錢拿來開發疫苗，對抗導致全球型災難的疾病。疫苗中樞的資金讓我們撐過了1月。我們用這筆錢買了所需的合成DNA，在實驗室做出第一批疫苗，注射入老鼠體內並分析結果。雖然蘭貝和我從1月11日就開始設計疫苗，但我知道，假如我們想繼續進行下去，就需要更多資金。疫苗開發的資金需求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設計和臨床前試驗；二、製作並測試起始原料；三、製造臨床試驗用的疫苗並進行臨床試驗；四、大規模製造和大規模施打疫苗。愈後面的階段愈花錢，每個階段的費用比前一個階段至少再多加一個零。我們主要寄望於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和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於是我開始在他們的網站上搜尋機會，並寫電子郵件給我在這兩個機構的聯絡人。1月13日，我主動去找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討論。他們說，他們目前打算「聚焦於速度最快的平台──也就是DNA和mRNA」。我聽了非常驚訝。DNA和mRNA 疫苗能夠很快就展開臨床試驗，但不一定比腺病毒載體疫苗快很多。（我們的第三期試驗展開時間遠比他們早很多。）此時絕對是初次大規模使用mRNA疫苗的時機，但在我看來，只考慮DNA和mRNA疫苗的決定一點也不合理。這樣的開始令人感到沮喪。世界衛生組織在1月30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最高等級的警戒聲明，因此，即使他們沒有使用「大流行」這個詞，全世界也應該要注意到事情有多麼嚴重。就在隔天，英國出現第一個確診病例。儘管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在1月表示要聚焦於mRNA和DNA疫苗，他們還是廣泛徵求「證明可行的疫苗技術，適用於大規模量產，以便快速對新型冠狀病毒做出回應」。※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作者：莎拉．吉爾伯特, 凱薩琳．格林譯者：廖建容, 郭貞伶出版社：天下文化出版日期：20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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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8 新聞.健康知識+
對抗瘟疫最古老的回應 為什麼人們對隔離檢疫總是心存懷疑？
隔離檢疫是一種古老的工具隔離檢疫的英文「quarantine」 源自義大利文的「quarantena」， 是「quarantagiorni」的簡寫，意思是「四十天」，這是人類對流行病最古老、也最一致的反應之一。理論上，隔離檢疫一直是小規模的，它的運作機制是把疑似患病的人跟已知健康的人給分隔開來，但這種看似簡單的區隔，卻開啟了哲學不確定性、倫理風險與政治權力可能的濫用。雖然隔離檢疫在後勤執行上可能很困難，但它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你的體內可能有某種危險的東西—某種具有傳染性的東西—它正處於掙脫束縛的邊緣。你想看看它是否會出現，而你需要的空間與時間就是隔離。隔離是一種有效的醫療工具，但在道德、倫理、宗教問題上，它也是一種異常詩意的比喻：它是一段等待期，讓你看看潛藏在你體內的東西是否會顯露出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來，隔離檢疫一直是用來在「已知」與「未知」之間建立緩衝。它延遲了我們與某種我們不理解、且缺乏天然免疫力的東西接觸。它從本質上就是一種空間性的解決方法，其核心是監測。建築師與工程師設計的隔離空間，無論是專門的醫院病房、改裝的Airstream 露營拖車、改造的汽車旅館或氣密的溫室，都是試圖消除我們與他人互動的風險。正因如此，隔離在歷史上最常發生在交流場所、入境關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物種交會的地點。事實上，某些現有的地緣政治邊界，就是因為隔離才存在的。民族國家與帝國曾經如臨大敵地想保護自己躲過即將到來的威脅，這些分界線一直留存到今日。面對恐怖的、致命的事物，我們當然會想方設法延遲它的到來，而這種延遲就是隔離。在今日，隔離檢疫的重要性史無前例，因為我們以有利於新型病原的方式改變環境，動搖平衡。細菌與病毒光靠數量就能在與人類的關係中佔據上風，更別提它們還有更快的世代循環這項演化優勢。它們現在能在數小時內在各大洲之間跳房子、乘坐噴射飛機環遊世界，並沿著貿易與旅行網路傳播。當我們改變氣候、深入世界各地未開發的地方、砍伐雨林、干擾偏遠洞穴來破壞生態系時，我們也開始接觸野生動物，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會食用、養殖、把牠們—以及牠們的疾病—帶進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為數以千計的病毒和細菌提供了溢出（spill over）或跳躍傳染宿主的機會，進而釋放新的瘟疫。隔離是我們手上最好的、有時也是唯一的武器，幫助我們保護自己、對抗真正的新型病原。隔離為我們爭取了應變所需的時間與空間。正式來說，人類至少從十四世紀開始，就一直在對自己與彼此進行隔離檢疫，以應對黑死病。一三七七年七月，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濱海城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制定了公認是世界上第一套具體規定隔離的強制公衛措施。當地的大議會批准了一條規定：「來自疫區者不得進入杜布羅夫尼克或其地區，除非先在姆爾坎聖馬可（St.Mark, Mrkan）小島或察夫塔特（Cavtat）鎮度過一個月，這是出於消毒目的之考量。」杜布羅夫尼克的長老並沒有在疾病來襲時關閉城門，犧牲交易帶來的經濟利益，而是建立了一道緩衝，延遲潛在感染人員與貨物進入城市的時間，直到證實安全才放行。因此，隔離檢疫是一種古老的工具，卻在我們的現代世界重新佔據中央舞台，它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宗教起源：隔離最初只限三十天，而四十天的隔離卻為這種經驗賦予了神學上的重要性。藉由採用四十這個數字，隔離在概念上就能追溯到聖經時代。自那時起，隔離就是一段淨化的時期，明確援引了基督在沙漠中的四十天、基督教大齋節（Christian Lent）的四十天、迫使諾亞建造方舟的四十天降雨，甚至是摩西在西奈山（Mount Sinai）山頂等待十誡所花的四十天。正如珍．史蒂芬斯．克勞肖（Jane Stevens Crawshaw）在《瘟疫醫院：近代早期威尼斯城市的公共衛生》（Plague Hospitals: Public Health for the City in Early Modern Venice）中強調的那樣，「隔離期的宗教意義並非巧合，它被選中是為了撫慰隔離者，以及鼓勵人們把隔離視為一段在奉獻中度過的淨化期。」這讓隔離既是以信仰為基礎，又具有醫療的性質，既是對靈魂的淨化，又是對身體的清潔。隔離就是為了體驗淨化、讓自己與世界保持距離，然後以重生的姿態再度進入世界，確保自己擺脫了充斥髒汙的傳染。第一座用於隔離檢疫的永久設施在二○一六年九月一個灑滿陽光的寧靜黃昏，當時離新型冠狀病毒使世界停擺還有好幾年，路易奇．貝爾蒂納托伸手迎接我們進入奎利尼．斯坦帕里亞基金會（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在威尼斯的圖書館。貝爾蒂納托是一名醫生兼公衛政策專家，年屆六十，皮膚黝黑又朝氣蓬勃，巧妙弄亂的頭髮只露出一絲灰色。他曾是義大利維內托（Veneto）大區的國際衛生主任，後來也擔任義大利國家COVID-19 應變小組的首席科學顧問。他頗為熱衷於隔離檢疫這門學問，對這項工作的醫療史、未來應用及獨特的倫理責任，都鑽研甚深。我們與貝爾蒂納托見面的這座圖書館，是奎利尼．斯坦帕里亞（Querini Stampalia）貴族世家的最後一位成員創立的。在他的希望下，假日時圖書館會對大眾開放直到午夜，這是為了確保威尼斯人在其他圖書館關閉時，仍然有個地方能「研習有價值的學科」。（今天，圖書館已改成在比較適中的晚上七點關門，因此我們主要是在閉館後參訪，這也導致當晚出現了一個趣味時刻。）貝爾蒂納托與歷史學家兼奎利尼．斯坦帕里亞圖書館員安吉拉．穆納里（AngelaMunari）在館內跟我們會面，貝爾蒂納托負責為穆納里口譯。穆納里身材嬌小、行動俐落，她戴著歸檔用的白手套，引導我們穿過古老的書架和現代的辦公室，進入一個擺滿手稿的房間。這些手稿都涉及醫學、流行病與隔離檢疫，有些已有將近六百年的歷史，有些是羊皮紙、有些是紙，頁面往往斑駁並充滿汙跡。穆納里小心將手稿一一攤開，向我們展示地圖、威尼斯官方公衛命令、有點可怕的解剖圖、私人住宅的消毒流程、不明疾患的推定療法圖解等等。整個房間瀰漫著皮革封面和陳舊羊皮紙的濃濃氣味，混雜著貝爾蒂納托的古龍水香茅味，這是一款清爽的柑橘調香水，跟殺蟲劑有微妙的相似之處。我們後來開玩笑說，鑒於這座城市的瘧疾史和對抗蚊媒疾病的經歷，這款香水是很匹配的巧合。結果證明，貝爾蒂納托和穆納里是非常理想的嚮導，我們跟他們兩人一起探索隔離檢疫的歷史與未來，而威尼斯是最適合開啟這場對話的城市。畢竟，隔離或許是在杜布羅夫尼克最早強制執行，卻是在威尼斯這裡被精煉成一門建築與空間的科學。威尼斯是一座由島嶼、運河、橋樑、碼頭構成的迷宮，它本身就是試驗新型地理控制的天然實驗室。正如珍．史蒂芬斯．克勞肖所寫的，這座城市已經成為對抗疾病傳播的骨架，她稱之為「一種保護形式的都市空間操縱」。就連奎利尼．斯坦帕里亞圖書館都是坐落在一座島中島上，只能透過一座又小又容易堵塞的步行橋才能抵達，正是這樣的地形，讓這座城市便於進行檢疫與隔離。威尼斯潟湖依然擁有三間令人印象深刻的檢疫站（lazzaretto）遺跡，每一間都在不同的島上，每一座島都離市中心愈來愈遠。我們一邊討論，一邊審視攤開在桌上、不同世紀的威尼斯地圖，並觀察這座城市的隔離島在地圖上顯眼的標記。貝爾蒂納托解釋：義大利文的lazzaretto（拉撒路）就是檢疫站的意思。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這個詞（英語形式的拼寫是lazaretto）最有可能源自拿撒勒聖瑪利亞（Santa Maria di Nazareth）的變體，拿撒勒聖瑪利亞是那座島原本的名稱，威尼斯的領導者在島上建造了全世界第一座用於隔離檢疫的永久設施。從「拿撒勒」演變成「拉撒路」（Lazarus）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拉撒路（根據《路加福音》，他是聖經裡滿身是瘡的乞丐，在一名富人的門外乞討）也是痲瘋病患者的守護神。不論是以童貞純潔的聖母，或是以獲得上帝恩典救贖的染病異鄉人來為一處設施命名，這種相互交織的語源學都是相當詩意：檢疫站是分隔純潔與危險的地方，就連它的名稱都是如此。從亞洲帶到歐洲的惡靈歷史學家認為，在一三○○年代之前，歐洲與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已經享受了幾個世紀沒有流行病的相對自由。關於黑死病究竟起源於何處，目前還沒有充分的共識，不過許多人相信它最初是在中國或中國附近爆發的。有報告指出，一種神祕疾病在一三三○年至一三五○年之間，消滅了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隨後統治元朝的蒙古人宗族滅亡，由明朝取而代之，使該假說更具說服力。目前已知的是，鼠疫在一三四六年已經到達黑海，歷史學家認為，在卡法之圍（Siege of Caffa）（卡法現稱費奧多西亞［Feodosiya］）期間，發生了一次關鍵的傳播事件。卡法是熱那亞人在克里米亞半島建立的一座重要港口，目的是與東方進行貿易。根據當時的記載，進攻的蒙古軍隊使用投石機將滿是鼠疫的屍體扔過城牆，這些屍體在街上堆積如山，把傳染病散播給義大利商人及水手。當他們逃跑時，就把疾病帶回地中海，「彷彿帶來了惡靈」。無論鼠疫的傳播是否應該歸咎於這種可怕的生物武器，鼠疫都在一三四七年透過來自亞洲的貿易商船抵達了歐洲港口。而人們對這種疾病的恐懼始終與香料貿易帶來的巨大財富彼此拉扯。（這兩者的聯繫非常緊密，因此在一三四八年，鼠疫肆虐的亞維儂［Avignon］宗座廷中有一名官員寫道：「人們不會食用或處理任何種類的香料，除非它們已經存放一年之久。」）因此，十四世紀的威尼斯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市：一種神祕、高傳染性的疾病開始感染整個地中海歐洲的人，危及當地的居民與他們的收入來源，而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遏制這種疾病。貝爾蒂納托指出，在這場大流行結束時，威尼斯已經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這種疾病被稱為黑死病，因為它的病徵之一，是患者的四肢會像木炭般發黑。另外，它也會導致患者鼠蹊部與腋窩的淋巴結異常腫大。這些腫脹的形態被稱為淋巴腺腫（bubo），因此我們如今將這種疾病稱為腺鼠疫（bubonic plague）。穿刺淋巴腺腫非常可怕，當時的醫生必須使用一根插有刀片的長棍，這樣在切開患者的腫脹腺體時，才能跟湧出的惡臭、具傳染性的膿液保持距離。惡名昭彰的瘟疫醫生服裝有一張邪惡的鳥喙面具。穆納里告訴我們，這種服裝起初是在法國設計的，卻在威尼斯受到熱烈歡迎，它在當地融入了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而且經常有人在嘉年華慶典穿戴它。鳥喙面具裡會塞滿大蒜及香草植物，以便中和腐臭、腺體滲出液與死亡的氣味。（如果是新鮮切碎的大蒜，或許真能提供一些保護，因為蒜素［allicin］這種揮發性化學物質，除了使壓碎的大蒜散發獨特的氣味，也是一種吸入型抗生素。）為了釐清為什麼正式的檢疫措施與相關設施是出現在歐洲，而非中國或黎凡特（Levant）（黑死病較早侵襲但同樣嚴重的地區），穆納里解釋，我們需要瞭解當時用於診斷疾病及健康的特殊準則。黑死病在一三○○年代首次侵襲威尼斯時，二世紀希臘羅馬醫生加倫（Galen）的想法依然是歐洲醫學論述中的主流。他提倡的假說就是「體液」說，這種學說相信血液、膽汁、痰，以及尿液，是瞭解人體健康與生理學的關鍵。究竟是什麼導致黑死病？伊本．西那（Ibn Sina）是十一世紀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伊斯蘭醫生，在歐洲被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他的觀點就是建立在加倫的想法上，但有時也會產生分歧。阿維森納在他的《醫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一書中將疫情爆發的原因歸因於體液、瘴癘論（miasma theory）、宇宙影響的複雜混合，還有呼吸性傳播或水媒傳播。在這樣的體系中，個體的生活方式和黃道圖，可能就跟他們接觸到不良空氣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除了這類理論之外，當時的人幾乎都是透過神學架構來理解疾病，偉大的宗教傳統往往將瘟疫侵襲歸因於神的旨意或宇宙的力量。然而，人們建議的應變方式卻眾說紛紜。威尼斯人猜想，也許鼠疫是神明為了懲罰威尼斯在商業上累積的財富—畢竟《聖經》宣揚了一種相對貶低商人的觀念，認為商人重視瑪門（Mammon）甚於上帝，還經常行騙。此外，根據醫學歷史學家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的說法，當時的伊斯蘭學者更有可能把瘟疫導致的死亡視為「神的慈悲或殉道，而非懲罰」。事實上，儘管阿維森納嘗試建構出一套傳染理論，但哈里森指出，疾病傳播可能與上帝的旨意無關這一想法「對許多穆斯林來說是極為可憎的」。相似的是，中國歷來也認為流行病是宇宙不諧的結果，遇到這種情況時，需要的是祈求神明息怒，而非建造檢疫站。在一個對感染缺乏現代科學理解的社會中，究竟是什麼導致黑死病這個問題引發了無止盡的猜測。在這場辯論中，有些人開始主張，這種疾病是由日常生活中某種實質、某種真實的東西導致的。細心的觀察者注意到，鼠疫的傳播似乎與外國港口的人員及貨物往來有密切關聯，而這種神祕的疾病已經在那些外國港口四處蔓延了。如果疾病能以一種可預測的方式，從特定地點傳到杜布羅夫尼克或威尼斯，那麼它就是一種世俗的傳染，而不是什麼靈性的病症。隔離檢疫的概念正在成形，儘管接下來幾百年中，關於它的基本原理還是爭論不斷。（直到一八○○年代中期，羅伯．柯霍［Robert Koch］的發現啟發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病菌論，感染傳播的微生物機制才終於得到證實。）將人員與貨物維持在徹底遠離城市的隔離狀態，使政府能利用城市本身來實地試驗這種新興醫學假說。檢疫是揭示人們感知到的身體互動、空間遠近、疾病之間聯繫的一種方式，這證明了我們應該透過流行病學的視角來理解，而非占星術或體液假說。貝爾蒂納托解釋，從這個角度來看，檢疫的接受與施行也是醫療實務現代化的早期歷史風向標之一，它顯示出人們在尋求解釋疾病來源時，對世俗及科學—而非宗教及超自然—至少抱著一種試探的信任。威尼斯等富裕的地中海共和國會採用隔離檢疫作為官方政策，這並不是巧合。這裡與世襲君主制或封建制國家截然不同，獨立公民會選出領導人。而對公民道德的承諾以及對共同利益的投資，就體現在為城市建造一間專用的檢疫站，或是一間像奎利尼．斯坦帕里亞這樣的圖書館。這需要強烈的社群意識與共有的身分認同。因此，隔離與檢疫不僅是政治現代性及醫學理性的早期範例，也是公共精神和實證科學的早期範例。面對傳染病散播註定再度犯錯？這其實多少有點諷刺。如今，隔離檢疫常被認為是中世紀的、甚至原始的做法，但在黑死病時期，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種相當成熟且現代的方式。儘管如此，隔離檢疫在當時也和現在一樣飽受批評。我們在圖書館中回溯時光，研究了貝爾蒂納托和穆納里收集的地圖與論文、如美麗漩渦般的黑色和紅色墨水所描繪的山陵與城市、器官與循環。穆納里告訴我們，義大利不同城市的醫學院會彼此競爭，對鼠疫也有不同的解釋。貝爾蒂納托一邊翻譯一邊點頭，並補充：這種醫學派系已經是長年的問題。當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管轄全球遏制傳染病威脅的法律架構）的最新修訂版時，貝爾蒂納托也是代表義大利的團隊成員。他告訴我們歐洲不同地區的專家充滿分歧，更別提那些更遙遠的地區了，這使談判足足停擺了數小時。貝爾蒂納托說：「關於那些衛生法規的爭論，跟五百多年前威尼斯的爭論根本如出一轍。」這是他研究隔離的歷史與未來時反覆出現的主題。在他看來，我們似乎註定要再度犯錯，卻也有幸再度成功。他指出，即使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實務操作也跟早期的醫學理論和迷信觀念脫不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實務依舊是公衛領域的核心。穆納里指向攤在桌上的各種醫學手稿，包括一份十五世紀反對傳染理論的手稿。這些資料都說明，在腺鼠疫肆虐歐洲將近一百年之後，人們對於腺鼠疫的發生原因或如何預防傳播仍然沒有共識。在歐洲各地，應對流行病的種種措施，包括從放血等古老的醫療技術，到屠殺城市裡的所有猶太人來平息上帝怒火（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中，猶太人不僅拒絕承認基督是彌賽亞，也對基督受難負有直接責任。）等種族屠殺的恐怖行徑，最終都被證明既無效又殘忍。事實上，在一五一六年，威尼斯還建立了歐洲第一個官方「猶太人區」（ghetto），將隔離的衛生理論應用到猶太人身上，他們被強迫遷移到卡納雷吉歐區（Cannaregio）的一座小島，那裡唯一的交通路徑只有兩座帶門的步行橋，而且每晚都會上鎖。因此，對貝爾蒂納托而言，威尼斯隔離檢疫的故事，並不是科學進步戰勝了迷信及獵巫的濃霧，而是更有警世意義，提醒我們今日仍然面臨同樣的挑戰。人民仍然常常不信任醫療當局。針對究竟該怎麼對抗傳染病散播，市府官員與宗教領袖、商人與公衛專家，或是醫生與病患之間，都還是爭執不休。無論是小販或總統，都有人支持根本未經證實的療法，外來者和少數族群也依然被不合理地視為疫情爆發的罪魁禍首。貝爾蒂納托彷彿已經預料到不久後的二○二○年，在義大利嚴峻的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提醒我們務必記住：想說服人們相信隔離檢疫、經濟停擺、佩戴口罩等公衛措施對他們最有利，需要極大的信任、領導力與社群凝聚力。而正是因為隔離檢疫承認不確定性，所以很多人認定施行隔離，就等於專家和領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諷刺的是，如果熟知隔離檢疫的歷史起源，你會發現，如今更偏向迷信的居然正是檢疫。地圖和手稿來來去去，舊檢疫站的樓層平面圖、解剖圖，然後是郵輪行程及飛機航線的地圖，貝爾蒂納托警告，威尼斯等城市依然與傳染病的世界息息相關。伊波拉病毒（Ebola）、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ID-19 等大流行的輪廓，在二○一六年就已經很清晰了。我們談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日落，早已遠遠超過預計時間，最後穆納里道了晚安，把這些珍貴材料小心放回檔案庫裡。此時，貝爾蒂納托的眼睛一亮，端出了一個驚喜：一套他委託義大利的戲服設計師所製作的特別服裝，設計師名叫伊莉莎．科貝洛（Elisa Cobello），是他朋友的女兒。他從包包裡取出兩套服裝，一套是二十一世紀的泰維克（Tyvek）個人防護裝備，就是他在非洲治療伊波拉患者時穿的那種；另一套是依照貝爾蒂納托的要求縫製的，一件黑死病時代的瘟疫醫生長袍，配有一個喙狀頭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我們談話時，這個頭盔居然一直藏在他的包裡。貝爾蒂納托接著花了二十分鐘，在我們面前穿上這套中世紀威尼斯的瘟疫醫生服裝，同時指導傑夫如何以正確順序穿戴現代的個人防護裝備。這兩套服裝都需要遵循一套費力的穿戴步驟，即使在非緊急情況下，都不容易穿戴正確。貝爾蒂納托這麼做，並不是想表達現代醫療裝備就跟塞滿百花香（potpourri）的鳥喙面具一樣無效。完全不是這樣。相反地，他的重點是：人類在回應我們不理解的事物時（不論是黑死病、伊波拉病毒，或是幾年後出現的COVID-19），採取的方式之一就是制定規約和程序，當我們試圖戰勝眼前的未知，這些儀式性行為會讓我們安心。從薰香草藥到乾洗手、從威尼斯的檢疫站到高級防護設施，它們都能減少接觸和限制暴露，將陌生的威脅拒之門外。兩人就這樣全副武裝，並肩站在一起。傑夫穿著連帽泰維克防護服、戴著N95口罩及護目鏡，汗流浹背；貝爾蒂納托幾乎全身都包在他的恐怖片服裝裡。下一秒，我們聽到外面的走廊傳來一聲驚呼，是個保全人員發出的。當這奇形怪狀的兩人回望著他時，他看起來困惑不解，而且頗為驚恐。原來，當我們吹毛求疵，努力想遵循正確步驟穿上防護裝備時，我們全都忘記時間了。圖書館已經關閉將近半小時。那位保全以為他巡邏時已經空無一人，沒想到卻撞見這個文藝復興神祕儀式混搭生物危害防治的活動。貝爾蒂納托脫下面具，保全看到他的笑容後鬆了一口氣，兩個人用義大利語交談了幾句後大笑起來。※ 本文摘自《隔離：封城防疫的歷史、現在與未來》。《隔離：封城防疫的歷史、現在與未來》作者：傑夫‧馬納夫, 妮可拉・特莉譯者：涂瑋瑛, 蕭永群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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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6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莫德納要不是獲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徹底失敗」mRNA技術何以能在新冠危機中異軍突起？
在一月第三個星期的瑞士達弗斯(Davos)，街道上的積雪堆得老高，世界經濟論壇(WEF)正在這裡舉行，地區的機場私人飛機的交通如此擁擠，以至於附近的軍事基地為它們開放一條飛機跑道。至少有一百一十九名億萬富豪被列入二○二○年的賓客名單，他們將演講有關改變世界的大構想，並和世界領袖以及較低經濟階級的與會者閒聊，包括十幾歲的氣候活動份子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和大提琴家馬友友。在前一個星期，一些新聞主播稱為「武漢流感」的新病例從四十一例激增到二百八十二例，還有少數確診的感染出現在泰國、日本和南韓。當財經新聞網CNBC的一名記者對英國大藥廠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簡稱AZ)的執行長蘇博科(Pascal Soriot)提到這個話題時，他似乎很鎮定。他回答說：「現在看起來疫情似乎控制得很好。」被問到這個冠狀病毒對經濟潛在的衝擊時，另一家全球頂尖疫苗製造商賽諾菲(Sanofi)的執行長韓保羅(PaulHudson)轉變話題，談起他公司的季節性流感疫苗為公司帶來了可靠的獲利。「我們盡力確保能生產足夠數量的疫苗。」他說。備受尊敬的美國公司默克(Merck)告訴CNBC，它將等候世衛組織的指示。大致說來，大藥廠的結論是，追逐新興的傳染病無利可圖。正如默克和賽諾菲從自身在伊波拉和茲卡病毒的第一手經驗學到的，大多數疫情爆發都是很嚇人、佔據報紙頭版的事件，但很快就被人們完全忘記，至少在未受直接影響的人身上是如此。疫苗得花數億美元開發，且通常耗時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推出市場。很少疫苗的經歷如同默克一九六七年的腮腺炎疫苗一樣，它在四年內開發出來並獲准上市，直到今日還需求殷切。一旦短暫的流行過去，就沒有人可以試驗你開發的疫苗，而且更重要的，也沒有人會購買你的疫苗。來自政府和基金會的外部資金─如果有的話─將很快枯竭，開發計畫將被擱置。高薪聘請的科學家將回到那些賺錢的計畫，恢復被打斷的生計。所以，何必強求？莫德納執行長班塞爾抵達達弗斯前，早已清楚疫苗開發很少有成功的紀錄，他此行只有一個目標：確保為公司發展的冠狀病毒疫苗取得資金。班塞爾戴著工程師常戴的那種金屬框眼鏡，在剪裁合宜的西裝下有著長跑健將的身體。他從三十幾歲就參加達弗斯的年度會議，所以能完全融入這個環境。現在四十幾歲的他本身不是億萬富豪，但身價也相當可觀。如果那一年有一本書與他形影不離，那就是前迪士尼公司執行長羅伯特‧艾格(Robert Iger)寫的《我生命中的一段歷險》(The Ride of a Lifetime)。艾格在書中寫到，打安全牌在企業世界中絕對無法讓人成功：「真正的創新只發生在人有勇氣的時候。」正如葛拉漢決心證明疫苗設計在他的病原體預防模式下可以進展的比以前快，班塞爾看到一個機會可以展現他的公司擁有的一種技術─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能讓這種設計比競爭者更快實現。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開發的大多數疫苗依賴一種模糊而耗時的程序，就是在一個裝滿基因工程化細胞湯的大不鏽鋼桶裡培養病毒蛋白。莫德納的方法是只把製造那些蛋白所需的指令遞送給人體細胞。這種疫苗就像冠狀病毒本身，會劫持我們細胞裡已經存在的機制。你可能知道你的基因組─基因的總和─是包含在DNA裡，而DNA的形狀則像雙鏈的螺旋，其結構好像扭轉的繩梯。第二鏈扮演第一鏈的備份硬碟，形成包含你生存所需的所有基因一個重複而持久的存檔。例如，一個基因描述如何製造胰島素，是一種控制血糖的酵素；另一個基因決定你眼睛的色素數量。細胞核裡交纏的二十三對染色體是以DNA組成，但DNA在細胞內其實並沒有做多少事，做事的是DNA過度活躍的搭檔mRNA，mRNA會在恰當的時機讓那些指令化為行動。當一個特定的基因需要被表達─也就是轉變成蛋白─時，DNA的雙鏈會暫時解開交纏，像拉鏈那樣拉開。然後像Scrabble字母般浮在細胞中的核苷酸，會沿著這些暴露的鏈自動安排，形成一個對應於特定基因的mRNA。然後這些短暫存在的單鏈分子衝出細胞核，並與核醣體連結，核醣體就是看起來像層疊煎餅的細胞工廠。在核醣體工廠裡，那些mRNA遞交拼接所需蛋白的指令。莫德納的疫苗破解這個程序，把合成的mRNA直接送到細胞內。核醣體不在乎那些外來的mRNA來自何方。一連幾天─也許長達一星期，直到那些mRNA鏈腐壞─核醣體遵循它們的指令並產出蛋白。那個蛋白扮演一個假分子，讓身體能練習它的免疫反應。這是一個很令人振奮的創意，但它行得通嗎？mRNA從未在世界任何國家獲准用於人體的疫苗或藥物，莫德納的財務前途完全看能否達成這個目標。在二○一八年十二月，該公司在股市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規模創下全球生物科技業的最高紀錄，使公司估值達到七十五億美元。除了傳染病疫苗外，該公司的開發計畫中包括在罕見的基因疾病和癌症採用mRNA原理的治療法。但在莫德納創立至今的十年間，它從未在市場上成功地推出一項產品，在生物科技圈裡，對莫德納的懷疑逐年升高。一位頗具影響力的藥品界部落客曾批評說：「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PowerPoint投影片的說服力。」這些話班塞爾全都聽在耳裡。批評者把他描繪成一個殘暴、不輕易饒恕、只關心股價的老闆─但這與最了解他的人對他的看法並不相符。他的惡意批評者忽略的是那些偉大的構想─那種可以改變世界、拯救世界的構想─需要花大錢，當然更不用說需要一個有足夠技術和足夠動機去籌措它們的人。班塞爾總是說，莫德納要不是獲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徹底失敗。沒有其他可能。班塞爾入住他在達弗斯擁擠的歐式旅館房間後，立即發出一封電子郵件給一個可以幫助他達成任務的人：一位名叫理查‧哈契特(Richard Hatchett)的美國醫生，他也在達弗斯。哈契特主持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是一個總部設在挪威、由蓋茲與梅琳達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在伊波拉和茲卡疫苗上市失敗後創立的組織。還有其他全球組織提供救命的疫苗給需要的國家，但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專注在為下一個流行病─X疾病─做準備。哈契特一直在密切觀察冠狀病毒的疫情，而他的幕僚之一已經與葛拉漢討論過。「過去二十年來我學到的每一件事都讓我感到很焦慮。」哈契特說。他看到班塞爾寄來的電子郵件後，回信答應立即會面。哈契特有著雪白的頭髮和沒有血色的削瘦臉孔。他從機率的觀點來看待病毒世界。在與班塞爾會面時，哈契特表達他對武漢疫情爆發的擔憂。還沒有人能確定這種未命名的新型冠狀病毒有多大的傳染力，不過哈契特從流感的數學模型中知道，一旦新病毒株感染了三十到五十個人，一場大流行將無可避免，除非採取特殊的應變措施。如果這種新型冠狀病毒也適用此一模型，那麼世界已經遲了一步。班塞爾向哈契特報告莫德納準備生產第一批臨床疫苗的最新狀況。他最近做了一次粗略的計算，並得到自己也很驚訝的結果。他發現莫德納可以使用該公司用於個人化癌症治療的小規模設備，生產第一批用於人體安全試驗的疫苗。這可以讓成本從原本三百萬到五百萬美元降至一百萬美元以下，確實很划算。即使在會面前，哈契特和他的團隊就希望能參與這項試驗，並已迅速組織一個小組座談會以吸引注意。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哈契特在外觀極其摩登的達弗斯會議中心宣布，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將提供莫德納一百萬美元，以生產首批用於國家衛生研究院第一期試驗的疫苗。輪到班塞爾說話時，他帶著法國腔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解釋該公司採用的技術。他說那就像一套軟體，只需要為最新的病毒疫情做更新。有人問他，他認為需要多長的時間推出疫苗。「我還沒有時間表，」班塞爾說：「以前沒有人這麼做過。」當班塞爾和哈契特陸續走出會議室時，他們用手機檢視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武漢的高鐵火車站擠滿了旅客，他們穿著羽絨外套，戴著口罩，爭搶著想搭上最後一班離開這個城市的火車。機場已經關閉，當局已開始封鎖主要道路。電影院已關門、網路咖啡廳已斷線，雜貨店的貨架空蕩蕩。湖北省各地現在有超過五千萬居民的行動受到限制，中國最大的節日假期農曆春節，已被正式取消。在記者會兩天後，班塞爾發出一封緊急訊息給葛拉漢、佛奇和疫苗研究中心主任馬斯科拉。「我已縮短我在歐洲的行程，明天將飛回美國。」他寫道。他將直接到華盛頓特區為臨床試驗擬訂策略，並已開始尋求額外的政府資金。「我們現在需要投資，以便擴大mRNA製程的規模。」他寫道：「所以有許多要談的事，但我們會搞定。」國家衛生研究院領導的團隊仍在努力為前臨床試驗培養修改過的刺突蛋白，包括確保它已相當穩定；另一方面，莫德納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正在趕超製造mRNA疫苗本身的進度。每一批疫苗都必須檢驗以確保RNA與初始的基因序列相同，最終的疫苗也必須妥善地消毒和確保安全性。莫德納推出臨床級候選疫苗最快的時間紀錄是十個月，那是一款茲卡疫苗。在冠狀病毒計畫的頭幾天，該公司資深董事漢米頓‧班尼特(Hamilton Bennett)問一位團隊成員，計畫的時程表會是如何。他得到的回答是：一百二十天。「那太瘋狂了。」他說：「你確定嗎？」不確定，實際上他們只是希望儘快製造出疫苗。團隊成員決定他們將夜以繼日地工作，並且每星期工作七天。「病毒不休假的。」一名工程師告訴班尼特：「所以我們也不能休假。」不久後，工程師把他們的時間表縮減一半到六十天。如果動物試驗進行順利，到了三月就會有一種可用來進行第一期試驗的疫苗。班塞爾並非唯一跟病毒賽跑的人，如果他在自己的記者會後打開電視，他將看到格瑞格里‧葛倫(Gregory Glenn)的臉。葛倫是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Novavax的科學長，他正接受彭博新聞和CNBC的訪問。葛倫坐在他位於馬里蘭州蓋瑟斯堡(Gaithersburg)的公司總部一張桌子後，穿著西裝外套和未扣第一顆鈕扣的牛津襯衫。「我必須承認這是很令人興奮的時刻，」葛倫說：「這將是個測試案例。」他說，Novavax已加入冠狀病毒疫苗競賽。如果莫德納是疫苗世界的蘋果公司，一家人人稱羨、既酷炫又資本滿溢的公司；那麼Novavax就是諾基亞(Nokia)，一家仍然在賣東西、但你不確定有誰在買的舊公司。該公司註冊商標的封裝(encapsulation)技術Novasomes，是以延時釋放機制開發的顯微脂肪泡泡，用在雞隻的疫苗，但它們證明用在一種護膚產品「Nova肌膚保養系列」(Nova Skin Care)更有價值。而拜它們綿密的口感所賜，Novasomes最終被用在低脂肪的女童軍餅乾上，和理察‧西蒙斯(Richard Simmons)的西蒙斯九七％無脂肪餅乾。三十年後，Novavax已放棄Novasomes產品，但仍嘗試─但未成功─在市場上推出一種人類疫苗。該公司專注於蛋白質次單元疫苗(protein-subunit vaccines)。和莫德納的mRNA疫苗─傳遞如何製造刺突蛋白的指令給身體細胞─不同，Novavax的疫苗傳遞刺突蛋白本身。蛋白質次單元疫苗發明於一九八○年代的基因工程革命期，而雖然它們的製造需要的時間比mRNA疫苗來得長，但這種技術有很可靠的紀錄。你可以在各種有機體裡培養病毒蛋白，從大腸桿菌細菌到菸草株都可以。回顧一九八○年代，在出任Novavax疫苗發展部主管之前很久，高爾‧史密斯(Gale Smith)就已發明一種用於最快、最奇怪的平台技術：毛毛蟲卵巢細胞。不管什麼時候有任何傳染病疫情爆發，包括從豬流感到伊波拉等，Novavax就會在這些細胞中製造一種候選疫苗，並發布連串的新聞稿來拉抬一下它的股價。但每一次公司都讓投資人失望，也讓自己失望。這一次，葛倫和史密斯希望結果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疫苗戰爭：全球危機下Covid-19疫苗研發揭密，一場由科學家、企業、政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史詩》。《疫苗戰爭：全球危機下Covid-19疫苗研發揭密，一場由科學家、企業、政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史詩》作者：布蘭登・波瑞爾 譯者：吳國卿, 王惟芬, 高霈芬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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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31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美國疾管中心：Delta變異株傳染力堪比水痘 恐引發重症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今天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的內部文件形容，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堪比水痘，並警告恐引發重症。「華盛頓郵報」網站張貼的CDC報告中說，Delta變異株更容易突破疫苗保護，但也稱這種狀況十分罕見。CDC在報告摘要中表示，Delta變異株具高傳染性，引發的症狀很可能比起其他變異株更加嚴重，且突破性感染（接種疫苗後感染病毒）的傳播力，可能和沒接種疫苗者相比差不多。不過，CDC的數據顯示，對完成接種疫苗的人來說，疫苗在預防重症、住院與死亡方面，仍然高度有效。這些結論，很可能會引發是否有必要再度實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的相關辯論。即使是在已經廣泛施打疫苗的國家以及已放寬封城限制地區。CDC報告中建議，除了施打疫苗之外，民眾普遍需要戴口罩，以降低病毒傳播。「紐約時報」同樣引述報告內容表示，這就是為何CDC本週政策大轉彎，呼籲打完疫苗的民眾，在疫情熱區室內仍應戴口罩。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Walensky）告訴紐時，最新研究顯示，已接種疫苗仍感染Delta變異株的人，在鼻子與喉嚨仍帶有大量病毒。瓦倫斯基也證實這份報告的真實性，她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我想民眾必須要理解，我們不是在喊狼來了，這真的很嚴重。這是已知傳染性最高的病毒之一，麻疹、水痘，還有這個（Delta變異株），都非常高。」報告指出，Delta變異株比起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原始病毒株更具傳染力，也比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伊波拉病毒（Ebola）、一般感冒、季節流感，以及天花病毒的傳染力都要強。報告表示，Delta變異株的高傳染力堪比水痘。不過報告也表示，Delta變異株的致命性大致與原始病毒株相同，而SARS和伊波拉等其他疾病，都有更高致死率。文件指出，CDC下一步是要立刻「承認這場戰爭已經轉變」，提升大眾對突破性感染以及接種疫苗的人可大幅降低罹患重症風險等認識。紐約時報指出，CDC可望在30日公布更多有關Delta變異株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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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0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4種疫苗(AZ疫苗、莫德納疫苗、BNT疫苗、嬌生疫苗)有何不同！醫師詳解告訴你
COVID-19：預防新冠肺炎 (SARS-CoV-2) 的疫苗2019 年底，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現在被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2 (SARS-CoV-2)，被發現為中國湖北武漢市發生多起肺炎病例的原因。而後迅速傳播，導致全球大流行。 2020年 2月，世界衛生組織將這種疾病命名為 COVID-19。預防 SARS-CoV-2 感染的疫苗被認為是遏制大流行的最有希望的方法。到 2020 年底，世界各地已有多種疫苗可供使用，40多種候選疫苗正在進行人體試驗，150多種處於臨床前試驗階段。以下將介紹SARS-CoV-2 疫苗，重點會聚焦在目前可用的疫苗。疫苗種類目前開發中或是正在使用的疫苗，是由以下幾種不同的平台開發 COVID-19 疫苗。其中一些是屬於傳統方法，例如非活性病毒或減毒活病毒製造及非活性流感疫苗和麻疹疫苗。其他方法採用更新的方法，例如重組蛋白疫苗（用於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和載體疫苗（用於伊波拉疫苗）。而也有部分是過去未曾臨床使用的方法，如 RNA 和 DNA 疫苗。◎非活性疫苗：非活性疫苗是藉由在細胞培養中培養 出SARS-CoV-2，之後以化學方式去活化來製造疫苗。去活化的病毒通常與明礬或其他佐劑結合以刺激加強免疫反應。非活性疫苗通常以肌肉注射。對 SARS-CoV-2 非活性疫苗的免疫反應不僅會針對棘蛋白（spike protein ），還會針對病毒的其他部分。中國、印度和哈薩克斯坦正在開發或使用非活性疫苗預防 SARS-CoV-2 感染。◎減毒活疫苗：減毒活疫苗是藉由基因變化產生減弱的野生型病毒來製造生產的；這些減弱的病毒在接受者體內可以複製以刺激產生免疫反應。理想上的減毒過程可以培養出喪失毒力但保持免疫抗原性。減毒活疫苗有望刺激對整體病毒的多個成分的體液和細胞免疫。活疫苗的另一個優點是它們可以鼻內給藥，就像減毒活流感疫苗一樣，這可能會在病毒進入上呼吸道的部位誘導粘膜免疫反應。然而，減毒活疫苗的安全問題仍舊是一大顧慮。幾種減毒的 COVID-19 疫苗都處於開發階段，並未進入人體試驗。◎重組蛋白疫苗：重組蛋白疫苗由部分病毒蛋白所組成。這樣的疫苗通常是肌肉注射的，製造過程不需藉由病毒的複製，有利於生產，疫苗的產出取決生產棘蛋白（SPKIE-protein）的能力。其他開發的重組蛋白疫苗包括重組棘蛋白疫苗、重組受體結合域疫苗和病毒樣顆粒疫苗。◎載體疫苗 (Vector vaccines ) ： 載體疫苗就複製能力分為無複製的載體疫苗與具複製能力載體疫苗。>>無複製的載體疫苗：無複製的載體疫苗是選擇特定的載體病毒，該載體病毒必須不會於體內複製但同時可以表現刺激免疫標的蛋白。而腺病毒載體是目前最為人知的載體。載體疫苗的缺點是對載體（如腺病毒）的已有免疫力者會減弱疫苗的免疫刺激性，因此會選擇使用人類不常見的病毒載體或是源自動物病毒的載體（例如黑猩猩腺病毒）。目前正在開發的 SARS-CoV-2 複製無能載體疫苗都是肌肉注射的，以棘蛋白為刺激免疫標的。>>具複製能力的載體疫苗：有複製能力的載體來源於減毒的病毒。具有複製能力的載體因為它們在接種者內複製並刺激天然免疫反應通常產生更大的免疫反應。麻疹疫苗株載體被認為是可能的載體，理想上這樣的疫苗也可以由鼻內給藥以刺激病毒進入部位的粘膜免疫。目前幾種具複製能力的載體疫苗都處於早期試驗階段。◎非活病毒載體疫苗：滅毒活病毒載體的設計為非活性載體病毒的前提表現標的蛋白，因為它們無法複製，因此更安全，即使在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中也是如此。非活病毒載體 COVID-19 疫苗仍處於臨床前開發階段。◎DNA疫苗：DNA疫苗由含有哺乳動物表達啟動子和標的基因的質粒DNA組成，以便標的蛋白在疫苗接受者體內表達。可以在大腸桿菌中產生大量穩定的質粒DNA，這是一個主要的生產優勢。然而，DNA疫苗通常免疫原刺激性低限。此外，DNA疫苗必須到達細胞核才能轉錄為信使 RNA (mRNA)，而後才能產生蛋白質來刺激免疫反應。正在開發的 SARS-CoV-2 DNA疫苗以棘蛋白基因為標的基因。◎RNA疫苗：RNA疫苗是世界上首批生產作為 SARS-CoV-2的疫苗，同時也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疫苗使用方法。接種疫苗之後，RNA就會被轉譯成標的蛋白，而引發免疫反應。 mRNA留在細胞質中，並不進入細胞核，不會與接種者的 DNA相互作用。RNA疫苗在體外生產，有利於生產。然而新的技術是否能應付全球目前迫切所需是一大問題，而其中必須保持在非常低的溫度下，令儲存與運送是一大考驗。現今SARS-CoV-2 疫苗的接種目前主要在歐美地區使用的疫苗獲得緊急使用授權為兩種mRNA疫苗：BNT162b2（輝瑞-BioNTech 疫苗）和 mRNA-1273（Moderna 莫德納疫苗）和兩種腺病毒載體疫苗 Ad26.COV2.S（Janssen嬌生疫苗）和ChAdOx1 nCoV-19/AZD1222 （牛津大學/阿斯利康 AZ 疫苗）。AZ疫苗、莫德納疫苗、BNT疫苗及嬌生疫苗介紹說明最後小叮嚀◎COVID-19 疫苗的開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而同時有幾種不同的平台同時進行中。◎目前COVID-19 疫苗的主要抗原標的都是表面棘蛋白。◎基於不同的研究設計，並不建議單獨比較不同疫苗的功效，建議應儘速接種已經獲核可的疫苗。◎兩種mRNA疫苗要接受兩劑肌肉注射，間隔4週最遲不應超過6週;AZ疫苗兩劑肌肉注射建議間隔8-12週;Janssen 疫苗單一次肌肉注射即可。◎四種疫苗都建議在18歲以上成人接種，而BNT建議在16歲以上（部分國家開放至12歲以上）。◎副作用包括局部和全身反應，包括注射部位疼痛、發燒、疲勞和頭痛。如果出現這些反應，可以服用藥物緩解，但不鼓勵預防性使用。◎疫苗接種的唯一禁忌症是對疫苗或其任何成分的嚴重或立即過敏反應。應在接種疫苗後至少15-30分鐘內監測所有個體的即時反應。◎據報導，接種AZ疫苗和 Jassen疫苗發生與血小板減少症（例如腦靜脈竇血栓形成）血栓事件的病例可能有相關性，但是極為罕見，分析主要是在接種疫苗的前兩週內發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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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1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蘇益仁：通過二期授權 只能當備位
高端疫苗昨天宣布解盲，前疾管局長蘇益仁直指，通過二期臨床緊急授權的疫苗，僅能當作「備位疫苗」，也就是戰備疫苗，備位疫苗的定位應是國內無法取得其他疫苗時，備位疫苗等於是救命疫苗，提供高風險族群施打。蘇益仁認為，只通過二期臨床試驗的疫苗不能和已做三期試驗的莫德納、ＡＺ、輝瑞疫苗放在相同位置。他認為，國產疫苗最大爭議就是定位不明，食藥署要審的是二期臨床緊急授權，而只通過二期緊急授權的疫苗，不能自行升格為通過三期臨床緊急授權的疫苗，直接打在一般人身上。他解釋，莫德納、ＡＺ、輝瑞疫苗都經過三到四萬人的三期臨床試驗，明確證明其保護力；完成二期臨床試驗的疫苗，雖然可以用免疫橋接的方式，推論其保護效果，但終究未完成三期，兩者定位不可能一致。特別是公費接種新冠疫苗，同時出現莫德納、ＡＺ以及僅通過二期的國產疫苗，法規上就會出現混亂。蘇益仁表示，過去也曾有通過二期臨床試驗就直接提供施打的案例，例如針對伊波拉病毒，美國當年即將僅完成二期臨床疫苗直接注射人體，但這是特例，伊波拉病毒致死率太高，且三期臨床試驗必須要在疫區執行，基於倫理考量及找不到任何疫苗可使用，伊波拉病毒疫苗以戰備疫苗提前讓民眾施打。蘇益仁表示，國產疫苗若通過二期緊急授權，定位也應該是戰備疫苗，當其餘疫苗全數打完，且台灣遲遲無法採購疫苗時，才是啟動施打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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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0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獨／蘇益仁：二期緊急授權的疫苗 只能作「備位疫苗」使用
高端疫苗預計今天下午宣布解盲結果，食品藥物管理署今天一早就宣布「國產新冠疫苗通過緊急授權審核標準」。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直指，食藥署的審核標準並未說明清楚，通過二期臨床緊急授權的疫苗，僅能當作「備位疫苗」也就是戰備疫苗，不該把通過二期臨床的疫苗，當作通過三期一樣，放在與莫德納、ＡＺ、輝瑞相同的位置，特別是公費疫苗的接種，不應以「備位疫苗」為主，備位疫苗的定義是當國內取得不到任何疫苗時才會啟動使用。「陳培哲就是沒把這件事講清楚」蘇益仁說，國產疫苗最大的爭議就是定位不明，食藥署現在要審查的是二期臨床緊急授權，而只通過二期臨床緊急授權的疫苗，不能自行升格為通過三期臨床緊急授權的疫苗，直接打在一般人身上，應該說通過二期臨床緊急授權的疫苗，將視為「備位疫苗」，當國內完全沒有任何疫苗可以接種，備位疫苗等於是救命疫苗，協助高風險族群施打。他解釋，完成三期的新冠疫苗有莫德納、ＡＺ、輝瑞，他們都是做了三到四萬人的三期臨床，能明確證明其保護力；完成二期臨床試驗的疫苗，雖然可以用免疫橋接的方式，推論其保護效果，但終究未完成三期，兩者的定位絕對不可能一致。特別是公費接種新冠疫苗時，同時出現莫德納、ＡＺ以及僅通過二期的國產疫苗，法規上就會出現混亂。蘇益仁表示，世界上並不是沒有通過二期臨床試驗就直接施打到一般人的案例，以伊波拉病毒為例，美國當年將僅完成二期臨床的伊波拉病毒疫苗，直接接種到人體，不過這屬於特例，第一，伊波拉病毒致死率太高，約五到九成；第二，三期臨床試驗必須要在疫區執行。基於倫理以及找不到任何疫苗可以使用，伊波拉病毒疫苗以戰備疫苗的情況，提前讓民眾施打。蘇益仁表示，國產疫苗若通過二期緊急授權其定位也應該要一致，當其餘的疫苗全數都打完，且台灣遲遲沒有辦法採購到疫苗時，備位疫苗才是啟動施打的時機。不過，自費市場則是由國人自行選擇，不限打通過二期或是三期，只是前提必須是政府要跟國人說清楚，兩者定位不同，且僅通過二期的未來國際討論免疫護照時，恐不被認可等風險。蘇益仁建議，國產疫苗若順利通過二期臨床試驗，建議把三期臨床做完，同時研發對抗變種病毒株的疫苗，未來在國際市場才有競爭力；他說，台灣取得疫苗的處境確實困難，後續可能會遇到完全沒有國際疫苗可以施打的情況，此時備位疫苗仍具有一定的角色，此部分政府也該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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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9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二期就給EUA 陳培哲：國產疫苗會變孤兒
公開點名總統蔡英文宣布七月底國產疫苗開打，讓食藥署國產新冠疫苗療效評估方法專家會議面臨重大困難的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無意捲入政治，只是秉持醫學專業良知，如果政府執意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立即給予ＥＵＡ，台灣醫藥產業的專業和獨立性就會被搞壞，從此沒得救，不符合國際研究規範，國產疫苗就會變成孤兒。陳培哲表示，此刻台灣進口的疫苗不足，民眾有接種疫苗的急迫性，這是現實的需求，如何解決國產疫苗爭議，應該回到科學，建議在不影響臨床試驗的準則品質之下，可開放給急需疫苗人群使用。陳培哲提出解決之道，就是在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果出爐，如抗體效價足夠，請廠商提出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他們原來預備做第三期臨床試驗，一直做到期中分析，有安全性跟有效性的結果，就可以給ＥＵＡ。這樣維持臨床試驗和審查的專業性跟獨立性，也與國際一致，「無論如何，國產疫苗三期臨床一定要走下去。」第二個方案為廠商也提出「擴大可近性方案」（expanded access，ＥＡ），這是美國ＦＤＡ以及ＷＨＯ都准許的架構，針對臨床試驗中的藥品或疫苗，經過簡單申請，食藥署審查通過，只要醫師及民眾同意，就可以使用，提供給急需的人。陳培哲說，ＷＨＯ於非洲國家在面臨伊波拉病毒、黃熱病等疫情時曾用過這個方案，給予數十萬個群眾疫苗。不過，屆時民眾施打國產疫苗前，須填寫同意書，且應被告知「瞭解施打的國產疫苗仍待核准」、「瞭解施打國產疫苗，日後可能無法出國」。他強調，從未批評國產疫苗品質不好，但研發速度過慢，這是事實。為了台灣醫藥產業能夠正常發展，才會堅持己見，從未想要製造對立，未來不可能重回國產疫苗委員會。此外，自己並非要與政府作對，只是秉持醫學專業良知，政府必須照顧民眾健康，但做任何決定，絕對不能損及醫學的獨立性與專業性。陳培哲說，國產疫苗只有完成正規嚴謹的臨床試驗，才能得到信任，贏得肯定，而「擴大可近性方案」可解疫苗短缺燃眉之急。學者的責任就是以科學方法提出解方，希望這是個可以給大家討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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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9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陳培哲：擔心台灣醫藥產業被搞壞 並非想與政府作對
公開點名總統蔡英文宣布七月底國產疫苗開打，讓食藥署國產新冠疫苗療效評估方法專家會議面臨重大困難的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無意捲入政治，只是秉持醫學專業良知，如果政府執意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立即給予EUA，台灣醫藥產業的專業和獨立性就會被搞壞，從此沒得救，不符合國際研究規範，國產疫苗就會變成孤兒。陳培哲表示，此刻台灣進口的疫苗不足， 民眾有接種疫苗的急迫性，這是現實的需求，如何解決國產疫苗爭議，應該回到科學，建議在不影響臨床試驗的準則品質之下，可開放給急需疫苗人群使用。陳培哲提出解決之道，就是在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出爐，如抗體效價足夠，請廠商提出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他們原來預備做第三期臨床試驗，一直做到期中分析，有安全性跟有效性的結果，就可以給EUA，這樣維持臨床試驗和審查的專業性跟獨立性，也與國際一致，「無論如何，國產疫苗三期臨床一定要走下去。」第二個方案為廠商也提出「擴大可近性方案」（expanded access,EA），這是美國FDA以及WHO都准許的架構，針對臨床試驗中的藥品或疫苗，經過簡單申請，食藥署審查通過，只要醫師及民眾同意，就可以使用，提供給急需的人。陳培哲說，WHO於非洲國家在面臨伊波拉病毒、黃熱病等疫情時曾用過這個方案，給予數十萬個群眾疫苗。不過，屆時民眾施打國產疫苗之前，須填寫同意書，且應被告知「瞭解施打的國產疫苗仍待核准」、「瞭解施打國產疫苗，日後可能無法出國」。他強調，從未批評國產疫苗品質不好，但研發速度過慢，這是事實。為了台灣醫藥產業能夠正常發展，才會堅持己見，從未想要製造對立，未來不可能重回國產疫苗委員會 。此外，自己並非要與政府作對，只是秉持醫學專業良知，政府必須照顧民眾健康，但做任何決定，絕對不能損及醫學的獨立性與專業性。陳培哲說，國產疫苗只有完成正規嚴謹的臨床試驗，才能得到信任，贏得肯定，而「擴大可近性方案」可以解疫苗短缺的燃眉之急。學者的責任就是以科學的方法提出解決的方案，希望這是個可以給大家討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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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1 新冠肺炎.周邊故事
防疫沒有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護理師！ 國境的守護者：攔截境外移入個案
二○二○年，每個人的生活中都充斥著這幾個關鍵字：「COVID-19」、「隔離檢疫」、「口罩」，指揮中心記者會與LINE疾管家更是每日必追的新劇情，我也不例外。年初的我，不過只是一個在醫學中心工作兩年多後，決定離職的「護理師逃兵」。我有證書，但不執業說來慚愧，我並不是滿懷熱忱踏進護理界，只不過是指考分數剛好掉進了臺大護理系而已，中間好幾度想要轉系，也輔修了公共衛生學系，後來意外在臨床實習過程中接觸到「真正的護理」，從沒想過自己會有這一面，投入的遠比原先想像的還多，也不排斥臨床，所以畢業後便進入腫瘤病房工作。護理臨床工作很好，和病人的互動很好、與同事們一起奮鬥很好、跟著厲害的學長姐學習也很好，但護理職場環境沒意外地令我失望。在現行規範內的護病比底下，我每天有著做不完的護理工作、發不完的藥、換不完的傷口，更不要說突如其來的抽血、治療等臨時醫囑或交辦項目。醫護團隊時不時就得和死神拔河，還得抓緊時間扒上兩口飯和解放護理師膀胱（這裡補充一個關於護理師膀胱的小知識：「Nurse's Bladder: the training and ability to hold one's pee for a 12 hour shift.」直白的翻譯是：「護理師有著一個訓練有素的膀胱，可以十二小時不尿尿。」）媒體上經常報導護理師喜歡喝手搖飲，其實是因為在上班過程中，根本吃不到午晚餐，只能利用零碎的時間喝飲料，比坐下吃飯還要省時許多。護理師常在「想給病人多一點高品質照護」及「可能會超時工作」中糾結，長時間高強度工作造成的身心壓力、疲勞與無力感，最終還是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我也變成了那空領有證書，卻不執業的護理師。滿腔熱血和好奇心，衝上前線當檢疫官在幾個月充電期的期間，我不斷思考自己不做護理師，還能做什麼？因為本身對於公共衛生和法律有些基礎，許多領域都躍躍欲試。而在疫情初期也曾參與過衛福部召開的「醫事人員禁出國」討論會議，看著會議代表們對於法源問題爭論不下，將最棘手的假別與給薪問題丟回到勞資協商解決。我曾聽聞醫院主管用盡各種話術約束勞工，比如說：「你看都是因為你，別人要出來幫你上班，造成別人連上六天班。」或是先要求勞工自己預先找好十四天的代班人力，把人力調度的責任丟給勞工。當然一定有人說：「疫情都這麼嚴重了，還想著出國？」等言論，但重點不論是什麼原因出國，出國前、回來後的勞工，依舊是弱勢的一方。這時我更加感受到第一線人員的無助感，但那時的我既不是護理師，也不是因為疫情忙碌的工作者，在網路上看見一句「所謂的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使得心底更深層的無力感頓時湧現。恰巧，我看到了疾管署的招募資訊，就義無反顧地報名。但「傳染病防檢疫業務」到底是什麼啊？儘管我每年出國好幾次，都未曾注意過機場有設置這個單位，上網搜尋相關經驗分享也寥寥無幾（在看這篇文章的你真是賺到了），就憑著一股熱血和好奇心，親上火線到邊境擔任檢疫官。話說檢疫（Quarantine）這個詞彙，源自十四世紀的歐洲，當時黑死病大流行，來自疫區的旅客或商船都必需隔離三十天，稱為「Trentino」。經過一個世紀後，增加至四十天，稱為「Quarantino」，其內涵包含隔離（Isolation）及檢查（Inspection）之意。而臺灣的海港檢疫則是追溯到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雞籠、滬尾、安平與打狗四個通商口岸設有領事館，配置洋醫或傳教士，並針對當時傳染病疫區回來的船隻進行隔離與消毒。後來公共衛生基礎建設興起，檢疫工作在前人的努力下，不斷地累積能量與經驗，直到二○○三年SARS期間，於國際港埠開始設置發燒篩檢站，透過紅外線熱影像儀監測入境旅客的體溫，對有症狀者進行健康評估、傳染病調查通報、抽血採檢（登革熱快篩）以及衛教宣導等。後SARS時代，遇到二○○九年H1N1流感疫情、二○一四年西非伊波拉病毒疫情，以及二○一五年韓國MERS疫情時，也曾啟動高風險航班旅客申報、機上廣播、登機檢疫、疫區國籍旅客註記等特殊檢疫措施。國境的守護者，攔截境外移入個案目前疾病管制署底下有六個管制中心，分別是臺北區、北區、中區、南區、高屏區與東區。我隸屬於北區管制中心，轄區內只有每年旅客運量高達四千多萬人次的「桃園國際機場」。機場內共有兩個航廈，分別又設置了兩處發燒篩檢站，因此一共有A、B、C、D四個執勤點，平時檢疫官不會固定在同一個航廈，也不時需要互相支援。另外，由於桃園機場是全年無休，所以即使換到機場工作也還是得像醫院一樣輪班（兩班制，以早上九點和晚上九點作為切點），平常不固定白班或是夜班，排班上最多只會連續上班三天。因為具有護理師背景的優勢，我們很適應輪班的生活、擅長抽血和評估健康狀態，可以給予旅客正確的衛教觀念或後續治療方向，也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判斷輕重緩急，及時與其他團隊進行溝通協調。COVID-19 是二○二○年全球最重大的事件，時間退回到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李文亮醫師的哨音響了，臺灣同步進入備戰狀態，隔天啟動自中國大陸武漢直航航班的登機檢疫，開啟了邊境檢疫應對COVID-19 疫情的一連串挑戰。為了及早發現疑似個案，從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開始，旅客只要是從中港澳入境者，皆需填寫「入境健康聲明卡」，誠實填報個人資料及健康狀況等，並於二月十一日起擴大實施至所有入境航班。我們（檢疫官）會針對其症狀、旅遊史和接觸史等進行評估，必要時在機場就地採檢或送醫院診察，相關資料則鍵入智慧檢疫資訊管理系統（Smart Quarantine Management System, SQMS），即時串聯地方衛生單位啟動防疫作為。另外，也針對高風險國家以專案包（專）機返臺與定泊檢疫，成功攔檢了我國首例及後續逾三分之一的境外移入個案。隨著國際疫情發展，限縮兩岸直航班機至五個航點、暫停來臺轉機、限制外籍人士入境，三月十九日起所有入境者皆要「居家檢疫十四天」，旅客需於登機前登入「入境檢疫系統」申報TOCC（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群聚史）、手機號碼及居家檢疫地址，抵達臺灣後，系統便會以手機簡訊發送健康憑證，由第一線的檢疫人員進行審查，該資料也會串接整合至「防疫追蹤系統」，發佈給民政、衛政及警政單位，並透過「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以手機定位方式掌握居家檢疫者行蹤，以確認防疫措施的落實情形、降低社區傳染風險。邊境檢疫拉出防疫最前端的警戒線，減少群聚和社區感染的威脅，這也是我們國境守護者的職責所在。當無知與歧視還存在，疫情有結束的一天嗎？國際疫情瞬息萬變，政府的防疫策略需要隨時因應，在政策轉變的過渡期，難免會有旅客受到影響，而這些不滿的情緒自然直接宣洩在第一線工作人員身上。最常見的抱怨無非是在排隊入境時，不耐久候的旅客便會開始大聲嚷嚷：「機場人這麼多，本來沒事的都變有事了！」也有許多熱心民眾會各種偷拍，或在網路上分享並不完全正確的「入境攻略」，反而造成有旅客誤以為可以拿免錢的防疫手機、住十四天免錢的防疫旅館，抱持著「這是政府要我檢疫的，那就要幫我找好旅館、準備好電話」的奧客大爺心態；又或是檢驗報告不合格、未完成居家檢疫資料填寫的旅客，試圖想偷跑闖關，被我們攔截和勸阻後，還會碎唸著：「某某國的防疫做得比較嚴謹，要不是有補助，我才不會回來呢！」大家聽到這些是不是怒火中燒，這可都是臺灣人民的納稅錢耶！所幸遵守規定的旅客還是佔大多數，只不過當每次面對幾百人的航班時，若是有一兩個難纏的對手，就會耗費我們相當多的心力與時間，偶爾也需要陪玩「諜對諜」的遊戲，試圖突破心防，問出旅客到底還隱匿了哪些症狀、旅遊史和接觸史？有許多旅客在入境時誠實申報有症狀，接受了評估和採檢後，依規定需要去集中檢疫所等待檢驗結果，然而當他們聽到這句話後，經常是一臉震驚且無法接受。一來是對於「集中」一詞感到恐懼，以為會被關起來或送去集中營的概念，二來是可能原本已訂好旅館和請人接送，一切的安排突然被打亂，導致他們覺得自己像是「被懲罰」一樣。這些其實很能夠理解，但身為執法人員的我，也只能盡量安撫情緒，但我想，臺灣疫情到目前為止能夠守住，也是因為大家能夠配合政策、愛己愛人，願意犧牲一小部分的自由，讓疫情得到控制。跟病毒作戰，可以說是一場長期的心理攻防戰。疫情一旦拖久了，人們容易防疫疲乏，當有新增案例，又會造成人心惶惶。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規範著人與人需要間隔室內一．五公尺、室外一公尺的防疫距離，但有時候心和信任卻比這個具體距離更遠。沒有人會希望成為那道防疫破口，變成那個第XXX號個案，但自私和生存本能大概是更強大的力量（病毒也會努力變異存在世界某個角落啊），不時會看到誠實申報有症狀來發燒篩檢站的人，遭受到其他旅客指指點點或閒言閒語。而身為第一線戰士的我們，也曾遇到親友默默地避開一起吃飯的時間，或與朋友約好的聚會卻臨時喊停，甚至看牙醫或上美容室時，被拒絕進入等情況……。哈囉？我們要攜手對抗的是「新冠肺炎病毒」，不是確診者、檢疫隔離者，更不該是辛苦的第一線人員！然而，無知造成恐懼，而恐懼則會帶來歧視。一旦歧視、排擠、獵巫現象存在，疫情就不會有結束的一天，同時還會形成另一種「社群傳染病」。所謂的歲月靜好，是大家各司其職二○二一年會變得更好嗎？沒有人知道，但無論你身在何處、在哪個社會崗位上，都應該為抗疫盡好自己的本分。臺灣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上的抗疫模範生，絕對不是單靠政府或是醫療人員就守得住，而是需要每個人都將此視作自己的事，且是重要的事。希望在新的一年裡，全世界可以漸漸擺脫COVID-19 的威脅，生活慢慢回歸正常。現在的我會說：「所謂的歲月靜好，不應該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而是大家分攤責任、各司其職，一起為更美好的將來努力。」沒有人想當防疫英雄，也沒有人需要在抗疫裡犧牲自己，SARS已經讓我們失去許多優秀的醫療前輩，從那次的事件中記取教訓，疫情教會我們的永遠都不是僥倖，唯有人人存有危機意識並配合防疫，才能守住臺灣、守住珍貴且令人稱羨的日常。作者簡介吳佳玲：非典型護理人資歷這件事：二○一七～二○一九年 臺大醫院腫瘤內科病房護理師二○一九～二○二○年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腫瘤內科病房護理師二○二○年～迄今 疾病管制署北區管制中心檢疫官給讀者的話疫情未歇，所以我們想個辦法，記下世界的改變還有努力，不要忘記美麗的土地還有人們。資訊很多，所以我們想個辦法，多一句關心支持還有問候，別讓交流只剩下滑限動或點讚。 ※本文摘自博思智庫《護理的100 種可能：白色巨塔外的風和日麗》 作者：Daniel、史天音、吳佳玲 出版社：博思智庫出版日期：202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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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院裡不可或缺的存在！ 美國麻醉科醫師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內心世界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麻醉科醫師的內心世界」。麻醉科醫師的工作不只對社會大眾，對其他醫療團隊成員也都相當神秘。第一篇文章來自年輕的麻醉科醫師介紹這項專業；第二篇來自曾經擔任「麻醉風暴」醫療總顧問的麻醉科醫師以台灣經歷SARS的背景寫出這篇文章；第三篇來自一位美國麻醉科醫師友人與編者分享她在美國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衝擊下，寫出對麻醉科醫師生涯的諸多感觸。事實上本週的主題就是因為這位美國友人的文章引起我們之間的討論，非常高興她欣然同意我們轉載這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醫院刊物的文章，並附上一位外科醫師的中譯。這也是「醫病平台」首次轉載英文原作與中譯的嘗試。我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我從未理解自己有多麼不可或缺，也未曾如此描述自己，直到冠狀病毒大流行。數百萬計的人們因為居家隔離的規定而無法出門工作，然而我必須如此：我是個麻醉科醫師。當我穿越檢疫站，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作者走入醫院時，我想起了我的單親媽媽在我與姐姐小時候所灌輸給我們的觀念。當我們在一片漆黑中，無法付出電費時，她說：「不想過這種日子的話，就好好接受教育。」我們從未無家可歸或飢腸轆轆，然而我們的公寓狀況並不好——牆壁滿是坑洞、在樓下的女子被強暴後加裝在後窗外的鐵桿。我的母親並未向房東抱怨，她教我們：「絕不要開口求援，世界不是為了救你而存在的。」若我沒有足夠的錢買公車票，我也不曾開口祈求他人施捨。從小，我便靠著裝信和當保姆賺錢。另一方面，我亦有著難以置信的多采多姿豐富童年。我的母親是一位服裝設計師，因此我曾在排演時從劇院的舞台側面觀賞過《厭世者》（莫里哀）。我也鍾情圖書館。雖然我害怕圖書館員，但那是一個放學後能夠安全待著的地方。安全，是除了賺得溫飽之外另一個我反覆學習的人生課題。在家裡，我與姊姊會將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在地上排成一列，假裝一越過便會落入深淵。但我們知道—或至少相信—那深淵並不存在當我的母親說「受教育吧」，我聽從了。我進入了一所傑出的公立高中，整個費城最優秀的孩子都來就讀的重點學校。大學時，我獲得了全額獎學金攻讀生化。我原本預計進攻博士學位，然而，在某個暑假工讀時，我認識了一位博士後研究員，他已到達我認知裡的教育巔峰。他告訴我，明年他將失業。這讓我大吃一驚。從那刻起，我知道我必須尋找新方向，找個能永遠不愁沒工作的領域。同一年稍晚，當我行經宿舍外某個據說要成為《愛情故事》的電影拍攝場景時，我忽然頓悟了。每個人都會生病，即使是愛情故事的女主角艾里‧麥克洛也一樣。若我成為醫生，我總會有工作的。發現新大陸啦！當然，在面試醫學院時，我無法明說我的動機。就算我再熱愛科學，我知道促使我選擇這條路的原因是我知道我永遠有工作。時間快轉過數十年醫學院與麻醉生涯。雖然承擔著壓力造成的心理健康風險以及無數種有點小傷殘就能讓麻醉科醫師一無是處，但我每天都有著安全又保固的工作（媽，你一定很驕傲！）如今，這份工作的安全性也變了。穿上加強防護的個人裝備，我檢視這些在我將進行的呼吸道處置時（這使得病毒更加容易傳播）保護我的堡壘。我短淺而費力的在N95口罩和面罩裡用嘴呼吸，在不透氣層與雙層手套的重重阻礙下緩慢的移動我的四肢，彷彿月球漫步。我大聲地請護理師離開房間，而有時我必須扯開嗓門才能讓呼吸治療師聽到。我俯視著驚恐—或極度驚恐—的病人。我是他們最後一個見到的人，在我給予麻藥並在在他們聲帶之間放入一根塑膠管子之前。「我要給你一種會很想睡覺的藥」我說，「也會從氣管內管給你幫助你呼吸的藥。」「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這些話，在情非得已的大吼下顯得格外苛刻。回首過往，我才了解，在愛滋、SARS、MERS和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下，我曾經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但因為我所居住的地方、不多的暴露狀況，以及這些病毒的傳播方式，我並不像現在一樣總是恐懼相伴。自古以來就有著飛機機長與麻醉科醫生的類比；我們將起飛和著陸和麻醉的各個階段相比。這樣的比喻是有好處的——這也是為何原本為機師訓練而設計的模擬與溝通訓練，現在已成為麻醉教育的標準程序。不過，兩者之間有個相當大的差異：假如墜機，機師也難逃一劫；而麻醉要是出了錯，只有病人會死去。當大聲的急診呼叫從天而降時，作為新冠肺炎呼吸道小組成員的我，在抵達急診前抓起我們裝在專屬行李箱裡的工具、回覆小組成員的簡訊、並戴好我的N95口罩和護目鏡—剩下的器具必須在病人候診區外先包覆並檢查好—我深切的感受到（幾乎是全身上下的每個細胞都感受到），如今一切都變了。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下，我有可能會死。若我把病毒帶回家，可能會害死我摯愛的人。這，就像是一場緩慢，卻無可避免的飛機失事。疫情中的某天，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事實上現在所有人都比我年輕）來找我。他告訴我自己的心跳快到每分鐘130下，但除此之外沒有不舒服。他的體溫、心律、血氧、和血壓都沒事。我告訴他：「沒事的，回家、喝點水然後好好休息。我會照顧你的病人。」他回家後心跳便恢復正常了。這是焦慮，不是病毒。這種焦慮程度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從未發生在他身上。不只是病毒威脅著我們，恐懼也是。直到現在，我還未認真思考過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者的危險。但是我的母親讓我擁有應付大量壓力的餘裕。她教會我我是被愛的。也許，看著她獨自撐過這一切，她教會我不要重蹈她的覆轍。她教會我活到老學到老，而我從同事身上學到向他人尋求幫助這一點，是我人生中最無價的一課。示弱無妨，告訴賣公車票的老師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也無妨。我從這次疫情學到的是：我們榮辱與共。我們都是被需要的。在這世界上我們並不孤單。此外，開口求援—尤其你是個不可或缺工作者時—絕對是件不可或缺的事。ESSENTIAL (By Audrey Shafer)I am an essential worker. I just didn’t realize how essential I was, and never would have described myself that way, unti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illions cannot go to work due to shelter-at-home rules, but I have to: I’m an anesthesiologist. As I pass through the checkpoint to enter the hospital with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I am reminded of what my single-parent mother instilled in my sister and me when we were little. While we sat in the dark, unable to pay the electricity bill, she said: “If you don’t want to live like this, get an education.”We were never homeless or hungry, but the apartment was also not well maintained, with holes in the plaster, and bars on the back windows after the woman who lived on the floor below us was raped. My mother never complained to the landlord – she taught us “Never ask for help, the world is not here to help you.” If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packet of bus tokens, I was not to ask anyone for a handout. At a young age, I stuffed envelopes and babysat to earn money.On the other hand, I had an unbelievably rich childhood – my mother was a costume designer and I sawThe Misanthrope and Endgame from the wings of the theater during dress rehearsals. I also loved the library. Even though I was afraid of librarians, the library was a safe place to go after school, and safety, besides a livable wage, was another lesson drilled into me. At home, my sister and I played a game with our library books, placing them along the floor and pretending that if you stepped off them, you sank into a watery abyss. But we knew, or at least we believed, the abyss wasn’t real.When my mom said get an education, I listened. I went to an outstanding public high school – a magnet school that drew the brightest kids from all over Philadelphia. I attended college on full financial aid and majored in biochemistry. I planned to get a Ph.D. but during a summer work-study job, I met a post-doc – someone who already had achieved what I was convinced was the pinnacle of education. He told me he didn’t have a job the next year. This blew my mind. In that moment, I knew I needed to seek a new direction, something where I could always have a job.Later that year, I had an epiphany while walking outside my dorm at a site rumored to be a film location for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Story. Everyone gets sick, even Ali MacGraw’s character. If I became a physician, I’d always have a job. Eureka! Of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 interviews, I couldn’t come clean about my reasons. As much as I loved science, I knew I had chosen this path because I felt I would always be employed.Yet, at medical school, something changed. Love happened in an unlikely setting. I felt strangely fatigued during my anesthesiology elective, but enjoyed the people and culture of this hidden part of medicine. Delirious and febrile from mononucleosis-induced hepatitis, which I did not initially know I had, I fell deeply in love with the quirky, fulfilling specialty of anesthesiology.Fast forward through decades of academic anesthesiology practice – and, despite risks to mental health from stress and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a minor disability could render the anesthesiologist useless, I had (you’d be proud, mom!) a safe and secure job every day of my life. But the job and its safety have changed.Donning enhance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 check the barriers protecting me as an anesthesiologist during and after the airway procedures I will perform - procedures which make the virus even more contagious. I mouth breathe, pant really, in my N95 mask and hood, and, encumbered by impermeable layers and double gloves, move my limbs slowly as if I was in a phony moon landing scenario. I loudly ask the nurse to leave the room; sometimes I have to shout to be heard by the respiratory therapist. I look down at my frightened or too-far-gone-to-be-frightened patient. I’m the last person they will see before I push sedatives and place a plastic tube between their vocal cords. “I’m giving you medicine to make you very sleepy,” I say. “Medicine to put in a breathing tube to help you breathe. We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It sounds harsh because I have to speak so loudly.I understand, retrospectively, I was an essential worker through HIV/AIDS, SARS, MERS and Ebola. But because of where I live, my limited exposure, and how these diseases are transmitted, I never felt the fear that is my steady companion now.There is a longstanding analogy involving airline pilots and anesthesiologists, which compares take-off, flight, and landing to stages of an anesthetic. There are benefits to the analogy – it’s why simu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ining, developed for pilots, is now standard in anesthesiology educat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though: if the plane goes down, the pilot dies too; but if the anesthetic goes awry, only the patient dies.As another overhead code call to the emergency room blares, and I, on the COVID airway team, grab equipment we pack in wheeled suitcases, respond to texts from team members, and don my N95 and eye protection before hitting the ER – the rest of the equipment will need to be donned and checked outside the patient bay – I realize, almost cellularly,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now. With COVID-19, I could die. Or I could cause my loved ones to die if I bring the virus home. It would be like a slow but inevitable plane crash. A younger colleague (and now they are all younger) came up to me one pandemic day. He said his heart rate was 130 but he otherwise felt fine. His temperature, heart rhythm, oxygen satu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fine. I told him, “It’s okay, go home, drink some water and relax. I’ll do your case.” He went home and his heart rate normalized. It was anxiety, not virus. This level of anxiety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o him pre-COVID. It’s not just the virus that threatens all of us, it’s also the fear.Until now, I hadn’t truly thought about the danger of being an essential worker. But my mom equipped me to deal with enormous stress. Taught me I was loved. And maybe, in watching her go it alone for so many years, taught me to live a life different than hers. She taught me to be a lifelong learner, and what I learned from my colleague, to seek help from others,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s of my life. It’s okay to be vulnerable, it’s okay to tell the teacher selling bus tokens you don’t have enough money.What I learned in the pandemic is this: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We are all needed. None of us is alone in this world. And asking for help, especially if you are an essential worker, is, ultimately, the essential thing to do.Audrey Shafer, MD, is a Stanford Professor of Anesthesiology, Perioperative and Pain medicine,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cine and the Muse program and the Co-Director of the Bio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 Scholarly Concentration. She is an anesthesiologist at the Veterans Affairs Palo Alto Health Care System. (原文出自https://med.stanford.edu/anesthesia/community/arts-and-anesthesia-soiree/covid-19-highligh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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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7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我國參加對抗伊波拉病毒國際會議 將捐25萬美元助非洲
外交部今天表示，非洲剛果及幾內亞近日爆發兩起伊波拉病毒（Ebola）感染案件，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署（AFRO）及美國政府等單位26日舉行「強化非洲對抗伊波拉病毒韌性及應處」高階會議，我駐美代表蕭美琴及衛福部疾管署長周志浩應邀與會，我國政府將再捐助25萬美元，協助對抗伊波拉疫情。外交部表示，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署、非洲聯盟疾病管制署（African Union-Africa CDC）、西非衛生組織（WAHO）、剛果、幾內亞及美國政府於美東時間26日舉行「強化非洲對抗伊波拉病毒韌性及應處」高階會議，以線上方式進行，會議參與的國家包括受伊波拉影響的非洲國家、歐盟與其成員國及我國等理念相近國家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及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均出席致詞。外交部表示，蕭美琴在會中發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經證明疾病無國界，值此關鍵時刻，國際社會更應攜手合作，確保所有國家及個人均能獲得醫療照顧及衛生安全。台灣致力和美國等國際夥伴合作，應處伊波拉病毒帶來的威脅，過去曾捐贈個人防護裝備及援款，我國政府將再捐助25萬美元，協助對抗伊波拉疫情。蕭美琴表示，台灣將持續與非洲國家夥伴、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合作貢獻國際衛生體系。不論何處何時，台灣永遠都願意提供協助。外交部表示，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即邀請我國參與高階國際會議，彰顯台美全球夥伴關係。我國政府也不斷以具體行動證明「台灣能夠幫忙，也正在幫忙」（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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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6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默克藥廠停止開發兩種新冠疫苗！數據顯示免疫反應不足
美國默克藥廠（Merck）25日表示，將停止開發兩種實驗性新冠肺炎疫苗，因為初期試驗數據顯示，它們無法產生與自然感染或現有疫苗相當的免疫反應。彭博資訊報導，這家擁有成功開發疫苗史的美國製藥巨頭採取了與競爭對手輝瑞、默德納和強生藥廠不同的策略，使用一種更為傳統的方法，專注於減毒活疫苗技術。一種名為V590的疫苗是借用默克藥廠伊波拉病毒疫苗的技術，另一種V591疫苗則是以歐洲使用的麻疹疫苗為基礎。上述兩種疫苗的開發速度都在這場疫苗競賽中落後。默克藥廠去年底完成招募第一批參與者，進行初期安全研究工作，但當時輝瑞和莫德納藥廠都已準備好後期數據報告，而默克藥廠到本月中才取得試驗的中期結果。默克研究實驗室（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傳染病和疫苗臨床研究副總經理卡特尼斯（Nick Kartsonis）說，結果「令人失望，而且有些意外」。與自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相比，這兩種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較少，在人體激發的免疫反應也較弱。卡特尼斯24日接受採訪時說，「我們沒有達到讓實驗繼續進行的門檻」。在評估數據之後，默克藥廠高層決定停止疫苗開發計畫，並將資源轉移給公司開發其他新冠病毒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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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2 新聞.健康知識+
只不過是流感而已？1918年流感造成美軍死亡人數超過越戰陣亡數
【文、圖／選自台灣商務《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作者約翰．M．巴瑞】這只不過是流行性感冒而已。不過對於一般家庭中不懂這疾病的人──那些照顧丈夫的妻子、照顧兒子的父親、照顧姐妹的兄弟──而言，這些症狀都極為可怖。送食物給失去行動能力家庭的童子軍被嚇到，在無人應門的屋中發現屍體的警察被嚇到，自願開車載運病患的義工也被嚇到。恐怖的症狀嚇壞了每一個對這疾病沒有認知的人。發紺把世界變成黑色。病人開始發病時有其他症狀，可是一旦發紺之後醫生護士就當他們已經沒救，只差一口氣而已。發紺嚴重的，就是確定即將死亡病例，然而發紺又是相當普遍的情形。一位醫生報告裡說：「重度發紺的景象極為嚇人，病人嘴唇、耳、鼻、臉頰、眼結膜、手指、甚至有時全身都轉成鉛灰色。」另一份報告說：「許多病人入院時已經發紺嚴重，特別是唇部，不像一般肺炎末期常見的蒼白藍色，而是一種發黑的深藍。」再有就是鮮血，由身體流出的鮮血。看到有人從鼻子、口腔，甚至耳朵中冒出或湧出鮮血非常駭人。七孔流血並不代表死亡，但對於醫師，對於那些職業上就習於把人體當成物品處理的專業人員，這種過去感冒從沒見過的症狀還是令人不忍卒睹。當病毒變得更兇猛時，血汙觸目都是。（造成黏膜組織出血的原因很多，但感冒為何造成這種現象還不是很明顯。有些病毒會直接或間接攻擊血小板，同時血小板也會變成免疫系統攻擊的目標。）軍營裡住院的的病患中有百分之五到十五的人流鼻血，類似出血性的伊波拉病毒（Ebola）一樣，有些紀錄中鼻血因為流出的力道太強，甚至噴到幾呎之遙。醫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只能作成紀錄。「……百分之十五的人流鼻血……」、「一半的人當頭低下時會有泡沫狀帶血的液體從口鼻流下……」、「相當多的鼻出血現象……有人從鼻腔中噴出鮮血……」、「這些病例早期最明顯的症狀是身體多處出血……有六個病例嘔出鮮血，其中一位因此造成失血過多死亡……」。這到底是什麼病？「併發症中最嚇人的是黏膜出血，特別是從鼻子和消化管道。耳朵和皮膚出血的現象也曾出現。」德國研究人員記載著「眼窩內不同部位出血」經常發生，美國病理學家也記錄：「五十起眼結膜出血。十二起純咳血，嘔出的是不含黏液的鮮血……這些都是消化道出血……」「女性病患有陰道出血，開始時會被以為是遇到經期，但後來判斷出血來自子宮黏膜。」這到底是什麼病？病毒從不只引起單一症狀。紐約市衛生局首席診斷專家總結道：「病例中的劇痛現象像登革熱……鼻腔或支氣管的出血……痰液極多，間或帶血……大腦或脊柱局部或全部麻痺……行動能力受傷害程度輕重不等，可能是暫時也可能永久性傷害……身心沮喪。長期的極度虛脫造成歇斯底里、憂鬱症和自殺傾向。」病患在精神上留下的創傷則是嚴重的後遺症。流行性感冒期間，在美國占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死亡人口，也就是所有死亡包含癌症、自殺、兇殺、和其他各種原因加總之中的將近半數，是感冒和併發症的受害者。由於病死人口數量龐大，甚至使美國人平均壽命減少十年之多。有些感冒或肺炎的受害者即使流感不發生也可能死亡。肺炎一向是最主要死因，所有流感造成的死亡數字可算是額外的。今天的研究人員相信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間流感造成的額外死亡人數約六十七萬五千人。以當時美國的一億零五百萬至一億一千萬人口來和今天的二億八千五百萬人比，相當於今天有一百七十五萬人死亡的規模。一九一八年流感除了死亡數字龐大直接造成的恐怖之外，還給每個家庭，人口眾多的家庭帶來其他的影響。感冒的受害者一向都是身體較弱的族群，像是老人家或小孩，病毒隨機找對象，專門欺負弱小，而放過抵抗力強的青壯年人。甚至有人叫肺炎是「老人的朋友」，因為它特別容易侵襲老年人，並且發病的過程平緩，讓病人有相當長的時間準備面對死亡，和親朋道別。一九一八年的感冒可沒這麼客氣，它專門殺害年輕強健的族群，一向最健康的青年病死比率最高。正值人生最豐富階段──強健、忙碌、活力充沛、需要養育幼年子女的人，正是病毒殘害的對象。南非城市中二十至四十歲的人占了百分之六十的感冒死亡率。芝加哥二十至四十歲死亡的人數幾乎是四十至六十歲的五倍。瑞士一位醫生記載：「五十歲以上的人見不到嚴重症狀。」在美國保留較完整紀錄的地方，如果把人口依每五歲分階段，可發現最高的死亡率分布在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之間的男女身上，次高的是三十歲至三十四歲之間，第三是二十至二十四歲之間。這三個階層個別的死亡人數字都超過所有六十歲以上死亡人口的總數。如果把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間的流行性感冒除外，把其他感冒的死亡率的關係和年齡畫成圖的話，總是嬰兒期最高，逐漸下降，到了谷底再上升，到六十歲以上形成另一端的高峰。在這張橫軸是年齡、縱軸是死亡率的圖上，曲線呈U字形。一九一八年的流感則不同：嬰兒和老人都有不少死亡數，但是最高峰在中央，曲線呈W形。這樣的圖形訴說一場悲劇。即使在法國前線的哈維．庫興也體會到那種不幸，說那些犧牲者是「英年早逝」。單是美國軍方，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越戰總陣亡數。每六十七個士兵中有一人因流感和它的併發症死亡，而且幾乎所有死亡都集中在九月中旬起算的十個星期之中。當然病毒殺害的不會只是軍人，美國平民的死亡數是軍人的十五倍。年輕的死亡人口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懷孕的婦女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早在一五五七年就有人注意到感冒與流產和孕婦死亡之間的關連。十三件針對一九一八年感冒流行期間對住院孕婦的研究結果顯示，她們的死亡率從一般的百分之二十三驟升到百分之七十一。至於活下來的孕婦，則有百分之二十六失去了她們的胎兒。由於這些婦女很可能不是生第一胎，可以推斷有不少孩童在感冒流行中失去母親。科學界中「有趣」這個字眼涵義頗多，它暗示某種新的事物，新的問題，和可能的潛在意義。當韋爾契要波士頓市立醫院的傑出病理學家柏特．吳爾巴研究迪文斯軍營的時候，柏特．吳爾巴曾說那是他「最有趣的病理研究題目」。這次疫情的流行病史是個「有趣」的課題，沒見過的症狀也是個「有趣」的課題，驗屍是個「有趣」的課題，特別是有些症狀不驗屍還看不出來。這次病毒造成的症狀和流行病史都是一團謎，還得等許多年後答案才會出現。這只不過是流行性感冒而已，但它的觸鬚不放過體內任何一個器官。一位名病理學家就注意到病人大腦「明顯充血」，可能是某種嚴重發炎造成：「腦回幾乎成為平面，大腦本身變得異常乾燥」。病毒也侵襲在周圍保護心臟、充滿液體的心包膜組織和心臟本身等器官。驗屍顯示病故的人「心臟鬆弛無力，與一般肺炎致死病人結實的左心室成為強烈對比。」對於腎臟的傷害程度不同，但「腎臟病變幾乎在每個案例都發現」，肝臟的病變則是偶爾出現。腎上腺發現「局部壞死，明顯出血，偶有化膿現象……即使沒有出血，也常嚴重充血。」肺部周遭肌肉會因為受到體內毒素，或是激烈咳嗽的結果而撕裂。解剖中發現許多肌肉壞疽或臘質化的現象。甚至睪丸也有「……驚人的病變……幾乎每個病例都發生……很難理解這些肌肉和睪丸的中毒現象怎麼產生的……」最後談到肺部。醫生們不是沒見過這樣子的肺，但現在的情形從來沒有在肺炎病人身上出現過。一位軍醫說，唯一相似的是曾有一種致死率達到百分之九十，殺傷力非常強的腹股溝炎會對肺部破壞到這種程度，再有就是戰場上毒氣造成的傷害方可比擬。一位軍醫如此總結：「唯一可與之比擬的，就是藉空氣傳播的瘟疫，以及立即致命的毒氣。」流感過後七十年，一位終生研究感冒，備受尊崇的現代科學家愛德溫．吉爾本（Edwin Kilbourne）也同意這種說法：「其他病毒對呼吸系統的感染很少造成這種情況，令人聯想到吸入毒氣造成的損傷。」但這不是毒氣，也不是肺瘟，這只不過是流行性感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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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1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野味是人類感染新冠源頭嗎？專家：中藥材或許是關鍵
【文、圖／摘自商周出版《世紀病毒COVID-19》，作者黛博拉•麥肯齊】不尋常的基因序列其實人類要直接從蝙蝠身上感染病毒很難。雲南的蝙蝠洞附近住了兩百一十八人，只有六個因為感染過蝙蝠冠狀病毒而產生抗體，即使他們常在住家附近看見蝙蝠。同樣的，雖然沙烏地阿拉伯的蝙蝠也有MERS 病毒，但人類至今都是經由駱駝染病，這些駱駝的體內雖然有蝙蝠病毒卻沒生病。前面提過，幾內亞美良度村的小男孩艾彌兒從蝙蝠身上感染伊波拉病毒而病故，二○一四年在西非引發伊波拉疫情。但野生動物病毒學家萊恩德茲表示，同村的小孩經常捕捉蝙蝠烤來吃也沒事。當年他帶領考察隊前往美良度調查伊波拉疫情，卻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艾彌兒特別倒楣。澳洲科廷大學 （Curtin University）的約翰．麥肯齊 （John Mackenzie）教授告訴我，澳洲沒有人直接從蝙蝠感染亨德拉病毒，而是經由馬匹，而馬匹可能是吃了蝙蝠吐出的水果纖維或蝙蝠窩裡的產後剝落物而感染病毒。感染立百病毒要經由豬 （中間宿主），或喝到果蝠吃過的棕櫚樹液。澳洲野生動物保育者常照顧受傷的蝙蝠，但麥肯齊說只有兩名保育者曾經感染澳洲的蝙蝠麗沙病毒 （lyssavirus），這是一種東半球蝙蝠身上有的病毒，跟狂犬病密切相關。兩人不幸都病故。現今所有的蝙蝠保育員都會接種疫苗。暫且不論沒搞清楚狀況的搖滾明星，美洲確實有人因為接觸蝙蝠而得到狂犬病。但現今認為狂犬病在英國和澳洲已經絕跡，即使那裡的蝙蝠帶有麗沙病毒。蝙蝠對人類可能造成的危害不像其他會引起狂犬病的動物那麼高，例如狗或浣熊。我認識一位女士，她住在英格蘭風景如畫的科茲窩鎮 （Cotswolds）。她房裡擺滿收留生病蝙蝠的籠子和簍筐，英國所有蝙蝠品種幾乎都有，有些還瀕臨絕種。她毫無顧忌地觸摸、餵養蝙蝠和替牠們包紮。我去參觀時她要我放心，其中只有一個英國品種的水鼠耳蝠 （Daubenton’s bat）據知會傳染狂犬病，她邊說還邊熟練地從簍裡抓出一隻。蝙蝠是可愛的小東西，褐色毛皮軟得不可思議。我相信她的判斷，但還是覺得由專家來移動牠們就好。那麼SARS 病毒和新冠病毒是怎麼侵入人體的？要怪就要怪野生動物交易，尤其兩次疫情都在冬天爆發，也就是農業社會獵殺動物的季節，理所當然也是享用野味的季節，中國傳統觀念就認為野味有益健康。二○二○年四月，聯合國生態多樣性公約的執行祕書要求中國關閉販賣野生動物的市場，例如跟新冠肺炎有關的武漢市場。「現在我們知道了，如果我們不好好照顧大自然，就會換大自然來『照顧』我們。」坦尚尼亞籍的伊莉莎白．瑪瑞瑪 （Elizabeth Maruma Mrema）如此說道。然而市場究竟在新冠疫情中扮演什麼角色，目前看法仍然眾說紛紜。中國最初在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通報的病例，有三分之二跟市場有關，三分之一無關。至今我還會聽到有人質疑：若病毒來自市場販售的動物，為什麼三分之一的病例與市場無關？ 可能早期很多人都是被其他人感染，而非環境因素，之後病毒剛好很快傳到市場，畢竟市場是人跟人頻繁接觸的地方。「我強烈相信在武漢發現的病毒跟蝙蝠病毒相差無幾，只是病毒剛好具備了人傳人的所有條件，」朗堡表示。「我認為市場的病例只是群聚感染的一部分。這不表示市場就是病毒的來源。」但疫情跟市場的關係仍然引起矚目，或許是因為大家聯想到市場跟SARS 的關係。而且一月時，只有跟市場或其他病例有關的人可以做病毒篩檢，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跟市場無關的病例。當初科學家發現果子狸最可能是SARS 的源頭，而如今穿山甲和新冠肺炎似乎也受到如此臆測。穿山甲是全球非法交易量最多的哺乳動物，已經瀕臨絕種，類似病毒很早就在這些長鱗片的動物身上發現。中國科學家也認為，穿山甲是把新冠病毒傳給人類的中間宿主。 「結果穿山甲只是煙霧彈，」朗堡說。蝙蝠身上的病毒甚至比在穿山甲身上發現的類SARS 病毒更像新冠病毒。蝙蝠身上的RaTG13 病毒基因雖然很像新冠病毒，但並非一模一樣。「我們推論它們是四十到七十年前從同一個源頭分別演化而來的，」朗堡表示。但病毒的其他特徵又顯示，「產生新冠病毒的譜系幾乎一直都存在蝙蝠體內。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找到中間宿主才能解釋新冠病毒基因組的特徵。」新冠病毒中有兩種不尋常的基因序列，截至二○二○年五月為止，在目前已知的蝙蝠病毒中都尚未發現。其中一種確實在穿山甲的病毒中出現。「兩種序列都可能以某些組合存在於蝙蝠病毒中，」朗堡說。蝙蝠體內的病毒很多樣，科學家不屈不撓花了十四年取樣，才找到完全吻合二○○三年SARS 病毒的基因序列。而目前還沒找到與新冠病毒一模一樣的也不令人訝異。但SARS 的相關報導幾乎都肯定地說，果子狸就是病毒的中間宿主，即使沒有證據證明病毒需要中間宿主才能傳人。如今新冠病毒和穿山甲的傳說也甚囂塵上，輕易就被接受。假如這讓原本就因為是傳統中藥材而岌岌可危的穿山甲進一步受害，那將是一大悲劇。倘若病毒源自蝙蝠，但人類又很難直接從蝙蝠那裡感染病毒，那我們究竟是怎麼被感染的？如果病毒確實是在市場上才第一次傳給人類，就有希望能阻止這種事再度發生。中國在二月底關閉全國各地販售野生動物的市場，環保人士希望能從此禁止野生動物的交易。這本來是SARS 之後就該做到的事。然而，根據國際野生動物貿易研究委員會的資料，廣東在二○○三年四月底禁止販售野味，卻在八月中SARS 消失之後就解禁了五十四種豢養動物。商業活動一如往常很快恢復。同樣的事可能再度上演。二○二○年三月底，中國的新冠病例在封城幾週後逐漸減少，大家認為疫情過去了，據說野味市場又重新開放。 無論如何，蝙蝠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休士頓大學市中心分校的李堅強 （PeterLi）提到，中國絕大多數人沒有吃珍奇野味的習慣。他表示一九六○年代的社會大動盪之後，中國農家為了吃飽和營生才開始獵捕和飼養野生動物。此後這種產業隨之興起壯大，專門賣珍奇的肉品給都市裡的許多有錢人。「說什麼消費需求都是假的，」李堅強說。「需求是商人和餐廳老闆創造出來的，他們說野味能延年益壽、促進性功能和活化大腦。」這麼說來要翻轉風氣並非不可能，而且據說中國的年輕世代較不流行吃野味了。但不只是流行的問題。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各地本來就有吃蝙蝠的習慣，甚至非洲也是。煙燻蝙蝠在迦納很普遍。萊恩德茲表示，大型動物愈來愈稀少，所以蝙蝠就成了非洲各地常見的野味。不過一般人習慣吃體型大、肉又多的果蝠，而非體型小的食蟲蝙蝠，例如帶有類SARS 冠狀病毒的菊頭蝠。然而，把蝙蝠想成食物或許是錯誤的切入點。菊頭蝠被用來製成在中國廣泛使用的中藥材。世衛組織在二○二○年二月的報告中說，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中藥材被大量運用在治療新冠肺炎上。中藥裡的夜明砂就是乾掉磨成粉的蝙蝠糞便，要取得並不難。在搜尋引擎輸入「夜明砂」，就會出現很多筆商品。其中一筆每一百克要價十二點三八美元，並標明來源為菊頭蝠。商品說明列出療效：「活血化積，明目止痛︙︙治瘧疾、小兒驚風、排尿刺痛、陰道分泌物、瘰癧、腫痛。」二月時有個滿意的顧客留下評語：「已經開始服用。」不過夜明珠主要還是用來治療眼疾。《中藥材臨床手冊》說它：「清熱明目，夜視有精光 （因為維他命A含量高）。」 一個中藥網站上解釋，「蝙蝠目盲，夜間飛行」，因此排泄物有益「視力，尤其是夜間」。 （其實蝙蝠視力很好的原因跟其他鳥類一樣：牠們需要飛行。）在雲南的蝙蝠取樣中，科學家在菊頭蝠的新鮮排泄物中發現了冠狀病毒。在野地裡曬乾的蝙蝠糞便或許能殺掉病毒，但可能不會每次都把病毒殺光光，如果把它磨成的粉末塗在毫無保護的身體部位上更危險：眼睛有ACE2 接受器，證據顯示新冠病毒特別會附著在眼部， 所以眼睛可能是主要的感染途徑。我透過網路詢問中醫師，他們都建議把夜明砂萃取液直接塗抹在眼部。根據國際野生動物貿易研究委員會收集的資訊，菊頭蝠乾屍也是一種治咳嗽的民間偏方。諷刺的是，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狀就是咳嗽。但最大的風險或許不是來自偏方本身，而是捕獵蝙蝠或收集新鮮蝙蝠糞便的窮人，這些人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用來當作肥料的蝙蝠糞便多半已經堆放一段時日，可能風險較低。而收集蝙蝠糞便的人若是感染病毒就可能傳給別人，或許是在運送蝙蝠產品到市場販售的過程中。新冠肺炎目前仍神祕未知的零號病人，或許就是這樣感染的。湖北和中國很多地方都有菊頭蝠的蹤跡。因此可以合理推論，中國若能整頓傳統市場，就能降低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風險，無論新冠病毒是否來自市場。我們已經確定有些令人擔心的禽流感病毒確實來自市場。達薩克表示，最起碼提高市場的生物安全性是有意義的作法。目前在傳統市場裡販賣的動物都是關在一個疊一個的籠子裡，體液和伴隨的病毒 （包括蝙蝠病毒）就這樣傳來傳去。改善衛生或許能減少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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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8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新冠特效藥將問世？這國宣稱可完全消滅病毒且無副作用
俄國RT電視台報導，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25日透過國營電視台宣布，該國科學家研發出一種能夠「100%消滅新冠病毒且無任何副作用」的藥物，將送到世界衛生組織（WHO）認證，一旦獲得認證，委內瑞拉將透過「國際盟友」量產這種藥物。馬杜洛說，這種藥以曾用來治療C型肝炎、人類乳突病毒（HPV）、伊波拉等疾病的分子TR-10為基礎，由委內瑞拉科學研究所歷時半年研發成功。他還說，這種藥沒毒，沒有任何副作用，研究成果獲得國內科學家和專家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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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日本研究：新冠肺炎後遺症 掉髮與長期嗅覺異常
日本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追蹤調查曾罹患新冠肺炎、後來痊癒的數十名病患，發現出院後有人開始不斷掉頭髮，也有人發病4個月後，仍有呼吸困難或嗅覺異常等後遺症。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國際醫療研究中心針對今年2月到6月出院的63名新冠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病患，調查是否還有後遺症。這63名病患平均年齡48.1歲，多名病患都有共通的後遺症，包括從新冠肺炎發病開始4個月後，仍有7人感到呼吸困難，約占11%；感到疲倦與嗅覺異常者，各有6人，各占約10%；4人仍會咳嗽，約占6%；味覺異常1人，約占2%。國際醫療研究中心進一步追蹤其中58人，發現約1/4從發病開始的2個月內，出現掉髮的症狀；其中有9名男性、5名女性，共14人。出現掉髮症狀的這14人中，有5人大約在2.5個月後不再掉髮，剩下的9人在調查時，因距離開始掉髮時間點尚短，仍持續掉髮。過去感染伊波拉與登革熱的病患，也曾有痊癒後出現掉髮症狀的案例。進行這項研究的醫師森岡慎一郎表示，掉髮症狀可能是因為長期治療的心理壓力所導致，未來將持續調查，找出造成後遺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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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9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2021年全球有望生產新冠肺炎疫苗 學者籲公平分配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今天表示，科學資料顯示全球2021年預計可生產20至40億劑COVID-19疫苗，但須確保疫苗分配公平性，否則可能因分配不均而使疫情流行期更長。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秀熙今天舉行跨領域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防疫科學線上直播說明會，分析全球最新疫情狀況和血清抗體療法。觀察國際解封指數（截至9月5日），陳秀熙指出，83%國家的解封指數大於1（相對安全、風險較低），而17%解封指數大於1的國家，除了美國、緬甸、印度外，多數是非洲或南美洲國家。陳秀熙提到，美國整體疫情雖逐漸趨緩，但開學後學生群聚活動導致多所大學爆發疫情，美國軍艦雷根號繼3月後也於近期再度傳出疫情；歐洲則出現第二波疫情，如法國、義大利感染再起，東北亞疫情雖趨緩，但日本和南韓都有部分區域傳出小規模群聚。為治療COVID-19，許多國家投入疫苗研發，陳秀熙表示，值得關注的是未來疫苗的分配，根據「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統計，2021年預計可生產20至40億劑疫苗，而富有大國已預購超過20億劑。陳秀熙提到，若疫苗不能合理分配，可能因疫苗分配不均而使疫情流行期更長，造成更多死亡，讓低中收入國家也能得到疫苗，才能降低疫情流行，因此期望在未來疫苗生產分配上，公衛、臨床界和各國決策者需要群策群力，確保疫苗分配公平性，才能讓疫情大流行早日結束。除了抗病毒藥物外，陳秀熙指出，血清抗體療法也是另一種治療方法，伊波拉病毒也是透過血清抗體療法，找出有效中和抗體並進行治療；針對COVID-19，近期已有研究能快速成功分離及篩選出有效單株抗體，為抗體在臨床治療上帶來希望，若將不同單株抗體混合使用，也有助於發展雞尾酒抗體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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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1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世衛：速准疫苗須深思 未控制疫情就解封恐釀災
美國宣布考慮快速審批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候選疫苗藥劑後，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表示，緊急授權疫苗須「非常嚴肅深思」。世衛同時敦促各政府傾聽反對防疫的抗議民眾心聲，但也強調抗議群眾必須知道病毒很危險。世衛表示，疫情仍嚴重蔓延的國家必須避免擴展性活動，例如球迷聚集球場、大型宗教集會或夜店擠滿人潮。●美擬不等試驗提早批准疫苗 世衛籲審慎以對路透社報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局長哈恩（Stephen Hahn）表示，只要官方確信利大於弊，他願意繞過正常批准程序，盡快授權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使用。世衛首席科學家史瓦米那尚（Soumya Swaminathan）今天在記者會上說，雖然各國有權在未完成完整試驗就批准藥劑，但「這不是可以非常輕率就做的事」。俄羅斯在人體試驗不到2個月，就於8月中旬宣布核准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促使部分西方專家質疑安全性和功效。史瓦米那尚表示，世衛偏好的做法是有完整的數據可用於疫苗資格預審，世衛之後會逐一考慮每種藥劑的安全性和功效。世衛突發衛生事件執行主任萊恩（Mike Ryan）說，世衛曾在非洲用實驗性藥物對抗伊波拉（Ebola）病毒，並且證實有效。但萊恩強調，在沒有完整試驗就快速審批的做法，需要密切監控和安全性追蹤作業，而且一出現問題就應立即停止。萊恩說：「如果大家太快就對數以百萬計民眾接種疫苗，大家可能會跳過某些不利影響。」●多國出現反防疫抗議 世衛敦促對話法新社報導，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Ghebreyesus）今天被問到最近多國出現反防疫抗議活動時說，「傾聽民眾的訴求、心聲」很重要。他告訴媒體：「我們應該進行真誠的對話。」但他也強調，示威群眾必須確保抗議活動的安全性。他說：「病毒是來真的，很危險，傳播迅速且會致命。」他堅稱：「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來保護自己和他人。」德國警方上週遏阻數萬民眾在柏林上街遊行，抗議當局祭出防疫限制措施，這也是當天歐洲各地不滿防疫限制及強制戴口罩等措施的最大規模抗議活動。其中有數百人試圖闖入德國國會大廈。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譴責這樣的行為「可恥」。●世衛警告 未控制疫情就解封恐釀災難譚德塞坦言許多民眾防疫疲乏，希望在疫情持續8個月後回歸正常生活。他表示，世衛完全支持各國致力重啟經濟和社會活動，「我們希望看到孩童回到學校，民眾返回工作崗位，但我們希望是安全解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假裝疫情已經結束。現實是這種病毒很容易傳播。沒有控制就解封會釀成災難。」譚德塞說，出現「爆發性疫情」都是與民眾聚集球場、夜店、宗教場所及其他人潮密集處有關，這些地方容易產生群聚感染。他說：「必須經過因地適宜的風險評估，再決定如何及何時允許民眾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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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2 新聞.科普好健康
與病毒的戰爭！從預防到治療，台灣如何安度後疫情時代
統計至8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確診人數已達2260萬人，死亡人數為79.2萬人，台灣因超前部署，全民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已兩個多月沒有本土案例，然而，在全球疫情尚未降溫之前，身處於最安全的台灣，從預防到治療，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在下一波疫情來臨時安然度過？配合防疫新生活運動台灣雖然目前疫情已經穩定，民眾稍微疏忽乃屬人之常情，但不要忘記台灣疫情能夠穩定，與大眾願意配合政府戴口罩政策與勤洗手強化個人衛生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現階段仍強烈建議民眾配合政府防疫新生活運動：室內應保持1.5公尺與室外保持1公尺社交距離，若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應配戴口罩；勤洗手強化個人衛生，降低感染的風險。跟病毒的戰爭從未停歇國家衛生研究院夏克山博士曾提到，人類與病毒的戰爭從未贏過，從之前的SARS到現在的新冠肺炎，我們跟病毒之間的戰爭從未停歇，想要回到以前無防護無距離的生活型態，恐怕需等到疫苗或特效藥問世。新冠狀病毒外表看起來為圓形，在高倍顯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冠突起因而得名，而新冠狀病毒是一種RNA病毒，意味著容易變身產生基因突變，但目前仍未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基因突變會影響抗體的中和能力，唯一需要克服的問題可能是抗體依賴性免疫加強反應（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ADE），意味著因施打疫苗後人體存在著抗體，但二次感染或新變異病毒可能在抗體的協助下，會增強其複製和感染能力，因而加重病情，但是否真正具有ADE效應，需在試驗者較多的三期臨床才有確切的答案。台灣多家廠商投入疫苗研發根據WHO公布的數據，全球目前有一百多支疫苗同時研發，台灣也已有多家廠商投入新冠疫苗研發，其中國家衛生研究院的DNA疫苗在動物實驗上證明具有保護效果；國光生技新冠疫苗則領先群雄，已獲准進入臨床一期試驗，預計在台大醫院啟動收案70人次；高端疫苗、安特羅和聯亞生技均已向衛福部提出臨床試驗申請，若試驗順利，有望於明年上市量產，滿足國內的需求。由美國吉利德研發的瑞德西韋原是用來對抗伊波拉病毒，但此次抗疫卻寫下了灰姑娘傳奇，成為美國FDA第一個核准上市使用於治療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繼美國之後，台灣和日本也相繼核准上市。尋找治療備選藥物刻不容緩瑞德西韋的化學結構與三磷酸腺苷類似，當病毒要進行複製時，若RNA複製酶誤認瑞德西韋是可利用的三磷酸腺苷，一旦與瑞德西韋結合後，病毒的複製反應就會終止，進而達到抗病毒的效果，但瑞德西韋所造成的副作用，仍是未來用藥所必須注意的安全問題，因此如何尋找更多的備選藥物，已成為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任務。疫苗和治療藥物研發仍是後防疫時代重要的利器，政府也將結合國內產官學研醫的研發能量，期望在下波疫情來襲時，提供人民足夠的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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