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數度後悔選擇了這條路」 AZ疫苗牛津負責人親揭科學工作的骨感現實｜COVID-19疫苗｜新冠肺炎

▌籌錢也是一種科學工作

其實最近這些年來，籌錢已經成為我的主要工作。我猜大家想到科學家時，會想像我們待在實驗室裡，與複雜的器具設備為伍，或是眼睛緊盯著試管裡的東西看。那是我以前的模樣，我也經常希望，現在的我依然如此。

我喜歡待在實驗室裡，每週都得到許多小小的勝利，好比為我剛剛造出並截取的DNA製作一幅完美的圖像，或是在病毒滴定時發現和我的預期完全相同的病毒數量。經過多年的訓練，我已經非常善於「從事科學工作」，我也善於訓練別人成為優秀的科學工作者。但直至2020年初，我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在實驗室工作了。

我這段時間真正在做的事情，主要是找錢。牛津大學雇用我不是為了教學，而是要我進行研究。那意味我必須為自己的研究弄到資金。我必須設法找錢購買實驗室使用的設備和材料，像是組織培養容器或是培養細胞的培養基。我也必須負擔管理費，來支付我們在大學裡所用建物的經常費用，諸如此類。我還必須負責支付我自己和團隊成員（主要是臨床醫生和實驗室研究員）的薪水；為了幫助我們取得資金、記錄花費，並向資助者提交報告，我更另外請了三位全職專案經理和一位約聘專員。

在本質上，每個研究團隊都像個小型企業或是慈善機構。它由一群人組成，執行一連串相關聯的專案，研究團隊的頭兒（也叫作計畫主持人）必須負責找錢，讓團隊裡的人保有這份工作。這項責任會為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壓力和挫折，也可能與科學研究的宗旨背道而馳。

舉例來說，有些補助金贊助的是特定領域的研究，所以對於資金的用途給予一定的彈性。不過，有愈來愈多的補助金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設立。另外還有些時候，我們申請並取得的不是補助金，而是合約。合約的規定比最嚴格的補助金還要多：我們要用這筆特定的錢進行特定的計畫，並且要在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完成。假如我們能預先徹底的規劃我們需要做的每件事，就可以順利完成這種合約，例如，製造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疫苗，然後執行臨床試驗。

然而，若合約缺乏彈性，就可能造成問題。有些原因是基於政府的補助時程週期，所以我們必須同意在某個日期前展開計畫，每三個月提交報告，然後在某個日期之前完成計畫。這代表研究者往往要試著在規定的時間和預算範圍內，硬塞入所有想做的事，專案經理要花很多時間追蹤研究者的活動內容，填寫更多表格來爭取更多時間、更多錢，或是變更合約的其他要求。團隊裡若有人請產假或是調到另一個職務，就可能讓整個專案偏離正軌。

更重要的是，缺乏彈性的合約會扼殺創造力或新發現的空間。我們透過合約的嚴謹結構可以瞭解該做什麼事，以及有多少時間可以完成。對於能事先定義的研究來說，這是行得通的，但是對於探索、創新性質的研究就行不通了。

即使在平時，取得資金也是場漫長且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鍛鍊。申請書填寫起來非常複雜，流程從開始到結束通常要花一年時間，而且成功率總是遠低於三分之一，這可以從第2章我們向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申請失敗的例子得到印證。研究委員會和其他贊助者（在我的領域，主要包括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威康基金會、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最近還多了歐盟）會發布「計畫徵求」公告，徵求某個特定領域的研究申請，申請書要在某個截止日之前提交。

當然，每個贊助單位有自己的申請流程和癖好，會用不同的方法陳述應該要完成的事、所需花費和時間。每個贊助單位對於支付項目也有不同的規定。例如，威康基金會不支付個人防護裝備的費用。在研究實驗室裡，研究者需要使用拋棄式手套，一方面保護研究者的安全，另一方面保護研究工作不被人汙染，因為我們皮膚上的細菌和酶可能會汙染我們接觸的東西。護目鏡和實驗衣也是大多數實驗室的標準配備。又例如，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會支付個人防護裝備的錢，但不支付文具費用。

大家可能以為科學研究工作很穩定。但事實上，學術研究是一種充滿不確定因素的職業。

補助金支持的計畫期間從一年到五年不等，但大學只允許我們在取得補助金之後才能刊登求才廣告，所以又拉長等待的時間。這也代表計畫展開幾個月之後，才會有人真正開始工作，而這些人的聘雇合約不能超出補助金涵蓋的時間範圍。換句話說，若某個人受雇參與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但他在計畫開始六個月之後才報到上班，那麼他的合約長度就是兩年六個月。

當這些研究者的合約快到期時，他們通常不知道計畫主持人能否取得更多資金，好讓他們的研究工作和聘雇狀態能夠延續下去。此時他們會承受很大的壓力，並面臨抉擇，看是要投入所有的精力完成研究並發表論文，藉此提高獲得更多補助金的機率，還是開始找其他的工作。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基於缺乏穩定性和持續存在的壓力，而離開學術研究的領域，塞巴斯蒂安就是一個例子。

找錢、寫論文、到世界各地參加會議以便跟上最新科學進展（並提高個人知名度）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所以像我這樣的計畫主持人通常很難繼續進行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的那十年，我曾數度後悔選擇了這條路。但在2020年初，後悔的情緒完全消失，我反而把那些年無止境申請計畫補助金的工作視為重要的訓練，因為從摸索的過程中，我學會面對複雜性和挫折感。若沒有累積那些經驗，我一定無法走出2020年上半年尋找資金的迷宮，讓我們的疫苗計畫能夠跑得這麼遠、這麼快。

▌檢驗需要時間，也需要錢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全世界還沒有意識到情況有多麼急迫，但當時我們覺得有必要開始啟動疫苗計畫，幸好那時我能夠運用疫苗中樞的資金來啟動計畫。我當時得到的其他資金都屬於目標明確的計畫，但疫苗中樞的資金支持的是一般疫苗開發工作，因此我們得以展開疫苗開發計畫。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疫苗中樞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其宗旨是改善疫苗製造的方法，並邀請英國和海外（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的製藥公司參與。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新疫苗從研發到讓民眾接種的過程中，製造環節有可能成為關鍵的瓶頸；在實驗室裡做出看起來很厲害的疫苗，卻無法大量生產以展開臨床試驗，就等於派不上用場。如果為了大量生產而必須回頭重新設計疫苗，那可能要多花好幾年的時間。

疫苗中樞的資金來自英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預算，代表這筆錢可以用於其他國家的開發計畫。2015年，英國政府承諾把0.7%的國民所得毛額編列為政府開發援助預算。2014年伊波拉疫情爆發之後，英國政府決定善用這筆預算，把一部分的錢拿來開發疫苗，對抗導致全球型災難的疾病。

疫苗中樞的資金讓我們撐過了1月。我們用這筆錢買了所需的合成DNA，在實驗室做出第一批疫苗，注射入老鼠體內並分析結果。雖然蘭貝和我從1月11日就開始設計疫苗，但我知道，假如我們想繼續進行下去，就需要更多資金。

疫苗開發的資金需求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設計和臨床前試驗；二、製作並測試起始原料；三、製造臨床試驗用的疫苗並進行臨床試驗；四、大規模製造和大規模施打疫苗。愈後面的階段愈花錢，每個階段的費用比前一個階段至少再多加一個零。我們主要寄望於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和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於是我開始在他們的網站上搜尋機會，並寫電子郵件給我在這兩個機構的聯絡人。

1月13日，我主動去找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討論。他們說，他們目前打算「聚焦於速度最快的平台──也就是DNA和mRNA」。我聽了非常驚訝。DNA和mRNA 疫苗能夠很快就展開臨床試驗，但不一定比腺病毒載體疫苗快很多。（我們的第三期試驗展開時間遠比他們早很多。）此時絕對是初次大規模使用mRNA疫苗的時機，但在我看來，只考慮DNA和mRNA疫苗的決定一點也不合理。這樣的開始令人感到沮喪。

世界衛生組織在1月30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最高等級的警戒聲明，因此，即使他們沒有使用「大流行」這個詞，全世界也應該要注意到事情有多麼嚴重。就在隔天，英國出現第一個確診病例。

儘管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在1月表示要聚焦於mRNA和DNA疫苗，他們還是廣泛徵求「證明可行的疫苗技術，適用於大規模量產，以便快速對新型冠狀病毒做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