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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氣周報/陳豐偉】
理論上,一般的憂鬱症狀,服藥加上調整生活習慣,三個月內改善的機率很高。
但在精神科門診,最常見到的「無奈」是:病人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回到家就九點、十點,洗個澡、上網晃一下,又得趕快睡覺準備明天上班。一個月大概休假三到四天。
可以不要這麼辛苦嗎?
年輕人說:「現在服務業都這樣,我上全天班,薪水才能領到三萬。我的收入算不錯」。
中年婦女說:「如果被資遣,現在中年失業很難找工作,我不敢離開」(通常這些女病人還有個工作不穩定、脾氣暴躁的老公)。
有些病人是「高科技」電子廠的員工。她們不怕找不到工作,遇到金融海嘯就資遣,景氣一來馬上徵人。有些資遣後變成契約工,薪水不高,加班加不完,而且下一季不一定續約。
遇到這些病人,原有的治療計畫都動彈不得。
「最好是下班後運動三十分鐘,然後洗澡、吃飯。」但他們完全找不出時間,只能在深夜洗澡,反而更有精神。脫離工作情境不久,就要強迫自己入睡,大腦還沒休息,一直胡思亂想。
遇過最扯的是輪三班工作,卻一星期就換班一次,睡眠周期大亂,安眠藥不吃到上癮都難。我只好坦白告知:「一般憂鬱症服藥三到六個月就會好很多,但你的壓力一直很大,有可能需要長期服藥」。
最近有一位「責任制」的工程師疑似過勞死,又讓台灣人工時過長的問題浮上檯面。追根究底,整個社會都是共犯。
我們不是很喜歡晚上十點還可以逛街?我們不是希望從早到晚都可以看到
醫師?我們不是很推崇無眠無日工作最後獲得成功的故事?當年輕人薪資掉到22K時,我們鼓勵他們「要吃苦」、不要挑工作。然後「責任制」愈來愈氾濫,連底層不需負擔開發、創新的工作者也開始「加班不用錢」。
當然,一旦限制加班、禁止非開創性員工的「責任制」,有些企業會高聲說「成本太高、要外移」。但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有最低限度的倫理標準。
青春有限,人的抗壓性有一定限度,當許多病人說「我休假時只想睡覺」、「我不曉得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時,誰能告訴他們,活著是為了什麼?如果男女朋友都做「責任制」工作,連好好休假約會都很難。
當我們發現「跟朋友暢談,得到的快樂勝過加薪一千元」時,我們總要讓每個人都有結交朋友、一起聊天、唱歌、跳舞的時間。
台灣的「責任制」逐漸背離人性,是到了該好好檢討、順便產業升級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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