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良
前衛生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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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良
前衛生署長
【聯合報╱楊志良】
台灣政府窮、百姓窮、富人益富,對全民健康造成巨大威脅。台灣稅收,即政府每年可掌握的資源,只占GDP的12%,是韓國24%的一半,更不要談英、法、德的30%以上,或北歐四國的40至50%。若與蔣經國時期的20至24%相比,目前政府還少了一萬億(一兆)以上的稅收。
稅收 來自受薪階級
嚴重的是已不多的稅收,75%來自受薪階級(勞動者)繳交的所得稅;台灣富人投資所得,如近年全台炒房、炒股的1.7兆獲利,卻幾乎不用交稅。有位帝寶屋主兩年內買賣豪宅,賺了8200萬,只繳稅305萬,實質稅率3.71%;23家獲利百億以上的大企業,15家實質稅率10%以下,平均稅率只9.1%,遠低於已經偏低的營利事業所得稅17%(《天下》雜誌506及523期)。
減稅 勞動者未受惠
近年政府及財經專家多倡言減稅,包括遺贈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認為降稅會促進資本家投資及創造就業機會,普羅大眾也獲益。
但是台灣過去10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3至4%,薪資卻倒退16年;在勞動者薪資倒退的同時,房地產卻是不跌反漲,勞動者更買不起房子,增加社會不公與痛苦。
可見經濟成長的果實均歸大戶及財團,資本家從減稅所獲得的鉅額利益,並未「自動」流向受薪階層,而是全投入房市與股市炒作,獲取更多不當利益。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惡性循環,就此形成。
多年來,政府的財經政策是貶抑勞動價值(受雇者均屬勞動階級),而偏袒資本家。但以上事實早就證明,減稅以促進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想法,若無特殊配套及環境,只會更加惡化所得分配。
稅制不公,社會必然不義,貪腐盛行,蚊子館到處蓋,民眾更不樂意繳稅;稅制不改,台灣的政、商、民代更明目張膽相互勾結、欺壓勞動者。
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也常倡言,所得重分配會導致民眾懶惰,以及財富重分配需要政府介入,即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會導致沒效率,所以一切均要民營化。
但國營的中鋼公司在趙耀東的領導下,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及公司文化,一直是最有競爭力的鋼鐵公司。
台灣公辦的全民健保,雖然遭受醫界及病患的雙重苛責,但行政成本不到2%,世界最低,比起美國民營健保公司的20%更不在話下,首任總經理葉金川及續任者建立的健保局文化,功不可沒。
北歐四國在生產上採行自由市場,但分配採社會主義,因為政府施政透明、廉潔、公部門龐大(丹麥38%勞動力受雇於政府),照顧弱勢者及家庭,北歐國家相較於高度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反而經濟成長良好、失業率低,民眾健康幸福,更是最好的反例。
弱勢 照顧經費不足
宏觀來說,稅制不公,稅收占GDP的比率低,政府就沒有足夠經費從事醫療保健工作及照顧弱勢與家庭。例如台灣每10萬人口的食品衛生人員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香港的十三分之一,就算日夜加班,食品業者每7.5年才被稽查一次。
台灣政府沒經費普遍辦理長期照護結果,造成無力照顧病弱家人發生人倫悲劇,如老先生釘死老太太,癌末哥哥打死肢障弟弟,老翁推妻子入水池淹死。國內老人自殺率逐年升高,單親弱勢媽媽到大賣場偷嬰兒奶粉已不是什麼新聞。
有人說低成本、高效益的公共衛生預算占醫療保健費用的比率偏低,不及3%,是否應增加比率?當然應該增加,但台灣醫療健保的整體費用已經偏低,「生吃都不夠,還想要曬成乾」,只能期待增加公共衛生預算,但因政府窮,各部會包括公共衛生預算都在減少中。
健康 改革稅制著手
微觀來說,稅制不公又如何影響健康?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一再顯示,低收入及所得不均影響健康甚巨,是最重要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所得不均造成廣大的低所得者及低社會階層,除了營養、居住、環境、教育均處於劣勢外,通常也處於工作環境惡劣、超時工作、職業傷害頻繁的血汗機構;另一方面也較容易有不健康的行為,如缺乏運動、肥胖、物質濫用(菸、酒、檳榔、藥物),這些都不利於國民健康。
所以,稅制不公,有害國民健康;換句話說,增進全民健康,須自公平稅制始。
(本文作者楊志良為前衛生署長、現為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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