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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萬手術是斂財還救人?這名醫生遭同行封殺,卻被病人封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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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1 11:41微信公眾號-發現澳大利亞 Molly的媽媽魯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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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能活12週了,我們無能為力」。

這一天對於Amelia一家來說無疑是黑暗的。年僅12歲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亞珀斯,從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惡性腦腫瘤開始,她就開始了與病魔漫長的抗爭。

12歲的Amelia(左)和張正賢醫師。圖取自watoday
12歲的Amelia(左)和張正賢醫師。圖取自watoday

化療、放療、免疫治療……3年過去了,惡性腫瘤非但沒有縮小,還長大了。痛苦的保守治療,讓Amelia一家都備受煎熬。

珀斯的醫院以「有癱瘓風險」拒絕了手術治療,而Amelia一家並不願意接受醫生對女兒無情的「死亡判決」。

就在這時,事情忽然有了轉機。雪梨知名的神經外科醫生Charlie Teo (中文名張正賢)給Amelia一家帶去了希望。

手術可以做,但只能在雪梨一家私立醫院進行,並且手術費高達12萬澳幣(約新台幣267萬)。

最終,Amelia的父母在網上籌集到了16萬3千多澳元(約新台幣362萬多),女兒終於有救了。

可就在這時,澳洲主流媒體卻對張正賢醫生提出了質疑:一台手術要12萬,究竟是斂財還是救人?

神經外科醫生Charlie Teo,圖取自企鵝新聞網,下同
神經外科醫生Charlie Teo,圖取自企鵝新聞網,下同

冒險做手術,是因為公立醫院無為?

本只是想治病救人,卻沒曾想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就在最近,張正賢醫生親自作客澳洲電視台節目,回應了主持人Georgie Gardner針鋒相對的質疑。

一台手術要收12萬,這是斂財嗎?

對此,張正賢義正言辭地表示,12萬並不是進了自己的腰包,而是私立醫院的定價。其中,8萬支付給私立醫院,剩下的4萬支付給麻醉師、副刀醫生、助理醫生、護士等,而自己拿到手的只有屈指可數的8000澳幣不到。

而對於媒體的妄加猜測和污衊,張正賢只用了「這是對醫生的傷害」來表達自己的無奈。

事實上,除了對張正賢醫生的個人攻擊,許多人也對澳大利亞的公立醫療系統提出了質疑。畢竟,對於一向以免費公共醫療體係為傲的澳洲來說,12萬澳幣動個手術確實是「天文數字」。

「如果我是一個患癌症的孩子,需要最好的護理,這理所當然應該依賴公共醫療系統」,對此,張正賢也表示出了無奈。

所以,究竟是什麼促使Amelia一家哪怕籌款,也要遠赴雪梨找張正賢做手術呢?

事實上,儘管每年澳洲政府都給公立醫療系統投入幾百億的資金,但公立醫療資源依然緊缺。在這種情況下,有限的資源必然會優先分配給當地病人,更緊急的病人和治癒率更高、風險更小的病人。

而Amelia看病的珀斯公立醫院之所以採取了3年的保守治療,並且給小女孩下了「只能活12週」的「死亡判決」,就是因為醫院無力承擔手術後帶來的癱瘓風險。

此外,因為澳大利亞公立醫院是採取就近治療原則,「只能活12週」的Amelia明顯已經等不及雪梨公立醫院的入院許可。

12萬做個手術對於Amelia這樣的普通家庭來說貴嗎?答案是肯定的,據澳媒的報導,為了給女兒做手術,為了和死神爭分奪秒地賽跑,Amelia一家除了房子能賣的東西都賣了,走投無路之下只能在網絡上發起了慈善募款。

幸運的是,Amelia一家一周就籌集到了15萬澳幣善款。並且,她幸運地遇到了願意為她做手術「搏命」的張正賢。

而拋開媒體的質疑,讓張正賢更為困惑的是,為什麼世界各國都在邀請他去傳授經驗,可唯獨澳大利亞的公立醫院一直對他退避三舍。

「新南威爾斯州衛生部告訴我,如果允許我在公共醫療系統中操作那麼多手術,我必然會破壞財政預算。」這或許才是讓張正賢真正無奈之處。

享受免費公立醫療,只能採取保守治療,可如果要做手術,則花費不菲,而這正是西方許多國家醫療系統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和現實。

「如果病人不放棄,我願意給他們希望」

在澳大利亞,張正賢一直是個飽受爭議的人物。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張正賢做了大大小小上萬台手術。在病人眼裡,他是將一個個宣布不治的絕症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人。

在國際上,張正賢也因為接受高風險棘手病例,並且成功拯救曾被判「死刑」的人而備受關注。

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覺得張正賢給癌症患者的只是「虛假的希望」……

曾經,張正賢也是一個用事實和數據說話的醫生,他會以所謂的「生存質量」對病人做出評估。

直到他碰到菲列娜,一位患腦瘤7年,希望通過手術把腫瘤切除的病人。

「我可以幫你手術,但是你仍然會坐在輪椅上,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拖延了你的死亡,並非延續你的生命……」張正賢不解地問。

而菲列娜當時很憤怒地回答:「我有兩個青春期的女兒,生命質量對我而言就是在女兒需要的時候,我能夠在她們身邊。」

面對一個生命,不同的診斷結論,可能會讓醫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

而就是菲列娜的一席話,點醒了張正賢。在生命面前,談經驗,談指標,談概率,都是蒼白無力的。他真正能做的其實就是尊重病人對於生命的選擇權。

「當你看到他們對生命依然充滿希望時,我們的職責是保護並灌溉這生命的希望,而不是粗暴的將其扼殺,將你所理解的『生存質量』強加於病人。」

就這樣,張正賢成為一次次跳出來,變成拯救被判「死刑」病人的「醫學怪人」。

而全世界各地本已絕望的病人,也因此慕名而來,決定為了活下去做最後一搏。

這其中,有30歲的澳大利亞鋼琴家Aaron McMillan,他在2001年被查出患有腦腫瘤。張正賢為他做了腦手術,成功切除了腫瘤。不幸的是,兩年後腫瘤再次復發,Aaron於2007年去世。

同樣,澳大利亞的Sarah 2007年被診斷出多形性膠質腦瘤。因為腫瘤太大,她已經被醫院告知可以「寫遺囑了」。然而,Sarah不願意放棄,她找到了張正賢。張正賢給了Sarah希望,最終手術很成功,Sarah如今仍然健康地活著。

從新加坡來澳洲求醫的女孩珍妮弗,在兩歲時被確診惡性腦瘤,輾轉全球7家腦瘤中心,她都被告知:不可手術。

就在看了珍妮弗的片子後,張正賢對珍妮弗的母親說:「有99%的可能是,同行醫生的診斷完全正確,就算我做手術的話,結果也可能是糟糕的,但片子中有一點異樣的東西,我可以試一試。」

最終,張正賢通過手術取出了整個瘤體,結果卻大大出乎意料:珍妮弗的腫瘤是個良性瘤。如今,珍妮弗已經痊癒。

「如果患者不願意放棄,我願意努力延長患者的生命。」面對同行的質疑,張正賢總是堅持己見。而或許正是當年菲列娜的一席話,讓他始終願意做那個放手一搏的人。

究竟是「活著」,還是「有尊嚴的死」?

張正賢曾在美國工作了十年,他解釋這是因為自己在澳大利亞「名聲不好」。

2012年,澳大利亞在全國範圍內評選「誰是澳人最信賴的人?」結果,張正賢高居榜首。

可是就是這樣一份「殊榮」,也並未讓他躲過同行的排擠。

張正賢想要病人「活著」,可更多的醫生希望的是病人「有尊嚴的死」。他「拆其他醫生台」、「壞行規」的做法惹惱了同行、權威和上層管理機構。

澳洲神經外科學會會長曾打電話給張正賢,直言不諱地說:「不要再收同行醫生已經診斷為不治,或不可手術的病人。」

「即便這意味著讓本來有希望延長生命的病人死亡?」張正賢問。

而會長的回答很強硬:「對,即便如此,他們大多數人最終都會死。」

孰是孰非?這並非一個簡單的命題。

近年來,不動手術、不進加護病房,不插管的「尊嚴死」被越來越多地談及和看重。

而另一方面,許多病人也在身患絕症時被隱瞞實情,連基本的知情權、決定權都沒有,稀里糊塗地被治療,甚至稀里糊塗地死去。

所以,面對死亡,究竟應該誰來做主?

張正賢的回答始終是:「病人有權緊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點微光,病人也有權知道。」

所以,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諱,張正賢也堅持認為,如果病人和家人希望多活一個月,哪怕是一天,一個小時,醫生也不應該以「最終都要死」來否定病人求生的意願。

總會有病人,希望有那麼一個醫生,能為他們做點什麼,他們也願意用生命去搏一搏,萬一奇蹟出現呢?

有病人曾對張正賢這樣說:「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見你,但我希望每個身患腦癌的絕症病人都有機會遇見你。」

生命是寶貴的,活著是令人嚮往的,努力地活著或有尊嚴地死去,都是不應該被剝奪的權利。

張正賢小檔案:

張正賢的父母為新加坡華僑,後移民至澳大利亞。他先後畢業於雪梨斯考特學院與新南威爾斯大學,1981年獲醫學士與外科學士學位。此後赴美國從醫。回到澳大利亞後,他於2003年創立了拯救生命基金會(Cure For Life Foundation)。2009年起,他與夫人吉納維芙·張(Genevieve Teo)出任動物福利組織Voiceless的理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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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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