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醫生，我的藥沒有效？在地知識與跨文化理解——北印度公立醫院田野觀察紀實

【編者按】本週三篇文章的共同點是「醫療溫馨的一面」。一位長照營養師分享一位病人的女兒在她的指導下成功地加入照護母親的表現。一位童年時感染腦炎，引起頑固型癲癇與重度智障病人的母親分享她如何在醫師的鼓勵下，全家人首次一起出國旅遊，成功地走出陰霾，而領悟了一位心理諮商師說的一句話：「別讓擔憂限制了我們的人生。」一位台灣醫學院醫學人文老師敘述她到北印度公立醫院所見所聞，分享在地知識與跨文化理解的心得，並親眼見證台灣年輕學生參加海外服務的熱忱。

七月初赴北印度拉達克進行高原醫療人類學田野工作，在海拔3500公尺以上的城市行動，時刻都能感受到自己身體的存在，無論是爬坡兩步就氣喘如牛、抑或皮膚對抗乾燥且強烈的紫外線產生的過敏反應。此行中途兩次奔赴首府列城（Leh）SNM Hospital，一次為報導人的母親因急性眼疾自兩百多公里外的藏斯卡（Zanskar）送來市中心、另一次則是陪同前往探視被送至急診室的台灣國際志工學生。對於印度公立醫院醫療現場、及其中在地知識與跨文化理解，兩次歷程提供了參與觀察（participate observation）與反思的機會。

七月九日當天原與報導人拉莫師父約定好參觀正在籌備中的私人療養院，報導人來自拉達克比丘尼協會（Ladakh Nun Association），該協會創辦人Dr. Palmo本身即是一位藏醫，關注婦女權益、精神健康與安寧醫療，登記為NGO便是希望佛教與社區能更加融合，寺院中的各項活動皆開放民眾參與，參與者多為女性。

Dr. Palmo說，拉達克仍舊是一個保守的父權社會，婦女在婚姻中所面對的挫折、困頓、尤其照護臨終老人成為重大壓力來源之一，這些原因促使她年前獲贈一片土地後，興起建造一座綜合療養中心（Dr. Palmo使用「healing」這個詞彙）的念頭，提供婦女喘息、調整身心平衡的處所。

參觀途中拉莫師父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她的母親被緊急送來列城，在長途跋涉近十小時後，將在半小時後抵達。我詢問能否一同前往照護眼睛受傷的母親，獲允後一同跳上車。

抵達SNM醫院前棟門診大樓，拉莫的大哥、大嫂及母親已在眼科門診外等待，遊牧民族的穿著、風塵撲撲的面色，母親戴著太陽眼鏡看不出受傷的狀況，但十小時的求醫路程是在台灣無法想像的「偏鄉」距離。我想起邱仁輝醫師在《挖蟲草的女孩》一書中曾提及，青康藏高原的醫師對他說：「我出門看個病人馬上回來」，而這一去便是兩天。時間與空間距離的差異是醫療重要的考量之一，台灣交通便利，經常使人忘了這一點。

拉莫師父留下來陪伴家人，另一位安莫師父陪我四處走走。SNM Hospital全名為索南諾布紀念醫院（Sonam Nurboo Memorial Hospital），位於列城市中心，是拉達克地區最大的公立醫院，也是唯一的一間。院名紀念Sonam Nurboo（1909-1980），他生於列城，1930年代前往英國攻讀工程學位，是拉達克第一人，返國後旋即遇上巴基斯坦襲擊，他運用專業修築了一座臨時軍用機場，使拉達克繞過農業和工業時代直接進入現代化社會，爾後帶領建設邊境道路、入閣擔任工程、電力及事務部長，1961年獲頒國家級蓮花士勳章。

院內人聲鼎沸，但自有一套系統、亂中有序，反倒不覺得擁擠，且相當窗明几淨。門診分布在一、二樓，共有十二科：泌尿科、兒童發展障礙科（Paediatric Handicap）、藏醫科／阿育吠陀科（Amchi / Ayush）、眼科、兒科、病理科與血庫、影像放射科、牙科、骨科、一般外科、耳鼻喉科、精神科與戒癮中心（Psychiatry & De-addiction）。門診大樓一樓右側設有會診諮詢處（consultant），大排長龍，目測約有八十多人極有秩序地分成三列隊伍；左側則是藥局。由於是公立醫院，醫療費用由印度政府負擔，民眾幾乎不需付費，醫師開立的處方若醫院藥局有，可免費領取，如無，則自行到院外藥房購買。

在眼科、外科及兒科的候診區域中，也發現各診療室一旁設有門診手術室、注射室，與台灣不同，這裡的病人毋需走太遠便可完成整套治療流程；機械設備亦相當完善，包括最新CT掃描、MRI、陰道鏡、內視鏡、超音波心動圖、C形臂等，都可在走廊上看見這些暗示著醫療高科技服務的宣傳海報。門診大樓的另一側是住院大樓，目前共有一百五十個床位、中央供暖，實屬健全。該院目前在印度醫療體系中列為第二級分區醫院（Sub-Divisional Hospital）。

根據印度2017年的〈國家衛生政策報告〉（National Policy Report）指出，全印度私立醫療體系掌握大多數醫療資源，占整體醫療支出之74%，且掌握全國約62.4%的病床、80%的醫師、26%的護士與78%的救護車服務。一般對於印度醫療系統的印象也多是貧富懸殊、公立醫院吵雜擁擠、水平不高，如需進一步治療，仍需去私立醫院，而大部份費用需自付。

但若加上文化與社會條件，針對拉達克醫療的初步觀察則提供另一種思考面向。上文所提及拉達克女尼協會的療養中心屬私人機構，她們曾來台灣參訪慈濟，對於建立一所富含佛教義涵在其中的醫療機構深具信心。而SNM雖是公立醫院，整體管理卻有條不紊，雖然進一步資料仍需深究，但這或許也與拉達克社會的藏傳佛教文化基底有關，反映出極高的道德規範與決策準則（當然也得考慮拉達克於2019年升格為United Territory後獲注大量資源）：對於「病苦」的人性（humanities）思維而非成本計算與管理，在政府負擔全額醫療費用一事上，不分拉達克人、流亡藏人或外國人皆同。

醫院的官網這麼說：「我們的願景是成為本地的第三級護理醫院（District Hospital），擁有最先進的設施，以最少的轉診量治療各種疾病，並擁有最先進的研究設施，無論病人的種姓、信仰或膚色，將提供最好的醫療治療與嚴格的道德原則以及關懷和同情心的文化。」（https://www.snmhospitalleh.com/about）

幾天後的傍晚時分，我正在列城的頂樓咖啡館遠眺喜馬拉雅風景、訪談流亡詩人，即將結束時接獲訊息，幾位來自台灣的國際志工學生因高山症被送至SNM醫院急診室，我隨同帶隊老師一同前往探視。

急診室位在醫院後側，計程車一路長驅至底，下車後找到三名台灣學生，個個面色慘白、高燒不退，他們已接受急診醫師診斷，正坐在一旁等待打針叫號，幸而有當地拉達克友人相伴，解決語言及行政程序問題。

與台灣急診室不同，這裡並無檢傷分級分流的措施，病人進來後先在急診門診室排隊、醫師依序看診、開於處方簽，一旁簾子拉起來護理師就在裡頭注射藥劑，一個接一個，並不推擠叫囂。空間上也與台灣急診室常見的開放空間不同，這裡屬於「三進式」：第一進是門診，用來確認病況，如需病床（如吊點滴）或進一步處置，便往內移至下一進，這個空間容納了大約二十張病床，用布簾隔開，如需再更進一步治療，再往內移至第三進，這裡有許小房間、房間內有不同儀器，有些正嘎嘎作響。

兩位學生打完針坐在一旁休息，第三位卻遲遲不見叫號。經詢問，才知治療師（therapist）認為此學生的血壓過高，打此劑針藥不適合，因此找來第二位醫師，第二位醫師同意治療師的意見，因此和第一位醫師重新討論、把學生喚去重新量了一次血壓，又是一番等待。

這裡的所有醫護人員都穿白袍，一時難以辨認誰是醫師、誰是護理人員，但看久了倒也能看出結構與系統：被圍著諮詢者是醫師，白袍較長；捧著治療盤快速奔走的是護理師，白短較短；掛著聽筒但著便服是治療師。人數比例大約是1:5:3。從今晚的學生案例及二小時的初步田野觀察，治療師扮演極重的角色，包括藥劑的確認、病床巡邏看診、以及隨時被家屬攔下問東問西。

治療師與拉達克友人是朋友，我加入他們的談話，拉達克友人笑著說，治療師認為急診醫師來自德里，開的劑量適合平地大城市，但不適合拉達克，沒有考量海拔、地理環境與整體情況，充其量只是一台「開藥機器」；治療師則笑說，你們從台灣帶來的頭痛藥、感冒藥，在這裡都不會有效，你們的藥留著回去吃。我問，同樣都是Panadol，也會因地理環境不同而有不同效果嗎？治療師大笑走開。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學生從台灣帶來的日常備藥的確完全起不了作用。我坐在牆邊的候診椅上，細細體會治療師那意味深長的笑。當談及醫療的跨文化理解時，我們經常討論不同族群、信仰、對身體與疾病的不同認知，卻鮮少思考用藥的跨文化差異。同樣的身體在不同的環境會對同樣的化學藥物產生不同的反應，如果認為普拿疼適用於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今天的案例告訴我們這樣的想法可能過於科學傲慢。我也不禁開始思考，我們究竟有多瞭解自己的身體呢？

這群青春洋溢的學生滿懷理想、克服許多困難來到此地，卻在扺達後的第一週便辦起街舞工作坊、教拉達克小朋友最流行的舞步，劇烈運動換來的下場是需要不斷吸氧、一瓶一瓶的氧氣不斷被送進住宿，甚至有人短暫失明。接著隔天又翻越海拔5359公尺的卡東拉隘口（Khardungla pass）前往Nubra Valley，於是再度被送往醫院。一位學生自行判斷是急性高山症、緊張加上壓力在傍晚時刻忽然便癱軟不適、倒在被褥上爬不起來，工作人員緊急背著她送至急診室，檢查過後醫師淡淡地說，是恐慌症發作，學生聽及如此，笑了起來。

台灣的健保便利，醫療資源濫用所見多有。拉達克公立醫院以善慈為本，醫療幾近免費，而我們的學生由於對於在地知識的匱乏、與自我身體理解的薄弱，途增折磨，值得當代科學教育反思。

最後一名學生在接受十分鐘的噴霧藥劑治療、病床休息後重新測量血壓，穩定後打了針便獲允離開，帳單各為10盧比（約台幣3元）。離開醫院時，一位躺在擔架床上的男人被快速推走、滿臉是血。臉龐稍微恢復氣色的學生問我，老師妳怎麼都沒事？我也只能笑笑。

責任編輯：陳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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