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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和同學打架,老師以隔離並貼標籤的方式處理,導致孩子更憤怒、行為更暴力。示意圖,圖片取材自Ingimage。
在學校和同學打架,老師以隔離並貼標籤的方式處理,導致孩子更憤怒、行為更暴力。示意圖,圖片取材自Ingimage。

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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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過動兒」。一位長年關心這種孩童的醫師寫出她的呼籲:「我們能不能花更多的努力,在營造一個適合各種特質的孩子都能順性、適性學習與成長的環境?讓每一種特質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可以發揮的長處,看到自己的亮點?」

一位父親說出他的心願:「我希望醫師們看孩子時,請多多詢問、多多傾聽,不要只看外顯呈現的行為,行為背後的原因才是根本。」

一位醫學院醫學人文的資深老師受邀為這位醫師的新書《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寫序,感動之餘道出她的想法:「將病人的生活世界納入考量是避免盲點的關鍵。」

約十年前,我收到一位朋友寄來的信,主題寫「瘋狂看病記」。信上這樣寫著:「我的兒子因為上課不專心,經常和老師嗆聲,考試成績也差,老師說我兒子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要我們帶去看兒心科門診。上週,我帶兒子去看了高雄的名醫某某某醫師,她簡單問了孩子幾個問題,拿了兩份問卷,說一份給老師填,一份給我填。

還說下次回診,孩子可以不必帶來。我回來填了問卷,發覺孩子並沒有問卷中提到的大部份的狀況。昨天再回診。醫師看了我填的問卷之後說:『我們還是服藥看看,如果服藥之後,成績有進步,那就是有幫助的了!』可以這樣看診就吃藥嗎?我簡直是快瘋了!」

後來,在門診遇到這樣被醫生很快地診斷並開立藥物處方的個案,越來越多:一位我從小嬰兒看診到上小學的孩子,在學校和同學打架,老師以隔離並貼標籤的方式處理,導致孩子更憤怒、行為更暴力,因此老師要求父母帶孩子去看診。第一次就診,即被兒心醫師給予診斷並開藥;一位看過好幾位精神科醫師的高二生來哭訴,沒有一位醫生問過他的成長歷程,就只是一直開藥。

我當時天真地思考:這是一個需要被重視的現象。但是,似乎又無法單從某一個方向著手,即可扭轉這個越趨普遍的現象。圍繞著孩子的各個環節,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使得孩子很容易即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與孩子息息相關的各個環節的大人有:家長、老師、醫生,以及整個大人形塑而成的社會。我可以從何處著手?

於是,我展開了一系列的行動,包括從教育端,我寫信給教育局局長,親自去找教育局局長談特教生的認定過程;到教師會與老師們面對面座談。從家長端,我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合作,展開一系列對家長的演講。我將朋友的來信,寄給了我熟識的三位精神科醫師,包括一位學長、一位同學和一位學弟,期待他們可以從兒童精神科內部呼籲和檢討。

可是,在我試圖做扭轉的這十年,發覺問題實在是太龐雜而糾結。

首先,健保給付是數人頭制,計量不計質,若要有收入,就得靠衝看診的病人數,造成醫療現場可以分配給每一個病人的時間非常有限,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醫師卻被託付重任,必須給帶孩子來求診的家屬一個診斷和即刻有效的處置,甚至連特教資源的取得與否,也得依賴醫師的診斷。

不像其他的疾病,可以透過抽血驗尿影像檢查而確定診斷,精神科的診斷憑藉的主要是症狀的觀察和臨床心理師的測驗。而孩童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還依賴家長和老師對孩子的行為描述和評估後所填寫的量表。也就是評估者本身是否有個人偏見,是否有能力客觀評估小孩,並未被審慎檢核。而許多孩童做測驗時,也不了解做這些測驗的重要性和目的,經常隨意應付了事。醫師如果又無法與孩子有足夠的互動時間,建立信任感,診斷與藥物的處置,便容易出現誤差。

偏偏在醫療場域裡,醫師並未被教導:如何面對自己可能的醫療錯誤,無論是診斷或處置的誤失。甚至,我們是被教導:不可承認自己醫療上的錯誤,以免惹上醫療糾紛。

孩童是一群缺乏自立生活能力的群體,必須倚賴周遭的大人來存活。當成長的環境,充滿暴力、壓迫或忽視、侮辱,缺乏關愛與正向教養時,孩子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我們往往只看到孩子外顯的暴戾行為、放空的狀態,便直接給了診斷與藥物,如此很容易忽視也掩蓋了背後真正的原因。很多時候,需要被協助,需要看診的,可能是家長或老師,孩子因為沒有自主行動的能力,只好成了代罪羔羊。

在講求兒童人權的新時代,我們得重新檢討:醫療的目標究竟是誰?是什麼?醫療所追求的,自然是為病人謀求健康的幸福感。但是,孩童的幸福感,無法脫離家長的幸福感以及社會各種制度的要求。於是,當面對孩童時,醫療究竟是謀求孩童的幸福感,還是家長的幸福感?或是使孩子符合社會制度的要求下,而不致產生不幸福感?

同時,孩童有許多不符合社會規範的特質,造成大人困擾的特質,這些特質專屬於兒童,甚至被兒童教育專家視為孩童所以是孩童的珍寶,卻頗容易被誤以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的傾向。如果由小孩的觀點來看許多的規範,包括「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所敘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症狀,有不少是值得從兒童人權的觀點再重新深思的。

時代潮流瞬息萬變,過去要求服從、威權當道的社會思維已經被拋棄,取代而起的自由民主平等尊重守法的思維,卻仍未樹立鞏固,造成教養與教育的不知所措。

如今,台灣的家庭功能岌岌可危,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學校的教育內涵與方式,依舊停滯於重文不重武,強調學科學習,輕視實作能力,不喜學生思辨質疑,只要照單全收的傳統觀念,班級的教學與管理並未隨著時代的潮流、學生所處環境的不同,而跟上調整的步伐。

孩童身處如此浮動不穩定與時代脫節的成長環境,大人的要求又經常矛盾,再加上3C產品的氾濫,這絕非一個簡單的門診和幾顆藥丸可以處理的問題。不過,現況是資源貧瘠的醫療,正是如此簡化地在處理孩子的困境,也被這樣期待與要求。

這已非純粹是一個孩子腦部構造異常的狀況,而是家庭、學校,甚至整個社會的問題,我們卻試圖使用藥物改變小孩,使其能配合環境的要求,快速解決大人的困擾。

我們布下天羅地網,設計各種制度與檢核,戮力於「不要漏掉任何一個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童」。可是,我們能不能花更多的努力,在營造一個適合各種特質的孩子都能順性、適性學習與成長的環境?讓每一種特質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可以發揮的長處,看到自己的亮點?這樣才更符合講求接納包容多元並存的社會所展現的精神。

責任編輯:吳依凡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孩子 孩童 教育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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