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相知才能相惜，建立醫病合作新關係｜杏林．診間｜焦點

編者按：本週邀請急診處、加護病房這種較有壓力、容易引起醫療爭議的工作環境的醫師們談談他們的工作。一位急診醫師敘述自己在一個白天所看到的各種急診病人與家屬的互動，以及最後幾段與同事分享的心得，道盡了急診醫師的內心世界。
想看本文：5/29 急診白班的一天
一位加護病房的醫師述說病人病情變化時，常會遭逢家屬無法理解或接受的困境，使他有感而發，醫病的共同敵人是「疾病」和「無常」，並不是「彼此」，而發出呼籲：請讓醫療人員把心思花在「如何救病人」上，而不是「如何不被告」。

想看本文：5/31 醫病的共同敵人是疾病，不是彼此
最後由兩位關心醫療爭議的作者說明時代的變遷，醫病關係已經不再是醫師希冀病人「遵從」，而是互相需要「理解」，希望能「創造支持環境，讓病人有能力成為隊友」以達到「從人出發的醫病合作關係」。

數月前拜讀「醫病平台」刊出「急診處面面觀」的系列文章，分別從病人、醫師和護理師的角度來探討急診室常面臨的醫病溝通困境，面對急診的衝突現場，醫護病雖立場不同，各有各的委屈、無奈，卻能從彼此之間「認知不同」來看待衝突的原因，而努力地想藉由個人經驗和感受的分享，試圖讓對方能多理解自己一些，拉近認知的差距。這種期待被理解的心情，正是讓醫病關係走向更加人性化的關鍵。

從期待遵從到期待理解醫病關係的典範轉移

傳統的醫病關係，其實不太需要病人端的「理解」，醫療端像是運籌帷幄的大家長，病人只需要把疾病交給醫師，好好「遵從」醫囑、配合治療就夠了。

但是，面對日益龐雜的醫療體系、專業分工和疾病樣態，醫療端從個人自主變成團隊作戰，加上健保規範、醫院管理、專業指引、醫療糾紛陰影等種種外在因素，使得醫療行為變得更為複雜；另一方面病人端也受到資訊普及、知識水準和自我意識提高的影響，早已不能滿足於被動角色，想在醫療過程中有更多的參與和自主性。

過去那種權威式、指導式的醫病關係早已無法負荷今日的醫療生態，取而代之的是較為平行的合作關係，「醫師是人不是神」的論點，指的雖是醫療的極限，但也代表著醫療端期待病家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相互理解是合作的前提，然而醫病之間最大的阻礙是既存的認知差距，不僅阻礙溝通，也限制了病人「理解」合作內容的能力。

病人的理解有三個層次：
最基本的理解，是能聽懂醫療人員提供的訊息，例如診斷是什麼、治療方式有哪些、手術可能有什麼風險等。
第二層的理解，是消化資訊之後，有能力提出疑問、表達需要、或搜尋更多訊息。
第三層的理解，則是進一步對診斷及醫療過程「知其所以然」，例如理解為什麼醫師安排X光檢查而不是斷層掃描、為什麼直到出現某特定症狀出現才能確診而不是延誤診斷，為什麼對於正在大量出血的病人不能安排馬上轉診。

過去有許多研究顯示，醫療人員容易錯估病人的理解力，而傾向只說明結論，而非說明判斷的過程，或是以為病人沒問題就是懂了，樂觀假設病人應該能理解醫療行為背後的種種出發點為善的理由和考量，這種「以為病人都能理解」的錯估，就是許多醫療爭議的來源。

換位思考正視醫病認知差異

相對於病家，醫療人員在醫院享有「主場優勢」，對於醫療現場的複雜分工、作業流程和規定，像呼吸一樣自然，以致於容易高估病人理解能力而忽略說明。就像急診的等候，對醫療人員是理所當然而且需要被體諒的事，但在病人不清楚檢傷運作方式、對自己病況無知，也無從得知其他病人的病況下，就容易因感受到被忽略而不安或氣憤。

再者，病人所經歷的視角，和醫療人員一定不同，有時候醫療團隊在短時間內執行了評估、檢查、排除了幾個鑑別診斷，最後開出了處方，但病人只能從「看到」和「聽到」的有限事物，「腦補」拼湊整個治療過程，甚至以為「只有觀察，其他什麼都沒做！」，尤其是家屬無法看到照護情形的時候，更容易出現負向推論。

有家屬因為病人進入手術室的時間比預估手術時間多了兩小時，就緊張地懷疑手術過程出了問題；也可能因加護病房限制探視，看不到也不了解醫療團隊的各種處置，而無法接受病人一天之內從相對穩定到急轉直下的變化。

此外，對疾病的主觀感受和受醫療結果影響程度，更是醫病之間最大的差異，畢竟受傷哀號的、虛弱無力的、擔心腫瘤復發的、焦急等待斷層掃描報告出爐的，都不是醫療人員，病人更為關注自身病況是人之常情，但醫療現場卻往往只能讓病人處於被動的安排之下，這段期間的不安和無助，也大大限制了病人理解和體諒的能力。

這些差距，都是醫病間互相理解和合作所必須跨越的鴻溝，醫療人員要跨出的那一步，是必須承認和警覺有這樣的差異存在，不能把理解視為理所當然。不過，若只仰賴或要求醫療人員同理、忍耐，或用無限上綱的告知說明來填補，或許能改變一時、改變個人，卻很難改變整個環境和系統，絕非解決問題之道。

創造支持環境讓病人有能力成為隊友

事實上，要減少醫病的認知差距，從病人端的教育和建立支持機制來跨出這一步，更是大有可為。在教育方面，除了學校外，近年來，許多醫療人員透過社群媒體或是影劇作品，分享醫療人員的生活經驗與視角，讓一般民眾了解醫療業的辛酸、血汗、如何思考、如何面對困難和解決問題。

在covid-19疫情期間，更有許多影音素材帶領大眾看到醫療人員也會恐懼、也有擔憂，臉上揮之不去的壓痕、隔離衣內的汗如雨下。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揭露醫療體系並非全知全能，讓民眾也能「知其所以然」，並不會減少信賴，反而更能凝聚醫病之間的互信；解構白色巨塔，也不代表拋棄專業，而是讓大眾更能從「人」的角度來看待醫護，也正是建立夥伴關係的第一步。

此外，對病人提供即時支援機制，作為醫病之間溝通的橋樑也是有用的做法。

日本在90年代後期因發生數起嚴重醫療事故，導致醫病信任危機，訴訟案件量明顯提升，日本政府自2002年起把「建立病人諮詢及投訴系統」列為促進醫療安全環境的項目之一，鼓勵醫療機構設立諮詢台，後來更以健保支持醫院設立「醫療對話促進者職位」，並在社區建立由政府管轄的公眾諮詢窗口，提供民眾醫療疑慮的諮詢及就醫安全的建議。

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NHS）則由國家出資，於醫療機構內設立病人諮詢與聯絡服務(Patient Advice and Liaison Service, PALS)，扮演民眾和醫療人員之間的溝通橋樑，對病人提供諮詢服務和協助，支持病人提出疑慮，並介入協調解決。

事實上，台灣也有類似的機制，例如各醫院設置的申訴窗口和關懷小組。筆者的團隊近年負責執行政府「醫療爭議關懷資源中心及諮詢專線註」的專案計畫，服務對象是疑似遇到醫療爭議的醫病當事人，兩年200多通來電中，病方占大多數，其中八成以上自覺遇到醫療爭議的個案，曾在就醫過程中存在疑慮，卻不知道該怎麼表達，在病人不問、醫師沒說、病人心裡有委屈和疑慮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就從懷疑、負向猜測，進而演變成爭議。

曾有病人要求進行某項影像檢查，但醫師認為沒有必要，病人因此認為看診疏忽草率；諮詢人員透過傾聽，發現該名病人的訴求並非檢查本身，而是出自對病況的焦慮，希望找到安心的理由，因此鼓勵其向醫師具體表達擔憂，如此更能獲得準確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