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其實沒那麽久的三十年前，癌症在台灣就是所謂的「絕症」；也就是説，得了癌症等於沒救，當年電視連續劇劇本如果照現在的説法「灑狗血」的話，罹患「不治」的癌症就是劇情的必要因素。
那個年代如果得知罹患癌症，患者大概就不去看醫生，反而到處求神拜佛或者尋求偏方，例如到某些廟宇求香灰，所以當年有些不肖的廟宇在香灰内摻加沒有療效、但是可以令病人感覺病情比較舒緩的類固醇甚至麻醉藥物。
但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抗癌」卻成為了經常聽到的名詞，一般民衆對癌症的認識也愈來愈多，也懂得如何預防或者學習和癌症共處。
在台灣民衆對待癌症的觀念出現如此巨大轉變的過程中，有一個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彭汪嘉康女士。
與「癌症治療之母」面對面
走進彭汪院士在萬芳醫院後面大樓的辦公室，吸引你眼光的是辦公桌上那一堆又一堆的資料、文獻，還有站在桌邊起身迎接、滿臉笑容的院士。
身形瘦小的彭汪院士看起來和隔壁的媽媽、阿嬤沒什麽不一樣，不開口講話，你不會覺得她是享譽國際醫學界的大人物、是那位推動台灣癌症治療研究的科學家。
按照彭汪院士的説法，當年台灣在癌症治療和研究上面是「什麽都沒有」，雖然她在美國的時候時常動用人脈介紹台灣的病人就醫，長期下來不是辦法，因為只能幫助有錢去外國就醫的人、卻幫不了其實可以救治、但是沒有錢的人。
圖／彭汪嘉康提供
看到這種問題，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在台灣推動癌症的治療和研究，講到台灣現在的癌症治療，被媒體形容是台灣「癌症治療之母」的彭汪院士語氣明顯地非常驕傲，她説「現在台灣癌症的治療技術已經是世界的Top level（前段班），很多癌症的研究和治療都不輸給別人」。
圖／彭汪嘉康提供
彭汪院士這時表情嚴肅的説「癌症沒有辦法治好的時候，就要想怎麽幫病人多做一點事情，讓他們舒服一點」，有些癌症到現在依舊是無藥可醫，而且患者到末期的時候，得要承受極大的痛苦，不但患者難以善終，對病人的家屬更是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莫大的負擔，彭汪院士指出「這時候為病人多做一點就很重要」，她强調説一個醫生只要為病人多做一點、多想一點，就不會有所遺憾。
在彭汪院士的心中，要當個「好醫師」最重要的就是「為病人多做一點」，這個對她而言是有切身之痛的，彭汪院士原本是四個兄弟姊妹，但是最小的弟弟因病早逝，不但促成了她後來走上行醫之路，也因為質疑當初的醫生如果「多做一點」，也許結果就會不一樣，這個觀念也就深深地烙印在彭汪院士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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