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32年前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 醫師補破網與眼疾共舞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三位醫師分享生病與治病的經驗」。一位醫師敘述自己透過肝炎治療的曲折之路，因而對醫病關係有更深入的體驗，感激之餘他邀請鼓勵他不屈不撓、終於達標的醫師分享他對治療肝炎的心得以及他對社會的呼籲。另外一位醫師分享他在網膜剝離之後雖然經歷各種挫折，但從沒有怨懟、不安而放棄希望。有時想想，生過病的醫師會是更好的醫師，也許真的有道理。

視網膜剝離

1989年7月我從台大轉去成大服務。當時成大醫院是個新的醫院，有很多繁雜的事情需要處裡。1989年底，我的右眼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我右眼的視網膜就像破了一個大洞的網，網不住影像。手術當天是立法委員及縣市長選舉日，全國放假，眼科主任特別為我安排緊急手術，希望能把剝離的視網膜修復，釘牢一點。手術順利完成，術後蒙著眼睛休息，只能用耳朵聽音樂及廣播。當晚聽廣播，我有朋友分別當選立法委員、縣長。朋友選舉成功的好消息對我這剛開完刀蒙眼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有鼓勵作用。接受眼睛手術並休息一個多星期後，我回到台北的家，並繼續由台大醫院的眼科醫師照顧。再過一個多星期，原本拿下眼罩還能看到東西的右眼又有了變化。於是再度住院。接下來的一個月，因為第一次手術後發生併發症，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眼底出血掩蓋了視網膜。我前後再接受兩次眼科手術清除視網膜下的血塊。在台大醫院的兩次手術並沒有挽回我右眼的視力。從小別人說我有一對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現在不但只剩左眼有視力，兩眼看起來也一大一小。我的立體感變差，不再能像以前那樣穿針線，或準確伸手捕捉眼前的蚊子。出院前我請教醫師，往後生活上須要注意什麼，特別是能否繼續我幾十年來的嗜好打網球和唱歌。我的主治醫師說最好小心為妙。其實我曾到球場揮球拍，可是因為立體感差，我不再能準確適時打到球，只好放棄從十幾歲就開始的網球運動。至於唱歌，起初我遵照醫師吩咐小聲地唱。可是後來越唱越大聲而不自覺。我是屬於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會每個禮拜天的聚會都會唱很多首詩歌，而我也享受唱詩歌。一段時日後，女兒跟我說:「爸爸，你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很大聲的唱，唱歌應該沒關係吧。」其實我認為唱詩歌是蠻療癒的。

記得在成大第一次手術後的晚上，內人放一些教會詩歌錄音帶給我聽，其中有些是我少年剛到教會時學的詩歌。心裡跟著哼詩歌，腦海中出現一幕幕過去的生活景象。因為接受基督信仰，我們全家被迫離開先父創辦的台中佛教會館。在物質生活上，過得很辛苦。念初中及高中的階段，我雖然在同學中很得人緣，但學校辦的遠足、旅行，我很想參加，卻不敢奢望，因為會使母親為難。同學說他們去看了很好的電影，我也很想看，卻不敢向母親提出。中午在學校吃便當時間，我偷偷瞄同學們便當裡的菜，心裡實在羨慕。當時每學期註冊時，不論是初中或高中，學校都要檢查是否已買齊該學期要上課程之教科書。對我來說，這一關檢查並不好過。為了節省書錢，我會事先向所認識的學長借書，但不一定能借齊所有的書。有時檢查人員會挑剔，說我借來的書與新版不符。面對檢查的人，我心裡實在不好受。雖然有這麼多不如意的事情，但只要一回到家裡，我們兄弟姐妹有一個免費的共同娛樂，就是把教會的聖詩本拿出來唱。興致來了，就從頭翻下去，把會唱的詩歌，一首一首唱下去。有時整個週末下午就在唱歌中快樂地渡過。那時唱歌的快樂，比現在上KTV更享受。藉著唱詩歌，我們學會發聲及合唱。在學校，音樂老師還以為我學過聲樂。母親很喜歡聽我們合唱詩歌。對農村出身，沒有念過書的母親來說，她很高興能經常免費聽合唱。在她心目中，我們平凡的歌聲，就像天使響亮的讚美歌聲，也像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與眼疾共舞

雖然立體感差對我的醫療工作沒什麼妨礙，但日常生活多少有影響。例如亮度不夠的地方我必須特別放慢腳步，走路時要小心避免與右側的人、物碰撞。為了早點適應單眼視力，有一陣子我還特地去走台北松山的四獸山。可是2016年我原已調適好的狀況發生變化。以前治療視網膜剝離放置在鞏膜上的扣環(buckle)因日積月累材質變化變成許許多多的碎片脫落，在右眼中到處亂闖，只好進手術室清除碎片。這是我第四次接受眼科手術。可是術後仍然斷斷續續會跑出碎片。到了2020年的9月情況變得嚴重，右眼頻繁出血，並且一直不斷流眼屎。與本身也是眼科醫師的女婿討論後，覺得我的右眼已經三十年沒視力功能，而裡面的異物碎片不但造成眼睛不舒服，還成為感染源，不如將右眼摘除。經請教眼整形醫師，認為以前是在局部麻醉下清除碎片，所以無法徹底清理。於是2020年10月在全身麻醉下將右眼裏面的碎片及以前手術時放置的其他異物全數清除。感謝上帝，到現在已術後半年，一切情況良好。右眼因多次手術及長期疾病越來越萎縮，幾乎整個被眼皮蓋住而看不到眼球。眼整形醫師建議裝義眼片改善外觀，2021年2月初花了幾個小時由義眼製做專家量身訂做完成。義眼片可像隱形眼鏡那樣隨時裝上或取下清洗，但睡覺時不需取下。

感謝所有照顧我的眼科醫師

若沒有發生嚴重的視網膜剝離和手術的併發症，我可能會繼續留在成大醫學院和醫院忙到退休為止。上帝似乎在通過此眼疾叫我停下腳步想一想。1990年臥病期間，精神醫學界大老林宗義教授從加拿大來台時，特地打電話鼓勵我，並要我放慢腳步。經過禱告反省，我決定辭去成功大學的一切職務回台北。當時我並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但確定必須重新安排生活。我雖然離開台大不到一年，但也只能以新進人員身分申請台大醫學院教職。從1990年7月我重新回台大醫學院到2004年8月退休的十四年期間，我承接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和台灣精神醫學會的各種任務。感謝上帝，在我工作職務最繁重的時期，引領我修讀神學課程。2001年台灣大學給我一年進修學假，讓我得以考試進入台灣神學院修讀文學碩士課程。先當一年全時間學生，然後分段研修，於2005年完成此課程，圓了我修讀神學的夢。

從1989年底右眼出狀況到現在已超過三十年。我要感謝親人朋友不斷的關心、支持，特別是眼科醫師及時的醫治照顧。一路走來雖然有風有雨，你們一直牽著我的手，使我有力量與我的眼疾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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