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從SARS到武漢肺炎那些經歷與警惕｜杏林．診間｜新聞

近幾週來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已超過十個國家有病例報告，死亡人數超過百人，引起全球關注與警戒。中國下令封閉湖北省多個城市、美日等國預備包機撤僑，台灣確診案例逐漸增加、民眾開始排隊購買口罩消毒藥水。令人不禁回想起2003年台灣發生SARS疫情時的種種歷程與社會現象。當年11月筆者與同事舉辦了三天的研討會，並於2013年將該研討會論文集結出版，名為「疫病與社會～台灣歷經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總共收錄二十篇論文，作者涵括醫療、公衛、藥學、法律、社會、政治、哲學、歷史等領域的優秀學者，內容涵蓋：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疾病控制與救治之法理研析、國家體系醫療體系與公衛政策、疾病社區與防疫經驗、院內感控與醫院評鑑、後SARS台灣之醫學倫理、疾病與風險社會、疫病歷史回顧與反思等八個章節。當年眾多學者基於社會所歷經慘痛教訓而發之思考與反省，想必或多或少能在今日帶來一些用處，或避免重蹈覆轍，值得回頭檢視一番。而筆者回顧當年主編本書時，彙整重要新聞事件與社會現象所撰寫之編者序言，提出個人、機構、政府三層面之倫理反省，新聞事件今日讀來仍舊怵目驚心，值得警惕。因此以下節錄該文主要段落，期與讀者共同回憶與思考防範提升之道：

倫理面向回顧台灣SARS疫情事件

以台灣為例，疫情的蔓延涉及醫療制度、公衛體系、國家防疫策略及危機應變、政治管理種種複雜的問題；若從倫理學的角度分析檢討之，已可概分為涉及「個人層次」、「機構層次」與「國家層次」不同層面之個人行為與組織決策之道德問題，充滿醫學倫理及專業倫理的議題值得被探討。茲從此面向，將疫情蔓延時刻所發生之重要事件作一簡要敘述回顧：

個人層次、屬於市民醫療行為及醫師專業倫理的問題

一罩難求：民眾驚恐搶購口罩、商人趁機囤積口罩、哄抬價格牟取暴利，並傳有民意代表介入大發國難財；造成醫療用N95口罩供應不足，第一線醫護人員必須重複使用之，安全受威脅。

隱匿病史：疑似感染民眾就醫時害怕遭到拒絕、刻意隱匿其先前曾經至疫區醫院就醫之病史，造成疫情之擴散、並危害到醫護人員。

不遵守居家隔離：某研究員自香港返回台灣，按照規定必須居家隔離十天，但該研究員沒有自我隔離，還到學校教書、隨後並出國。

記者醫院臥底：A週刊兩位記者在B醫院封院後，以病患家屬的身分隱藏在院內採訪、攝影達十天之久，甚至還進入急診室，被發現後以「新聞自由」及人民有「知的權利」自辯。

市長帶頭阻撓病患轉院：衛生署將B醫院疑似染SARS的三名病患轉送到C醫院，遭D市長、議長、市議員以及該院週遭七個里的里長，率眾以車輛、肉身阻擋在C醫院急診室前的通道上，要求病患原車北返。經內政部長、三黨立委斡旋、衛生署副署長保證疫情不會在D市擴散後，方解除這場抗爭。

抗爭拒絕醫療廢棄物：E醫院醫療廢棄物運至F縣E鄉某環保公司焚化爐消息曝光後，鄉民激烈反彈在廠外圍堵抗爭，並在廠房門口達起棚架，揚言進行長期抗爭。在地檢署檢察官坐鎮指揮、優勢警力戒護、環保署長郝龍斌親自壓車下，E醫院醫療廢棄物方順利進入環保公司焚化，期間曾爆發零星警民肢體衝突。

太平醫師：部份資深醫師在遠處指揮調度，而經驗不足的年輕住院醫師與護士，卻在防護不足、操作不熟練中承擔風險；一名實習醫生於高雄某醫院實習時感染SARS，兩名年輕住院醫師因染煞病故，許多醫學生家長因此害怕子女受疫情波及，不顧醫院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向教育單位施壓要求將一千三百位實習醫生撤出醫院，甚至直接向監察院檢舉教育部失職。不同醫護專業間之權益、溝通問題在其間浮現。

醫護人員歇業辭職：某G縣市署立醫院暫停門診、急診，該縣三分之一的診所紛紛以各種理由自行停業。南部某醫學中心一百二十四名護士因不願照顧SARS病患而選擇辭職，數位醫師提出辭呈。行政院強調政府將優先處理醫療院所工作環境與安全改善等問題，醫護人員若有疑慮應循正常管道申訴，不能說辭就辭、臨陣脫逃，影響醫護人員整體士氣與聲譽；若溝通無效，政府不排除依法徵調醫護人員與徵用醫院，以公權力直接介入。

染煞不知出國旅遊：H醫院急診部I醫師旅遊日本出現發燒症狀，以為自己只是感冒風寒水土不服、自行服用退燒藥，返台後診斷出感染SARS，引起日本社會的恐慌與不滿。

落跑醫師：J醫院K醫師於該院封院期間逾期未返院隔離、自行居家隔離，被指責為不盡責的落跑醫師，事後並遭L市醫師懲戒會停業三個月處分。K醫師辯解認為醫院封院擠滿近千名員工和兩百多名住院病患，但院內只有四百多病床，根本無法達到隔離需求，只會造成更多交叉感染和傷亡，同時醫護人員自己應是被隔離者，更不應在設備不足下照顧病人，因此拒絕返院，絕非不盡責之落跑醫師。

機構層次、屬於醫院的行政與組織倫理問題

L醫院孤軍奮戰：M醫院爆發嚴重的醫護人員集體感染後，L醫院急診處湧進一天一百多位疑似SARS患者，然而N95口罩、隔離衣、負壓病房等防護設備嚴重不足，L醫院不斷地向衛生署發出求救信號、要求分散病患到其他醫學中心，衛生署說沒有法源依據，其他私人醫院則基於營運考量不願收治。L醫院孤軍奮戰兩周，終於爆發院內群聚感染，為避免疫情擴大，只好暫時停止急診，隔離兩百五十位醫護人員，並採取幾近半封院的做法、新大樓「只出不進」。此一情形暴露國家對醫療資源之緊急指揮與調度不力，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對醫療機構之專業自主的管理問題。

只出不進枉顧病患社會安危：N醫院在發生院內感染後，採取「圍堵隔離、逐步封樓、只出不進」的策略，哪裡有SARS就封哪裡，翌日消息傳出後住院病患開始自動辦理出院，紛紛逃離醫院，院內病患從兩千五百餘人驟降到六百餘人。行政院防疫委員會顧問O擔心這些病患可能會流向P市的Q、R等醫院，使南部進入社區群聚感染…。他表示，盡早找到病人早點治療有助降低死亡率，因此找到N醫院出院病例已是迫在眉睫。N醫院決策委員會指出醫院沒有公權力限制病患出院，可提供名單供衛生局追蹤掌握。報導指出「疫情失控不但見證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於這個龐大的醫療體系指揮失靈，也曝露出一個完全以營利績效為導向的教學醫院，在面對SARS疫情之處理竟然顢頇萬分。」

醫院怕影響營運隱匿病情不報：行政院接獲北中南各大醫學中心醫師檢舉，醫院院長、感染管控主管為了醫院的面子、業績、怕被封院，在院內出現SARS疫情後多隱匿不報，情形嚴重成為疫情擴大主因。行政院所獲資訊顯示部分醫院在院內出現疫情時，初期都認為自己可以處理，等處理不了、壓不下來時才往上報，但此時往往已一發不可收拾。S、T、U醫院皆如此。檢舉醫師認為醫院若誠實通報，可讓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外界的協助進來，醫護人員在良好保護下工作，減少被感染危險。

看護工「趴趴走」形成防疫漏洞：R醫院爆發院內群聚感染，兩名看護工和一名慢性病患的PCR檢驗呈陽性反應，由於看護工在醫院內、甚至於不同醫院之間「趴趴走」，造成防疫漏洞，挑戰院內感染管控，也暴露醫療看護工於醫療照護體系中的角色與安全問題。

院內感控與醫院評鑑：院內感染是此次SARS流行主要型態，院內感控平時在醫療商業化的趨勢下受到輕忽，長期缺乏投注資源、人力、品管，終於在高傳染力的SARS病毒挑戰下爆發嚴重疫情；而醫院評鑑制度本身及醫院應付醫院評鑑的措施亦存在許多問題須檢討。

醫療商業化與醫療品質：財團投入醫院經營、將醫療事業商業化、企業化、營利績效導向的做法，大大扭曲醫療專業本質與倫理、改變醫病互動；為了怕影響營運而隱匿疫情、延遲通報或拒收病患，其背後的經營哲學之倫理問題，是院內感染、疫情擴大最主要原因。

國家層次、政府防疫政策與衛生決策的問題

離島地區醫療資源與支援不足：離島地區V、W、X相繼皆有SARS疫情，均有疑似SARS病患要轉送到台灣，卻遭到航空公司拒絕、海鷗直昇機呼叫不到的情形，造成這些地區的恐慌，政府也因未能保障當地人民的醫療權而受到指責。離島地區並一度發生口罩、耳溫槍缺乏、病患無法送往本島就醫，充分反映對離島及偏遠地區的醫療資源分配嚴重失衡。

轉診機制：SARS疫情從醫院擴散到醫院，從台北到高雄，主要感染源來自病患在醫院間遊走，顯示醫療體系中醫療機構之分級及分工模糊、無法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醫師與醫院執行醫業的模式與民眾的自由市場式、消費行為化的求醫行為，交互強化了這種醫療分工混亂的問題，影響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率與醫療品質，也成為疫病迅速散佈的原因之一。衛生署因而擬定三級轉診制度，勸告百姓有發燒或咳嗽請先從基層醫師看起，依照病例的可能性往上分級轉診。

Y醫院封院事件：Y醫院因爆發群聚感染，行政院與Z市政府共同宣布Y醫院暫時關閉、全面管制，院內兩百四十位病患集中治療，九百三十位員工（含志工）全部召回集中隔離，否則記過嚴辦。市府不惜祭出重罰、甚至啟動內政部失蹤人口協尋機制，務必將所有員工找回集中隔離。另外，九百三十位員工的家屬將居家隔離，而過去兩週內曾到Y醫院就醫、住院的病患及進出人員，也將全部追蹤管制，必要時不排除召回集中隔離。數名醫護人員因不滿裝備不良、未受良好防護訓練、未獲得充分資訊，對隔離措施表達嚴重抗議，大喊「我們在等死」、「政府罔顧人權」，數名護士一度衝出封鎖線，與警方發生推擠，揚言員工將跳樓，以喚起衛生單位改善目前混亂的隔離情形。針對此情形，市長Z說防疫視同作戰，這種行為有如敵前抗命，將依法強制處分。此措施為了集體安全而限制個人自由，甚至危及個人安全，涉及了重要的「個人行動、居住、遷徙等基本人權」與「社會安全、政府決策及公權力行使之正當性」的問題。

國家醫療體系與公共衛生政策：長久以來公共衛生體系之建立在全民健保開辦之衝擊下，有醫療化之傾向；國家整體健康照護體系之發展是否重醫療而輕衛生保健、資源之分配是否有兼顧醫療體系與公共衛生系統之均衡發展，值得好好檢討。

（以上引述自：蔡甫昌、江宜樺（編）（2013）。疫病與社會―台灣歷經SARS的醫學及人文反省。臺北市：臺大醫學院。編者序。）

SARS之後，醫界推動了不少教育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一、衛生署及醫策會推動全國性「住院醫師一般醫學訓練」，除了強化醫學系畢業生一般醫學之照護能力，也將「醫學倫理、法律、品質」列為住院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的必備課程。為了此教育計畫之推展，相關課程之種子教師研習營會也隨之發展，提供相當容量的種子教師培訓。
二、2003年修訂「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將「醫學倫理、醫療相關法律、醫療品質課程、感染控制、性別議題」列為醫師繼續教育必修課程，並佔總積分數的十分之一；各醫學會、公會、醫學中心為服務會員及醫師同仁，辦理許多倫理法律繼續教育課程。
三、「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所掌理的我國醫療院所評鑑，開始強調「醫學倫理與病患權利」、「病患安全及醫療品質」甚至「醫療組織倫理」，藉具體評鑑標準的建立，來帶動各級醫療院在運作上必須有所革新措施。

繼SARS經驗的巨大衝擊，2005年H5N1突變型流行性感冒（禽流感）、2009年H1N1新型流感（豬流感）、2010年超級細菌等一波波新興傳染疾病前仆後繼，依舊考驗著國家治理與國際社會的防疫作為。當前的武漢肺炎，其實正是檢驗醫界十幾年來醫學教育革新成效的時刻：是否所有醫療人員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挑戰時，其一般醫學照護能力是否充分？對於照顧病人過程其感染控制與自我保護能力是否足夠？在面臨病人最佳利益與自身風險產生張力與衝突時其醫學倫理法律思維與權利義務權衡是否適當？這些都將面臨檢驗。

就社會整體而言，年輕一輩可能缺乏對於當年SARS疫情之經驗與記憶，約二十五歲以上有過體驗者，在面對當前疫情時可能內心焦慮程度較低。然而當社會大眾面臨疫病對於個人之生命、健康、財產帶來威脅時，人性之弱點仍然可能再度帶來人心恐慌與社會動盪；在缺乏心理準備與充足資訊輔導下，上述當年之案例與事件仍可能再度發生；但是若能透過歷史回顧與案例思考，並獲得正確的防疫資訊與社會支持，將有助於國人能及早在心理上有所預備而能從容應對，本文期許或者能透過歷史教訓與倫理面向之思考，來裝備人心以加強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