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者長期陷於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無處排解，導致近年「照顧殺人」事件頻傳，十年來已累積近百件。受限現行《刑法》規定，照顧殺人案件被告最低刑期為2年6個月，讓法官「求其緩刑而不得」。法務部7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將研擬修法，讓類似案件被告能免於入獄。消息一出掀起輿論，支持者認為慈悲殺人的刑責本該有轉圜之處，質疑者則擔心修法會讓更多人把弒親當作家庭照護出口之一。
照顧殺人事件中「被社會遺忘的人」
當疾病無情的降臨，讓家人維生的能力逐一挪去，沒有留給照顧者太多時間思考規劃，基於親力親為的倫常或是經濟的弱勢，他們一肩扛起照顧的責任。這一扛，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後簡稱家總），平均至少9.9年，每天照顧時間長達13.6小時，照顧親人數十年者也大有人在。
法務部提出修法的原因，外界認為是去年判決定讞的陳姓男子殺女案。3年前，一位照顧先天性腦性麻痺女兒超過50年的陳姓老翁，以棉被悶死女兒後吞下數十顆安眠藥尋短。陳男送醫後獲救，檢方依殺人罪起訴。
根據本報去年報導，陳男殺害的女兒為其次女，年約半百，自幼罹患先天性腦性麻痺，長期臥床無法自理。因陳妻健康因素動了手術，其後就由陳男獨自照顧女兒。數十年的時間裡，他不能像一般人一樣偶爾離家旅遊，社交生活更是幾乎完全停擺，每天的換尿布、拍痰、餵食，都由陳男一肩扛起。在長期沈重的照護負擔之下，陳男患有憂鬱症多年。
一審時，陳男表示悶死女兒是他一人所為，也知道會有罪行，只是長期的憂鬱狀態加上新冠疫情影響，才讓他認為和女兒一同赴死是脫離重壓全家苦難的解方。陳男家屬陳述，陳男「非常愛女兒」，一審法官也認為陳男將終身受到「良心監牢」禁錮，卻因現行《刑法》規定，不得不判處2年6月的最低刑期，且依法不能緩刑，故籲請總統蔡英文頒布特赦令。
二審開庭時，法官形容陳男是「被社會遺忘的人」，然因陳男認知功能正常、未罹患失智，犯案當下不具幻覺、妄想等狀況，故維持一審判決。案件上訴後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以2年6月徒刑定讞。
與陳男殺女案情境類似的案件不在少數。去年本報報導一件桃園陳姓男子殺母案件，42歲的陳姓男子與65歲母親相依為命，陳母久病臥床，領有殘障手冊超過20年，又於2021年中風癱瘓，長期由陳姓男子一人照顧。
陳男既要照顧母親，還要外出工作維持經濟來源，導致壓力與疲憊不斷累積。一日上午他走進母親房裡，拿起枕頭悶死母親，並在事後向親屬坦言「我把媽媽殺死了」。警方到場時，陳母已身亡，陳男被依殺害直系尊親屬罪移送地檢署偵辦。警方調查，陳男原有固定工作，疑似因為照顧母親而離職，長時間和母親共處家中，心情低落最終釀成憾事。
發生在2019年的吳文佑殺父案，是另一起震驚社會的長照悲歌。監視器畫面中，吳文佑花了七分鐘走上高屏溪舊鐵橋橋墩，再過了53秒，他以繩索套住頸部，一躍而下結束生命。這不是一件單純的自殺案件，停車場吳文佑轎車後座，躺著他勒斃的父親遺體。
「萬惡的罪業我來承擔。」根據願景工程的專題報導，吳文佑留在家中的紙條寫著。他辭去工作在家久病老父超過兩年，鄰居說，從沒聽過他一句抱怨。吳父有攝護腺肥大、高血壓，又因車禍不良於行。吳文佑當了數十年泥水匠，粗工導致退化性關節炎。即使健康狀況不佳，因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單身跛腳的他就這樣擔起照顧父親的責任，兩人困居在老舊透天醋的一樓生活。
根據願景工程報導，高齡80歲的在地鄰長形容吳文佑：「真的是很老實、孝順的囝仔」。吳父生病前，老鄰長常和他坐在巷口泡茶。吳父逐漸老衰，偶爾拄著拐杖亂跑，讓兒子尋上半天；有時則拒絕出門，吳文佑必須連哄帶吵，抱著老父上車，才有辦法就醫。
鄰居知道照顧長者辛苦，曾經詢問吳文佑是否要找看護，他都拒絕，認為照顧家人是自己的責任；「我可以的。」吳家兄弟姊妹來訪時，他也要手足不必擔心。吳文佑和父親雙雙逝世後，鄰居們都十分懊悔，覺得應該可以多做什麼。如今徒留監視器影像，再也沒有人知道壓垮吳文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
修法三方案 首重減輕刑期、給予緩刑機會
長照悲歌社會新聞，讓大眾和司法界人士開始思考，「照顧殺人」真正的兇手究竟是被告個人，還是整體社會支持系統？當這些走投無路的照顧者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孤島，最終選擇激進的方式脫離苦難。有些照顧者尋死而不得，有些則已經年過半百、身心狀況比被照顧的親屬好不了多少，他們是否應和其他窮凶惡極的殺人犯一樣，面臨漫長的監禁生活？
在本報「陽光行動」專題報導中，法務部檢察司司長黃謀信提到，「法律訂死在那邊，怎麼判都要坐牢」，但長照悲歌類型的案件有特殊犯案動機，若再以囚禁懲罰，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也違背國民法律感情。除了讓法官得判緩刑，黃謀信指出，若檢察官能在「緩起訴」階段就有權處理這類案件，當事人更可免除後續的訟累，但因涉及司法院權責，仍有待商榷。
法務部的新聞稿中則提到，考量照顧殺人事件中，部分行為人之所以犯下殺人犯行，係因缺乏家庭支持系統，或因爲「智識程度、經濟條件、生活狀況、心理健康等有所欠缺」，若依照現行「刑法」規定，「是否符合罪刑相當性」仍有討論空間。
現行《刑法》第271條第一項規定，殺人者應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行為人即使符合減刑原則，最低刑度只能減輕至2年6個月，且不符合緩刑要件，必須入監服刑。
基於「公義與關懷」理念，法務部長蔡清祥指出，將傾聽民意，針對長照悲歌衍生照顧殺人事件進行修法可能性的研議，並列出三大修法方向，包括放寬緩刑條件、緩起訴條件，或訂定針對長照殺人案件的獨立處罰規定：
一、修正《刑法》放寬緩刑條件為三年以下，最低刑期2年6月的照顧殺人案件被告，可獲得緩刑之可能。二、修改《刑事訴訟法》緩起訴要件，讓長照悲歌類型案件，在地檢署審理時就可以獲得緩起訴處分的機會。
三、在《刑法》中針對長照殺人案件訂定獨立處罰規定，把本刑由十年降為七年，讓被告有緩刑的機會。
法界：當心開大門、應考慮長照被告真實需求
法界人士對於法務部提出的三個項修法方向各有解讀。律師林俊宏受訪時表示，認為放寬緩刑要件較為合理、可行，再加刑法現有的自首與情堪可憫「把關」，應不會有過度放寬的疑慮；若是放寬緩起訴條件，「開的門比較大」，影響層面較廣，得看外界是否能接受。
由於長照殺人案件被告多半是年長、罹患精神疾病或有情緒困擾，律師范振中認為，放寬緩起訴要件，比較能有效符合長照殺人案件被告的需求，案件時間愈長，對被告愈是痛苦的折磨，「遲來的人道關懷，不是真的關懷」。律師陳長文則建議，放寬緩刑與緩起訴條件兩頭併進，讓可能被檢方忽略的被告，有機會在法院獲得緩刑。
「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誰想親手殺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家總秘書長陳景寧接受願景工程採訪時表示，法務部目前研議的三個修法方向都值得推進：第一項鬆綁法官判刑、第二項鬆綁檢察官起訴壓力，第三項可以讓社會有更多對話，共同認識「長照殺人罪」的樣態與影響，量刑能兼顧情理法。
變相鼓勵照顧者殺人？專家：整合長照資源、完善心輔機制才能治根
有質疑者認為，此次法務部修法減刑或緩刑，讓照顧殺人案件中的被告不必入獄，可能變相鼓勵照顧者轉變成施暴者，甚至讓殺害親屬成為照顧者脫離長照地獄的新管道，造成極大的道德風險。民間團體認為，應就根本解決問題，如：增加居服員到訪次數、加強照顧者的心理輔導等。
針對質疑聲浪，陳長文曾投書《中國時報》，提出以下論點：
有論者質疑，倘照顧殺人得緩起訴、緩刑而不需入監，恐生「破窗效應」，遑論特定案件手段殘忍、毫無慈悲。但筆者非指「照顧殺人」必然輕判，而是應讓司法官在審理極端案件時能公正裁量，不應明知「刑罰苛酷、罰不當罪」卻束手無策！莫低估國家培育的司法官，司法官則應審慎認事用法。再者，刑罰以矯治為目的，照顧殺人多為長期壓抑、一時失控，幾無再犯可能。既然立法者能體恤產後婦女壓力，訂定「生母殺嬰」降低刑責，「照顧殺人」同為精神狀態不穩，不增訂殺人罪類型，至少也應使之適用緩起訴、緩刑，不是嗎？
2008年「長照疲憊」為日本殺人第5大動機，如今日本「介護殺人」亦於我國頻生。修法已過20年，當年借鏡日本的《刑事訴訟法》智慧卻未隨社會環境變化及司法官的閱歷鬆綁（緩刑亦同），如此恐龍法制，法律人政府能不慚愧？
「現在不是哪個政府部門該負責，整個社會都要負責，沒有人是局外人。」陳景寧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照顧悲劇現場層出不窮，如今悲劇再次發生，若政府單位持鴕鳥心態，不去了解真相、沒有完整調查報告，「這類悲劇只會不斷出現，沒完沒了」。
陳景寧點出另外2項重要配套，包括台灣目前沒有照顧殺人事件的統計分類，警政部門必須建立更完整的照顧殺人事件資料庫，才能讓法務部在討論修法更有依據，例如日本即有相關作法；二是期待法務部能與社福部門合作，針對創傷家庭提供法律以外的後續心理復原服務。
陳景寧呼籲，「長照悲歌」的根源還是因為長照服務的不夠用、不好用，多數悲歌都發生在重度失能家庭，以長期而言，應全面推動長照保險，短期而言，長照2.0應儘速放寬對7級以上等重度失能者，不應限制僅能使用居家服務或日照中心，而另給予住宿式機構選項，政府每月補助約3.6萬元，可大幅降低家庭照顧壓力。
責任編輯：林琮恩
本文部分內容彙整自聯合報系記者梁玉芳、林孟潔、王聖藜、蕭白雪、許政榆、沈能元、曾增勳、楊湛華等採訪撰稿之專題與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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