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05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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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8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單純高血壓」打不到疫苗！ 莊人祥：第九類高風險疾病者需符合這情況才有用
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上線二日，已有163萬人上網登記，然而民眾抱怨明明有符合第九類高風險慢性病，如長期服用高血壓藥，卻因「登記資格不符」，卻被擋在門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指出，第九類高風險慢性病者民眾需要符合指揮中心公告中的疾病代碼，須列為「主診斷」才符合資格，若為「次診斷」則資格不符。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最新「110年度新冠疫苗接種計畫」指出，其中條件惹議的第九類施打族群，已明列出疾病代碼。其中19-64 歲若具有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疾病者，包含BMI≧30 者、具有糖尿病、含肝硬化等慢性肝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腎臟疾病及免疫低下、HIV 感染等門、住診紀錄之患者。但要注意的是「心血管疾病」族群中，若僅單純高血壓患者並不在資格內。另外若明列的疾病中，無法取得疾病的門、住診紀錄，經醫師評估符合者也符合資格。發言人莊人祥指出，高風險性病者需要符合公告的疾病代碼，且經醫師列為「主診斷」而非「次診斷」才符合資格。若是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患，疾病代碼也已公告，需要持健保卡註記及罕病重大傷病卡等文件才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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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8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BMI≧30優先打疫苗？指揮中心：需「肥胖症」證明
指揮中心開放第九、十類對象登記疫苗施打，登記狀態踴躍已破百萬人次。其中，第九類對象「19歲至64歲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族群、罕見疾病或重大傷病」包含BMI≧30的民眾，但指揮官陳時中昨說，需要有一年來的就醫紀錄，發言人莊人祥說，以健保診斷碼上面的肥胖症為依據，形同並不是每個過重的人，皆符合接種疫苗資格。根據指揮中心資料顯示，第九類預估387.5萬人，對象是「19歲至64歲易導致嚴重疾病之高風險族群、罕見疾病或重大傷病」，像是具有糖尿病、慢性肝病（含肝硬化）、心、血管疾病（不含單純高血壓）、慢性肺病、腎臟疾病及免疫低下（HIV感染者）、罕病，再來是「BMI≧30」者等等。許多民眾誤以為只要「BMI≧30」即可符合接種資格，陳時中昨在記者會強調，很多資料風險有大有小，只能選擇一定標準去列冊，有例外情形，可以提出經過判定再列進來，風險疾病例如重大傷病卡之外的，如果一年來都不用看病，需要程度也相對低，可以讓比較緊急的人先打。針對肥胖者接種疫苗，莊人祥今天指出，沒有說一定是BMI≧30，指揮中心現在定義就是，以健保診斷碼上面的肥胖症為依據，而且要在過去一年內就醫。至於如何取得肥胖證明？北榮減重及代謝手術中心主任方文良受訪指出，民眾前往門診就醫，測量體重後的BMI≧30，醫師才會開立診斷書；而需要進行減重手術的民眾，則是病態性肥胖，現在台灣健保給付的規定要BMI32.5以上。一般肥胖症患者常會有其他的合併症，一旦染疫後重症風險相對高。方文良說，民眾就診除了主診斷是肥胖症之外，醫師還會評估民眾的身體狀況，在第二、第三診斷欄，輸入其他的疾病，例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等。舉例來說，診斷名稱會看到肥胖症合併高血壓、糖尿病等等。說明的部分，則會寫上就診日期的BMI，並說明肥胖是否有持續一年以上，中央也可就此判定是否符合接種疫苗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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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3 養生.聰明飲食
食物中毒是什麼？一次了解食物中毒高風險族群有哪些？
食物中毒發生原因是食用受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疾病，通常不會太嚴重，大多數人在幾天內就會好轉，但有些人特別容易遭受到食物中毒的侵擾，需保持警惕。食物中毒常見症狀當食物被細菌或病毒污染，例如：沙門氏菌、大腸桿菌、諾羅病毒，人體吃下肚後，經常會出現下列症狀。1. 噁心、嘔吐2. 腹瀉（可能含有血液或粘液）3. 胃痙攣、腹痛4. 全身乏力、虛弱5. 食慾不振6. 發燒或發冷7. 肌肉酸痛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症狀會在幾天內消失，但如果出現以下情況，應盡速就醫。1. 症狀嚴重，例如：因為反復嘔吐而無法攝取水份2. 數天後症狀沒有逐漸好轉3. 出現嚴重脫水的症狀，例如：意識模糊、心跳加快、眼睛凹陷、排尿很少或不排尿4. 懷孕5. 年齡大於60歲6. 寶寶或幼兒懷疑食物中毒7. 患有長期潛在疾病，例如：發炎性腸道疾病 (IBD)、心臟瓣膜疾病、糖尿病或腎臟病8. 免疫系統功能低下，例如：服用免疫抑制藥物、癌症治療或HIV那些人屬於食物中毒高風險族群？任何人都可能發生食物中毒，但某些人更容易發生或演變成嚴重的疾病，可能原因與這類人群對抗細菌、病毒的能力較一般人弱。易發生食物中毒的人為下列四大類1. 65 歲及以上成年人由於老年人的免疫系統和器官退化，無法像年輕人那樣清除有害細菌或病毒，經研究統計發現凡患有沙門氏菌、 李斯特菌或大腸桿菌食物中毒的老年人中，有近一半人的需要住院。2. 5 歲以下兒童由於兒童的免疫系統仍在發育，因此身體對抗細菌和疾病的能力較弱，當發生食物中毒時，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食物中毒會導致腹瀉和脫水，除了住院機率提升外，也可能因此出現腎功能衰竭。3. 免疫系統功能低下者糖尿病、肝臟或腎臟疾病、酒精中毒和愛滋病，或接受化學療法或放射療法的人群，因為免疫系統功能低下，而無法對抗細菌和病毒。4. 孕婦由於懷孕的緣故，孕婦比一般人更有可能因某些細菌或病毒而生病。 參考資料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局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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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26 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中醫推５食材、穴位助防疫，抗病毒、抗發炎、增強免疫力！
文：澄明中醫診所院長/郭祐睿中醫師 抗疫先注意，中醫增強免疫力 中醫講究「治未病」，治未病的意思就是在疾病還沒發生之前，就先作好防禦，尚未發病就先治療，但是怎麼防禦呢?平常就可以做好免疫力疊加的功夫，以下出現在國外期刊中增強免疫力的幾種方法，在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之外，平常還能怎麼增強免疫力呢？ 總結來說，可於平常使用穴位刺激、薑黃、益生菌、大蒜、肉桂和黑胡椒等方法或食物，這些都有科學證明可以減少感染COVID-19及感染後的副作用，例如：呼吸道感染、肺纖維化、瀰漫性肺泡損傷、肺炎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以及相關的感染性休克、肺和腎損傷的症狀，這些方法簡單方便、甚至在家裡有現成的食物可以使用。 在針灸穴位方面： 2020年9月《醫學（Medicine）》發表：針灸可通過刺激交感神經、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等神經抗發炎通路發揮作用，減少發炎反應；此外，同樣的期刊在10月發表了針灸能改善的症狀還包括感染武漢肺炎之後的：焦慮症、失眠、白細胞減少、疲勞、噁心嘔吐、腹痛、腹脹和呼吸困難的問題。我們也推測若是以三伏貼長期刺激穴道，能產生同樣的效果，無論是男女老幼大人小孩，均可以中醫的角度使用對症的中藥，敷貼在特定穴位，達到調整體質的效果。 在食物方面： 薑黃： 2020年10月《植物療法雜誌（Phytotherapy Research）》發現：薑黃素具有廣泛的生物作用，包括抗菌、抗病毒、抗真菌、抗氧化和抗炎活性，薑黃素對多種病毒發揮抗病毒作用，包括流感病毒、腺病毒、肝炎、人乳頭瘤病毒 (HP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單純皰疹病毒-2 (HSV-2) 。薑黃素通過各種機制發揮抗病毒作用，包括抑制病毒進入細胞、抑制病毒和病毒蛋白酶的包裹、抑制病毒複製以及調節多種信號通路，因此，薑黃素是具有對抗 COVID-19 發病機制的必須食物之一。 益生菌： 2019年11月《前沿免疫雜誌（Front Immunol.）》提出：益生菌能通過調節 NF-κB、MAPK 和模式識別受體（PRR）通路來發揮抗發炎和免疫調節作用，從而降低 Th2 反應並上調 Th1 反應。此外，益生菌可以改善先天免疫反應和對抗發炎反應，並透過調整腸道環境，改善黏膜健康，有助於預防及對抗 COVID-19 。 大蒜： 2020年11月《營養學雜誌（Nutrition Journal）》研究發現：大蒜可以抑制SARS-CoV-2 的病毒複製，減少COVID-19的爆發，因為大蒜能提高血液循環、提高免疫力，此外，大蒜能幫助提高維生素B1、B2吸收，其中B1能幫助促進體內醣分解，B2促進代謝、活化細胞、消除疲勞。 肉桂： 2018年10月《食品藥物分析雜誌（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彙整：肉桂具有抗菌、免疫調節作用、抗真菌活性，亦可緩和糖尿病的腎臟病變，此外發現肉桂醛通過抑制 NF-κB 活化來抑制 TNF-α 誘導的炎症，所以肉桂可以用於緩解 SARS-CoV-2 引起的肺炎現象。 黑胡椒： 2017年10月《國際免疫藥理學（Int Immunopharmacol.）》提到：黑胡椒長期以來被用於許多菜餚中，從黑胡椒的乙醇提取物中獲得的胡椒鹼具有很強的抗炎作用。它通過促進吞噬細胞的吞噬活性來促進先天免疫，並且是一種有效的抗氧化劑，可通過中和自由基、ROS 和羥基自由基來防止氧化損傷，因此可以用於抑制 COVID-19 期間引起的發炎反應。 不只上述的食物具有抗COVID-19、促進免疫力的作用，還有許多食物，例如：生薑、洋蔥、檸檬、羅勒等，可以減輕由於 SARS-CoV-2 感染引起的病理影響，平常時可以藉由上述的穴位刺激及食物攝取，做為疫情發生期間的增強免疫力的方法。 《延伸閱讀》 ．７類營養素助防疫、提升保護力！營養師：有助抗病毒、抗發炎、抗氧化 ．打完疫苗喝雞湯助維持免疫力！營養師教接種後飲食３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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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3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重押國產疫苗 恐畫餅充饑
台灣5月再度爆發疫情之前，民眾因國內並無染疫顧慮，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意願也不高，政府顯然不急著加大爭取疫苗的力道，似乎還有國產疫苗可以期待。 不料疫情復發，政府終於浮現冠冕堂皇的企圖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5月30日宣布，疫苗自製自用是國家既定政策，「國家必須掌握COVID-19疫苗為戰略物資」，已向高端疫苗（6547）和聯亞生技兩家疫苗業者分別採購500萬劑疫苗，並視需求各追加500萬劑。指揮中心解釋，加上已向國外預訂的2,000萬劑，在國內加購的數量是以1,500萬人接種，涵蓋人口65%為規畫。整份新聞稿的言下之意是，疫情指揮中心似認為向國外採購的2,000萬劑已經夠用，若是不夠，再向國內追加訂單即可。高端疫苗二期剛解盲，聯亞疫苗二期預計6月底解盲，都希望在台灣取得緊急使用授權 （EUA）後，最快7月供貨。為釐清外界疑慮，疫情指揮中心解釋，AZ和莫德納疫苗也是在第二期或第三期臨床實驗未完成前，即拿到訂單。的確，以美國為例，早在去年8月以前，美國政府便已分別向莫德納、輝瑞 ∕ BNT、AZ、嬌生、賽諾菲和葛蘭素史克簽約採購，且都是在EUA之前。至於原被寄予厚望的賽諾菲∕葛蘭素史克的疫苗，由於對年長者試驗效果不佳而在去年底延後第三期試驗的計畫，直到上個月才終於進入最後階段。若能如願在今年第4季派上用場，賽諾菲 ∕ 葛蘭素史克仍可做為追加疫苗，以及充做施打疫苗進度落後的開發中國家所需的疫苗。由此來看，國產疫苗能讓國人有期待，但不能奢望能在7月派上用場，因此1,000萬劑的國產疫苗訂單，目前看來只是畫餅充饑。澳洲國產疫苗就是血淋淋的例子。澳洲政府去年向昆士蘭大學和生技公司CSL合作開發的疫苗預購5,100萬劑，是當年採購四種疫苗的其中一種。不料這款尚在第二∕三期實驗階段的疫苗出現所謂HIV偽陽性反應，不得不在去年底放棄，澳洲發展國產疫苗的美夢告吹。另一個值得觀察的極端例子是越南，由於採購主要透過COVAX管道，越南採購量覆蓋率（21%）和疫苗接種覆蓋率（0.6%）今年初比台灣還低，如今也成為美、日兩國捐贈疫苗的對象；越南疫情4月中再度爆發疫情，但情況比台灣輕微。台越官方防疫思維接近：都排斥採用中國大陸製疫苗，也都指望國產疫苗。越南其中一家Nanogen已進入第三期實驗，如果進度順利，將自8月起量產。但5月疫情復發後，河內當局已調整單押國產疫苗的做法，正和俄羅斯製藥機構 Gamaleya協商取得授權，由兩家本土廠商生產 Sputnik V疫苗。此外，越南也準備和輝瑞簽約採購3,100萬劑的BNT疫苗。甚至在本月批准了大陸製的中國國藥集團疫苗。越南將成立規模11億美元的基金，要在今年內為國內9,800萬人口購足1.5億劑疫苗，足供76%人口所需。台灣目前規劃採購量所涵蓋的人口，卻仍只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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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6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 「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的衝突？ 醫師該如何對病人的隱私權保護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病人的隱私權」，我們邀請與這主題有關的宗教、法律、倫理以及醫學背景的專家執筆。陳景松牧師長年關懷「醫病關係」也是我們「醫病平台」發起人之一，寫出牧靈人員對這主題的看法是：「提醒自己不是權威，而是助人者，要遵守一切法令，謹遵信仰和倫理規範，以及愛人如己的信條。」陳聰富教授長年參與台大醫學系教學，他特別闡述醫師可能面臨「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衝突的可能，而提出「健康權的保護，應該優先於隱私權的保護」；巧合的是當編者與多年致力於醫學倫理教育，且本身是醫師的蔡甫昌教授邀稿時，才知道他與其他兩位也有醫學背景的作者，剛以「醫師保密義務及其例外」為題即將發表論文，其中有一部分正好與我們的主題息息相關。在看過他寄來的文稿以後，我們也破例轉載這即將出版的部分論文。醫病關係須以信賴關係為基礎，否則病人不信任醫師，無法完全描述病情，不但醫師無法做出正確診斷以治療疾病，更可能因無法掌握病情而傷害病人的身體健康。但病人告知醫師病情，涉及病人自身的健康資訊，屬於病人的隱私內容，為保障病人隱私權，醫療人員不得無故侵害病人的健康資訊。醫療法第72條乃規定：「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漏。」此即醫療人員對病人的保密義務。醫療法第72條規定的醫療人員保密範圍，限於病人的病情與健康資訊。然而，在法律上，所謂隱私權，指關於私人生活的事項，具有不被他人公開的權利。現代法律的隱私權保障範圍，已經自「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的隱私，擴大至「個人資料自主控制」的資訊隱私權。此項權利，指個人對其資訊隱私，可以決定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的權利。因此，病人如於診療期間，向醫療人員透露許多個人家庭私人事務、或個人交往情況等，此等隱私內容，屬於隱私權保護的範圍，醫療人員不得無故洩漏於他人，否則會侵害病人「個人生活私密領域」的隱私權。至於病人的病情及健康資訊，以及病人的生日、住址、電話號碼等，均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的對象，如醫療人員無故洩漏，也會構成「資訊隱私權」的侵害。在醫療人員侵害病人的隱私權時，在民事責任方面，須要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同時可能觸犯刑事責任。醫療人員對於病人隱私權的保護，有時會發生誤用的情形。例如，甲醫院的病人轉院至乙醫院繼續治療，乙醫院護理人員請甲醫院傳遞病人在該院的X光等影像資料，以供乙醫院醫師參考。但甲醫院之醫師以保護病人隱私權為由，拒絕傳遞影像資料，可以嗎？在此案例，病人到乙醫院繼續治療時，對於甲醫院的病歷文件等資料，具有閱覽權。此時，病人委由乙醫院調閱病歷資料，並無不可。甲醫院交付病歷資料給乙醫院，並無侵害病人隱私權之問題。此時，並非醫療法第72條的「無故」洩漏。因此，醫療法第74條規定：「醫院、診所診治病人時，得依需要，並經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之同意，商洽病人原診治之醫院、診所，提供病歷複製本或病歷摘要及各種檢查報告資料。原診治之醫院、診所不得拒絕；其所需費用，由病人負擔。」醫療人員對於病人固然負有廣泛的保密義務，但此項保密義務，並非絕對。如揭露病人的健康資訊，是為保護第三人或公共利益所必要時，仍得揭露，以求病人隱私權保護，與他人權利或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例如，病人被診斷罹患肺結核病時，醫療人員具有通報衛生主管機關的義務。此項通報義務，就是為保護公共衛生所必要，凌駕於醫療人員的保密義務。醫療人員雖然侵害病人的隱私權，仍然合法，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再如，林先生，30歲，因發燒及咳嗽多日被送到急診，急診醫師安排抽血及胸部X光檢查後，懷疑病人感染愛滋病。醫師和病人溝通後，病人承認已經知道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但要求醫師不能告訴陪同來就醫的女朋友。醫師應為其保密嗎？如果醫師告知病患的女友，會侵害病人的隱私權嗎？病人感染HIV病毒，是屬於病人的健康資訊，也是隱私權保護的範圍，原則上醫事人員對此項健康資訊，具有「保密義務」，不得無故洩漏。但由於HIV病毒對於他人具有傳染性，如果醫師知悉，病人的女友有可能被病人傳染病毒，而向該女友告知病人感染HIV病毒，請其注意。此時，醫師告知病人之女友關於病人的病情，避免該女友被病毒感染，法律上稱之為「警告義務」。在此案例，醫師面臨「保密義務」與「警告義務」的衝突。如果醫師告知病人之女友，關於病人的病情，將違反其對病人的「保密義務」。反之，如醫師不告知此項病情，病人女友可能因而染病，而違反「警告義務」。由於保密義務是保護病人的隱私權，而警告義務是保護病人女友的身體健康權，基於二者的利益衡量，健康權的保護，應該優先於隱私權的保護。因此如果醫師告知病人女友，關於病人感染HIV病毒之事，醫師可以免除侵害病人隱私權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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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院裡不可或缺的存在！ 美國麻醉科醫師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內心世界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麻醉科醫師的內心世界」。麻醉科醫師的工作不只對社會大眾，對其他醫療團隊成員也都相當神秘。第一篇文章來自年輕的麻醉科醫師介紹這項專業；第二篇來自曾經擔任「麻醉風暴」醫療總顧問的麻醉科醫師以台灣經歷SARS的背景寫出這篇文章；第三篇來自一位美國麻醉科醫師友人與編者分享她在美國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衝擊下，寫出對麻醉科醫師生涯的諸多感觸。事實上本週的主題就是因為這位美國友人的文章引起我們之間的討論，非常高興她欣然同意我們轉載這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醫院刊物的文章，並附上一位外科醫師的中譯。這也是「醫病平台」首次轉載英文原作與中譯的嘗試。我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我從未理解自己有多麼不可或缺，也未曾如此描述自己，直到冠狀病毒大流行。數百萬計的人們因為居家隔離的規定而無法出門工作，然而我必須如此：我是個麻醉科醫師。當我穿越檢疫站，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作者走入醫院時，我想起了我的單親媽媽在我與姐姐小時候所灌輸給我們的觀念。當我們在一片漆黑中，無法付出電費時，她說：「不想過這種日子的話，就好好接受教育。」我們從未無家可歸或飢腸轆轆，然而我們的公寓狀況並不好——牆壁滿是坑洞、在樓下的女子被強暴後加裝在後窗外的鐵桿。我的母親並未向房東抱怨，她教我們：「絕不要開口求援，世界不是為了救你而存在的。」若我沒有足夠的錢買公車票，我也不曾開口祈求他人施捨。從小，我便靠著裝信和當保姆賺錢。另一方面，我亦有著難以置信的多采多姿豐富童年。我的母親是一位服裝設計師，因此我曾在排演時從劇院的舞台側面觀賞過《厭世者》（莫里哀）。我也鍾情圖書館。雖然我害怕圖書館員，但那是一個放學後能夠安全待著的地方。安全，是除了賺得溫飽之外另一個我反覆學習的人生課題。在家裡，我與姊姊會將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在地上排成一列，假裝一越過便會落入深淵。但我們知道—或至少相信—那深淵並不存在當我的母親說「受教育吧」，我聽從了。我進入了一所傑出的公立高中，整個費城最優秀的孩子都來就讀的重點學校。大學時，我獲得了全額獎學金攻讀生化。我原本預計進攻博士學位，然而，在某個暑假工讀時，我認識了一位博士後研究員，他已到達我認知裡的教育巔峰。他告訴我，明年他將失業。這讓我大吃一驚。從那刻起，我知道我必須尋找新方向，找個能永遠不愁沒工作的領域。同一年稍晚，當我行經宿舍外某個據說要成為《愛情故事》的電影拍攝場景時，我忽然頓悟了。每個人都會生病，即使是愛情故事的女主角艾里‧麥克洛也一樣。若我成為醫生，我總會有工作的。發現新大陸啦！當然，在面試醫學院時，我無法明說我的動機。就算我再熱愛科學，我知道促使我選擇這條路的原因是我知道我永遠有工作。時間快轉過數十年醫學院與麻醉生涯。雖然承擔著壓力造成的心理健康風險以及無數種有點小傷殘就能讓麻醉科醫師一無是處，但我每天都有著安全又保固的工作（媽，你一定很驕傲！）如今，這份工作的安全性也變了。穿上加強防護的個人裝備，我檢視這些在我將進行的呼吸道處置時（這使得病毒更加容易傳播）保護我的堡壘。我短淺而費力的在N95口罩和面罩裡用嘴呼吸，在不透氣層與雙層手套的重重阻礙下緩慢的移動我的四肢，彷彿月球漫步。我大聲地請護理師離開房間，而有時我必須扯開嗓門才能讓呼吸治療師聽到。我俯視著驚恐—或極度驚恐—的病人。我是他們最後一個見到的人，在我給予麻藥並在在他們聲帶之間放入一根塑膠管子之前。「我要給你一種會很想睡覺的藥」我說，「也會從氣管內管給你幫助你呼吸的藥。」「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這些話，在情非得已的大吼下顯得格外苛刻。回首過往，我才了解，在愛滋、SARS、MERS和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下，我曾經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但因為我所居住的地方、不多的暴露狀況，以及這些病毒的傳播方式，我並不像現在一樣總是恐懼相伴。自古以來就有著飛機機長與麻醉科醫生的類比；我們將起飛和著陸和麻醉的各個階段相比。這樣的比喻是有好處的——這也是為何原本為機師訓練而設計的模擬與溝通訓練，現在已成為麻醉教育的標準程序。不過，兩者之間有個相當大的差異：假如墜機，機師也難逃一劫；而麻醉要是出了錯，只有病人會死去。當大聲的急診呼叫從天而降時，作為新冠肺炎呼吸道小組成員的我，在抵達急診前抓起我們裝在專屬行李箱裡的工具、回覆小組成員的簡訊、並戴好我的N95口罩和護目鏡—剩下的器具必須在病人候診區外先包覆並檢查好—我深切的感受到（幾乎是全身上下的每個細胞都感受到），如今一切都變了。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下，我有可能會死。若我把病毒帶回家，可能會害死我摯愛的人。這，就像是一場緩慢，卻無可避免的飛機失事。疫情中的某天，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事實上現在所有人都比我年輕）來找我。他告訴我自己的心跳快到每分鐘130下，但除此之外沒有不舒服。他的體溫、心律、血氧、和血壓都沒事。我告訴他：「沒事的，回家、喝點水然後好好休息。我會照顧你的病人。」他回家後心跳便恢復正常了。這是焦慮，不是病毒。這種焦慮程度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從未發生在他身上。不只是病毒威脅著我們，恐懼也是。直到現在，我還未認真思考過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者的危險。但是我的母親讓我擁有應付大量壓力的餘裕。她教會我我是被愛的。也許，看著她獨自撐過這一切，她教會我不要重蹈她的覆轍。她教會我活到老學到老，而我從同事身上學到向他人尋求幫助這一點，是我人生中最無價的一課。示弱無妨，告訴賣公車票的老師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也無妨。我從這次疫情學到的是：我們榮辱與共。我們都是被需要的。在這世界上我們並不孤單。此外，開口求援—尤其你是個不可或缺工作者時—絕對是件不可或缺的事。ESSENTIAL (By Audrey Shafer)I am an essential worker. I just didn’t realize how essential I was, and never would have described myself that way, unti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illions cannot go to work due to shelter-at-home rules, but I have to: I’m an anesthesiologist. As I pass through the checkpoint to enter the hospital with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I am reminded of what my single-parent mother instilled in my sister and me when we were little. While we sat in the dark, unable to pay the electricity bill, she said: “If you don’t want to live like this, get an education.”We were never homeless or hungry, but the apartment was also not well maintained, with holes in the plaster, and bars on the back windows after the woman who lived on the floor below us was raped. My mother never complained to the landlord – she taught us “Never ask for help, the world is not here to help you.” If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packet of bus tokens, I was not to ask anyone for a handout. At a young age, I stuffed envelopes and babysat to earn money.On the other hand, I had an unbelievably rich childhood – my mother was a costume designer and I sawThe Misanthrope and Endgame from the wings of the theater during dress rehearsals. I also loved the library. Even though I was afraid of librarians, the library was a safe place to go after school, and safety, besides a livable wage, was another lesson drilled into me. At home, my sister and I played a game with our library books, placing them along the floor and pretending that if you stepped off them, you sank into a watery abyss. But we knew, or at least we believed, the abyss wasn’t real.When my mom said get an education, I listened. I went to an outstanding public high school – a magnet school that drew the brightest kids from all over Philadelphia. I attended college on full financial aid and majored in biochemistry. I planned to get a Ph.D. but during a summer work-study job, I met a post-doc – someone who already had achieved what I was convinced was the pinnacle of education. He told me he didn’t have a job the next year. This blew my mind. In that moment, I knew I needed to seek a new direction, something where I could always have a job.Later that year, I had an epiphany while walking outside my dorm at a site rumored to be a film location for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Story. Everyone gets sick, even Ali MacGraw’s character. If I became a physician, I’d always have a job. Eureka! Of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 interviews, I couldn’t come clean about my reasons. As much as I loved science, I knew I had chosen this path because I felt I would always be employed.Yet, at medical school, something changed. Love happened in an unlikely setting. I felt strangely fatigued during my anesthesiology elective, but enjoyed the people and culture of this hidden part of medicine. Delirious and febrile from mononucleosis-induced hepatitis, which I did not initially know I had, I fell deeply in love with the quirky, fulfilling specialty of anesthesiology.Fast forward through decades of academic anesthesiology practice – and, despite risks to mental health from stress and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a minor disability could render the anesthesiologist useless, I had (you’d be proud, mom!) a safe and secure job every day of my life. But the job and its safety have changed.Donning enhance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 check the barriers protecting me as an anesthesiologist during and after the airway procedures I will perform - procedures which make the virus even more contagious. I mouth breathe, pant really, in my N95 mask and hood, and, encumbered by impermeable layers and double gloves, move my limbs slowly as if I was in a phony moon landing scenario. I loudly ask the nurse to leave the room; sometimes I have to shout to be heard by the respiratory therapist. I look down at my frightened or too-far-gone-to-be-frightened patient. I’m the last person they will see before I push sedatives and place a plastic tube between their vocal cords. “I’m giving you medicine to make you very sleepy,” I say. “Medicine to put in a breathing tube to help you breathe. We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It sounds harsh because I have to speak so loudly.I understand, retrospectively, I was an essential worker through HIV/AIDS, SARS, MERS and Ebola. But because of where I live, my limited exposure, and how these diseases are transmitted, I never felt the fear that is my steady companion now.There is a longstanding analogy involving airline pilots and anesthesiologists, which compares take-off, flight, and landing to stages of an anesthetic. There are benefits to the analogy – it’s why simu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ining, developed for pilots, is now standard in anesthesiology educat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though: if the plane goes down, the pilot dies too; but if the anesthetic goes awry, only the patient dies.As another overhead code call to the emergency room blares, and I, on the COVID airway team, grab equipment we pack in wheeled suitcases, respond to texts from team members, and don my N95 and eye protection before hitting the ER – the rest of the equipment will need to be donned and checked outside the patient bay – I realize, almost cellularly,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now. With COVID-19, I could die. Or I could cause my loved ones to die if I bring the virus home. It would be like a slow but inevitable plane crash. A younger colleague (and now they are all younger) came up to me one pandemic day. He said his heart rate was 130 but he otherwise felt fine. His temperature, heart rhythm, oxygen satu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fine. I told him, “It’s okay, go home, drink some water and relax. I’ll do your case.” He went home and his heart rate normalized. It was anxiety, not virus. This level of anxiety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o him pre-COVID. It’s not just the virus that threatens all of us, it’s also the fear.Until now, I hadn’t truly thought about the danger of being an essential worker. But my mom equipped me to deal with enormous stress. Taught me I was loved. And maybe, in watching her go it alone for so many years, taught me to live a life different than hers. She taught me to be a lifelong learner, and what I learned from my colleague, to seek help from others,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s of my life. It’s okay to be vulnerable, it’s okay to tell the teacher selling bus tokens you don’t have enough money.What I learned in the pandemic is this: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We are all needed. None of us is alone in this world. And asking for help, especially if you are an essential worker, is, ultimately, the essential thing to do.Audrey Shafer, MD, is a Stanford Professor of Anesthesiology, Perioperative and Pain medicine,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cine and the Muse program and the Co-Director of the Bio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 Scholarly Concentration. She is an anesthesiologist at the Veterans Affairs Palo Alto Health Care System. (原文出自https://med.stanford.edu/anesthesia/community/arts-and-anesthesia-soiree/covid-19-highligh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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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5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中和抗體還不是有效指標 台疫苗缺臨床測試恐難獲認可
兩家疫苗廠正進行新冠肺炎疫苗臨床試驗，力拚今年六月後取得緊急授權。國產疫苗雖已參照國際緊急授權的要求，擴大試驗人數規模，但台灣無疫情，疫苗減少感染或重症的效果成謎，只能測試劑量、安全性、免疫生成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去年11月曾說，可看國產疫苗誘發的「中和抗體」濃度，若與國外大規模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相當，保護力或許也相當。不過，台灣疫苗推動協會理事長、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北區指揮官黃玉成今受訪提醒，國產疫苗能否加速開發，關鍵在於中和抗體濃度必須先成為公認的「疫苗有效指標」。若缺乏足以作為疫苗有效指標的抗體，國產疫苗勢必得到海外做臨床測試，才有可能受國際認可、通過緊急授權。黃玉成於疾管署3月5日舉辦之線上研討會指出，疫苗誘發出來的抗體很多，但不見得都可代表疫苗的保護力。以B肝疫苗為例，真正該測、可代表保護力的只有表面抗體；HIV也有抗體可以測，但不代表保護力，是顯示有無感染。「測一個有效的、真正帶來保護力的抗體是很重要的，」黃玉成表示，這種抗體可稱為「疫苗有效指標（correlate)」，但目前全世界都還不知道，到底哪個抗體與新冠肺炎的疫苗保護力有關。被大家寄予厚望的「中和抗體」，只是目前是大家認為有可能是，還沒有被證實，只能叫做「可能有效指標（surrogate）」。黃玉成表示，不是每個疫苗都找得到可視為有效指標的抗體，例如麻疹疫苗找得到，子宮頸癌疫苗就找不到。新冠肺炎疫苗有沒有指標？各國都在期待世界衛生組織能從現有實證、臨床試驗單位提供的資料歸納出結果。如何歸納？黃玉成今表示，如果打過疫苗者仍染疫者，測得某抗體濃度都在某數值以下，接種後未染疫者都在某數值以上，或許就能歸納這個抗體濃度就是疫苗有效指標。若能找到，世界衛生組織公布這個指標的同時，也會定義標準血清的比例，以及標準的檢測方法。黃玉成表示，新冠肺炎疫苗是否存在有效指標，對台灣疫苗研發格外重要，因為台灣沒有疫情，缺乏在臨床測試有效性的環境。如果有足以作為疫苗有效指標的抗體，國產疫苗可望加速在國內外取得緊急授權；若無，國產疫苗可能勢必得去國外做臨床試驗，有效性才能被認可，所需時間就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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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2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Novavax疫苗數據確認 100%能預防重症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諾瓦瓦克斯（Novavax）今天公布最終試驗結果指出，他們所研發的COVID-19疫苗對預防重症有100%保護力，包括接種後不會演變到住院或死亡。法新社報導，但後續試驗結果也顯示，Novavax疫苗對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南非變種病毒防護力明顯下滑，對輕、中度症狀的防護亦然。Novavax疫苗在1月底時發布過期中分析，這次宣布的是試驗最終結果，兩次數據大致相符。在英國針對年齡18到84歲的1萬5000名受試者（其中有27%的受試者年齡在65歲以上）所做的第3期臨床試驗顯示，Novavax疫苗對COVID-19原始病毒株的防護力達96.4%。但若算進傳染力更高、更易致病的英國變種病毒B.1.1.7時，疫苗防護力便下滑到89.7%。而在南非進行的規模相對較小、受試者僅2600人的2b期臨床試驗顯示，Novavax疫苗對南非變種病毒的防護力只剩下48.6%，將HIV陰性的受試者也列入，防護力也僅回到55.4%。根據紐時的全球COVID疫苗追蹤專頁資料，諾瓦瓦克斯（Novavax）疫苗是製法較為傳統的重組蛋白疫苗（又稱次單位疫苗），疫苗含新型冠狀病毒的蛋白以誘發免疫反應，優點是不含病毒遺傳物質，安全性比用整株病毒製作的滅活疫苗，以及技術過於新穎、使用到病毒遺傳物質的傳訊核糖核酸（mRNA）疫苗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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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30 新冠肺炎.專家觀點
譚德塞：富國勿囤積疫苗 別重蹈歷史覆轍
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警告，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當前，富裕國家必須避免重蹈囤積藥品和疫苗的覆轍，這種行為只會拖延疫情。法新社報導，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Ghebreyesus）譴責富裕國家爭相取得大批對抗冠狀病毒的各種疫苗，卻少有疫苗可以送達較貧窮的國家。他向新聞工作者表示，「這場疫情暴露出這個世界的不平等，並利用這一點（蔓延）」；他也警告，如今「能用來幫助終結疫情的唯一工具，也就是疫苗，可能讓這些不平等問題更加惡化」。他說：「疫苗民族主義或許有利於短期政治目標，但終究是短視和自我挫敗。」世衛是領導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的機構之一，這項機制正努力採購疫苗，並確保疫苗能公平地配送到世界各地。COVAX預料將在幾週內展開疫苗配送工作，譚德塞表示，目標是要在今年的頭100天內，讓所有國家著手替醫療人員和年長者接種疫苗。世衛不厭其煩地重申，擊敗疫情並復甦全球經濟的唯一方法就是確保每一個國家的優先群體能接種疫苗。譚德塞以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HIV/AIDS）危機為借鏡，呼籲世界避免重蹈覆轍。當時富裕國家先取得救命藥物，近10年後，較窮國家才買得起。他也提到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當時較窮國家直到疫情結束才獲得疫苗。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什麼光彩的歷史，那是糟糕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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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5 新聞.用藥停看聽
只有高藥價才能支應新藥研發成本？合理的藥價在哪裡
合理的藥價在哪裡論及現代專利體系最黑暗的一面，肯定要從藥物訂價說起，因為藥價正是價值概念遭到濫用最嚴重的一隅。在藥品這種專利密集的產業裡，較嚴密的專利保護並未導致創新的增加。事實上，正好相反。醫療價值甚低或趨近於零的藥物愈來愈氾濫，同時，不少藥廠為了延長專利，就把藥品中的同一批化合物重新組合，然後興訟。這些訴訟坐實了一種說法：專利法的體系已經成為價值萃取的主要源頭，不再能予人藉新藥發明來創造價值的動機。更糟糕的是，由於公家機構資助了大多數處於醫療創新背後的重要科學發現，所以現在的納稅人等於一頭牛被扒了兩層皮：第一次是出了科研的經費，第二次是付了藥廠的利潤。再者，由專利所帶來的報酬日豐，也使得先卡位的業者地位愈來愈穩，競爭者只能在門外乾瞪眼，不得其門而入。近期有個例子可以說明專利如何導致獨占性的訂價能力。二○一四年初，藥業巨擘吉利德（Gilead）在市場上推出一款C型肝炎的新藥，名叫「索華迪」（Sovaldi）。對於C肝這種會危及性命的疾病，索華迪相較舊有的療法是突破性的新藥，有機會造福全美約三百萬名暨歐洲一千五百萬名C肝患者。同年稍晚，吉利德推出了改良版本的索華迪，並重新命名之為「夏奉寧」（Harvoni）。這兩款新藥的推出，獲得的媒體的廣大報導，其受矚目理由並不是卓越療效，而是因為售價之高。三個月份的索華迪要價八萬四千美元（正好一錠一千美元），夏奉寧則是吃三個月要九萬四千五百美元。索華迪與夏奉寧並非個案。「特殊藥品」（specialty drug）──專門用來治療癌症、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各種發炎性疾病等複雜慢性病的藥品──價格已於近年來突破天際，這也激發了關於這些藥貴在哪裡與合不合理的熱烈討論。抗癌藥品中即便是可能讓病人多活短短幾個月者，也是吃一天就要好幾百塊美元。索華迪的案例引發了美國國會的關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兩名成員，包括當時的主席朗．懷登（Ron Wyden）致函吉利德表達關切，並要求具體說明索華迪的藥價作成機制。這問題問得好，因為特殊藥品的價格與其製造成本可謂完全無涉。比方說，學者評估十二週的索華迪療程，製造成本應該落在六十八到一百三十六點四六美元，所以對數百倍於製造成本的藥價，藥廠該如何自圓其說？病人的健康可以等，獲利不能等過去最常被藥廠搬出來擋子彈的說法，就是只有高價，才能支應新藥的研發成本，並讓研究與臨床試驗階段的風險獲得補償。但輿論愈來愈懷疑這樣的說法，這種質疑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相關研究並不支持藥業的說詞。首先，藥廠在基本研究費用上的支出較其賺得的獲利，真的是小巫見大巫，真要說它們錢花較多之處，輪不到研究，而是行銷，更別說它們常常砸錢買回庫藏股支撐短線股價，畢竟公司股價關係到股票選擇權與經理級人員的薪水。第二，真正促成合稱為「新分子實體」這種藥品創新的研究，大比例地源自於拿公費運作的實驗室。藥業的研發重心，早就開始朝風險不高的後期階段遷移，不然就是去研發那些跟競品大同小異的「跟風」藥品。比方說，促成索華迪與夏奉寧中的主要化合物問世者，其實是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與美國退伍軍人署（Veterans Administration）所資助的研究──而且這筆錢是從初期的科學研究一直給到後期的臨床試驗。私人資金投入索華迪與夏奉寧研發的經費，十年間不超過（而且可能遠低於）三億美元。相對之下，光是在二○一五年的前六個月，這兩種藥合計就創造出大約九十四億美元的營收（從二○一四推出到二○一六的三年之間，兩藥合計營收更達到四百五十億美元）。這麼一比，用研發成本合理化藥價就變得非常沒有說服力。由此，毫無意外地，藥廠開始轉向另一種說法來捍衛自身的立場。它們開始主張藥價正比於藥物內在的「本質」價值。「藥價的討論是個假議題。」吉利德的執行副總葛雷格．艾爾頓（Gregg Alton）聲稱。他在回應索華迪價格遭受的抨擊時說：「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藥品的價值上。」曾任輝瑞大藥廠副總的藥業領軍人物約翰．拉．瑪提納（John La Mattina）把話說得更白。二○一四年在《富比世》雜誌上一篇〈政壇不該質疑藥物成本，而應關心其價值〉（Politicians shouldn’t question drug costs but rather their value）的文章中，瑪提納是這麼說的：在病患、醫師與付費者的心目中，藥價的訂定與生醫研發的費用幾乎沒有關聯，也不應與回收研發成本扯上關係。藥價的訂定只應該根據一件事──藥品帶給醫療過程的價值，並具體分為三方面：(1) 拯救生命；(2) 緩解疼痛／痛苦，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3) 降低整體醫療成本。有趣的是，瑪提納也坦承不諱價值導向的定價，用意就是要方便業者在定價時完全不考慮生產成本與研發費用。亞力兄製藥（Alexion）的舒立瑞（Soliris）是一種以罕見的貧血或腎病變作為適應症，號稱全世界最貴的藥品（單人每年的療程開價為四十四萬美元），在評論這款藥時，瑪提納表示該價格「真的無關乎此藥品能順利上市的研發成本」。但他的話還沒說完：在歐洲，民間保險業者與政府衛生機構都樂於付錢用這款藥。為什麼？因為照料這類病人的費用每年可能高達數百萬元。即便舒立瑞這麼貴，實際上卻在替醫療體系省錢，因為使用舒立瑞，可以讓醫療體系大幅減少這些病人在其他方面的費用。這種論點認為，特殊藥品的高價是合理的，因為它可以使病患個人與社會整體受益。在實務上，這意味著把藥價扯到兩件事情上，一是放著病人不管會造成的社會成本，另一則是用便宜但次等的藥去治療病人會造成的社會成本。所以在藥業公會，也就是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編纂的「事實說帖」上，我們會不意外地讀到以下資訊：「在聽從醫囑好好吃藥的心肌梗塞／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病人上多花一塊錢，就能在急診送醫與住院等花費上省下三到十塊錢」或「癌症死亡率每降低百分之十，就等於為這一代與下一代人創造四點四兆美元的經濟價值」，抑或「由生物醫藥產業所推動的研究與藥品生產是病人與家屬唯一的希望」。這些話說得或許也沒有錯，但我很難想像有人會把這拿來當成（合理化）藥價高昂的藉口。對此，批評者的回覆是特殊藥品價格與其提供的醫療裨益之間，並無可辨識的關聯。他們這麼說，也是根據證據說話，包括有個案研究顯示癌症藥價與其用藥效益之間並無連動性。二○一五年，一份研究抽樣了五十八款（美國在一九九五到二○一三年間核准的）癌症用藥，結果顯示其對病患存活的助益並不足以解釋它們的索價居高不下。知名腫瘤學者彼得．巴赫博士（Dr. Peter Bach）上傳了一個互動計算機到網路上，供人根據癌症藥品的價值因子（平均餘命的延長，乃至於各種好的壞的副作用）推導出其「正確」的藥價。按一按這臺虛擬計算機，會發現多數藥品的價值基礎訂價會低於其市價。遺憾的是，多數藥業的批判者都跑到大藥廠選擇的戰場上去與之拚搏。換句話說，批評者默默地接受了藥價與藥品某種內在價值有關的觀念，所以我們可以把藥效為病人與社會帶來的助益（或省下的成本）轉成貨幣價值。這種聽來匪夷所思，實則不然。藥品的價值基礎訂價概念，最初是學者與政策制定者發展出來對抗高藥價，並希望公衛預算的配置可以趨於合理的工具。像在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就是以每一類病人獲得的「生活品質調整人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QALY）年數來計算藥品的價值。生活品質調整人年，指的是健康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年；如果病人的健康沒有達到完美，那生活品質調整人年的計算就會按比例計算而不到一年。藥品或療程的成本效益，是根據獲得一個生活品質調整人年所對應的成本。一般來說，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會認定一種藥品具有成本效益，門檻是每生活品質調整人年的成本落在兩萬到三萬英鎊之間。這種價格導向的評估法影響力不低：英國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想知道該選哪些藥來給付，問的就是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像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進行的這種成本效益分析，對國家醫療體系的有限預算配置有其意義。在美國，這樣的成本效益分析就不存在，其國家級的保險體系也依法不得與藥廠討價還價，由此美國的藥價遠高於英國，漲價速度也比英國快得多。導致的結果就是用像生活品質調整人年這樣的量尺去計算，特殊藥品的藥價在美國已經無關乎它們能提供的好處。需求彈性（可理解為消費者根據商品特性，對其價格表現出的敏感程度）的基本主流分析，就足以說明特殊藥品能摸到天價的原因。相較之下，藥廠含糊其辭的推託話術就顯得更虛弱、更無法服眾了。含索華迪與夏奉寧在內的特殊藥品有專利的保護傘，所以廠商有獨占者的身分。既然是獨占者，競爭就無法對訂價產生任何影響。正常來說，你會期待需求彈性多少有點作用：價格愈高，獨占者的產品需求就愈低。當然在實務上，特殊藥品的需求彈性非常低：畢竟不吃藥就沒命。這些藥是重症病人的浮木，而醫療保險業者不分公私立都有給付的義務。獨占與剛性需求合體後的邏輯，就是產品價格突破天際，而特殊藥品就是經典案例。這說明了何以藥廠能享有暴利：除了正常的利潤以外，它們還能賺取高額的獨占租金。由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所進行之基於價值基礎的評估，具有其正面意義，因為這有助於降低市場對獨占廠商藥品的需求，防止漫天喊價。其缺點在於在需求彈性放大的同時，部分病人會得不到需要的藥，原因是藥廠願意犧牲利潤而降價的幅度，可能不足以讓所有人得到治療。這種狀況已是英國的現狀，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已經出於價格考量而不推薦部分癌症用藥。同樣的狀況在美國也有，一些在公私部門都有保險提供者拒絕給付夏奉寧，除非保險者已病入膏肓。但是，我要在此補充：特殊藥品的價格應該等同其協助省下的社會成本，是一個從根本上就有缺陷的命題。我們若把這種說法當真，那許多基本療程或疫苗價格都應該大漲一波才對。而且，要這麼說的話，那人賴以維生的水又該值多少錢呢？圍繞著藥價的爭議，讓（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的）公設醫療體系、公私立保險提供者（國家健保與保險業者）、大型藥廠形成了鼎足的態勢，進行一場打不完的戰爭。只有打破由社會價值為藥價撐腰的迷思，才能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讓人買得起藥品。※ 本文摘自《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 譯者： 鄭煥昇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0/12/29《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書封。圖／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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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1 性愛.性病防治
愛滋男半年長胖20公斤 原來是服藥副作用
愛滋病用藥常見副作用有失眠、噁心、頭痛、皮疹、骨密度下降等，近年研究顯示，另有個隱藏版風險是體重增加，美國國衛院今年在抗HIV藥物用藥指南已關注體重增加問題，高雄榮總感染科主任蔡宏津說，肥胖易造成「三高」等新陳代謝疾病，對愛滋病患者的健康無異埋下額外風險，增加感染者治療負擔。台灣控制愛滋病有成，約95％接受治療的患者病毒量已能有效抑制。去年底國內修改愛滋病毒第一線用藥後，反映受體重增加困擾的感染者增多，醫院端也已提高重視，將體重檢測列為回診時必要的檢查項目，更密切的監控感染者的體重變化。蔡宏津分享收治的愛滋病患中，有名30歲男性半年內體重增加約20公斤，原先衣服都穿不下，走路會喘、血壓不受控、肝功能也異常，困擾萬分。經相關檢查排除掉造成體重上升的因素，研判可能與愛滋病現行用藥有關，調藥後要求患者控制飲食並多運動，3個月甩肉10公斤，身形不再臃腫，但仍回不去最先體態。他表示，臨床上不少愛滋感染者是年輕人，相對較在意體態。綜觀患者在治療期間體重上升的因素，有可能是服藥後免疫力變好，較有胃口，於是長胖。病人的生活型態也會造成體重變化，像從事大夜班工作，凌晨時分會吃些消夜再睡，影響代謝；癮君子戒菸，體重也會增加。再則可能與藥物相關，像服抗憂鬱藥物或抗愛滋病毒藥物也可能導致體重增加。體重過重，不只影響外觀，亦可能誘發第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及心血管疾病。愛滋患本身免疫力欠佳，若再因為藥物因素造成體重增加，治療上需投放更多種藥物兼治，增加患者身體負擔。蔡宏津說，愛滋病患者需在指定醫院治療，長期看診下，與醫師有一定的熟稔程度，回診時，醫師如發現他們的體重短時間內超過原體重10%以上，排除掉飲食、神經病變、荷爾蒙功能異常等可能導致肥胖因素，又無合理的解釋，就應注意可能與愛滋用藥有關，考慮更換治療藥物。「愛滋無法治癒，只能控制！」蔡宏津表示，最重要還是感染者需提高對自身狀況的警覺，如果發現體重持續增加，應與醫師討論，揪出病因，才能更穩定、健康地控制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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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1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
澳洲放棄研發本土新冠疫苗 追加採購他國3,100萬劑
澳洲今天宣布放棄研發本土新冠疫苗，並已追加訂購3,100萬劑其他外國廠商的疫苗，強調因此全國接種疫苗計畫不會受到影響，仍會在預定的明年3月推動。澳洲的昆士蘭大學與製藥公司CSL原本合作開發新冠疫苗，但發現幾位參加試驗的人出現HIV「偽陽性」反應，雖然事後追蹤這些人確定沒有感染HIV，依舊擔心公眾將因此產生信心問題，所以決定放棄。受到HIV感染若不加以治療，將會導致愛滋病（AIDS）。澳洲因為疫情相對管控較佳，且季節與北半球相反，坎培拉現在不急著核准已試驗有效的他國疫苗，全國接種疫苗計劃也準備明年3月才開展。加購的3,100萬劑是向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與Novavax預訂。澳洲目前已訂購了價值33億澳幣（25億美元）的疫苗。總理莫里森說，CSL不自己研發疫苗後，拿到授權很快就可以改為生產其他藥廠研發的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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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 性愛.性病防治
新冠肺炎衝擊愛滋照護 專家提三大策略因應
從年初開始新冠肺炎疫情便在各國延燒，也連帶影響愛滋病的醫療照護，導致HIV感染者與風險族群無法規律檢測、接受治療。台灣在這波疫情下，雖交出好成績，有近九成的感染者仍穩定回診，且有七成以上風險族群維持原有篩檢頻率。但專家表示，因應未來新冠肺炎疫情變化，仍須做好遠端照護、多元篩檢以及調整用藥等三大超前部署因應，以減輕HIV疫情惡化。台灣愛滋病學會理事長洪健清表示，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提出2020要達成「90-90-90」的目標，希望90％感染者知道自己的狀況、90％知道病況的感染者有接受藥物治療、90％服用藥物治療的感染者病毒量獲得控制。然而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的衝擊，可能影響HIV照護，導致HIV疫情惡化，尤其預估明年的HIV疫情將不降反升，增加50萬人死亡。一份亞太區「新冠肺炎對HIV患者照護影響調查」，針對台灣、香港、日本、韓國等十個國家地區的感染者、風險族群及醫師進行共1265份的問卷調查，也發現亞太區平均僅剩65％的感染者仍穩定回診；亞太區感染者維持相關檢測者頻率減少21.5％；風險族群亞太區則有近半數減少篩檢頻率。另有41%的醫師表示，新冠肺炎期間定期回診領取抗病毒藥物的感染者呈現減少趨勢，61%的醫師表示風險族群對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的需求也降低。但洪健清表示，在這波疫情中，台灣表現亮眼，仍有86%感染者穩定回診、97%感染者定期進行HIV病毒量等相關檢，在高風險族群的檢測頻率，也僅減少3.03％。除了和台灣在新冠肺炎有不錯的防疫成績有關外，持續推動的居家篩檢也讓高風險族群篩檢量不至於降太多有關。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且未來不確定性仍高，洪健清建議，可透過三大超前部署應變，包含：以社群工具關心感染者打破空間限制並即時的遠端協助；醫師調整用藥策略，讓感染者免於頻繁回診；擴大多元篩檢管道，讓風險族群掌握健康不間斷。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政策推廣部主任杜思誠則表示，若未來國內新冠疫情出現變化，也可參考國外的方式維持感染者醫療照護，如菲律賓有基金會購置電動腳踏車，以便配送藥物與物資；美國紐約則採遠距視訊看診、提供醫院外的多元取藥方式，以減輕新冠肺炎所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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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 性愛.性病防治
恐怖情人 愛滋條例21條成幫凶
阿偉與男友開始交往時，常在臉書放閃，但沒多久，男友個性黑暗面顯露無遺，猜疑多嫉，動不動就出手打人，阿偉才知原來「夫夫之戀」也會上演家暴戲碼。去年小偉提分手，男友不肯，除了暴力相向，更放話控告他妨礙「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二十一條」，意圖使對方感染HIV病毒。小偉相當無奈，兩人認識之初，他即坦然告知自身感染者身分，這些年持續服用抗病毒藥物，定期回診，體內幾乎檢測不到病毒，才敢與男友發生無套性行為，沒想到，卻成為對方威脅的工具。愛滋病感染者權益促進會近年接獲不少類似個案，秘書長林宜慧指出，男同志、異性戀皆有，情節類似，提分手後，對方心有不甘，認為「我都沒嫌棄你是感染者，竟然主動分手」，一狀告上法院。權促會統計，該條例上路近廿年，截至去年底，共廿件訴訟案，愛滋感染者與對方無套發生性行為而被告，其中十七件被判有罪，僅三件無罪。男同志十件、異性戀九件。進一步分析十七件被判有罪個案，四件屬於「既遂」，確實有人因此被感染，十三件為「未遂」，沒有感染事實。林宜慧指出，隨時空不同、抗病毒藥物精進，該條例有修法必要，法官就是以「未經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醫學上評估可能造成HIV感染之行為」作為依據，做出判決。林宜慧強調，這幾年來，抗病毒藥物治療效果顯著，最新藥物只需一天一顆，持續服用，定期回診，大部分感染者體內都測不到病毒，即使與人發生無套肛交、性行為，也無傳染之虞。可惜的是，好幾次權促會委請主治醫師出席法庭，帶著感染者病毒檢驗報告，讓法官知道被告已無感染風險，但法官仍援用第廿一條，且施以重刑，平均一次無套肛交，被判刑兩年八個月刑期，這比酒駕傷人、致死還要重。為此，今年五月民眾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要求修正該條文，疾管署給予正面回應「將穩定服藥且病毒量測不到的感染者，透過性行為傳染愛滋病毒風險極低的科學實證，納入危險性行為範圍判斷要件之一。」疾管署強調，政府提供免費藥物治療的目的在於鼓勵高風險族群篩檢與治療，只要持續用藥，測不到病毒，就幾乎無透過性行為傳染給他人風險，就不會有觸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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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 性愛.性病防治
他是恐怖情人 愛滋條例21條竟成幫兇
阿偉與男友開始交往時，常在臉書放閃，但沒多久，男友個性黑暗面顯露無遺，猜疑多嫉，動不動就出手打人，阿偉才知原來「夫夫之戀」也會上演家暴戲碼。去年小偉提分手，男友不肯，除了暴力相向，更放話控告他妨礙「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二十一條」，意圖使對方感染HIV病毒。小偉相當無奈，兩人認識之初，他即坦然告知自身感染者身份，這些年持續服用抗病毒藥物，定期回診，體內幾乎檢測不到病毒，才敢與男友發生無套性行為，沒想到，卻成為對方威脅的工具。愛滋病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最近幾年接獲不少類似個案，秘書長林宜慧指出，男同志、異性戀皆有，情節類似，提分手後，對方心有不甘，認為「我都沒嫌棄你是感染者，竟然主動分手」，而一狀告上法院。權促會統計，該條例上路近20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為止，共找二十件訴訟個案，愛滋感染者與對方無套發生性行為而被告，其中十七件被判有罪，僅三件無罪。男同志十件、異性戀九件。進一步分析十七件被判有罪個案，四件屬於「既遂」，確實有人因此被感染，十三件為「未遂」，沒有感染之事實，其中刑度最高的是一名教師與人約砲，總計與十三人發生無套性行為，盡管均屬「未遂」，但遭判十一年。林宜慧指出，隨著時空不同、抗病毒藥物精進，該條例第二十一條有修法必要，法官就是以「未經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醫學上評估可能造成HIV感染之行為」作為依據，做出判決。林宜慧強調，這幾年來，抗病毒藥物治療效果顯著，最新藥物只需一天一顆，持續服用，定期回診，大部分感染者體內都找不到病毒，即使與人發生無套肛交、性行為，也無傳染之虞。可惜的是，好幾次權促會請委主治醫師出席法庭，帶著感染者病毒檢驗報告，讓法官知道被告已無感染風險，但法官仍援用第二十一條，且施以重刑，平均一次無套肛交，被判刑兩年八個月刑期，這比酒駕傷人、致死還要重。為此，今年五月民眾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要求修正該條文，疾管署給予正面回應「將穩定服藥且病毒量測不到的感染者，透過性行為傳染愛滋病毒風險極低的科學實證，納入危險性行為範圍判斷要件之一。」疾管署強調，政府提供免費藥物治療的目的在於鼓勵高風險族群篩檢與治療，只要持續用藥，測不到病毒，就幾乎無透過性行為傳染給他人風險，就不會有觸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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