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價黑洞 相關文章

• 2021-10-18 名人.精華區

  林芳郁／醫療也是產業 醫院賠錢 院長遭董事會K

  台灣醫療世界有名。1895年，馬關條約後，大清割讓台灣給日本，日本軍隊由於傳染病付出慘痛代價，進入台北府城三天，就建立「大日本台灣病院」（台大醫院前身），台灣醫療從那時開始持續發展。產業式管理醫院 引起仿效但公立醫院作風官僚，私人診所欠缺設備。民國67年，王永慶先生創設長庚紀念醫院，以產業的方式管理，大獲好評，台灣各家醫院紛紛仿效。醫院的每個科別依照使用空間、雇用人力、消耗材料、儀器設備等計算收入，而且全院排名，比較會賺錢的科別要人、要儀器都沒問題。末三名的科別，會被要求寫改善計畫，而且要人沒人，要儀器沒儀器。除了每個科部有業績，每個醫師也有業績，收入前十名的醫師，在醫院趾高氣揚，榜單後面的抬不起頭。疫情衝擊 醫院財務負成長我的學弟是某財團法人醫院的院長，最近找我商量，他的問題是醫院營收原本就無法符合董事會期待，今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營運降載，醫院雖然增加了打疫苗、PCR篩檢等工作，由於各科病人減少，這一季的財務負成長。學弟在董事會被檢討，心情鬱卒。學弟說他的志願是帶領醫院邁向國際級水準，照顧民眾健康。董事會不重視醫療專業，只強調財報，讓他挫折感很重，萌生退意。學弟問我，他退下來作陽春醫師好不好？我勸他好好考慮，原因是如果有好的理由，董事會不是不能被說服。何況正直的院長作為董事會與員工的緩衝，醫院能夠順利運作，也是一種積德。財務報表 如醫院體檢報告我過去院長任內，提醒同仁，財務報表等同醫院體檢報告，是給院長參考的資料，健保體系下，有的科注定賠錢，有的科容易賺錢，這就像人體鼻子吸進氧氣，腎臟排出尿液，有入有出，人體才會健康。只要人體正常運作，一年健檢一次就好，不必分分秒秒計算自己有多少氧氣，更不可以因為自己的科系賺錢，就看不起別人。醫療核心價值是照護及關懷，不因病人貧富及所患病症不同而有差別待遇。醫療團隊只要盡心盡力，財務是經營管理團隊該負責。讓前線醫療人員，承擔醫院虧損的責任過分沉重。醫院革新 不再是遲鈍恐龍產業式管理帶給醫院眾多革新，包括病床公開、不必靠關係、手術室擴充、不必住院等開刀、材料零庫存不浪費、消滅藥價黑洞，關閉賠錢科部，醫院不再是遲鈍恐龍。當其他行業，紛紛對醫療表達高度興趣時，我擔心是醫療人員以為行醫只需要知識與熱誠，對醫療財務完全文盲，這種觀念很危險。醫療是產業，每個從業人員都該學習以產業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畢竟醫院存活，員工幸福，民眾健康，台灣的醫療才能永續。

• 2021-01-05 新聞.用藥停看聽

  只有高藥價才能支應新藥研發成本？合理的藥價在哪裡

  合理的藥價在哪裡論及現代專利體系最黑暗的一面，肯定要從藥物訂價說起，因為藥價正是價值概念遭到濫用最嚴重的一隅。在藥品這種專利密集的產業裡，較嚴密的專利保護並未導致創新的增加。事實上，正好相反。醫療價值甚低或趨近於零的藥物愈來愈氾濫，同時，不少藥廠為了延長專利，就把藥品中的同一批化合物重新組合，然後興訟。這些訴訟坐實了一種說法：專利法的體系已經成為價值萃取的主要源頭，不再能予人藉新藥發明來創造價值的動機。更糟糕的是，由於公家機構資助了大多數處於醫療創新背後的重要科學發現，所以現在的納稅人等於一頭牛被扒了兩層皮：第一次是出了科研的經費，第二次是付了藥廠的利潤。再者，由專利所帶來的報酬日豐，也使得先卡位的業者地位愈來愈穩，競爭者只能在門外乾瞪眼，不得其門而入。近期有個例子可以說明專利如何導致獨占性的訂價能力。二○一四年初，藥業巨擘吉利德（Gilead）在市場上推出一款C型肝炎的新藥，名叫「索華迪」（Sovaldi）。對於C肝這種會危及性命的疾病，索華迪相較舊有的療法是突破性的新藥，有機會造福全美約三百萬名暨歐洲一千五百萬名C肝患者。同年稍晚，吉利德推出了改良版本的索華迪，並重新命名之為「夏奉寧」（Harvoni）。這兩款新藥的推出，獲得的媒體的廣大報導，其受矚目理由並不是卓越療效，而是因為售價之高。三個月份的索華迪要價八萬四千美元（正好一錠一千美元），夏奉寧則是吃三個月要九萬四千五百美元。索華迪與夏奉寧並非個案。「特殊藥品」（specialty drug）──專門用來治療癌症、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各種發炎性疾病等複雜慢性病的藥品──價格已於近年來突破天際，這也激發了關於這些藥貴在哪裡與合不合理的熱烈討論。抗癌藥品中即便是可能讓病人多活短短幾個月者，也是吃一天就要好幾百塊美元。索華迪的案例引發了美國國會的關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兩名成員，包括當時的主席朗．懷登（Ron Wyden）致函吉利德表達關切，並要求具體說明索華迪的藥價作成機制。這問題問得好，因為特殊藥品的價格與其製造成本可謂完全無涉。比方說，學者評估十二週的索華迪療程，製造成本應該落在六十八到一百三十六點四六美元，所以對數百倍於製造成本的藥價，藥廠該如何自圓其說？病人的健康可以等，獲利不能等過去最常被藥廠搬出來擋子彈的說法，就是只有高價，才能支應新藥的研發成本，並讓研究與臨床試驗階段的風險獲得補償。但輿論愈來愈懷疑這樣的說法，這種質疑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相關研究並不支持藥業的說詞。首先，藥廠在基本研究費用上的支出較其賺得的獲利，真的是小巫見大巫，真要說它們錢花較多之處，輪不到研究，而是行銷，更別說它們常常砸錢買回庫藏股支撐短線股價，畢竟公司股價關係到股票選擇權與經理級人員的薪水。第二，真正促成合稱為「新分子實體」這種藥品創新的研究，大比例地源自於拿公費運作的實驗室。藥業的研發重心，早就開始朝風險不高的後期階段遷移，不然就是去研發那些跟競品大同小異的「跟風」藥品。比方說，促成索華迪與夏奉寧中的主要化合物問世者，其實是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與美國退伍軍人署（Veterans Administration）所資助的研究──而且這筆錢是從初期的科學研究一直給到後期的臨床試驗。私人資金投入索華迪與夏奉寧研發的經費，十年間不超過（而且可能遠低於）三億美元。相對之下，光是在二○一五年的前六個月，這兩種藥合計就創造出大約九十四億美元的營收（從二○一四推出到二○一六的三年之間，兩藥合計營收更達到四百五十億美元）。這麼一比，用研發成本合理化藥價就變得非常沒有說服力。由此，毫無意外地，藥廠開始轉向另一種說法來捍衛自身的立場。它們開始主張藥價正比於藥物內在的「本質」價值。「藥價的討論是個假議題。」吉利德的執行副總葛雷格．艾爾頓（Gregg Alton）聲稱。他在回應索華迪價格遭受的抨擊時說：「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藥品的價值上。」曾任輝瑞大藥廠副總的藥業領軍人物約翰．拉．瑪提納（John La Mattina）把話說得更白。二○一四年在《富比世》雜誌上一篇〈政壇不該質疑藥物成本，而應關心其價值〉（Politicians shouldn’t question drug costs but rather their value）的文章中，瑪提納是這麼說的：在病患、醫師與付費者的心目中，藥價的訂定與生醫研發的費用幾乎沒有關聯，也不應與回收研發成本扯上關係。藥價的訂定只應該根據一件事──藥品帶給醫療過程的價值，並具體分為三方面：(1) 拯救生命；(2) 緩解疼痛／痛苦，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3) 降低整體醫療成本。有趣的是，瑪提納也坦承不諱價值導向的定價，用意就是要方便業者在定價時完全不考慮生產成本與研發費用。亞力兄製藥（Alexion）的舒立瑞（Soliris）是一種以罕見的貧血或腎病變作為適應症，號稱全世界最貴的藥品（單人每年的療程開價為四十四萬美元），在評論這款藥時，瑪提納表示該價格「真的無關乎此藥品能順利上市的研發成本」。但他的話還沒說完：在歐洲，民間保險業者與政府衛生機構都樂於付錢用這款藥。為什麼？因為照料這類病人的費用每年可能高達數百萬元。即便舒立瑞這麼貴，實際上卻在替醫療體系省錢，因為使用舒立瑞，可以讓醫療體系大幅減少這些病人在其他方面的費用。這種論點認為，特殊藥品的高價是合理的，因為它可以使病患個人與社會整體受益。在實務上，這意味著把藥價扯到兩件事情上，一是放著病人不管會造成的社會成本，另一則是用便宜但次等的藥去治療病人會造成的社會成本。所以在藥業公會，也就是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編纂的「事實說帖」上，我們會不意外地讀到以下資訊：「在聽從醫囑好好吃藥的心肌梗塞／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病人上多花一塊錢，就能在急診送醫與住院等花費上省下三到十塊錢」或「癌症死亡率每降低百分之十，就等於為這一代與下一代人創造四點四兆美元的經濟價值」，抑或「由生物醫藥產業所推動的研究與藥品生產是病人與家屬唯一的希望」。這些話說得或許也沒有錯，但我很難想像有人會把這拿來當成（合理化）藥價高昂的藉口。對此，批評者的回覆是特殊藥品價格與其提供的醫療裨益之間，並無可辨識的關聯。他們這麼說，也是根據證據說話，包括有個案研究顯示癌症藥價與其用藥效益之間並無連動性。二○一五年，一份研究抽樣了五十八款（美國在一九九五到二○一三年間核准的）癌症用藥，結果顯示其對病患存活的助益並不足以解釋它們的索價居高不下。知名腫瘤學者彼得．巴赫博士（Dr. Peter Bach）上傳了一個互動計算機到網路上，供人根據癌症藥品的價值因子（平均餘命的延長，乃至於各種好的壞的副作用）推導出其「正確」的藥價。按一按這臺虛擬計算機，會發現多數藥品的價值基礎訂價會低於其市價。遺憾的是，多數藥業的批判者都跑到大藥廠選擇的戰場上去與之拚搏。換句話說，批評者默默地接受了藥價與藥品某種內在價值有關的觀念，所以我們可以把藥效為病人與社會帶來的助益（或省下的成本）轉成貨幣價值。這種聽來匪夷所思，實則不然。藥品的價值基礎訂價概念，最初是學者與政策制定者發展出來對抗高藥價，並希望公衛預算的配置可以趨於合理的工具。像在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就是以每一類病人獲得的「生活品質調整人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QALY）年數來計算藥品的價值。生活品質調整人年，指的是健康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年；如果病人的健康沒有達到完美，那生活品質調整人年的計算就會按比例計算而不到一年。藥品或療程的成本效益，是根據獲得一個生活品質調整人年所對應的成本。一般來說，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會認定一種藥品具有成本效益，門檻是每生活品質調整人年的成本落在兩萬到三萬英鎊之間。這種價格導向的評估法影響力不低：英國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想知道該選哪些藥來給付，問的就是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像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進行的這種成本效益分析，對國家醫療體系的有限預算配置有其意義。在美國，這樣的成本效益分析就不存在，其國家級的保險體系也依法不得與藥廠討價還價，由此美國的藥價遠高於英國，漲價速度也比英國快得多。導致的結果就是用像生活品質調整人年這樣的量尺去計算，特殊藥品的藥價在美國已經無關乎它們能提供的好處。需求彈性（可理解為消費者根據商品特性，對其價格表現出的敏感程度）的基本主流分析，就足以說明特殊藥品能摸到天價的原因。相較之下，藥廠含糊其辭的推託話術就顯得更虛弱、更無法服眾了。含索華迪與夏奉寧在內的特殊藥品有專利的保護傘，所以廠商有獨占者的身分。既然是獨占者，競爭就無法對訂價產生任何影響。正常來說，你會期待需求彈性多少有點作用：價格愈高，獨占者的產品需求就愈低。當然在實務上，特殊藥品的需求彈性非常低：畢竟不吃藥就沒命。這些藥是重症病人的浮木，而醫療保險業者不分公私立都有給付的義務。獨占與剛性需求合體後的邏輯，就是產品價格突破天際，而特殊藥品就是經典案例。這說明了何以藥廠能享有暴利：除了正常的利潤以外，它們還能賺取高額的獨占租金。由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所進行之基於價值基礎的評估，具有其正面意義，因為這有助於降低市場對獨占廠商藥品的需求，防止漫天喊價。其缺點在於在需求彈性放大的同時，部分病人會得不到需要的藥，原因是藥廠願意犧牲利潤而降價的幅度，可能不足以讓所有人得到治療。這種狀況已是英國的現狀，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所已經出於價格考量而不推薦部分癌症用藥。同樣的狀況在美國也有，一些在公私部門都有保險提供者拒絕給付夏奉寧，除非保險者已病入膏肓。但是，我要在此補充：特殊藥品的價格應該等同其協助省下的社會成本，是一個從根本上就有缺陷的命題。我們若把這種說法當真，那許多基本療程或疫苗價格都應該大漲一波才對。而且，要這麼說的話，那人賴以維生的水又該值多少錢呢？圍繞著藥價的爭議，讓（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的）公設醫療體系、公私立保險提供者（國家健保與保險業者）、大型藥廠形成了鼎足的態勢，進行一場打不完的戰爭。只有打破由社會價值為藥價撐腰的迷思，才能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讓人買得起藥品。※ 本文摘自《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 譯者： 鄭煥昇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0/12/29《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書封。圖／時報出版提供

• 2016-02-21 名人在線.王明鉅

  王明鉅／統一議價消彌黑洞，藥價利潤全民共享

  目前健保給付的藥品到底各個醫院購入成本到底是多少錢，一直是各醫院的最高機密。但是健保署給付這些藥品的費用，卻是每個醫院都一樣。但是很明顯地，每個藥品購入的成本，一定是規模大的醫院因為向藥商買的數量大，進貨的成本一定更低。結果就產生了藥品健保給付價格與醫院的進貨成本之間的差額。這些差額就是藥價上的利潤，更是各個大醫院的重要盈利來源。對於非常大型的醫療體系，這個利潤甚至會大到數十億元以上。只是這樣也造成社區小醫院從立足點上就無法競爭，更沒辦法生存。建議改由健保署負責採購議價如果未來所有的健保給付的藥品，全部改由健保署負責採購及供應。但為節省行政成本，以及鼓勵議價者能議到最低的價格，健保署要負責三件事。1)調查各國藥價。2)組成藥品專家委員會決定是否將某個藥品納入健保給付項目中(這兩項其實健保署已經有了)。3)訂定各個藥品健保署要向藥品供應者採購的底價。健保署自己不必辦理採購，只要由健保署委託幾個公司或甚至某些醫院的採購部門，來負責與各個藥廠藥商進行各個藥品的議價工作。為了縮小規模與鼓勵專業與個別公司的競爭，可以經由一定的招標或評審程序，找到由A公司負責全部心血管用藥的議價(因為A公司對於心血管用藥的知識了解最強…)，由B公司負責全部癌症化學治療藥品的議價，C 醫院採購部門負責腸胃用藥的議價工作，D公司負責所有健保給付的抗生素的議價等等。鼓勵機制激勵議價公司由於健保署只負責訂每項藥品的底價，所以只要各個公司或醫院採購部就該項藥品所議定的價格比底價低，這項藥品就決標。而為了鼓勵議價公司努力議價，健保署與各公司的合約除了可以約定辦理議價的勞務費用外，還可以加上鼓勵機制。例如A公司為健保署辦理心血管用藥的議價工作。如果A公司所議定的藥品價格，比健保署訂定的底價低的時候，就可以獲得底價與決標價差額的10%，以此作為鼓勵A公司努力去找到好的學名藥來參與議價(當然這些學名藥要通過衛福部與健保署的相關品質的審查)，好增加競爭，並且努力去議到最低的採購價格。例如健保署訂的底價100毫克藥品一顆50元。而A公司成功議價到採購價45元。裏面每一顆藥，A公司就賺0.5元。當然這裏面所有的價格全部必須嚴格保密。所以到底這個藥廠的這個藥品到底賣多少錢，就只有藥廠、A公司與健保署才知道。也因為這樣的價格保護機制，以及只需要和一個公司議價所節省的行政成本，各個藥廠才有可能願意用更低的價格供應。藥品議價完成之後，再經由招標來委託台灣已經很成熟的藥品物流業者，配送藥品到全國各醫療機構去。取消公布藥品給付價在此同時，健保署就取消不再公佈任何藥品的給付價。就算有藥品差價利潤也是由健保署享有(少部份作為議價獎金)。這個時候，就可以每一個藥品的藥價利潤全部收回到健保署中。如果收回來的藥價利潤很大，更可以開始調昇醫事人員的診察費或專業服務費用上。當然也可以有一部份作為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與慢性病控制費用，好來節省未來的醫療支出。這個機制的最大好處有兩個。1)價格保密又省行政成本，所以藥廠願意用低價供應。2)把所有被人詬病的藥價黑洞(利潤)全部收歸到健保署手中。搭配藥物品流業者而全國各大小醫院，如果需要什麼藥品，就向健保署所委託的物流業者叫貨即可(物流業者再遠也必須送貨，因為他們也會賺到都會區的物流成本很低的狀況)。這樣全國的醫院就可以在更公平的基礎上競爭，如果再搭配了大小不同層級的醫院有不同的任務與不同支付標準的話，就有可能讓偏鄉小醫院，也有可能活下來也活得好。當然為了避免醫院隨便亂叫藥，所以藥品的使用量，要和向健保署的申報量不能有太大差距(例如只能有2%的差距)。如果超過這個差距就要由醫院另外繳費給健保署，作為藥品管理失當所要負擔的藥品成本。當然如此一來，會被傷害的正是床位多藥品採購規模大的醫院，因為他們原先所享有的藥價差利潤就此消失。另一個會有傷害的單位是健保署，因為他們要訂定各種藥品的底價，那將會是很頭痛但也很重要的工作。其實這些藥品成本的數字，健保署的價量調查結果，早就有相關的資料了。只要以三或五年為期逐步推展，各種藥品底價全部訂出之後，未來就只會隨著專利藥變學名藥，或是學名藥競爭者更多而產生底價的變動而已。台灣的健保既然已是社會福利，如何節省福利成本與支出，並且讓占健保給付25%以上的藥費，以及藥價黑洞(也就是藥價利潤)能被更合理地被全民享有，我想應是新時代下的健保署必須承擔的責任。